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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刚来中国，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是雷同。长相都差不多，身上衣衫也总是穿蓝色的。国民眼睛“神情”呆板，好似只“盯住一个地方”，各自头上的辫子也好像是一个豆荚里的两粒豆子，一模一样。但是，不需要太多经历，即使是最没有观察能力的旅行者，无论他断言中国人还有什么其他特性，都会知道，说中国人毫无生气的雷同，这样的结论是不可靠的。不管两个地方离得有多近，说话口音会有一些或许还难以解释清楚的有趣差别。这种差别逐渐积累，最后形成一种新的方言。许多人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在中国，尽管写出的字一样，但各地的人讲出的话却大有不同。我们也经常受到提醒说，各地的风俗也有这种差异，用现时中国人的俗话来说，就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样的事实，可见于时时处处。在西方，度量衡的统一是生活舒适的保障；而在中国，度量衡的不统一，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任何双重标准的存在，常常使西方人特别烦恼，但中国人却乐于此道。两种货币、两种衡器、两种尺度，中国人看来很自然，也很正常，根本不必提出异议。有人去问—个卖肉饼的人。问他每天做多少只饼；他回答说要用“一百斤面粉”，至于这些面粉究竟能做成几张饼，就聪明地留给提伺者自己去估算了。相似的情况还有，有人去问一个农民他的一头牛有多重，前面说的重量看来太轻了，后来他解释说，忘了算上骨头的分量了！有人问一个仆人的身高，但他报出的身高明显不对，再问他，他才承认没算上肩膀以上部分。他当过兵，负重时锁骨的高度才是重要的。中国士兵除了脑袋之外是要派各种用场的，因此忽略了脑袋。还有一种不同的计算方法：一个乡下人说他住的地方“离城九十里地”，仔细追问之下，他才答应少说一点，原来他是算来回路程，他最后承认实际距离只有“单程四十五里”。 最为明显的不统一，是铜钱的计算。而铜钱是这个帝国唯一的货币。在帝国的任何地方，这个系统都是十进位制、因而是最简便的计算方法。但是，如果一个人不特意问一下，谁也不敢肯定一串钱就是一百个铜钱。他根本不必去各个省的很多地方，就足以发现，一串钱有各种各样的数量，多少均没有规则，也无从解释。从理论上的一百到九十九、九十八、九十六、八十三（山西省会），一直到三十三个（直隶省东部），可能在其他地方还有更少的。银两买卖的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有两个地方的“两”是一样的，除非巧合。同一个地方也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两”。外来人会极端困惑，所有的人都会有所损失，除非你是专门与银子打交道的人。这也给所有诚实的人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而在中国，许多人都是老实巴交的百姓。货币始终混乱，其动机是明显的，但我们现在只谈事实。 各种度量标准，全都这样混乱。斗，也是一个地方与一个地方不同。利用这种混乱在谷物交收时校征暴敛，如果不是中国人这样平和的民族，很容易引发一场政治动乱。“世界上都是一品脱等于一品脱，一磅等于一磅”，到了中国就远远不是这样，而成了一“品脱”不是一品脱，一“磅”也不等于一磅。每一种变换都不仅有其理论基础，而且还有十分普遍的实践。比如在盐的专卖上，就定出一些霸道的度量标准，比如十二两为一斤。买盐的人付十六两的钱，却只拿到十二两盐。但是，这样做是公开的，而且所有卖盐的人都这样做，因此也就无所谓欺骗了。如果有人确实想到过这个问题，他们也会认为这只不过是买盐卖盐的“老习惯”。土地的丈量也存在这种情况。一些地方的一亩地，其实只有另一个地方的半亩大小。那些碰巧住在两个地方的边界上的人，就只好准备两套丈量设备，去测定不同的亩。 到中国旅行的人，往往不等弄清当地的斤是多少，就去确定每斤粮食或棉花的价钱，那是很危险的。同样情况，统计粮食的亩产，也经常忽略亩并非固定不变这样一个致命的事实。说明距离远近的词也普遍不一致，这一点，任何一个到中国旅行的人都会有机会尝试的。在陆地旅行时，如果按里计算距离，就有必要肯定一下这个里有没有长出来！我们不否认这样估计距离也有一定道理，我们要否定的是这种算法的不精确、不一致。我们知道有这样一种经历十分普遍：一走上这个帝国的大路，里就长了。