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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革命

作者:少君

  当天色黑下来时,纽约下城VILLAGE一带异常热闹。这里是年轻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纽约最有情调的地方。虽然经济不景气,但是学生、艺术家还有那些HIPPY们,为这里带来了繁荣景象。马路两旁穿梭过往着人群,商店、餐馆生意兴隆,路旁的小酒巴,不时传出情绪激昂的尖叫声、调笑声。我按门牌号找到她的家,旧式的老公寓,楼梯很窄,房租据说还不便宜。我这次来是想了解一个台湾著名现代画家的状况,台北的《典藏》杂志想独家采访他,但似乎很难与他联络上,于是我只好找到他的女朋友……

  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在哪儿?或是在哪个女人的被窝里?我究竟算不算他的女朋友,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认识纯属偶然,四年前,我出国时,一位朋友托我带出几幅画,要我帮他卖掉。可是他哪里知道,在纽约有多少来自台湾、大陆、中国的画家,因为推销不出去自己的画而另谋出路。两年中,一幅画也没卖掉,它们倒是跟着我搬了七次家。两年后,在纽约混事的一位同学告诉我,他的朋友想收集一批画,于是,我找到他的家。
  当他打开门时,我们都认出了对方,大家以前在台北的画廊经常见面,并约会过,上过几此床?我记不清了,在台北,前卫画家在性生活上更前卫,男女都一样。他比从前稳重、深沉了,但也显得落寞和惆怅。粗衣布裤,不修边幅,倒比过去顺眼。我把幻灯片交给他,他说想收集一些画,卖回台湾去,因为从去年开始,在台湾,现代画炒得很厉害,不少人发了财。看了幻灯片后,他对其中的两张还感兴趣,但当时他对我本人似乎更感性趣……。
  走出公寓,我使劲吸了口气,他那狭小的空间让我感到胸闷。我没想到他的变化这么大,仅仅几年的时间,所有的风流、轻浮、傲慢都已远无踪、去无影了……
  第一次见到他,是我在文化大学读大四的时候,在我当时临时工作的位于忠孝东路四段的八大画廊。女老板是位典型的女强人,而他的丈夫,倒是跟着妻子干革命并承担起所有家务的“妻管严”。我曾经在他们家里借住过一个月(我家在花莲),后来又在他们的画廊工作。当时,他们请了几位年青的画家,用绒毛制作和临摹名画。这种画廊在全台湾只有三个,两个在北市,据说竞争很激烈。有一天,老板夫妇说他们要出去一下,如果有位叫碧云的女人来,让她在这里等着,并一再叮嘱我,设法留她到下午三点,然后让她走。我在人家住久了,从来不多问别人的事,所以一口答应下来。尽管我凭直觉感到这其中必有奥妙。
  午饭后,那个叫碧云来了,身后跟着他,当时,他的名字叫尼克。碧云将近四十岁。干瘦、精明的样子,像许多台南女人一样,长得不好看,嗓音很哑,有点像男人。在她身后的他年青、潇洒,穿一件长长的黑色风衣,更显得高大挺拔。他说一口纯正而流利的台湾话,使我分不清他是外省人和本省人。我带他们到办公室去,说老板夫妇要晚一点回来。他们望着办公室发愣,这是老板为他太太特意设计的,豪华、古典。黑亮的地板上还铺着一整张金钱豹皮。尼克突然用国语说了句:“漂亮!”这时,我才知道他是外省人。我向他们介绍这个画廊,介绍在画廊工作的几位画家,带他们走了五个工作间及材料库,最后回到办公室。显然,那个叫碧云有些不高兴,说:“我们说好要一点半钟来的”。我一再地道歉,说老板夫妇一定是出去遇到塞车或什么事情脱不开身了,否则会打电话回来的。我故意和尼克交谈起来,但是他不愿意多谈,我注意到他的国语多少有点北方口音,这让我很吃惊,开始我以为他来自高雄或台南。因为台北的男士的头发大多杂乱无章,而我从小就有一种想修理别人脑袋的欲望,所以特别留心。他的头发是经过认真修整的。我问他是外省人,他点点头,说老家是东北。我仔细打量他一眼,想从他身上找出外省人的影子,却让我失望。他身着欧洲名牌CALVINKLEIN毛衣及长裤,身上散发出具有原野气息的高级香水味,这些与画家身份实在不相称。大约到了三点钟,我开始“打发”他们了,先是说对不起,然后又说是否可以改变个时间等等,当时,她非常生气的样子,当然我也很难受,没话找话,还要强做镇定地微笑,真是憋气!最后,他们走了。
  他们走后,我大叫着跑回画廊,总算放松下来了。一下子坐到老板的高背椅上,那种感觉挺舒服!画家们七嘴八舌地在大厅议论着:“瞧他那副德行,象个巴儿狗。”“巴儿狗也不错,既不愁吃又不愁喝。你想当巴儿狗还当不成呢。”“我要当狗也要找个漂亮点的女人去当,决不跟这样的丑婆出街丢人。”我出去问他们:“你们认识他?”一位画家拉长腔道:“当然了,谁不知道这没骨气的杂种,他的故事可以写小说,精彩着呢!”
