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苏雪林-->昆仑之谜-->二、汉武帝考定昆仑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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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武帝考定昆仑公案

　　汉武帝为我国历史上有名勤远略之帝王，亦迷信神仙最甚之帝王也。彼以欲断匈奴右臂之故，遣张骞使月氏。为匈奴所遮，而至大宛，遂得知河源形况。《史记·大宛列传》云：“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按《史记》集解：瓒曰，‘汉使采取将来持至汉。’张文虎校《史记》札记则云：‘采来二字，连上为句。采当为采色之采。来乃之借字。《说文》：‘，琼玉也。’《玉篇》：‘。玉属也。’采来谓采色之’其义比瓒说为长，今取之）。天子按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
　　武帝固为好神仙之君主，习闻昆仑为一大仙山。又习闻河出昆仑，闻骞言则大喜，以为由河源以索昆仑，则昆仑可得，仙人可睹，不死药可致矣。其后遣张骞使乌孙，必曾嘱其对此仙山，再切实探索。顾骞为诚悫之人，不善为谎语，觅昆仑不见，惟有据实回奏。司马迁：“今张骞之使大夏也，穷河源，恶睹所谓昆仑者乎？”可证也。武帝于心不甘，则另派他人往。所谓“汉使”必为其他使臣，而且不止一批。（《大宛列传》言：“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此类使臣之派遣虽为政治关系，顾亦必负有寻觅仙山之使命，渠等亦未觅得昆仑，惟报告于阗之山多玉，武帝谅以屡求此山不得，无以解嘲于廷臣，遂根据古图书所言昆仑条件，而指于阗之某山为昆仑。
　　然昆仑之最大条件为仙山，于阗之山，果如是乎？故司马迁于其《大宛列传》中，以冷笑的口吻言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隐避为光明者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
　　后代学者于史公此种抗议，置诸不论，盖中国人于武帝所定昆仑，确在何地，实无所知，当然不能为左右袒也。然近代地理学者如顾实先生，则认定昆仑系今日后藏新疆交界处之昆仑山脉。穆王西征时，曾登此山，谓“司马迁腐刑之余，阳气消沮，信口开河，言不由衷，将上古累代相传之信史，付之一笔抹煞。”又谓“秦始皇之焚书为野蛮。司马迁造疑古之谣为野陋，厥罪维均”云云（《穆传讲疏》三页）。而张星YR先生亦谓：“迁以腐刑之余，对于汉武帝之措施，无处不表示其愤慨，因愤慨而讥刺，因讥刺而颠倒黑白……百家竞言黄帝登昆仑，稽《穆天子传》纪程，昆仑当在于阗，毫无疑窦。故汉武帝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武帝当时必与朝中博古之臣，共相考证，而后有此定案。惟未与司马迁议及耳。迁于《大宛传》后讥之……然则世间竟无昆仑欤？三代之书，悉为虚构伪作欤？武帝朝中群臣，悉为指鹿为马之徒欤？迁之颠倒是非，固有由矣”云云（《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一册六页）。迁以良史之才，于汉代诸帝之行实，一皆秉之直笔，竟被目为“谤书”，今又以反对武帝钦定昆仑一案，蒙“造谣”与“颠倒是非”之罪，甚矣良史之难为也！迁为汉初人，彼时伪史与神话根基初立，尚未为学术界所完全接受，一般学者犹有辨别是非之能力；而迁又为一富于学术良心之史家，不能因附和帝王意见，而改变其学术之立场。顾当时流行之政治势力，亦非其个人力量所能挽回，惟有在自己著作中，保留一小小抗议，以便后代之评判耳。谓其反对昆仑，乃由挟怀武帝私憾而起，则小乎其视迁矣。
