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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愤怒的银耳户，涌上街头…… 古田县，在中国二千多个县市中，算不上大名鼎鼎，可也绝不是默默无闻。这不仅因为她与在中国革命史上产生过巨大深远影响的一次会议会址——上杭县古田镇同名；不仅因为她拥有一座六十年代全国最大的地下式水电站和九十年代华东最大的现代化水口电站；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她是中国最著名的“食用菌之乡”。 古田的食用菌，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堪称世界或中国之最。1994年，银耳、香菇种植双超1亿袋，总产量超过了1万吨。古田的银耳，又大又白，外形如同无数竞开的白菊花，令人赏悦目。食用起来，特别脆嫩滑溜，感觉不凡。因此十多年来在市场上长盛不衰。 在古田，县财政收入的三分一，来自于食用菌生产；最富裕的人，是食用菌专业户；最贫穷的人，希望在食用菌。食用菌与千家万户密切联系，以至于市场上任何变化，都可能对古田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造成许多家庭的悲欢离合。因此，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栏目——焦点访谈，播出古田银耳薰磺造成环境污染事件后，竟引起了一场历史从未有过的群众性骚乱。 几个银耳专业户，跑到街头，贴了许多写着“坚决维护食用菌之乡荣誉”之类内容的标语；消息传开后，专业户们蜂涌而来，集中到县政府门口，要求解决由于新闻传播造成的损失和伤害。一些愤怒的专业户，冲进向新闻部门反映情况的单位和个人家中，砸坏门窗家具杂物，打伤来不及躲避的人。闹事的银耳专业户越来越多，一时街道交通为之堵塞，事态大有扩大趋势。尽管政府做了大量说服工作，怨气仍然不能平息。最后只好出动防暴警察，才将这些人驱散。 虽然风波暂息，可是专业户们的情绪却不能平静。往年这个时候，正是银耳的销售旺季，可是由于中央电视台的曝光，银耳大量积压，多则价值几十万，少则也有几万。有些客户还向他们提出索赔。这些银耳，凝聚着他们整年的辛苦，全部的家当，所有的希望，如今突然成了令人害怕的有毒食品无人问津，叫他们怎么不激动，怎么不愤怒呢？ 另一方面，那些被专业户们打坏砸坏的群众，也非常委屈。他们都是住在城区银耳薰磺场附近的居民，深受污染之苦。每天早晨，几百个薰棚的塑料膜一揭开，大股大股浓重的薰磺臭味就扑进窗门，呛得人眼泪直流。时间一长，阳台上种的花草枯萎发黄，铁门窗锈迹斑驳，一些人得了喉炎。为此他们也向政府多次反映。现在倒好，不但问题没解决，还被那些专业户闹得鸡飞狗跳。有位老教师，新盖房的门窗和儿子结婚新置的家具电器，全部砸坏，损失不下几万。他们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事就那么难解决？ 而更心焦的，也许还是古田县的主要领导。银耳薰磺污染之事，他们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解决，有一阵还采取强硬措施将那些薰磺户迁到远离城区但交通方便的大桥镇乡下。然而曾几何时，却又卷土重来。新的措施还正在研究，就闹出了这样的乱子。不但政绩声誉大受损，而且冲击了经济发展，直接影响了收入，使本就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可能陷进更加困窘的泥坑。——————- 所有古田人的心情，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仔细分析这场骚乱的深层因素，回顾古田二十年来发展经济走过的道路，联系当前国内经济低谷徘徊状况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不能不使我的心头，充满悲怆，格外沉重！ 二、从破庙里崛起的怪才 古田县是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地区。