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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发源地” 上世纪末，清帝国的气数已是奄奄一息，内外交困之中，又撞上了庚子之乱。八国联军进京之际，慈禧太后挟持光绪仓皇出逃，朝野上下主战与主和的争吵早已悄无声息，只等着割地赔款了。 然而在文物考古上却接二连三地发生重大事件。这些重要的发现对人类的文明进程，客观上有着划时代的认识价值，多少给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带来些喜气，亦给收藏界和古玩市场注入了极大的“活力”。 或许是天时地利的某种契合，这几项重大的发现多少都带些偶然性。 1900年5月的一个清晨，敦煌莫高窟的住持人王道士（王圆）正在一个洞窟里清扫积沙。当一大堆积沙被清除之后，洞里发出一种奇异的声响，一面洞壁因失去了积沙的支撑，壁土开始层层剥落，墙上出现了裂痕。王道士惊诧之余用手敲敲，里面竟是空的！这无意中的叩击，竟叩开了一座千年秘室———北宋晚期僧人们封掩起来的一个藏经洞！只见里面从地上层层堆码着早已发黄的纸卷和丝织物，一直堆到“天花板”。从那时起，边城敦煌就再也没有清静过。人们从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洞窟里，先后搬出了4万多件手写经卷、唐抄古书、唐拓碑片和历代各类古物！ 据说当初藏经洞被挖开之后，王道士确也向地方政府作了汇报，还抽出些卷子呈送到上级衙门。地方政府从敦煌县令开始一级级地向上禀报，直达天子。可是那个末代封建王朝，刚刚经历一场性命交关的巨变，伤痕累累，元气殆尽，何来那些思古之幽情？对那些古卷儿根本无兴趣，所有的奏件就只能是泥牛入海。 然而事情到了两个嗅觉灵敏的“老外”那儿，情形就完全颠倒了过来。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无意中从一个叫扎伊德·贝格的乌鲁木齐商人嘴里，得知了藏经洞的消息。过了一年，法国人伯希和又在闲聊中，从“老朋友”———曾任过清政府北京警察总督的兰公爵那儿，得知了藏经洞的事情。这个兰公爵据说当年与义和团有旧，庚子之后就被发配到新疆，终身流入乌鲁木齐。于是，这两个“老外”，便先后发疯似地扑向了敦煌，以种种手段威逼利诱，终于使得那本来就俗不可耐的王道士，打开了那只足有半斤重的铁锁…… 接下来的日本“探险队”又来了，俄国“考察队”也来了，美国人也来了，国内大大小小对此有兴趣的人物都蜂拥而至。藏经洞里4万件千年古物，就一批批地搬出洞外，捆扎起来，扛上骆驼，然后走兰州，上北京，绝大多数被运到伦敦、巴黎、彼得堡、东京、汉城……散落在全世界共计四五十个地方，而留在国内的仅号称“八千经卷”。 这块风水宝地，直到1965年，还有新的文献发现！ 其次是河南安阳小屯村。 传说1899年，紫禁城里的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金石学家王懿荣生了一场病，命老仆人去中药铺抓药。这个熟谙古文字的王大人，望着五味杂处的药罐忽发奇想———这“龙骨”上的横竖道道，会不会是有人故意刻画的呢？假如刻画的是一种符号、一种文字，传递着一些什么消息呢？王大人为自己的联想而激动万分，遂命仆人将那家中药铺的“龙骨”全部买下，继而又跑遍全城，收购“龙骨”，有多少买多少……商人们自然闻风而动。关于这个传说的真实性，就连王大人的子孙后代亦不能完全确认，但是，王懿荣是揭开“龙骨”真面目的第一人，即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却是史学界所公认的事实。 于是，“龙骨”的产地就成了一座格外诱人的宝库。河南商贾起初封锁消息，大摆迷魂阵，说是在汤阴。大学问家、上虞罗振玉加以考证，1915年又亲自赴安阳收集甲骨，大破迷魂阵，不仅查实了“龙骨”的出土地是河南安阳小屯村，而且确定了这儿即是史书上记载的殷墟———商朝后期的政治中心。 一向默不为人知的小屯村空前红火了起来，而王大人却在八国联军破城之后，率全家人投井殉节了。他何曾想到，他那石破天惊的发现，使人们在100年间从小屯村及其周围挖出了多达15万片的甲骨龟片，把中国文字的起源，一下子向前推进了上千年，而且这一“富矿”，不知养活了多少当地农民和北京、上海的古玩商人。 据说，先是当地农民来刨坑挖土，把甲骨龟片当中药卖，后又有古董商贩雇人坐庄开挖，而当地军阀、官僚豪绅、外国传教士插足，又使得原先才几分钱一斤的“龙骨”价格扶摇直上，从论筐卖、论坑卖，一直卖到了几两银子一个字！使那些头脑活络的南北商贩，美美地发了一笔，也使中国的古文字训诂学家们，忙碌了整整一个世纪。 从那时至今，河南安阳不断有新的窖藏面世，不仅“盛产龙骨”，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陶器、玉器、骨器，这些文物的发现、收集、流传和著录研究，以及出国后的聚散过程，真不知演绎了多少明里暗里的现代神话。 再就是周原。 周原是指西安城以西、渭河以北，沿河一溜拉开的、扶风县和岐山县之间的一段黄土塬。这片黄土，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周人进入中原地区之前的统治中心区之一；在本世纪初，地表已被岁月的风霜“切割”得条条缕缕、沟沟坎坎了。当地百姓说，每经一场暴雨或是一场洪水，总会有些青铜类的古物遗留在沟边的土崖上，或是滚落到沟底。有时一座窑洞坍塌，亦会暴露出一座古墓。 这些洪水过后的遗存物，就成了“这里有宝”的广告牌，养活了一批陕西省内早期的古董商人。是他们，将从这儿出土的包括毛公鼎、散氏盘、大盂鼎、小盂鼎、天亡簋、何尊、墙盘等在内的标志着西周王朝社稷的礼器，一批批带到了北京、上海，有的再转道欧美，进入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等。这个地区早在宋代就出土过著名的“穆公鼎”，宋代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和王俅的《啸堂集古录》都有著录。近百年来更成了一座庞大的文物“矿山”，吸引着一批批前来挖宝的队伍。 这一带地下文物之丰富，世所罕见。动辄一窖十几器、几十器乃至上百器。扶风县庄白村微氏世家窖藏，一窖就出土青铜器103件。岐山县任家村的一处窖藏，亦是一坑达120余件青铜器。1901年出土的著名的蝉纹木乏禁，为当时出土的唯一的一件青铜木乏禁，举世轰动。著名的盂鼎、大丰、毛公鼎、大克鼎均出自这一带。解放后仍不断有稀世珍宝面世，好像是一座宝山，永远也开采不完似的。 另外还有河南洛阳北面的邙山，绵延50多公里的山脉，北临滔滔黄河，历来被视为最标准的葬身之地，偌大个邙山，几十年间竟出土了近万方墓志铭。难怪有墓冢林立，“几无卧牛之地”之说。京汉铁路穿山而筑时，一路开出去全是古墓！所以著名的盗墓工具被称为“洛阳铲”，真是意味无穷。 除了以上几次“天赐”的良机之外，本世纪还有几次大的人为造成的国宝“发源地”。 首先是东陵盗宝案。1928年军阀孙殿英为筹军火，扩充实力，竟然派工兵用炸药炸，把慈禧太后和乾隆皇帝的陵墓给炸开了。盗出的珍宝玉器、各式文物不知其数。慈禧的尸体在棺中全用珍珠掩埋，所以挖出的仅珍珠一项就大大小小地堆满了并排的三张八仙桌面，最大的珍珠直径有10毫米。后来，这一大宗珍宝就成箱成箱地运到了北京、天津、上海、青岛，继而流向全国各地。除去军阀们分掉、送掉、卖掉的，还真的向国外换回了一批军火。 其次是陕西军阀党玉琨斗鸡台盗宝案。斗鸡台在陕西宝鸡，盗宝的具体地方叫戴家沟。党玉琨为地方一霸，为筹集军费扩充实力，于1927年至1928年间，驱赶了上千名贫苦百姓到戴家沟为他挖宝。仅仅七八里长、十多丈深的一条山沟，在8个月间被破坏古墓达50余座，盗得青铜器等古物1000多件，把个好端端的戴家沟挖了个沟底朝天。党玉琨后来虽被冯玉祥将军派兵击垮了，但这一大批文物，最后仍然未能逃脱民间出土文物的大致走向———运到北京、上海、天津后，又陆续飞往欧美各国去了。 影响最大、损失最惨、最令国人顿足的，莫过于末代皇帝溥仪当年从天津张园带去长春伪宫的那一大宗清王室的遗藏。这一大宗宝藏，仅历代堪称国宝的法书和古画就达1200余件，即所谓“赏溥杰单”上记录的那批文物。后来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投降，溥仪出逃，被封存在长春伪宫内小白楼的黄条封箱，就成了留守“国兵”们猎取的对象。他们监守自盗，先下手为强，把从地上堆到天花板的黄条封箱一箱箱挪下，逐个撬开，偷的偷，抢的抢，分不均匀就撕成几份。著名的《宫中游乐图》竟被撕成5块，现分藏在国外好几个大型的博物馆中———这就是几十年前北京琉璃厂一些老板们谈之色舞的“东北货”。后来这批“货”的踪迹遍布了沿海各大城市和海外的大型博物馆，小白楼就成了又一处人为的国宝“发源地”。解放后国家为追踪这批国之镇库，组成了以辽宁省博物馆馆长杨仁凯先生为首的工作委员会，开展了艰苦卓绝的调查和思想说服工作，为之整整忙碌了40年。 直到最近的1997年，神秘的“东北货”还时有露面。一位东北老汉推开了赫赫有名的北京瀚海拍卖公司的大门，声称带来一幅宋代《十咏图》，是宫中藏品，要求估价拍卖。工作人员将信将疑，结果在全国最高级、最具权威性的“五老”鉴定会上，“五老”做出了一致认可的鉴定，确属真迹无疑。原来，这老汉的父亲原为溥仪的侍卫官，近水楼台先得月，传到老汉手上，又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现在他要价800万，声称7个子女，加上他本人，每人要得100万。于是在1997年的一次文物拍卖会上，北京故宫博物院以1800万的天价把“货”揍走。“东北货”在50年间，价格不知翻了多少个跟斗，亦堪称收藏史上一绝了。 收藏家的黄金岁月 大约从本世纪初到30年代抗战爆发之前，这30来年的时间，可推为本世纪收藏家们的黄金岁月。 这个时期，由于辛亥革命带来的剧烈社会变革，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余震”反映到收藏界，就使得传统的收藏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了聚散和流转的过程；同时由于中国考古的几次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发现，以及国际文物市场上中国文物的“走俏”等因素，民国时期的收藏家们便占尽天时地利，传统的收藏家的队伍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原先，衣食依附于清廷皇室的满族皇亲国戚，以及近臣太监，他们平素就聚敛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古玩字画，手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皇宫里流出来的宝贝，或是皇帝赏赐，或是得来不明不白。待末代王朝的大厦一朝倾覆，后台垮了，在经济告急的时候，家传的古董就不再那么神圣，逐步散了出来。他们中有许多人本是北京玻璃厂的好主顾，辛亥革命后倒了过来，反求玻璃厂老板们帮他们卖宝解窘。大名鼎鼎的文葵、载润、载沣、宝熙、溥儒、溥杰等都是这样。宝熙后来不仅自己卖文物度日，还帮人家卖。他本是清廷宗室后裔，当过学部侍郎，有学问，又跟玻璃厂的掌柜、伙计个个都熟，那些怕失脸面的贵族就请他代卖。末代皇帝溥仪的兄弟溥杰家中的一个商代古铜尊，就是经他的手卖出的。后来宝熙在东北去世，子女仍继续出卖他的藏品。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为了巴结张作霖，把家藏的御制题咏董邦达《淡月寒林图》和一对乾隆款的瓷瓶派人送了去。末代王孙溥儒是摄政王奕讠斤的孙子，民国后一二十年，不仅偌大的恭王府已抵押出去，就连为母亲办丧事的钱也拿不出，传世的第一法书名迹《平复帖》就这样散了出来。后来，连逊帝溥仪也嫌民国政府给的钱不够花销，编造了“赏溥杰单”，偷偷地将一千多件文物带出紫禁城，运到天津，有不少被抵押在银行里。其他旧僚百官，其状况更可想而知了。 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批所谓朝廷命官，从政治舞台退出之后，有的进入北洋政府继续当官，也有一部分不愿食民国“周粟”的，就躲到上海、天津、大连、青岛等地的租界里当了寓公，或者回家养老，他们中有不少人是靠变卖文物度日的。著名金石学家、藏书家、原甘肃省学政叶昌炽，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收藏家、原天津造币厂监督刘世王行，原两广总督陈夔龙等都属于这种情况。罗振玉则跑到日本，卖掉了不少文物。还有一些晚清老资格的大官僚、大收藏家，本人过世之后，后人多不能守业，也开始靠变卖祖传文物度日。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实际上能传三代的藏家已寥若晨星，多数家庭在第一代人去世之后，藏品就很快地散诸市肆。受知于李鸿章而官至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素以收藏闻名，1916年去世后，藏品陆续散出，尤其号称数十万之巨的“愚斋藏书”，绝大部分在民国年间由其后人“三家分晋”，分成三份，分别赠予上海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和山西铭贤学校，而精善古秘之本，则由中国书店整批购下，然后散售而尽。原工部尚书、军机大臣、苏州人潘祖荫，在政事余暇广事收罗，金石书画无所不收，堪称江南之冠；西周重器大克鼎、大盂鼎曾久居其室，然而他本人去世后，其“攀古楼”藏青铜器除大型器件外，几为童仆盗窃一空，李鸿章的侄孙李荫轩曾购去不少。潘氏著名的“滂喜斋”藏书亦逐渐散尽。浙江杭州以收藏和补辑文澜阁四库全书而闻名的丁丙、丁申兄弟，有“八千卷楼”藏书，号称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然而丁丙去世不久，其后人经商失败，亏空巨万，只好由官方主持出卖家产赔偿，以75000元的价钱，将“八千卷楼”售与江南图书馆。道光年间的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大收藏家陈介祺，以最早收藏毛公鼎和上万方古印闻名，一生收藏涉猎古铜器、古印、陶器、封泥、碑版、瓦当、石刻、古钱，大凡古人遗存之物，无所不收，身后藏品于本世纪初亦星散殆尽。还有大名鼎鼎的两江总督端方，一生聚敛有如山海之富，而1911年被四川新军刺死后，不数年，藏品就陆续散出，连当时最负盛名的陕西宝鸡斗鸡台出土的西周木乏禁共20件，也漂洋过海，被美国人福开森转卖到了美国……在封建王朝，一朝天子一朝臣，豪门贵族是一人得势，鸡犬升天；而一旦失意落拓，或台柱倾覆，整个家族连同所有藏品的败落星散之速，有时外人竟难以想象。 皇室庆亲王1917年去世后，三个儿子分家，依仗家底厚，坐吃山空，到了他的孙子溥钧、溥铭手里，房产、地产、金银古玩全部卖光，溥铭最后沦为拣破烂的了。当时的报纸上常有“世子王孙倒毙城门洞，郡主命妇坠入烟花院”的新闻。解放以后有资料证明，清朝第一代王爷多尔衮的后代睿亲王中铨，在1924年因借钱不还，被法院查封了“一百多间房的古玩陈设动产”，最后因“衣食不周”而去世。试想这许多古玩陈设，该给古玩市场带来多大的“振兴”！ 在社会上造成巨大影响的，还有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吴兴陆氏百百宋楼的整批藏书的东去。陆心源官至福建盐运使，生平嗜书如命，曾东并“宜稼堂”，南逮周星贻，远抄近访，十年中得书15万卷，其中仅宋版书即达200部之多，遂有“百百宋楼”之称。不想陆氏殁后，其子孙不能守业，未几，即以118000元的价钱，被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囊括而去。其他藏品亦如行云流水，踪迹莫辨。此事亦如敦煌卷子的外流一样，曾大大刺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良心，舆论上很是激愤了一阵。 自然，藏品的流转，有散出者就有收进者。抗战前的北京和上海，已经形成了南北两大文物聚散中心。