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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杜姨婆的葬礼

　　两个钟头前，我母亲和海伦舅妈出了门，一起去殡仪馆布置。由于苔莎和克利奥争吵时把鸡蛋扔到菲力仅有的好衬衫和领带上，此刻菲力和我只好迟点去参加杜姨婆的葬礼。我们沿着克莱门特大街寻找替换服装时，菲力说，我们不应该带孩子们去参加葬礼。
　　“她们会坏事的，”他说，“再说她们可能不喜欢看见死人。”
　　苔莎咧嘴嘻嘻笑着，用单调的嗓音说，“爸爸在说一个不好的字。”
　　“要么我带她们待在车里不进去算了。”菲力说。
　　“她们会没事的，”我跟他说，“我已经问过我母亲棺材是不是盖着的，她说是的。我也跟孩子们解释过了，这次跟上次我们参加斯蒂芬和琼尼的婚礼差不多——要像大人一样。对不对，姑娘们？”
　　“那天我们还吃到了蛋糕。”克利奥说。
　　“那好，”菲力说，“不过，葬礼一结束，我们马上找个借口溜回家。”
　　“当然。”

　　两点二十分，我们一行四人走进了殡仪馆的大厅。我的表弟弗兰克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块黑纱。我把黑纱别上臂膀时，对这种虚假的悲伤感到有点内疚。此时此刻我才明白我对杜姨婆几乎一无所知，只依稀记得她一身樟脑味，总要从冰箱顶上堆着的锈铁罐里掏出陈年的中国糖果和带甜味的牛肉干硬塞到我嘴里。
　　宝宝也在那儿迎接我们。他大大咧咧地笑着说，“嗨，高兴得很，你们这些家伙总算还是决定来了。”他给我们每人塞了一块用锡纸包的糖和一个装着吉利钱的红包。
　　“我们拿这些东西怎么办？”菲力附在我耳边说道，“把它们送给杜姨婆？”他从红包里抽出一个二角五分的硬币。
　　“我怎么知道？”我也小声回答道，“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佛教的葬礼，或见过诸如此类的场面。”
　　“我妈说，这就好比万一你在这儿挑了坏电子琴而得到的保险，”宝宝说，“你吃了这糖就有运气，你用这钱能买到更多的运气。”
　　“我现在就想吃我的那份。”苔莎说道。
　　克利奥摇摇她的糖果要我帮她拆开，“妈妈，我也要，我也要！”
　　菲力用手指弹弹他的硬币，“这么说，假如我用这钱买口香糖来嚼，我的运气是不是会更长久些？”
　　我们转到主厅。突然被强烈的聚光灯照得睁不开眼睛。我惊讶地看到苔莎好像一个卖弄风情的新娘，正装模作样地走下走廊，而克利奥则像一个明星似的得意洋洋，到处飞吻。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亨利舅舅正站在走廊中央拍摄葬礼的场面！以后谁还会看这些录像呢？
　　透过香烟弥漫的灯光，我好不容易才看到我母亲，她正在向我们招手，要我们过去和她一起坐在第二排。菲力把孩子们逮住了。摄像机镜头还在不停转着，我们很快通过走廊，从十来个前来悼念的人面前走过——玛丽、杜和他们的孩子，还有些从教堂里来的，全都是中国人。我还见到几个以前从未谋面的老太太，从她们的没染过的短发和过时的棕色棉上衣来看，她们好像是刚移民过来的。
　　我们溜到自己的座位上，海伦舅妈从前排掉过头来，她紧紧握了一下我的手，我注意到她眼中噙着泪水。我妈的眼眶是干的。“干吗这么晚？”她不高兴地问道，“我叫他们一直等到你们来。”
　　突然，克利奥大笑起来，指点着，“爸爸，瞧，那儿有位太太在睡觉！她的饭着火了！”苔莎也在定睛看，她的眼睛张得大大的，嘴巴也张开了。
　　随后我也看见了——天哪！杜姨婆躺在棺材里，没有表情的涂蜡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棺材前面是一张又长又低的桌子，上面堆满了食品——看上去好像九道菜的中式宴席，还有芒果、橘子和切开的西瓜等五花八门的水果点心。这肯定是为杜姨婆准备的告别人世、登上艰难的天路历程而享用的食品。在通向来世的永恒的阶梯——棺材周围，十几炷香的烟雾袅袅上升，缭绕不散。
　　菲力定睛望着我，等待我作出解释。“肯定是搞错了。”我悄悄在他耳边说，然后转向我母亲，尽可能使我的嗓音保持平静。“我以为你决定要给棺材加盖的。”我慢慢地说。
　　她点点头：“你喜欢吗？衣服嘛，我给她买了全新的。棺材呢，也只好用这种了。虽说木料不是最好的，但也够好了。当然，下葬前，我们要把首饰全拿下来。”
　　“可我记得你说过棺材要盖上的。”
　　我母亲皱起眉头，“我没说过。要不然，你怎么能看到她呢？”
　　“可——”