　　然则武帝方面完全错误耶？曰：错误则诚错误，然于情于理，则皆大有可原。今使司马迁与武帝讼于法庭，则法官亦必难判其孰非孰是。盖司马迁所争者《禹本纪》所言之仙山也。今武帝所定于阗某山之昆仑，果高二千五百里欤？其上果有醴泉瑶池欤？果有《山海经》所言珠玉之树，凤鸾之鸟，九头之开明兽，虎身人面，虎文鸟翼之英招神及陆吾神欤？其下果有弱水之渊，炎火之山欤？其附近果有玉山为西王母所居者欤？曰张骞自言未睹，其他汉使亦未闻有所捏报，而武帝遽以西域一座凄寒萧索，一无所有之荒岭，硬指为楼阁万里，五云缥缈之仙山，其为司马迁所窃笑宜矣。然武帝所据者古图书也。古图书所言昆仑固有三大条件合于于阗山之情况。一曰“在西北”、二曰“多玉石”、三曰“河源之所出。”
　　今请言第一条件。《禹贡》之“织皮昆仑，西戎即叙”，《逸周书》之“正西昆仑”，今日知为国名或种族名，与昆仑之山无涉，然武帝时代，恐尚不能辨别，见西戎与正西字样，则据以为定昆仑之方位之一条件。《山海经·海内西经》第十一“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大荒西经》第十六：“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曰昆仑之丘。”于阗亦有沙漠，且其西固有西海（即里海），则昆仑之在西北又得一证矣。且《穆天子传》穆王往见西王母，系向西进发。屈原《离骚》，甙道昆仑，亦言向西。其他如《禹本纪》及《淮南子》各纬书所根据由战国传下之昆仑传说，谅必一律言昆仑在西北。今张骞所通西域之于阗在中国之西，谓昆仑在彼中，又焉得为过？
　　今请论第二条件。《西山经》第三“又西北（不周山西北）四百二十里曰癮山……丹水出焉。注流于稷泽。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黄帝乃取癮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瑾瑜之玉为良。坚粟精密，浊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又西（钟山以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泑水。……多藏琅平鹩瘛滴┑壑狡裕裼⒄兴局……其中多玉。”自此而西南为昆仑丘，又西为乐游之山，多白玉。又西为嬴母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石。又西为玉山，西王母之所居也。又西则符阳之山，槐山、天山、泑山、翼望之山，无不多金多玉。然《山海经》所有之山，产玉者固居多数，而如昆仑一带，玉量尤丰。《尔雅》曾言璆琳琅为昆仑之美产。《穆天子传》则言钓于珠泽，得玉荣枝斯之英。攻玉于群玉之山，载玉万只而去。今于阗叶尔羌境内，所产玉量之富，甲于天下。于阗诸河皆以玉名，米尔岱山之五色玉有重至万斤者。此可考《新疆纪略》、《西域水道记》诸书而知之者。则与古图书所言昆仑之第二条件又无不吻合。
　　今更请言河源，此为考定昆仑之最要条件。最先报告河源出于于阗者为张骞，已见前引《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则有更详之叙述，其言曰：“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积石，为中国河云。”