随着一批老收藏家相继成为历史陈迹，一批新的官僚、买办、工商业巨头、银行家、传教士和少数文人学士，他们及时地抓住了清末民初这个政治大动荡、经济大改组、文物大聚散的历史时机，以雄厚的实力和独特的眼力，一时占尽了收藏的风光。再加上当时几个“文物发源地”的出现、国内文物市场的成熟、外国传教士和外国文物商贾的介入、国际文物市场对中国文物的需求和价格的刺激、中国专做“洋庄”生意的文物巨贾的出现等因素，都使得这个时期的收藏活动日趋活跃起来。 这个时期收藏内容最广泛、成就最显著者，可能要推安徽庐江人刘体智和广东番禺人叶恭绰两位。 刘体智，清末四川总督刘秉璋的第四子，曾在清廷户部银行任职，民国后出任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一生嗜古，收求古物不遗余力，曾将其藏品印行过10种目录，其中《善斋吉金录》28册和《小校经阁金石文字》18册最为著名。其收藏甲骨28000片，青铜器达400余件，其中最著名者为洛阳出土的一套氏编钟。藏书在解放后捐入公库者近7万册，另有古墨、古砚、古印、古画，均成巨观，还有那两具自唐代宫中流出后在民间“流浪”了千年的大小忽雷（琵琶），更是令人叹为奇迹。解放后他手头尚存的全部文物或卖或捐，输入公库。 叶恭绰，清末曾任职清廷邮传部，北洋军阀时期曾任铁道部长、交通总长。一生收藏遍涉青铜、古画、法书、碑刻、藏书各类，20年间收集明代宣德炉即达300余器，著名的西周重器毛公鼎在他家逗留10余年。传世法书如《曹娥碑》、《鸭头丸帖》等均在其柜中多年。他居沪时还曾设法宝馆一处，陈放佛家遗物，数量之多，难以计数。其藏书、碑版一部分毁于广州沙面之火，一部分在抗战中捐入上海叶景葵先生主持的合众图书馆。佛家故物则捐入上海玉佛寺。叶氏所藏，虽未留下完整的目录，然其晚年所著的《矩园余墨》，多谈其藏品，于其书画类的收藏说明尤详，故亦可作其收藏著录观。 这个时期在收藏品的多个门类中，涌现出一批“大王”。瓷器收藏方面，北方有袁世凯的红人郭世五，南方则有梁培和仇炎之。邮票有“集邮大王”周今觉，是为两江总督周馥的孙子，曾任中华集邮协会会长多年。钱币方面南方有丁福保、张叔驯、陈仁涛、罗伯昭；北方有天津的方若（药雨）。藏画方面以上海和苏州为重镇，有虚斋主人庞莱臣，过云楼主人顾鹤逸，梅景书屋主人吴湖帆，还有广东人谭敬。尤其是过云楼顾氏，四代递传，精心藏护，直至解放后捐献，实属不易。藏书方面大家就更多，南方有宁波范氏天一阁，吴兴刘氏嘉业堂，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北方有山东杨氏的海源阁，天津傅增湘的藏园、李盛铎的木斋等。碑版方面有两位权威人士，一是清末名儒缪荃孙，一是湖北南陵人徐乃昌，都以收藏碑版墨拓逾万著称。甲骨龟片的收藏以罗振玉、刘晦之和传教士、加拿大人明义士为三大宗。另外还有一个特殊人物，即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自称“皇二子”。此人于其父在世时，日斥万金在所不惜，各类收藏于他是匆匆过眼，来去俱速，收得不少，散去亦如野云鹤影，杳无踪迹。唯其藏书差不多算是归诸一处，即广东人潘宗周的宝礼堂。袁世凯死后，袁克文以出售藏品解窘，最后落得个登报卖字，了其一生。 另外，还有两个对中国古玩界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外国人，在这个时期也极为活跃。一个是美国人福开森，中文名叫福茂生；另一个是日本人山中。福开森旅居中国近60年，是个中国通，经手并收藏了大量中国文物，编有《历代吉金目》和《历代藏画目》，不知有多少珍贵藏品经他手卖到了美国，其中有天下闻名的宋人摹顾恺之的《洛神图》卷（摹本之一）等等。日本人山中是个走“国际路线”的大古玩商，在巴黎、纽约、北京均设有商行，名山中商会。该公司的唯一业务，就是把中国的历代收藏品远销欧美。这两个人尤其是福开森，与各地古玩商贩及朝野上下、文人学士颇能打成一片，所以藏品亦能高人一等。抗战时福开森被日本人遣送回国，他的藏品有一部分现存南京大学。 在收藏活动日趋红火的时候，古玩商中做“洋庄”生意的也发达起来。其中最大的一家是上海卢芹斋和吴启周的“卢吴公司”。卢本人坐镇巴黎销货，吴启周在国内“搂货”，吴启周的外甥叶叔重作“空中飞人”，来回送货、联络接应，还曾坐镇北京收购文物，分工颇具现代化，个中秘闻故实，少有人知。 日寇炮火下的文物大战 八年抗战，对中国收藏界来说，是继1900年庚子之乱和辛亥革命之后，又一次更大规模、更长时期的大动荡、大聚散和大劫难，损失的文物无以计数，被日本帝国主义公然破坏和劫掠去的珍贵文物有目共睹，不少收藏家为保全藏品而受尽磨难。 著名实业家、藏书家张元济创办的东方图书馆，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已是藏书50万册和收藏图片、照片5万余幅的东方第一大馆，其中经鉴定和整理过的善本书就有3745种，共计35083册，加上当时尚未整理的扬州何氏4万册藏书中的善本，善本书的总数已逾5万册，其中海内孤本和精品约500种共5000余册，还有2641种全国各地的地方志25682册。这些藏书是张元济先生集几十年的功力和心血而致，“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先后收购了绍兴徐氏熔经铸史斋的全部藏书、长洲蒋氏十印斋藏书、广东丰顺丁日昌持静斋藏书、清宗室盛氏意园部分藏书，以及太仓顾氏谀闻斋的藏书……可是“一·二八战事一起，日本人轰炸上海闸北，整个商务印书馆厂区，连同东方图书馆藏书，即刻化为灰烬。幸亏在敌机轰炸之前，已有500多种善本书抢先运到租界内的金城银行保险库，否则将是片纸不留！ 在“一·二八”战火中遭受灭顶之灾的还有吴兴人周越然的言言斋。周氏曾任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副社长，兼英文科科长。言言斋是一幢西式二层楼房，藏有线装书178箱，内中以宋元旧版、明清精钞闻名于世，还有西书整整十大橱。“一·二八”战火一起，周氏几十年的心血即刻化为灰烬。 著名学者、藏书家郑振铎，初在“一·二八”中被毁书数十箱，继而在1937年“八·一三”战事中，其存于上海市区东部之书，又悉数付之一炬，所藏又去其半数。郑先生叙述其时情景：“于时，日听隆隆炮声，地震山崩，心肺为裂。机枪啪啪，若燃爆竹万万串于空瓮中，无瞬息停。午夜伫立小庭，辄睹光鞭掠空而过，炸裂声随即轰发，震耳欲聋。昼时，天空营营如巨蝇者，盘旋顶上，此去彼来。每一弹下掷，窗户簌簌摇撼，移时方已，对语声为所喑哑不相闻。东北角终日夜火光熊熊。烬余焦纸，遍天空飞舞如墨蝶。数十百片随风坠庭前，拾之，犹微温，隐隐有字迹。此皆先民之文献也。余所藏竟亦同此蝶化矣。然处此凄厉之修罗场，直不知人间何世，亦未省何时更将有何变故突生……通衢之间，残书布地，不择价而售。亦有以双篮盛书，肩挑而趋，沿街叫卖者……战事西移，日月失光，公私藏本被劫者渐出于市。”（《劫中得书记》）其情景之惨烈，可想而知。 安徽贵池刘世珩之子刘公鲁，三代人均为收藏家，其祖父刘瑞曾官上海道台，藏品山堆海积。其家藏两部《玉海》，一部为宋版，一部为元版；唐代宫中乐器大小忽雷二具也曾在家多年，所以其门楹有“古今双玉海，大小两忽雷”的对联。抗战中刘公鲁为避战火移家苏州，不久苏州又沦陷，家人均往乡间避难。刘公鲁不忍丢下此累世收藏，誓与藏品共存亡。果然鬼子打进城来，烧杀劫掠，太平巷内一片狼藉，刘家被抢去文物不知其数。刘公鲁本人惊吓成疾，不久便逝去。 “江南三大名儒”之一的高吹万老人，家住金山张堰镇，所居有花木回廊之胜，占地10亩，取《诗经》“桑者闲闲”之意，取名为“闲闲山庄”，其收藏名动一时。抗日战争中，日军从金山卫登陆，张堰镇首当要冲，“闲闲山庄”顿成废墟。其藏书藏画270多箱，大半毁于此时。高吹万携家人深夜乘舟逃命，由吕巷至虹桥，船居半月，食物断绝，饥寒交迫，极尽流离颠沛之苦。待战事稍停，其家人于废墟中零星收捡，仅得书画碑帖2箱，残书24箱，其余全部付诸荡然。 上海工部局总办潘宗周收书唯宋元旧版是嗜，1939年去世后，107部宋元版书由其子潘世兹先生继藏。为避战火，潘先生只好请英国人帮忙，将其藏书运抵香港，寄存在汇丰银行保险库，直至全国解放才取回。 叶恭绰在抗战中不愿去重庆，只得避之香港。临行大批藏品无法安置，只得分成数份，赠送亲友。随身不便多带，只能精简再精简，将字画去掉卷轴，甚至截去题识。香港天气阴湿，所存文物大多受潮至损，苦不堪言！ 清末京师大学堂总办李盛铎的木樨轩藏书，已是四代累积。先是“兼并”湘潭袁芳瑛的“卧雪楼”，后又购进不少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散出之书，仅宋元古版即达300余部，被伦明称之为“吾国今日唯一大藏家”，也在抗战中全部散尽。数百卷敦煌卷子被日本人“买”去，其余藏书于1939年由北京伪临时政府整批购去。 抗战中国民党政府迁往内地，一大批机关、学校、研究单位随之西去，一些不愿留在沦陷区的工商界人士亦纷纷打包入蜀入滇，一向珍爱的古玩、字画、碑刻之类，能带走的就带走，不能带走的就只好忍痛卖掉，市面上文物价格一时大跌。乱世人心惶恐，不知何时命将不保，又何来玩古雅兴！一时流向市场的文物不知有多少。一些不愿跟蒋介石走的人，就走香港、澳门，或是把藏品存入租界内的外国银行，以求保护。而到达内地的一些机关、学校的人员，生活上一时无法安定下来的，仍是解开行囊，打藏品的主意，无非是抛向市场，以求柴米之资。先期到达昆明西南联大的沈从文、施蛰存等，属于已经安顿下来的人员，已开始在黄昏时逛“鬼市”了。沈从文那时从地摊上“淘”来的古代服装和饰品，后来在研究撰写中国古代服饰史时，居然就派上了用场。 至于中国政府官方所藏文物，主要是故宫文物和原南京中央研究院各个研究所的藏品，在华北吃紧之后，只得作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故宫文物被装入14000多只箱子，从北京城一路南下，先到南京，再送贵州遵义、四川重庆。把藏品里三层外三层包裹停当，再次装箱，马拉车载，一路上费尽周折才到达大西南。一部分先是安顿在贵州遵义，再转道四川重庆。重庆又遭轰炸，再运到宜宾和峨眉山区，抗战胜利后这批宝贝才又运抵南京。解放战争爆发，原属故宫文物大都未能够再返回故宫，而是随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的溃败运到台湾去了。这就是现存台湾故宫的大宗藏品。当初，由原故宫博物馆古物馆馆长徐森玉押送的文物车队到达遵义时，日本人派飞机尾随其后进行轰炸，炸弹爆炸处距文物车队停车点仅差两条马路，其惊险场面，今人闻之，尤觉胆寒！ 在抗战中民间珍藏大量散出的时候，一些外国收藏家和文物大盗尤其是一些日本人，瞅准了这个机会，纷纷来中国“搂货”。他们各有各的胃口。美国人喜欢中国古瓷器和青铜器；日本人喜欢中国的古代石雕和木雕艺术品；法国人喜欢色彩和纹饰优美的陶瓷工艺品；而英国人和德国人则喜欢有历史价值的、收藏意义久远的物品。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文物进行掠夺的急先锋，首推日本的山中商会。 这个山中商会，是个国际古玩市场上的大户头，总部原设在巴黎和伦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移到纽约，在北京设山中商会北京分会。从民国初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它的业务未断过，专门从事中国文物销往欧美的国际贩卖，其北京分会经理叫高田。山中本人每年春秋两次到北京，视察业务，这时琉璃厂的古玩老板们就会带来各式各样的古玩珠宝，云集麻纱胡同的盛家花园。山中挑足宝物后就携往欧美，转手销售。山中和高田做下的其中一宗“买卖”，就是破坏我国北齐时代至唐代的石雕艺术群址———山西太原天龙山佛教石窟造像群。 天龙山石窟造像群，在今山西太原天龙山的山腰，共21个洞窟。1至8窟在东峰，9至21窟在西峰。1至3窟始凿于北齐文宣帝高洋经营太原陪都时，余皆隋唐开凿之物。其中第8窟建于隋开皇四年（584年），是唯一的一座纪年窟。第10、16窟前有仿木构窟廊，是研究隋代建筑的实物。第9窟为唐代开凿，是二层阶级的摩崖造像，上层倚坐大佛高达7米余，面相秀美，比例准确，衣纹写实；佛前一尊观音菩萨，形体饱满，衣纹、璎珞的装饰感极强；窟前原有三层木构建筑。第14、18窟是平面方形的小型窟，有唐代最精美的石刻造像，坐式突破了造像传统规格的束缚，极似真实的人体，安然闭目，是唐代最具写实风格的典型之作。 这批1500年前的精美艺术品，被山中商会“相”中了。他们买通了北京的古玩商人倪某，把这些菩萨头一个个地砍了下来，装进木箱带到北京，再从北京飞往世界各地。这批佛头，现在美国哈佛大学的福格博物宫所藏最多，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次之。以至于现在人们来到天龙山，满目皆是断头残臂。据统计，他们当时共砍去300多个佛头！高田为“安全”起见，以防走漏风声，据说还买通了山西的“佛爷”阎锡山。 中国猿人化石在北京协和医院“失踪”的故事，也同样是日军占领北平之后耍的阴谋。 1929年，科学工作者在北京周口店地区发现中国猿人的头盖骨后，当时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这些化石存放在北京协和医院B楼魏敦瑞研究室的两个大保险柜中。1941年11月日美关系紧张后，为了安全起见，就从保险柜中取出装箱，送到美国大使馆，准备运往美国暂存，同时装箱的还有从云南、广西等地发现的各种化石，除了头盖骨，还有中国猿人的股骨、上臂骨、上颚骨、锁骨、肩股等等，总共100多件。谁知前来接应的船只由马尼拉开往秦皇岛的途中，被日舰追击而沉没于长江口。不久，12月8日日美战起，美国大使馆及各地军事仓库均被日军占领，这两箱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就告“失踪”了。直到1945年12月，天津大公报刊发了中央社驻东京的消息，才把这事捅出来，说是这批化石在东京被发现！ 当时新生代研究所的其他标本，损失达67箱之巨，连同图书资料、出版物、研究报告又30余箱，均在日寇占领北平之后，被拉到东城根，一把火烧掉了！ 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地区的文化掠夺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在掠夺文物、毁灭历史遗迹之外，他们甚至不惜编造历史，抹杀历史，用来麻痹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从而服从于他们的历史观。 原在旅顺口以东金山后的唐代碑刻，是存于东北地区的唯一唐碑，上刻“敕持节宣劳革未革曷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碑的背面刻有清人建设旅顺口海防，抵御英法侵略军的题记两大段，最后又有光绪乙未兵备道贵池人刘含芳作石亭，保护此石的题记。崔忻是唐开元中出使革未革曷（渤海）的使臣，在此地凿井题名以作纪念。此碑在地理交通史上有极重要的文物价值。日军占领旅顺口后就将其盗运东去，献给了他们的天皇。此事连日本侵略者所著的书里也有记载。 后金天命年间辽阳新城老满文城门石额，刻着不加圈点的老满洲文字，有大金天命年间年号月日款，是研究清初历史语言的重要材料，而且是现存天命年款的唯一碑刻，竟被日本侵略者敲下来运到大阪，而国内连拓片也不易找到。 在日军占领东北十周年的时候，曾在东京举办过一个所谓的展览会，其展品就是从伪满奉天博物馆里精选出来而“借”去的珍贵文物，包括书画、陶瓷、丝绣等共计200多件，放在东京以炫耀他们对中国的精神占领。可是到了归还的时候，箱内却变成了海产鱼类的标本，“借”去的珍贵文物大半不见了！ 存素堂的宋元明清四代的缂丝绣品亦被日本人骗去不少。存素堂收藏的缂丝是北洋军阀时期的首脑人物之一朱启钤先生的旧藏，后来卖给了张学良将军，“九·一八”以后归入伪满奉天博物馆。这批缂丝绣品许多是从恭王府里散出的，是皇帝御赐之物，不少历经内府著录和历代名人递藏，流传有绪，总共79种100多件。日本人久已垂涎，后来就以必须由日本专家来装裱为理由，选取其中精品缂丝21种，刺绣13种，共34种盗运而去！ 1935年和1939年，日本侵略者还对我国辽代遗迹和文物进行了大规模的搜刮。祖州是辽祖阿保机寝陵所在地，日本人在那儿作了三个多月的大挖掘，出土文物全部盗运东京，存于当时的东方文化研究所，其中有阿保机夫妇的玉册残简，极为珍贵，其余辽墓被盗被毁弃的无以计数。 