自然资源丰富，犹以森林资源最为丰富。历史上不少文人骚客都描述过当时山多林茂的景象。 “郁郁层峦夹岸青，青山绿水去无声”（宋-朱熹）； “峭壁缘云危度马，丛林碍日乱啼鹃”（明-郭文涓）； 据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记载，境内“长林”“树森”，以天然阔叶林和天然针阔混交林为主。而据新版《古田县林业志》记载，全县地带性植被是典型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有林地面积260.2万亩，占土地面积的72%强，按现有41万人口算人均6.5亩。田地面积人均1.1亩。气候湿润温和，难得有大的洪涝灾害。应该说，这是一块得天独厚的绿色宝地。 然而历史上的古田，却从来只是一片蛮荒之地，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仍然经济落后，民不聊生，所以有大批的破产农民离乡背井，四出佣食，或者漂流海外。因此古田又是闽东北的著名侨乡，迄今共有20多万古田籍华侨分布在世界各地。只要看这一点，就可知道古田人为了生存、发展所作的冒险和奋斗。 这种冒险奋斗的倔强精神，发展到了改革开放年代，在新的机遇面前，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表现出来。她的40多万儿女，为了脱贫致富，历尽千辛万苦，闯出一条以食用菌为支柱产业的路子。八十年代初古田刮起的“银耳”旋风，经过新闻媒体的传播，不仅震撼了八闽大地，震动了全中国，而且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自70年代后期至90年，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古田食用菌的新闻报道，多达1000篇以上，其中犹以新华社记者刘国栋采写的《瓶子里栽银耳》，县报道组李仕坦的《古田县食用菌生产发展快》，以及人民日报刊登的长篇通讯《银耳之乡——古田见闻》最具影响力。仅古田真菌厂就收到7万多封各地来信。 我对古田银耳的认识，也是始于八十年代初。当时福建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食用菌技术员翁西应事迹的长篇通讯。翁西应是古田回乡知识青年，没有考上大学，但是在困境中奋起。刻苦钻研银耳栽培枝术，并将自己所掌握的技术推广到群众中去。他的事迹和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一度起了去拜访他的念头。遗憾的是还没等成行，就传来了翁西应被安徽某市以优惠待遇招聘走的消息。前不久我到古田，跟相识的朋友谈起他，这个曾经名扬一时的自学成才青年，如今默默无闻。家乡的青年一辈几乎都不知道此人了。 在古田食用菌技术发展上作出杰出贡献的首屈一指人物，当属姚淑先。 姚淑先是古田大桥镇苍岩村人。历任古田县食用菌厂厂长和食用菌研究所所长。福建山湖集团总栽等职。兼任中国食用菌协会理事，《中国食用菌》杂志副主编。他在60年代就潜心于食用菌研究。置身于一破庙搞草菇栽培。同时经过900多次实验，终于在1977年首试成功耳木分离法瓶栽银耳，继后又率先引进棉籽壳试种银耳获得成功，促进银耳在全县大批量生产。1978年，古田县银耳仅1吨多，到83年达到978吨；5年间竟翻了近千倍。 姚淑先不仅在食用菌栽培技术上有一套，销售上也是个成功者。1984年他到深圳创办金明食用菌厂，经过数年奋斗，如今已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食用菌大王。1994年他的公司出口干、鲜食用菌产品3200吨，创汇1560万元，使中国的香菇贸易处于全球主宰地位。 在古田，姚淑先是个妇孺皆知的传奇式人物，许多人以与他相识或有过交往为荣，更多的人羡慕他的成功与财富。如今的姚淑先，拥有数千万资产。据说他在香港、深圳，福州等地都购置了房地产，著名的福州国贸大厦就有整整一层属于他名下。 但在古田，他除了一座祖传旧居，并没有什么固定资产，也没有企业，只是有时来收购食用菌，将家乡生产的食用菌源源不断地销售到国外去。 