  “喂,你们在讲什么?”我始终没听明白。“讲他和那个老女人呀,……”我明白了,尼克是那女人的情人,或者可以说是个受宠的随身仆人。
  那次见面之后,他打过几次电话到画廊,问我能否说服我的两位朋友到碧云的画廊去工作,而且我也可以去,她可以付给更高的工资。大概我当时很孤独,也许是刚出校门还太嫩,或许因为他当时在画坛已小有名气,禁不住他频频地约会,我被他给泡上了,而且居然相信他说他跟那女人没关系的话。当然,我也没有告诉那两个画家关于转画廊的事,因为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是他们介绍来的,怎么可以再介绍他们走。而且,我相信我老板会比那个丑女人更好地对待这两位画家。但始终我也不知道那天他们去画廊以及老板夫妇避开到底是为什么。
  后来他突然失踪了,我虽然很气,但由于我和他仅仅是两厢情愿的性关系,加上又很快有了新的男朋友,也就把他淡忘了……
  那次在纽约重逢后,由于卖画的事情,我们又见过几次面。在这期间,我也听他断断续续述说了他在美国的生活情景:
  他是通过女友的帮助才来到美国,到纽约第二天他就去打工了。在开始的第一学期,他白天去街头画像,晚上读书,课余还到酒吧调酒。为了替自己和女友攒够学费,放假时,又玩命干了三个多月。开学前,女友拿着钱跑了,没留下一个字。他身心受到强烈打击,书也不读了。不久,他原在台北画画的那个画廊老板也来到纽约,就是那个叫碧云的老女人。这个画廊老板虽说婚姻并不幸福,但是在事业上颇有建树,还有统一集团做后台大老板,她更是雄心勃勃。可是没有人理解她为什么会喜欢上他,甚至为了他而追到纽约。
  总之,所有的一切都出乎他自己和其他人的意料。很快,碧云让他搬进自己在六十三街的公寓,成了她生活中的一部分。也许是过去的生活太苦了,当他搬进碧云的豪华公寓时,他就决心不再搬出去。为了成为这里的主人,他绞尽脑汁地逗她开心。他发现她很孤独,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每天除了工作就是抽烟、喝酒。所以,他寸步不离地陪着她、小心翼翼地照顾她。他的朋友圈中都传说他是在林森北路的牛郎店认识碧云的,并且自愿卖身给这个老女人,一个月五千元工资。反正,各种各样难听的传闻最后都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感到很难受,觉得大家非常瞧不起他。
  一个人太自卑往往会导致过分自傲,尤其当他周围的人都离去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转变的。他为了能留住几个朋友,把碧云给他的钱大方地用于请客吃饭,可是人们吃了他的,还继续骂他,这使他伤心不已。从此,他断绝了同所有中国人的来往,包括他最好的朋友。他甚至不再讲中文了。无论从生活方式还是穿着打扮,他完全变了样,变得让人感觉他不是中国人,也许这正是他的目的。他的画也越来越先锋,抽象得连他都无法解释。通过碧云在台北的人脉,他的画在台湾十分畅销。但是,他还是没有成为公寓的主人,而这才是他真正的梦想。
  经过几番折腾和他的转手交易,我终于把画卖掉。我们在一个清静的餐馆吃了次晚餐。几次交往,使他变得有些开朗。他告诉我他最近回学校读书了,课余,他在几家古董店临摹油画,收入不错。我们谈起画廊的主人,自然免不了会扯到她。我试探性地问他:“你有听过‘性革命一次成功’这句话吗?”,他不解地看着我,我犹豫一下后,壮着胆说下去:“是一句话,留学生用来形容一种婚姻的结局。……你曾经有过的梦想。”他半知半解地想想,说:“没关系,你说出来好了。”我说:“就是指通过性关系而同时得到身份、金钱和家庭。因为没有爱情,所以称为‘性革命’。这不是你过去向往的吗?”我真担心伤到他,赶紧又了句:“对不起。”没想到,他大笑起来,说道:“难怪你嫁不出去,是因为你的嘴太刻薄,吓跑了男朋友,果真如此。”我知道他要以攻为守了,笑着说:“是这样吗?假如……假如不是他们太软弱,也跟我一样刻薄,怎么会吓跑呢?”他思索一会儿,感慨地说:“是呵,有的男人很软弱,却偏要表现出坚强,自卑却偏要假装成高傲。没有更好的方式使自己的形象显得高大时,就只好逃掉。其实,没有顾虑、没有伪装地生活是多么幸福。”
  他谈起了和碧云在一起的日子:
  “……性革命一次成功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这一点,很多人都不清楚。有时,太过追求梦想,反而使自己变得很STUPID。我和碧云在一起,我一心只想结婚,而这个要求,我是无法说出来的,因为,我连她是不是喜欢我都不知道,她从未说过。我感觉出她根本不是为了要婚姻才和我在一起,而是要一个人在她的身边。她了解我为了什么跟她在一起,而我却不了解她,这很可怕。所以,我永远都是被动的,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
  我打断他的话:“她给了你那么多,难道这不是喜欢?”