　　“我们非得在这儿吃饭吗？”苔莎害怕地问道，一面不安地从她的座位往下缩。“我不饿。”她低声说道。我紧紧握住她的手。
　　“叫这位太太起来，”克利奥叫道，一面哧哧地笑起来，“告诉她不能在饭桌上睡觉。那样不好。”
　　苔莎拍拍克利奥的大腿，“别出声，克利奥，她不是在睡觉，她已经死了，就像猫猫波蒂一样。”
　　克利奥的下嘴唇往下一撇，样子可怕极了。“别跟我说这些！”她喊道，然后推开苔莎的肩膀。我正在考虑说些什么来安慰孩子们，可已经太晚了。她们互相推操着，又喊又叫，“停下来！”“你停！”“你先动手的！”我母亲望着这一切，等着看我怎么处理。可我感到全身像瘫了似的，无能为力，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菲力站起来，把两个孩子带了出去：“我带她们到哥伦布冷饮店去买点冰淇淋，一个钟头后回来。”
　　“四十五分钟够了。”我小声说，“别超过了，我在前门等你。”
　　“爸爸，我能吃个巧克力冰淇淋吗？”
　　“上面再撒些果仁？”苔莎又加了一句。
　　我出了一口大气，想到她们回来结果肯定是一团糟，没胃口吃饭，手也弄得粘乎乎的。座位的另一头，玛丽的儿子，米歇儿正在做鬼脸，我瞪了他一眼，却发现亨利舅舅还在扛着摄像机走来走去。
　　菲力和孩子们离开后，我竭力恢复镇静，眼睛朝前看，避开我母亲和亨利舅舅的目光。我对自己说，争吵也没用，已经发生的就让它发生吧。
　　座位前面，挂着一张很大的杜姨婆的照片，看上去好像是根据五十年前的护照翻拍放大的。照片上的她不能说已经很年轻了，但大部分的牙齿当时肯定尚完好无损。我看看躺在棺材里的杜姨婆，她的嘴瘪了进去，瘦脸就像死鸟一般。她是那么安详，但我觉得大家都在等待某件事发生，因为杜姨婆会突然转世，变成鬼魂显灵。
　　这使我想起一段往事，当时我还只有五岁，那个年龄你能想象到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盯住一双用南瓜雕出的魔怪的闪烁的眼睛，等待着妖魔飞出来。我等得越久，就越相信这事会发生。直到今天我还能栩栩如生地记得，那魔鬼狞笑着从南瓜嘴里飞出来的情景，我吓得尖叫起来，我母亲冲进房间，我语无伦次地说我看见了一个鬼魂。但我母亲既没安慰我，也没讥笑说这全是我的想象，反而问道：“哪儿？”然后在房间里搜寻起来。
　　当然，后来我父亲告诉我，唯一的鬼魂是圣灵，而圣灵是决不会来吓我的。然后他又用科学的方法向我证明，我见到的不过是南瓜内的蜡烛快烧完时产生的烟雾造成的幻觉罢了。他的回答没能使我好受些，因为当时我母亲盯着我，好像我背叛了她，使她成了傻瓜。这就是事情的全过程。她总是想压制某些与我父亲的基督教不相容的信仰，尽管如此，有时候它们还会出乎意料地蹦出来。
　　“饺子，我已经做好了，”此刻我母亲正跟我说话，“杜姨婆以前老是说我做的饺子最好吃。”我点点头，一面称赞长条桌上热气腾腾的饺子。她的确做了最好吃的饺子，可惜这些饺子只是当供品用的。
　　“海伦舅妈做了鸡和带辣椒的菜，”她说道，见我点点头，她又加了一句，“看上去干巴巴的。”我又点了一下头，不知道杜姨婆是否爱吃这些为纪念她而做的佳肴。我扫了一眼其他供品，看到昨晚宴会上撤下来的那只蛋糕也在其中。
　　棺材上方的墙上，贴着一条足有十尺长的厚白纸做的横幅，上面写着很大的黑色汉字，结尾是一个感叹号，就像我有一次在中国的画报上看到的政治口号那样。
　　“上面说些什么呀？”我轻声问我母亲。
　　“‘祝来世长寿富贵’，没什么特别的。”我母亲回答道，“不是我写的。是匡家的亲戚送的，说不定海伦还给了他们钱呢。”
　　我看到所有的花圈都摆起来了。我找我的那一个，我正要问我母亲它摆在哪儿，忽见亨利舅舅又把镜头转过来了，开始拍躺在中间的杜姨婆，他朝左边的什么人招招手。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空洞的木头的敲击声，伴随着连续不断的“叮一叮一叮”的声音，好像有人不耐烦地在走廊里按铃叫服务员。这些声音里还混合了两个人声，口中念念有词，好像都是四个音节的，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我敢肯定是在放一段录音给卡住了。
　　这时，从左边的一间小房间里出来两个和尚，都剃着光头，穿着橘黄色的袈裟。年纪大一些、人也高大些的和尚，点了一炷很长的香，向遗体鞠了三个躬，然后把香插在香炉上，退下了，年纪小一些的和尚敲着木鱼，然后他们两个开始缓缓从走廊上下来，口中念着，“阿弥一阿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那个大和尚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看到他一边的脸特别扁，同一边的耳朵也严重畸形。