我无缘认识他，但也和古田人一样，非常敬佩这位山沟里走出去的食用菌大王。他今年65岁了，我想这一定是个具有惊人意志和高度智慧的老人。但我最感谢他的是由于他试引成功并推广了棉籽壳栽培银耳技术，这项技术的意义，不仅大大降低了银耳生产成本，使这种本来只供少数有钱人享受的珍稀食用菌，走上了千家万户寻常百姓的餐桌。更重要的是，取代了以阔叶树为原料的传统银耳生产方法，因此救下无数树木，对保护森林起着重大的作用。 三、一个吞噬森林的魔鬼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几年中，正是拨乱反正后，掀起第一轮经济热潮的时候。由于姚淑先等人的推动，古田人从银耳生产中看到了脱贫致富的希望。当时的市场上，一公斤可以卖到50元，一个农户，一年生产几十公斤就能挣不少钱。穷怕了的古田人，带着一种迫不急待的渴望，几乎是不顾一切地投入银耳生产中去。为了筹集必须的资金，一些人变卖家当，一些人四处借贷。有些老人甚至拿出珍藏多年的棺材钱。银耳产量猛增，然而与此同时，由于早期银耳生产的原料是阔叶树，古田的天然阔叶林也在迅速减少。 1953年，古田森林中阔叶杂木林占69.4%，蓄积量达263.02万立方米，其中绝大多数是天然林。66年我步行串连经过古田境内，一路上看到的都是郁郁葱葱的阔叶林，许多树木一人多抱粗，林间溪流潺潺，鸟声婉转。到70年代后期，阔叶林蓄积量仅剩25.6万立方米了。而且绝大多数幸存在尚未通公路的偏远高山。其后我多次路过旧镇、凤埔一带，森林状态每况愈下。所有山头，全部光秃秃，没有一片阔叶林，甚至没有一根象样的阔叶树。代替它们的是参差不齐的幼龄针叶林，稀稀拉拉的果树林，以及大片茅草丛生的荒坡。当年那种满眼青翠的景象不复存在，整个山岭就象一块肮脏的杂色抹布。 本来，采用棉籽壳替代木屑作银耳生产原料后，阔叶林的锐减现象有可能抑制。如果采取有效的垦复措施，再度复苏也有可能。可是另一种以阔叶树木屑作原料的食用菌——香菇生产开始兴旺起来了。84年全县香菇仅6.2吨；85年猛增到127吨，88年高达3569吨。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从80年起，古田县仅生产食用菌一项年消耗阔叶林就需10万立方米。 这些消耗的阔叶林，绝大部分都是依靠砍伐古田自己境内的森林维持。古田的阔叶林资源本来就已不多，哪经得如此大量的消耗？再加上燃料、家具等用途消耗的阔叶林，数量就大的惊人。以1984年为例，全县薪炭消耗量达17.24万立方米，仅这一项就超过全县森林年生长量13.53万立方米。近的砍完了砍远的；大的砍完了砍小的，阔叶树砍完了砍针叶树，所有的成材树林都砍光了还不停止。前不久我又经过旧县凤埔时，一路上都有人在砍树，每一个村镇都有几个或大或小的木屑加工场，或者小料加工场，堆着横七竖八的阔叶树或者松树。那些树木，又细又小，最大也不过胳膊大腿粗，全是尚未成材的幼龄树木。那无数砍倒的幼树堆集在一起，使人想起巨大的儿童坟场，惨不忍睹。 而另一方面，造林的情况怎样呢？ 为了解决愈来愈突出的菇林矛盾，市林业局于88年制定了食用菌用材林基地规划，这个规划89年开始启动，两年内投资了32.9万元，造了原料林2916.4亩。但是时至今日，保存下来的已廖廖无几。用材林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古田原是福建的林业重点县之一，每年木材生产量均在2万立方米以上，创收至少1000万元以上。可是用于造林的资金多少呢？ 85年以前，全县每年育林基金支出仅几十万元；90年开始才超过100万元；93年最多，330万元；95年又降到不足60万元。造林投入少得不成比例。这就意味着植树造林所能得到的报酬很少，远远不如砍树种食用菌，两者反差实在太大。怎么可能调动群众的造林积极性？ 当然，这种情况并非古田如此。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制定的林业方针和有关政策，都是将林业作为经济支柱产业，基本上都是“重砍轻造”。我还记得六十年代电影《青山峦》，反映的上海知青支援福建林区建设的情景，所谓的林区建设，无非就是砍伐森林！