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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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从中午开始

　　　　　　　　　　　　　　　　　——《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

　　献给我的弟弟王天乐

　　在我的创作生活中，几乎没有真正的早晨。我的早晨都是从中午开始的。这是多年养是的习惯。我知道这习惯不好，也曾好多次试图改正，但都没有达到目的。这应验了那句古老的话：积习难改。既然已经不能改正，索性也就听之任之。在某些问题上，我是一个放任自流的人。

　　通常情况下，我都是在零晨两点到三点左右入睡，有时甚至延伸到四到五点。天亮以后才睡觉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午饭前一个钟头起床，于是，早晨才算开始了。

　　午饭前这一小时非常忙乱。首先要接连抽三五支香烟。我工作时一天抽两包烟，直抽得口腔舌头发苦发麻，根本感觉不来烟味如何。有时思考或写作特殊紧张之际，即是顾不上抽，手里也要有一支燃燃的烟卷。因此，睡眠之后的几支烟简直是一种神仙般的享受。

　　用烫汤的水好好洗洗脸，紧接着喝一杯浓咖啡，证明自己同别人一样拥有一个真正的早晨。这时，才彻底醒过来了。

　　午饭过后，几乎立刻就扑到桌面上工作。我从来没有午休的习惯，这一点像西方人。我甚至很不理解，我国政府规定了那么长的午睡时间。当想到大白天里正是日上中天的时候，我国十一亿公民却在同一时间都进入梦乡，不免有某种荒诞之感。又想到这是一种传统的民族习性，也属“积习难攻”一类，也就像理解自己的“积习”一样释然了。

　　整个下午是工作的最佳时间，除过上厕所，几乎在桌面上头也不抬。直到吃晚饭，还会沉浸在下午的工作之中。晚饭后有一两个小时的消闲时间，看中央电视台半小时的新闻联播，读当天的主要报纸，这是一天中最为安逸的一刻。这时也不拒绝来访。夜晚，当人们又一次又睡的时候，我的思绪再一次跃起来。如果下午没完成当天的任务，便重新伏案操作直至完成。然后，或者进入阅读（同时交叉读多种书），或者详细考虑明天的工作内容以至全书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问题，并随手在纸上和各式专门的笔记本上记下要点以备日后进一步深思。这时间在好多情况下，思绪会离开作品，离开眼前的现实，穿过深沉寂静的夜晚，穿过时间的隧道，漫无边际地向四面八方流淌。人睡前无论如何要读书，这是最好的安眠药，直到睡着后书自动从手中脱离为止。

　　第二天午间醒来，就又是一个新的早晨了。

　　在《平凡的世界》全部写作过程中，我的早晨都是这样从中午开始的。对于我，对于这部书，这似乎也是一个象征。当生命进入正午的时候，工作却要求我像早晨的太阳一般充满青春的朝气投身于其间。

　　小说《人生》发表这后，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我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你看。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接踵而来，要和我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乱中添忙。刊物约稿，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晨惊醒。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另外，我已经成了“名人”，亲戚朋友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我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当时分文不带而周游列国的文学浪人，衣衫褴褛，却带着一脸破败的傲气庄严地上门来让我为他们开路费，以资助他们神圣的嗜好，这无异于趁火打劫。

　　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快钻进去。

　　我深切地感到，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

　　我不能这样生活了。我必须从自己编织的罗网中解税出来。当然，我绝非圣人。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我为自己牛马般的劳动得到某种回报而感动人生的温馨。我不拒绝鲜花和红地毯。但是，真诚地说，我绝不可能在这种过分戏剧化的生活中长期满足。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这是我的基本人生观点。细细想想，迄今为止，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写《人生》初稿的二十多天。在此之前，我二十八岁的中篇处女作已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正是因为不满足，我才投入到《人生》的写作中。为此，我准备了近两年，思想和艺术考虑备受折磨；而终于穿过障碍进入实际表现的时候，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记得近一个月里，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演更半夜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行走，以致招待所白所长犯了疑心，给县委打电话，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怕要寻“无常”。县委指示，那人在写书，别惊动他（后来听说的）。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比眼前这种浮华的喧嚣更让人向往吗？是的，只要不丧失远大的使用感，或者说还保持着较为清醒的头脑，就决然不能把人生之船长期停泊在某个温暖的港湾，应忘该重新扬起风帆，驶向生活的惊涛骇浪中，以领略其间的无限风光。人，不仅要战胜失败，而且还要超越胜利。

　　那么，我应该怎么办。

　　有一点是肯定的，眼前这种红火热闹的广场式生活必须很快结束。即是变成一个纯粹的农民，去农村种一年庄稼，也比这种状况于我更为有利。我甚至认真地考虑过回家去帮父亲种一年地。可是想想，这可能重新演变为一种新闻话题而使你不得安宁，索性作罢。

　　但是，我眼下已经有可能冷静而清醒地对自己已有的创作作出检讨和反省了。换一个角度看，尽管我接连两届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人生》小说和电影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待。如果为微小的收获而沾沾自喜，本身就是一种无价值的表现。最涉小的作家常关注着成绩和荣耀，最伟大的作家常沉浸于创造和劳动。劳动自身就是人生的目标。人类史和文学史表明，伟大劳动和创造精神即使产生一些生活和艺术的断章残句，也是至为宝贵的。

　　劳动，这是作家无义反顾的唯一选择。

　　但是，我又能干些什么呢？当时，已经有一种论断，认为《人生》是我不能再逾越的一个高度。我承认，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中可能只会有一个最为辉煌的瞬间——那就是他事业的顶点，正如跳高运动员，一生中只有一个高度是他的最高度，尽管他之前之后要跳跃无数次横杆。就我来说，我又很难承认《人生》就是我的一个再也跃不过的横杆。

　　在无数个焦虑而失眠的夜晚，我为此而痛苦不已。在一种几乎是纯粹的渺茫之中，我倏然间想起已被时间的尘土埋盖得很深很远的一个早往年月的梦。也许是二十岁左右，记不清在什么情况下，很可能在故乡寂静的山间小路上行走的时候，或者在小县城河边面对悠悠流水静思默想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动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岁之前。我的心不由为此而颤粟。这也许是命运之神的暗示。真是不可思议，我已经埋葬了多少“维特时期”的梦想，为什么唯有这个诺言此刻却如此鲜活地来到心间？

　　几乎在一刹那时，我便以极其严肃的态度面对这件事了。是的，任何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某种抱负的人，在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会有过许多理想、幻想、梦想，甚至妄想。这些玫瑰色的光环大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迁而消散得无踪无影。但是，当一个人在某些方面一旦具备了某种实现雄心抱负的条件，早年间的梦幻就会被认真地提升到现实中并考察其真正复活的可能性。

　　经过初步激烈的思考和论证，一种颇为大胆的想法逐渐在心中形成。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动吃惊。一切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又不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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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决定要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