如果在大路上一天的行程是一百二十里，乡村小路就是一百里，山路就是八十里。此外，即使照中国人看来，这种计算方法依据的也常常不是绝对距离，而是依据行走的困难程度。这样一来，离山顶“九十里”，实际还不到一半，中国人坚持说九十里，因为爬上山顶与在平地上走九十里费的力气是一样的。另外有个特别的事实，出在直线的丈量上。也就是说，A到B的距离不一定就等于B到A的距离。引证欧几里得的基本定理“等量之间彼此相等”是没有用的。在中国，这句话需要插入否定词去修改。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中国最重要的交通主干道之一，从北到南是一百八十三里，但从南到北是一百九十里，奇怪的是，不管你去过多少次，也不管你怎样仔细地记下里程的计算结果，每次都是这佯。① -------- ①原注：行文至此，我们在贝德禄先生的《华西旅行考查记》一文中找到了相同见解，现引述于此，以肯定上述观点： 比如，两地的距离要看从哪头出发，我们听了之后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分别询问所有的人，也都这样说。这样，从A到B一致同意是一里，从B到A却一致同意是三里。一位有文化的当地人这样解释：运对取决于每里多少钱，很明显，苦力背东西上山应该多付点钱，这样一来，如果按照道路的陡峭程度来计算工钱，就很麻烦。而把难走或陡峭的路假定长一些，对双方来说都要方便得多了。事情就是这样，如今所有的能行者都要认可这个距离。但是，我抗议说：“用这个方法，下雨天和晚上都要加长路程了。”“一点不错，是要加点儿钱。”这个办法当地人是方便了，但旅行者却一直恼火。还有这样算距离的：平地上，规定的一里算两里，一般山路一里算五里，陡峭山路一里算十五里。云南人作为善良的山里人，常常缩短平地上的距离，因为那里平地太少，几乎没有。因此，旅行者不必为此伤神，尽可以把那儿的一里看作五里，只是陡峭山路除外。 立德先生在《通过长江三峡》一书中提到一段水路，顺流而下是九十里，逆流而上是一百二十里。他估计三点六二里为规定的一里，或者说，“百五十里等于一个纬度。译注：贝德禄（Edward Colborne Baber，1843—1890），美国领事官，1866年来华为使馆翻译学生，1876年随格维讷赴云南调查马嘉理事件。1877年任驻重庆代理领事、1880—1881年任使馆汉务参赞。1885—1886年四任驻朝鲜总领事，后任英国驻人莫政治代表，死于八莫。他在重庆时。曾经两次赴川西旅行，并将旅行见闻写成《华西旅行考查记）一文，1882年发表在英国王家地理学会的刊物上。 立德（Archibald John Little，1838—1908），英国人。 1859年来华经商，1860年赴苏州访问李秀成。曾搭乘第一艘赴重庆的外轮，到重庆后又到川边及云南等地活动。著有《通过长江三峡：在华西经商和旅行》（1888）、《峨眉山及峨眉山那边——藏边旅行记》（1901）、《远东》（1905）及（穿过云南》（1910）、《旅华五十年拾遗》（1910）等书，上述最后两本是他在后由其妻立德夫人编订出版的。 另外一种知识上的现象与此相似，在中国，“整体等于部分之和”也不正确。在河上航行更是这样，问一下知道前面还有四十里路，仔细分析之后，这个四十是由两个十八构成的。令人哑口无言的说法是：“四个九等于四十，对不对？”同样，“三个十八”就成了六十，大体上都是如此。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官邮邮差没有按规定时间跑到，他辩解说这个六十里简直太长了。这个正常辩解使得他的上司命人重新测量一遍，结果发现实际是八十三，从此就按八十三里来算了。 坐落在一个城市周围一至六里不等的几个小村庄，却都叫“三里村”。人们经常会注意到，一段约为一里长的路，如果路两旁盖有房子，就成了五里，村里人还言之凿凿地说就是五里。 这样，你就不必奇怪连标准都可以各自设定了。做秤的人满街走，根据每位顾客的愿望来刻点（称为“星”）。他的每位顾客都至少有两种秤，一种用于买进，一种用于卖出。一杆做好的秤，如果是旧秤，是没有人买的，因为刻星的标准一直在变，要根据每位购买者的要求当场刻定。 算年龄也体现这一普遍事实，特别体现出中国人的民族特点。毫不相干的属相，却能表明一个人最接近的年龄，这种做法最为普遍。一个老人“七八十岁”，但他去年刚刚七十岁。事实上，一个人在中国刚过七十，就算八十岁了。如果想知道得确切一点，你就必须考虑到这个“宽泛的平均年龄”。即使一位中国人想说确切，他讲的年龄也似乎是下一个春节之后的年龄——春节成了全体中国人的生日。用“十”来算年龄已是根深蒂固，造成了不少模糊。不少人“一二十岁”、“没几十岁”，或者“好几十岁”，你很难在中国碰到一个确切地说出年龄的人。同样的模糊还扩展到“百”、“千“、“万”这些中国平时所用的极限数字。