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才意识到这样砍下去可能要出问题，于是开始制定政策扭转重砍轻造现象，鼓励封山育林。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林业观念，以及种种历史和现实的问题，使得造林方面虽有力度然而力度不大。而且是“重造轻管”，出现了造林面积年年增加，树木年年减少的奇怪现象。在这种大环境中，又怎能指望古田一个县在造林方面有大的作为？ 四、救救水库防护林 现在的问题在于，如果仅是生产食用菌破坏森林，倒还可以理解；最可怕的是在古田这个以食用菌为支柱产业实质是以树木为生存基础的地方，人们对森林树木的漠视程度，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 古田水库防护林的严重破坏，是又一个例证。以前我多次从水库旁经过，看到那兰天白云，青山翠林倒映于明镜般的巨大水面时，那种美景总使人感到心旷神怡，充满诗情画意。难怪乎当年朱德和谢觉哉游过古田水库后，抑止不住心中喜悦，赋诗一首： 湖水清平波浪无，楼船并进路航迂；岛中风景明如画，池上飞鸥甚款徐。 四级梯形多发电，层堤水利用无余；古田巨坝完成好，灌溉运输又养鱼。 但是如今水库给人留下的印象，实在满目疮痍。 我从城东北方向进入水库。站在堤坝上，扑入眼帘的是一片赤黄。裸露的湖底，积满淤泥，绵延到很远的地方才有水面依稀闪动，几条铁船歪歪斜斜地搁浅在堤下，使人想起一场战斗撤退时匆匆扔弃的车辆。从湖底到堤坝水平线之间的坡岸，象一条赤色的阔带，沿着湖边弯弯曲曲的铺展。原来这是水位落差线，至少15米高。落差如此之大，在南方的水库中极罕见。水位线上是山丘形成的坡岸，很陡，看不到其它水库惯见的防护绿林，只有稀稀拉拉的果林。都是近年来新开垦的油奈、油桃园。也许是水库边的土地和气候适合果树生长吧，这里产的水果特别好吃，所以特别好销。湖边的农民也就纷纷开垦，如今水库周围几乎都是果园了。可惜因为冬季，没有一片绿叶，几乎分辩不出是树还是草，只觉得一片萧条。 一位在林业部门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告诉我，原先库区周围一重山是有防护林的，为了管好防护林，县里专门成立了一个林场。但是近年来库区周边群众毁林种果严重。仅89年一年内就被群众侵占库区国有防护林600多亩，而且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现在这个林场已经差不多无林可管了。 可是为什么政府不去管呢？不是不管，宁德地区行署和县政府都发出了措辞严厉的《关于坚决制止盗砍库区周围国有林和侵占国有林的紧急通知》，并对非法侵占国有林的为首分子以及情节严重的少数人作了依法处理。尽管如此，因为涉及的人多面广，光靠一纸禁令和几个装备陈旧的林业警察，是很难有效制止湖周上百里范围内毁林种果事件的。 群众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有关政府人员的苦中也是可以理解的。不幸的只是防护林和水库。古田水库当时设计的使用寿命为100年，到现在刚刚40年。可是从目前库底淤积和枯水季的情况来看，如果再不采取有力措施加强防护林和水源涵养建设，再过20年，这个水库就要提前报废了。事实上，目前古田水电站的六台发电机组，常年发电的就只剩一台了！ 其实又何止一个古田水库！由于森林植被的破坏，古田县的水土流失状况相当严重。据1984年普查统计，水土流失面积达57.08万亩，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15.98%；耕地水土流失36.09万亩，占63.23%。从整个趋势看，稳定和基本稳定的只占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的水土流失在继续发展而继续产生新的水土流失区。 水土流失使土壤砂化，养分流失，土层变薄，直接影响农业生产。造成江河、水库、渠道淤积，全县有135处河道和160多条渠道严重淤积而失去了水利效益。原有615座山塘水库，因泥砂淤积报废503座，只余下52座。 