　　传所言南北两山，北山即今天山山脉，南山则今昆仑山脉也。中央之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之地，则今新疆塔里木盆地也。流于盆地中央之大河则塔里木河也。河有两源（实有四源），出葱岭者所谓葱岭河（今曰喀什噶尔河）出于阗者所谓于阗河（今曰和阗河）也。蒲昌海或盐泽者今所谓罗布淖尔或罗布泊者也。塔里木河注入罗布泊后，即隐不见，潜行地底一千数百余里，至青海之积石而复出，为中国河源，东流数千里而入渤海，则古图书又皆言之矣。《尔雅·释地》：“河出昆仑虚，色白。”《山海经·西山经》第二：“昆仑之丘……河水出焉。”《海内西经》第十一“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河水出其东北……西南又入渤海……入禹所导积石山”。则河出昆仑似无疑义。顾黄河出青海，乃系事实。今曰河出昆仑，则非借重“潜流”之学说不可。“潜”之一字，亦出古书。《西山经》第二“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岳宗之山，东望泑泽，河水所潜也，其源浑浑泡泡。”《北山经》第三“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源。”今张骞所调查而得之罗布泊，名曰盐泽，不名泑泽，当时汉廷君臣，睹一泽字，又安能不受其暗示。如此，则第三条件，又俨然若合符节焉。
　　张星YR先生谓武帝之定昆仑，必与朝中博古之臣，共相考证，而后始有此定案，其言不为无见。故司马迁根据《禹本纪》之仙山，驳斥于阗某山之不成其为昆仑，固振振有词，汉武帝援引古图书，辩护于阗某山之实为昆仑，亦凿凿有据。公有公理，婆亦有婆理，试问聆取此案之法官，将何法以断其曲直，我意惟有挥两造出外，令其自行和解而已耳。
　　顾法官果有现代地理知识者，则武帝一败涂地无疑。今且将司马迁方面论据暂时搁起，但言汉武帝方面之论据。其第一条件“在西北”，在今日地理学上言之，颇难成立。吾人若按地图经线，则西域全境，无论与战国时代之燕齐，抑与秦汉时代之长安，皆在同一经度以内，——即三十五度至四十五度——吾人仅能言昆仑在中国正西，不能谓为西北。惟古代对于地理之测量，决不如现代之精密，武帝之谬误实可原谅（昆仑在西北之真正理由，余将于后文解释）。次言河源，则诚二千数百年之大谜。帝王之遣使调查，固已至再至三，学者之研讨搜索，亦复殚精竭虑。然黄河源出昆仑，盐泽潜行，积石再出之谬说，盘据于国人脑海，蒂固根深，确乎其不可拔，今日科学学理，已将潜流重源之迷信，加以扫除，而于黄河源出昆仑，则尚有不惜百般曲解，以圆其说者，亦中国地理学上一至奇之现象也。今且不惜费词，将二千年来关于河源之争论史，概括叙述于下：自张骞报告河源出于阗，武帝据之以定昆仑，自汉至隋，未有异论。且汉以后史家，所得关于西域之地理知识，有时胜于汉人，黄河在于阗以上之上源，尚有比《史记》、《汉书》更为精详之叙述。如郦道元之注《水经》，利用当时传入中国之印度人西域地理书，记叙于阗河源，几达一卷之多。且笑张骞调查之粗略焉。
　　隋唐人常有事于西域，对河源不免重行注意。隋大业中，平吐谷浑，于赤水郡置河源郡，见《隋书·地理志》。又于河源郡下云：“积石山河源所出。”《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未几吐谷浑寇边……以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遂逾积石山。”同书卷一百九十四《吐谷浑传》：“靖等进至赤海……遂历于河源。”同书卷六十二《李大亮传》：“……及讨吐谷浑……与大总管李靖等出北路，涉青海，历河源。”《新唐书·吐谷浑传》：“靖望积石山，望观河源。”同书《李大亮传》：“涉青海，观河源。”唐吐谷浑在今青海境。黄河出自积石，始为中国河，张骞、班固，久有此说。特发自昆仑者为“真源”，出自积石者为“重源”，斯又中国史地家所一致主张者也。隋人置河源之郡，及李靖与李大亮所观青海积石山之河源，在彼等心目中认为黄河真源欤？抑认为重源欤？