　　在我的想象中，未来的这部书如果不是此生我最满意的作品，也起码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作品。

　　说来有点玄，这个断然的决定，起因却是缘于少年时期一个偶然的梦想。其实，人和社会的许多重大变数，往往就缘于某种偶然而微小的因由。即使像二次世界大战这样惊心动魄的历史大事变，起因却也是在南斯拉夫的一条街苍里一个人刺杀了另一个人。幻想容易，决断也容易，真正要把幻想和决断变为现实却是无比困难。这是要在自己生活的平地上堆积起理想的大山。我所面临的困难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我缺乏或者说根本没有写长卷作品的经验。迄今为止，我最长的作品就是《人生》，也不过十三万字，充其量是部篇幅较大的中型作品，即是这样一部作品的写作，我也感动如同陷入茫茫沼泽地而长时间不能自拔。如果是一部真正的长篇作品，甚至是长卷作品，我很难想象自己能否胜往这本属巨人完成工作。是的，我已经有一些所谓的“写作经验”，但体会最深的倒不是欢乐，而是巨大的艰难和痛苦，每一次走向写字台，就好像被绑赴刑场；每一部作品的完成都像害了一场大病。人是有惰性属性的动物，一旦过多地沉湎于温柔之乡，就会消弱重新投入风影的勇气和力量。要从眼前《人生》所造成的暖融融的气氛中，再一次踏进冰天雪地去进行一次看不见前途的远征，耳边就不时响起退堂的鼓声。

　　走向高山难，退回平地易。反过来说，就眼下的情况，要在文学界混一生也可以。新老同行中就能找到效仿的榜样。常有的现象是，某些人因某篇作品所谓“打响”了，就坐享其成，甚至吃一辈子。而某些人一辈子没写什么也照样在文学界或进而到政界去吃得有滋有味。可以不时乱七八糟写点东西，证明自己还是作家，即使越写越乏味，起码告诉人们我还活着。到了晚年，只要身体允许，大小文学或非文学活动都积极参加，再给青年作者的文章写点序或题个字，也就聊以自慰了。但是，对于一个作家，真正的不幸和痛苦也许莫过于此。我们常常看到的一种悲剧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以及追名逐利埋葬了多少富于创造力的生命。当然，有的人天性如此或对人生没有反省的能力或根本不具有这种悟性，那就另当别论了。动摇是允许的，重要的是最后能不能战胜自己。

　　退回去吗？不能！前进固然艰难，且代价惨重，而退回去舒服，却要吞咽人生的一剂致命的毒药。

　　还是那句属于自己的话：有时要对自己残酷一点。应该认识到，如果不能重新投入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你真正的生命也就将终结。

　　最后一条企图逃避的路被堵死了。

　　我想起了沙漠。我要到那里去走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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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沙漠——确切的说，对故乡毛乌素那里的大沙漠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或者说特殊的缘分。那是一块进行人生禅悟的净土。每当面临命运的重大抉择，尤其是面临生活和精神的严重危机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向毛乌素大沙漠。

　　无边的苍茫，天边的寂寥，如同踏上另外一个星球。嘈杂和纷乱的世俗生活消失了。冥冥之中，似闻天籁之声。此间，你会真正用大宇宙的角度来观照生命，观照人类的历史和现实。在这个孤寂而无声的世界里，你期望生活的场景会无比开阔。你体会生命的意义也更会深刻。你感动人是这样渺小，又感到人的不可思议的巨大。你可能在这里迷路，但你也会廓清许多人生的迷津。在这单纯的天地间，思维常常像洪水一样泛滥。而最终又可能在这泛滥的思潮中流变出某种生活或事业的蓝图，甚至能明了这蓝图实施中的难点易点以及它们的总体进程。这时候，你该自动走出沙漠的圣殿而回到纷扰的人间。你将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无所顾忌地去开拓生活的新疆界。现在，再一次身临其境，我的心情仍然过去一样激动。赤脚行走在空寂逶迤的沙漠之中，或者四肢大展仰卧于沙丘之上眼望高深莫测的天穹，对这神圣的大自然充满虔诚的感恩之情。尽管我多少次来过这里接受精神的沐浴，但此行意义非同往常。虽然一切想法都在心中确定无疑，可是这个“朝拜”仍然是神圣而必须进行的。

　　在这里，我才清楚地认识到我将要进行的其实是一次命运的“赌博”（也许这个词不恰当），而赌注则已是自己的青春抑或生命。尽管我不会让世俗观念最后操纵我的意志，但如果说我在其间没作任何世俗的考虑，那就是谎言。无疑，这部作品将耗时多年。这其间，我得在所谓的“文坛”上完全消失。我没有才能在这样一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还能像某些作家那样不断能制造出许多幕间小品以招引观念的注意，我恐怕连写一封信的兴趣都不再会有。如果将来作品有某种程度的收获，这还多少对抛洒的青春势血有个慰藉。如果整个地失败，那将意味着青春乃至生命的失败。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一段年华，它的流失应该换取最丰硕的果实——可是怎么可能保证这一点呢！你别无选择——这就是命运的题旨所在。正如一个农民春种夏耘。到头一场灾害颗粒无收，他也不会为此而将劳动永远束之高阁；他第二年仍然会心平气静去春种夏耘而不管秋天的收成如何。那么，就让人们忘记掉你吧，让人们说你已经才思枯竭。你要像消失在沙漠里一样从文学界消失，重返人民大众的生活，成为他们间最普通的一员。要忘掉你写过《人生》，忘掉你得过奖，忘掉荣誉，忘掉鲜花和红地毯。从今往后你仍然一无所有，就像七岁时赤手空拳离开父母离开故乡去寻找生存的道路。沙漠之行斩断了我的过去，引导我重新走向明天。当我告别沙漠的时候，精神获得了大解脱，大宁静，如同修行的教徒绝断红尘告别温暖的家园，开始餐风饮露一步一磕向心目中的圣地走去。沙漠中最后的“誓师”保障了今后六个年头无论多么艰难困苦，我都能矢志不移地坚持工作下去。

　　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

　　准备工作平静而紧张地展开。狂热的工作和纷繁的思考立刻变为日常生活。作品的框架已经确定：三部，六卷，一百万字。作品的时间跨度从一九七五年初到一九八五年初，为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人物可能要近百人左右。工程是庞大的。首先的问题是，用什么方式构造这座建筑物？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者说解决得不好，一切就可能白白地葬送，甚至永远也别想再走出自己所布下的“迷魂阵”。这个问题之所以最先就提出，是因为中国的文学形势此时已经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各种文学的新思潮席卷了全国。当时此类作品倒没有多少，但文学评论界几乎一窝蜂地用广告的方法扬起漫天黄尘从而笼罩了整个文学界。