  “假如说,养着我就是喜欢,那未免有点太简单,也许,她喜欢用供养男人来安慰自己,或者满足自己的某种心态。我也确实难以了解到她的用意。我是很感激她所给予我的,但是,她太约束我,我所有的衣食住行,都是她一手管理,甚至连内衣内裤,也要她指定牌子才行。在这方面,她从不吝啬。因为她有个怪癖,她喜欢看男人穿得抢眼,如果我穿的不是她喜欢的风格,再贵的衣服,她都会丢进垃圾桶。只要是我用的,她都会给的,可是我不舒服,因为我要迎合她。她是不会为了我而迁就自己、改变自己的,而我必须要这么做。她凭感觉需要我,而我因目的才需要她。”
  我想起那次在台北八大画廊的事,在那不久,我辞去了画廊的工作。由于功课和工作繁忙,和老板一家的来往也减少了。他告诉我碧云原来在那家画廊中有一半股份,后来全部撤走,自己开业,并且雇用心细手巧、基本功扎实的画家和八大画廊竞争。我老板听说碧云有一个很大的订单,单缺人手,因此决定与碧云的画廊合作一笔生意,是将仿名画挂毯出口日本。这笔生意很大,双方相当感兴趣。那天定好下午在画廊见面商定签约之事,可是老板夫妇躲开了。当晚,我老板告诉碧云说不准备合作了。她才发觉不妙,马上打电话给日本方面,那边说,下午已经与八大画廊签了约。碧云深感自己上了当,愤怒不已,才让他打电话给我,想挖我老板的墙脚,把两个将才搬走。并让他把我给搞到手,以便了解八大画廊的生意情况,伺机报复……。
  餐馆的灯比较暗,更显得他的脸苍白。我听完他的坦白,不禁一脸苦笑。我捡了甜点上的一颗樱桃丢进酒杯,轻轻晃着,樱桃在杯中上下翻动。为了不再提我与他的事,我寻找着问题,继续问他:“为什么后来离开碧云呢?”
  这个问题可能太敏感,他想了许久才回答我:“长期伪装自己,精神承受不了。对我来说‘性革命’不会成功,而我也付出了代价。当一个人从幻想中解脱出来,就不想再继续浪费时光了。所以,我要走。她说我可以住在她另外的公寓里,如果我愿意。我谢绝了,我要重新起步,怎么可能还带着沉重的包袱?”他很激动,半天无语,一口气喝光了一杯冰水。“我们从小接受国民党的教育,学会了‘为了光复大陆而当兵’;‘为了党国而歌唱’。无论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原因,有个为什么。假如找不到原因,不是神经病就是共匪。到了自由国度,这种观念还是去除不掉。总是太多的目的和为什么,太少的自我意识和感觉。结果处处碰壁,毁了自己。”
  他的话使我想起十几年前的事,有一次,我不高兴,把家里的一只波斯猫从二楼阳台扔到了楼下,被邻居看到,并告诉了我母亲。那只猫是她的心肝宝贝,母亲自然不会放过我,她一手抱着猫,一手掐着腰,质问我:“……你竟然欺负不会讲话的猫,到底为什么让你不高兴?”我流着泪,跺着脚,声嘶力竭地喊道:“我怎么知道,我要知道为什么不就好了吗?”“啪”——母亲一巴掌打在我脸上,“神经病!”。不过,从此母亲知道她有这么个“神经病”的女儿,也就不再多问“为什么”了。我感到很幸运: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尤其是在美国,我更多的是用“不知道为什么”来解释生活中的悲、愁、欢、乐,而没有像他那样清楚“为什么”。
  “后来,你有去看她吗?”我很同情那个为了他而留在美国的老女人。“去过两次,她变得很神经质。在我离开不久,纽约的画廊生意竞争更激烈了,而她是个好强的人,她不肯认输,但是她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心情越急躁,她就越控制不了局面。最后,原本挺不住的一些小画廊,靠着沉稳的经营步骤和精细制作,赢得了一宗宗大笔生意,并且挖走了她那里唯一的中国画家。那个人是碧云画廊的顶梁柱,他的离去,对她的画廊来说是致命的一击。终于,这个投资几百万,才开张三年的画廊倒闭了。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她搬回台湾之前,我把她送我的十五万元钱还给了她。这不是我需要的。我对她说,我找到了我该走的路,还给她这笔钱再上路,更轻松些。”
  “那你的生活要比原来苦多了。能承受吗?”我知道大多数人来美国的生活都是越过越好,但还是为他有些担心。“当然,开始不习惯,不过,我认为这样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种惩罚吧。屈辱都承受了,这又算什么呢?”
  其实,在纽约,甚至在美国。有许多些和他一样为“性革命”而付出代价、希望却落空的人,男的女的都有。如果我有机会,我也会做,起码不用住在这破公寓栖身。
  后来他又失踪了,有人说他在纽约读不下去书了,又搞上了一个旧金山画廊的女老板;也有人说他回台北了,有人在东区的“风流一代”牛郎夜总会见过他;还有人说他去大陆了,在上海的一家女人俱乐部任经理……,总之,台北画廊继续卖他的画,而他也继续卖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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