史无明文，故吾人亦难确指。及长庆元年（公元八二一）刘元鼎使吐蕃还，而隋唐人对河源之真意，吾人始得明晓。《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吐蕃传下》：“是时元鼎往来黄河上流，在洪济桥西南二千余里，其水极为浅狭，春可揭涉，夏则以船渡。其南三百余里，有三山，山形如鏊，河源在其间，水甚清冷……又其源西去吐蕃之列馆约四驿，每驿约二百余里，东北去莫贺延碛尾，阔五十里，向南渐狭小。自沙洲之西，乃南入吐浑国，至此转微，故号碛尾，计其地理，当剑南之西。”《新唐书》卷二百十六《吐蕃传下》：“元鼎逾湟水至龙泉谷……湟水出蒙谷抵龙泉与河。河之上流繇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西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者也，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流澄缓下，稍合众流，色赤。……”唐之吐蕃，在叶谷浑西，即在今青海西藏境。所谓闷摩黎山，即今阿尼马卿山，在今青海东南。中国自汉谓昆仑在于阗，即今后藏新疆交界处，今乃被唐人移至青海，不可谓非地理学上一大革命。特黄河自源星宿海，阿尼马卿山所注出者乃另数源，刘元鼎所得之河源，实未真确，宜乎为元清二代人所讥。《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乙部史录地理类，著贾耽《吐蕃黄河录》四卷。耽乃唐代有名地理学家，著述甚富，今以吐蕃冠黄河上，殆已承认河源出于青海，惜其书今已不可得见矣。
　　至元而又有一番实地调查之举。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公元一二八○），命学士蒲察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是岁至河州。自杀马关以后，地势渐高，行四阅月而达河源。是冬还报，并图其城传地位以闻。其后翰林学士潘昂霄从都实之弟阔阔出得其说，撰为《河源志》。元史采其说入《地理志》为《河源附录》，又采其说入《宋史·河渠志》。其说之梗概曰：
　　“按河源在土蕃朵甘斯西鄙，有泉百余泓，沮洳散涣，弗可逼视，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脑儿，译言星宿海。群流奔凑，近五七里，汇为二巨泽，名阿刺诺尔。自西而来，连属吞噬，行一日，迤逦东鹜成川，号赤宾河。又二三日，水西南，名也里出，与赤宾河合。又三四日，水南来，名忽兰，又水东南，名也果木。合流入赤宾，其流浸大，始名黄河。然水犹清，人可涉。又一二日，歧为八九股，名也孙斡论，译言九渡，通广五七里，可渡马。又四五日，水浑浊，土人抱革囊骑过之。自是两山峡束，广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测。朵甘斯东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译言腾乞里塔，即昆仑也。自八九股水至昆仑，行二十日。”
　　元临川朱思本又从八里吉思，得帝师撒思加所藏梵字图书，而以华文译之，其言与潘昂霄所记，互有详略。书既出西藏喇嘛，想亦实地调查之结果也。