　　说实话，对我国当代文学批评至今我仍然感动失望。我们常常看到，只要一个风潮到来，一大群批评家都拥挤着争先恐后顺风而跑。听不到抗争和辩认的声音。看不见反叛者。而当另一种风潮到来的时候，便会看见这群人作直角式的大转弯，折过头又向相反的方向涌去了。这可悲的现象引导和诱惑了创作的朝秦暮楚。同时，中国文学界经久不衰且时有发展的山头主义又加骤了问题的严重性。直言不讳地说，这种或左或右的文学风潮所产生的某些“著名理论”或“著名作品”其实名不副实，很难令人信服。

　　在中国这种一贯的文学环境中，独立的文学品格自然要经受重大考验。在非甲必乙的格局中，你偏是丙或丁，你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之所以还能够坚持，是因为你的写作干脆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而直接面对读者。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系。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

　　那么，在当前各种文学思潮文派日新月异风起云涌的背景下，是否还能用类似《人生》式的已被宣布为过时的创作手法完成这样作品呢？而想想看，这部作品将费时多年，那时说不定我国文学形式已进入“火箭时代”，你却还用一辆本世纪以前的旧车运行，那大概是十分滑稽的。

　　但理知却清醒地提出警告：不能轻易地被一种文学风潮席卷而去。实际上，我并不排斥现代派作品。我十分留心阅读和思考现实主义以外的各种流派。其间许多大师的作品我十分崇敬。我的精神常如火如荼地沉浸于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开始直至欧美及伟大的拉丁美洲当代文学之中，他们都极其深刻地影响了我。当然，我承认，眼下，也许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斯汤达、曹雪芹等现实主义大师对我的影响要更深一些。我要表明的是，我当时并非不可以用不同于《人生》式的现实主义手法结构这部作品，而是我对这些问题和许多人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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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个人的感觉，当时我国出现的为数并不是很多的新潮流作品，大都处于直接借鉴甚至刻意模仿西方现代派作品的水平，显然谈不到成熟，更谈不到标新立异。当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这些作品的出现本身意义十分重大，这是毋容置疑的。我不同意那些感情用事的人对这类作品的不负责任的攻击。从中国和世界文学史的角度观察，文学形式的变革和人类生活自身的变革一样，是经常的，不可避免的。即使某些实验的失败，也无可非议。

　　问题在于文艺理论界批评界过分夸大了当时中国此类作品的实际成绩，进而走向极端，开始贬低甚至排斥其它文学表现样式。从宏观的思想角度检讨这种病态现象，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和不久前“四人帮”的文艺特殊同归，必然会造成一种新的萧瑟。从读者已渐渐开始淡漠甚至远离这些高深理论和玄奥作品的态度，就应该引起我们郑重思考。

　　在我看来，任何一种新文学流派和样式的产生，根本不可能脱离特定的人文历史和社会环境。为什么一路新文学现象只在某一历史阶段的某个民族或语种发生，此如当代文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为什么产生于拉美而不是欧亚就能说明问题。一种新文学现象的发生绝非想当然的产物。真正的文学新现象就是一种创造。当然可以在借鉴的基础上创造，但不是照猫画虎式的临幕和改头换面的般弄，否则，就很可能是“南橘北移”。因此，对我国刚刚兴起的新文沉思潮，理论批评首行有责任分清什么是创造，什么是模仿甚至是变相照抄，然后才可能估价其真正的成绩。当我们以为是一颗原子弹问世的时候，其实许多年前早就存在于世了；甚至几百年前中国的古人已经做得比我们还好；那么为此而发出的惊叹就太虚张声势了。一九八七年访问德国（西）的时候，我曾和一些国外的作家讨论到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并且取得了共识。我的观点是，只有在我们民族伟大历史文化的土壤上产生出真正具有我们自己特性的新文学成果，并让全世界感动耳目一新的时候，我们的现代表现形式的作品也许才会趋向成熟。正如拉丁美洲当代大师们所做的那样。他们当年也受欧美作家的影响（比如福克纳对马尔克斯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一直跟踪而行，反过来重新立足于本土的历史文化，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真正属于自己民族的创造性文学成果，从而才又赢得了欧美文学的尊敬。如果一味地模仿别人，崇尚别人，轻视甚至藐视自己民族传大深厚的历史文化，这种生吞活剥的“引进”注定没有前途。我们需要借鉴一切优秀的域外文学以更好地发展我们民族的新文学，但不必把“洋东西”变成吓唬我们自己的武器。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当代西方许多新的文化思潮，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启发和影响，甚至已经渗透到他们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而我们何以要数典忘祖轻溥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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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当时所谓的“现实主义过时论”，更值得商榷。也许现实主义可能有一天会“过时”，但在现有的历史范畴和以后相当长的时代里，现实主义仍然会有蓬勃的生命力。生活和艺术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而不在于某种存在偏见的理论妄下断语。即使有一天现实主义真的“过时”，更传大的“主义”君临我们的头顶，现实主义作为一定历史范畴的文学现象，它的辉煌也是永远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认真考察一下，现实主义在我国当代文学中是不是已经发展到类似十九世纪俄国和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在反映我国当代社会主生活乃至我们必须重新寻找新的前进途径？实际上，现实主义文学在那样伟大的程度，以致我们不间断的五千年文明史方面，都还没有令人十分信服的表现。虽然现实主义一直号称是我们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和新近兴起的现代主义一样处于发展阶段，根本没有成熟到可以不再需要的地步。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决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而主要应该是一种精神。从这样的高度纵观我们的当代文学，就不难看出，许多用所谓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品，实际上和文学要求的现实主义精神大相径庭。几十年的作品我们不必一一指出，仅就“大跃进”前后乃至文革十年中的作品就足以说明问题。许多标榜“现实主义”的文学，实际上对现实生活作了根本性的歪曲。这种虚假的“现实主义”其实应该归属“荒诞派”文学，怎么可以说这就是现这主义文化呢？而这种假冒现实主义一直侵害着我们的文学，其根系至今仍未绝断。文革以后，具备现实主义品格的作品逐渐出现了一些，但根本谈不到总体意义上的成熟，更没有多少容量巨大的作品。尤其是初期一些轰动社会的作品，虽然力图真实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面貌，可是仍然存在简单化的倾向。比如，照旧把人分成好人坏人两类——只是将过去“四人帮”作品里的好坏人作了倒置。是的，好人坏人总算接近生活中的实际“标准”，但和真正现实主义要求对人和人与人关系的深刻揭示相去甚远。此外，考察一种文学现象是否“过时”，目光应该投向读者大众。一般情况下，读者仍然接受和欢迎的东西，就说明它有理由继续存在。当然，我国的读者层次比较复杂。这就更有必要以多种文学形式满足社会的需要，何况大多数读者群更容易接受这种文样式。“现代派”作品的读者群小，这在当前的中国是事实；这种文学样式应该存在和发展，这也毋容置疑；只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负责任地弃大多数读者于不顾，只满足少数人。更重要的是，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甚至可以满足各个层面的读者，而新潮作品至少在目前的中国还做不到这一点。至于一定要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现代派创作方法之间分出优劣高下，实际是一种批评的荒唐。从根本上说，任何手法都可能写出高水平的作品，也可能写出低下的作品。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创作，而在于作家如何克服思想和艺术的平庸。一个成熟的作家永远不会“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他们用任何手法都可能写出杰出的篇章。当我反复阅读哥伦比亚当代伟大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著名的《百年孤独》的时候，紧接着便又读到了他用纯粹古典式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写成的新作《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是对我们最好的启发。