另外，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都有代理机构坐镇北京，专捡世家旧族后人手里流出的古籍线装书。1938年江南各地相继沦陷之后，各地藏书汇集在上海市肆，日本、伪满和美国各大学都派人来购书，北平的书贾亦南下收购，不仅是善本，连普通本也在网罗之列。 有掠夺就有反掠夺。在沦陷区的一些有民族责任感的志士仁人，不忍见大批的文物珍宝流落他乡，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凭借个人的能力和财力，想方设法与敌人周旋，力求把那些行将流散出国的珍品买下来，在国内由子孙后代传下去。 苏州著名收藏世家顾氏过云楼，祖孙五代都是画家、收藏家，以收藏历代书画为主，藏有巨然、倪云林、赵孟兆页、沈石田、文徵明等人的作品总计四五百幅。日寇打进苏州时，他们家的院子里落下一颗炸弹，房间一面墙上的门窗全被炸飞了，而窗下的两只画箱却意外地无恙。然而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顾家第四代主人顾公雄毅然把儿子安置到乡下，自己带了两大包字画进入上海租界。日本人和汉奸到处打听他的住所，目的是要得到这批字画，顾氏家人和亲属个个严守秘密，结果一张画也未遭损失，直到抗战胜利。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宁肯生活清苦一些也不卖一张画，真正实现了顾氏祖先的遗愿。 我国商周时期最重要的几件青铜礼器，如毛公鼎、虢季子白盘、大盂鼎等，抗战中亦成为日本人到处搜觅的对象。苏州名门望族潘祖荫的后代潘达于女士，将家传的大克鼎和大盂鼎抬到后院里挖土深埋，再在上面种一棵树，使得日本人始终不能发现。安徽肥西地区刘铭传的后代刘肃曾等人，将家传的虢季子白盘安置在一道貌似断垣残壁的夹墙下，躲过了日本人一次次的追查。抗战中著名的毛公鼎在叶恭绰手里，他本人避之香港，毛公鼎体大无法携带，就留在上海寓所。时逢闹家庭纠纷，一个姨太太走漏了风声，引来日本宪兵前来抄家。叶恭绰的侄子叶公超为此被日本人抓去坐牢，最后经多方营救，才巧妙地对付过去了。 著名收藏家张伯驹为保护传世第一法书《平复帖》，竟遭日本人所指使的绑架！张伯驹宁肯“撕票”也不交出国宝，终于战胜了敌人。 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眼看在日军的铁蹄下，诸多亲朋好友的藏书无法保存，日益沦为纸灰，毅然出资5万元，在租界内购地造屋，又联络了实业界巨擘张元济、陈叔通一起，创办了合众图书馆，并从北京聘请燕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顾廷龙掌管馆务，为抗战中无法保存的世家藏书，创建一个容身之地。自1939年至全国解放10年间，该馆积书20万册，吸纳了江南一带名流的书藏，至今仍是上海图书馆的一大特藏。 在敌后有组织地抢救珍贵古籍的，是以郑振铎为首的“文献保存同志会”。这个“同志会”在重庆的领导是蒋复璁，所用的基金是原中英庚款理事会本来决定用于建造中央图书馆的费用，在面临中华典籍大量外流的形势下，决定先用于抢救古籍，主要地区一是上海，二是香港。上海方面由郑振铎负责，香港方面由叶恭绰负责，另有徐森玉和张寿镛、何炳松协助工作。 “同志会”先后收集了安徽刘世珩、玉海堂、广东莫伯骥五十万卷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江宁邓氏群碧楼、嘉兴沈氏海日楼、庐江刘氏远碧楼、顺德李氏泰华楼，以及浙江吴兴刘氏嘉业堂和张氏适园的大批善本，总共有4864部，48000多册，普通线装书11000多部。收购过程中，不断有日本人通过书肆贾人横加干扰，要么哄抬书价，要么就抢先购下，再以高价与“同志会”讲条件。这批珍籍先后存放上海、香港和重庆三处，存放香港的还未及运往重庆，香港沦陷了，就被日军劫走，直至抗战胜利后方才追回。 大落大起的收藏潮 全国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在文博事业方面，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省市都在筹备建立博物馆。截至解放前夕，故宫内一般文物尚有150余万件，然而精品已不多，宋元时代的法书名画尚不足20件。这样，共和国新生的文博事业就急需得到民间珍藏的支持。国家鼓励捐献，对捐献者实行奖励的政策，使民间的收藏品大批地进入了公库。解放初期，人民群众热情高、干劲大，无论什么事只要政府振臂一呼，全国上下就会一致响应。向政府捐献文物的工作，虽是由各地文物保管委员会出面主持，结果却是群情激昂，此起彼应，几乎形成了一个捐献运动。 在各地的文物捐献工作中，不少地方组织偏重于精神鼓励，如颁发一纸奖状。只有上海市政府，不仅颁发奖状，而且给予奖金，这使收藏家及其后代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愿意捐献给上海市政府。这要归功于解放后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同志的正确决策。当时上海刚刚经过国民党的“二·六”飞机轰炸，偌大一个上海，财政上十分困难。然而当上海市文管会第一任副主任委员徐森玉先生向陈毅同志建议实行物质奖励时，陈市长当即拍板同意拨款。这使得江南一带的民间珍藏源源不断地被带到了上海，其情景十分感人。 然而事情都有两个方面，当公藏成为主流的时候，私藏就成了支流。尤其在那红红火火的群情激奋的年代，私人收藏几乎成了不那么荣耀的事情，这就加重了捐献者的心理代价。 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原为上海著名实业家，他把几十年间收集珍藏的“百家画梅”藏画，全部捐献给了国家。梅花一向是文人雅士们吟咏和绘画的题材，自从宋朝杨补之、元末王冕专画梅花自成一家之后，历代画家擅画梅花的不乏其人。陈叔通费尽心血，汇集、精选了历代102家共计109幅梅花图，其中有杨补之、王冕、唐寅、陈录、王綦、邵弥、道济、弘仁、胡玉昆、扬州八怪等人的杰作。陈录专画梅花凡30年；弘仁的别号就叫梅花古衲；扬州八怪的八幅梅花，件件都是精品；郑板桥的那幅，他自己的题词是：“一生从不画梅花”，可见弥足珍贵，收集起来谈何容易！陈豪是陈叔通的父亲，他的梅花图自有独特的风骨。这一个系列，可称之为集明清两代梅花图之大成了。 天津市人民政府周叔副市长，与其周氏家族“孝友堂”人员公议，将其家在小孙庄的祠堂及30余亩地捐献给国家，同时将其祖上历经三代人收藏的古籍380余箱、共计6万余册捐赠给南开大学文学院，其中包括一册《永乐大典》、一部明版南藏以及百余种丛书均极为珍贵；还有其他文物，捐献共计1260件。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将其储存于杭州的藏书捐给浙江大学，共1944册，内中稿本、钞本、批校本及明代刊本90余种。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柳亚子，于1950年10月，将其故乡吴江县黎里镇旧宅中的藏书全部捐献国家，计有大小书箱300余只，书籍44000余册，还有柳亚子私人信札400余包，其中有许多是革命文物和珍贵的现代史料。 杭州钱塘“六唐人家”后人朱家氵晋、朱家濂兄弟，先后向国家捐献了家藏古书画、碑帖、藏书、明清紫檀家具等文物数万件，以目前拍卖行情估算，价值数亿元。 金山姚石子捐书5万余册，内中有崇祯本《松江府志》，为海内孤本；其他如康熙本《吴江县志》、乾隆原刻本《震泽志》等，均为不易购求的珍本。 宁波萱荫楼的最后一位主人李庆城，将家藏古籍2800余种、30431册，分装236只书箱内，全部捐献国家。萱荫楼藏书为天一阁、大梅山馆、抱经楼、墨海楼等江南著名藏书楼流出的，其中有《明实录》、《国榷》、方志和词曲等，版本有宋元明刻本、精抄本、名人稿本等，以明刻海内孤本《天工开物》最为著名。 晋江陈盛明、陈盛智兄弟，将私立“海疆学术资料馆”全部捐献国家，改属厦门大学。该馆拥有图书7262册、杂志4654册、剪报15000份、图片6000张、地图302幅、文物标本121件。地处峰巢山的土地11．6亩，也一并捐献了。 著名陶瓷学专家陈万里，将其历年来收集的一批青釉陶瓷，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一共55件。这批陶瓷是汉晋至唐宋的，其中有精品青釉陶楼，是汉代永康二年墓中文物；黄釉大陶盘和陶壶，是不多见的汉晋六朝时期的精品。 现代著名实业家吴蕴初的家属袁友文、吴志超、吴志进、吴进迪、吴志逵等，遵照吴先生的遗嘱，将家藏文物132件捐献给国家，其中有战国时代的铜镜、乾隆时代的庐钧釉瓷器，以及近代工艺品翡翠荷花插等等。 著名收藏家顾丽江夫妇，将40余年来收集的文物珍品2441件，全部捐献给国家，其中有彩陶罐、青铜器、唐三色釉陶瓷器、宋代龙泉窑、越窑和元明清各代的瓷器，以及象牙、犀牛角、竹刻、玉雕等工艺品。 浙江吴兴著名藏书家陆心源的后代陆思安，将祖上多年收集的各种古砖共800多块，全部捐献给浙江省文管会，拨交浙江省博物馆收藏。 上海古玩界的知名人士钱镜塘，将30年来收集的其家乡浙江海宁的地方文献，共计955件，全部捐献国家，其中有书籍、手卷、册页、书画、拓本、楹联，及有关清初文字狱的第一手材料。 冒广生病逝后，其家人遵照先生遗愿，将珍藏了300多年的先祖（冒襄辟疆）的遗存文物共900多件，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其中有书画、印章、砚台、师友信札等等。 孙煜峰从30年代起收藏文物，对字画有较高的鉴赏能力。1961年起他先后五次向上海博物馆捐献了书画、青铜器、陶瓷器等文物656件，其中宋人《五老图》题跋册、清康熙窑豇豆红刻花菊瓣瓶和宝石红瓶，均为稀世珍品。此外，他还向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捐赠过文物，其捐入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如元王蒙《葛稚川移居图》，极为名贵。 徐梦华生平喜爱文物收藏，曾任上海大德五金号经理，闲暇之余出入古玩市场，收藏古玩、书画达2万余件。1958年至1964年先后五次向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捐赠其藏品，其中青铜器、陶瓷器、砚台等文物数百件，图书近5000册。 现任上海文物商店经理顾问的薛贵笙，当年是“薛贵记文玩号”的老板，擅长瓷器鉴定，被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管会委员，在50年代初和1979年，先后将个人珍藏的“西周恭王效卣”等80件珍贵文物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陈器成收藏颇丰，于青铜器、瓷器、甲骨、石刻造像的收藏均具规模。1962年，他将88件珍贵文物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其余收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1980年落实政策发还后，他主动将其中重要文物130件捐献给上海市文管会，其中有商代甲骨100片，有些是从未著录过的，还有五代白釉梅花罐、宋定窑刻花大盘、明宣德白釉莲瓣暗花碗等，均属罕见之物。 经济界人士胡笔江的儿子胡惠春捐献历代名瓷280余件，件件都有特殊的来历。 锦州市中学教员王正旭，将其先人、著名的辽瓷专家王璞全的遗藏文物捐献给东北博物馆，计有历代名瓷700余件，古钱2500余枚，书画800余轴，其他杂器57件，总计各类文物达4000余件。 著名的国之重宝大克鼎、大盂鼎、虢季子白盘等等，亦在这时重新“出土”，由其最后一代递藏者，捐献给了国家。 著名钱币收藏家罗伯昭捐献历代古钱15000枚，内中不少是罕见的珍品。 苏州过云楼顾氏五代藏画，解放初一次就捐献了200多幅。 在藏书的捐献上，还有几位大手笔。 第一位潘世兹，将其抗战中存于香港汇丰银行的宋元古本，共计107部，全部捐献给北京图书馆。 第二位刘晦之，家在上海新闸路上，有一幢八角飞檐式的二层藏书楼，藏书近8万，全部捐献，是解放初捐书数量最多的人之一。内中属于善本的即达1928册，不乏宋元古本。他先后捐献公库的还有130件古兵器、28000片龟甲骨片、一大批古墨古砚…… 第三位是傅增湘先生的儿子傅忠谟，将先人遗书全部捐献，宋元古版达300余部，包括百衲本《资治通鉴》，极其名贵。 各地捐入公库的文物无以数计，仅上海一地，在1951年2月底以前，就收到了图书251000余册、陶器400件、瓷器984件、铜器245件、书画607件。 山东省文管会在1954年就收到捐献文物1700余件。南京博物院在1953年至1954年，收到私人和单位的捐献文物达数千件，其中包括王慰曾及其母亲汪镜芙捐献的清代刺绣服饰403件，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贻芳捐献的清代刺绣280余件，上海郑家相捐献的梁五铢泉范119件，沈子槎捐献的古钱907件，罗伯昭捐献的钱币1422件，南京市委干部周屯阝捐献的汉碑拓片，南京于去疾捐献的字画、瓷器170件等等。全国最大的文物宝库北京故宫博物院，仅1956年就收到各地捐赠文物3855件。 在陶类文物中，最有价值的，一是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甘肃和青海两省发掘及收购的一批彩陶，代表了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等期的中国史前文化；二是历代墓葬出土的明器，如战国的彩画、陶俑、鼎号鸟，汉代的银氵幼象生新画、鼎、尊、壶、龛、朱书粟仓，以及汉、魏、六朝、隋、唐各代的各式陶俑、陶马等；三是史前黑陶和殷代灰陶、白陶等。 瓷器方面，有晋代的瓯窑，隋瓷，唐代的越窑、窑、钜鹿窑、三色氵幼等，宋代的越窑、丽水窑、钧窑、龙泉窑、吉州窑、磁州窑、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德清后窑、建窑等，以及元、明、清等代瓷器与近代仿古之品。 书画方面更是蔚为大观，一部分是民间收藏家捐献的，一部分是接收得来，还有一部分是收购来的，包括江南书画收藏大家庞莱臣的藏品。其中至精者有：宋代李蒿《西湖图》卷，马远《乐志论图》卷；元代钱选《浮玉山居图》卷，倪云林《赠周伯昂山水》直幅、《渔庄秋霁》直幅、《吴淞春水》直幅，王冕《墨梅》直幅，柯敬仲《墨竹》直幅，任仁发《花鸟》直幅；明代沈周《云冈小隐图》卷，文徵明《石湖清胜图》卷，唐寅《春山伴侣》直幅，仇英《柳下眠琴》直幅，董其昌《烟江叠嶂图》卷，陈继儒《雾林图》卷等。其他如郭清狂、张大风、邵瓜畴、李檀园，以及清初四王、吴历、恽格、石涛、石溪、金农、罗聘、郎世宁的卷册、挂幅等等，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 50年代初期的经济建设高潮，还给了文物部门不少意外的惊喜———从废铜和废纸堆中，抢救出了不少有相当价值的文物，1952年，华东文化部遵照政府保护文物的指示，派出专人向各废铜收购店联系，仅在沪、宁两地，就选出了3500余件文物，其中历代铜镜170余面，青铜器200余件；在3000余枚历代货币中，还发现了古代农民运动时期所用的钱币，如韩林儿、李自成、太平天国时代的大钱等等，又发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在四川发行的几种铜元；青铜器中，有楚国铜钅复、周代铜爵、春秋时代的斧等。有些大的铜块上明显地有纹饰，经过工作人员细心地筛选、拼合，居然是一尊大型的方鼎，这显然是被砸坏了当废铜卖掉的。 与文物捐献高潮相反相成的，是古玩市场的冷落。当时上海市古玩商业同业公会认为：“沪地获得解放，一度因出口未能畅通，又兼‘二六’轰炸后，营业时常清淡，不久渐趋正常，出口亦随之日增，讵意美帝国主义者1950年6月发动侵朝战争，并于同年12月片面无理宣布冻结资金，实行经济封锁以来，我业出口贸易形成缩减，业务大受影响，同时对新民主主义国家贸易尚未开展，故营业较呈清淡。”这些固然都是客观事实，但还有其更深层的原因。 