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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演剧的讽刺性



  做戏的“打诨”,是历史上特许的专利,这种专利的获得,实包含一点儿不光荣的传统,即“帝王弄臣”。但枚乘司马相如词赋之臣,当时也一回待诏金马门,同样有帝王弄臣意味,所以这种不光荣也只是指它当时在帝王身边的抽象地位,并非指它在社会上的抽象价值。若就讽谏而言,在春秋战国时代,它的重要有时即恐怕比读书诵诗的儒者还切于实际,而容易有作用见效果。“优孟衣冠”这个典故的由来,即证明它的作用和效果,针对问题为当时儒者所不及。初期的戏既把讽谏和调笑两种成分相混,戏的本色长处是能机捷取巧,一 语破的。短处偏重谐谑时,则易成琐亵,先或尚保留侏儒专事讽谏长处,后乃衍为纯粹调笑取乐,“漆城荡荡,寇来不得上,”成为千古讽谏佳话;到柏梁台联句,郭舍人说的“吃妃子舌甘如饴”就近于专寻开心了。

  唐代是个在佛道二教烘染下充满抒情空气的时代,事事都包含比赛精神,在娱乐方面更擅长花样翻新。文人做诗写小说,多见神见鬼的叙述描绘,等于用怪异抒情,所以不问真伪,一例都写得极其生动俨然。在戏剧歌舞上,自然更多新玩意儿。《旧唐书·曹确传》称:伶官李可及,善音律,尤能啭喉为新声,音辞曲折,听者忘倦,京师屠沽效之,呼为“拍弹”。同昌公主除丧后,帝与淑妃思念不已,可及乃为《叹百年》舞曲,舞人珠翠盛饰者数百人,画鱼龙地衣,用官絁五千匹。曲终乐阕,珠玑覆地。词语凄恻,闻者涕流。

  这个记载出之于《杜阳杂编》。这还可说是追悼公主,逗引帝王开心,不免阔气一点。其实当时军阀要人大出丧,场面也就够得会花费会玩了。《唐语林》说:送葬者或当街设祭,……丧乱以来,此风大扇,祭盘帐幕至九十尺,用床三四百张,雕金饰画,穷极技巧。

  大历中太原节度使辛云京葬日,诸道节度使人人修祭,范阳祭盘最为高大,刻木为尉迟鄂公与突厥斗将之戏,机关动作,不异于生。祭毕,灵车欲过,使者请曰:“对数未尽!”又停车。设项羽与高祖会鸿门之像,良久乃毕。

  缞绖者皆手擘布幕,辍哭观戏。事毕,孝子传语与使人:“祭盘大好,赏马两匹。”……昭义节度薛公薨,归绛州,诸方并管内县于阳城南设祭,每半里一祭,至障河廿余里,连延相次,大者费千余贯,小者三四百贯,互相窥觇,竞为新奇,柩车暂过,皆为弃物矣。盖自开辟至今,奠祭鬼神未有如斯之盛事也。

  属于丧葬礼仪,尚可安排得如此豪华热闹,至于其他吉庆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唐代每当帝王诞日,有集儒释道作三教论衡故事。史称徐岱、赵需、许孟容、韦渠牟请佛老,始三家若矛盾,然卒而同归于善。帝大悦,赉予有差。白氏《长庆集》尚叙及在麟德殿内道场,沙门义林与道士杨宏元对垒情形。不过这事情说若极其庄严,其实却依然近于引帝王开心的杂耍节目一项。故高择《群居解颐》述及那个《叹百年》舞曲的大导演李可及摹仿大德高僧作三教论衡时,结果亦使得上意极欢,赐予颇厚。

  咸通中优人李可及,滑稽谐戏,独出辈流。……尝因延庆节。缁黄讲论毕,次及优伶为戏。可及褒衣博带,摄衣以升坐,称“三教论衡”。偶坐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何人?”对曰:“妇人。”问者惊曰:“何也?”曰:“《金刚经》云:敷坐而坐,非妇人何烦夫坐而后儿坐也?”上为之启齿。又曰:“太上老君何人?”

