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老少木匠(苏叔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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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少木匠

　　一清早，后院的方老师来找我，问：
　　“你想做家具吗？我那儿有两位木匠，我请他们给我做了个书柜。你去看看？”
　　“我哪有木料哇！”
　　“嗨，旧床板嘛！我就是用旧床板做的。”
　　旧床板我倒是有。原先，我从学校借来四块床板，后来，自己买了一张双人床，就把两块床板钉成一张双人床，由两个儿子下榻，还富裕两块。“史无前例”的风暴一过，床板由学校作价卖给了我们，成为我们的私有财富。然而，我对这两块床板可以改造成什么家具，毫无知识。倘使，现在这两块塞在床下做破箱子的垫脚的废物，可以变为华美的家具，真是再好也没有了。然而，一想起请木匠代做，就想起备酒、置饭、递烟、倒茶等种种烦人事，还要白白奉陪几天，不能做事，就有些犹疑。
　　“这木匠是你的熟人吗？”我问他。
　　“不是。”他说：“是农村来找活儿的。自己找来的。不要酒饭，自带中饭，给他们做点儿热汤就可以了，再预备点儿烟、茶。价钱呢，我那个书柜要了20块钱，20斤粮票，其中5斤是面票。”
　　这自然是新的农村政策实行以后的新现象，细想一下，对自己对他们均有好处，我便动了心，放下笔，跑去看他的新书柜。
　　后院的空地上摆着一个尚未完工，但已具雏形的高大书柜，其大小足可以藏下两个像我这样的胖汉。
　　“真可以演一出《柜中缘》！”旁观的赵老师说。
　　这一老一小两位木匠，正在修饰他们的杰作。那小木匠抬起头，抖着浓黑的长发说：“呐，他要这么大呢！俺们是听主家的。”
　　听口音是运河岸边的乡亲，可那神气分明是北京城里的小伙儿。
　　“少说两句吧！”老木匠一边低头刨着门框一边说：“要是想要啥样儿，只要你有图纸！”这话是对我说的。他知道我是新的可能的主顾。
　　这书柜不美，不雅，做工也不讲究，但它实用、坚实，正是农家家具的风格，与我们目前的生活水平恰好相符。
　　“想要啥样儿？那得看材料。”小木匠斜过头顶了老木匠一句：“雕花、弯腿好看，也得有好木头，就这糟床板？凑合着使吧！”那口气不像揽工的匠人，倒像赐恩的施主。
　　费了多半天的工夫，我和妻子抬床，搬箱，拾掇出两块床板和修地震棚时公家卖给的种种碎旧木料，请两位木匠师傅过目鉴定，看可以幻化成什么家具。什么都行，当然最好是书柜。虽然我们屋里满满当当，可实际是任何家具都没有。各种香烟箱子、皮鞋盒子和摇摇晃晃的“安乐椅”，代替了写字台、衣柜与书橱。两个摇晃的书架上，压着各种各样的书，已经在阳光、灰尘的爱抚下发黄、卷边儿。啊，假如这床板竟然成为书柜，我这泥地纸棚的小屋将会焕发出怎样的光彩！
　　小木匠来了，他用手指弹弹木板，用盒尺粗粗量了一下。我的心忐忑着，仿佛我是向主人献奉贡品，唯恐因其菲薄而遭贬斥。
　　“不行，连个小衣柜也做不了！这叫啥呀！”他说，弹着木板：“这么薄，没有腿子的材料，虫蛀，沤潮，全糟了！做不了！”收起盒尺，走了。
　　我赶忙追过去，请求老木匠再一过法眼。老木匠暂停下他手里的活，走过来，仔仔细细地看了看那些木头，半天不说话。我的心上下扑腾，怕那笨拙而实用的书柜不能诞生。老木匠又走进我的房间，看一眼我预先设计的摆放未来书柜的空间，又朝周遭一打量，慢悠悠地说：“给你做个书柜加个小茶几儿吧！”