80年代境内洪涝灾害每年平均发生2次以上，多则5、6次；——————- 我不知道如果朱德在天有灵的话，会对他当年极口称赞的水库作何感想？ 五、无树的大街，花前月下何处觅 随着经济的发展，古田城市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整个旧城经过改造，面貌焕然一新，气势景象远非当年水库新城可比。旧街全部拓宽了，街心中间有一个园形大喷泉，竖着一个很高的塔形标志。两边是漂亮鳞次栉比的彩瓷贴面新楼房，飘挂着缤纷的彩球彩带，显得很有气氛。 但是仔细观察后，我发现主要大街的人行道，虽然彩色地砖铺的很漂亮，也扫得很干净，却没有一棵树。 1965年我步行经过古田县城，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街道是一条茂密的林荫道，树丛枝叶间飞鸣跳跃着成群小鸟。而今天的新街，却只有密密麻麻排列两旁的水泥柱和广告牌，空中交叉着横七竖八电线和电缆。 现代城市建设规划中，街道绿化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今天的城市如果没有绿化，简直不可思议。可是恰恰在这里，我见到了这种不可思议的城市。人行道上不但没种树，就连种树的窟窿都没有预留。看来古田城市建设的规划者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搞绿化。 古田的支柱产业，除了食用菌，近年来又发展了石板材。石板材的主产地在鹤塘乡与卓洋乡一带，主要有桃花色二长花岗岩、黑云母花岗岩数种，产品质量均属中高档，在市场上很走俏。鹤塘乡没有多少林业资源，原先经济比较落后，但是自从发展了石板材后，在短短数年里，成了古田最富裕的乡镇之一，农民人均收入超过全县平均水平。但与此同时，开采、加工石板材对环境的污染也是严重的。鹤塘位于鳌江上游，开矿挖出的表土石碴和加工石板的粉尘、下脚料，大量倾倒河里，造成河道淤积，污水漫淹，附近和下游村镇深受其害。污染受害地方的群众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尽快处理。然而当地乡镇置若罔闻。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有实质效果的环境保护措施。 中央电视台记者在了解薰磺污染事件时，曾经采访过薰磺场所在的湖滨乡主管官员，问及他对此事的看法：为什么又将县政府已经下令迁走的薰磺专业户请回城区，这位官员振振有辞地说：“银耳是我们的支柱产业，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专业户发展事业创造条件。”确实的，为了吸引银耳专业户来湖滨来发展，乡里以最优惠的价格提供了好几个薰磺场所，占地面积数百亩。湖滨乡也因此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至于薰磺造成的空气污染，他们不是不知道，而是根本不愿意治理。 食用菌和石板材，确实是古田的两大支柱产业，为古田农村的脱贫致富作出了突出贡献，功不可没。因此在古田，从官员到一般群众，大多数人都对支柱产业抱着很深的感情。为我开车的司机谈到薰磺事件时，也忧心仲仲地对我说：“中央电视台的曝光对银耳生产很不利，银耳是我们的支柱，这个支柱要是倒了，县里和群众收入都要受影响，日子就难过了。” 联想到水库防护林的破坏，阔叶树和森林的消失，——————-；这些事情之间，是不是有一种绝非偶然的关系呢？ 脱贫致富的愿望，是无可非议的。象古田这样历史上以农、林业为基础的落后山区县，一无资金积累，二无科技人才，三无大城市依托，发展现代企业谈何容易？他们拥有的东西，除了自己双手，就只有脚下踩着的自然资源。虽然这些资源实际上已经不多了，从人均水平来看，简直低的可怜。总比没有好。 可是他们有没有想过，这样消耗资源的支柱，能够支撑多久？难道除了发展这样的产业，没有别的出路了？ 六、沉痛的教训：砍树不会致富 与古田一山之隔，有个建瓯市，自然地理条件与古田大致相似，也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却走着另一条不同的经济发展路子。 