  曰:“亦妇人也!”问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经》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倘非妇人,何患于有身乎?”上大悦。又问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妇人也!”问者曰:“何以知之?”“《论语》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倘非妇人,奚待嫁为?”上意极欢,赐予颇厚。

  附会经典作证,不惟不以唐突李家玄元皇帝和孔子为意,反逗得皇帝大笑,赏赐甚厚,这就是我所说的抒情空气!无忌讳寻开心的抒情气分,既普及社会,影响到文学、艺术、音乐、歌舞,当然都比任何一代还大得多。影响不到的,恐怕只是一些装模作样拘迂别扭的古文家脑子。说迷信,这种人才真真有迷信!一个李贺爸爸讳“晋”就不举进士,一个韩愈又费多大气力作《讳辩》,比起为三教论衡大笑的帝王,岂不是更迷信得多?

  宋代是个理智时代,唐代人那点抒情气分,经过五代运用到歌舞男女方面,不幸成为江南西蜀灭亡张本。入宋后,风流宰相再不能用这个玩意儿和大统一帝王厮混,再被几个准备入孔庙配祀吃冷猪肉的读书人“子曰”一扫而光后,代替而来的就是说道理兴趣。因此一来,虽有帝王对于佛道的浪漫情感,加以渲染,也不成功了。真宗时代王清昭应宫的堂皇华丽,六七年经营,日夜加工,集天下名画手来竞奇赌异,末了却为一把天上无名火烧掉,放火的安知不是读书人?徽宗时代寿山艮嶎又筑得不是时候,花石纲忙得天下人不得宁息,神运昭功巨石,抬石头更忙坏了花腿兵士。可是末了金人围城,园囿中万千麋鹿花木,只合供城中兵民当吃的当烧的!读书人喜欢空说道理,表面上为辟谬理惑,去迷信,重事实,实在却仅争是非,辨真伪,立门户,生党见。时代禁忌益多,因之到处有反应。读书人如元祐诸党人,道学诸君子,使用于“人与人之间”时,即通通不肯放下这个武器,用来作反抗,否认,以及消极的攻讦。金人外患与新法内争,两者影响到宋代国运情形虽不相同,却共同于社会中培养这个讽刺风气,直到宋末,形于诗词,见于小说图画,真可谓无所不至。尤以使用于杂戏方面,更见得大胆而泼辣,巧慧而明智。或就帝王面前讽刺国政得失,或在权贵筵席讥诮当局颟顸。许多国家大问题,幸臣御史说来有杀头充军危险的,一 个普通优伶,却常常于弦歌酒宴接杯举觞欢乐光景中,出之从容不迫,不以触犯禁忌为忧虑。虽说近于打诨,然所得效果,实意想不到。故《铁围山丛谈》记丁仙现事,当时即有“台官不如伶官”谚语。这类故事保留在并世文人笔记中,有些故事且因之即成后世通俗典故。

  如以钦徽二宗北狩事作题目,《桯史》记一事。

  秦桧以绍兴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赐第望仙桥,并银绢万两匹,彩千缣,有诏就第赐宴,假以教坊优伶,宰执咸与席。有参军前褒桧功德,一伶以荷叶交椅从之,诙谐杂至。参军方就椅,忽堕其蒙头,乃总发为髻,如行在之巾,后有大环为双叠胜。伶指而问曰:“此何环?”曰“二胜环。”伶递以朴击其背曰:“你但坐太师椅,请取钱绢例物,此环掉脑后可也。”一坐失色。桧怒,明日下伶于狱,有死者。

  真可谓胆大包天,因此下狱而死,意中事也。然而这种冒险,不仅施于权贵,有时且施于帝王。《贵耳集》称:绍兴中,杨存中在建康,诸军之旗有双胜交环,谓之“二胜环”,取两宫北还之意,因得美玉琢帽环。进高庙。偶有一伶在傍,高宗指环示之,曰:“此杨太尉进来,名二胜环。”伶人接奏云:“可惜二胜环放在脑后!”高宗为之改色。

  同一讽刺用之于权臣,弄得一坐失色,虽不免杀身,用之于帝王,则只使帝王面上失色,并无下文。帝王在身分上得纳谏,所以同样事想来做戏的也不会赐死。这大约就是俗话说的“阎王不怕怕判官”了。