　　我一下跳起来。哎呀！这位是现代的鲁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公输般，知识分子的挚友与大叔哇（从那以后，我和妻子一律虔敬地称他为大叔）。
　　“真的？那木料够？”我不大相信。
　　“够！还有一块柞木呢，可是好材料！”
　　“那，茶几？”
　　“拆了那些破板凳，满够！”说着，走了。
　　不一会，从后院传来小木匠的大嗓门儿。说什么没听清，因为这时候，前院的老太太正听评书，收音机里袁阔成的贯口话已经淹没了小木匠的声浪。不过听他语音，仿佛正谴责老木匠。
　　我急忙走到后院。
　　“你那活儿费工，得多给点儿钱。”小木匠对我说。
　　“您说多少？”
　　“25块，茶几儿另说！”小木匠说：“至少再5块，20斤面票！”
　　“这……”
　　老木匠一瞪眼：“咋啦？人家的钱也是花力气挣的！”又回头冲着我，用商量的口气说：“一块儿算28块，10斤粮票10斤面票吧！”
　　这老木匠是知识分子之友。假如有“教师之友协会”，我一定选他当主席。我立即答允这优惠条件，并且即刻打道山货店，按照老木匠的指令去购买一切必需品：纤维板、钉子、乳胶之类。
　　等我回到家，小木匠已经锯开了几块木板，向我生气地说：“没见过你这样的床板，净钉子，莫非你睡钉板床？真损锯子！”
　　我无言以对，想起过去半夜一翻身就听见令人牙酸的床板的吱叫，我曾经用不少钉子把翘裂的床板钉死。这在当时曾经使我释然的措施，今天磨损了木匠师傅的工具，颇使我不安。
　　“我破了后院老方一块板子。”他又说：“你的料不够四条腿！”
　　我惊讶了。他不是我的亲友，与方老师也非亲非故，怎么可以随便当我们两户的家？我怎么向老方交代？
　　“你，……”我说：“这……”
　　他只是龇牙一笑：“用了就用了！”
　　老木匠背着沉甸甸的工具箱来到我家门口，一看那解开的木板，火了：“你量了吗？就解板子！做多大的？你有谱儿？”他掂过一块板子：“你咋把这板子解了，糟践了，我这是要做腿子的！”
　　小木匠不高兴了：“这做腿子能行？”
　　“下面贴上一块嘛！”老木匠说：“要了人家的钱，又图省事，不亏心？！”
　　“这么老了，还说个没完，就你成！”小木匠一屁股坐在我的马扎上，“嘣”，折了一根皮条。他跳起来，蹲在地上，瞅着老木匠。
　　瞧他们的关系，很密切，准是一家人。
　　老木匠又走进我屋，用盒尺量量空间，红着脸说：“对不住了，我原想做个一米七五的，高是高点，多装些书。可我那不争气的小子把板糟践了，改一米七高吧！对付分成六格，再稍宽点儿，每格装两排书，也行！”
　　“我不懂，外行，全听您的。”我说。
　　“越外行，越不能糊弄。”老木匠说。
　　开工了。我的门前响起锛凿斧锯的音乐。这些年来，我们这所大院里，经常有这种音乐奏响。每当我听见这声音，就飘起一股酸溜溜的醋意，同时也升起懊恼与内疚之情。我不知道别人怎么会有那些珍贵的木料，我恼恨自己没有姐夫与叔伯可以供给我作家具的木材，恼恨自己连钉个板凳的手艺也没有，连累妻儿老小还把一把硬板椅当饭桌。如今，我的门口居然有了斧锯之声，居然撒满了刨花和木屑，居然也有了碎木的芳香，而且居然也引动了左邻右舍围在我的门前高声谈笑与议论，这是一种怎样的幸福与畅快！这幸福是老少木匠所赐予的，虽然那血气方刚的小匠人，还有少干活多挣钱的微疵，但他毕竟是带给我快慰的人，我得感谢他。我特地为他买了香烟，心怀敬意递到他手上，他接过去看看，笑着扔回来：“我不抽这个。”他说。
　　“真是不要烟酒，太好了。”我想。
　　“这劲儿小，我抽雪茄！”他补充说。
　　我不能怠慢他，又赶紧跑到街上，为他搜购雪茄。
