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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格涅夫在所著的《父与子》里告诉我们，父子之间往往因时代不同而不能互相理解。当社会依着常轨而进化的时候，父亲的思想往往比较儿子落后，父子间不能互相理解，是当然的；但当社会进化遇着阻力的时候，儿子的思想不一定会比父亲前进，而父与子的关系，便和屠格涅夫所说的有点不同了。 我不幸已经做了父亲，并且我的儿子已经在中学校里念书了。去年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我正在家生小病，他从学校里回来，我对他说，“鲁迅是值得我们崇拜的，我明天想去送葬，可惜在生脖。到了鲁迅先生下葬的那一天，我的病还没有好，而他居然偕同了三四个同学从江湾跑到万国公墓去送葬。也许他们是看热闹去的，我也未加深究；但我并不曾觉得他们去送葬是错的。 过了几时，他忽然对我说，“爸爸，我懊悔去送鲁迅的葬。 鲁迅原来只会骂人，并没有什么学问的。他这次突然死去，原因是穷得没办法，向人家借钱被拒绝了，一气气死的。”我没有话可以回答他，只好反问他道，“谁这样对你说的？”他傲岸地回答道，“先生说的！” 又过了几天，他突然责问我道，“爸爸，你常常说什么帝国主义，你可知道‘白帝’和‘赤帝’的分别吗？我们以前被赤帝夺去了外蒙古，后来又被白帝夺去了东北四省，所以我们应该先打倒赤帝，再和白帝算账。”我知道这一番话又是“先生”对他说的，不必再问，只好对他苦笑。反正我也不懂得什么“赤帝”“白帝”，我只记得《史记》里曾经说过，汉高祖是赤帝子，秦始皇是白帝子而已。 我为什么不把我所知道的——和他“先生”所教训他的适得其反——一点极肤浅的常识对他说明呢？也有我的理由：第一，我觉得既然缴了学费，教他去“读书”，应该使他对于所谓“先生”有一点信仰才行，如果对于他的“先生”的训话加以不客气的批评，一定会减低他的对于“先生”的信仰，这在我是矛盾。第二，我觉得当这社会进化遇到阻力的时候，青年的头脑愈混沌便愈没有危险，替“混沌”凿窍，这是傻子做的事，七窍通而混沌死，这一点哲理我是懂得的。然而我因此感觉到我们的时代确和屠格涅夫的时代有点不同了。 我们并不是因父与子的时代不同而不能互相理解，而是因为社会正在开倒车，做父亲的不敢把自己所懂得的一点肤浅常识贯输到儿子的脑里去。 因此我又联想起鲁迅先生在十年前曾做过一篇题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文章，他的结论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只可惜现在的“现在”，不是鲁迅先生写那篇文章时候的“现在”了。现在要我们做父亲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倒还愿意，但“宽阔光明的地方”在那里？即使我们知道有宽阔光明的去处，也不敢指示给他们，怕的是他们没有到达那去处，已被塞进狭窄黑暗的场所了，此后不但不能“幸福的度日”，怕连合理的鬼都做不成！而况现在负有教育青年责任的“先生”们，正在努力把许多“黑暗的闸门”重新装置起来，我们要肩也不胜其肩，这有什么办法呢？鲁迅先生如果还活着，再写一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一定不会这样措辞的，一定的。 一月廿三日 原载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５日《立报·言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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