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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里。” 旅居此地的苏联人,都向他这样叫。不知这异国的名字是谁赠给他的;久了,他已默认了。虽然,他完全是个亚洲孩子的面孔:黑的头发,低小的鼻子;但是,他对于异国的人,并不觉得怎样陌生。只是说异国的话,不清楚,不完整;不过,听惯了,谁都明白。 蚂蜒河在朝阳里流来,象一片映光的镜面,闪灿地从长白山的一角下流转去。果里吹着号筒,已经透过稀松的绿林,沿着一群木板夹成的院落响来。于是,一家一家的小木板门开了,露出拖着胖乳的奶牛。 “早安,苏多瓦!” 果里向牛的主人说着每天所要说的一句习惯语。 “果里,一月满了,给你工钱,另外有一件衣服送你穿吧,——” “斯巴细(俄语,谢谢的意思),苏多瓦!” 也许有年青的姑娘,被果里的号筒从被子里唤醒,手向果里打招呼: “可爱的果里,回来时,不要忘记了啊!” “啊,是的,红的小花!” 果里比她记得都结实些。然后,她把夜里没有吃尽的东西装满了果里的小铁锅。 “啊,列巴(面包),熟白汤(菜汤),斯巴细。” 于是,果里再走起路来,他的衣袋里多了一元钱的重量,他的嘴,忙动起来,面包与号筒交替地让他的两腮撑起一对大泡子。走过我们宿舍的时候,牛在他的身后,已经成了群,黄色的,黑色的,杂色的最多,白色的只有一个,背上还涂着两团黑。小牛,有很小的嫩角刚突破毛皮,伸长它的颈,吻着母亲的股部,母亲摆起尾巴,极力地打着它。等到果里的小鞭子在地上打了个清脆的响声后,他摆起指挥官下令的姿态,让脸上所有能迭起皱折的地方全迭起皱折来;牛望着他,牛群里立刻有了严肃的纪律。 “果里!” 我们刚洗过脸,拥在展开的楼窗前,叫着他,丢纸团打着牛,打着他,他便扬起头对我们大声喊: “不要!牛害怕。” 我们不听。终于把果里那牛群的纪律破坏了;并且,弄起一阵恐慌,牛与牛撞着角。这使他的小鞭子不得不在地上多响了几下。 “我告诉苏多瓦去。” 他故意向回去的方向转过,抛出两个较大的步子。 天天他要在我们面前说几次苏多瓦。他也知道,我们对于苏多瓦并不怕,虽然苏多瓦是我们的女先生。天天又不快些离开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要谈的话,还没有开始呢。 “我来念书好吗?也住大楼,看电影。” 果里又同我说了。 果里沙总是用手指比划着自己的脸,果里的脸。意思是让果里看看自己的脸和他的脸,在血统上是多么不同啊。 果里沙点着自己的鼻尖,高傲地对果里说(这还是第一次呢): “我们CCCP(苏联简称)。” “啊,果瓦列夫,CCCP?” 果里把我的名字呼出来。果里沙窘了。果里便摆头向我们所有的同学问: “果瓦列夫是中国人,怎么行呢?我是高丽人,怎么就不行呢?” 果里沙打了两声口哨后,装做着苏多瓦给我们讲书的神气说: “高丽?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了高丽这国家。” 这话打痛了果里的脸。比击两掌都红,没说一句话,便不自然地走开了。牛群散乱着,他的小鞭子在地上也没了声响。 以后,果里和牛群不从我们宿舍的门前经过了。 每天的早晨和晚间,失去那个放牛的朋友,觉得太无味,也太冷落。 我和果里沙倚在窗前,望着蚂蜒河边的一条草径;那里是泥泞的,摆满大的小的死水池,有的镶着一圈,有的蒙着一层全是一色的绿菌。