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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保安同志的《老二黑离婚》发表之后，在人民作家赵树理的故乡——沁水县引起了较大反响。看“离婚”，想“结婚”；读续篇，忆老赵，人们都说：“当年，老赵写了小二黑；如今，小潘又写了老二黑，这个续篇写得好！” 《小二黑结婚》是个喜剧，《老二黑离婚》却是个悲剧。一喜一悲，看来“大相径庭”。然而，都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深刻地揭示了社会阶级矛盾和斗争。前篇写的是新政权建立以后的太行山区的现实生活：续篇则写的是林彪、“四人帮”之流横行霸道实行法西斯血腥统治时的农村现实生活。潘保安的续篇，是写老二黑家庭悲剧的吗？不是，他是声讨林彪、“四人帮”之流蓄意制造和推行的极左路线；声讨这伙阴谋家、野心家篡党夺权的罪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为《老二黑离婚》写得好，写得真实！ “说实话”，是老二黑的基本性格特征。这是他的高尚品质所在，也是他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主要方法。他有一句“老话”：“咱不能胡吹！得按实际来！”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作品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了“得按实际来”这句话。作者在这里用意是明确的。老二黑由于“说实话”，反而“遭了殃”，由于“说实话”，“吃苦任怨什么罪没受过？”但是，他忠于党，不哄毛主席“为了金村人”，一直坚持说实话。当一连串的事情发生，愁得他“心麻燎乱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的时候，作者给他安排了一段表白：“再讲什么政策，讲得再好，谁相信呢？人能有几个二十六？又有几个二十七？年复一年，情况老是不改变，再劝孩子把眼光放宽点吧，出路又在哪里呢？……”对于这段表白，读者有异议。有的同志认为这是老二黑“屈服”、“妥协”的表现。我们觉得，分析作品，也“得按实际来！”其实这段表白就是老二黑的心里话，他讲的正是大实话。这段话，正是在林彪、“四人帮”肆虐时，每一个怀有正义感的中国人的心声。这是对当时混乱现实的控诉；是一种强大的潜在斗争力量。老二黑是人不是神，更何况他处在经常挨批挨斗的地位，如果让他一味的唱“高调”，什么“一斗到底”呀，“不斗还行”呀，等等。他就不是人们同情的老二黑了。老二黑与小芹离婚，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逼出来的。且看他“放低了嗓门”，对小芹说的那段话：“你想，小进上了吊，梅梅还能在这村里待下去不能？虎虎半夜做梦也是骂蛤蟆眼，说逞得活不下去了，非跟他动刀子不可！”“咱不能看着孩子毁在他们手里！”“剩下我一个人，我看他们要把我怎么样？”他对眼前的事理分析得何等“实际”？又何等讲究斗争策略和方法。有的同志也许会说：“老二黑，挺起腰杆同蛤蟆眼他们硬干吧！怕什么？”但是，在那真理被蒙蔽、民主与法制被践踏的混乱岁月里，这样“硬干”，恰恰中了那伙坏人的诡计！我们年轻的一代是肯定要“毁在”人家手里的。虎虎要真“动刀子”，闹出人命来，老二黑再有什么冤枉也难以辩白了。今日的老二黑，正是当年的小二黑！而且由于长期的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的陶冶，老二黑较之小二黑更老练、更沉着、更求实、更富于斗争的策略性。赵树理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他的作品里为我们塑造了许许多多“实在的英雄”。潘保安同志学习赵树理的传统，塑造了一个“说实话”、“按实际来”的老二黑，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 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赵树理是位语言大师，他的作品口语化、大众化，人物语言个性化、生活化，在艺术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流派。潘保全同志刻意师“赵”，很注意在群众生活中提炼艺术语言。在《老二黑离婚》中，可以看出，他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老二黑离婚》没有大段的景物描写和人物心理刻画。