　　“他一定遇到过严重的车祸。”我悄悄地跟我母亲说。
　　“‘文化大革命’。”她说。
　　那个小和尚，现在我也看清了，根本不是和尚，而是一个女人，一个尼姑，头顶上有三四个受过戒的小洞。
　　“她肯定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对我母亲说。
　　我母亲瞧了瞧，推测道，“她太年轻了，可能是跳蚤咬的。”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们念着。这时，那帮穿着过时的棉外衣的老太太们开始大哭起来，一面还用手臂上下捶打着，好像悲伤得不得了，亨利舅舅连忙把镜头对准了她们。
　　“她们是杜姨婆的朋友吗？”我问我母亲。
　　她皱皱眉头。“不是朋友，说不定是从越南过来的中国人。她们早就来了，后来看到我们这儿悼念杜姨婆的人不多，她们就跟海伦舅妈说了，她给了她们几个美元。她们正在按照老规矩哭天抢地，好像她们不想让死者离开似的，所以你得表现得尊敬些。”
　　我点点头。尊敬。
　　“这些老太太说不定每天要赶三四个葬礼呢，”我母亲又加了一句，“这样赚几个美元，也过得蛮好了，总比替人打扫房子强多了。”
　　“嗯。”我回答。我不知道我母亲这么说是出于轻蔑，还是仅仅说出了一个事实。
　　木鱼声和铃声又响起来了，越来越快。突然，那幅白纸横额从墙上掉下来了，横额上长寿幸运的祝词袅袅下降，正好盖在杜姨婆的胸口上，像赛会上的美丽旗幡。我母亲和另外几位老太太都跺着脚哭起来了，“唉呀！”玛丽的儿子大叫，“完美的登陆！”然后歇斯底里地笑起来。那和尚和尼姑还是不动声色地管自己念经。但我母亲大为恼怒，“太糟了！”她喃喃自语着，站起来，走出了房间。
　　过了一会，她回来了，后面跟着一个年轻的白种人，长一头稀稀拉拉的金发，穿一套黑西装，肯定是殡仪馆里的人。看得出我母亲正在责备他，因为她指着那条撕裂的横幅。房间里人们的议论声响成一片，那些老太太还在装腔作势地哭着，捶打着；和尚和尼姑还是管自己念经。
　　那金发男子很快走到前面，我母亲紧跟在后面，他向杜姨婆鞠了三个躬，然后移动她的棺材，棺材下面装有滑轮，很轻松地朝前滑动了。然后那男子又鞠了一个躬，庄重地把杜姨婆胸口上的横幅拉了下来，夹在两臂中，好像它是法衣似的。当他把横幅重新贴上去的时候，我母亲还是怒气冲冲，“这个角落，再过去一点！再过去一点。你怎么能让她的运气这样掉下来呢！”
　　那男子干完后，把棺材推回到原来的位置，然后又向遗体鞠了三个躬，向余怒未消转回来的我母亲鞠了一个躬，然后飞快地退下了。我不知道他的鞠躬是真诚地表现了对死者的尊敬呢，还只是为了他的主顾——中国的悼念者，才不得不依样画葫芦？
　　弗兰克开始给每人分发点燃的香。我看看周围，想弄明白拿它怎么办。大家一个个都站起来，跟着和尚尼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们绕着棺材一圈又一圈地走着，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我感到有些傻乎乎的，参加了一个对我来说毫无意思的仪式。这使我想起了有一次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去禅宗中心的情景，当时只有我一个有着一副亚洲相貌，也只有我一个对转圈感到不耐烦，老是在想和尚什么时候来，讲经什么时候开始。但我不知道在我到之前，所有其他的人已经安静地等了二十分钟，正进入冥想状态呢。
　　我母亲现在正在向杜姨婆鞠躬，她把香插入香炉中，然后口中轻轻念叨“唉！唉！”另外的人也照做不误，有人哭了，那几个越南老太婆大声哀号起来。现在轮到我鞠躬了。我感到有点内疚，这种内疚感我以前也有过——当我父亲给我行洗礼的时候，我不相信我能得到拯救，当我端起圣餐的时候，我不相信葡萄酒就是基督的血，当我和其他人一起祈求出现奇迹治好我父亲的病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死了很久了。
　　突然，我喉头发出一阵哽咽，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连我自己也大吃一惊。我慌忙想控制住，但一切都崩溃了，我的心破碎了，悲愤之情倾泻而出，我无法阻止它。
　　我母亲的眼睛也湿润了，她透过眼泪朝我微笑。她知道这种悲伤不是为杜姨婆，而是为我父亲而发的。因为为了这声哭泣，她等了很久很久，从我父亲的葬礼那天算起，足足等了二十五年。