看不清楚蚊虫怎样地飞过着,只听见蛙不平地不停地叫。晚风常常送来一片难嗅的气味;有时宿舍的指导员让我们闭起窗扇;所以在这条草径上很少寻出一个人的影子。有游船渔船经过的时候,是靠近那边迅速地划过。这块地方好象久已被人憎恶着,遗弃了。 然而果里是在那里走熟的。草茎蔓过他的腰,搔着牛的肚皮,也看不见牛的胖大乳头了。果里每次看我们在楼窗上望着他;他的头便转正了方向,用眼角溜视着我们。 “不许你再对果里说世界上已经没有了高丽的国家,好让果里再从我们的门前走。” 我好象在教训果里沙,很严厉的。 “你看高丽人多么懦弱,你看高丽人多么懦弱。他们早已忘记了他们的国家,那不是耻辱吗?” “那么,安重根呢?” “我立刻记起来,哪个人给我讲过许多关于安重根怎样勇敢的故事。可是,果里沙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他仍是不信任我的话。” 一阵牛的哀叫传来,我们看见果里跌倒在死水池里。 “果里!果里!” 我们用两只手在唇边裹起一个号筒样,向果里喊,他会听得很清楚;可是,他不留意我们,他不睬我们。 不过,我总想找着机会,再和果里好起来。 那天落了整夜的雨,草径被浸没在水中,混成一片河流。我想这次果里一定会从我们宿舍门前走向草场的吧?恰好又是星期日,自然可以和果里玩在一起了。但是,果里呢,他仍是在那里走,沿着留在水面的草径,做路的标识。牛的半个身子泡在水中,头一摆一摆地,似乎很难地把蹄子从泥泞中拔出。 我们吃过饭,我和果里沙便赶向草场去。黄色的薄公英从草丛里伸出来,一堆一堆的,山与河流做了草场三面的边界,另一面是无边际的远天连着地。散开的牛群,看上去象天上的星星一样细小,躺着的,吃草的,追着母亲的……果里坐在土岗上吃着面包皮,眼睛在搜索着牛的动作,牛的去向,我们的视线触着了他,惹起他极大的不安。如果不是有牛群累着他,也许他会跑开,逃避我们。 “果里,我们给你气愤了吗?” 我把他那深沉的头托起来,问他。他竭力把头再低沉下去,说: “不是,绝不是的。” 不知他从哪里学来这样美的不俗的好句子;而且,说得十分完整,没有脱落一个字音。不过,他的姿态太拘束,太不自然,似乎对陌生人一样的没感情。 果里沙还是原有的脾气。指着宿舍顶上飘起的旗——一半属于中国,一半属于苏联的。这给果里很大的耻辱;果里是容忍不下去,离开我们去给牛蹄擦泥水。 我们全在寂寞中过了许久许久,我才找到了一句适当的话来问果里—— “牛蹄太脏了,你不怕脏吗?你擦它做什么?” “就是因为太脏才要擦的。牛的主人是不允许牛蹄脏的啊!” “那么,你为什么带着牛从河边走呢?我们宿舍门前不是很清爽的吗?” 我的话刚说出来,就又懊悔,说的不妥当。这不是对于果里加了责难吗?在果里的内心不是更要加重他的痛苦吗? “我是不配从你们宿舍门前走的。” 他说的很快,他很气愤。 我说了许多话,是劝他仍从我们的门前走。实际我们不愿意失去这个放牛的朋友。他天天会给我们送来许多新鲜的趣味;并且,我们房里一瓶一瓶的,红色与黄色的野花,全是他给我拾来的。这几天来,那些花都憔悴了,落了,我们看着瓶里仅有的花茎,谁都会想起果里来——果里沙也是同样的。果里却抛开我,再不在我们门前走过一次。 最后,果里允许在我们门前走的时候,我几乎痛快得要叫出来。不过,我还不肯信任,直等到他吹起归去的号筒。 暮色里的牛蹄,是疲倦的,笨重的。长久的日子,已经使它们熟识了从自己的家门走进。余下我们走回宿舍。宿舍的每个角落全死静着。我记起所有的同学已去俱乐部,去看电影。