　　雪茄在他嘴角冒着袅袅轻烟，我希望这烟雾可以化作他多快好省地建设书柜的动力。谁知这烟雾没完没了地总是环绕着他的头顶，像一朵不散的祥云。我的心沉下来。要是一天供他两盒动力雪茄，那书柜的成本准会增加。
　　“你别老是嘬烟儿了！”老木匠真能体贴我的心，大声呵斥着儿子：“烟卷不要钱，身子骨儿可是你自个儿的。烟熏着眼也没法儿干活儿啊！”
　　“你咋那么多话，不怕他给你写一篇儿？”儿子说。不知道他怎么探听到我还写点儿文章。
　　“要说呢，你这差事儿不赖，”小木匠对我说：“又轻省，又舒坦。当记者还能到处开眼！”
　　“我不是记者。”我说。
　　“那你总是写文章吧？手一划拉就来钱儿。”
　　“那么好划拉？”又是老木匠说：“上回没见西单的那个？手指头。钢笔上全缠着胶布。手都写胖（读阳平音）了，脸儿煞白。”
　　住在西单附近的哪一位同行也请他们赐福过，我不知道。我单从老木匠的口中听出了他对“耍笔杆儿的”的尊敬与同情，我但愿那位脸儿煞白的同行，也为这老木匠写一篇颂歌。
　　“别看你挺胖，”老木匠对我说：“可虚，净是娘们儿肉。你得活动。瞧我，小二十年啦，没闹过病！”
　　“这也值当吹？！”儿子又顶他一句。
　　“您高寿了？”我问老木匠。
　　“小呢，六十四！”
　　“嚯，真不像！”我说：“您从早到晚不闲着，不累？！”
　　“这累啥？”老木匠笑了，脸上每条皱纹都漾出自得与满足：“三九天，我五六点就起来，地里还看不见人，黑着呢。肩上扛个耙，走出20里地去，背回一大垛柴禾，回家吃饭不香？空气又好，身子没法不好。回头，你上我们那村儿去，运河边上，可好哩。”
　　“又吹！”儿子说：“那破农村有啥去头！你还老当它是蓬莱国。”儿子也满有学问，懂得神仙世界的正式国名。他斜睨我一眼：“人家啥地方没去过？到广州、上海，跟串街坊似的，就是到外国，还不是抬脚就走。”
　　我赶忙声明，我虽然天天抬脚，还没有跨越过国门，而且广州、上海也并不能串街坊一样地随意来去。
　　“你就是稀罕那！”老爷子又说儿子：“我十七岁进京学徒……”
　　“又是这，”儿子把老子的话噎回去：“有几个像你？北京城不呆，偏偏回农村！可倒好，你舒服了，我们跟着背累！”
　　老木匠不火不恼，一边儿刨著书柜框框的木槽，一边慢悠悠地回嘴：“你背啥累？没有我教的这点手艺，你们哥儿四个能娶上媳妇儿？大屋子大炕大庭院，净米净面时鲜菜。小子，你还图个啥？”
　　“连个电影儿都看不上！”
　　“那有啥好看的，不是亲嘴儿就是抱腰！”老木匠对电影十的评语使我吃惊，我希望他不要问我在哪儿工作。
　　“你问问他，”老木匠冲我损撅下巴：“他是电影厂的！”糟糕，这老木匠还作过调查研究，这是存心说给我听的。
　　小木匠一听我与电影沾边儿，对我的鄙夷立即换成羡慕的微笑：“真？你搞电影儿？是演员？”
　　“不不不！”我红着脸说。我深知我的尊容是无论如何入不了镜头的。假如急需群众演员，全厂拉伕的话，我也只配当个特务甲、匪兵乙或者流氓丙、地痞丁。
　　“那你可以天天看电影儿了！”小木匠是电影迷，这倒对我的心思。
　　“那，你们爱看什么样的电影？”我想起了自己的责任，赶紧征询意见。
　　“打仗的，侦探的，搞对象的。”年青人说。
　　“啥也不爱看。”老年人说：“我看了几回，不知道为啥，电影里的人，都长得细眉俊眼，分不清个儿。不是哭就是笑，好像都抽羊角风。也不唱，不好！”
　　老年人不懂得电影艺术，全盘否定我们的劳动，颇使我不快。但他马上说：“也真难为他们，说哭就哭，说笑就笑，这是本事。有本事就好！”他这一定是安慰我，“就一样不好。”
　　“哪样？”我问他。
　　“行了，你别说了，老封建！”儿子制止老子。
　　“这怕啥？！”