　　那年我十四岁，充满了愤世嫉俗的怒火。我和我母亲、弟弟坐在客厅里，等待再过半个钟头就要开始举行的祈祷仪式。我母亲正在责备我，因为我拒绝走到棺材旁去看我父亲的遗体。
　　“塞缪尔已经说过再见了，塞缪尔正在哭。”她说。
　　我不想悼念躺在棺材里的这个人，这个病人已经瘦得不像样子，他呻吟着，衰弱无力，直到临终一直在用可怕的目光搜索我的母亲。他与我的父亲一点也不像：我的父亲是那么富有魅力，那么强壮、仁慈，总是慷慨大度，笑声不断，无论出了什么问题他都能很好地解决。在我父亲眼中，我是完美无缺的，是他的“珍珠”，而我和我母亲总是口角不断。
　　我的母亲擤了一下鼻子，“什么样的女儿呀，在自己父亲面前连哭都哭不出来？”
　　“躺在这儿的这个男人不是我的父亲。”我沉着脸说。
　　我母亲一听到这话马上跳了起来，给了我一个耳光。“太可恶了！”她喊道。我惊呆了，这是她第一次打我。
　　“好呀！你哭不出来，我叫你哭。”她一次又一次地打我耳光。“哭！哭！”她疯一般地号叫起来。但我还是坐在那儿像一块石头。
　　最后，我母亲意识到她干了什么，咬了一下手背，用中文咕吹了几句，然后牵着我弟弟的手，撇下我走了。
　　于是我就一个人坐在那儿，怒气冲冲，同时又有一种得胜之感，尽管不知道我到底战胜了什么。也许因为我不知道，我发觉自己正向棺材走去。我喘着粗气对自己说，我是对的，错的是她。我打定主意不哭，而从未想到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但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他，面无血色，瘦弱不堪。他并没有平静地和上帝安息在一起，他的脸是严厉的，好像仍在弥留之际作痛苦的挣扎。
　　我的呼吸急促起来，我竭力想往后退，想不哭出来，以至感到喘不过气来。我冲出房间，来到外面，大口大口呼吸新鲜空气。我怒气冲冲、满脸泪痕地跑上哥伦布大街，一直跑到海湾，也不管那些怔怔盯着我的游人。结果，我错过了葬礼。

　　打那以后，我和我母亲的关系就一直那么紧张。我们两个都赢了，也都输了。我至今还不能肯定我们究竟为何要吵起来。我母亲不断提起我父亲，提起他的悲剧，但从来不提葬礼本身。直到今天我从来没有在我母亲面前哭过，也没有提起过我对我父亲的感情。
　　相反，我竭力要把我对他的回忆隐藏起来——他的微笑，他穿过的外套，他站在讲坛上的风采等等。但那时我没想到我回忆的只不过是照片上的形象。实际上，我回忆得最清楚的是他病倒的那些时候。“珍珠，”他从病床上无力地喊我，“要我帮你做回家作业吗？”我摇摇头。“珍珠，”他从沙发上叫我，“帮我坐起来。”可我假装没听见。
　　直到今天我还经常梦见我父亲。在我的梦中，他总是躲在一家有着上百个房间、上百张躺满病人的病床的医院里。我沿着长长的走廊走着，寻找他的踪影，在这过程中，我肯定看到了每一张面孔，每一种病情，经受了每一种可能发生于肉体和心灵的恐惧。每一次我看到的都不是我父亲，我的信心动摇了。
　　这梦还有许多种变化。事实上，前不久我还做过一次，在这个梦里，我到医院去做体检，看看多发性硬化症是否有所发展。一位医生还没作解释，就把我推进一个住着特危病人的病房中，我大喊起来，“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你必须作出解释！”我喊了又喊，喊了又喊，可是没人理睬。
　　就在这时我见到了他，他就坐在我前面一张肮脏的帆布床上，穿一身满是泥巴的睡衣。他是那么老，那么瘦，瘦得令人心寒。在那么多年的等待和被人漠视后，他的头发斑白了。我坐在他身边，轻声呼唤他，“爸爸？”他抬起那双孤独无力的搜索的眼睛。当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吃惊地哭了——然后他哭啊，哭啊，哭得那么高兴！——最后我高高兴兴地把他带回家来了。
　　杜姨婆的葬礼终于结束了。我们全都站在外面，海湾开始起风了，风钻进我们薄薄的外套，裙子也被吹得旋转起来。我的眼睛刺痛了，我感到浑身无力。
　　我母亲静静地站在我身旁，时不时地瞧我一眼。我明白她想和我谈谈刚才发生的事，不是为葬礼上的倒霉事，而是为我哭的问题。
　　“还好吧？”我母亲轻轻地问道。
　　“没事，”我回答道，竭力显出正常的样子，“菲力和孩子们该到了。”我母亲从毛线衣袖子中抽出一条手巾，一言不发地递给我，指指她自己的眼睛，提醒我睫毛油化开来了。
　　就在这时，宝宝过来了。“好家伙，这事真有点怪，”他说道，“可我想，老太太要的就是这种葬礼，她总是有点那个。”说着，他用手指敲了两下自己的脑袋。
　　我母亲皱了皱眉头，“什么那个？”