我看时钟还留给我廿分钟的余闲,便叫果里也去,他高兴地说: “好,看电影去,我还没有看过一次呢。” 但是,在影场的门前,发生了极大的难题,这个守门的大身量的中国人,便坚持不许果里进去。我和他说了许多中国话,仿佛是让他给我些情面。他总是不放开这么一句话—— “他不是东铁学校的学生。” “你让他进去吧,我们的先生和同学全认识他。” “谁不认识他,穷高丽棒子!” 果里不懂中国话,他很沉静地站着。 我的喉咙却突然热涨,对那个守门的中国人大声地叫着: “他是我们的朋友!” 他装起象我父亲的尊严说: “你和他做朋友,有什么出息?” 在灯光下、我和果里仿佛是停在冰窖里的一对尸体。果里突然冒出一句中国话—— “好小子,慢慢地见!” 现在,我晓得果里正是因懂中国话才那样气愤的吧!我问他懂中国话吗,他说只会那一句;一句我也高兴,好象为我复仇了。 不过,我一夜没有安静地睡,似乎有很大的耻辱贴在我的脸上。早晨我躺在床上,就听见果里一声声的号音从窗前响过了,远了;我没有看见果里。 在教室里,果里沙对我说: “从认识果里起,今天他是第一次笑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也快做我们一样的学生。” 我想果里为了昨夜受的屈辱,故意给自己开心吧?果里沙却说是真的。我问。 “他和谁说妥的呢?” “苏多瓦。” 我样我相信了。因为苏多瓦是我们班上的女教员。 “那么,他什么时候上学?” “他今天去告诉他的哥哥,明天就来。” 我想,果里来了,坐在哪里呢?我们教室里只有一个空坐位,而且在小姑娘刘波的身旁。她平常好和每个同学发脾气,小眼睛瞪得圆大的。如果果里坐在她身旁,一定不中她的意。明天教室里,除去我十七八岁,就算果里大了吧?最大的果里沙也不过十三四岁。并且,所有的书桌,仅是我和果里沙坐的比别人的高起些;只有叫果里沙走开,让果里坐在我的身旁。 放学之后,我在宿舍里正为果里安排床位,他来了,却是忧伤地。我问他快做学生不是很可喜的消息吗?可喜的消息,怎么换来了他的忧伤呢?我清楚地看了一下,他脸上还有泪滴。 同学们很快来缠着他。 我问: “你哭过了吗?” 他点点头,好象又要哭出来。 “你明天不是上学吗?怎么还哭了?” “我才跑到田里去,对哥哥说,哥哥不许。”他的鼻尖急忙地抽动两下,又说:“你和哥哥商量商量吧。” 于是,我和果里到家去了。同学们等着这个有趣的消息,要我快些告诉他们。其实,果里的家并不远,转过我们宿舍的一个墙角,十几步便可以走进他的房子。来去只要五分钟,事情全可明白。不过,桌里的哥哥在田里,没有回来,却是意外的。 时间空空地流过着。我并不躁急;因为果里的家里处处都是奇迹。房子小得象我们宿舍的垃圾箱。不过,垃圾箱里的垃圾也许比果里房里装的东西洁净些,贵重些,墙角下堆着污旧的棉衣;穿衣时,随着身子的动作将自然迭成的皱折展开后,还露出衣布原有的白颜色,很新鲜。那边…… 果里为我找出他一向保存着的好东西,我一样一样地看着;他两手合拢着又举在我的眼前说: “你猜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他用聪明的话暗示我,我也不明白;因为他讲的俄语太乱,所以总是没有被我猜中。最后他说: “这里有爸爸,也有妈妈。” 是两个从像片上剪下的人头:男人是他的爸爸,女人是他的妈妈。然后我立刻发现极大的疑点问他—— “妈妈这么老;爸爸怎么那样年轻呢?” “妈妈现在还活着;爸爸是年轻就死的。” “死的太早了!” 