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居住最高处(苏叔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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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最高处

　　在北京住了半个世纪，东西南北城都住过，大多住平房。上大学，住楼。那是学生宿舍，老式楼房，二层，未曾体会到楼房与平房的区别。大学毕业，留在人民大学做助教。分配住教师宿舍，楼房，但在一层，与学生宿舍类同，厕所、洗漱间也在走廊里，公用。后来倒是住上了最高处，也只有四层，仍旧是学生宿舍，只是住户改为教职员罢了。我住的是四层最后一间，阴面。冬天里暖气到我那间屋就如同冷气一般，加以朔风怒吼，真个是“冻房花烛夜”。盖国玻璃窗上皆为霜花，又时有停电，不得不秉烛而读。那时，学校条件差，服务工作却周到。我给校长办公室写了封短信，述说冬夜备课之苦。两天后，学校就给我安了个炉子。烟囱从北窗伸出，高昂起头，从墙角弯向南面，很像是一个直角的桅杆，蔚为壮观。可惜，七天后，大风吹折了“桅杆”，露出的烟囱口引进北风将炉灰吹得满屋飞舞，火自然是燃不起来了，那火炉也就形同虚设。我不好意思再麻烦校工，只好在被子里缩成一团。从此下定决心，绝不再住宿舍楼，尤其是阴面。
　　那以后，调了学校。学校声言没房可分配，我就当了妻的家属，住在有平房可供教师居住的中学宿舍里。这14平方米的碎砖泥墙纸顶的小屋，记载了我最精壮的岁月里所有的悲与欢。从我24岁住到46岁，22年的时光，含辛茹苦也罢，坎坷屈辱也罢，艰苦备尝却也同家人甘苦与共，养活了两个儿子成长，那小屋刻写着我内心的世界，实在是我最留恋的地方。我的许多作品都产自这间小屋，我在许多文章里深情地描绘我的这间小屋。这间小屋也接待过许多师友。张锲兄该不会忘记在这间小屋里坐在小板凳上品酒闲谈的情景。还有外国朋友光顾这小屋，他们不觉这小屋寒伦，只记得了温馨，大概妻在我们屋前种的各种花草和蔬菜让他们觉得有浓郁的田园风味和家庭的温馨吧。
　　我忘不了每到雨季，在屋里摆满盆盆罐罐接待房顶漏下的水滴，我忘不了，每日扫地，须用煤铲刮去碎砖地上的泥饼；我忘不了冬夜写作为遮住屋顶被老鼠咬破的小洞筛下细灰，须戴顶草帽；我更忘不了，趴在一张会唱歌的书桌上写字的愉快；当终于请来一位糊顶棚的师傅重糊顶棚时我们真是喜从心来。这师傅自豪地说，他的外号叫“赛灰顶”。他糊的顶棚齐整平坦犹如洋灰顶棚。
　　小屋接地气，门前有泥地可植花草，每年我们都能吃上自己手植的豆角、丝瓜、木耳菜与黄花。
　　可是它太小，厕所在胡同里，冬日夜晚入厕，实在是不便。
　　我终于又住上了楼房，却是一层。厕所、厨房在室内，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真真正正住上了公寓楼。且自以为与平房无大差别，既有平房的优点，又有楼房的长处。
　　谁知道，居民楼的一层与平房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虽然窗外的空地可依旧栽花种草，而室内的阴暗却绝对比不上平房的敞亮。更嫌头顶上时时有芳邻的脚步声，搬椅挪凳声，还有蹦蹦跳跳声，水管的水击声，让你四时不安。而自锁门户，老死不相往来，绝对没有住平房时邻居们那相濡以沫的亲情。我自己也觉得我的文章里淡薄了那浓浓的乡情，北京平民的生活情趣同我逐日远去，远去，我的心也禁不住平添烦躁。
　　这一次，搬到更高的高处，忽然想起岑参的诗：“君住最高处，千家恒眼前，题诗饮酒后，只对众峰眠。”好一派闲适风度。岑参写的是“城中高居”。我想以他那个时代的城市风貌来看无疑居在最高处最为风光。因为没有这多车没有这多路，没有这多楼，没有这多人。推窗望远山，举头观明月。从高往下走，只有回转的梯阶，而没有砰然作响的电梯，诗意自然就有了。我想，他的最高处，窗外依然可见树顶，听得见鸟鸣。雨打树叶，池塘，云遮峰顶，月笼窗纱都是有的。
　　可我的高处只听得见呼呼的风响，却听不见雨打枝叶，因为再高的树也在很低很低处。那次下雨，只见雨鞭自上而下倾泄，却是无声电影，再也听不见雨滴的乐音了。