　　以上所有的一切都回答了我在结构《平凡的世界》最初所遇到的难题——即用什么方式来构建这部作品。

　　我决定要用现实主义手法结构这部规模庞大的作品。当然，我要在前面大师门的伟大实践和我自己已有的那点微不足道的经验的基础上，力图有现代意义的表现——现实主义照样有广阔的革新前景。我已经认识到，对于这样一部费时数年，甚至可能耗尽我一生主要精力的作品，绝不能盲目而任性，如果这是一个小篇幅的作品，我不妨试看赶赶时髦，失败了往废纸篓里一扔了事。而这样一部以青春和生命作抵押的作品，是不能用“实险”的态度投入的，它必须在自己认为是较可靠的、能够把握的条件下进行。老实说，我不敢奢望这部作品的成功，但我也“失败不起”。这就是我之所以决定用现实主义方法结构这部作品的基本心理动机和另一个方面。

　　我同时意识到，这种冥顽而不识时务的态度，只能在中国当前的文学运动中陷入孤立境地。但我对此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孤立有时候不会让人变得软弱，甚至可以使人的精神更强大，更振奋。毫无疑问，这又是一次挑战。是个人向群体挑战。而这种挑战的意识实际上一直贯穿于我的整个创作活动中，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是这样，《在困难的日子里》也是这样。尤其是《人生》，完全是在一种十分清醒的状态下的挑战。

　　在大学里时，我除过在欧洲文学史、俄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指导下较系统地阅读中外各个历史时期的名著外，就是钻进阅览室，将中国建国以来的几乎全部重要文学杂志，从创刊号一直翻阅到文革开始后的终刊号，阅读完这些杂志，实际上也就等于检阅了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主要成就及其代表性作品。我印明很强烈的是，这些作品中的人很少例外地被分成好坏两种。而将这种印象交叉地和我同时阅读的中外名著作一比较，我便对我国当代文学这一现象感动非常的不满足，当然出就对自己当时的那些儿童涂鸦式的作品不满足了。‘四人帮’时代结束后，尽管中国文学摆脱了禁锢，许多作品勇敢地揭示社会问题并在读者群众中引起巨大反响，但仍然没有对这一重要问题作根本性的检讨。因此，我想对整个这一文学现象作一次挑战性尝试，于是便有写《人生》这一作品的动机。我要给文学界、批评界，给习惯于看好人与坏人或大团圆故事的读者提供一个新的形象，一个急忙分不清是“好人坏人”的人，对于高加林这一形象后来在文学界和社会上所引起的广泛争论，我写作时就想到了—…这也正是我要达到的目的。

　　既然我一直不畏惧迎风而立，那么，我又将面对的孤立或者说将要进行的挑战，就应当视为正常，而不必患得患失，忧心忡忡。应该认识到，任可独立的创造性工作就是一种挑战，不仅对令人，也对古人，那么，在这一豪迈的进程中，就应该敢于建立起一种“无榜样”的意识——这和妄自尊大毫不相干。

　　“无榜样意识”正是建立在有许多榜样的前提下。也许每一代作家的使命就是超越前人（不管最后能否达到），但首先起码应该知道前人已经创造了多么伟大的结果。任何狂妄的文人，只要他站在图书馆的书架面前，置身于书的海洋之中，就知道自己有多么渺小和可笑。

　　对于作家来说，读书如同蚕吃桑叶，是一种自身的需要。蚕活到老吃到老，直至能口吐丝线织出茧来；作家也要活到老学到老，以使自己也能将吃下的桑叶变成茧。

　　在《平凡的世界》进入具体的准备工作后，首先是一个大量读书过程。有些书是重读，有些书是新读。有的细读，有的粗读。大部分是长篇小说，尤其是尽量阅读、研究、分析古今中外的长卷作品。其间我曾列了一个近百部的长篇小说阅读计划，后来完成了十之八九。同时也读其它杂书，理论、政治、哲学、经济、历史和宗教著作等等。另外，还找一些专门著作，农业、商业、工业、科技以及大量搜罗许多知识性小册子，诸如养鱼、养蜂、施肥、税务、财务、气象、历法、造林、土壤改造、风俗、民俗、UFO（不明飞行物）等等。那时间，房子里到处都搁着书和资料，桌上，床头、茶几、窗台，甚至厕所，以便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随手都可以拿到读物。读书如果不是一种消遣，那是相当熬人的，就像长时间不间断地游泳，使人精疲力竭，有一种随时溺没的感觉。书读得越多，你就越感动眼前是数不清的崇山峻岭。在这些人类已建立起的宏传精神大厦面前，你只能“侧身西望长咨嗟”！在“咨嗟”之余，我开始试着把这些千姿百态的宏大建筑拆卸开来，努力从不同的角度体察大师们是如何巧费匠心把它们建造起来的。而且，不管是否有能力，我也敢勇气十足地对其中的某些著作“横挑鼻子竖挑眼”，去鉴赏它们的时候，也用我的审美眼光提出批判，包括对那些十分崇敬的作家。在这个时候，我基本上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我甚至有意“中止”了对眼前中国文学形势的关注，只知道出现了洪水一样的新名词，新概念，一片红火热闹景象。“文坛”开始对我淡漠了，我也对这个“坛”淡漠了。我只对自己要做的事充满宗教般的热情。“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只能如此。这也很好。

　　有我所有阅读的长篇长卷小说中，外国作品占了绝大部分。从现代小说意义来观察中国的古典长篇小说，在成就最高的《水浒》、《三国演义》、《金瓶梅》和《红楼梦》四部书中，《红楼梦》当然是峰巅，它可以和世界长篇小说史上任何大师的作品比美。在现当代中国的长扁小说中，除过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我比较重视柳青的《创业史》。他是我的同乡，而且在世时曾经直接教导过我。《创业史》虽有某些方面的局限性，但无疑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具有独特的位置。这次，我在中国的长卷作品中重点研读《红楼梦》和《创业史》。这是我第三次阅读《红楼梦》，第七次阅读《创业史》。