　　宝宝嬉皮笑脸地说，“你明白，嗯，与众不同的，非同寻常的——一个好老太太！”他瞧瞧我，耸耸肩。然后，脸上露出松了一口气的神态，“哇！咪咪已经在车上了，快开了，你们家去公墓吗？”
　　我摇摇头。我母亲吃惊地朝我看看。
　　宝宝走到一辆闪闪发光的黑色卡玛龙车边，咪咪溜了进去，以便他开车。“我别无选择。妈要我去当执绋人。”他伸伸手臂。“我的拿手好戏是吹号。”他拧开车上的收音机，随着音乐节拍手舞足蹈起来。“好了，很高兴能再见到你，珍珠。回头见，姨妈。”说着，小车一溜烟地开走了。
　　这时我听见身后传来海伦舅妈的声音。“珍珠！珍珠！”她摇摇摆摆地走着，一面用手巾擦着眼睛。“你们去公墓吗？过后去我家，很棒的厨房，许多好吃的东西，你妈做的年糕，我做的鸡块。玛丽和杜也在那儿。你来吧。”
　　“我们去不了啦。明天要上班，得开很远路的车。”
　　“啊，你们这些孩子呀，”她说着，双手一摊，做了个好事落空的手势，“总是那么忙！好吧，有空马上去看我，不要等我邀请。你来，我们可以聊聊。”
　　“行啊。”我扯了个谎。
　　“雯妮啊！”海伦舅妈现在大声地喊起我母亲来，尽管她们相隔只有五尺远。“你跟我们一起去公墓吧，亨利正在倒车呢。”
　　“珍珠要送我回家。”我母亲答道。我站在那儿，竭力想弄清楚，她干吗每次都护着我。
　　海伦舅妈走到我母亲身边，一脸担心的样子。她用中文很快地问道：“不去了？是不是病了？”
　　我不能完全听懂中文，只能听个大意。好像我母亲在说，她不想别人为她操心，没什么事，只是这儿有些不舒服——她指指胸口——因为有些什么什么事一直让她心烦。她说的什么事好像就是横幅掉下来的事，打那事发生后，她的全身就一直痛。
　　海伦舅妈抚抚我母亲的背。她告诉我母亲说，等什么什么东西安静下来，不再在那个地方打转的时候，她会去看杜姨婆的。然后海伦舅妈笑着跟我母亲说，杜姨婆会等她，当然会等她去看她，她别无选择。我母亲开玩笑地回了一句，说不定杜姨婆对今天发生的事已经气得要命，早已飞到什么什么地方，不想再和这样一个疯疯癫癫的家庭来往了。
　　她们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笑得眼泪也迸出来，气也喘不过来。我母亲用手掩住嘴，像女学生一样格格格地笑个不停。
　　亨利舅舅把车开过来了，海伦舅妈爬进车子的时候，一本正经地提醒我母亲要多喝热茶。喇叭响了两声，车开走了。
　　“你不舒服吗？”我问我母亲。
　　“啊？”
　　“你跟海伦舅妈说你不能去公墓，因为你病了。”
　　“我没说病了。我只是说不想去。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把杜姨婆送上了天堂。现在该轮到你海伦舅妈来尽责，送她入土了。”
　　这不是她们说的话，尽管我不能肯定我听懂了她们谈话的大部分内容，但显然还有很多有关我母亲和海伦舅妈的情况是我所不知道的。

　　我们穿过整个城市到我母亲住的地方去。菲力说：“我希望能在周末车流高峰到来之前转上快车道回家。”
　　我母亲正说个不停，她告诉我宝宝快要丢掉他的那份工作了。这个消息她是在饭桌上从路易舅舅那儿听来的，而他也是从他儿子那儿听来的。她还告诉我弗兰克现在正在做保安，上的是日班，可他伤透了海伦舅妈的心，因为他把所有的空闲时间和钱财都抛在格力大街的舞厅里了。
　　走近她屋子的时候，我母亲指指克莱门大街上的幸运超级市场，这是她经常去买杂物的地方。这是一个典型的亚洲市场，人们全都站在外面讨价还价，水果和蔬菜堆积如山，一包包上百斤重的大米垒在窗户边，就像巨石一样。
　　“豆腐，你那儿怎么卖？”我母亲问道。看得出来，她很想用这儿的好价格来压倒我，告诉我在她这儿买东西可以省下两三角钱。
　　可我不能用猜想来满足她。“我不知道。我从来不买豆腐。”
　　“噢。”她好像很失望。过了一会儿，她又想起了什么，“四筒卫生纸，多少钱？”
　　“一元六角九。”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瞧瞧！”她说，“我这儿只要九角九分，而且是名牌。下次我给你带点来，回头你再算钱给我好了。”
　　我们向左转入第八大街，直奔安扎。海伦舅妈和亨利舅舅就住在下一街区，第九大街。这一带的房子看上去全一个模样，都是二十年代建造的两层楼房，区别只在于油漆的颜色，以及有没有用拉毛水泥、石棉瓦屋顶或人造花岗岩石。菲力一直把车开进我母亲的车道。她的屋子前面漆的是粉红色，这是她与一个老客户，一个油漆承包商达成特殊交易后的不幸结果。由于外墙用了凹凸不平的拉毛水泥，整个效果看上去就像粉红色的大肠倒在酸奶酪上。更妙的是，我母亲对装修的一切都不满意，唯独没提起过房子的颜色。她确实认为这颜色蛮漂亮的。
　　“我什么时候再能看到你？”她爬出车子的时候问道。