　　如今更时兴装修，邻居家装修，噪音刺耳长达两月，只好忍着。将心比心，我装修房子时也一定这样吵别人。
　　待到一切声音消失，屋里的寂静让人心虚，只盼着电话铃响，证明我与活泼泼的世界连在一起。
　　所以，我曾瞎想，被绿树红花包围的平房才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所在，摩天的高楼实在是人类一种无奈的创造。岑参的诗境也只有不高的最高处才能体味。
　　其实，我住在这接云的高处，非常知足，非常感激师友宾朋。并不是所有的北京人都能住上这楼房的。当我们还在为安居而辛劳的时候，唠叨高楼的不足，实在有点欠妥当。但人心总是不足，总想再好上加好，假如今后的楼房阳台上预留出一排可植花草的凹槽，可填土种花岂不更好？我见识少，可见过在奥地利几乎所有居民阳台扶手处都有这样一个凹槽，夏日里家家红花绿草煞是好看。
　　此外，“物业管理”（语出日本话，就是房地产管理的意思）虽好，可惜各种价码太高，小区里的各种服务设施，我一般都不问津。以理发来说，男人至少每月一次吧？我住的小区没有便宜的理发室，都是“美容美发室”或“发屋”“发廊”，听名字就够气派，贵族、皇家之类，在那里一坐，就得二十元以上。传达室的师傅对我说：“您这位作家的脑袋，大概也花不起这个钱去讲究，我告诉你一个地方儿，连理带洗带吹，四块钱。”我按照他的指示散步而去。在那间充满平民亲切气的国营理发店里剪短我的烦恼毛，只花了三块钱，挺好。邻近的小区里，有居委会办的理发室、洗衣房，便宜，且有街坊味道，比起我们这里的一派冷冰冰的豪华气让人舒服得多。
　　不是舍不得花那几个钱，穷酸，而是当不惯“贵族”。记得老舍先生笔下的祥子，和虎妞结婚之后，依然享受不惯虎妞的高等伙食，“见了小饭摊儿就走不动了，非得坐下吃不可”。我也有这毛病，让我“贵族”一番，身心别扭，要解馋无非是一顿卤煮火烧、爆肚之类。倘不是孩子们再三拦阻，每月的理发非上大街角儿找小摊儿不可。我喜爱的是绵延了许多年的浓得化不开的平民情趣。高楼缺的就是这个。
　　我们这高楼区的“贵族”气，还有两种突出的表现，一为人眼，二为狗粪。
　　人眼者，即许多人眼中流出一种“高贵”气，总爱上下打量人，睥睨之色毫不掩饰，仿佛他或她真的是皇帝，贵族或皇后、格格。那份自傲于人，自矜自夸却又绝对的小家子气，尽在无言的斜视之中。
　　狗粪者，宠犬的排泄物也，蓊然的绿草坪中随处可见。虽有“物业管理”，可惟缺清除狗粪一项，令人不敢光顾草地。
　　看来，住高楼还得与高素养相连。记得，当年听一位援助某国的工程师回国做报告。他说，我们为人家建了许多高楼，比给我们自己建的多得多。可该国百姓生活素质不高，竟将羊与牛儿牵上阳台放养，高楼进成高层羊圈。我们北京人当然不会在楼上放羊，可会在楼上养鸡，还有其它谈不上优雅的习惯。因此，住处的升高须与人的素养的升高成正比，高楼的优势才会显现。不然，就会像我住的小区，楼里的走廊墙皮照例被人刮掉，刻上“前现代主义”文字：（“×××是个大××”）或“后后后现代主义”文字：（恕不引用）还有写实写意的美术作品令人难堪。既然有“物业管理”，走廊就应刷上漆以免墙皮改为地图，并且有明示，在墙上刻画者处以适度的惩罚，那才像模像样。须知，就连最讲文明道德的新加坡，前几年报上还登过，在许多电梯里贴着“严禁在电梯内小便”的告示，可依旧有尿迹与骚气并存。盖因“不良习气”实在难以悉数尽绝也。
　　岑参的诗说的是一种意境，这意境须有高素养才可达到。“题诗饮酒后，只对众峰眠”。诗与酒相伍，在微醺中遥望远山，沉入陶然。倘酒与骂、与嚎、与闹、与狂、与打麻将之类相伍，则即使窗外有如叠的彩峰，如海的灯火，也没有陶然，而只有粗俗的闹热。
　　好了，北京市民公约出来了，正引导大家相约奔向文明，但愿那文明如遍地高楼般矗立起来，让谁都能重见一个古老而年轻的民族那优雅的礼仪之邦的淳然之风。处处有温馨，处处有平实；处处有互敬互让互爱，处处有自尊、自信、自爱，建一片高楼树一种新风，岑参设若有知，该有一篇新的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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