　　无论是汗流浃背的夏天，还是瑟瑟发抖的寒冬，白天黑夜泡在书中，精神状态完全变成一个准备高考的高中生，或者成了一个纯粹的“书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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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写《平凡的世界》而进行的这次专门的读书活动进行到差不多甚至使人受不了的情况下，就立刻按计划转入另一项“基础工程”——准备作品的背景材料。

　　根据初步设计，这部书的内容将涉及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

　　这十年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期，其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历史性事件；而这些事件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这部企图用某种程序的编年史方式结构的作品不可能回避它们。当然，我不会用政治家的眼光审视这些历史事件。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性事件的态度；看似作者的态度，其实基本应该是哪个历史条件下人物的态度；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克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但是，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对不可能“中立”，他必须做出哲学判断（即使不准确），并要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人性。正如传大的列夫·托尔斯泰所说：“在任何艺术作品中，作者对于生活所持的态度以及在作品中反映作者生活态度的种种描写，对于读者来说是至为重要、极有价值、最有说服力的……艺术作品的完整性不在于构思的统一，不在于对人物的雕琢，以及其它等等，而在于作者本人的明确和坚定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渗透整个作品。有时，作家甚至基本可以对形式不作加工润色，如果他的生活态度在作品中得到明确、鲜明、一贯的反映，那么作品的目的就达到了。”（契尔特科夫笔录，一八九四年）。

　　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应该完全掌握这十年间中国（甚至还有世界——因为中国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世界的一员）究竟发生过什么。不仅是宏观的了解，还应该有微观的了解。因为庞大的中国各地大有差异，当时的同一政策可能有各种做法和表现。这十年间间发生的事大体上我们都经历过，也一般地了解，但要进入作品的描绘就远远不够了。生活可以故事化，但历史不能编造，不能有半点似是而非的东西。只有彻底弄清了社会历史背景，才有可能在艺术中准确描绘这些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形态。

　　较为可靠的方式是查阅这十年间的报纸——逐日逐月逐年地查。报纸不仅记载于国内外第一天发生的重大事件，而且还有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性反映。

　　于是，我找来了这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一种省报，一种地区报和《参考消息》的全部合计本。

　　房间里顿时堆起了一座又一座“山”。

　　我没明没黑开始了这件枯燥而必需的工作，一页一页翻看，并随手在笔记本上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的大事和一些认为“有用”的东西。工作量太巨大，中间几乎成了一种奴隶般的机械性劳动。眼角糊着眼屎，手指头被纸张靡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只好改用手的后掌（那里肉厚一些）继续翻阅。用了几个月时间，才把这件恼的人工作做完。以后证明，这件事十分重要，它给我的写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任何时候，我都能很快查找到某日某月世界、中国、一人省、一个地区（地区又直接反映了当时基层各方面的情况）发生了什么。在查阅报纸的同时，我还想得到许多当时的文件和其它至关重要的材料（最初的结构中曾设计将一两个国家中枢领导人作为作品的重要人物）。我当然无法查阅国家一级甚至省一级的档案材料，只能在地区和县一级利用熟人关系抄录了一些有限的东西，在极大的遗憾中稍许得到一点补充，但迫使我基本上放弃了作为人物来描写国家中枢领导人的打算。

　　一年多的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但是，似乎离进入具体写作还很遥远。所有的文学活动和其它方面的社会活动都基本上不再参与，生活外于封闭状态。全国各地文学杂志的笔会时有邀请，一律婉言谢绝。对于一些笔会活动，即使没胡这部书的制约，我也并不热心。我基本上和外地的作家没有深交。一些半生不熟的人凑到一块，还得应酬，这是我所不善长的。我很佩服文艺界那些“见面熟”的人，似乎一见面就是老朋友。我做不到这一点。在别人抢着表演的场所，我宁愿做一个沉默的观众。

　　到此时，我感动室内的工作暂时可以告一段落，应该进入另一个更大规模的“基础工程”——到实际生活中去，即所谓“深入生活”。

　　关于深入生活的问题，与“政治和艺术的关系”一样，一直是我国文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一点使我很难理解。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艰深的理论问题值得百谈不厌。生活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就如同人和食物的关系一样。至于每个作家如何占有生活，这倒大可不必整齐一律。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感受生活的方式；而且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同一作家体验生活的方式也会改变。比如，柳青如果活着，他要表现八十年代初中国农村开始的“生产责任制”，他完全蹲在皇甫村一个地方就远近不够了，因为其它地方的生产责任制就可能和皇甫村所进行的不尽相同，甚至差异很大。

　　是的，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中国大转型期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社会形态、生活形态、思想形态千姿百态且又交叉惨透，形成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复杂的局面。而要全景式反映当代生活，“蹲”在一个地方就不可能达到目的。必须纵横交织地去全面体察生活。

　　我提着一个装满书籍资料的大箱子开始在生活中奔波。一切方面的生活都感兴趣。乡村城填、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国营、集体、个体；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老百姓；只要能触及的，就竭力去触及。有些生活是过去熟悉的，但为了更确切体察，再一次深入进去——我将此总结为“重新到位”。有些生活是过去不熟悉的，就加陪努力，争取短时间内熟悉。对于生活中现成的故事倒不十分感兴趣，因为故事我自己可以编——作家主要的才能之一就是编故事。而对一切常识性的、技术性的东西且不敢有丝毫马虎，一枝一叶都要考察清楚，脑子没有把握记住的，就详细笔记下来。比如详细记录作品涉及到的特定地域环境中的所有农作物和野生植物；从播种出土到结籽收获的全过程；当什么植物开花的时候，另外的植物又处于什么状态；这种作物播种的时候，另一种植物已经长成什么样子；全境内新有家养和野生的飞禽走兽；民风民情民俗；婚嫁丧事；等等。在占有具体生活方面，我是十分贪婪的。我知道占有的生活越充分，表现生活就越自信，自由度也就会越大。作为一幕大剧的导演，不仅要在舞台上调度众多的演员，而且要看清全局中每一个末端小节，甚至背景上的一棵草一朵小花也应力求完美准确地统一在整体之中。春夏秋冬，时序变换，积累在增加，手中的一个箱子变成了两个箱子。奔波到精疲力竭时，回到某个招待所或宾馆休整几天，恢复了体力，再出去奔波。走出这辆车，又上另一辆车；这一天在农村的饲养室，另一天在渡口的茅草棚；这一夜无铺盖和衣躺着睡，另一夜缎被毛毯还有热水澡。无论条件艰苦还是舒适，反正都一样，因为愉快和烦恼全在于实际工作收获大小。时光在流逝，奔波在继续，像一个孤独的流浪汉在鄂尔多斯地台无边的荒原上飘泊。