我望着果里爸爸的像,我说话有些怜惜的意思,不曾想到竟使果里的牙齿咬紧,很久才放出一口轻松的气息: “爸爸死的太凶呢!”果里说。 我从果里脸上的神态也可以看出他爸爸确不是寻常的死。 “爸爸是读书的人,看,这不是还留着很好看的头发吗?(他指着头像给我看)爸爸的胆子大,那年他领着成千成万的工人,到总督府同起来,打死了三十多人,当时,爸爸被抓去了。三个多月,妈妈天天去看,一次也没有看见。妈妈不吃饭了,也不睡觉了。在樱花节的那天,别人都去看樱花,妈妈带着哥哥去看爸爸。这次看见了,在监狱的门口,妈妈差不多不认识爸爸了;爸爸只穿了一条短裤子,肩上搭着一块毛巾,肋骨一条一条的,很清楚,那上面有血,有烙印。妈妈哭着,爸爸什么话都不说。到爸爸上车的时候,总是喊着……看樱花的人追着车看,妈妈也追着车看……在草场上,拿枪的兵不许妈妈靠近爸爸。爸爸的身子绑得很紧,向妈妈蹦来几步,对妈妈说——你好好地看着孩子,不要忘记了他们的爸爸今天是怎样被——枪响了一声,爸爸立刻倒下去。……那时候,妈妈还没有生下我,这是妈妈以后常常讲给我听,我记住了的。” 他说的话太快,也太多:有些地方,我听不懂;也有他说不懂的地方,所以我没有完全明白。 “那么,妈妈呢?”我问。 “妈妈?妈妈还在高丽。” “你们怎么来了?” “妈妈说——我们不要再过猪的生活,你们找些自由的地方去吧!我老了,死了也不怕——五年前,妈妈到姨母家去住。我们来中国的时候,我才十岁。” 天黑了,他哥哥才回来。他说得很好的中国话,所以我们讲话很方便。他真是不许果里做我们学校的学生。并且他说的理由也是很多很多—— “我种地太苦,唉,还不赚钱,也许有时要赔钱,你没有看中国年年有灾祸吗?你也知道吧?” “我们吃饭全靠果里放牛的钱,到冬天又要歇工,好几个月得不到工钱。 “我知道读书对他好。我是他哥哥,我不愿意我的弟弟好吗?” “如果只是我们两个人,他可以去,我不用他管。家里还有母亲呢。每月要给她寄几块钱吃饭。” “唉!不象你们中国人还有国,我们连家都没有了。” 我把他的话传给我们的同学,同学们失望了,但是很快地也就忘却了。 果里的号筒仍是唤成牛群到草场去。 “不象你们中国人还有国……” 我记住了这句话。兵营的军号响着,望着祖国的旗慢慢升到旗杆的顶点。无意中,自己觉得好象什么光荣似的。 但是,不过几天,祖国的旗从旗杆的顶点匆忙地落下来;再起来的,是另样的旗子了,那是属于另一个国家的——正是九月十八日后的第九天。 于是,散乱的战争骚扰着,威胁着每个地方。不久,那异国的旗子,那异国的兵,便做了每个地方的主人。恰好我们住的地方做了战争上的大本营。戴着钢盔的兵一队一队地开来,原有的兵营不敷用,已挤住在所有的民房里。就是果里那个垃圾箱般的房子,也有兵住下。 我们照常上课。但是,果里的号筒不响了,牛群整天关在每个主人的院内,叫着,似乎在唤着果里。 “果里呢?” 我们谁也没有忘记果里。忙向草场望去,只有一阵一阵的秋风扫着,把草打倒在地上。果里平常坐惯的部个土岗,被风扬起的土粒滚成一团一团的浓烟。我们想果里卷到浓烟里去了吗?等到浓烟散尽的时候,那里没有果里的一只手,一只脚,给我们看见。我们想他在家里;可是,他在家里做什么呢?死静得好象连一个人都没有。有的,我们同学的便会指说: “看!少儿达特(俄语:兵)。” 接着就是—— “少儿达特杀了果里吗?” “杀了,也像杀了老鼠一样!” 果里沙仍是对自己高傲,对果里轻蔑。我相信果里绝不像老鼠那样懦弱;果里沙却说: “高丽人都像老鼠一样。如果不是,在世界上,怎么没有了高丽的国家?”这仿佛已经成了他的习惯语,他的小拳头在胸前击了两下又说:“象果里那样人,我不欢喜,不愿意同他做朋友。” 