古代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东西，再多也毕竟是有限的。公藏兴起，成为时代主潮流，私藏就必然成为支流。有财力玩古玩的工商界和国民党政界、军界人士，很多在解放前夕跑到了香港和台湾等地。过去在中国横行的各国传教士，逐渐地被堵在了国门之外。同时，国家制订了一系列的文物保护法规，要求规范地进行古玩商业，乾隆六十年之前的古董一律不准出口。这样，那些走“洋庄”生意的就垮了台。更重要的是时代的主旋律和社会时尚变了，有钱有势有收藏，不再成为一件光荣的事情，而是把文物捐献给国家的人无上光荣，所以这个时期的私藏低潮亦是自然的事了。 私藏低潮的谷底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的抄家风、打砸抢风，把人们残留在家中的最后一部分收藏品，全都扫地出门。那时家有收藏，几可与犯罪同列。于是，时可听说某某街道、某某清扫马路和公共场所的清洁工，某日清晨捡到了多少金条、多少名瓷之类。 这些事实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虽然经过50年代的大捐献运动，民间收藏仍有相当的规模。如上海乌鲁木齐路上的李荫轩先生、嵩山路上的吴湖帆先生，造反派从他们家中抄出的文物、藏品，都是以多少卡车来计算的。现在成为上海博物馆镇库之宝的王羲之《上虞帖》（唐摹本），当初也是抄家物资，被造反派当作赝品，打入可以出口的文物之列，结果被上海海关文物查检部门的万育仁先生拦截下来，认为此件有可能是真品，送回上海博物馆要求鉴定。待书画鉴定大师谢稚柳从“牛棚”中“解放”出来，已是五年之后了，经老先生反复鉴定，认出了南唐宫中的一枚收藏印，果真鉴定为千古名迹。 “文化大革命”被造反派抄出来的文物、藏品多得简直无以计数，仅上海一地，安放这些藏品的所谓文物仓库，前后就达十余处。最初是集中在河南路原上海博物馆的大厅里，后来堆不下了就借了北京东路的一些大楼房子的顶层，这些大楼解放前是银行，顶层有些是闲置不用的。后来又堆不下了，就占用了玉佛寺的库房和殿堂，再不够用了就运到徐家汇的一个仓库里。再后又集中在郊区大场镇的一个巨大的仓库里，仍放不下的就运到外地存放，苏州和宁波都租了一些房子，从地上一直码到天花板，遇到阴天下雨，字画书籍极易受潮，压在最底下的就霉烂掉不少。经抽出辨认，中有唐伯虎、齐白石等人的手迹。至于那些被“小将”们投入火海或就地糟蹋的文物，更不计其数！ 历史走到本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绿了文物收藏这一片土地。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政治氛围的宽松，人们对于收藏的热望一再被熊熊燃起。 各地大小城市不仅成立了多种门类的收藏组织，出版了多种门类的收藏杂志，而且古玩市场和艺术品拍卖行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各种民间的收藏馆所、收藏沙龙、收藏展览，红红火火，争奇斗妍。尤其是嘉德、荣宝斋、朵云轩、瀚海等文化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槌声，更把海外的收藏家也吸引了过来，使得全国的收藏队伍一下子猛增到了上百万人。当然，收藏的门类已不再局限于文物，现代名人字画、近现代钟表、老式照相机、收录机、香烟牌子、月份牌子，甚至纽扣、火花、钥匙、算盘、筷子、易拉罐、火柴盒子、汽水瓶等，都成了收藏品。还涌现了一批新的“大王”，如收藏算具的陈宝定，收藏古瓷的梁志伟，收藏古墨的王毅，收藏古钱的孙仲汇、余榴梁，收藏筷子的蓝翔，收藏盂盆的陈玉堂，收藏蝴蝶的陈宝财，收藏钥匙的赵金志，收藏钟表的王安坚、刘国鼎，收藏紫砂茶具的许四海，收藏扇子的黄国栋，收藏鞋的骆崇骐，收藏笔的何欣欣，收藏古籍的田遨等，均以“一绝”著称于世。近年来“邮币卡”市场也是“潮涨潮落”，形成了收藏界一道新的风景线。 一项伟业，两个冤魂 在我国龟甲骨片的收集和研究上最先建立功勋的，是清末的王懿荣和刘鹗。王懿荣最先发现“龙骨”上刻画的印痕是文字，并确定是殷商时代的文字；刘鹗继王懿荣之后不仅收集龟甲骨片，而且是第一个将龟甲骨片摹拓刊印成书的人。可惜这两个人最后的结局都很惨，一个是投井殉节，而且是全家殉节；另一个则远谪边地，客死乌鲁木齐。 王懿荣（1845—1900），山东福山人，晚清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赏戴二品顶戴、会典馆纂修帮总纂官等职。一生“好古成魔”，尤其酷爱金石文字，又有书、墨癖。凡是古籍、字画和三代以来的铜器、印章、钱币、残石、瓦当，无不精心收集珍藏。在中进士之前，已经名满京都，“鉴别宋元旧版，考释商周器，得公一言，引为定论”（吴正鉴《王文敏公遗集·序》）。京城里的收藏大家，如太傅常熟翁同、工部尚书吴县潘祖荫、翰林院编修山东潍县陈介祺等，均常与之相切磋。中进士之后，王懿荣“既回翰林馆，绵历十年，中朝言学者，自吴县常熟外，惟公中采隐然，负时重望”。京城内外的古董商知其好古物，一遇有罕见之品，辄登门求售，以获善价。 1899年秋，山东潍县古董商范维卿，携带刻有文字的甲骨12片进京，拜见王懿荣。王懿荣视为珍宝，尽管每板索银2两，王氏亦如数收购。1900年春，范氏又带来了800余甲骨，其中有一片是全甲的上半，刻了52个字，王大人照例全数购下。后又有一个叫赵执斋的古董商携来数百片，模样不一，但片片有字，王懿荣亦全数购下。于是古董商知此骨可以赚钱，每有所得，便携之登门，时不多久，王大人府上已收甲骨达1500余片。 刘鹗在后来印的《铁云藏龟·自序》中说到这一过程：“龟板已亥岁出土在河南汤阴（注：当时古董商故意把安阳说成汤阴，以图掩盖和垄断甲骨真正的出土地）。属之古庸里城，传闻土人见地坟起掘之，得骨片，与泥粘结成团，浸水中或数日，或月余，始渐离晰，然后置盆盎以水荡涤之，约两三月，文字方得毕现。”又说：“既出土后，为山左贾所得，咸宝藏之，冀获善价。庚子岁，有范姓客挟百余片走京师，福山王文敏公懿荣见之狂喜，以厚值留之，后有潍县赵君执斋得数百片，亦售归文敏。” 王懿荣好古成癖，他把买下的龟甲骨片逐一摊开来，在家里反复推敲、排比、拼合，最后确认这些甲骨上所刻的符号确属一种文字，是我们祖先创造的早期的，而且是早于篆籀的文字，也就是说，是早于先秦时代的青铜器上的文字。《尚书·多士》篇有“惟殷先人，有典有册”的记载，但到了孔子，又发出“殷礼不足征”的感叹。他带着这样的疑问对龟甲骨片进行了研究，最后确认，这不仅是祖先创造的早期汉字，而且是商代后期来占卜的卜骨，是商代的占卜档案记录，也就是史籍上讲的“殷人典册”！这一惊人的发现，使河南安阳一下子热闹起来，古董商趋之若鹜，大家专找有字甲骨，而被挖出的无字甲骨却被扔得遍野皆是。 王懿荣对甲骨文字最初的判断，被后来的研究证实是完全正确的，他成了揭示甲骨之迷的第一人，中国文字史由此向前推进了一千年。正如后来的著名甲骨文专家胡厚宣所说：“殷商甲骨和西域汉简、内阁大库并称为本世纪中国学术史的三大发现。正是甲骨文的发现，直接导致了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取得中国考古学震惊中外的成就，其重要性可以同古希腊的特洛伊遗址的发现相媲美，它使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由虚构变为事实。甲骨文的发现将古史料和地下出土物相结合，把中国信史提早了一千多年。” 遗憾的是王懿荣这位著名学者，未能和他的同辈与后人一同分享殷墟开发的喜悦，他发现甲骨文的第二年，在庚子之乱中投井殉国了。 王懿荣死后，清王朝赠其谥号“文敏”。他留下的龟甲骨片，大部分由其儿子卖给了他生前好友刘鹗，计1000余片；赠送给天津新学书院25片，由美国人方法敛摹写，编入《甲骨卜辞七集》，1938年出版；另一小部分，在王氏后人手中，计103片，1939年由唐兰先生编为《天壤阁骨文存》一书。 继王懿荣之后，又一位大量收藏龟甲骨片的，是《老残游记》的作者，江苏丹徒人刘鹗。 刘鹗（1857—1909），字铁云，又字蝶云，又字公约，原名孟鹏，号老残，别署鸿都百炼生。他聪颖过人，一生中做过许多事情，精于数学、医学和水利学，曾在各地行医，对于文物考古及收藏亦极有兴趣。曾投于金石学家吴大门下。光绪十四年（1888年）黄河在郑州决口，刘鹗治河有功而声誉鹊起，曾任黄河下游提调，1893年任知府。他办过许多实业，经营过绅兴织布厂、海北精盐公司等，是个很开明的、有着深厚古文化底子的“复合型”人才。 刘鹗除了从王懿荣后代手里买得甲骨文1000余片外，自己也通过多种渠道大量收购，先是委托贾人赵执斋“奔走齐鲁赵魏之地，凡一年，前后收得3000余片”，后又从定海方若（药雨）处收得范姓所藏的300余片。刘鹗还曾派自己的儿子去河南收集甲骨，前后加起来，总共已逾5000片。他宣称：“己亥一坑所出，虽不敢云尽在于此，其遗亦仅矣。” 1903年，刘鹗从已获得的5000片甲骨中，精选出1088片，精心墨拓，编辑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著作———《铁云藏龟》（抱残守缺斋石印本）。著名学者罗振玉和吴昌绶为之作序，刘本人亦撰序一篇。罗序和刘序已属考证文字，此为甲骨学研究之始。 其后，原先曾在刘家任过家塾先生的上虞罗振玉，又从刘氏赠送他的未曾著录过的甲骨中精选数十板，为之影印，定名为《铁云藏龟之余》。 几十年后，上海的孔德图书馆获得一批会稽吴振平旧藏甲骨龟片，沈尹默、金祖同、李旦丘考证为刘鹗旧物，虽有一部分为《铁云藏龟》著录，但大多数未经著录，于是选其93板，略加按语，并著释文于后，遂成《铁云藏龟拾零》一书。 又有刘鹗同乡人叶玉森氏，在刘鹗身后得其遗藏甲骨1300板，从中精选240板，为之墨拓石印，并附考释文字，书名《铁云藏龟拾遗》。 另外，犹太人哈同所藏741片、前中央大学所获277片、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获509片、陈钟凡所获201片等等，均为刘鹗旧藏散出者。以上几部著录之书，大体可体现刘鹗收藏甲骨之规模及流散的情况。 刘鹗除收藏甲骨龟片之外，还收藏古陶、古印、古封泥、古钱币、碑帖和青铜器，分别辑为《铁云藏陶》（著录陶印45方、古封泥752块）、《铁云藏印》（共10册，著录古印391方）、《铁云藏货》（著录古钱185品）、《铁云碑帖题跋》、《抱残守缺斋藏器目》等等，其中《铁云碑帖题跋》和《抱残守缺斋藏器目》为后人所辑。他为了这些收藏，动辄千金，逐年蔚成大观。可是他毕竟一生没当过大官，收入有限，嗜古之癖又终身不改，终于落到了常有债权人夜间来敲门的境地。 关于《铁云藏货》，刘鹗生前就已亲手编订，共计116页，汇集了鲍康、胡义赞、潘祖荫、王锡、杨继振、王懿荣的部分旧藏，其中有不少是从未著录过的珍品。这部著作直到1986年，距刘鹗逝世77年之后，方才由中华书局刊印传世。原来刘鹗去世后他的藏品和手稿均已失散。著名古文字家郭若愚从旧书铺中“抓”到了这部稿本保存几十年后，在千家驹先生的帮助下才得以刊行。 刘鹗极有个性，身处封建科举时代却不喜欢科场文字，而是纵览百家之书，致力于经世之学，所以在史地方面亦卓有建树。曾著有《历代黄河变迁图考》。数学方面有《勾股天云草》，医学方面有《温病条辨歌诀》；此外，尚有大量经济、政务、时评文字，涉猎面极广。 可惜这样一个有责任心的大收藏家，在庚子之乱后，被人指控发国难财，说他趁乱开仓放粮给外国人，而实际上刘鹗是从外国人手里买了太仓之米，低价散给乱世中贫苦无靠的穷人，可是官场之黑暗哪容刘鹗置辩？刘鹗终被遣送流放新疆，住在乌鲁木齐一座寺庙的戏台底下，靠为人治病度日。到新疆仅一年，于1909年客死乌鲁木齐。 马背上的传教士 说来令人气愤，本世纪初中国考古界几次重大的发现，都有外国人跑来染指，而且每次都是他们收获最丰。敦煌卷子、流沙坠简、殷墟甲骨、北京人化石等等，无一例外。那时弱国无外交，反映在文物收藏上就成了“落后就要遭抢”。好在外国人研究中国甲骨文的毕竟少，最终流到海外的龟甲骨片只占出土总数的十分之一二，这十分之一二中，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收藏的是一大宗。 明义士1910年来中国传教，是长老会驻河南彰德府的牧师，先在河南武安，后在安阳。1932年曾应聘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授，后来在北京也教过书。他20年代在河南安阳传教时，殷墟的历史地位已确定，龟甲骨片成了可赚钱的宝贝。他经常骑一匹马，徘徊于河南安阳洹河南岸，逐一查看古物出土的情况，进而就设法与当地人联系收购。1917年，他把所收藏的龟甲骨片加以精选，选出2369片，摹写后印成《殷墟卜辞》一书，在该书的序言里，他宣布自己的收藏已达5万片！从这以后，又陆续有所购进。1933年他在齐鲁大学讲授《甲骨研究》一课时，其讲义上说明：“1924年，小屯人打墙，发现一坑甲骨，为余所得，其中有大的。1927、1928年拓成，即《殷墟卜辞后编》中的内容。”可见他先后所得，已远远超过了5万片。 有趣的是明义士所收藏的龟甲骨片并没有全部带去加拿大，由于种种原因，留在我们国内的是大多数。现存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有5100片，差不多仅占他收藏全数的十分之一。这些甲骨，后由加拿大籍华裔学者许进雄博士整理研究，从中选出缀合后的3176片，编为《殷墟卜辞续篇第一集》，1970年在加拿大出版。 明义士所藏甲骨留在我国国内的共有三批，情况十分有趣。 1951年2月，南京有一位叫杨宪益的先生交到南京博物院一只箱子，同时还有一把钥匙和一封信。博物院的同志打开箱子一看，是满满一箱龟甲骨片，信是杨先生写的，信中说：“这批甲骨是前几天加拿大外侨穰傺德（前加拿大大使馆代办）交给我的，他并且说他要离开南京了，他在整理前大使馆私人物品时，发现了这只箱子，内有甲骨文，是以前的朋友留下的。我就请他让我来处理。现在送到贵院，请妥善处理。”没过几天，这位杨先生又致南京博物院一信，大意是说，这批甲骨，是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在中国收集的，原先是交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暂存的，明义士回国时已老病半身不遂，这批东西就留在了中国。现在大使馆的代办穰傺德也要走了，我就劝他把东西交给你们吧。 南京博物院的研究人员清点了一下，与明义士所著《殷墟卜辞》一书相对照，恰好相符，共计2390片，证明确是明义士所著《殷墟卜辞》的实物。其中最大字骨长28公分，最小的和人的手指头一般大。这是明义士收藏甲骨的第一部分。 明义士收藏甲骨的第二部分，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这部分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者为3匣17屉，除一屉为陶丸、陶饼、小螺贝壳等166件之外，龟甲骨片共870片。1965年著名学者胡厚宣进故宫选拓甲骨，见到这批甲骨中夹着1924年2月18日从天津寄往北京明义士的一个信封，地址是北京华语学校。据此可知当时明义士或许在该校教书，或许是暂住。总之，这批甲骨是属于明义士的，并且与该校有着联系。 明义士所藏甲骨存在故宫的后期一批，是直到1974年才从故宫的一个仓库里清出来的（故宫之大，边角旮旯里隐藏的宝物之多，可以想见）。共有10匣25屉又167包，共计甲骨19494片！而且每只箱子上都有当年明义士亲手写下的封条。这部分甲骨，原来也存在北京华语学校图书馆内，解放后由中央文化部清出后，交由故宫博物院保存。谁知此“保存”竟成了“封存”，几十年间无人动过。这两部分甲骨原来都是存在华语学校，应属一批东西，不知为什么被分在两处，成了两批。870片加上19494片，合计共达20364片之巨。关于这一批甲骨，前些年海外学者有种种传闻，有的说是“原骨早已被毁”，有的说“埋在山东某地下”等等，其实都没说对，关于“埋于山东某地下”的，是另外一批。 明义士1932年曾应齐鲁大学之聘，在济南任教。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把所藏之物委托他的同事、英国人林森（字仰山），埋藏在一个教师住宅的地下室里。这就是明义士所藏甲骨的第三部分。