　　在这无穷的奔波中，我也欣喜地看见，未来作品中某些人物的轮郭已经渐渐出现在生活广阔的地平线了。

　　这部作品的结构先是从人物开始的，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到一个群体。然后是人与人，家庭与家庭，群体与群体的纵横交叉，以最终织成一张人物的大网。在读者的视野中，人物动动的河流将主要有三条，即分别以孙少安孙少平为中心的两条“近景”上的主流和以田福军为中心的一条“远景”上的主流。这三条河流都有各自的河床，但不时分别混合在一起流动。而孙少平的这条河流在三条河流中将处于最中心的位置——当然，在开始的时候，读者未见得能感觉到这一点。

　　人物头绪显然十分纷乱。

　　但是，我知道，只要主要的人物能够在生活和情节的流转中一直处于强有力地的运动状态，就会带动其它的群体一起运动，只要一个群体强有力运动，另外两个群体就不会停滞不前。这应该是三个互相咬接在一起的齿轮，只要驱动其中的一个，另外的齿轮就会跟着转动。

　　对于作者来说，所有的一切又都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整个生活就是河床，作品将向四面八方漫流——尽管它的源头只是黄土高原一个叫双不村的小山庄。

　　从我国当代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结构看，大都采用封闭式的结构，因此作品对社会生活的概括和描述都受到相当大的约束。某些点不敢连接为线，而一些线又不敢作广大的延伸。其实，现实主义作品的结构，尤其是大规模的作品，完全可能作开放式结构而未必就“散架”。问题在于结构的中心点或主线应具有强大的“磁场”效应。从某种意义上，现实主义长扁小说就是结构的艺术，它要求作家的魄力、想象力和洞察力；要求作家既敢恣意汪洋又能绵针密线，以使作品最终借助一砖一瓦而造成磅礴之势。

　　真正有功力的长篇小说不依赖情节取胜。惊心动魄的情节未必能写成惊心动魄的小说。作家最大的才智应是能够在日常细碎的生活中演绎出让人心灵震颤的巨大内容。而这种才智不仅要建立在对生活极其稔熟的基础上，还应建立在对这些生活深刻洞察和透彻理解的基础上。我一再说过，故事可以编，但生活不可以编；编选的故事再生动也很难动人，而生活的真情实感哪怕未成曲调也会使人心醉神迷。

　　这样说，并不是不重视情节。生活本身就是由各种“情节”组成的。长篇小说情节的择取应该是十分挑剔的。只有具备下面的条件才可以考虑，即：是否能起到像攀墙藤一样提起一根带起一片的作用。一个重大的情节（事件）就应该给作者造成一种契机，使其能够在其间对生活作广阔的描绘和深入的揭示，最后使读者对情节（故事）本身的兴趣远远没有对揭示的生活内容更具吸引力，这时候，情节（故事）才是真正重要的了，如果最后读者仅仅记住一个故事情节而没有更多的收获，那作品就会流于我们能党所说的肤浅。

　　阅读研究了许多扁长卷小说，基本搞清了作品所涉及的十年的背景材料，汇集和补充了各个方面的生活素材。自然就完全陷入了构思的泥淖之中。在此之前，有些人物，有些篇章早已开始在涌动，不过，那是十分散乱的。尔后，这就是一个在各种层面上不断组合、排列、交叉的过程；一个不断否定、不断刷新、不断演变的过程。

　　所有的一切都还远远地不能构合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整体。需要一些出神入化的灵感。

　　苦思冥想。为无能而痛不欲生。

　　瞧。许多呼之欲出的人物在急迫地等待你安排场次以便登台表演。所有要进入作品河流的人物，哪怕是一个极次要的人物，你也不能轻视忽略，而要全神贯注，挟带着包括枯枝败叶在内的总容量流向终点。终点！我构思的习惯常常是先以终点开始而不管起点，每个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他（她）们的终点都分别在什么地方呢？如果确定不了终点，就很难寻找他（她）们的起点，而全书的整个运行过程中，你也将很难把握他（她）们内在的流向。当然，预先设计的终点最后不会全部实现，人物运动的总轨迹会不断校正自己的最终归宿；也有一些人物的终点不可能在书的结尾部分，在某些段落中就应该终结其存在。

　　毫无疑问，终点绝不仅仅是情节和人物意义上的，更重要的是它也是全书的题旨所在，在这个“终点”上，人物、情节、题旨是统一在一起的。为什么要在这里结束，绝不仅仅是因为故事到这里正好讲完了。即是最“漫不经心”的意识流小说家，在戛然而止的地方也是煞费心机的。

　　找到了“终点”以后，那么，无论从逆时针方向还是从顺时针方向，就都有可能对各个纵横交错的渠渠道道进行梳理；因为这时候，你已经大约知道这张大网上的所有曲里拐弯的线索分别最终会挽结在什么地方。这时候，你甚至还可以放心地心情地把这些线索抖弄得便“乱”一些，以致将读者引入“八卦”之阵，使其读不到最后就无法判断人物和事物的命运。如果有这样的大布局，再有可能处处设置沟壑渠道，那么，读者就很难大跨度地跳跃到书的全书结局部分。绝不能有广大的平坦让读者长驱直入。必须让我们不得不在每一个曲里拐弯来停下来细心阅览方可通过。

　　这些沟壑渠道曲里拐弯处就可能是作品断章断卷的地方。整体的衔接难，但要把整体断成许多“碎块”也许更难——因为这种所谓的“断开”正是为了更好地衔接。这是艺术结构机制中的辩证法。为了寻找总的“终点”和各种不同的“终点”，为了设置各种渠渠沟沟坎坎，为了整体的衔接，为了更好地衔接而不断“断开”……脑子常常是一团乱麻纠缠在一起。走路、吃饭、大小便，甚至在梦中，你都会迷失在某种纷乱的思绪中。有时候，某处“渠道”被你导向了死角，怎么也寻找不到出路，简直让人死去活来，某个时候，突然出现了转机，你额头撞在路边的电线杆上也觉不得疼。你生活的现实世界实为虚幻，而那个虚幻的世界却成了真实的。一大群从思维的地平线渐渐走近了你，成为活生生的存在。从此以后，你将生活在你所组建的这个世界里，和他们一起哭，一起笑。你是他们的主宰，也将是他们的奴隶。

　　　　　　　　　　　　　　　　　　15

　　现在，动笔之前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从什么地方开头呢？

　　真是奇妙！最后一个问题竟然是关于“开头”。

　　万事开头难，写作亦如此。这是交响乐的第一组音符，它将决定整个旋律的展开。长卷作品所谓的“开头”，照我的理解，主要是解决人物“出卖”的问题。在我阅读过的长篇作品中，有的很高明，有的很笨拙。最差劲的是那种“介绍”式的出场方法。人物被作者被动地介绍给读者。这种介绍是简历性的，抽象的，作者像一堵墙横在读者与人物之间，变为纯粹的“报幕员”，而且介绍一个人物的时候，其它人物都被搁置起来。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得由作者交待。等读者看完这些冗长的人物简历表，也就厌烦了。实际上，所有高明的“出场”都应该在情节的运动之中。读者一开始就应该进入“剧情”，人物的“亮相”和人物关系的交织应该是自然的，似乎不是专意安排的，读者在艺术欣赏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接受了这一切。作者一开始就应该躲在人物的背后，躲在舞台的幕后，让人物一无遮拦地直接走向读者，和他们融为一体。

