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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回忆——之五


  回忆啊!这是需要有勇气的。特别是对那些人——眼角早生了皱纹、头上早添了白发的人。有多少人,让回忆的小舟停泊在最后一个幸福的港湾上,就再也没有驶出的勇气。勇士,还是不要畏惧那一段凄苦的水域吧!
  二十年前的“方块儿”,二十年后还是“方块儿”,这是凄凉;如果各自被另外的东西——谁也不能预料的东西所填充,那又岂止是凄凉!
  偶然受到的外界斧痕,往往能够很快弥合;心灵温度的慢慢减退,却要铸成感情的巨大裂隙。
  郑君颖在一所偏僻的、兼收藏汉子女的山村中学里任教,尽管她的学生中有的还有拖鼻涕的习惯,也常常把一种刺鼻的羊膻味带进教室,尽管有的女孩子发起痒来就往椅背上蹭她的后背,乘老师不注意便把手伸进衣服和皮肤的比邻处摸出一个虱子来,但她还是真诚地骄傲了好几年。就是说,她二十八九岁了。尽管二十八九岁离三十岁——人类“而立”之年只是一瞬间的事了,尽管镜中出现的脸已经被日晒、风沙变得黧黑而粗糙,但她还是没有感到悲凉。因为,她至少在一个人——一个很不庸俗的人——的心里,仍是美人、女神。
  脸黑了、粗了,并不是什么耻辱,但将头发半留半剃的“阴阳头”赏给一个女人,而且是她亲手教的学生干的,这就不能不使她悲凉了。不用说,这样的年代是“文化大革命”。郑君颖索性将“阴阳头”照片寄给朱允函:
  
  ……寄此照片,是让你可怜我吗?你猜对了。因为世界上尚能可怜我的,怕是也只有恩公您了!
  现在,我无权命令你,只是请求你——想尽一切办法,动用一切神通,使尽浑身解数,把我调回北京!要快!在那里营建一个温暖的小巢,是我后半生的归宿……
  先生!别再忙着写你的小说了,还是务些实际——救救你的“夫人”吧!若是我的父亲不倒霉,也不会求你……

  其实,在这样的狂飙时期,朱允函哪里还有写小说的兴致!到处都是比任何小说都离奇的情节、场面!
  不写小说干什么呢?他抬眼一看,却也没有要干的事。批斗别人,他没兴趣;救别人,他没能力。他唯一可做的事就是弃文习“武”——学做起木器家具来了。当然,这也是在实践郑君颖的预定方案。没想到,连这些权利也不是永恒的。
  “破四旧”的风潮兴起以后,他所在的那所“北京X中”,小将们在查抄“四旧”时,不仅翻了老师宿舍,也光顾了教师的家庭。他的《父辈》第二部手稿也被抄去了。起初,这些纸页被丢在垃圾堆一样的“四旧仓库”里,任凭老鼠和蛀虫去抢先“阅读”它。后来,“支左”的解放军进校以后,为了清查暗藏的阶级敌人,这些可疑材料才被一页页审查。
  没过几天,他被两名解放军战士领走了。因为“我们首长要亲自问你话”。他被带到专案组,仔细一看,才发现是标准的审讯气氛。主位上坐着的,是本地几所中学“支左”解放军的联合指挥部负责人。这是一位五十八九岁的营级干部,不知为什么,朱允函一见他那斑白的两鬓就想起了自己那死去的父亲。虽说下面是被审讯,但心里首先产生了热乎乎的感觉。
  这位营首长一指桌子上一堆发黄了的稿纸,冷冷地问道:
  “这堆东西,是你写的吗?”
  “如果题目是《父辈》,那就是我写的。”
  “好,你再听听下面这些反动言论,摘录得真实不真实?”
  营首长一递眼色,旁边一位政治教师变成的专案组女秘书,立即用广播电台播音员的语调念起了几十条反动言论。每条言论之前,都冠之以“朱允函写道”。老实说,这些言论的反动性,不仅是不容怀疑的,而且是吓人的。这样的言论,他朱允函就是喝上三斤酒、醉成了泥也说不出口。
  “态度要老实,”营首长冷冷地问道,“这些反动言论是不是你写的?”
  “不!不可能!我怎么会有这样该死的反动思想!”
  “哼!真是顽固透顶!在确凿证据面前还抵赖!难道还要我们给你指出在第几页上?”
  哦,朱允函想起来了,这些“反动言论”,难道不是他小说中反面人物的话吗?他分辩道:
  “这是我小说中反面人物的话呀!”
  “不要说废话!”营首长瞪了他一眼说,“你就老老实实地说,这些反动言论是不是出自你的手?你的笔?”
  “我还是要说,那是文艺作品中反面人物的话!体现作者思想的是正面人物的思想、性格……”
  “都一样!别绕弯子!是你写的,你就得负责!”
  营首长起身走了。临出门,对女秘书说:
  “让他签字。”
  “首长!”朱允函叫着,“你……应当了解我!我父亲……”
  营首长非常鄙夷地说:
  “你还有脸提到你父亲?我倒奇怪,一个烈士的儿子,怎么会堕落到反党反人民的泥坑中去!”
  此后他被施行了“群众专政”,受的折磨自然是不必说的。再后来,一位师首长来这个“支左点”检查工作,提讯了朱允函。朱允函刚刚分辩几句,师首长扯过他的定案材料一看,说了声“乱弹琴!”第二天他就被宣布自由了。
  正在这时,他接到了郑君颖那封要他“使尽浑身解数”把她调回北京的信,当然也见到了那照片。
  应该!完全应该!看那脸变得多粗糙!看那头发,说明她受了多少罪!她回到北京,让陶然亭的暖风吹出她那乌黑的头发,吹嫩她那美丽的脸,吹尽她眼中的阴郁,难道不是十分应该的吗?何况现在,一个人生活在哪里,都无实在的革命意义——哦,朱允函似乎也不浪漫了。
  可他毕竟是书呆子呀,求谁呢?他用半个月的时间四处奔走,只是打听到了什么部门经管此事,以及此部门在什么地方,叩门之后获得的回答是:“没有这方面的政策。”
  