　　至清代而黄河源又被人实地调查，且不止一次。清圣祖曾遣使穷河源，仍得之于星宿海，御制文以纪其事，乾隆四十七年，以有事于河工，特命侍卫弥弥达，祭告青海河神，因西溯河源，绘图具奏，言星宿海西南三百余里，有河名阿勒坦郭勒，其水色黄。蒙古语，阿勒坦为黄金，郭勒为河。此河之西，有巨石高数丈，名曰阿勒坦噶达素齐老。蒙古语，“噶达素”为北极星，“齐老”为石。此巨石壁作赤黄色，壁上有池曰天池，池中流泉喷涌，酾为百道，皆作金色，流入阿勒坦郭勒，实为黄河之上源，其位置更在星宿海上。凡此诸说，皆见于高宗命儒臣所撰之《钦定河源纪略》中。高宗所得黄河之源不过比星宿海更推进三百里。且星宿海四周数百里，河流亦多，阿勒坦郭勒河之通星宿海，想系水大时现象，平时则未见其通，故谓其河为黄河上源，想亦不过使臣迎合帝王好胜心理，故为之说耳。乃清高宗竟矜为不世之发现，既御制诗歌以纪其事，又作《河源纪略》颁其说于天下，一时言河源者无不采此新说，儒臣之颂扬圣功者，极一时之盛焉。
　　唐元清三代实地调查之结果，黄河源出青海，与于阗境之昆仑毫无关系，今已成定论。夫“伏流”、“重源”之说，在地理学上并非不能成立，惟“伏流”必由较高地带渗入较低地带，反之，则无渗入可能。今新疆为一大盆地——即塔里木盆地——海拔不过千公尺左右，而星宿海在西藏高原，高达四五千公尺，谓新疆罗布泊之伏流，可以潜行地下一千余里，至星宿海而重源再出，以为中国黄河之源，则现代地理学，决不能容纳此说。
　　今黄河“伏流”之说，稍有现代地理常识者已不敢再道。然有人谓昆仑有狭义，有广义。凡西部高原之山皆可为昆仑，则黄河出青海，亦可谓出于昆仑。又有人谓甘肃西之疏勒河，距新疆罗布泊不远，如塔里木河水大，则未尝不可以流入疏勒河，由是亦可流入黄河，故主黄河发源昆仑，固不必借助于“伏流”说也云云。疏勒河所流系塔里木盆地，然至祁连山麓，则地势又渐高，无论水之大小，皆无可以流入星宿海之理。即能流入，亦必先假定水大之条件而后可，绕此大弯，以圆河与昆仑之关系，则亦“潜流说”之变相耳。名之为“河源之迷信”，殆无不可。
　　于是笔者对于此种迷信，不禁大感兴趣，而认为值得一番研讨。自汉至唐千数百年，对此无异词者，犹可诿之未曾实地查勘也。唐元清三代，则皆有探索河源之事矣。唐人将昆仑由新疆移至青海，仍维持河与昆仑之关系，特不信潜流重源耳。元人置昆仑于黄河源东，相距且二十余日程，不信河发源昆仑者，惟有元人而已。清人一再履勘，知黄河源实在青海，然而河发昆仑，罗布泊潜流，齐老峰重出之说，决不肯放弃，主张更较前代为热烈，考清人一代朝野之地理书可知也。嘉道间地理权威魏源，已吸收甚多之西洋学识矣，而绹为此说张目焉。同时代人徐松谪居新疆十余年，躬自查究西域水道，所得至为翔实矣，而亦殷殷为此说辩护焉。一种迷信，着于国人性灵，胶固如是，必有其特殊之原因，吾人试一探究，当有甚奇之发现。
　　今且返笔，更叙《史记》、《汉书》之文。《史记·大宛列传》：“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汉书·西域传》：“河水潜行地下，南出积石为中国河。”此二“潜”字，来源颇怪，值得吾人注意。前文固曾言武帝之考定昆仑，于潜流一节，必曾受《山海经》“东望泑泽，河水之所潜也”、“而西流于泑泽，实惟河源”二节文字之影响。顾此特武帝与群臣之所考耳，骞、固则实得之于西域。盖张骞为一探险家，为一军人，一生岁月消磨西域，当无暇于读中国书。班固亦为一极严正之历史家，于屈原《离骚》中之昆仑玄圃，尚以为非经义所载，置诸不论，宁肯注意于离奇荒诞，神话百出之《山海经》？彼二人，一先一后，异口同声，谓黄河潜行地下者，余谓盖得其说于西域人耳。骞奉使西域，前后数次，居大夏尤久，于于阗情形，当然熟悉。班固之弟班超，居西域三十一年，于西域之地理必有极详之记录，固奉命迎北单于，亲至私渠海，故其《西域传》，言西域情形最详，至今尚不失为极有价值之西域地理史。彼对于河源之说，实由其弟班超实地调查得来，并非抄袭《史记》张骞之说，吾人读其《西域传》，便可知之。夫黄河潜行地底二千余里，而后重源再出，又潜行地底千余里出积石为中国河源，此为何等奇异之地理现象，若非西域人本有此说，张骞岂敢以此奏之于武帝，班固又岂敢入此语于其著作中乎？