　　但是，在一部将有近百个人物的长卷中，所有的人物是应该尽可能早地出现呢？还是要将某些人物的出场压在后面？我的导师柳青似乎说过，人物应该慢慢出场。但我有不完全相同的看法。比如《创业史》里和孙水嘴（孙志明）同样重要的人物杨油嘴（杨加喜）第二部才第一次露面，显然没有足够的“长度”来完成这个人物。与此相联系的问题，如此重要的角以，在第一部蝓蟆滩风起云涌的社会生活中，此人干什么去了？这个人物的出现过于唐突。

　　在我看来，在长卷作品中，所有的人物应该尽可能早地出场，以便有足够的长度完成他们。尤其是一些次要人物，如果早一点出现，你随时都可以东鳞西爪地表现他们，尽管在每个局部他们仅仅都能只闪现一下，到全书结束，他们就可能成为丰富而完整的形象。除过一些主要的角色，大部分人物都是靠点点滴滴的描写来完成的。让他们早点出现，就可能多一些丰满。怎样在尽可能少的篇幅中使尽可能多的人物出场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必须找到一种情节的契机。

　　我为此整整苦恼了一个冬天，在全书的构思完成之后，从哪里切入是十分困难的。某一天半夜，我突然在床上想到了一个办法，激动得浑身直打哆嗦。我拉亮灯，只在床头边的纸上写了三个字：老鼠药。后来，我就是利用王满银贩老鼠药的事件解决了这一难题。解决得并不是很好，但总算解决了。我把这个事件向前后分别延伸了一点，大约用了七万字的篇幅，使全部主要的人物和全书近百个人物中的七十多个人物都出现在读者面前。更重要的是，我基本避免了简历式地介绍人物，达到了让人物在运动中出现的目的，并且实初步交叉起人物与人物的冲突关系。这是一种巨大的优势，它能使我尽快自由而大规模地展开或交织矛盾，进入表现阶段，不必了为介绍某一个新出现的人物而随时中断整个情节的进程。

　　迄今为止，我大约觉得，写作之前的一些重大准备工作基本有了眉目。不是说一切都完备了。永远没有完备的时候。现在所有的工作，只有给未来的作品搞起一个框架，准备了一些建筑材料而已。旦进入写作，一旦人物真正活动起来，这个框架就可能有大变动，大突破，一些材料可能完全失去作用，而久缺的部分将不知要有多少。绝大部分问题要等进入写作才能暴露出来。需要一边写作，一边调整、变动、补充。

　　不知不觉已经快三年了。真正的小说还没写一个字，已经把人折腾得半死不活。想想即将要开始的正式写作，叫人不寒而粟。现在要利用这点空隙让脑子歇一歇，凉一凉。多吃一点有营养的东西。我知道，要是忙起来，常常会顾不上吃饭或胡凑合着吃（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时候，是足球运动员开赛前的几分钟，是战壕里的士兵等待冲锋的号声。按捺不住的激动。难以控制的紧张。

　　不管怎样，总得装着轻松几天。

　　接下来，怀着告别的心情，专意参加了两次较欢愉的社会活动，尤其是组织了一次所谓长篇小说促进会，几十号人马周游了陕北，玩得十分痛苦。可是，其间一想到不久就要面临的工作，不免又心事重重，有一种争不可待投入灾难的冲动。在整个准备阶段中，有许多朋友帮过我的忙。有些是自动乐意帮的，有些是“强迫”他们帮的。记得为了弄清农村责任农村责任制初期阶段的一些非常具体的情况，我曾把两个当过公社领导的老同学关在旅馆的一间房子里谈了一天一夜，累得他们中间不时拉起鼾声。

　　我得要专门谈谈我的弟弟王天乐。在很大的程度上，如果没有他，我就很难顺利完成《平凡的世界》。他像卫士一样为我挡开了许多可怕的扰乱。从十几岁开始，我就作为一个庞大家庭的主事人，百事缠身，担负着沉重的责任。此刻天乐已自动从我手里接过了这些负担。为我专心写作开辟了一个相对的空间。另外，他一直在农村生活到近二岁十岁。经历了那个天地的无比丰富的生活，因此能够给我提供许多十分重大的情节线索；所有我来不及或不能完满解决的问题，他都帮助我解决了。在集中梳理全书情节的过程中，我们曾共同度过许多紧张而激奋的日子；常常几天几夜不睡觉，沉浸在工作之中，即是他生病发高烧也没有中断。尤其是他当过五年煤矿工人，对这个我最薄弱的生活环境提供了特别具体的素材。实际上，《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等于是直接取材于他本人的经历。在以后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我由于隐入很深，对于处理写作以外的事已经失去智慧，都由他帮我料理。直至全书完结，我的精神疲惫不堪，以致达到失常的程度，智力似乎像几岁的孩子，连马路都得思考半天才能决定怎样过。全赁天乐帮助我渡过了这些严重的阶段。的确，书完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离开他几乎不能独立生活，经常是个白痴或没世面的小孩一样紧跟在他后边。我看见，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比我聪敏。我常暗自噙着泪水，一再问自己：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搞成了这个样子？

　　有关我和弟弟天乐的故事，那是需要一本专门的书才能写完的。眼下，当我正在相对悠闲的日子里瞎转悠的时候，天乐正忙着“查看阵地”，帮我寻找进入写作的一个较为合适的地方。

　　我决定到一个偏僻的煤矿去开始第一部初稿的写作。

　　这个考虑基于以下两点：一、尽管我已间接地占有了许多煤矿的素材，但对这个环境的直接感受远远没有其它生活领域丰富。按全书的构思，一直到第三部才涉及到煤矿。也就是说，大约在两年之后才写煤矿的生活。但我知道，进入写作后，我再很难中断案头工作去补充煤矿的生活。那么，我首先进入矿区写第一部，置身于第三部的生活场景，随时都可以直接感受到那里的气息，总能得到一些弥补。二、写这部书我已抱定吃苦牺牲的精神，一开始就到一个舒适的环境去工作不符合我的心意，煤矿生活条件差一些，艰苦一些，这和我精神上的要求是一致。我既然要拼命完成此生的一村桩宿愿，起先应该投身于艰苦之中。实行如此繁难的使命，不能对自己有丝毫的怜悯之心。要排斥舒适，要斩断温柔，只有在暴风雨中才可能经毫迈的飞翔；只有用滴血的手指才有可能弹拨出绝中央委员。为了方便工作，我在铜川矿务局兼了个宣传的副部长。很对不起这个职务。几年里，我只去过宣传部一次，“上下级”是谁都不清楚。我兼此职，完是为了到下面的矿上有个较长期的落脚地方，“名正言顺。地得到一些起码的方例条件。

