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我的父亲(苏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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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每个人都有父亲，可以在每年的八月八日也就是爸爸节，叙说一番话。可是，这多半是小孩子的事，像我这样一个景迫桑榆的老年人，竟学小孩子娇声憨气的口吻谈爸爸，未免太滑稽。不过迫于记者先生的雅意，一定要我写几句，就写一篇来应应景吧。
　　我和父亲虽属父女，承欢膝下时间并不算长。当我幼小时，父亲和诸叔同住祖父县署中，他们都在外面或读书，或各干各的工作，必到深夜始回女眷所居所谓“上房”者，那时我们小孩早已被大人赶上床深入黑甜乡了。翌日，我们起身，父亲又早已外出，一年中难得见父亲一两次面。所以我小时父亲所留于我脑中的印象，并不深刻。只知道父亲是面孔圆圆，身体胖胖，颇为壮硕的一个人。他见我们小孩从不正眼相觑，见女孩更显出讨厌的神色，别说提抱，连抚摸都没有一次。我们只觉得父亲威严可畏，从来不敢和他亲近，甚至一听见他的声音，便藏躲起来。
　　及我稍懂人事，祖父替父亲捐了一个道员，签发山东候补。他把我母亲和二哥三弟接去，留大哥大姊和我于祖父母身边，一别便是五年。这五年里，祖父在外边为诸叔及大哥设立家塾，延师课读，祖母也在上房设塾一间，请一位名虽县署幕僚、实吃闲饭的老族祖、来教大姊三妹和我。读仅年余，族祖以老病辞去，祖母又叫一位表叔教我和三妹，因每日走读于外边，大姊便失去了读书的权利。
　　父亲自山东回来，闲住祖父县署约一年，对我始渐加注意。他见我受私塾教育不及二年，居然能读聊斋志异和当时风行的林译小说，并且能胡诌一些五七绝诗，大为惊异，想加意培植。他每日拨出一二点钟的光阴，亲教大姊和我的书。古文用的是《古文观止》，诗歌用的《唐诗三百首》，后又加《古诗源》。他见我好读林译，凡有林译出版，便买了给我。记得《红礁画桨录》、《橡湖仙影》、《迦茵小传》、《撒克逊劫后英雄录》、《十字军英雄记》都是那时读的。他见我好画，又买了若干珂罗版的名家山水，后来还买了一部吴友如的画谱。他对我益处最大的是，给我买了一部附有注解的小仓山房诗集。以后他又替我买了《杜诗镜诠》以及唐宋各名家诗集，我之为诗乃渐有进境。
　　父亲教我姊妹为期也短，为的是他要出门求官，后来又在外做事，赚钱赡家。在家里和我们团聚日子少。父亲在前清也算有个起码的功名，就是进学做了秀才。以后想再上进，屡下秋闱，举人总没他的份。不久清廷废科举，再也莫想图什么正途出身了，想做官，只有出于纳捐的一途。父亲的资质原很聪明，无奈幼时所从村塾师学问太浅陋，教书每多讹音也多别字。父亲常说他曾见别塾一位老师教学生念苏东坡《赤壁赋》，把“水波不兴”，念作“水波不与”，“俛而笑”，念作“免而笑”，可见《镜花缘》唐敖等三人到白民国，见一塾师把“幼我幼，以及人之幼”，念作“切我切，以及人之切”；“求之与，抑与之与？”念作“永之兴，柳兴之兴。”并非完全笑话。他所从塾师虽尚不至此，也高明不多少。那些村塾老师也算秀才出身，竟这样的不通，说起来真叫人难以相信。
　　我父亲后来自己苦学，我记得他从山东回来后，在祖父县署里收拾一间书房，每日限定自己点《资治通鉴》多少页，读《皇朝经世文编》多少页，写大字数张，小楷一张。他得意地说：“《资治通鉴》这部卷帙繁浩的大书，听说从来没有人能读个通编，我几年前便点起，便算已通盘点过。”父亲并非博学鸿懦，只写得一笔简练周密的公文文字。不能吟诗，也不擅为文，对中国文字却富于欣赏力。所惜者幼时为村塾塾师所误，若干字常读讹音。字典上注不出同音字，每用反切，他反了又反，切了又切，总定不出一个准确的声音来。我从前跟那位老族祖认字，认了些别字，现从父亲读书，又学了许多讹音，儿童纯洁的脑筋有如一幅白纸，著了污点再也拂拭不去。我后来教书，拥青毡五十年，误人子弟实也不少。这固由于自己读书未遇明师，在文字学上又未受严格的训练；但我国文字实也难学，音读变化之多，不可诘究，并且大都无理由可说。每个字都须师授或凭硬记，这种文字还有人说“最科学”，岂不侮辱科学二字？