　　“噢，很快。”我说。
　　“像你对海伦舅妈说的那么快？”她说。
　　“是的，很快，真的。”
　　她停了一下，好像不相信我的话，“啊，不管怎样，下个月我就会在宝宝的婚礼上见到你了。”
　　“什么？下个月就举行婚礼？我怎么没听说。”
　　“很快啦。”我母亲说着，点点头，“我们教堂来的冯艾娜说她是从她女儿那儿听来的。咪咪在那家美容店里做头发，咪咪告诉冯艾娜的女儿，他们要赶紧结婚。冯艾娜还跟我说，兴许因为还有另外的事要办。你海伦舅妈还蒙在鼓里呢，别告诉她。”
　　怪不得海伦舅妈说，因为她快要死了，宝宝才赶紧要结婚。事情的发展是顺理成章的，不是海伦舅妈脑子里的瘤在作怪。
　　我母亲钻出车子，回过头来让苔莎亲她的脸，然后让克利奥亲。我母亲并不喜欢让人亲她的脸，但她知道我们教过孩子，见菲力父母亲的时候要这么做。
　　“再见，外婆！”两个孩子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爱你。”
　　“下一次你们来，”我母亲对孩子说，“我做糯米年糕给你们吃。你们还能吃到中国新年的月饼。”她从袖子里掏出手帕，擦擦克利奥的鼻子，又拍拍苔莎的膝盖，“好吗？”
　　“好的！”她们齐声喊道。
　　我们望着母亲踏上台阶，走到前门。大家向她挥手致意。她平安地走进里面，从窗户里望着我们，我们又向她挥挥手。然后我们离开了。
　　“哇！”菲力叹了口气。“回家啰。”我也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这个周末实在过得太难了，但我们还是挺过来了。
　　“妈咪。”刚过第一个站牌，苔莎就叫道。
　　“怎么了，宝贝？”
　　“妈咪，”她悄悄说，“我想上洗手间。”
　　“我也要，”克利奥说，“我想尿尿，真糟糕。”

　　我们转回去时，我母亲已经站在外面了。
　　“我想追你们，可你们跑得太快了。”我刚钻出小车她就说，“我料到你一想起来就会回过来的。”苔莎和克利奥已经冲上台阶了。
　　“想起什么？”
　　“杜姨婆给你的遗物呀，还记得吗？两三天前我还提醒过你不要忘了，昨天我又说过，别忘了。忘了吧？”
　　“没，没。”我说，“东西在哪儿？”
　　“在后面，洗衣房里，”她说，“重得很哪，最好叫你丈夫来搬。”我想象得出，准是那些个东西：要么是杜姨婆用来搁脚的旧躺椅，要么是一套打不碎的餐具。我们等菲力带孩子们过来，母亲递给我一杯茶，我说不要，她摆摆手说，“已经泡了，你要是不喝，只得倒掉了。”
　　我啜了几小口。“真不错。”我是说真的，我从来没有喝过这样的茶，这茶又嫩，又香，一下子就能喝上瘾。
　　“这茶是杜姨婆的。”我母亲解释道，“她几年前为自己买的，要一百美元一磅呢。”
　　“你开玩笑吧。”我又啜了一口，这茶味道更好了。
　　“她跟我说过，‘我要是给自己买便宜茶叶喝，那就等于说我这一辈子没什么好提了。’所以她决定给自己买最好的茶叶，这样她坐在家里喝，觉得自己就像个大富婆。”
　　我不禁大笑起来。
　　我的笑声使母亲更来劲了。“可她转念又想，要是我只买一点点，那就等于说我这一辈子快到头了。所以她就买了足够她下一辈子喝的茶叶，三磅！你能想得到吗？”
　　“那可就要三百元钱！”我叫起来了。杜姨婆是我认识的人中最会过日子的，“还记得吗，她老是把我们送她的圣诞节礼盒一个个地攒起来，嘴上说这些糖果太好了，舍不得吃掉。可一年后，她又作为感恩节礼物什么的回送给我们，只不过日子太久了——”
　　我母亲点点头，已经笑了出来。
　　——全长了白毛！”
　　“还有虫子！”我母亲加了一句。
　　“所以她才在遗嘱中把茶叶留给你了？”
　　“几个月前就给我了。她知道自己活不长了，她没说，可她开始分东西，好东西哪，不全是废品。有一次我们去看她，喝茶的时候我说了句，“啊，好茶！”就跟平时一样。可这次，杜姨婆进了厨房，带着茶叶出来了。她跟我说，‘syau ning，这茶你拿去。’打我们认识那天起，她就一直这样叫我，‘syau ning’，就是小人的意思。”
　　“我说，‘不，不！我说这话不是这个意思。’她说，‘小人，你现在就拿去，趁我还活着，能看你高高兴兴接受的样子。’我怎么能拒绝？当然，我每次去看她的时候，都把她的茶叶带回去。”
　　菲力和克利奥回来了，苔莎紧跟在后面，此刻我实在抱歉我们得走了。
　　“我们还是上路吧。”菲力说，我放下茶杯。
　　“别忘了，”我母亲对菲力说，“还有杜姨婆给的礼物在洗衣房里呢。”
　　“礼物？”克利奥说，“也有我的一份吗？”
　　菲力惊讶地瞧瞧我。
　　“不记得了？”我撒了个谎，“我不是告诉过你——杜姨婆遗嘱里给我们留了东西。”
　　他耸耸肩，大家跟着我母亲往后面走。