1952年“三反”运动的时候，林仰山把这些古物交代出来了，人们按林的指点，从那个地下室里挖掘出古物140多箱，当即交到济南上新街的山东省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该会于1952年5月16日召开“济南高等学校‘三反’及思想问题展览会”，展出明义士旧藏古物29457件，其中甲骨8080片。展览会结束之后，这些东西全部归入山东省博物馆。1965年胡厚宣为编《甲骨文合集》，特去山东博物馆选拓甲骨，查明在这一批甲骨中，有字者为3668片，很重要的和比较重要的约300片，全都未见过著录。 由此可知，明义士留在我国国内的龟甲骨片共有30834片，加上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中所存，现在可数的总共35934片。据早期在安阳参加过发掘的吴金鼎说，明义士所藏甲骨，在军阀混战时期被毁掉一部分，但究竟毁掉多少，已无从查实了。 除了明义士之外，美国驻山东潍县的传教士方法敛和英国浸礼会驻青州的传教士库寿龄也大肆收集过中国甲骨。他们早在1904年就插手殷墟的发掘，是最早从事此收集的欧美人。他们曾把从古董商手中收购的400多片甲骨，转卖给上海英国人创办的亚洲文会博物馆。 1904年冬，河南安阳小屯村的地主朱坤，挖到数车龟甲骨片，被古董商转卖到山东后，就被方、库两人收购了。1906年以后，他们又陆续运出中国，转卖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卡内基博物院、苏格兰皇家博物院、不列颠博物馆、美国斐乐德博物院等机构。他们把这些甲骨摹写，印为《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935年在中国出版，但其中有许多是古玩商伪刻的文字。方氏还著有《中国原始文字考》，出版于1906年，是最早用英文写成的研究中国古文字著作。后来，步他们后尘的英国人金璋、德国人威尔茨和王礼贤，在1908年和1911年前后，也搜集了不少甲骨，并转卖给了德国和瑞士的博物馆。 除此之外，日本人西村博、三井源右卫门、林泰辅等也从中国搜去了不少甲骨。郭沫若30年代旅居日本时，曾访日本公、私多家所藏甲骨，并选其重要者编成《日本所藏甲骨择尤》，并收入其《卜辞通纂》一书，1933年在日本出版。继郭老之后，著名学者金祖同又访问了日本收藏中国甲骨有名的六个人，即：河井荃庐、中村不折、堂野前种松、中岛虫豪叟、田中敕堂、三井源右卫门，并亲自摹拓，将他们的藏品去粗存精，选其共1500片作考证，付印成《殷契遗珠》一书，郭沫若、罗振玉为序，1939年出版。1931年“九·一八”后，日军利用在中国华北的实力，大肆抢劫中国文物，据统计，散在日本的中国甲骨总数在1万片以上。 上述这些外国人中，明义士所得最多，好在他离开中国时已“老病半身不遂”，想必拿不动多少东西，否则流落海外的甲骨恐怕远不止这个数吧。 雪堂春秋 甲骨文被确认为是殷商文字之后，京城内外学界和古玩界一片轰动，纷纷要去甲骨出土地作进一步考查和收购。古玩商们为了垄断新出土的甲骨，哄抬价格，谎称出土地为河南汤阴和卫辉，学者们跟着兜圈子，并未发现真正的线索，连刘鹗出版《铁云藏龟》时也误认为出土地是河南汤阴。后来经过8年的辗转寻访，最后才弄清楚真正的出土地是在河南安阳西北洹水南岸的小屯村。 这个出土地址的确定，意义极其重大，因为据此进一步作考古研究，才有了后来的殷墟遗址的确定，也才有了甲骨文形成的年代的确定，以及与史籍上种种记载有关的印证和研究。这个打破古玩商布下的“迷魂阵”的人，就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浙江上虞人罗振玉。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言，又字叔蕴，号雪堂，自署守残老人，晚号贞松老人。历官学部二等咨议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革命爆发后流亡日本，1919年春回国，住天津，当遗老。1924年春奉清废帝溥仪之召，入直南书房，与王国维一起检点宫中古器物。溥仪被冯玉祥将军驱逐出宫后，在天津住日租界“张园”，罗亦同趋，被任命为“顾问”。“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参与伪满洲国的活动，曾任伪满“监察院院长”等职。他的一生，是晚清一代政治上坚持顽固立场的知识分子的悲剧，然而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历数本世纪以来国学类的学者专家，却又罕有其比，一个人的多面性，竟至如此。 1894年，他在大收藏家刘鹗家当家庭教师，教刘的四个儿子读书，后来又把长女罗孝则嫁给了刘的第四个儿子大绅为妻，与刘成了儿女亲家。可是罗与刘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儿女亲家，他们在甲骨学的研究上亦是志同道合的开拓者。刘鹗在王懿荣去世后，从王懿荣儿子手里买下1000余片甲骨，并继续收购，罗就催促刘将其摹拓并印出来流传，供士林研讨。刘的《铁云藏龟》1903年出版时，罗为之作序，在序中，罗对刘与王没有一句奉承话，满篇都是考据文字。那时他已认为，龟甲骨片上的文字属于古代的占卜文字，并具体阐明了古人的灼龟与钻龟的区别和做法，以及钻、灼之处的讲究。只是那时仅能初步考证“其文字之缔造与篆书大异，其为史籀以前之古文无疑，为此龟与骨乃夏商而非周之确证，且证之经史亦有定其为夏商而非周者。因出土所见尚少，且出土地址未详，尚不能断定为殷墟之物耳。” 刘鹗客死新疆之后，甲骨学上的研究，罗振玉成了主帅。他先前在1906年到清廷学部作官后，就开始留意搜求甲骨，1909年委托琉璃厂古董商人祝继先、秋良臣、范子衡以及弟弟罗振常，四次赴河南收购甲骨，先后所得2万余枚。罗振常后来曾撰有《洹洛访古记》，详细记录当时的收购情况和当地甲骨的出土情况。1915年，罗振玉又亲自前往安阳实地考查，从刻辞中认出殷帝王名谥，恍然悟出它确为殷王朝遗物，沿这一思路继续深究，果然殷太卜所典藏均深埋于此。这一石破天惊的发现，令整个学术界为之一震。 对于罗振玉钻研国故的“牛劲”，郭沫若曾称赞道：“这种热心，这种识见，可以说是从来的考古家所未有。”又说：“甲骨自出土后，其搜集、保存、传播之功，罗氏当据第一，而考释之功亦深赖罗氏。”（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的好朋友又是亲家的王国维先生也说：“审释文字，自以罗氏为第一。其考定小屯为故殷墟，及审释殷帝王名号，皆由罗氏发之。”这些评价并无过誉之处，罗氏在学问上求实、深究、重考据的作风，亦为乾嘉以来的学界之余绪。 关于罗振玉收藏甲骨的规模，1912年他在所著《殷墟书契前编》17卷本的自序中说：“因遣山左及厂肆估人至中州，瘁吾力以购之，一岁所获殆逾万。意不自歉，复命家弟子敬振常，妇弟范恒斋兆昌，至洹阳采掘之，所得则又再倍焉。”1916年他在所著《殷墟书契后编》自序中又说：“归而发箧，尽出所藏甲骨数万。”王国维说：“参事所藏凡二三万片，印于《殷墟书契》前后编者，皆其选也。” 又说：“丙午（1906）上虞罗叔言参事始官京师，复令估人大搜之，于是丙（1906）丁（1907）以后，所出多归罗氏，自丙午至辛亥（1911）所得约二三万片。”（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可见其藏甲骨在当时，仅次于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 可惜这些甲骨在罗振玉避居日本时散去许多。据著名学者胡厚宣考证，其有记录说明的，归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3599片，天理大学参考馆809片，东京国立博物馆225片、东京大学考古研究室113片、富冈谦藏800片……总计达5745片。 罗氏旧藏甲骨，据说在东北解放时颇有损失。其残存的甲骨，现在收藏在国内各单位者尚有5883片。其中山东省图书馆84盒，1234片；北京图书馆32盒，461片；吉林省博物馆11盒，206片；吉林大学8盒，107片；故宫博物院1盒，15片。另外零散没有装盒的在旅顺博物馆有2925片，辽宁省博物馆394片，吉林大学377片…… 以上这些数字都是解放以后胡厚宣在编《甲骨文合集》时，仔细统计、查对、考证过的，而且发现，凡是罗氏木盒原装甲骨，都是选出的精品，没有盒装的零散甲骨中，也有很多精品。与罗氏《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后编》和《殷墟书契著华》三书核校起来，著录过的材料只不过三分之一，未经著录过的甲骨，仍有很多极为重要的材料。 龟甲骨片的收藏，仅仅是罗氏收藏的一部分，他收藏的书画、青铜器、古籍、简牍、明器、清宫档案等等，亦称山海之富。这些藏品曾编成《三代吉金文存》、《明吴门四君子法书》、《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等。他在国内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活动，除了甲骨的收藏和研究，尚有抢救大内明清档案（所谓“八千麻袋档案”），抢救、刊行敦煌卷子，考证居延汉简等壮举。 罗振玉的嫡孙、现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的罗继祖，在谈到他祖父的收藏时曾说：“十五岁买汉印为有印癖之始；十六岁摩挲西湖诸山铭刻不肯去，为癖金石铭刻之始；十八岁买淮安钦工镇出土的古镜为搜集文物之始；二十岁著《读碑小笺》为著书之始；三十八岁到广东收买南海孔氏岳雪楼藏书为藏书之始。今更加补充，十六岁手拓‘石鼓文’为肄习篆籀之始；二十三岁得山阳阮葵生《风邪蒙束》稿本，授人印行为谋传刻前人遗著之始……”并谈及罗氏一生不蓄田产，解放时除了长春和旅顺两处住房外，就是一大堆古董。这些古董在罗氏生前曾卖给伪政府一部分古物书画，还有一批是在1917年河北、山东、河南闹水灾的时候卖掉助赈了。1920年又在北京举办“雪堂金石书画京旗义赈即卖会”，这是为辛亥革命后北京满族人生计不振者举办的义卖，所得2万元全部充赈。他早期的藏品，几乎都在日本散去，如罗继祖说：“在海东八年，全家生活就是靠出卖长物度日的”，其晚年到了东北，“在祖父生前卖给伪满的一部分古物书画的代价为伪币，如扔下水一样……”（罗继祖《庭闻忆旧》） 罗振玉两次公开义卖藏品赈灾、救穷，目前幸有记录在世，从中可窥见其收藏的规模与质量。 1931年，罗振玉在北京举办的“雪堂所藏金石书画珍品义卖”会上，义卖的历代法书、名画目录为：宋范文正公致尹师鲁二札卷（纸本）、明宋仲温草书《进学解》卷（纸本）、明祝允明楷书《饭苓赋》轴（纸本）、邓顽伯篆书立轴（纸本）、明吴文定书巨然洽平山寺诗文衡山补图卷、赵扌为叔隶书立轴（纸本）、吴渔山楷书六言联、黄小松隶书五言联、唐颜鲁公真迹册（价6400元）、宋孝宗法书赞册（价1400元）、明李文正行书诗卷（纸本）、明姚云东行书（唐鹪安旧藏，纸本）、陈老莲行书五言联、翁方纲书黄山谷七佛偈、《乐毅论》稿册（纸本）、刘石庵临古册（纸本）。其中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宋拓古碑孤本：唐沈传师《柳州罗池庙碑》（罗注：叶石君旧藏，近得之道州何氏，传师书迹人间仅存此一本，价6000元）、隋《舍利塔铭》（张叔未题字）、《祝府君碑》（临川李氏藏）、《雁塔唐贤题名二卷》（罗注：王壮愍端忠敏公故物，覃溪题字数千，价3000元）。另有宋拓本：汉王稚子阙、汉石经、三段碑、《九成宫醴泉铭》、《皇甫公碑》、《温彦博碑》、《圣教序碑》、《伊阙佛龛碑》、《麓山寺碑》、《李思训碑》、《中兴颂》、《八关斋记》残本、小字《麻姑仙坛记》、《干禄字书》、《宋广平碑》残本、《段行琛碑》、宋拓《袁州学记》残本、《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游丞相本《兰亭》卷、开皇本《兰亭》卷、晋唐小楷、东库本《阁帖》卷六、《汝帖》。另又有“孤本与佚石”类、“明拓及旧拓善本”类46品，皆为王懿荣、张叔未、阮文达、汪容甫等名流旧藏。 罗振玉收藏的历史名人法书，至精者曾影印行世，书名为《贞松堂藏历代名人法书》三巨册，卷上为晋大令王献之《鹅群帖》、晋人尺牍（出敦煌石室）、宋吴卫王书《大佛顶首楞严神咒》、元俞紫芝临《乐毅论》、明杨升庵诗稿、明吴文定公诗稿、明文徵明草书《赤壁赋》；卷中为明王雅宜书《史记刺客传》、明董其昌《陈于廷告身》、又行书秦淮海词、又临《郎官石柱记》、又《阿房宫赋》、明黄忠端公诗稿；卷下为清王文简公书陶诗及临古七种、清姜西溟《圣驾巡行颂》、清阮玉勾诗评、清张文敏公《千字文》、又诗稿、又书宋人词、清刘文清公书《秋阳赋》三种。其中王献之的《鹅群帖》，共49字，有历朝历代的鉴赏章82方，又题跋多通，足见其流传之迹。罗振玉去世后，1942年他的孙子罗继祖翻检家中遗藏字画，录其题识，略加考订，遂成《雪堂书画记略》。 罗氏另有《贞松堂吉金图》影印本三巨册，著录其收藏青铜器物，卷上为58品，卷中为77品，卷下为63品；附录有4个，著录三代石刻、唐代封泥等古物。 罗氏的藏书，其生前未见有目录。东北解放以后，罗继祖与其从弟承祖，禀承祖母命全部捐给国家，共计9万册，存旅大图书馆；归辽宁省图书馆的亦不在少数，未计入9万册之内。 至全国解放初，罗家藏品据罗继祖说：“被破坏不少”，剩下的“什之一”就作为捐献，捐给人民政府了。 小校经阁传奇 上海新闸路上有一处中西合璧的院落———一幢四层西式钢筋水泥结构的住宅大楼，坐落在一个中式花园里。花园由一道月门和花墙隔成内外院，内院尽头，矗立着一幢两层飞檐式八角阁楼。这个阁楼由琉璃瓦铺顶，一蹲石狮高踞其上，八只角上饰以各种吉祥动物。这是上海滩现存唯一的一幢近代旧式私家藏书楼旧址：小校经阁。它的主人是现代大收藏家、原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刘晦之先生。 刘晦之（1879—1962）名体智，晚号善斋老人，安徽庐江人，出身于一个晚清重臣之家。他的父亲是清末淮军的重要将领、李鸿章的心腹之臣、四川总督刘秉璋。 刘秉璋在浙江巡抚任上时，正值中法战争爆发。他率军坐镇杭州。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他对家人说：“万一战场失利，吾得对国尽忠，夫人要尽节，三个儿子（指老大刘体仁、老二刘体乾、老三刘体信）要尽孝，小四、小五尚小，送给李鸿章了。”此言一出，军中将士无不铁心报国。中法之战镇海一役历时103天，空前酷烈，全凭浙江一省的财力和兵力支持，最终战胜法军。法军舰队司令孤拔受重伤，不久死在澎湖群岛。刘秉璋因此战获胜而擢升为四川总督。 刘晦之正是刘秉璋的“小四”，自幼聪慧好读。因刘秉璋是李鸿章的心腹，两家又是姻亲，故刘晦之从小就得以进入天津李鸿章的家塾，与李氏诸子弟一起读书，中西文俱佳，又得以与李氏门生故吏及其子弟朝夕相处，过从无间，还饱览了故家旧族多年秘不示人的典籍和收藏，这都为他后来从事银行业和收藏事业打下了基础。 刘晦之的文物收藏堪称海内一流，尤其是龟甲骨片和青铜器的收藏，世间罕有其比。其甲骨文的收藏在战前就达28000余片，1953年全部出让给国家。据文物部门统计，现存我国大陆的龟甲骨片，总共9万余片，分布在95个机关单位和44位私人藏家手里，而刘晦之的28000片，差不多就占了三分之一，是私人收藏甲骨的最大的一宗。 1936年郭沫若亡命日本时，日子过得很困窘，有时连毛笔也买不起。刘晦之知其博学多才，就将自己历年所收集的龟甲骨片，请人拓出文字，集为《书契丛编》，分装成20册，托中国书店的金祖同带到日本，亲手交给郭沫若，供其研究、著书。郭沫若见后叹为观止，从中挑选了1595片，先期研读考释，并据此著成了甲骨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巨著《殷契粹编》，在日本出版。郭沫若在书序中一再感叹道：“刘氏体智所藏甲骨之多而未见，殆为海内外之冠。已尽拓出其文字，集为《书契丛编》，册凡二十，去岁夏间，蒙托金祖同君远道见示，更允其选辑若干，先行景布，如此高谊，世所罕遘。余即深受感发，不揣谫陋，取其1595片而成兹编，视诸原著虽仅略当十之一，然其精华大率已萃于是矣。”“……然此均赖刘氏搜集椎拓之力，得以幸存。余仅坐享其成者，自无待论。”（郭沫若《殷契粹编．