  这类事有时若在公共地方表演,过于露骨时,或尚得牵连观众安全,所以《夷坚志》记《收三秦》打诨,点明题目时,即有观众散走情形。

  壬戌,秦桧子禧,致昌,时龄,皆奏名,公议籍籍。

  至乙丑春,优者即戏场设为士子赴两宫,相与推论知举官为谁。或指某某优长。曰:“非也。今年必差彭越。”

  问者曰:“朝庭不闻有此官!”曰:“汉梁王也。”曰:“彼是古人,如何来得?”曰:“前举是楚王韩信,所以知今为彭越。”问者嗤其妄,且叩厥旨。曰:“若不是韩信,如何收得三秦?”四座不敢领略,一哄而去。

  正与孔融讽曹操为曹丕纳甄氏,引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异曲同工。

  讽刺用之国事,亦有因之成功的,《独醒杂志》记废折十 钱事,可作一个好例。和新法推行时郑侠绘《流民图》假驿传上奏,影响新法一样。若用现代人语调,则可谓“艺术救国”,无独有偶。不过当时郑侠却因此充军,触犯新法故也。

  崇宁二年,蔡元长建议为折十钱,民间不便。优人因为卖浆者。或投一大钱,饮一杯而索其余。卖浆者以出市未有钱,可使饮浆。乃连食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钱,奈何?”上为之动,法由是改。

  又大农告乏之时,有献廪俸减半之议。优人乃为衣冠之士,自冠带衣裙被身之物,辄除其半。问之。曰:“减半!”已而两足共穿半裤,蹩足而来前,复问之,则又曰“减半!”问者叹曰:“但知减半,岂料难行!”语闻禁内,亦为罢议。

  这与千年后情形,自然大不相同!抗战以来只闻半通不通读书人常有上“万言书”的,内容多拘迂不切事实。虽不切事实,这些闭门造车的纲要计划,有时却又居然在一离奇机会中成为国家功令。行不通,办不动,批评得失虽照例可由报纸社论负责,其实社论也说不了什么。即说出,又等到上面从舆论反映来更改法令时,已到民不聊生程度,欲补救也来不及了。至于做戏的,可不大注意到对于这类问题抗议。

  即抗议,效果一定更慢,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做戏的不仅大胆,而且头脑实在还聪敏灵活,许多事亏他想得出,做得到。如《齐东野语》记三十六髻事。

  宣和,童贯用兵败窜。一日内宴,教坊进伎,为三 四婢,首饰皆不同。其一当额为髻,曰“蔡太师家人也。”

  其二髻偏坠,曰“郑太宰家人也。”又一人满头为髻如小儿,曰“童大王家人也。”问其故。蔡氏者曰:“太师觐清光,此名朝天髻。”郑氏者曰:“吾太宰奉祠就第,此名懒梳髻。”至童氏者则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

  用“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讽失败者,黠而趣,恐亦唯宋代杂剧人有这个本领。

  当时作大王将军的,大致有好些都是材不当位者,只是因缘时会而上台。所以用大王将军为讽刺题目,似乎竟特别多。如《坚匏集》述张俊贪财治生事,设计之新奇,正不让于宋院画抓题材方法。

  南渡诸将俱封王,尊荣安富,而张循王尤善治生。其罢兵而归,岁收租米六十万魁。绍兴间内宴,有优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间贵人必应星象,我悉能现之。”因用浑天仪设玉衡对其人窥之,见星不见人。“玉衡不能猝辨,用钱一文亦可。”令窥光尧,曰“帝星也。”“秦师垣?”曰“相星也。”“韩蕲王?”曰“将星也。”“张循王?”曰“不见其星。”众皆骇。复令窥之。曰:“不见星,只见张郡王在钱眼内坐!”殿上大笑。

  不过若遇到另外一种大王,做戏的本只是与民同乐,并非存心讽刺,亦不免倒霉。《事实类苑》记党进事极有趣味。

  党进不认文字,过市,见构栏为戏者,驻马问:“汝所诵何言?”优者曰:“说韩信。”进大怒曰:“汝对我说韩信,见韩信即当说我!此三头两面之人!”即令杖之。

  王安石行新法,连带花样多,时禁亦多,因之反映于戏文讽刺上,特别深刻而微妙。如《清波杂志》记蔡卞为相时伶人颂词:蔡卞妻七夫人,荆公女,颇知书,能诗词。蔡每有国事,先谋之床第,然后宣之庙堂。时执政相语曰:“吾辈每日奉行者,指其咳唾之余也。”蔡拜右相,家宴张乐,伶人扬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带。”中外传以为笑。