日子过久,谁也不再谈关于果里的什么话。又加天天到俱乐部去听演说。在时间上,已经没有多少空闲。这次苏多瓦怕我们太疲倦了,要带我们上山玩一次。 我们怕山上的蛇虫;有一次蛇虫毒伤了我们好几个同学。所以,这次我们每个人都带一支体操用的木棒,三十多人排成一列棒子队。 秋天的山,全是一片土与沙粒。已经不是夏天来时那样好看,可有,什么都没有;只是土与沙烂打着我们的眼睛睁不开;上去后,只感到两腿很竣痛,秋风不住地搜索着我们血流中的温暖。苏多瓦为了我们的趣味,领我们向另一山角蠕动的人群走去。 那里,有许多的人:年老得胡子全白了的,年青的,半残缺的,年岁太小的。锄头,铁锹,斧子……在他们每个人的手里。在山脊间已经成一条沟壕;在沟壕里,我立刻看见果里的哥哥。 “果里呢?” 我正想问他,果里的面孔就已经在我们每个人眼前出现了。看来,那他不是我们以前所认识的那个放牛的果里;现在的果里是个小工人,我们几乎不认识他了。他光着脚,身上穿着一件我们给他的破制服;他的颧骨高起许多,使眼球深深地陷进去,被埋藏在泥垢与尘土里。他靠着壕边,同壕一样高,很吃力地握着铁锹向外抛沙土。 “果里!果里!”我们喊他。 其实,他早已看见我们,只是故意地躲开。我们与果里的距离只有八九步远,喊他自然会听见,他不仅不看我们,而且,把头移动向另一方向,更加紧地的工作。我走进两步,我看出果里是要和我说话的。他所要说的话,全埋藏在他的嘴角与眼角间啊。于是,我更大声地叫起—— “果里,我们来了。” “果里,你在做什么?” “果里,很久不见你了。” 果里没说话,只是在动作上给我们一个暗示,让我们向右边的大石头上望去,那里有两个兵安闲地吸着纸烟。然而,我们却不去顾他—— “来!果里” “来!来……” 惹起一个兵来了,站在壕的边际上;果里象失了灵魂一样死板。那兵用脚踢他的头;他的头仿佛有弹力地摆动而下,鼻孔有血流出。突然,他的铁锹举高,又轻松地落下,照样向壕外抛着沙土。 不知为什么,我们所有的木棒都向那个兵做了冲击式。兵便出量着给我们看他肩上斜背着的枪。 苏多瓦领我们回去的时候,果里的眼睛溜着我们,终没有说 一句话。我们只有默祝果里最好不再遭到什么不幸。 第二天早晨。 “呀……呀……”传来了这尖锐的叫声,刺痛我们的心。 拍拍的声音连续地响着。果里在一只手两只脚下规规矩矩地躺在自己的家门前,脸贴着地,尘土从他的嘴角不住地飞开。像是所劈下的小树干,那兵的全力都运到这小树干的顶端,落在果里的股部、腰间。 “呀……呀……” 这声音给我的感觉,比小树干落在自己的身上还痛。 果里沙却切齿地说: “该打,打死好了。” 我用眼睛钉住他,表示我对他的话极愤恨。他又说: “果瓦列夫,你看果里,那不是一匹老鼠一样么?” 以后,果里真像一匹老鼠跟着佩刀的兵,常从我们宿舍前来去;他独个人的时候不多。这使果里沙更看不起他,骂他,向他身上抛小石头,伸出小拇指比量他……果里沙想尽了所有的方法欺辱他;他却不在意。 有一天,我们快就寝的时候,果里跑来。果里沙的手脚堵塞着门,不许果里进来。 “你还有脸来吗?你不要来了。”果里沙说。 “我找果瓦列夫!” “果瓦列夫都会替你羞耻。” 我看出果里是有什么迫切的事情,不然,他的全身怎么发抖呢?我给他拿来几片面包,他不吃。我问他这些日子怎样过去的,他也不说。仿佛所有的时光没有一刻余闲属于他,很迫忙地说道: “借我一把刀。” “做什么?” “你不要问。我有用处。” 我在衣袋里把平常修铅笔的小刀拿出来。他说: “太小了!” “你要多大的的?” 