序》）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抗日战争结束后，复旦大学胡厚宣教授从大后方复员回沪，即常往市区新闸路上的小校经阁拜访刘晦之先生，与之订交，参观过他的藏品，并专门安排了学生们前去参观他收藏的甲骨。那是用楠木盒子规规整整分装起来的100盒甲骨，打开盒盖，满目粲然。另有甲骨拓本《书契丛编》20册，每册后附简单释文。这套拓本，与盒内的甲骨实物先后次序正相对照。胡厚宣曾查其甲骨实数，实为28192片。著名学者陈梦家还考证过，其中有300余片为徐乃昌随庵的旧藏。 1953年，刘氏甲骨出让国家，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接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其又重新墨拓了一遍，拓本题名《善斋所藏甲骨拓本》。 对于刘氏所藏甲骨，前些年中国台湾学者董作宾不知何故，认为“刘晦之所藏甲骨号称二万片，但大者多是伪刻”（《甲骨五十年》）。解放后，中科院考古所主持甲骨学史上最权威的著录《甲骨文合集》时，认真考证过一遍，认为刘氏所捐献的甲骨中，伪刻只有112片，还不到1／250，这就不能算是“多”。董作宾还说：“他（刘氏）的精品，已选入《殷契粹编》，共1595片，真是其余不足观也已。”而事实是，郭沫若、胡厚宣在编《甲骨文合集》时，经详加考证，证明郭氏当年编的《殷契粹编》所收，固然都是精品，但精品并没有收完，如四方风名刻辞和一些特大的牛胛骨卜辞，就没有收进。而《甲骨文合集》在编辑过程中，就从善斋拓本中又选录了不少精品，而且有的还很重要，并非“其余不足观也已”。董氏所说，不知何据？ 除去甲骨和青铜器的收藏之外，小校经阁内还以藏书著名。刘氏藏书达10万册之巨。1934年他的住宅里实在容纳不下日益增多的藏书了，只好专门造一藏书楼，取名小校经阁。他的藏书以明清精刻为主，亦不乏宋元古本。至解放时，尚有宋版9部、各地方志1000余部，善本达1928册（此为解放初上海市文管会接收时考订的结果）。这些书籍分装在500只特制的书箱里，打开书箱箱盖，上面罩了一层细细的铁丝网，这是为了在曝晒时防止老鼠钻进去而特设的。 刘氏藏书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四库全书》中被当时四库馆臣们删改过的书，他必须收得原来的旧本。他立志要把《四库》中“存目”之书，依目统统收齐，收不齐就借来抄录副本。他要以一己之力，收齐《四库全书》所收书的原刻本，统统恢复旧貌，因此这小校经阁，长年雇着十几名抄书、校书的工匠，书山书海，忙得不停。 解放后，刘氏所有的藏书连同那500只箱子，全部捐给上海市文管会，后又转入上海图书馆。第一批捐书326箱，67873册；第二批捐历代碑刻拓本282种，共436册，其中有汉魏名碑50种；晋至隋79种、唐185种、宋金元明122种、杂帖36种；第三批捐书34箱。1951年9月，还捐献了上古三代及秦汉时期的兵器130件，分装二十个箱子里，后由上海市文管会转交上海博物馆保存。为此，陈毅市长曾颁发嘉奖令，表彰他的爱国精神。 刘晦之逝于1962年，在生前已把所有藏品捐献殆尽（还有一大批古墨古砚捐献给安徽省博物馆，该馆为之特辟“中国历代古墨陈列室”），身后不留一石一木，这在私家收藏史上，亦是为数不多的。 近十几年来，刘家孙子辈中又出现一位著名人物———香港亿利达工业发展集团董事长刘永龄，他在国内知识界，是“吴健雄物理奖”、“陈省身数学奖”、“亿利达科技奖”“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等奖项的全额赞助人。刘永龄当年是赤手空拳来到香港，祖辈和父辈并未为他留下财富。他的事业大获成功之后，一方面潜心高科技研究，同时又不忘桑梓之情，热心公益文化事业的发展。 钟鼎之国 1942年夏天，陕西省扶风县任家村的一个徐姓农民，正在自家的麦收场上碾麦子，碾着碾着，场上的地面突然陷下去一大块，徐氏向前探看，发现下面像座地窖，隐隐约约堆放着不少东西，于是赶紧将洞口遮蔽，到了夜里才陆续把东西一件件取出来。原来这是一窖西周时代的排列在架子上的青铜器，排在中间的由于未沾黄土，偶有几点铜绿，居然仍灿然如新，其中大鼎三四件，重者达百余斤，经细细清点，竟有120余件。徐氏将其陆续卖出后，收藏界为之轰动。经专家考证，著名的禹鼎亦在其中。 类似这种青铜器集中出土的事情，从上世纪末以来并不少见，有的是因年深月久，土层剥蚀，自然暴露的，有的是人工挖掘，蓄意破坏的。 20年代到30年代，洛阳古墓陆续被盗，其中有一个墓群共8座古墓，出土一大批青铜器。当事人讳莫如深，守口如瓶，究竟出土多少古物，局外少有人知。后来从当时一位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的著述（《洛阳故城古墓考》）中透出消息说，那次出土古物起码有500余件，其中大量的是青铜器、食器、乐器和酒器，最著名的是一套战国乐器：氏编钟，大小22件。 30年代初，安徽寿县东南朱家集一带洪水泛滥，地面塌陷，千年古墓遂暴露于世，乡民们纷纷前去挖宝。后因出售这批青铜器引起了矛盾，甚至发生械斗，当地政府索性命令全部收缴。仅那一次收缴的青铜器和各类古物就达718件。而据当时参加挖宝的人说，他们看见地下有个五丈多长的木架上，层层叠叠地堆放着各式铜器，估计总有三四千件！ 解放前几年，著名历史学家陈梦家曾游历欧美各国，考查我国文物流失海外的情况，结果仅从欧美各大博物馆和艺术馆的收藏来看，中国青铜器就达近1000件。 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小屯西北发掘妇好墓，墓主妇好是商朝第23代君主武丁的配偶，随葬品既多又精，各式青铜器具齐全，共挖出了460件。 据陕西省文物部门统计，仅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间，陕西省一地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就达3000多件…… 如此众多的古代青铜器具，是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青铜，在我国原始社会时期，就作为称量货币使用了，同时也作为财富贮藏。进入阶级社会之后，青铜被铸成各种器皿，如食器、酒器、水器、兵器等，并且作为祭祀的礼器，有的重器还刻上精美的花纹和具有相当历史价值的铭文。统治者死后，青铜器带入地下，深藏厚埋，以求永久占有。 我国黄河中下游厚厚的黄土地，为我们祖先掩埋和保存青铜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从夏代晚期（考古上称为二里头文化）开始，历经商、西周、春秋、战国及秦、汉这2000多年中，一代代君主重臣、皇亲国戚，真不知往地下埋了多少东西。他们或是寿终正寝带入墓室，或是兵火相逼，仓皇中来不及带走就埋入地下。他们总希望这些宝贝能够永久流传下去，所以青铜器铭刻上常常有“子子孙孙永保用”、“子孙享用”、“万年无疆”等语。 青铜器时代刚刚一过，汉代就有人开始挖掘盗取。本世纪30年代，前中央研究院与河南省联合清理河南氵睿县的古墓群，6个月清理古墓88座，其中被古人挖掘过的竟占三分之二，汉代以来总共挖出多少，近百年学术界费了不少劲，但至今仍没有个确切的说法。有的说“见诸著录的作为礼器的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总数达2万件以上”，有的说：“从汉代出土青铜器至今，仅仅有铭文的青铜器就达1万件以上，当然有铭文的青铜器毕竟是少数”。事实上，目前青铜器仍在不断地出土。尽管国家已经决定，为保护地下文物，不再对尚未挖开的古墓进行考古性的挖掘，而我们从媒体不断披露的走私案件，以及海外爱国华侨在海外重金购下青铜器捐献国家的情况看，可知古代青铜器的数量远大于上述的估计。 青铜器最早的出土记载源于汉代，封建王朝视为瑞祥之物，将其载入史册，“元鼎元年五月五日，得鼎汾水上”，“四年夏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汉书·武帝记》）。和帝永元年间，“南单于于漠北遗宪古鼎，容五斗，其傍铭曰：‘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宪乃上之”（《后汉书．窦宪传》）。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城中好高髻，四方高数尺。”不论何物中只要皇帝一感兴趣，此物便值了钱。到了宋代，有的青铜器物价格已高达数十万钱。大批的青铜器出土以后，不断地涌到了皇帝身边。两宋时期以“郁郁乎文哉”著称，上自皇帝下至文人，重文轻武，嗜古器成风。宋徽宗赵佶，不仅是书画方面的行家里手，而且嗜好金石，驱使天下臣民，为其搜罗铜器。大观初年，宣和殿收藏大小青铜器仅500多件；到了政和年间，皇宫里的收藏已达6000余件。除宋王室收藏外，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亦无不唯收藏是嗜。据北宋《考古图》和南宋《续考古图》称，北宋有藏家40多家，南宋有30多家，而不见著录者则应更多。著名者诸如寇准、文彦博、刘敞、苏轼、李公麟、欧阳修、吕大临、赵明诚等等，无不以收藏青铜器为无上荣耀。苏轼的书房里就“清供”着鼎鼎大名的楚王钟。刘敞是集贤院学士，收藏宏富，著有《先秦古器记》，开两宋时期青铜器专书的著录先河。他最为珍视的11件有铭文的青铜器，平生把玩，至死不忘，告诫后辈：“我死之后，不要忘记用它们来祭祀我。”可见一代文人学士之风尚。 宋代学者吕大临著的《考古图》，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青铜器图录，成书于1092年，共收公私37家的藏器224件，其中殷周铜器148件。后有王黼的《宣和博古图》，记录了宋徽宗内府藏品凡20类，著录铜器839件，集宋代出土和流传铜器之大成。后又有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收录上古至汉代彝器511件。王俅的《啸堂集古录》，收录商周彝器275件，汉唐杂器70件，共计345器。 两宋时期，是我国文人学士及达官贵人收藏和鉴赏青铜器的第一个高峰期，当然盗墓之风亦愈趋烈，青铜器的收藏价格亦自然“水涨船高”了。铭文越多，价格越贵，金石文字的考证之学愈加成为学界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后世王国维就称赞宋代学者的成就为“凿空之功”，清代研究铭文之学只是“奉为准则”而“不能出其范围”。 元朝人与宋人相反，尚武轻文，“只识弯弓射大雕”。对青铜器的兴趣大减。明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严加防范，学者只是高谈性学哲理，加之社会相对安定，市民文学兴起，需要相当考证功夫的青铜器鉴赏之学，自然也不成气候了。 但是到了清代乾嘉时代，由于乾隆皇帝的亲自倡导，青铜器的收藏和鉴赏又空前火热了起来。除了宫延收藏，官僚士大夫中普遍形成了嗜古收藏的风尚，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收藏大家和古文字学家。他们不仅亲自鉴定考证，而且还著录摹拓，著书立说，相互辩驳，于是随之而来的考据之学又大行其道。此风一起，就影响了差不多将近200年的收藏界和知识界。 直到本世纪初1900年庚子之变后，八国联军从劫掠的中国文物中，初识了青铜彝器的夺目辉煌，致使青铜器价格扶摇直上。从北京、上海、武汉开出的通往欧美、日本的贩运文物的“秘密通道”，亦四通八达起来。同时，伪造古铜器业已成为一门专门的行当。再往后，不仅是皇宫内廷遗老遗少和达官贵人、文人学士、就连一些太监、富商、银行家以及一些靠外国人吃饭的买办，也成了收藏界有名有姓的人物了。 乾隆帝在世的1749年，曾指使廷臣梁诗正仿照宋朝《宣和博古图》的式样，编撰了一部《西清古鉴》，甲乙编各20卷，著录清宫所藏铜器1436件，摹绘形制，记录款识，虽收伪器不少，但毕竟是皇家专藏，对后世有着标榜旗帜的作用，故影响很大，后来又有王杰等编撰《西清续鉴》，甲乙又是各编20卷，共著录宫廷藏器1642件。后来又将宁寿宫里的古物统计汇编，成《宁寿鉴古》16卷，体例与《西清古鉴》同，共收青铜器600件，铜镜101面。此先后三部大书，大体反映了乾隆时代的宫廷铜器藏品。 达官贵人和文人学士的收藏则更具考据意味。钱坫（1741—1806）嘉定人，著有《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4卷，收录商周青铜器25件，总共49件，钩摹铭文，图像考释并举，被认为是考证金文较有成就的一部书。 阮元（1764—1849），乾隆进士，嘉道时曾任户、兵、工部侍郎、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他的收藏编入《积古斋藏器目》和《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两书，前者收录钟、鼎、卣、敦、彝等青铜器共74件，后者收录商周青铜器达446件，其他古物105件，共551件，其收藏之富，民间罕有可比。其中齐侯(晶缶)大小两具，后归吴县吴云，吴云因此称其居“二轩(晶缶)”，历来被视为珍品。阮元告老隐退扬州后，专事整理和研究古书古物，其《商周铜器论》和《商周兵器说》两文，为后世研究彝器者视同工具书。 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竹甫皿)斋，山东潍县人，也是上个世纪最著名的收藏家之一。他官至翰林院编修，一生唯古物是嗜，收藏宏富，又精墨拓，著有《(竹甫皿)斋吉金录》、《十钟山房印举》、《(竹甫皿)斋藏古目》、《(竹甫皿)斋藏古玉印谱》、《(竹甫皿)斋藏镜全目》、《(竹甫皿)斋藏古册目》、《封泥考略》（与吴式芬合辑》、《(竹甫皿)斋金石文考释》等，还以最早收藏毛公鼎及一大批商周青铜器及秦汉古印名播天下。 后来，又有吴式芬撰《捃古录金文》3卷，著录商周铜器及其铭文1334件。吴大澄撰《(客心)斋集古录》26册，著录商周青铜器1048件，另有《吴(客心)斋藏器目》著录青铜器211件。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著录青铜器47件。曹载奎《怀米山房吉金图》著录60件。吴云《两(晶缶)轩藏器目》著录60件；《两(晶缶)轩彝器图释》著录103件。丁彦臣《梅花草龛藏器目》著录37件。叶志诜《平安馆藏器目》著录161件。张廷济《清仪阁藏器目》著录64件。程振甲《木庵藏器目》著录54件。刘喜海《长安获古编》著录商周秦汉礼乐兵器79件。方氵睿益撰的《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30卷尤其详细，不仅著录商周青铜器达1000余件，而且其中重要铭文都附有考释，卷首有《彝器说》三篇，上篇考器，中篇考文，下篇考藏；尤其是下篇，对前代重要的彝器收藏和流传情况，均作了珍贵的记录。 从上述上个世纪的收藏家的籍贯来看，江苏吴县（今苏州市）籍或在吴县久居的人士，几乎占了一半，有如吴大澄、曹载奎、吴云、潘祖荫，后来还有叶昌炽、刘公鲁等人。苏州一地本不出土商周铜器，却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涌现了这么多收藏大家，这在中国收藏史上是不多见的有趣现象，值得后世研究。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文化史上出现了三件大事———西部边陲居延汉简的发现、敦煌石窟藏经洞的洞开、河南安阳小屯村甲骨文的发现及其殷墟遗址的确定。这极大地刺激了收藏界和考古界，涌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收藏家和专家学者。他们大都是高官和富商，很能说明这一时期收藏界的特点。其中有两江总督端方、驻日公使李经方、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刘晦之、上海房地产巨商周湘云、山东实业家丁斡圃、交通总长叶恭绰，还有考古学家罗振玉、容庚、商承祚、周季木、于省吾、琉璃厂古玩店老板黄伯川、孙秋帆等。他们的收藏，动辄数十器、几百器，有不少是承继前辈的遗藏，而更多的是出自新出土的“新坑”。