　　“当然，只不过是旧东西。”我母亲说，她开了灯，于是我看到了这东西，摆在烘干机上，是杜姨婆供奉福神的祭坛，是中国式的基督诞生像。
　　“哇！”苔莎喊道，“一个中国的玩具屋。”
　　“我看不见！我看不见！”克利奥嚷道。菲力把祭坛从烘干机上搬下来，拿到厨房里。祭坛的尺寸和一只竖起来的小抽屉差不多，涂着大红的真漆，看上去有点像一个微型的中国旧戏台。前面有两根装饰性的立柱，还有两根用金红两色塑料做成的电蜡烛，顶上各有一只圣诞树上的红灯泡作烛光，戏台两边的木板上有镀金的中国字。
　　“上面都说些什么呀？”
　　她伸出手指，一个一个地点过去。“吉祥如意。第一个字的意思是‘幸运’，第二个字是幸运的另一种说法，后面两个字的意思是‘一切如你的意愿’。各种各样的幸运，一切都如你的意愿。”
　　“那么谁在里面，画上的这个男人是谁？”这画就像卡通片一样，画上的男人很高大，雍容华贵地端坐在里面，一只手拿着一枝鹅毛笔，一只手拿着一块写字板，他两颊拖着两条长长的胡须，梳得像柔软的黑马鞭。
　　“噢，我们管他叫灶王爷。在我眼里，他不是什么大神仙，不像佛陀，也不像观音娘娘，慈悲的女神——没有那么高的地位，连财神爷也不如，兴许他就像一个店里的经理，虽然重要，但他上头还有许多老板呢。”
　　菲力听了我母亲用美国方式对中国神仙等级作的解释，忍不住格格格地笑了起来。我不知道她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还是为我们考虑才用了这个比喻。
　　“灶王爷是什么样的？”苔莎问，“我能有一个吗？”
　　“不过是一个故事。”我母亲回答。
　　“一个故事！”克利奥叫起来了，“我想听。”
　　我母亲的脸放光了，她拍拍克利奥的头，“你还想听外婆讲故事？昨晚故事还没听够？”
　　“我们回家吧，”菲力对克利奥说，“这会儿外婆太累了，不能给你讲故事了。”
　　但我母亲好像根本没听到菲力的话似的。“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她很和蔼地跟克利奥说，“讲的是他怎么变成灶王爷的事。是这样的。”
　　我母亲开始讲的时候，我被一种熟悉的感情打动了，仿佛我就是克利奥，还只有三岁，渴望着相信我母亲所讲的一切。

　　“很久很久以前，在中国，”我母亲说，“有一位姓张的富农，他的运气很好，鱼会在他的河里跳起来，猪会跑到他的地头来，鸭子会飞到他的院子周围，像云彩那么厚那么多。他福气那么好，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勤劳的姓高的太太，她给他打鱼，喂猪，放鸭子，使他的财产一年比一年多。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无论是水中的，地里的，还是天上的。
　　“但是张贪心不足，他看上了一个漂亮、风流的姓李的女人。有一天他就把那个漂亮女人买回家来了，叫他的太太给她做吃的。后来，姓李的女人把他的太太赶出了家门，他也没有追出去，喊她，‘回来吧，我的贤妻，回来。’
　　“这样一来，他和姓李的女人就可以如鱼得水，自由自在地相好了。他们花钱就像流水似的。他们把鸭子全杀了，来满足他们的口福。不到两年，张的地全空了，他的心也空了。他的钱用光了，于是那位姓李的女人就跟别的男人走了。
　　“张变成了一个乞丐，穿着补钉上打补钉的破衣服，趴在地上，挨家挨户地讨饭，口中喊着：‘给我一点猪狗食吧！’
　　“一天，他倒在地上，仰面朝天，准备等死了。他昏昏沉沉，梦见自己在吃天上飘的云彩，他再睁开眼睛，发现云彩变成了烟。开头他还以为自己掉进了地狱，可他起来一看，原来自己坐在一个厨房里，旁边紧挨着暖和的灶台，烧火的姑娘告诉他，这家人家的女主人看他可怜就把他带进家里来了。——她一直来对所有的人，无论是老人、病人或家里有困难的人，都是这样的。
　　“‘多好的一位太太呀！’张喊道，‘她在哪，我能谢谢她吗？’姑娘指指窗户，于是张看到一个女人正在路上走。哎呀！这太太不是别人，就是他的贤妻高呀！
　　“张跳了起来，想在厨房里找个地方躲起来，她的太太刚进屋，他就跳进了厨房的灶台里面。
　　“好太太高想用眼泪把火浇灭，没有用！张带着羞愧着火了，当然，还是因为下边熊熊燃烧的烈火，她眼看着她的丈夫带着三股烟灰升到天上去了。
　　“天上的玉皇大帝听了这位新来的人的全部故事。‘既然你有勇气承认是你的错，’五帝宣布，‘我任命你为灶王爷，监视每一个人的行为。每年你都要向我汇报，谁该得好运，谁该得坏运。’
　　“从此以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灶王爷在盯着他们。他从每间屋子、每家店铺的角落里盯着所有好的坏的行为：慷慨的还是吝啬的，大方的还是小气的。每年一次，在新年前七天，灶王爷从灶台飞回到天上去，报告王帝，谁的命运要改变，好运变为坏运，坏运变为好运。”
