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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祥同志： 读了你刊载在《花溪》一九八○年第一期上的《黑玫瑰》，引起了我的深思。我认为象《黑玫瑰》这样的悲剧性主题，无疑是正确的，它是十年浩劫的反映，但我总感到作品格调低沉，看后使人觉得迷惘。 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作品中“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留给读者的印象应当是对被毁灭者的爱，和对毁灭者的憎恨，坚定人们对生活对斗争的信心，而不是一切都统统毁灭。鲁迅先生的《伤逝》可谓沉郁之至，然而人们读后得到的收获却并非是空虚和怅惘，而是发人深省，激发与黑暗抗争的勇气和力量！由此可见单把一些悲惨的事件陈列出来，并不就是悲剧。悲剧之所以有力就是通过这些“美好的东西”的毁灭，向人们揭示了它被毁灭的原因，并且烛照着高尚的情操和美好的理想。如果单是事件的陈列，则一切尽皆毁灭，虽然也可能使人有所憎恨，但却无所鼓舞，也许这就是你的这篇作品使人感到窒息、怅惘的原因吧。那么什么才是“美好的东西”呢？我想，“美好的东西”一般指人们身上的正义、善良的品质和崇高的心灵，因此，悲剧的主人公都是正面人物，而且不是一般的正面人物，只有那些具有伟大的道德力量的人才能充当悲剧主角，也许你会问，假若只有那些具有伟大道德力量的人才能充当悲剧主角，那创作的路子不是又窄了吗？那些弱女子、小人物不是无人问津了吗？其实，弱女子、小人物也有他（她）美好的愿望和对邪恶的憎恨，也有“美好的东西”。《窦娥冤》中的窦娥不也是小人物、弱女子吗？但她的身上却具有伟大的道德力量。她对生活没有更多的祈求，但她不但对恶势力敢于反抗，甚至对天也提出了怀疑和质问；她善良，昏官要用刑逼她的婆婆，她忍辱负重，屈招了毒死张驴儿父亲的罪名。将她押赴刑场问斩时，她怕婆婆悲伤，要求不从自己家门前走过。剧本就是这样，情节愈向前发展，悲剧主人公的善良、反抗的性格就愈发射出异彩。因而她的死是悲惨的，然而壮美，能使人从中汲取力量。 可是，在《黑玫瑰》中的叶秀身上，这种美好的东西又有多少呢？当然，不能说一点都没有，比如，她被肖秃子强奸后，她感到羞于见人，特别是羞于见到她的义哥，作品写到：“我害怕见你的面……我觉得已经不配做你的爱人了。”读到这里，我觉得叶秀虽受凌辱，但她的心灵里依然有一种闪光的东西存在着。但这种“光”遇到许呈祥就熄灭了。在叶秀被许蒙蔽这件事上，有一个问题百思而不得其解。许呈祥当初急人之难，慷慨解囊，他在叶秀的眼里应该不是一个坏人，但为什么叶秀在石义与许呈祥之间，选择了后者而不选择前者呢？为什么她不配做石义的妻子而又配做许呈祥的妻子呢？是许呈祥有共产党员的招牌、供销社革委主任的官衔，或是“知书达理，说话风趣，举止文雅”等迷住了她，甚而使她未与许呈样结成夫妇就领略了枕席上的风情，有了身孕呢？这个问题是让人无法理解的。因此，叶秀的堕落既有社会的责任，也有她自己的责任，把责任全部推给“四人帮”显然是不全面的。可见叶秀的心灵并不是那么美好。 同时我还认为，小说写黑玫魂的堕落行为时，渲染得太过份了些，从这些描写中，流露出你对堕落行为的赞赏态度。这种态度我认为是不应该有的。因为我们固然应当同情他们不幸的命运，但是不能也去同情甚至赞赏邪恶和堕落。表现这类主题，作者应当致力于探求天真、纯洁、善良的灵魂如何被扭曲、毁坏的悲剧意义，从而引起读者对恶势力的憎恨和挽救犯罪青年的迫切愿望。而如对那种恶行展览过多，首先破坏了主题的严肃性和深刻性。马卡连诃的书中也有犯罪的流浪儿童，但作家着力的是对社会的剖析，和对少年道德情操变化的探讨，而从未对犯罪行为作赤裸裸的罗列。我们应该从这些作品中找借鉴。 为了使叶秀身上多一些“美好的东西”，你曾作了一些努力。但遗憾的是有时主客观是分离的，叶秀的反抗精神就是一例。大凡对恶势力的反抗都是值得赞许的，但叶秀的反抗精神却不值得称道。她采用“搔首弄姿、袅腰扭肩”把肖秃子诱入圈套，割了他的下身——达到了复仇的目的。看来你对这一行动是惬意的，感到很解恨。但这种“斗争”手段值得提倡么？我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反对恶势力的方式，绝不能采取以毒攻毒的办法。 综上所述，我认为你的《黑玫瑰》反映生活时是非现实主义地把丑现象进行展览，作品流露了一些不高尚的甚至是低级的情趣，主人公虽然获得了人们一定的同情，但人们却不会从中得到力量，更不会得到希望。相反，如果把叶秀的复仇手段当作一种“英雄行为”来歌颂还会起到副作用。 鲁迅先生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我衷心地希望能在你以后的作品中看到这种灯光，能够给人民以力量和希望。 （原载《贵州时报》1980年4月1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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