他们之间常常互通声息，赠送藏器拓片，切磋考证，著录结集成书，互相作序、题跋，形成一个不大的却高深莫测的收藏圈子。 这期间还有一个特殊人物，即美国传教士福开森（1866—1945），中国名福茂生，在华居留近60年，参与过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他曾任故宫博物院的鉴定委员，利用“庚子赔款基金”和“哈佛、燕京学社基金”编著了《历代著录吉金目》、《历代著录画目》、《艺术综览》等书，被学术界视为工具书。他在收藏界广交朋友，称为“中国通”。他将别人的不少青铜器珍品卖到中国，自己的藏品却有不少留在了中国，现归南京大学收藏。 本世纪上半叶的私人手里的青铜器，后来有不少流入了海外各地的博物馆和艺术馆。如1890年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包括大克鼎、小克鼎、克(须皿)、克钟等共计120余件，其中克钟共有5件。克钟出土一个世纪下来，最后归入上海博物馆2件，天津艺术博物馆1件，流入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1件，日本(艹腾)井有邻馆1件，然而此套克钟上的铭文共79字，是分刻在各钟上的。上海博物馆所藏和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所藏器为上半篇铭文，而天津艺术博物馆和日本(艹腾)井有邻馆所藏器为下半篇铭文，这就为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不便。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如器物本身与器盖分离两处，同属一组的器物分散在多处。 解放初，国家鼓励收藏家捐献文物，各地建立历史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于是青铜器涌向国家和地方的各级博物馆，私人收藏青铜器者成了凤毛麟角。最著名者为李鸿章五弟的一个孙子，名叫李荫轩，藏器百余件，然而“文化大革命”中全部送入了上海博物馆。 80年代国内收藏热再度兴起的时候，热的是字画、古钱、瓷器和紫砂壶，而青铜彝器却没有恢复昔日的辉煌。海外文物市场上，常有绿锈斑驳的“新坑”出现，国家不得不花大价钱再买回来。本世纪初的北京琉璃厂，一件周代铜鼎可以换一堆乾隆官窑瓷器，而现在甚至一件料器鼻烟壶的价格也要高于一件周代青铜器爵杯。究其原因，可能与世界流行的“快餐文化”有关。青铜文化，不是任何人想“玩”就能“玩”得起来的，花钱、费力、占地方不说，就是考辨真伪这一方面，又有多少人能真正“拿”得起来？中国台北文物研究学者、作家郭良蕙说得透彻：“也许受商业价值观影响，古物市场也不断起变化，收藏家越来越放弃艺术而以投资和增值率着眼。同样昂贵的价格，谁不愿意把玩小小的鸡缸杯，而去购买一件搬运费力的铜器？尽管罕见的三代（即夏商周）铜器乃稀世之宝，但其售价还赶不上一件清代官窑瓷器，实在可悲可叹！”这或许就是青铜器的“世纪末现象”吧。 西周三器之谜 我国传世的青铜器虢季子白盘、散氏盘和毛公鼎，向被誉为西周王朝的三大重器。出土百余年来，各自有着一段曲折离奇的经历。 刘铭传马厩识宝 虢季子白盘，乍一看上去，像是一口精心雕制的大浴缸。在它的真面目尚未被揭示之前，人们不是把它当作马槽，就是当作洗澡盆子。 这只“洗澡盆子”高39．5厘米，盘口长137．2厘米。盘口呈圆角长方形，四只脚处理为曲尺足形，口沿下的饰纹中，隐含着重重绿锈，整个造型给人以端庄、凝重的淳朴感。最为稀罕的是盘内底部，刻有111字的长篇铭文，四字一句，句式极工整。 铭文的大致内容是说，虢季子白受周王之命，去征伐犭严狁（古匈奴族），大获全胜，斩敌首级五百，俘虏五十，周王非常赞赏虢季子白的大智大勇，于是在宣榭设宴为他庆功，并赐给他乘马、彤弓、彤矢、斧钅戊，以示嘉勉。虢季子获此殊荣，非常感激，特铸此盘以志纪念。整篇铭文语言洗炼，富有韵律，不仅是西周史上的重要文献，而且还是一首优美的英雄史诗。学者们根据铭文中“唯十有二年”的记载，断定它的制造年代为西周宣王十二年，即公元前816年间。 这个体重230公斤的大家伙，相传于道光年间从陕西宝鸡虢川司出土。西周时，这一带正是西虢的封地（至今有的老地图上，仍在宝鸡地名的后面标个括弧，括弧里注明“虢镇”）。这一带属于西周统治时的中心地区，与东面邻近的扶风县和岐山县一起，史书上称为“周原”，百余年来不知出土了多少珍贵的文物。 虢季子白显然是周宣王的近臣，此盘造型之大，冶铸之精，字体之优美、工整，俨然一副皇家气派。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从地下挖出来了，或许是因为它太大、太重，盗墓人无法将它带走，又不具备“鼎足三立”的心理“规范”，反而被扔在野地里，被当地农民搬去盛水饮马了。 道光年间，此盘为宝鸡虢川司刘燕庭所得，刘云“出眉阝县礼村田间沟岸中”，辗转又为当时陕西眉阝县的县官、江苏常州人徐傅兼（燮钧）所得，徐氏卸任返乡时就带回了常州老家（福开森《历代著录吉金目》）。徐氏得到此盘，起初并不以之为国宝，只是见其花纹繁缛可喜，兽头狞犭历有趣。不久太平天国军起，天下大乱之中人们自顾不暇，更无心顾及一只“洗澡盘子”。太平军的护王陈坤书打下常州后，此盘就成了护王府的镇府之宝。 有趣的是过了不久此盘又被拿去饮马了。1864年4月，淮军著名将领刘铭传随李鸿章参与镇压太平天国，攻下了常州城，进驻护王府。一天夜间，刘铭传听到院子传来金属的撞击声，凭军人对兵戈铁马的警觉，他转身出来查寻，愈发听得那声音铿锵有力，如兵刃相击，且时断时续。结果循声找到了马厩，发现是马在吃草时，笼头的铁环撞在马槽壁上发出的声响。他仔细察看此“马槽”，发现是件不同凡响的古物，遂命马夫将“槽”洗刷干净，那一排排精美而整齐的铭文即刻显露了出来。刘铭传毕竟见多识广，请文人学士考证后，证明是举世罕见的西周之重器，遂视为珍宝，带回了安徽肥西老家，并筑一亭台楼阁曰“盘亭”，专门安置此盘。 刘铭传（1836—1895）字省三，号大潜山人，1862年编为李鸿章的淮军开至上海，此后长期在苏南、浙江等地与太平军作战，所部号曰“铭军”，为淮军主力之一。1884年督办台湾军务，为抗法名将，并出任台湾省第一任巡抚，1891年病归老家安徽肥西刘家圩。 “盘亭”成了肥西当地的新鲜事。平时刘家用红绸缎包裹着此盘，不轻易开启，每逢过年，才在亭内张灯结彩，铺以绒垫，供亲友们欣赏。同治十年（1871年），刘氏聘请了金石学家吴云，将铭文诠释出来并撰出考订文字，又由英翰、徐子苓及刘铭传本人相继作序，遂成《盘亭小录》一书。刘氏还将盘底的铭文拓出多份，分赠密友，而能目睹实物者极少。据说就连光绪的老师翁同和也未能见到。翁同和亦嗜古成癖，为此耿耿于怀，在慈禧太后面前讲刘铭传据国宝为己有，想通过慈禧之口，令刘将盘交出来。刘铭传祈于李鸿章，李上奏慈禧太后，太后以刘有战功，下了懿旨作为御赐，从此无人再敢觊觎。 1895年刘氏去世后，此盘由刘氏的子孙继藏，可是渐渐失去了大清王朝的庇护，此盘就始终处在“性命交关”之中。民国之后，政局动荡，军阀刘镇华曾派人来搜，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都从中插手，企图收买，刘家子孙始终不为所动。抗战时期，肥西沦陷，日本人又来搜查，刘家后人只好掘地一丈，上面造一间厕所，把此盘再次埋入地下，举家迁居他乡避祸，刘家圩子里，只剩刘铭传的第四代孙刘肃曾一家。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又派人找上门来，武力胁迫刘家交出此盘。肥西县长隆武功索性把县政府设于刘家大院，为寻此盘曾挠开地板，掘土三尺，费尽心机。刘家子孙因此而受尽了磨难。 解放后，1949年12月间，安徽皖北区党委接到国家政务院电报，要求在肥西县查找国宝“虢季子白盘”。于是，乡干部们找到了刘肃曾。刘系一介文弱书生，开始推说已运上海、天津保存了，后经干部们的说服，终于决定捐献国家。他把乡干部领到一处四面无门的夹墙外面，洞开夹墙，再往下挖，虢季子白盘终于第二次出土了。 1950年1月，刘肃曾亲自护送此盘到北京，临行前曾在合肥市公开展出，安徽的老百姓终于也有缘目睹了久已传说中的刘家“大洗澡盆子”。到北京后，文化部举办了特展，国家领导人董必武、郭沫若及许多知名学者都来参观，并表彰了刘肃曾的爱国行为。此盘历尽百余年沧桑后，终归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毛公鼎之波 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馆的西周重器毛公鼎，以32行497字的最长铭文著称于世，号为青铜器的天下第一铭文。 大凡世间越是珍稀的东西，在人间麻烦事就越多，兵荒马乱之中尤为如此。 毛公鼎有100多斤重，口大腹圆，半球状深腹，口沿上耸立着两只高大的耳朵，腹下三只兽蹄形足敦实有力，整个造型地正规圆，风格浑厚而凝重，就连饰纹也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了西周晚期时尚的变化。人们已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了出来，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与此同时，铭文增多了，对事件的记录更为具体了。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时的器物，郭沫若称其“铭全体气势颇宏大，泱泱然存宗周宗主之风烈，此于宣王之时为宜”。周宣王为周厉王之子，即位于周室衰敝之时。他力挽狂澜，孜孜图治，有中兴之主的盛誉。毛公鼎腹内的这篇铭文，是一篇完整的“册命”，记述了周宣王给他的近臣毛公(广音)的任命和勉励。 铭文首先记述了周初文、武二王开国之初，君臣相得的太平盛世；接着指出，眼下国势不够景气了；进而说明，在这种危急关头，宣王宣布了委以毛公广安国定邦以及管理周天子家事和内外大事的重任，并授予他宣示王命的专权，又特别申明，凡未经毛公同意的王命，毛公可以预告臣工们不予执行；继而又告诫、勉励毛公，不要怠惰，不要壅塞民意，不要鱼肉鳏寡，要忠心辅佐王室；最后为确立毛公的权威，重赏毛公以仪仗、车马、兵器等器物。毛公对此感恩戴德，故铸此鼎以资纪念，并嘱咐后世百代、子子孙孙永宝之。 这篇煌煌巨制，郭沫若先生称之为“抵得上一篇《尚书》”。而且，它不仅在内容上是一篇重要的史料，在艺术上亦极具美学价值。该铭文笔法端严，线条质感饱满，结体庄重，以至于出土以来，清末的书法家们无不为之倾倒。清末著名书法家李瑞清就曾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毛公鼎于道光末年（1850年）在陕西岐山出土，于咸丰二年（1852年）被陕西古董商苏亿年运到北京，由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用重金买下来。陈介祺与当时的收藏大家王懿荣、潘祖荫、吴大澄、吴云等常相过从，共同考辨古物，研究文字。陈氏于青铜器、陶器、古钱、古印玺、石刻造像等收藏既多且精，并且精于考释。他于咸丰四年（1854年）借奔母丧回归乡里，从此不再为官，专心致力于古物的收藏与考证。他的两句诗：“热闹场中良友少，巧机关内祸根蟠”，很能说明其乡居不仕的真实心理。他的多的考证著作如《吉金文释》、《(竹甫皿)斋吉金录》、《传古别录》、《十钟山房印举》等，都是依据他的收藏而为。后人又据其与时人讨论古物的书信，辑成《陈(竹甫皿)斋尺牍》，更是具体说明了他乡居后的学问所在。他的“万印楼”现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的故居陈列馆也在他诞生180周年时正式开放，被公推为上世纪末最有成就的收藏家之一。 毛公鼎在陈氏手上收藏了30年。陈氏对其他收藏都乐于公睹于世，印成目录，昭示天下，唯有对毛公鼎，深锁密藏，秘不示人。陈氏病故后，陈氏后人又继藏了20年。到本世纪初，两江总督端方依仗权势派人至陈家，限三日交鼎，强行买走。毛公鼎到端府后没几年，端方即在四川被保路运动中的新军刺死。后来，端方的女儿出嫁河南项城袁氏，端府欲以毛公鼎作为陪嫁，而袁家却不敢接受，端氏后裔遂将鼎抵押在天津的华俄道胜银行。可是后来其家道中落，端氏所收的许多青铜器均经过端氏的把兄弟、美国人福开森卖了出去，此鼎在抵押中自然亦无力赎回了。 1919年、1920年间，有个美国商人欲出资5万美元把毛公鼎买走。消息传出，国内舆论哗然。民国间曾任财政总长、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叶恭绰知道了，决意与美国人角逐，想方设法将鼎留在国内。叶氏本来力劝国内有实力者买下，后来却不意传来流言蜚语，说叶氏想在内中捞取什么好处。叶氏一气之下，变卖了其他一些文物，索性自己买了下来。于是毛公鼎又来到叶家，一呆又是十几年，先是放在其天津家中，后又移至上海。 叶恭绰（1880—1968），广东番禺人，字誉虎，号遐庵、矩园，清朝末年曾任职邮传部，民国后历任交通总长兼交通银行经理，在1920年至1924年北洋军阀时期，曾连任靳云鹏、梁士诒、颜惠庆、段祺瑞内阁的交通总长，系旧交通系的骨干之一，财力深厚，又嗜收古物，是民国年间最著名的收藏家和书法家之一。叶氏买下毛公鼎后，曾拓下铭文，分送亲友，圈内人均知鼎已移至上海的叶氏寓所懿园。抗战中叶避之香港，香港沦陷后，日本人胁迫他出任伪交通总长，被他称病拒绝，整日卧床休息，足不出户。谁知时间一长，关节疏松，倒真的落下了病根。 叶恭绰在香港的日子过不安宁，整日在日本人监视之中，谁知上海方面又后院起火。原来叶氏在上海的一个姨太太，因财产问题闹纠纷，竟把毛公鼎藏于懿园的消息捅给了日本人，闹得日寇三番五次前来搜查。叶氏得知后万分焦急，即刻发电报到昆明，叫他的侄子叶公超（西南联大教授）来港晤商。叶公超遂赴上海，为保护宝鼎与敌人周旋。叶公超到上海刚把毛公鼎安顿好就遭到日寇的拘捕，在狱中受刑七次，苦不堪言，差点丧命，后嘱家人赶快设法请人仿造一鼎交出去了事。后经叶恭绰在香港遥控指挥，多方托人设法营救，好歹总算保住叶公超的性命，毛公鼎遂得以转移香港，面交叶恭绰。 抗战胜利前，叶恭绰被日军押解回沪，仍是称病不出。然而此时叶家一个庞大的家族，全仰仗他一人养活，实力已大不如前。他抗战之前就已退出政界隐居不仕了，十余年下来全家人坐吃山空，还要抚养好几个子侄在外国留学，逐渐觉力不能支，只好靠变卖文物度日。到实在无奈之时，毛公鼎也保不住了。 其时抗战胜利在即，日军已节节败退，抗战胜利的大势已定。上海一个大奸商陈咏仁为给自己留条后路，表示愿买此鼎，并约法三章，胜利之后一定捐献国家。于是，宝鼎又转到了陈氏手中。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陈氏如约将宝鼎捐献给当时的南京政府，归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藏，解放前夕被带去台湾，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 一代国宝毛公鼎问世以来历来为学界所重，不断有人对其铭文考释研究，《捃古录金文》、《奇觚室吉金文存》、《客斋集古录》、《周金文存》、《三代吉金文存》、《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均作了著录和研究。 散氏盘“失”而复得 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的西周重器散氏盘，与毛公鼎一样，均以其长篇铭文和精美的书法著称于世。散氏盘的铭文共19行，每行19字，其中除有几个字已锈蚀不可辨认外，实能认出者为357字。内容是一篇涉及西周中晚期诸侯国之间围绕土地分配问题发生的一场公案，十分有意思。 铭文上说，关中畿内的、散二国，边界相连，人屡次侵犯散国的边界，掠夺土地和财物。散人向周王告状，后来在周王的调解下，人不得已，同意以田园二区作为对散人的赔偿，并且发誓将田交付散人后，永不毁约，否则就照田价付罚金，并通知其他各国与人断绝交往。这场官司中还具体规定了这两块赔田的区域、疆界，并由两国共同派官吏勘定后交接。周王还派一个叫仲农的史正（官名）到场作证，仲农完成使命后，遂将新界地图交与人，并留下左券。在这种情况下，散人鉴于人平素的行为，仍是不放心，怕他们毁约，于是就把这场官司的全过程及人的誓约铸在铜盘上，作为永久的证据，以防不测。 