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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到文学的作用不免要牵涉到文学的“载道”、“言志”问题，也就是“西洋文学为人生的目标”、“艺术为艺术的目标”的问题。因为载道派和人生派说文学是应该有作用的，而言志派和艺术为艺术派则又说文学是没有作用的，是不讲作用的，若讲，就难免染上“功利主义的臭味”了。 我从前对于中国古人那些“文之为用，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天纬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隋书·文学传序》），“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柳冕说）等语，觉得迂腐难堪，深为头痛。宋代周敦颐更有“文以载道”之说，而其所谓道者，又不过周孔一家之道，更为讨厌。我的思想逐稍偏于言志一派，也可说“艺术为艺术”一派。 不过年龄渐长，阅世渐深，才知道“文学为人生”这个目标究竟是不错的。我们是人类，是人类便有人类生活。我们都希望我们生活要过得像个人的样子。所谓像个人的样子，并不是饮食男女之欲的满足，那与禽兽岂非没有分别？也不是金钱、名誉、权势等等的获得，这类事物，得之不以其道，便成了社会的蠹虫，人群的蟊贼。人有善恶是非之辨，有向慕正义，渴求道义的需要，这便是“道义的人生”，也便是“圆满的人生”。文学家所应当表现的便是这种人生。 现在落到本题了，文学究竟是有作用呢？还是没有作用呢？有一派人说文学是没有什么作用的，若说有，那也不过是消极的作用。中国古人说文章不过是“华国之具”，便是说文学不过是一种装饰品，拿来替国家装装门面的。因此中国人对文人颇为瞧不起，而有“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之语。希腊亚里斯多德说文学有“祓除”作用，或译为净化作用。譬如有一个人受了社会的侮辱和损害，常觉愤懑不平，渴求报复。但当他看了《水浒传》之后，仿佛他所仇恨的人已被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杀死了，一腔久郁的闷气出了，便觉心平气和了。这便是“祓除作用”。 英国蔼利斯说文学不过是“精神上的体操”。当我们年富力强的时候，身体里精力产生过剩现象，每使人感觉不快，必出到户外做筋肉运动，将多余的力量消耗了才可。人类精神上也有许多不用的分子被我们用意志将它们严密关锁在心灵的地窖里，开始尚觉相安，久而久之便起反叛——老处女的性情乖戾，有许多不近人情之处，甚且疯狂者，及性生理抑制过度而生的反动现象——文学艺术的效果，大抵在调弄这些我们肌体里不用的纤维，使它们达到一种谐和的满足之状态而已。 我个人的意见则主张文学的作用固然是消极的，但仅其一半，或几分之几。文学作用积极的才居其大半。美国的辛克来说：“一切文学是宣传。”文学之为物，不管它属于艺术派也罢，属于人生派也罢，只要它写得有意义，又有优越的技巧相助，直接则对于读者可以发生一种电力，间接则对于社会可以发生巨大的影响。一个人格的完成与堕落，一个制度的成立与毁坏，一代政治的变迁与改革，一种主义的传播与遏绝，与文学艺术的宣传往往有极大的关系。它是一只无形的魔手，巧妙地操纵人类的心灵。它是一股潜行地底的泉流，储蓄到相当的日期，便会推倒一座高山，冲开万丈的石壁。 空洞的理论不如实例之易于动人，我现在愿意援引几段人所熟知的故事来证明上述的话。这几段故事我过去写文章也曾引述过，但台湾读者和年轻的一群未见得都读到，所以将旧调重弹一次，想来也未必有什么妨害。 第一是文学本身之例。从前欧洲各国言语虽各不同，文字则一律用拉丁。好像中国人口中说的是吗呢呀，而文字则之乎也者；又好像第二次大战前土耳其人民说的土耳其语，用的则是借来的阿拉伯文字，试问这是何等的不便？