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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我为上海杂志公司老板张静庐服务,标点了一部北京图书馆影印的《金瓶梅词话》,帮老板赚了一大笔钱,自己却背上了一个“标点淫书”的罪名,虽然书中的淫言秽语都已删净。 同时,郑振铎编《世界文库》,也采用了《金瓶梅词话》,删去淫秽语,加标点,分期发表。 同时,上海中央书店老板平襟亚,也在一声不响地请人删节、标点《金瓶梅词话》,交印刷厂排印,特别提高排字工资,要求印刷厂赶在上海杂志公司以前,把他们的《金瓶梅词话》抢先印出。 张静庐和平襟亚是当年四马路出版界的两位霸才,他们的营业竞争,勾心斗角,可谓旗鼓相当。张静庐听到平襟亚的《金瓶梅词话》已即将排版完成,而自己的全稿尚未发排完了,估计他的书势必落后一个多月才能出版,这对他是非常不利的。 于是张静庐请平襟亚吃饭,席上就单刀直入,开了一个谈判。张静庐说:他的《金瓶梅词话》是编在《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中的,是《丛书》之一种,《词话》的销数,与《丛书》其他各种的销数有影响。中央书店的《词话》是单种书,销数多少,和其他书没有关系。因此,张静庐要求平襟亚把排好的《词话》让上海杂志公司先印一版,然后将全副纸版送给中央书店去印行。所有排字工资都由上海杂志公司负担。这样,就是说:平襟亚只要同意上海杂志公司先印一版,他就可不费一文钱,印行中央书店的《金瓶梅词话》。 平襟亚的中央书店开设在上海杂志公司后面的弄堂内,它没有门市部。上海杂志公司开设在四马路,有三开间的门市部。张静庐的门市收入,非平襟亚可及,但对全国内地的发行能力,平襟亚独占优势。平襟亚考虑了张静庐的建议,估计上海杂志公司的《词话》虽然先出版,也只有一个月的门市销数,而在内地各省市,两家的《词话》可能同时上市。再加上中央书店的《词话》既然是白来的纸版,它可以定价低于上海杂志公司版。 于是平襟亚接受了张静庐的建议。 可是,后来取中央书店的排校样来一看,发现有不少标点错误。删节之处,上下文都接不上。而且字体较大,用纸势必较多。张静庐就主张用我们自己的标点本,而停止了中央书店的排本。这一事,平襟亚也同意了,因而《词话》的出版,迟了一个月。 上海杂志公司版的《词话》初版本印了二万本。然后送一份纸版给中央书店。中央书店不知印了多少,不过,几个月之后,就发生了中日战争,中央书店的《词话》不容易运销内地。这一盘棋,平襟亚输了。 前年,有人来问我,中央书店的《词话》和上海杂志公司的《词话》,在字型、标点、删节处为什么完全一样?我才记起这件事的原委。现在把它记录下来,也可算是上海出版史的一段秘闻。 至于《世界文库》本的《金瓶梅词话》,听说是傅东华删节及标点的,未知确否。因为是分期发表,已失去其营业竞争的时间性,所以无人注意。生活书店原来也打算待《世界文库》发表完毕后,再印行单行本,可能也是因战事爆发而作罢了。 1983年秋,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排印洁本《金瓶梅词话》的消息透露出来,似乎在出版界中引起了一阵波动。当时我正在医院中养病,接连有几家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来访问。有的出版社说打算重印上海杂志公司版的《词话》,希望我写一篇序文。有一个文艺刊物编辑同志说:打算在他的刊物上分期连载《词话》,要我同意署名为“整理、标点者”。对于这些尊重我的好意,我都很抱歉地婉谢了。我并没有研究过《金瓶梅》,我也不很喜欢这部书。一九四七年,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上海,买到过一部北京图书馆影印的线装本《金瓶梅词话》,也买到了一部康熙版张竹坡评本《金瓶梅》。当时曾想把两本对读一下,看看有多少异同,从而研究一下此书的版本源流。可是这个工作始终没有功夫做。一九五八年,工资降级,稿费收入也断绝了。嗷嗷待哺的人口多,我把这两部《金瓶梅》卖了两百元人民币。 我和《金瓶梅》的关系,尽于此矣。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印行《金瓶梅词话》,和我是“风马牛,不相及”。我再也想不到会连累到我。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五年,少说也总有十来位编辑、记者、朋友或学生来和我谈论《金瓶梅》。尽管我对这部书实在无知,可是也不能不漫谈一通,免得扫人雅兴。我曾说:现在我们所见的《词话》,可能还不是最初的版本。它可能还有一个或几个古本。古本的《词话》可能没有或较少淫言秽语。因为古本是真正的“词话”,评书家的底本。如果有这许多描写性交的淫言秽语,当时的说书人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前说得出口。现在所有的万历本《词话》,虽然仍名为《词话》,其实已非评书家的底本,而是供知识分子阅读的小说了。我还说过:既然有王凤洲撰此书以毒害严嵩的传说,可知此书在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严嵩败)前已有,从嘉靖元年至万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有九十一年之久,其间不可能没有一个《词话》的刻本。我还说:张竹坡评本和《词话》本可能是出于两个不同的祖本。 以上是我关于《金瓶梅》的漫谈,纯粹是出于推测,没有证据。想不到有一位同志把我的话写了一则报道,去发表在报纸上,而这一段报道又引起了许多编辑的兴趣,纷纷转载,甚至把我的信口开河,说成是研究结论。今年春初,有一位香港朋友寄给我一纸剪报,是一篇小文,题目赫然是《施蛰存谈〈金瓶梅〉》。这件事实在叫我啼笑皆非,深悔出言不慎。因此,现在不得不把情况如实交代,以资补过。 淫书各国都有,态度各不相同。印度的淫书是把男女性交的各种方式、姿势教导青年夫妇,作为恋爱艺术的教本,态度最是严肃。法国的淫书品格有高有下,高级的淫书是暴露贵族士女的糜烂生活,下等的淫书是只鼓励宣淫。英国的淫书较多社会意义,虽然描写性交,却旨在揭露妓女或贫女的悲惨生活。《金瓶梅》在中国淫书中,也还是一部好书,它与《肉蒲团》、《杏花天》等书不同。描写性交部分不是全书的主要题材。删掉了这些描写性交部分,并不影响这部小说的完整。 我以为,删净了的《金瓶梅》或《金瓶梅词话》,已不能说是一部有伤风化的淫书。三十年代,上海印了三个版本的《金瓶梅词话》,当时国民党中宣部和租界当局都没有给予禁止处分。而我们现在,对删净本《金瓶梅词话》还很不放心,从严限制出版。我以为这样做,大可不必。凡是“禁书”,越禁越有魅力。去年一年,有许多年轻朋友托我设法向人民文学出版社买《词话》,出高价也可以,要开后门也可以,可知此书又有了新的魅力。但是在三十年代看过《词话》的人,却感到诧异,以为此书也只是《红楼梦》、《儒林外史》之流,何必如此热烈地恋慕。 因此,我以为,《金瓶梅词话》或《金瓶梅》,只要是删净本,不妨公开,任人购读。魅力消失,也就无伤风化。不过当然也不宜大量印行。 一九八六.六.二十五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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