这场有趣的官司，不知事后人践约了没有，重要的是被后人看出了历史的破绽———你周王室不是实行井田制吗？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吗？那么为什么现在可以实行有条件的转让了呢？这说明西周晚期井田制度的动摇及其王室权力的削弱，是整个社会制度开始动摇的重要信号。这就是今天看散氏盘的历史价值所在，十分难能可贵。 据后来的学者们考证，散氏盘为周厉王时物。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又进一步考证，国疆界相当于现在陕西及武功一带，散国的疆界相当于大散关、大散岭以东陈仓一带，散氏盘的出土地点当在散国地界之内。 散氏盘于乾隆中叶出土，为江南一位收藏家购得，长期存放在扬州。著名学者阮元考证后，将其定名为“散氏盘”，“散氏盘”遂名扬天下。当时的拓本价格已十分高昂，官府中达官贵人及外国人一直垂涎不止。后来藏家又将其翻砂复制两件，其中一件卖给了日本人，真器仍在扬州。 嘉庆十五年（1810年）冬，当时的两江总督阿毓宝从一个盐商手里购得此盘，作为嘉庆皇帝50生辰的礼品，入贡紫禁城。散氏盘入驻皇宫之后，一直被闲置于深宫，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诸朝，因宫中贡品实在太多，又加上管理不善，后来竟无人知道它的下落，以至于传出此盘已毁于圆明园大火的说法，遂宣告“失踪”。直到1924年3月，逊清内务府为核查养心殿的陈设，才意外地发现了它！起初还以为是赝品，后以旧拓本相对照，方知确属真品无疑。溥仪知道此事后，立即令人拓出50份，分赠臣属。后来溥仪被赶出皇宫，此盘与其他文物一起归故宫博物院珍藏；1949年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政府携往台湾。 总督轶事 清末两江总督端方，是一位传奇式人物。他的许多故事早被历史的烟云淹没了，只留下慈禧太后葬礼上的那一幕———他跑去东陵为慈禧送葬的队伍拍照片，触怒了监国摄政王载沣，认为不合章法，遂落了个免职的下场。1911年四川保路风潮渐起，他在这个多事之秋，被任命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并由湖北率新军一标前去镇压已经如火如荼的保路风潮，在资州（今资中）被起义新军所杀。 现在真正使人们想起他的，倒是他的收藏，他是本世纪初最负盛名的收藏家之一。 端方（1861—1911）满族正白旗人，托忒克氏，字午桥，号斋。1882年壬午科举人，捐员外郎，迁郎中，历官陕西按察使、布政使、护理陕西巡抚。1900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到西安避庚子之乱时，他拱卫周围，鞍前马后，奔忙不迭，遂深得宠信，出入左右，不久就升为湖北巡抚、湖广总督、江苏巡抚，继而又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成为权倾朝野的一员封疆大吏。 北京琉璃厂的老人们传说他原先并不懂得收藏，在一次非正式的官僚们聚会的场合，人们谈论古董时他也凑热闹，被人讥为“你懂什么！”奇耻大辱，不雪不足以为人生，于是他发愤研究汉民族传统文化，尤其在陕西任上，大肆收集古董，终于嗜古成癖，一发而不可收，不数年，海内果真刮目相看。 端方聪颖，悟性极高，加上有权、有势、有钱，又处在陕西，这个号称“一镢头下去，准能刨出件文物来”的地方，天时地利占尽，藏品很快蔚为大观。他收藏的面很广，中国传统士大夫收藏的各种门类，诸如青铜器、碑刻、古印、古砖、泉范，甚至井栏、田券、坟券，只要有文字、饰纹、有考订价值者，皆兼收并蓄。 《斋吉金录》是他收藏青铜器的著录，共计448器。其最负盛名的青铜藏品，是一组于1901年从陕西凤翔府出土的商代酒器，共19件（后来也有人考证，其并非全属一组）。这19件宝贝经考证确定为：父甲觯，父乙（有盖），鼎卣（有盖），青铜禁，妣巳觯，祖癸角，铜勺（6柄，每柄近尺长，勺头为橄榄形，柄上有精美图案），妣巳觚，觯，子执拂，鼎尊，鼎卣（有盖，高2尺许，方底圆身，有提梁，纹饰极精），父巳尊和牺形爵（有立柱，纹饰极精美）。其中最为稀罕的是那只足有三四尺长的长方形青铜禁。禁，形制和作用极似一张长方形的茶几，古人在上面再置放其他各式青铜酒器。这套酒器中的青铜禁出土，为有史以来首次发现之禁，举世为之轰动，被端方捷足先登，收为己有，著录于其《斋吉金录》首卷。出土地点为宝鸡县的三十里斗鸡台。斗鸡台这个地方，历朝历代不知出土了多少文物，是华夏祖先曾经集中居住过的一方宝地。 可惜这组宝贝在端方死后流入美国，入藏纽约中央博物馆，这是端方的好朋友、拜把子兄弟、美国传教士福开森干的“好事”。福开森在《斋旧藏古酒器考》中说：“1911年秋革命军起，端方死于四川，遗产皆在北京，其后人以贫故，不能守，稍稍货其古器物以自给。近年贫益甚，遂以此二十器（后又加入一件觯，计为20件），归于我国纽约中央博物馆，此1924年春事也。端方所著《斋吉金录》于器之形制、尺寸记之特详，而于其名物，未有详确之记载，犹不免有遗憾……”在运往美国之前，福开森将这组器件逐一摹拓打印，据器之大小而定纸之长短，一套15幅图，辑成《斋旧藏古禁全器》，郑孝胥题签，影印出版。于是国内大家能见到的，仅此影印纸本而已。后来有人传出，此套古禁器物，卖了20余万美元，无论在当时或是当今，都不能不算一笔巨额。 端方藏石达643件之巨。年代自汉至元，范围广于全国各地，形式不仅有古碑、造像、石经、墓志铭，还有泉范、塔记、井栏、田券、造像记等等，并且逐一请人录其碑文、刻记，他本人亲撰考释文字，编为《斋藏石记》16册。帮他从事这一工程的，是当时知名学者况周颐、李明经和龚锡龄等人。“所录碑文一点半画悉依原字摹拟”，“良宵雅坐，时亦商榷，是非稽合同异，凡二三月辄自为一跋令录文后，或易旧稿，或出新制，走亻平授简，喘汗相属，盖公政事之余，勤勤著述概如此尔”，当事人龚锡龄如实道出了当时的合作情景。 据其考证，古之著录金石者，始于欧阳修，继而有洪适，“爰及近代作者益众矣，然据原石者，仅志郡邑，限于方隅，私家收藏，则皆仅据通行拓本，人间习见，复出盖多，其以一人藏石，都录成书者，实自公是编始”。于是端方被推为以私家藏石著录碑文的第一人。其所收之古碑、残经，大都为前人所未见，未曾著录者，其史料意义尤为重大。当时端方曾感叹前人所著录之古碑石刻，今已不为多见，而现时审视端方所集石刻六七百件，今亦不知存者几何，百年风云，是可惧也。 端方自称：“余少稽此业，自为京朝官，及杖节方州，盖尝物色求，自诡以实验为准，因此，金石之新出者，争以购归余。其旧者藏于世家右族，余亦次第罗。”可见其意气奋发，大有不可一日不言石之意味。 端方藏石中，有汉代按照日影来测定时间的测景日晷、延熹土圭，井栏如天监井、涌金井，墓志如皇甫粼、司马景和，古碑如《曹真碑》、《郛休碑》……洋洋洒洒，如山海巨观。 还有《斋藏印》，集历代古印1896方，大者盈寸，小者如豆，或篆或隶，阴阳交错，亦令人目不暇接。 端方尚有两卷藏砖记，收入的皆为汉代罪人墓地的砖铭。端氏据此考证，墓志铭在汉代就有了，从而否定了那种认为墓志起源于颜延之之说，批驳了顾亭林源于南朝之说。他认为，汉代连罪人都有了墓志，况无罪之人乎？ 这批汉代罪人墓志，均刻于砖上，如“汉萧延死砖，章和二年”。端氏著录了该砖的高、宽、厚度，字体大小；又如“汉左章死砖，和元□年九月二十七日，京兆长安左章钳口死在此下”，等等，共计117砖。每砖均附有考释文字。端氏还从砖文的刻写法，论证了古文字的演变，可见其用功之深。 古鼎沉浮记 1951年10月9日，上海西区天平路40号一幢小院里异常热闹。这儿原是著名收藏家张叔驯的住宅，解放前张氏去美国了，上海市文管会最初就租用了这套房子（现在为文艺医院）。这一天对文管会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清末著名大收藏家潘祖荫的后代，向国家捐献两件西周时期的国之重器———大克鼎和大盂鼎。 捐献者是一位典型的江南女子，薄薄的身板，秀气的脸庞，一身洁净略带古意的装束。就是这薄薄的身板，将一个历史使命担在了肩头———她18岁嫁到苏州名门潘祖荫家族，几十年间，孤儿寡母为了守住潘家百余年来的收藏品，机智地闯过了乱世灾年，最后终于将这批国宝完好地交给国家！ 她叫潘达于，原姓丁，家藏旧物都是潘家祖传的，她在捐献仪式上说：“我是代表潘家捐献的，所以改姓了潘。”她把家中所藏文物全部捐献了，自己的丁氏之姓也随之消失了。 捐献仪式由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副处长唐主持，上海市文管会副主任、文物界一代宗师徐森玉先生报告了潘氏捐献经过。接着由华东文化部部长陈望道致表扬词，并颁发了中央文化部的褒奖状，上面写着： 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火，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此状。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长沈雁冰 潘达于的同族堂弟潘景郑（著名版本目录学家、现为上海图书馆研究员）代表潘达于在会上发言，表示将古鼎捐献国家的心愿。从此，潘达于的名字就与大克鼎、大盂鼎联在了一起。人们只要一提起这两尊古鼎，甚至只要提起西周重器，就会想起她的名字。这两尊古鼎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太重要了，正如徐森玉先生所说：“这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和美术考古学的珍贵资料。它们在学术上的价值，堪与毛公鼎、散氏盘和虢季子白盘媲美的……” 大克鼎，外形是立耳兽蹄，宽宽的口沿下饰以变形的兽面纹，兽面纹中间又饰以小兽面，还有凸起的觚棱，显得十分端庄、凝重。鼎的腹内壁上铸有290字的长篇铭文，铭文行间又有线条相隔，使得铭文十分整齐、华美，这在西周青铜器中是很罕见的。铭文的内容是说，克的祖父名叫师华父，是周天子的重臣，辅佐王室，德厚功高。他有谦逊的品质、宁静的性格和美好的德性，帮助王室把国家管理得非常好。鉴于他的功绩，明智的周懿王就提拔他的孙子克为近臣，担任了出传王命、入达下情的重要职务，并且赐给礼服、土地和奴隶。这些官职爵禄将世代袭承，单传嫡长子。克知道自己的一切都是得之于祖父的余荫，所以造了这只大鼎，用来祭祀祖父师华父。这篇铭文反映了周天子赏赐大臣的情况，是对当时的赏赐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具体反映，所以历来被作为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资料。 大克鼎是在1890年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村的一个窖藏点出土的，同时出土的还有小克鼎七器，以及克钟、克须和仲父等120余件青铜器。大克鼎被带到北京、天津后，被清廷工部尚书、苏州人潘祖荫重金购得，安置在北京的家中。时人曾记叙说：“文勤公生平所藏之器以此为最，曾镌印章曰：宝藏第一，求拓本者踵至，应接不暇，多以翻本报之。”足见其对大克鼎的珍视。 关于大盂鼎，来历就更复杂一些。鼎身为立耳、圆腹、三柱足、腹下略鼓，口沿下饰以饕餮纹带，三足上饰以兽面纹，并饰以扉棱，下加两道弦纹，使整个造型显得雄伟凝重，威仪万端。 与大克鼎一样，大盂鼎腹内亦有精美的长篇铭文。大意是说，周康王对贵族盂讲述了西周开国的经验，追述了祖先文王、武王灭商而有天命的原因，是因为办事和祭祀的时候都不敢酗酒，始终恭教而认真；殷商之所以灭国，在于他们饮酒太多的缘故。所以他自己愿以文王为榜样，同时告诫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为榜样。周康王命令盂帮助他掌管国家的军政大事，赏赐给盂香酒、礼服、车马、仪仗和1726个奴隶，并叮嘱盂，要恭敬效力，不违王命。铭文最后指出，盂制作这尊宝鼎，是用来祭祀他的祖父南公的。这篇有趣的铭文，除了告知人们当时的朝廷的赏赐制度、世袭制度以外，还介绍了周初开国的经验，尤其是把商朝的灭亡归为饮酒过度，这就对研究商代的社会情况提供了重要的信息，非常难得。与此鼎同时出土的还有小盂鼎，可惜久已失传，今人未能获见。 大盂鼎为清道光初年（1821年），在陕西岐山县礼村出土的。出土后，为当地豪绅宋金鉴所有，后来又被岐山县令周庚盛夺得。道光三十年（1850年），宋金鉴赴京赶考，得点翰林，时值大盂鼎又从周家流出，在琉璃厂善价而沽，宋金鉴又出银3000两，把此鼎再次买来，运回岐山。同治年间，宋家家道中落，其后代将鼎运到西安，以700两银子转让他人，后来又归镇守西陲的一代名将左宗棠所有。数年后，左氏在湖北受人陷害，清廷信以为真，要召左进京问罪，幸亏工部尚书潘祖荫从旁说合疏救，才得幸免。左宗棠深知潘氏的嗜古癖，遂以大盂鼎相赠，以示感激之情。于是，大盂鼎又有了二次进京的机会。 潘祖荫收藏青铜器的处所号称“攀古楼”。“攀古楼”历年所储，除大克鼎、大盂鼎之外，林林总总凡数百器，据潘氏《攀古楼彝器款识》记载，尚有著名的史颂鼎、吕阝钟四、郾侯鼎、夫舍鼎、季余鼎、至鼎、齐、伯矩彝、季保彝、父辛卣、祖乙卣、休敦、季良父等等，可谓壮观。抗战之前，潘达于为留下藏器资料，曾请可靠的摄影师，对全部家藏青铜器逐个拍照，共得380块玻璃底片。从中可知，潘家在抗战前青铜留存尚有380器。 关于潘氏所藏的史颂鼎，亦是一尊具有相当历史研究价值的、不可多得的宝鼎。鼎的腹内有15行、115字的铭文，是记录西周册命制度最完善的文件之一，是周宣王时代的叫颂的史官制作的。全文大意是：三年五月甲戌之晨，周王在邵宫的太室即位，受命者颂在宰的引导下入门立于中廷，尹氏将周王的册命书授予史虢生宣读，内容是命令颂掌管成周市廛20家，监管新造，积贮货税用于宫御，为此，又赐颂命服、马具攸勤等。颂拜叩受命，带着有王命的简册退出中廷。最后，颂宣扬周王的册命，并为先祖作此宝鼎，表示自己将对先人行孝道，祈求康福、长命，永远效忠于天子。这样完整地记叙周天子册命仪礼的文件，在西周青铜器中是不多见的，历史学家们认为，这对于研究西周时代的册封制度具有重要价值。 当初潘氏每得一器，就与同好者切磋研究，图状释文，以传后世。常与商榷者，有莱阳周孟伯、南皮张之洞、福山王懿荣、吴县吴大等，皆清廷末年有金石癖的一代大吏。 潘祖荫于1890年去世，生前曾任工部尚书、大理寺卿、军机大臣。身后无子，所遗大批文物，就由其弟潘祖年赴京押运回乡，存放在苏州南石子街的旧宅中，仅青铜器就堆放了满满一大房间，另有一大间专放古籍和字画卷轴。潘祖荫的藏书楼称“滂喜斋”，亦为江南一大书藏。 潘达于嫁到潘家是1923年，丈夫潘承镜，本是乾隆年间宰相潘世恩第三个儿子的后代，世称“老三房”的后代，后来因为潘祖荫无后，而潘祖年的两个儿子过继给祖荫后均早夭，剩下两个女儿，大女儿嫁吴江同里徐氏，二女儿潘静淑嫁给著名画家吴湖帆，家中仍是无人继承香火，于是就将“老三房”的后代潘承镜过继过来，成为潘祖荫和潘祖年两家的孙子，兼祧两家香火，而潘达于就是两位大人的孙媳妇。 潘达于何其不幸，结婚刚刚三个月，丈夫就故世了，没有留下子息。这在潘家氏族中亦有一件怪事，好像潘祖荫的命中就没有后代，过继过来一个死一个，都是未成年或是没有子息就亡故了。有人认为这是家中收藏的青铜器太多，阴气太重所致。果然，潘承镜过继给潘祖荫、祖年当孙子，亦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一场。 孩子是可以过继的，潘达于的姐姐丁燮柔和姐夫潘博山将女儿家华过继给了她，在此之前，还过继了一个儿子家懋。可是收藏和保护潘家山海般的文物的责任，是无法过继的。结婚后第二年，祖父潘祖年也去世了，就剩下孤儿寡母过日子，上有老祖母，下有一双儿女，而中间扛大梁的正是瘦瘦小小的潘达于。 潘祖年去世后，外界都知道偌大的潘府中藏宝无数，盗贼就常来光临。又有各种人士前来打探，劝其出让宝鼎。有个外国人愿出600两黄金再加一幢洋房作交换，而潘达于坚不为动。她懂的道理很简单，然而却非常坚定，此鼎是几百年、几千年前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国宝，不能出卖，只能保护好继续传下去。 ------------------ 竹露荷风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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