　　“完了！”克利奥满足地喊道。
　　“听上去有点像圣诞老人。”菲力兴奋地说道。
　　“啊！”我母亲的口气暗示菲力用词不当。“他不是圣诞老人，更像一个间谍——联邦调查局的，中央情报局的，黑帮里的，比情报档案处的还要坏，就是这一类家伙！他不给你礼物，倒是要你送礼给他。你得一年到头对他表示尊敬——送他茶和橘子。中国新年快到的时候，你必须给他比平时更好的东西——兴许得给他喝威士忌，抽雪茄烟，嚼口香糖哩。你得担保他的嘴总是甜腻腻的，他的头总是醉醺醺的，这样他去见他的大老板的时候，兴许会替你说几句好话。这户人家一直都不错，他会这样说，明年给他们来点好运。”
　　“这么说，想得好运便宜得很嘛，”我说，“比买彩票还便宜。”
　　“不！”我母亲喊道，把我们吓了一跳，“你不会明白。有时，碰到他脾气不好，他就会说，我不喜欢这户人家，给他们来点坏运。那样一来，你可就麻烦了，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干吗要让这样的人来审判我，一个对太太忘恩负义的男人？他的太太倒真是个好人，可他不是。”
　　“那么杜姨婆干吗要把他保存起来呢？”我问道。
　　我母亲皱皱眉头，想了一会儿，“我想是这样的，任何事情你一旦开了头，就怕停下来。杜姨婆还在小的时候就和他讲过什么悄悄话，她在中国的家族好几代都是信灶王爷的。”“好极了！”菲力说，“那么她现在把这东西又传给了我们。谢谢了，杜姨婆，只是没法感谢了。”他看看手表，看得出他是急着想回家了。
　　“这是杜姨婆给你的礼物，”我母亲用一种悲伤的口气说道，“她怎么会知道这东西不是那么好？她只是想给你一些好东西，她最好的东西。”
　　“说不定孩子们会用这祭坛当玩具屋的。”我说。苔莎点点头，克利奥也点点头。我母亲看看祭坛，一言不发。
　　“我一直来这么想，”她最后说道，嘴上显出深思熟虑的表情，“你把这祭坛拿去，我给你另找一个幸运的神放进去，代替这一个。”她把灶王爷的神像拿了出来，“这一个，我拿去，杜姨婆会理解的。你不需要这种幸运。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了。”
　　“一言为定！”菲力连忙说，“我们打包上路吧。”
　　但此刻，我却担心了。“你肯定吗？”我问我母亲。她已经把塑料蜡烛台塞进一个用过的纸袋里。我其实不那么迷信，我向来讨厌收到连锁信——玛丽老是给我寄这种信，我从来不按指示把信复印下来，以备不时之需，可我也从来不把原信丢掉。
　　菲力拿起祭坛，苔莎拎起装了蜡烛台的纸袋子。我母亲已经带克利奥上楼，把她丢在洗手间里的尼龙袜找回来了。我母亲和克利奥回来时，递给我一只很沉的杂物袋，摸上去好像塞满了橘子、中国糖果，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
　　“杜姨婆的茶叶，我也给你放了点，”我母亲说道，“不要用很多，放一点在水里就行了，香气总是会泡出来的。”

　　离开我母亲家一刻钟，孩子们就睡着了。菲力已经上了286号快车道，这条路不大会堵车，速度监视站间隔的距离也远一些。从家里出来，我们的时速还是三十五公里。
　　“我们不是真的要这个祭坛吧？”菲力说。这与其说是个问题，不如说是个声明。
　　“嗯。”
　　“它真难看，”他又加了句，“但我觉得可以让孩子们玩一段时间，直到她们玩腻为止。”
　　“嗯。”我眼望着车窗外面，心里想着，我母亲会给我什么样的幸运之神呢？我们驶过一个个快车道上的路牌，超过一个个星期天在慢车道上跑的驾驶员。我看看记速器，差不多到八十公里的时速。
　　“干吗跑这么快？”我问。
　　菲力慢了下来，然后问，“有吃的吗？”
　　我这才想起母亲给我的那个杂物袋，它就搁在我膝盖上。我朝里望了一眼，里面有几个橘子，一卷卫生纸，一罐杜姨婆的茶叶，还有我上个月不小心打破的父亲的遗像，玻璃已经配上去了。
　　我很快递给菲力一个橘子，然后把脸转向窗外，免得他看到我的眼泪。我望着窗外疾驶而过的风景：水库，起伏不平的小山坡，还有我路过上百次的同样的房子，从来不知道里面住的是什么人。一程又一程，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就是这距离横亘在我和我母亲之间，把我们分隔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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