中国人不关心更为精确的表达方法。 有个熟人告诉我，有两个人花了“二百吊钱”去看戏，后来他又补充说。“是一百七十三吊，不过与二百吊也差不离，对不对？” 一位绅士及其妻子在中国生活了几年之后要回国了，他们的中国朋友送来两副漂亮的卷轴，不是送给他们，而是送给他们各自健在的母亲，而这两位母亲恰好同岁。第一幅卷轴上写着“福如东海长流水”和“寿比南山不老松”，一边还用小字写了一段说明，说这幅卷轴的接受者已经获得“七十福寿”。第二副卷轴也是类似的花哨词句，但边上的小字却说这位老太太已经享有“六十荣光”。对这两幅卷轴大加赞美之后，其中一位代母亲受赠的人小心翼翼地问那位主要送礼者，明知道两位母亲同岁，却为何一个写七十，，个写六十。完全个性化的回答是：如果每副卷轴都同样写上“七十”，会显得作者完全没有创造力！ 中国人重视祖籍的社会传统，相对于我们的“准确性”来说，常常是致命的。一个询问法律事务的人告诉我，他“住”在某个小乡村里，但通过他的叙述明显感到他住在城郊。问了他，他才承认他现在的确不住在那个小乡村了，进一步交谈之后，才明白他在十九代之前就已经不住在那里了广你就没想到过如今你已然住在城里了吗？”他简短地回答说：“我们现在不住在那里，但老根还在那里！” 另外有个人，叫我注意看一下他住的小村庄里的那座古庙，骄傲地声称：“这是我造的。”仔细追究之后，发现这座古庙建于三百多年前明朝某位皇帝在位之时，那时的“我”还在混沌世界。 学习汉语的学生，一开始就碰到的障碍，就是要从许多相似的表达方式中，找到能够表明身分的令人满意的表达方式。中国人的整个思考系统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之上，这些假设与我们所习惯的假设不同。对于西方人对一切事物都要确切地知道详情这样一种渴望，中国人不能充分理解。中国人不知道自己住的村庄里有多少户人家，他也不想知道。“怎么会有人想知道这个数字？”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难解的谜。这个数字是“几百”、“好几百”，或者“不少”，然而一个确切的数字从来就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中国人使用数字方面的特点是缺乏精确。这一点，也同样明显地出现在文字的书写和印刷上。在中国，很难找到一本没有错别字的廉价书。有时，所误用的字要远比本来应该用的字复杂，这表明这种错误并非由于想省点力气才造成的，而是由于人们不够重视日常的精确性。同样的不仔细也十分普遍地出现在常用字的使用上，一个字常被写成另一个与之发音相同的字。这种错误，一来可以归咎于不识字不多，二来也同样可以归咎于仔细。 漠视精确，在书信的称谓上最明显。一封普通的中国家书总是这样醒目地写着：“父亲大人’”、“慈母大人”、“叔公大人”等等，总不提及“大人”的名讳。 我们从观察中发现，中国这样一个讲求实际的民族，个人的名字却不讲求确切，这在世上是独一无二的。经常可以看到，名字一会儿是这个，一会儿又是那个。有人告诉我们，你叫他哪个名字，他都会答应。最弄不明白的是一个人有几个不同的名字：他的姓、他的号，还有一个名字真是令人奇怪，只用于科举考试。因此，外国人把一个中国当做两三个也就很平常了。村庄的名称也不确定，有时会有两三种完全不同的形式，没有哪一个被认为是更“正确”一些。如果其中一个名称是误用，那就轮换着用；或者一个用于官文，一个用于日常交谈；或者把误用当做形容词，与原名放在一起成为一个复合的名称。 不幸的是，中国人的教育缺少化学分子式的学习，而化学分子式是绝对需要精密的准确性的。中国第一代化学家可能会失去许多数字，比如把“一二十个结晶体”与“好几十个结晶体”混淆，或者把诸如此类的错误，结果导致了始料不及的祸端。中国人是有能力在一切事物中学会精确的，正如其他民族也曾经学过一样——不仅可以做到，而且可以做好，因为他们的巨大耐心是与生俱来的——但我们要说，目前这个民族的各个个人完全不具备精确这个素质，并且不懂什么是精确。如果这个说法正确的话，下面两点也应该是有道理的。第一，我们在研究中国的历史记录时，必须多留一些余地、中国的数目和数量从来就有的不精确，很容易就让我们上当。第二，我们还需留一些余地，以应付中国以“人口调查”为名而抬高的种种身价。整体不大于各部分之和，但中国的计算方法正相反。当我们仔细考虑中国人“人口调查”的方方面面时，我们随时都可以说，就像一位精明的苏格兰人强烈地意识到“法律了不起的不确定性”之后这样评论美国最高法院：存在一种“对案件的最终猜测”。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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