13世纪时意大利出了一位大诗人但丁觉得这样是不对的，主张用活的言语来著书立说，但他说破嘴唇，仍然没人肯信。后来他因政治上的失败出奔于外，用意大利方言中最优美，最富于普遍性的脱斯堪尼语言写了一部包含地狱、炼狱、天堂三部分的《神曲》。起初也惹起许多攻击，后来大家细密一研究，觉得活的言语果然胜过死的言语，意大利遂决定以《神曲》的言语为国语而废弃拉丁文了。英国乔叟和威克利夫以英语为诗文，为翻译之用；德国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以德语翻译圣经规定了英德的语言，亦同上例。又如五四运动时许多先觉之士主张采用白话代替文言，但若不是胡适先生用白话写《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和其它许多论文，新文学的基础决不能奠定得这样快。挂起了招牌而拿不出货色，无论你在广告上吹得天花乱坠，你的店总难开得成的。 第二是宗教宣传之例。佛教初从印度传入时，中国知识阶级激于民族情感，且以固有文化情力的作梗，排斥甚力。我们只须一读东汉牟融的理惑论，以及六朝的白黑论、夷夏论、神灭论，便可觇其一斑。后来佛教得到南北朝贵族阶级的拥护，立定了脚跟，又有许多高僧大德的宣扬，才能伸其势力于中国思想界。但据对各种宗教都有深湛研究的陈垣先生说：一种思想或主义之流行，政治保护和推行的力量实不及文艺宣传的力量大。六朝以后，皈依佛教之文艺家渐多，发之于诗歌、绘画、雕刻、塑像，其数无量；更加伽蓝宝塔之建筑，民间佛曲之流行，佛教逐深入广大民众层而与中国固有文化融成一体了。基督教传到中国虽有数百年之历史，但以上流社会不屑一顾，又没有真正文艺家为之宣传，所以直到今日还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反之，基督教在西洋社会中，根深蒂固，有确乎其不可拔之概，又何尝不是一千多年文艺表彰的力量呢？ 第三是政治思想之例。法国17世纪，社会一般思想极其腐败闭塞。大哲学家伏尔泰提倡“启明运动”，利用他那支锋利无比的讽刺长枪，尽力与旧社会搏战。他是一个哲学家同时又是个文学家，打倒法国传统思想固在他的哲学辞典一类的书，而他的寓言小说和一些文学著作，煽动人心的力量又何尝在他哲学论文之下？卢梭著《不平等之起源》和《民约论》等，高唱“天赋人权”之说，而促成法国的大革命。相传路易十六被囚于庙狱时，读了伏尔泰和卢俊的著作，叹道：“这两个人亡了法国！”威尔都兰博士也说伏尔泰制了火药给密拉波、丹顿、洛柏斯比等（他们都是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巨头），用来炸毁了旧制度。近代托尔斯泰讲平民主义，高尔基宣布贵族的丑恶，于俄国之平民革命均有绝大的助力。 第四是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例。美国虐待黑奴，惨无人道，志士仁人，倡言解放，而此种习惯依然牢不可破。司徒活夫人作《黑奴吁天录》描写黑奴受地主虐待之苦况，辛酸入骨，读者为之泪下，于是激起南北战争，而黑奴才获得自由了。英国19世纪时私塾和孤儿院制度腐败而不人道，狄更司著《冰雪因缘》揭发私塾罪恶；又著《贼史》揭发孤儿院罪恶，英国人士读之大为感动，群起设法改良，私塾和孤儿院积弊从此一扫而空。又如俄国屠格涅夫著《猎人日记》攻击地主贵族之贪婪暴虐，描写农民生活之痛苦，简直令人不忍卒读，相传俄国农奴制度之废除，得于这类书的力量不少。 英国哥尔斯华著《法网》，英国监狱亦因之改良。以爱国精神及民族主义为例，文学的力量更有惊人之大。波兰久受俄国管辖，爱国志士常以祖国之独立自由为唯一要求。显克微支写了许多鼓吹民族思想的诗歌小说，有名的“三联小说”第一部《火与剑》，第二部《洪水》，第三部《华腊地维斯支先生》，充满烈火般的爱国思想，足以激发同胞反抗帝国主义的狂热，唤起民众争取自由解放的决心。又如蒲尔作《祖国歌》，美基委兹也写了许多爱国诗歌，波兰日后之独立成功，这群文学作家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 歌德并非什么爱国诗人，也不是什么民族文学家。