站在两县分界的筹岭顶上，可以看到，古田这边的山岭一片凋零，只有一些稀疏低矮的中幼龄针叶林和长着茅草的荒坡。而建瓯这边的山岭则是一片郁郁葱葱，树木高大挺拔，夹杂着精心垦殖过的毛竹林。两边山岭的林相成为鲜明的对比。建瓯森林复盖率与古田大致相同，但是林木蓄积量是古田的几倍。还拥有一座闻名世界的自然保护区-万木林，占地仅2800多亩，但是林木蓄积量相当于古田全县的阔叶林蓄积量。 建瓯的支柱产业是毛竹业。1995年，建瓯被国家授以“中国竹子之乡”的称号。建瓯目前的毛竹部面积将近120万亩，约占山林面积的三分之一。平均每亩综合产值800元。在竹业发展最好的房道乡，每亩综合产值已超过1000元。农民人均3亩，人均从竹业收入1455元。 竹子是一种生长迅速，再生能力非常强的植物。它不象一般的树木，要2、30年成材；而且一旦砍伐就无法再生。在人工培育情况下，毛竹三年就可成林。成熟的毛竹，年年长笋，只要采挖适度，就可持续利用。随着绿色食品的兴起，竹笋越来越受城市群众的欢迎；而竹子本身，也在造纸，建筑，装饰，日用，工艺等方面有着极其广泛的用途。同时，竹林对于保持水土，保护环境也起着积极的作用。“扛着竹子奔小康”，无疑是象建瓯这样地方走可持续发展经济道路的明智之举。 建瓯人探索出这一条路子，是经历过沉痛教训。 建瓯与古田交界处，有一个村子叫榧村。顾名思义，榧村必定很多榧子。历史上的榧村，确实盛产榧子。榧树是一种常绿阔叶乔木，树高可长二十多米高，胸径达一米。木质坚实，纹理平直，不易变形，耐虫蛀，是做家具的上好原料。榧树的果实又叫香榧子，是一种珍贵的美味壳果，近年来市场上一直走俏，价位居高不下。如果那些榧树保留到现在，就凭卖榧子，就是一笔好大收入。可惜，如今仅剩下几棵标本式的榧树了。 八十年代初，榧村是个林业资源非常丰富的山村，周围山上有大片天然阔叶林，合抱多粗的大树比比皆是。为了开发这些资源，村里贷款修了一条简易林业公路，开始砍树时，村里订了一条政策：砍一棵只收山本费7元！于是四面八方的砍树者蜂涌而至，砍伐声，车辆声昼夜不断，山村热闹非凡。随着大批树木的源源运往山外，大把钞票也源源流进村民口袋。为了鼓励村民早日进入现代化，村里还用卖树木的钱给每个农户发了一台黑白电视，使榧村成为全地区最早的“电视村”。那几年榧村的干部一下山，就成为镇里最受欢迎的人，因为他们的口袋里总是有钱，请客吃饭特别大方。 然而这种风光日子能有多久？十年之后，山上木头砍光之时，也就是重新陷入贫穷之时。现在的榧村，不但没有榧树，没有大树，连溪水都时常干枯，成了需要市里重点扶持的贫困村之一。 榧村的教训，不仅是建瓯的教训，也是福建、中国的教训。如果把脱贫致富的希望寄托在砍伐森林，一味地向自然索取上，这种希望就仅仅是一种梦想而已。即使取得繁荣，也是烟花泡沫般的暂时繁荣。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宽一点，从全球角度来看问题，对这个教训的认识可能会更加深刻：把砍伐森林，出卖自然资源作为经济支柱的国家，有几个是发达国家？哪一个国家，是依靠出卖资源发达起来的？不要说卖森林，就是那些依靠卖脚底下石油的中东国家，即使换来许多“石油美元”，可依然只是个“发展中国家”。 也许有人会说，发展都要付出代价的，没有代价就没有发展。 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发展，要不要付出代价。古田这样以毁灭森林，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发展，那么这种发展，这种支柱产业，又有多大意义？ 日本超级市场上的保鲜香菇，绝大部分来自中国。日本的森林复盖率，超过国土面积60%，并不是没有树木。而我们中国的森林复盖率只有13%，即使在复盖最高的福建，也只有57%。为什么日本人不用自己的阔叶树来生产香菇，而要吃中国的香菇呢？这其中的道理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七、绿色家园，我的希望不是梦 如果有一天古田的阔叶树资源彻底枯竭，再也砍不到一根小树，香菇生产被迫全面停止，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 负面影响肯定有的，比如，财政将因此减少收入，一些人将因此失业——————-。