运用直叙、白描的手法，通过曲折的故事情节，反映复杂的斗争生活。事情有头有尾，有起有落，清楚明白。读着作品，好象事情和人物跃然纸上，给人以真挚、亲切之感。这种表现手法，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也是赵树理所坚持和发扬的创作方法。这种方法为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为什么读了中国古典小说和赵树理的小说，读者可以把它当作动听的故事向别人讲说，可能直叙、白描，有头有尾是一个原因。 作品中的人物语言，大体上是个性化、生活化的。老二黑是个实事求是的老实人，他不“胡吹”。再看秀姑，她有正义感，爱上了虎虎，因此她不怕这怕那。当虎虎同她定亲时，要给她表家事，说“丑话”，秀姑坚定地回答：“怕什么啦？我想了，右倾反党又不是你右倾反党！”“我不怕！跟上你讨吃要饭也甘心！”她对虎虎说，爹和娘“拦不住我！”回到家告诉父母，父母规劝她，她仍然“嘴挺硬”，“拗不过”，回答说：“我不怕！不用你们管！这是我的事，日后倒了霉，管保不抱怨你俩！”她同虎虎去开介绍信领结婚证，被蛤蟆眼“卡住”了，她对虎虎说：“不用怕他，反正我到死也等着你！”她的品质，她的性格，她的语言，多象当年的于小芹！ 当然，《老二黑离婚》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比如： 一、蛤蟆眼这个人物不够真实。我们知道，十年文化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实行的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政策。好人尚且挨批挨整受迫害，更何况有问题的人呢？蛤蟆眼之父张金旺历史上是个有名的坏东西，坐过班房。文化革命一开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刑满释放的张金旺必定也在“横扫”之列，他的儿子蛤蟆眼也必定当作什么黑几类，“靠边站”得远远的了！他既没有“条件”背枪，“宣布”夺权；更没有“资格”入党、掌权。由于这些原因，他的命运比虎虎、梅梅等好不了许多！因此，作品中塑造他这样一位“共产党大红人”，显然不符合实际，也没有什么典型意义。他在作品中的角色，应当由另外一个“根儿红，苗儿壮”、“响当当的造反派”来充当。这样处理，更加真实，而且这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有新的典型意义。它起码可以告诉人们：文化革命十年，在林彪、“四人帮”之流的操纵和愚弄下，我们国家是怎样一家人打一家人的！这样的大革命应当不应当今后每过几年就来一次？！ 二、五十年代，赵树理同志自我解剖自己作品的“三个缺点”时，其中指出“重事轻人，常常写出一大串人，但结果只有几个人写得周到一点，把其余的人在故事中用一下就放过去，给人一个零碎的印象。”潘保安同志的《老二黑离婚》更为明显地存在着这个问题。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将近二十个，但骨干人物无非是二黑、小芹、虎虎、梅梅、秀姑、小进、蛤蟆眼等七、八个。其余人物有的在故事中一出即逝，给人的印象当然也只能是零碎而已。有的如大黑和来云则完全是为了“点缀”而设置的，可以不必提及。人物众多，固然热闹，但难免出现有的写得好，有的写得差，甚至出现人物性格模糊和重复。 三、细读作品，有一种舒气不展的感觉。原因何在？恐怕是对于主要事件和主要人物未做展开去写的缘故。作品分节太多，而每节又很短；有的人物没有活力，有的事情出较零碎。我们想，如果紧紧抓住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一步一步深挖下去，展开来写，主题会比现在更深刻，情节会比现在更引人；人物会比现在更明朗。不过这样做是需要动“大手术”的，弄不好，反而弄巧成拙，失去现有的光泽。 四、语言还应当再锤炼。整篇作品，好象开头、结尾两节较好；中间稍有逊色。有个别语旬似乎还不符合语法要求，念起来疙里疙瘩。 潘保安同志是个新手，在他刻意师赵的创作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今后还有漫长的路程，仍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 （原载《山西日报》1979年11月1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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