他用两手在床上隔成他所需要的刀的长度,我便把我割面包的大尖刀给他。他还用手指试验着刀锋快不快。然后他高兴地说: “好!太好了!” 他临走时,告诉我——_ “那些‘魔鬼’明天早晨去苇沙河。” 果然是去苇沙河,果里房脊上的旗子没有了。一队一队的兵,骑马的,步行的,沿着山路走去。只有几只小船是逆着蚂蜒河划下;船上的兵仅是几个人。果里就坐在小船上,为佩刀的兵背着水壶,食粮袋。我们守门的那个老头子,在太阳还没有升起时,就起来去看,这些话就是他讲给我们听的。 过后守门的老头子从外面回来的时候,他在一口气里又冒出一串话来,说是果里投河了。 先是二个打猎的外国人看见的——有个孩子顺着蚂蜒河漂来。于是他投到水里把孩子拖上河边,用人工呼吸方法换来孩子的气息,喊了几个人来,守门的老头子也在里面,他认识出了那孩子是果里。 我们去的时候,苏多瓦也在那里,另外是别班里的同学。果里躺着不动,衣眼贴紧在身上,一滴一滴的水湿了他身旁很大的一块地方;他已经没有了知觉;虽然,他嘴里还嚼着不清楚的话。大家正在互相询问果里投河后的情形,我们学校的铃声叫我们立刻回去上课。只有苏多瓦还留在果里的身旁。 今天,苏多瓦告诉我们,在我们这班里有一个新来的学生。每次有新来的学生,苏多瓦都是要先告诉我们的。每次也就打听出这新来的学生是升班的,是降班的,是从外埠新来的。不过,这次却是例外,我们谁也不知道这新来学生的底细。 距上课的时间还有二十分钟,我们便随便地猜扯起来。男生说,新来的学生是好看的姑娘,最好和自己坐一个书桌。女生说,新来的学生是猴样的,这样弄得每个书桌都叫响着。 门突然地开了,教室里立刻静下来。我们悄悄地跑到自己的书桌前坐下,装做整理着书本,修铅笔。我们想,是因为我们闹得太厉害,苏多瓦来了。然而,不是苏多瓦。站在我们面前的是果里。他穿的同我们一样:黑皮鞋,黑的裤子,黑的卢巴斯缶(俄语衣名);胸前也有两个小衣袋,装得饱饱的,书夹里放着一包新书。他张大着嘴,象是有许多要说的话,想在一句话里吐给我们,可是一个字都没吐出来。 在午间,很快吃过饭,我们聚拢在一起。我问他: “现在,你高兴了吧?” “我不是骗你,我真不高兴。”仿佛仍有极大的恐怖,痛苦,留在他的眼里。“苏多瓦待我太好了。给我养好病,又送我到学校来。你们看!”他指尽了他身上所有的一切给我们看。 当我问他为什么投河的时候。似乎他的脑里又复活了一幕死的记忆。于是,像给我们背诵出几页熟读的书: “忘了是哪一天,魔鬼告诉我,他们要走了;要我的哥哥去,还要我去。我知道去了就没好,我想爸爸在魔鬼的手里死了;妈妈怕我们再像爸爸一样,才把我们送出几千里以外的地方来。谁想到这魔鬼又在几千里以外的地方攫住我们,夜夜都没睡觉,哥哥望着我,我望着哥哥,不敢说话。……” “和老鼠一样!” 果里沙冲断了果里的话。 时候,果里不像个孩子;孩子没有他那样沉静的姿态。他继续说下去-- “那天,哥哥跟着走了。我还跟着那个带刀的魔鬼(他的眼睛,好象在询问着我们看没看见过他所说那个带刀的魔鬼,我们向他点着头)。船上除去我们两个人,还有一个船夫,魔鬼在用铅笔记着什么,我心跳,跳得太厉害了——你们猜我想做什么?” “想投河呢!”我们许多人同样地说。 然而果里沙突然地跳上书桌,把我们所有人的精神弄乱了。他较快地说: “你们说果里想投河,我看太不对。你们知道吗?河里有老鼠洞。” “在河里,一共是三只船。两只在前边。我们在后边。前边的船,走得才决呢!没走到三四里的时候,离开我们有半里多远。等他们拐过老山头,我们还留在老山头这面。