　　或者将曰：安知此非张骞迎合武帝好仙之心理，虚造此说耶？则吾人应知张骞携此异说而回朝，亦不过偶为谈助而已，此外则并无其他企图，武帝闻此说而引起其寻觅昆仑之野心，则实非骞之所料也。骞果有心迎合武帝，则明知武帝决不能纡尊降贵，亲至西域调查，何妨竟捏造一昆仑以报；又何必坚言“未睹”，大煞武帝之风景乎？吾人读《史记》于此而犹不知，则亦可谓太不善读书者矣。
　　吾谓西域人相信河源潜行地下，直接可由骞固二人实地调查之结果相同证之，间接可由印度人之谈西域地理者证之。郦道元《水经注》卷一引释氏《西域记》：“河自蒲昌，潜行地下，南出积石”，又引《凉州异物志》：“葱岭之水，分流东西，西入大海，东为河源”，又言“葱岭在敦煌西八千里，河源潜发其岭，分为二水：一出岐沙谷，东流经无雷、依耐、蒲犁、疏勒、皮山、莎车各国为河源；一西径循休，难兜、罽宾、月氏各国，至安息而注雷翥海。”按释氏《西域记》今虽不存，而观古书所援引之文，与唐代玄奘所译《大唐西域记》颇同，知为六朝时传入中国之印度人西域地理。《凉州异物志》或系中国人所撰，而据《水经注》所援文观之，则中亦多翻译之印度地名，知其亦必根据印度地理知识而写成者。释氏《西域记》言“河自蒲昌海，潜行地下，南出积石”云云，必非剽窃中国《史记》、《汉书》，而实为印度人所得于西域历古相传之说。《凉州异物志》谓“葱岭之水，分流东西，西入大海，东为河源”，则与《史记·大宛传》“于阗之西，则水皆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又若合符节。
　　葱岭为亚洲最高分水岭。以岭水之东西分流，而西域人竟疑岭东西水可以互通。《水经注》卷一：“《汉书·西域传》又云‘犁靬条支临西海，长者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尝见。自条支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地’，或者河水（黄河，笔者注）所通西海矣。”中国古所谓西海，有时指地中海，有时指里海。《水经注》此节所言乃里海也。夫黄河乃能逾八千尺之高峰而通于里海，其不合事理，实倍于潜流。顾郦道元又乌从获此绝奇之观念者，盖亦闻之印度人，而印度又闻之于西域人而已。
　　或者又将曰：中国人之翻译事业欠严肃，今安知释氏《西域记》等语，非中国人所增饰乎？又安知郦道元之河通西海，非彼一人之臆测乎？则吾人又将引一证，以证其非然焉。按中世纪意大利天主教教士马黎诺里（Marignolli）游历印度，得地堂之传说，谓地堂在锡兰东，名科伦白姆（Coeumbun）流出四河，其第二河曰肥逊河，入中国境则为黄河。又言河流至喀发对岸，没于沙中，后乃再出，过塔纳，而潴为巴库海。张星YR先生谓“巴库海即里海之别名，马氏何以误将黄河与里海相连，则诚百思不得其解矣。中国自昔即有黄河发源于葱岭，流经喀什噶尔，成塔里木河，入罗布淖尔，再地下潜行，复出于青海，而成黄河之说。新疆之人亦有喀喇沙尔附近诸水，来自西海者（即里海）。马黎诺里经过诸地时，得此异闻，故有此误会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一六五页）。马黎诺里固非能读中国书者，此说又得之印度，然则吾人能谓黄河通西海之说，郦道元竟无所受而云然哉？然而西域人偏好为此不近事理之潜流说，又为曷故？曰：吾人之所谓奇事，盖在是矣，余前固言《山海经》乃古两河流域人之地理书，而“潜流”之语乃出此书，故知“潜流”学说实为两河人所倡，由里海而东，辗转而至于西域。以其源流古远，故其势力积久弥雄，西域、印度、中国之人受此学说之支配而摆脱无由，俨同一种迷信，岂无故耶？——关于此说，后文当更论。
　　综上所述，武帝第二条件又不能成立。惟第三条件于阗多玉，勉强可以凭藉而已。故曰审判此案之法官，若有现代地理知识者，武帝之失败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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