  后人言“吃裙带饭”即从此出。不过这个名词的褒贬意义,古今似乎不甚相同。凭这个名词得碗饭吃,千年来都若十分可羞,有失丈夫气概,更失读书人气概。近二十年社会风气一变,小至于杀猪卖菜,大至于政治场面,任何职业,任何事业都以连亲带眷比较合手得力,且有用美人计攀藤缘葛得到富贵荣华,为世所歆羡的。戏文中提到这一点时,当然已失去讥讽意味了。又《桯史》所记一事,也和这个岳婿合作有关。

  王荆公封舒王,配享宣圣庙,位居孟子上,与颜子为对。其婿蔡卞实主之。优人尝因对御,戏设孔子正坐,颜孟与安石侍侧。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辞曰:“天下达尊,爵居其一。轲仅蒙公爵,相公贵为真王,何必谦光如此。”遂揖颜子。颜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无分毫事业。公为明世真儒,辞之过矣。”安石遂处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惧拱手云“不敢!”

  往复未决。子路在外,愤愤不能堪,径趋从祀堂,挽公冶长臂而出。公冶长为窘迫状谢曰:“长何罪?”乃责数之曰:“汝全不救护丈人,看取别人家女婿!”其后朝议亦颇疑窒于礼文,每车驾幸太学,辄以屏障其面。

  《豹隐纪谈》称淳祐改元正月十九日,理宗幸太学,以安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说狂话的万世罪人,削去其从祀孔子,令国子监日下施行。

  可见这个讽刺直接影响于朝议,后来便断送了荆公在孔庙的陪祀座位。

  又如《南唐近事》记李知训一事,可为后世“刮地皮”一 名词作注解。

  魏王知训为宣州帅,苛政敛下,百姓苦之。因入觏侍宴,伶人戏作绿衣大面胡人,若鬼状。傍一人问曰:“何为者?”绿衣人对曰:“吾宣州土地神,王入觐,和地皮掠来,因至于此!”

  可见五代杂剧即如此。当时这类讽刺,虽多行之于内宴,若为帝王一人悦目爽心而设。然而侍宴从臣必相当多,所以讽刺效果,亦不唯使帝王开心变色,或给优伶得到很多赏赐,必尚有其政治意义。《铁围山丛谈》记丁仙现事,可明白那个作用。

  熙宁初,王介甫当轴,神庙一切委听。号令一出,于人情难有适合,于是故臣名士,往往力陈其不可,多被降黜,后来者皆结舌矣。当时以君相威权而不能贴服者,独一教坊使丁仙现。丁仙现时俗但呼之为“丁使”。丁使遇介甫法制一行,必因燕设于戏场使为嘲,又肆其诮难。

  介甫不堪,遂发怒欲斩之。神庙密诏二王,取丁仙现匿诸王府,故一时谚语有“台官不如伶官”。

  又《倦游杂录》记丁仙现如何讽刺水利事,亦可见出这个大胆丑角讽刺的新而巧处。

  熙宁十年太皇生辰,教坊例有杂剧。时判都水监侯叔献新图,伶人丁仙现(此作见)假为道士,善出神,一 僧善入定。或诘其“出神何所见?”道士云:“近曾至大罗,见玉皇殿上一人服金紫,熟视之,本朝韩侍中也,手捧一物。窃问之。傍立者云:“韩侍中献国家金枝玉叶万世不绝图。”僧又曰:“近入定到地狱,见阎罗殿侧有一 人衣绯垂鱼,细视之,乃判都水监侯工部也。”窃问左右。

  曰:“为奈河水浅,献图请别开水道耳。”时叔献兴水利,以图恩赏,百姓苦之,故伶人有此语。

  这正与《涑水纪闻》、《邵氏闻见录》等记王荆公言水利事同。记称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思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决水何地可容?”刘贡父曰:“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止。