但是古田的经济绝不会因此垮掉。一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新的取代阔叶树的香菇原料肯定会发现，就象当年用棉籽壳取代木屑做银耳的原料一样。另方面，其它新的支柱产业又会出现，随着新产业的发展，也许还能出现新的繁荣，古田人可能活的更好。 即使在古田，也不是所有乡镇都以食用菌为支柱的。 水口镇位于闽江边，在库区范围内。由于水库建设需要，这个镇移民1529户7965人，损失了许多土地。水口原先资源就不多，又因为闽江库区一重山来禁砍伐森林，要象其它乡镇那样发展以阔叶树为原料的香菇生产，困难重重。但是他们因地制宜，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子，利用水库网箱养鱼，利用316国道跑运输，开荒种果，发展小型工业企业等等，使水口镇成为闽江畔的一颗乡镇新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水口镇拥有一所全省唯一评为“省示范小学”乡镇中心小学。 目前福建全省被评为“省示范小学”的仅二十几所，除了水口这所外，全部都在城市，绝大部分是县级以上实验小学。由于“省示范小学”的标准高，投入大，一般小学根本不敢问津。能否评上省示范小学，既是学校整体办学水平的衡量，也是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标志。水口中心小学拥有一座相当规范漂亮的教学综合楼，配备有最现代化的电脑电化教学设施。但是这个学校最显著的特点是一流的校园绿化。漫步在校园里，随处可见精心修整的花草树木，黄的迎春花，紫的三角梅，笔挺的杉树，潇洒的玉兰，多姿的石榴，摇电的绿竹——————-；简直就是一座美丽的花园。 校长告诉我，这个小学原先是一片荒山，从库区迁来后花了十几年才建设成这个模样。他平时花最大力气的就是抓学生的养成教育，从小事做起。经过十多年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学生们爱护花木，保护环境，形成了习惯。因此学校又被省教委评为“五无学校”。 仔细观察一番，果然在校园里看不到一张乱扔的纸屑，一块乱扔的果皮，一个乱涂的字，一条乱划的痕迹，一点乱吐的痰。 由此可见，校长是个具有强烈绿色环保意识的人。 想起在凤埔路上，在古田水库，在城区薰磺场，看到的环境状况，我的心里感慨万千。古田是个山青水美的地方，同时也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既有历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圆瑛法师，试制成功我国首架双翼水上教练机的陈立庠，开拓我国橡胶事业的爱国华侨雷贤仲，多次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寄生虫病专家陈心陶，荣获奥运会射击银牌的黄世平这样的名人。也有姚淑先这样的食用菌专家和商海成功者。但是象水口小学校长这样扎根荒山，默默奉献，耕耘出一片堪称古田最美的绿色家园者，实在太少了。 我不知道当年的翁西应为什么离开家乡？我也不知道姚淑先为什么不在家乡置办产业？也许家乡的环境，不尽人意？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也许他们各有苦衷？ 站在校园的林荫下，看着在花树丛中欢蹦活跳的孩子们，我看到了古田的真正希望所在，沉重的心情为之一松。我衷心祈求，不要再砍树，不要再破坏属于他们的青山绿水！ （据说银耳薰磺污染事件曝光后，古田县政府认真研究了有关问题，推出了治理三大污染的环保新举措，我也祈求，新举措能够真正落实。） ---- 本文资料来源：中华书局出版《古田县志》；古田县林业局编《古田县林业志》；福建环境报；建瓯报； 未经原作者同意，不得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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