我只觉得一阵的麻木,我的刀已经插进魔鬼的胸口。然后,我被一脚踢下来,再什么也不知道了。”他把头转向我问:“你知道那把刀?是你借我的啊!是你借我的啊!” “好样的,好样的,”果里沙抱住果里又说。“这才是我的好朋友!” 果里搬到宿舍来,除去苏多瓦赠给他的毛毯之外,再什么都没有。果里沙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分给他一半,并且,在贩卖部内给他买了牙刷,牙膏,袜子,手巾,小手帕……费用全写在自己的消费簿上。 此后,果里,果里沙,我们三个人成了不可离散的群,有时缺少一个人,其余的便感到不健全。每天我们都是在一起,到河边地,到俱乐部去,到车站的票房去,到许多人家去看果里以前所放的牛。他还认识哪个叫什么名字,哪个牛有什么习惯,平常他最欢喜的是哪个,最讨厌的是哪个——由牛群结我们讲出许多的笑话。” 在冬天,果里学会滑冰,便成了他的嗜好;可是,我们不许他常去冰场。因为那时街头又满了果里所说的“魔鬼”和“魔鬼”的旗子。不过我们学校的旗子,仍是同从前一样——一半中国的,一半苏联的。 只有那半面中国旗,我爱啊;可是,果里为什么也爱呢?我们每天望着,仿佛在旗上开了花。然而,花,毕竟要有谢落的一天——校役给我们看了一面新做的旗,一半是苏联的,黄色的小斧头,镰刀,五角的小星星,在旗面上没有错放一点的位置;但是,另半面却不是属于中国的了。那全新样的,在地图与万国旗中,我们从来也没有见过。校役悄悄地把旧的旗子扯落,升上新的旗子。 我们天天仍是希望把旧的旗子升起,那怕这是一年,一月,一天,……一刻也好。可是,我们总失望。只有扑到储藏室的玻璃上,看看丢在墙角下的旧旗子。 不久,更有惊人的消息传来。我们学校的旗子快完全换新样的了。 我请两点钟假,到叔叔家去;回来晚了。苏多瓦正给我们的同学讲什么,她停下,问我为什么回来这么迟,我说: “这地方不安宁;叔叔把祖母送走。祖母留我吃了饺子。” 我说完,苏多瓦完全没有谴责我,真是意外的。她又继续她的问话——问每个苏联学生将要到什么地方去。于是学生好像喊了一个口号—— “回祖国去!” “果瓦列夫,你?”苏多瓦又问。 “回祖国去!”我说。 “怎么回去?” “叔叔回来接我。” 苏多瓦从讲桌来,走近果里的身旁问: “果里!” “什么?” “你呢?” 果里咕噜两声,说不出什么。他只是呆着,在呆望墙上悬着一张世界地图。在那地图上,靠近海洋的一角,有他的祖国,仍涂着另一种颜色区分他祖国的边疆:但是他说: “跟果里沙去吧!……” 苏多瓦做出孩子一样的讽刺,手指点着果里的头;果里的头渐渐地沉重下来。她立刻又严肃地说: “果里,你不能跟果里沙去的。将来在高丽的国土上插起你祖国的旗,那是高丽人的责任,那是你的责任!” 为了明天的别离,苏联的同学分赠我与果里许多小物品,做纪念。 “果里呢?”同学们问。 我在院里寻到果里。只是他一个人,在树影下踱着小步子。月光浮在他的脸上,我看见有泪珠。他不住地问着自己: “到哪里去呢?” 最后,我告诉他—— “我们两个一同走吧!” 于是,我们送别苏联同学登了驶向祖国的专车后,便筹备起我们的行程。虽然,已经知道南线车轨被破坏(这是叔叔必经的路),但是,我们仍倚在门前,望着邮差来。那许多信,没有一封是叔叔的;都是从苏联来的。同学们告诉我们,当他们到莫斯科的时候,有许多人欢迎他们;以后,又送他们进了学校。…… 十几天了,叔叔的消息完全没有。而且守门人天天催着我们走,大门立刻要锁起来的。守门人为了我们没有路费,在旅程上给我们个秘密的方法。 