　　“对，您说，没事的。”我催促他。
　　“我要是有那号闺女，进家就打折她的腿——甭管认识不认识，她谁都敢抱！”
　　我愕然了，不知老木匠在说谁，但没敢细问，我怕得罪我的同事，急急忙忙转移话题。我问他们是否实行了联产责任制？一个工值多少钱呐？主要生产什么呀？这两年农民生活水平怎样啊？
　　老木匠很健谈，没有一点矫情、虚枉、忸怩，也没有一点自傲与自卑，实心实意地表述他全部的“政见”与生活理想。他觉得把拖拉机和大马车都卖了分掉是“迷糊眼”。他也反对什么都拢在集体里，不让个人有一点儿自由。他称赞他们的队长能干、活泛，对于让他带着儿子进城揽活，每月交队40块钱极为满意。说到这儿又训导儿子：“别那么一心钻到钱眼儿里，城里头也不家家户户产真金。用旧床板对付家具的主儿，顶济了，赶上个下中农。念书的都有钱？要那样儿，国家早富了！”
　　我想，这位老木匠真该到大学的政治系、经济系去讲课，他这些朴素的话胜过多少墨写的讲义。天爷，要是他能给某些“左派幼稚病”患者洗洗脑筋多好！
　　儿子呢，早不听他的絮叨，拍拍手，上饭铺去买干粮了。
　　干粮买回来了：花卷、油饼、豆包。我妻子撕毁了不管饭菜的条约，恭而敬之地捧出一锅鸡蛋挂面，一盘肉沫炒油菜。那小木匠吃了挂面、炒菜与油饼，剩下老木匠去啃干花卷。
　　吃完中饭，小木匠到我屋里听收音机广播。《水浒传》正播送到三打祝家庄的紧要之处。老木匠却又抄起锛凿继续他的工作。
　　“你还不来呀！”他吼叫着儿子。
　　“你逞啥能？”儿子不动窝，朝屋外叫着，眼睛斜睨着我微笑：“老了就别想跟我们比试，一会儿我就赛过你去！”
　　“哼，要是我年轻……”
　　“你不是老了嘛！”儿子又回一句。
　　感谢袁阔成每次只说半小时，他要是由着高兴劲儿讲上仨钟头，我的书柜又得增加成本。
　　儿子终于动手了，确实有虎虎生气，一会儿就做完了书柜内部所有的柜条。唯一的缺陷是个顶个都需要老木匠再拿斧子在接榫的地方加以小小的砍削。
　　书柜的架子终于以崭新的姿态傲然挺立在小院里。下了课的邻居们（他们都是教师）又聚拢在它周围，摸着这昔日的床板，对我发出一声声祝贺。又同我一样，虔敬地称道与感激那两位木匠，仿佛他们并没有收受一分钱，而把慷慨的劳动赠予我们。小木匠不屑听这些谀词，吃完了一锅面条，扬长走了。老木匠喝了一碗面汤，再三表示这面汤做得实在好，比胡同口食堂的刀削面还有滋味。临出门儿，他朝我妻子点点头，说：“明儿给点热水、菜汤就中，可别再糟瞎了挂面。”好像那挂面白白地扔掉了而不是吃掉了似的。
　　过了两天，散发着木香、闪着光芒的白茬儿书柜放到我屋里，一个矮小的茶几也搁在黑泥地上，使屋里平添上一派阔绰、富丽之气。小木匠接过钱、粮票，拍拍身上的土，喷着雪茄的烟雾，道声：“回头见，有活儿还找我！”就走了。
　　老木匠呢，扫了屋子一眼，又蹲下，掏出钉子、锤子，把碎木板钉了两个小板凳，才站起来对我们点点头，说：“手艺不好，对付着使吧！唉，对付过这阵子，这地方都要盖楼，你们都得搬进楼去，那再换好家具吧！”背起工具箱走了。
　　我沉浸在少有的快乐之中。这书柜里装着我的欢愉与美梦，也装着我与更多的人的心血与劳动。我觉得这是我们家最宝贵的财富，特别是在这个时期。
　　噢，那老木匠讲得多好，他说：“对付过这阵子。”就是说这需要对付的日子将是短暂的，一个长长的光明的未来横在我们前面。他是位哲学家。可我忽然想起，我竟忘了问他和他儿子的名姓。
　　这书柜把我乐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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