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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重昆同志在《让读者触摸到“脓疮”和“溃疡”》一文里，引用了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支谈《铁流》创作经验时的一件掌故：即作家在批驳了苏联革命前，某些读者对一篇小说中出现的“怀孕”、“堕胎”细节的描写所提出的非难后，曾说过“对于作者，应当首先要求他真实”，“生活里有什么就写什么”，“是为使读者触摸到生活，触摸到生活中的一切脓疮和溃疡”等等。联系《黑玫瑰》，梁重昆同志得出两点结论：一，《黑玫瑰》故事情节的展开是为了使读者触摸到生活中的“脓疮”和“溃疡”；二，对于叶秀的堕落之类，“作者是不能负这个责任的。” 我以为梁重昆同志对绥拉菲摩维支观点的理解不够全面，因而推论也就值得商榷。 诚然，真实性是文艺创作的生命。任何一件文艺作品，如果不反映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甚或歪曲了生活真实，那么这作品也便失去了生存的价值。因为这样的作品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生活，辨明是非，从而发挥文艺作品的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但是，现实主义文学又决非纯客观地摹写现实，它要求作家在作品中反映出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如高尔基所说：“文学的真实——是从同类的事实中提出来的精粹，这是典型化了的”。这提出“精粹”的“典型化”的过程，也就包含了作者在写什么的同时，还有一个“怎么写”的问题。应当说，对生活中存在着的“脓疮”和“溃疡”的描写，也同样包容了这两个不可割裂的方面。 绥拉菲摩维支在他那篇《（铁流）的创作经过》里，全面地阐述了这一点。鉴于《铁流》出版后，有的读者责备他在作品中引用了“粗话”，所以他才提出了“生活中有什么就写什么”的问题，说明他是为了“烘托出画中人物的某一特征”，即为人物性格服务的。但他也特别强调指出：表现生活的污秽的一面，“只有一个条件：如果作者使用‘粗话’或者描写某个猥亵的场面只是为了博得读者一笑，那他是没有任何权利的。遇到这种情形，读者有权利用最辛辣的字眼责备作者。”他在这儿清楚地告诉我们，写真实，揭示生活中的“脓疮”和“溃疡”，是有“条件”的，作者没有任何权利为着招徕读者而在作品中去展示污秽！可惜，梁重昆同志的文章在摘引绥拉菲摩维支那段话时，恰恰删掉了中间这几行关键性的句子。事实上，《黑玫瑰》中的叶秀出于个人复仇的动机，所采取的一系列犯罪活动，为作者不恰当地赞赏，同情和渲染的各种行骗、偷窃、凶杀的勾当，并未起到“为了使读者触摸到生活中的‘脓疮’和‘溃疡’来展开《黑玫瑰》的故事情节”的作用，因为它们完全违背了叶秀性格自身发展的逻辑，从而也就破坏了作为“人物性格历史”的情节的可靠性及其完整性。那只不过是有如“丑行”的展览，腐尸的横陈，如有的同志已经指出过的自然主义的描写。对于读者，不过是“博得一笑”和“一刹那的满足”而已，当然也迎合了某些具有低级趣味的读者的欢心，他们从中可以寻求到一点刺激。而对于感情较为健康的读者来说，恐怕是只会激起憎恶和唾弃的吧？ 对照一下绥拉菲摩维支在《铁流》中一个细节的艺术处理，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这位无产阶级作家对待“脓疮”和“溃疡”的态度，十月革命期间，斗争的残酷是罕见的，白匪军到处屠杀人民，当指挥员率领着游击队走过几名受尽折磨后又被吊死的人们的面前时，作家并未着意去渲染、描绘那些血淋淋的场面，却着重表现这一场景如何激起了战士们的阶级仇恨，这里，不分明有一个“怎么写”的问题吗？绥拉菲摩维支在同一篇文章里还提纲挈领地说：“表现现实的真实面貌”，“并不是那种照像式的真实，而是综合性的，概括性的真实”。由此可见，对于反映生活真实，他所主张的是必须遵循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而不是其它。 当然，人们指出《黑玫瑰》的缺陷，并不是要追究作者的责任。但是，对一个青年作者说来，义不容辞地应该树立革命的责任感。绥拉菲摩维支正是这样做的，他谈到创作《铁流》的意图是“要写农民如何蜂拥成群地行进，如何象熊一样把武装干涉者，地主和白色的将军们压倒在自己的身下。”他要“最清楚的说明农民群众的革命力量。并表现出无产阶级怎样把这支力量引导到自己的轨道上来。”这对我们是极好的启示。如果我们的作者忘记了自己的职责，缺少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不是以自己的笔去促进时代的脉动，那就不可能透过生活的表面深入到它的本质，也就不可能真实地反映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斗争，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作出正确的评价，因而也就不可能给读者以真、善、美的享受，给人们以生活的信心，勇气和力量。由此出发，对于《黑玫瑰》作者在作品中流露的不高的格调，不够健康的艺术趣味，倘不予指出，不加引导，那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对作者、读者说来，都是没有好处的。 （原载《贵州日报》1990年4月2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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