于是,坐过一天一夜的火车之后,我们又飘流在海洋上了。 虽然我们是藏在货舱里,被塞在麻袋的缝隙间,不住地有老鼠从我们头顶跑过,但是,不停止的轮机似乎在告诉我们—— “向祖国去的孩子们!不要害怕,不要叫饿,让一刻你们应当忍受的!” 我是十分安心,果里却问: “在岸上被检查了,下船也要检查吧?” “检查怕什么!” “你是不怕的。我呢?” 我们同是说着俄语,仿佛忘记了我们是异国的人。为了果里的安全,不应当再说俄语,要说中国话了。所以我改用中国话说: “从现在起,我们说中国话吧。” “如果有人问是哪国人呢?”果里仍是说的俄语。 “说中国话,自然你要说是中国人啦。” “说不好!” 我开始试验他了: “你是哪国人?” “中国人。” 是不像中国人。他说话的重音,放在“人”字上。其实,我和他说中国话,他明白;不过,他说的太不中听。 “你装中国人,装我的弟弟。我说话,你一点不要说!” 然而,下船的时候,警察偏偏地问果里—— “你怎么不说话,你哑巴吗?” 终于果里被看出是高丽人。果里所说的魔鬼,这里也有的;于是果里又被魔鬼抓住了去。他看我也被一只大手抓住衣领。他说: “我是高丽人,他不是的。” (录自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文学》第六卷第五号) 提示 舒群(1913-1989)满族,原名李书堂,笔名黑人,黑龙江哈尔滨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作品有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孩子》等。 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创作于1933年,是舒群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代表作。作品在抗日救亡中产生过强烈的社会影响,被视为左翼文学的优秀作品之一。 作品通过东北沦陷区三个不同国籍孩子悲欢离合的故事,特别是通过失去祖国的朝鲜小孩果里的苦难遭遇,启迪人们认清失去祖国的危难,号召人们奋起斗争求得解放,同时表现了三个不同国籍孩子的友谊,揭示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的一致性。作品真实地再现了三十年代初东北人民的悲惨命运和民族矛盾,给被压迫人民指出了斗争方向,达到了同期文学没有达到的时代高度。 作品在形象塑造和性格刻划上很有特色,能以多种技法深刻、具体、感人地揭示人物性格特征,有层次地展示人物性格的发展。同时,注意抓住人物思想性格的主导方面,运用富有情趣的细节描写来突出人物形象。在结构上,作品也具有独创性。作品没有按照时空顺序结构成篇,而是采用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跳跃性的选取若干片断,自成剪接而成,使小说既谨严缜密又起伏多变。同时,第一人称的运用使人感到真实、自然,增强了作品的艺术力量。 (王科) 【此文章由“文学视界”(http://wxsj.yeah.net)扫描校对,独家推出,如欲网上转载,请保留此行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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