  刘贡父的杂谑,就近乎从伶人口吻取法而来。至于无所为而为,纯以笑谑为目的,无其他深意的,《绳水燕谈录》记陈尧佐写字事,另是一种风格。

  陈文惠善八分书,点画肥重,世谓之“堆墨书”。镇郑州日,府宴,伶人戏以大幅纸浓墨涂之,以粉笔点四 点。问“何字也?”曰“堆墨书田字。”文惠大哂。

  正与《贡父诗话》记石介开陈尧佐玩笑相同:陈文惠善堆墨书,与石少傅同在政府。石欲戏之,政事堂有黑板床长五六尺,石取白垩横堆其上,可尺者。谓公曰:“吾颇学公堆墨书。”陈闻之喜甚。顾小吏舁床出。

  曰:“吾已能写口字。”陈为怅然。

  从这类记载上可看出讽刺谐谑的形式,杂剧人用的多与普通读书人所能领会的幽默相通,亦可说对象都是上层社会分子,即反映上层分子的爱憎。若说匕首投枪,这种戏文才真够得上锋利武器称呼。这种讽刺于戏文中存在,于笔记小说中保存尤多。方法上多从《世说》、《朝野金载》取法,《碧云暇》、《鸡肋》是正宗,前者代表有计划的安排人事,褒贬随之,后者代表随手摭拾,无甚目的。然而这个作风容易得罪人,于是用“托古以射今”的笔法来写,《艾子杂说》就近乎旁门。抒情气分较浓重,不过看来也就若很多转弯抹角处,时代一隔绝,读者即不大容易明白内容隐寓何人何事了。这与党忌文禁自然大有关系,近于《铁围山丛谈》指的不肯结舌的故臣名士一种表示。若稍说得明白,即不免降黜,或在降黜后指为怨望,而将罪责加深。近代中国戏剧作者,虽多从外国取得一个剧本内含的形式,也依然还禀承明清传奇搭配角色方法,例有一二丑角,用中层分子身分在剧本中出现,演出时,这些丑角且照例极能吸引观众。可是目的只是泛指某一类型人物,论效果,或转不如宋代杂戏那种单刀直入揪住问题表现有效果。原因是当前真值得说说的,决不会到戏上去,至于一般现象,又好象不用说,为的是我们原本活在一个“讽刺社会”里,对社会有所讽刺,是不大济事的!且既活在那么一个社会中,不谨慎小心,很可能容易犯规矩,或发生比千年前“说韩信”那个人更严重的问题。或使观众因误会出麻烦。这事在宋人做戏时就发生过。《容斋三笔》说:俗呼冕为“天子冠”。范纯礼知开封,有旨鞫淳泽村民谋逆事。审其故,乃村人尝入戏场观戏,归途见匠者作桶,取桶戴之于首曰:“与刘先主何如?”遂为匠擒。明日入对,徽宗问“何以处?”对曰:“愚人村黔无所知以不应为,杖之足矣。”

  一场谋逆灭族案,幸亏得一个贤府尹代为奏明,结果方打几下发落完事。万一遇到赵师罼,岂不要命。

  《容斋三笔》和《事实类苑》记的两件事,都与戏中讽刺无关,不过借此可明白一点当时做戏情形。宋代内宴与官家筵会,优伶做戏,笔记所记多为应景凑趣,带点嘲谑性质。然公共场所如东京大相国寺前瓦市的戏,临安中瓦子的戏,或党太尉所见临时缚木为栏当街表演的戏,则似本讲史,“两汉”、“三分”必较多,甚或就同时代取材。“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两句诗就正和《唐语林》载辛家大出丧时,孝子擘幕辍哭看《鸿门宴》、《尉迟公大战突厥番将》傀儡戏情景相合,可知还是唐代传来的。原因或是幽默过于精细时,普通人不容易懂。历史场面行动多于议论。易为观众理解接受。

  至于做戏的不幸碰到党太尉,戏迷幸而碰到范府尹,真是各有气运。

  现在看戏发迷的人,虽不用担心因为被大街上的箍桶匠告发,捉将官里去。可是写戏剧的,终究得存点戒心,凡事谨慎些,免得出其他毛病,陷人于不义。因古今人心有一点相通处,即实在容易从“娱乐”中取得“教育”是也。另外,讽刺现实,也容易招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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