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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思比之思想，范围有广狭之分。思想包括科学、哲学、宗教及世间万事所引起的问题，文思则仅限于文学写作时所运用的思想而已。 古今论文思者不为不多，大都注意于文思之迟速难易，这也难怪，因为这原是文思比较显明的现象。 文思本是我们头脑的产物，但奇怪的是：它和胎儿之在母腹不同。胎儿在母腹，静悄悄地，经过相当的时月，即长成完全的人形，只等分娩时，挣扎一阵，便呱呱坠地了。文思之在作家脑中，却只是些血团肉块，一定要等到将诞生的时候，作家或借身体各种动作的刺激，或在纸上经过无数推敲琢磨的过程，大忙特忙一阵，大努力特努力一阵，那个宁馨儿，才能成为一个眉目分明，四肢完整的形体，而后才降生人世！ 你说这话于理难通吗，事实上却又确实如此。据说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为文下笔便成，有如宿构，叫他竭精殚虑再写一篇，仍不比那下笔即成者好。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每当作文，便上床蒙上被头，呼呼大睡，一觉醒来，文章也成功了，人谓之“腹稿”，其实应名之为“睡稿”、“梦稿”。这两位王先生文思之敏，与其写作的习惯之奇特，在数千年中国文学史上的确找不到第三人，只能说他们生有异禀。既系异禀，则普通文人当然不能与他们相比。 普通文人写文章，一定要磨浓墨，铺平纸，先攒眉凝神一会，才开始下笔。一面写，一面涂抹，写得不惬意时，哧的一声，撕破稿纸，揉成一团，掷在废纸篓里，再从头来。文思不顺利的时候，撕破十几张稿纸是常事。要是这位先生是喜欢喝茶的，浓茶已不知灌下几瓯了，若是他好抽烟的，烟碟里的烟蒂也积上一大堆了。中外文学史上作家写作时特别习惯之多，指不胜屈：有捻秃眉毛的；有走入醋瓮的；有构思时家人为驱走猫犬，婴儿都抱寄别家的；有钻入深草丛中，不怕露湿衣履的；有爬上大树之巅，遐思天外的；有口嚼那硬如铁豆的石莲子而至满口流血的；有在抽屉里堆积烂苹果，频频嗅其异味的；有一日一夜喝上百多杯黑咖啡的；有脱得一丝不挂，狂走室中的……千状百态，难以尽述。倘说文思一开始便可以在脑中孕育成形，则这些作家也不必费上如许的苦思冥索之功了。 或者有人要说写作文章竟有这样的艰难，不写作也罢。当然啦，文章若是容易写作，引车卖浆者随口说的话，都是绝好妙辞了。正因其难，所以文学家才能接受社会尊敬哩。 不过上述这些作家的故事，本来也是高一层的说法。他们原都抱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态度来写作。他们的文思，说幽邃，便要穿天心，洞月胁；说高，便要飞到九重天上，抚顶弄盘古，推车转天轮；说深，便要到万丈沧波下探骊珠；说雄怪，便要扬摩天巨刃，划开乾坤；说凄艳，便要像杜鹃的啼血，秋坟的鬼唱；说密致，便要像千丝的铁网，百宝的流苏。正因他们对写作具有这样苦心孤诣，所以才能采取世间最美丽的辞藻，来描写天然景物，锻炼最精粹的言语，来传达感情和思想，组织最严密的格局来表现世间的离合悲欢，人情世态。我们只是些普通人，既学他们不到，不如搁开一边，专来谈谈我们自己的事吧。 谈别人又不如谈自己容易，现在就请谈谈我自己的文思形况和写作习惯。我的文思最为迟钝，别人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或日写万字，文不加点，我只有羡慕的份儿，我自己便是一二千字的小文，也要费上两三天的工夫才写得成。未写以前，从来不能在脑里先打就全盘的草稿，一定要一面在纸上写，一面才剥蕉抽茧一般，将文思慢慢自脑中引出。我曾在别的一篇文章里譬喻我的文思好像是一座矿山，必须一铲子一铲子挖下去，始能将那深埋泥土里的矿物取出。铲子未下之前，挖出来的究竟是一铲黄金，还是一铲狗矢，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话乃是实录。 