  君颖:
  我实在要请你饶恕我的无能了。关于详情,不必告诉你,总之是没有办法的。我只能想出一个有某种希望的方案——你我对调……
  朱允函同志:
  领教了您的方案,实在啼笑皆非!亏您想得出——对调!那有什么意义?弄不好,一个没调成,又搭上一个牺牲品!我看你还是没有尽力!先生,把你设计小说情节的能力拿出来吧!你看,我都求您了!
  君颖:
  你骂我吧,在这方面,我实在连黔之驴都不如……

  是的,你是一个只会舞文弄墨的书呆子!此外你还会什么!你曾自诩要干一番什么有益于人类的事业,然而连即将成为你老婆的人也救不了!简直是个窝囊……
  过了一会儿,冷静下来,郑君颖对自己突然产生的这种心理表示惊异,甚而有些自责、羞愧。但是,否定它又是很难很难的……
  既然调到一起毫无希望,结婚就很渺茫。频频通信又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如什么也不想,让心情平静些的好。过了些时间,真也奇怪,郑君颖连写一封信的兴趣也没有了。再过些时间,她甚而不太希望朱允函有信来,怕的是让一个无用的书呆子扰乱她的安宁。可他还是要写信的:
  
  君颖:我们的事到底怎么办呀?总得就现在的基础,想些进一步完成的措施呀!我实在是个没主意的人,一切由你发令,我坚决执行就是……

  你向我讨主意?我向谁讨去!亏你是个男子汉!“进一步完成”?哦,结了婚,两地生活,男人倒是福气!一年一次探亲假,住够了就走,家里成了你的客店!女人呢?有了孩子,又工作又当保姆……何况,我在这荒凉的鬼地方!
  郑君颖变得这样实际,连自己也觉得不奇怪了,突然,又一个奇异的瞬间心理闪动:我已经完全对得起你了!当初到这里来,就有代你牺牲的因素。你为我做了些什么呢?好,事到如今,还不如……
  后来,天赐了郑君颖一个“良机”;学校的总务主任给她说媒来了,一位解放军的团后勤干事就要退役,据说退役后的安置是转业回原籍,而他的原籍又恰恰是北京。按规定,他是可以带家属的,他的爱人早在两年前就去世了,身边只有一个三周岁的女孩。
  啊!北京!此时郑君颖想起北京,就觉得它更有迷人的魅力!其实,北京在她记忆中留下的迷人王国,说开来,就主体上说不过是陶然亭公园的幻化而已。
  啊?跟这位有着胖胖的脸,对烹调、置办家具有浓厚兴趣,只承认世界上有一部好小说——《封神演义》——的人结婚?他无疑是好人,心肠实在而善良,但这是结婚呀!结婚,就是说——哦,好像过去有谁说过。那是“两颗心脏按一个拍节跳动”呀!难道让我跟胖胖的脸、烹调……
  不!不不!不……
  啊,北京,北京,北京……
  “老郑,”这位热心肠的总务主任已经不止一次地给她开导了,现在又至赤至诚地小声对她说,“人家那边儿下了最大的决心,决定回北京后就把小孩送给孩子她姨,她姨正好没有孩子,想抱养一个……”
  最刺心的就是这个“老”郑啊!
  “老”而浪漫,那实际上不是莫大的讽刺吗?
  她不耐烦地说了声:
  “别啰嗦了——就依他!”
  她和他结了婚。婚礼是非常热闹的,但在人散后,她哭了。
  丈夫是温存、善良的,操持家务是勤快的,对她那张忧郁的脸,频频吹着温暖的春风,用日日接近的“回北京”来安慰她。见她的笑又少、又不自然,丈夫生气了:
  “人,总得有些良心。我这个人就讲实打实,人家对我有思,我就得对人家有义!你也不想一想,你充其量不过是个教员儿,父亲的‘走资派’、‘叛徒’帽子还没摘。也就是我,不像别人那样死心眼儿就是了……”
  哦,他成了我的恩人了!但是……难道不是吗?他毕竟为我提供了回北京之路……
  一天丈夫挑战性地拉开柜子的抽屉,从中取出十几张姑娘的照片送到她跟前,委屈地说:
  “你看,人家给我介绍了多少!一提我每月一百零九元工资,又是党员,差不多都同意!我呢,自从看中了你,有文化,长得又大大方方,有风度,对别的就都回绝了。大地良心,要说我对你没有爱情,那真是屈我的心。”
  丈夫流泪了。郑君颖第一次用手给他擦去了泪,并说:“好,好,我爱你,还不成?”
  大约半年以后,她随转业的丈夫回到了北京。丈夫被安置在一个大型百货公司当副经理。她有一段时间,倒是“安于”做家庭妇女,并不急于办理工作问题。她常常用这样的话安慰自己:“大家不都是这样生活吗?经济上宽裕,丈夫温和而体贴人——又有一定社会地位,不是有人想如此还不能吗?痛苦是自寻的,何必……”
  但是,有两件事又把她刺激得发呆了!
  一是父亲被彻底平反、恢复职务之后,她曾去探望过父母一次。母亲说:
  “其实,就是你不结婚,我们也会把你弄回北京的!因为我们俩老了,身边无人。根据政策,当然也得托人……”
  她哭了,向母亲提出了抗议:
  “你们为什么不早说!都怪你们……”
  另一件事是:一天,丈夫带她去医院检查胎位,归途正好路过陶然亭公园。丈夫非要带她进去看看,起初她说没兴趣。但是进园之后,丈夫又几乎是追着她走了。她。失神地疾走着,沿着湖畔,穿过小桥,径直朝“那张椅子”走去……
  今天,她才像一个失盗者,第一次清查了失去的东西,那样多、那样多……
  回到北京,她不敢打听朱允函的消息,但又非常敏感于朱允函的消息。生小孩后,她从几位来访的同学那里,知道朱允函已经和某玻璃厂的一位女工结了婚,不禁问道:
  “他……结婚了?他们……怎么认识的?”
  “什么‘怎么认识’!无非是经人介绍,见面儿,互相想想自己和对方条件……齐了!你不想想,老朱都多大了?三十八九了!他还挑什么!对方要不是过去挑花了眼,三十五六岁了,会瞧得上他!”
  “这女同志为人怎样?”
  “看来心眼儿倒不坏,对老朱也满体贴。就是——凶!老朱一回家,就用一堆家务折腾他!还有一个毛病——‘醋罐子’!要是有哪个女同志去看老朱,这位夫人的眼就瞪得像猫头鹰,人一走就骂骂咧咧,简直是神经病!这不,老朱快调到咱们母校——师范学院了,他说那里房子富裕,索性住校,晚上搞些东西……”
  郑君颖不再问了。她强制自己这样想;双方都有了家,旧债总算了结了!
  当市劳动局给她安置工作时,提出了几个地方,其中有师范学院,她几乎失神地说:
  “当然到师范学院去!”
  她到了师范学院,报了到,教务处同志问她:
  “住宿吗?”
  她说:
  “我把孩子安顿一下,要住宿。”
  因为,就连那间宿舍,也是二十年前她住过的地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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