但当德国在30年宗教战争之后，民生疲惫，生趣索然，经济、政治、文艺、学术均落人后，英国斯惠夫特曾骂他们为“最愚蠢的民族”。法国人简直判定他们毫无文学天才。自遭拿破仑铁蹄之蹂躏，德国民族自信力更完全丧失，居然也自己承认为世界上最劣等，最无希望的民族了。但自歌德惊才绝艳，光芒万丈的文学作品连续出世，德国人的精神又复兴奋起来，鼓舞起来。德国哲学家息默尔说道：“歌德的人生所给我们以无穷兴奋与深沉的安慰的，就是，他只是一个人，他只是极尽了人性，但却如此伟大，使我感到有希望，鼓励我们努力向前做一个人。”（见宗白华《歌德之人生启示》）论者谓歌德作品造成坚强不屈的“日尔曼精神”，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几于一蹶不振，但不到20年又复兴。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又复失败，分裂为东西二部，乃是希特勒领导错误，非德国人民之咎。于今西德又恢复繁荣，当亦是日尔曼精神为之支持之故。 普法战争后，法国人意气消沉，相率趋于悲观颓废。罗斯丹写剧本《西哈诺》，唤醒法兰西人的英雄气概。上演后，举国艺坛为之轰动，称之为雨果，欧那尼第二。罗斯丹虽不如歌德之伟大，但《西哈诺》，那个剧本诞生于法人自信心发生动摇之际，实不啻是一股极有力量的兴奋剂，其脍炙文坛，固亦有由。 以上所说都是文学的好影响。文学的坏影响也可借此一说。 凡有生之物必需要“生存空间”，生存空间则必以战争得之。故国界未曾打破，大同世界未曾实现之前，战争是不能避免的。战争既不能避免，则尚武精神必须提倡。可是我们中国向来讲究文治主义，读书人只知道咬文嚼字，埋首经典，吟风弄月，寄情自然，一谈到尚武，便觉得粗鄙野蛮，不欲置之齿颊。数千年来文学说到战争，总是悲伤的情调，诅咒的言语。所谓“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所谓“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总之我们的文学只有“从军苦”，从来没有“从军乐”，像陆放翁那样的诗人是绝无仅有的。无怪梁任公叹道：“诗界千年靡靡风，军魂销尽国魂空，集中十九从军乐，千古男儿一放翁”了。我们中国两次全面受异族征服，所遭屠戮之惨，不可胜言。鸦片战争以后，我们与日本及列强交绥也动辄挫败，“东亚病夫”与“东亚懦夫”之名传遍世界，实为我中国民族之奇耻大辱。国民性之所以如此，与中国文学反对尚武精神有关。 我们既知道文学作用是如此之大，便该真心重视它，好好地利用它。再不可让文学玩弄于一群浅薄无知的作家之手，任他们或则标新立异，以什么潮，什么派来标榜，使人坠入野狐外道而不自知，或写一些淫靡浮滥的爱情小说，猥亵不堪的黄色作品，来腐蚀青年的心灵，堕落青年的志气，使他们终日缠绵歌哭，置国家天下事于不顾；或则挟其偏见，逞其毒笔，谩骂前辈，攻击名流，击鼓鸣金，此呼彼应，名曰揭露社会丑恶，伸张民间正义，实则无非欲借此为个人攀登文坛的垫足石，甚至想借此造成他们一帮一派的势力，实现其某种险恶企图，他们这种行为，造成了弥漫一时的暴戾恣睢之气，对于时局和人心影响之大实无其比。 我以为目前文风败坏如此，实堪隐忧，大家应公举几个老成望重，学识湛深，经验丰富，见解正确的作家，负起领导文坛之责，庶将来我们的文学可以逐渐步入正轨，发挥它的功能。若这类作家目前尚无其人，或已有之，而谦不敢当，或以惧怕恶势力之故，不敢惹这麻烦，则应该由政府方面负文化责者聘请专家，订定方针，消极方面，防止上述那些文学弊端，积极方面，则鼓励作家遵循正道，向前进取。庶乎一二年后我们的文艺能开出一朵芬芳四溢的奇葩！ 选自《苏雪林自选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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