我写文章若说有特殊习惯那便是爱整洁。我原是一个起居极随便的人，寝室里换下来的衣服，东一件西一件，床铺上，箱背上拖的到处都是。书斋里的书籍杂志堆在桌子上高可隐人。书架上的书，开始插上去时原是以类相从，秩然有序，若干时日以后，便被我搅得七零八落，要想找一本书，往往非检遍全架不行。室中秩序既如此之杂乱，收拾不易，尘灰之厚，又可想而知。到了我要动手写文章的时候，对于自己这间杂乱无章的书室，才开始感觉如芒在背，刻难容忍。先把堆在书桌上的书刊移开，再将文房四宝一件件拂拭清洁，安置在最适当的位置上，收拾书架，工程太大，只有暂缓一步，可是也要弄个眼前光。有时连电气风扇都要拆开，将积在铁页上的灰尘拂尽。诸事妥帖以后，大半天的光阴已耗完了。以后便要泡一壶好清茶，一杯一杯灌下肚去，好像这样才可以催促那埋种在瘠土里的文思的萌发，文思抽芽茁叶以后，茶灌得更勤，往往一个上午要换两次以上的茶叶。有人说茶叶有一种质素，喝多了大有害于身体，但我饮茶已成根深蒂固的习惯，明知有害，也非灌不可。 我写文章既这样费力，那些编辑先生向我索稿，都说知道你忙，不敢多劳动，写篇一二千字的小文应付应付吧，这话每教我苦笑不已。他不知道一二千字之在我和一二万所费光阴和劳力是差不多的。近年以来，我为了患上严重的目疾，不能多读书和写文章，友人劝我雇个书记，要写文章时，不妨口中念诵，由书记笔录。又有友人劝我置一架中文打字机，练得熟了，闭着眼睛也可将文章从机上打出，别说现在只坏了一只眼睛，将来便真的变成了卜子夏、左丘明，也可以成就名山事业呢。我听了连忙摇手谢他们的好意。莫说书记非我们教书匠所能雇，中文打字机也非我们力量所能置备，便真的雇了，置备了，也不是我所能利用的。前面早已声明过，我的文章，就是要用笔在纸上缓缓划着，才划得出来，口诵或按着字键，那就连半个字都不会有了。 不过我写文章常常是开头难，开头一段几百字的文章，非起草稿不可，以后便在稿纸上信笔写下去了。隔上几个月不写，脑子像长满了锈，文思极为蹇涩，写过一两篇后，文思也便像初沦之泉，汩汩而来。因此我宁可写长文而不愿写短文，但于今报纸刊物文字以浓缩为尚，三千字以上的文章，人家便望而生畏，虽不好意思打你回票，久搁则在所难免。我近年很少写文章，大半是为了这个缘故。 多写作有助于文思的启发，也有利于思想的培养，这里又可举一个关于我自己的例子。我本是研究文学的人，一听哲学二字便先头痛，平生不阅一行哲学书。数月前偶与友人辩论真理和原则的问题。友人主张世间没有永久不变的真理，也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原则。这位朋友是受过五四洗礼的人物，五四思想影响我也颇大，而且我过去颇爱读历史，近年兴趣集中于宗教神话的研究。我觉得悠久的历史告诉我，某一时代所认为天经地义不可动摇的信条，时过境迁，即一文不值。宗教和神话研究又告诉我，某一时代最高信仰的对象，经过时间的推移，环境的改换，也会变得干矢橛之不如。但人类的“是非心”、“正义感”、“真理爱”却也与生俱来，这又是什么缘故？本年端午前，某刊物逼着我写一篇“爱国辞人屈原”，我想推究屈原自杀殉国的心理，便把这些话都当作议论的材料。因牵涉到哲学问题，那篇文章写得我好苦，足足写了四五天，才把想说的话大概说出。 第二次，师大学生想出一个专论人生哲学的刊物，又逼着我写文章，而且限定题目，非有关人生哲学不可。在以往，我一定要敬谢不敏，这一回却毫无难色的接受下来，所论还是真理与原则的问题，七八千字的稿子一天半便写成了。我对于刊物上有关哲理的文字向来是揭过不阅，自从写了这两篇文章以后，对于这类文字居然产生阅读的兴趣，而且也居然能领解。我也知道这种现象不过暂时，若干时日过去，又将依然故我，但一个素于哲学无缘的人，竟能如此，自己亦颇诧异，或由于我的思想经过了两番写作的磨练，文学的头脑已改变为哲学的头脑的缘故吧。 原载慈音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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