　　我父亲还有一端短处，就是口舌太笨拙，学习语言的能力差，他一辈子在官场上混，连蓝青官话都学不会，满口浓厚的乡音。这当是由于我祖母的遗传。我祖母在江浙一带做了二十多年的县长太太，依然满口太平县乡间土话。我学习语言的能力也甚低，这双重的遗传定律真可怕！
　　父亲在山东候补虽未得署实缺，差委倒始终不断。后来那个对他颇垂青睐的上宪改调，他才回家。回来后坚持要远征云南，一则认云南是个偏远省分，官场竞争少；二则云南巡抚——或云贵总督，记不清——李经羲是安徽人，以为或会念同乡之谊加以提挈，谁知去未久便遇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又仓皇遁归。民国成立，他已无法做官，靠北平同宗的支援，做个公务员，所署多为卡，所入也颇不恶，可是大家庭吃重的负担又开始压到他的肩上。
　　我祖父生有七个儿子，除六叔尚在读书，庶出的七叔在安庆奉母另住外，其余均已成家并有子女，一家共有二十多口，加各房佣人和长短工共有三十多。都住在太平乡下祖宅里。二叔在外谋了一差，以儿女众多，家累烦重，接济大家庭也不过象征性。我父亲身为长子，自祖父去世，他必须独力挑担起这个家。想推辞也推辞不了。因诸叔动辄以祖父当年替他捐那个道员，花了万把两银子，这个帐非算不可为说。父亲只好按月汇款赡家。事实上，当年二叔就婚山东，祖父责成我父亲出钱办理。女方爱场面，大肆铺张，我父那笔捐官的钱差不多已花掉三分之二了。
　　父亲每月汇家的钱，并不算多，各房又任意滥费，也亏得那时当家的我母亲，调度有方，宁可她自己一房极力节省，省出几文，总叫各房满意。这有限的钱，祖母还要克扣一部分，终日托人在外求田问舍，说为将来几个小儿子打算。人家来报，某处有几亩地，某处有一莲塘，出息均不错，某家有条怀孕的母牛，买下来不日便是两条了。她自己又不能亲自去察看，就凭中人三言两语成交。价款交了，契约也立了，她又认不得字，契上说些什么，一概不知，后来始发现大都受人欺骗。为的是秘密交易，无法声张，只有哑子吃黄连，苦在心里。
　　民初几年，军阀混战，都市萧条，农村破产；但民间失业问题还不十分严重。这就是我国大家庭的好处。因一家几十口都靠较有力量的一房负责，一混也就混了过去。欧美人讲究独立，以依赖人为大耻，可是他们接受政府失业救济金又视为当然。中国家庭，身为长房或其他义不容辞的负责人独苦。欧美则全国纳税人流血流汗来供养许多好吃懒做的闲人，说起来，二五还不是一十。我说这话并非赞美旧式大家庭，我是这种家庭出来的人，深知其害，不过它在救济失业这一端，倒算替社会尽了不少的义务。我父亲不过是个平平庸庸的旧官僚，一生对社会毫无贡献，对维持这个大家庭勋劳却也不少，若如我上文所言，则也有功于社会。
　　父亲对儿女，少年时并不知道慈爱，渐入中年，慈爱日深。他见我能诌几首诗，能画几笔画，更另眼相看，常说：“小梅是我家的不栉进士，她似禀有异才，前途不可限量。”于是逢人即夸，竟把我说成道蕴复出，清照第二，这也不过是他老人家“誉儿癖”太强，实际我又何尝能如他所称许之万一？但他虽非常爱我，基于当时重男轻女的观念，只自己随便教教，或买书让我自修，从不送我入学校念书，只把几个儿子送去京沪有名学校。我后来得入文风落后的安庆女子师范，还是自己拚了命争来的。
　　我曾艳羡前辈女学人像曾宝荪、陈衡哲等早岁便能远游国外，接受高深教育，使我一生自嘲只是个“粗制滥造品”；但这也是各人的运命使然，能有什么话可说呢？
　　父亲在世时，我对他未尝有一日尽孝养之责，他晚年景况甚窘，我以已嫁未知接济，及闻他病逝宜城，始大悲悔而为时已晚，无法补救。今日写这篇短文对他老人家实在疚心无限。若有所谓来生，他老人家对我的慈爱和恩惠，只有来生报答了！

　　原载1982年6月6日《中华日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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