　　正是秋风萧瑟的时候，我带头两大箱资料和书籍，带头最主要的“干粮”——十几条香烟和两罐“雀巢”咖啡，告别了西安，直接走到我的工作地——陈家山煤矿。

　　我来之前，矿上已在离矿区不很远的矿医院为我找好了地方。那是一间用小会议室改成的工作间，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小柜，还有一些无用的塑料沙发。

　　陈家山是我弟弟为我选的地方。这是铜川矿务局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煤矿，也面设施也相当有。最重要的是，这里有我弟弟的两个妻哥，如我有什么事，他们随时都可以帮助我。

　　亲戚们都十分热心厚道。他们先陪我在周围的山转了一圈。四野的风光十分美丽。山岩雄伟，林木茂盛，人称“旱江南”。此时正值“霜叶红于二月花”之时，满山红黄绿相间，一片五彩班斓。亲戚们为了让我玩好，气氛十分热烈。但我的心在狂跳，想急迫地投入工作，根本无心观赏大自然如画的风光。从山上回来，随手折了几枝红叶，插在办公桌对面的沙发缝隙里，心情在一片温暖的红色中颤粟着。铺好床，日用东西在小柜中各就其位；十几本我认为最传大的经典著作摆在旁边——这些书尽管我已经读过多遍，此间不会再读，但我要经常看到这些人类所建造的辉煌金字塔，以随时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随后，我在带来的十几本稿纸中抽出一本在桌面上铺工，坐下来。心绪无比的复杂。我知道接下来就该进入茫茫的沼泽地了。但是，一刹那间，心中竟充满了某种幸福感。是的，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已经奔波了两三年，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现在，终于走上了搏斗的拳击台。

　　是的，拳击台。对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18

　　开头。这是真正的开头。写什么？怎么写？第一章，第一自然段，第一句话，第一个字，一切都是神圣的，似乎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令以令以选择，令人战战兢兢。

　　实际上，它也是真正重要的是，它将奠定全书的倒述基调和语音节奏。它将限制你，也将为你铺展道路。

　　一切诗情都尽量调动起来，以便一开始就能创造奇迹，词汇象雨点般落在纸上。可是一页未完，就觉得满篇都是张牙舞爪。

　　立刻撕掉重来。新换了一副哲学家的面孔。似乎令人震惊。但一页未完，却以感动可笑和蹩脚。眼看一天已经完结，除过纸篓撕下一堆废纸，仍然是一片空白。真想抱头痛哭一场。你是这样地无能，竟然连头都开不了，还准备定一部多卷体的长篇小说呢！

　　晚是上躺在孤寂的黑暗中，大睁着眼睛，开始真正怀疑自己是不是能胜任如此巨大的工作。

　　完全可能有自不量力！你是谁？你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写了一点作品的普通作家，怎么敢妄图从事这种世大的事业？许多作家可能是明智的，一篇作品有了影响，就乘势写些力所能及的作品，以巩固自己的知名度，这也许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你却几年来一直热迷不悟，为实现一种少年时的狂想就敢做这件不切这际的事。少年时，人还梦想我当宇航员，到太空去知捉一上“外星人”，难道也可将如此荒唐的想付诸实施？你不成了当代的唐·吉诃德？

　　迷糊几个小时醒来，已是日上中天——说明天亮以后才睡着的。再一次坐在那片空白面前。强迫自己重新进入阵地。

　　反悔的情绪消失了。想想看，你已经为此而准备了近三年，绝不可能连一个字也不写就算完结；如果这样，那就是一个世界级的笑话。又一天结束了。除过又增加了一堆揉皱的为纸处，眼前仍然没有一个字。第三天重蹈覆辙。三天以后，竟然仍是一片空白。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开始在记谙不停地转圈圈走，走，走，像磨道的一头驴。

　　从高烧似的激烈一直走到满头热汗变为冰凉。

　　冰凉的汗水使燃烧的思索冷静了下来。

　　冷静在这种时候可以使人起死回生。

　　冷静地想一想，三天的失败主要在于思想太勇猛，以致一开始就想吼雷打闪。其实，这么大规模的作品，哪个高手在开头就大做文章？瞧瞧大师们，他们一开始的叙述是多么平静。只有平庸之辈才在开头就堆满华丽。记着列夫·托尔斯泰的话，艺术的打击力量应该放在后面。这应该是一个原则。为什么中国当代的许多长扁小说都是虎头蛇尾？道理应于此。这样看来，不仅开头要平静地进入，就是全书的总布局也应该按这个原则来。三部书，应该逐渐起伏，应该一浪高过一浪地前进。黑暗中似有一道光亮露出。

　　现在，平静地坐下来。

　　于是，顺利地开始了。

　　为了纪念这不同寻常的三天，将全书开头的第一自然段重录于后——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己快到凉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不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

　　　　　　　　　　　　　　　　　　19

　　工作的列车终于启动，并且开始缓慢而有节奏地向前运行。既然有能力走向前去，就应该不顾一切堆往前走。

　　第一个音符似乎按得不错。一切都很艰难，但还可以继续进行。写作前充分的准备工作立刻起到了作用。所用的材料和参考资料一开始就是十分巨大的。即使这些材料、资料、素材大都不会直接进入作品，但没有它们，就很难想象有具体的产品产生。把所有的资料都从箱子里拿出来，分类摆满桌面，只留够放下两条胳膊写东西的地方，桌面摆不下，有些次要的退在旁边的窗台上、柜头上。更次要一些的放在对面的沙发上。紧张的写作有时不能有半点停顿。不允许外来的干扰，也不允许自己干扰自己。需要什么，甚至不需要眼睛寻找，靠意识随手就可拉到面前，以便迅速得到利用。

　　五六天过后，已经开始初步建立起工作规律，掌握了每天大约的工作量和进度。墙上出现了一张表格，写着1到53的一组数字——第一部共五十三章，每写完一章，就划掉一个数字；每划掉一个数字，都要愣着看半天那张表格。这么一组数字意味着什么，自己心里很清楚。那是一片看不见边际的泥淖。每划掉一个数字，就证明自己又前进了一步。克制着不让自己遥望那个目的地；只要求扎实地迈出当天的一步，迈出第二天的一步。

　　无法形容的艰难。笔下出现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不仅要在这个具体的地方是适当的，还要考虑它在第一部是否适当；更远一点，在全书中是否适当。有时候眼下的痛快会给以后的工作带来无穷灾难，但又不能缩手缩脚。大胆前进，小心前进，在编织的每一天细线挽结每一个环扣的时候，都要看见整个那张大网。工作进展已经在量上表现了出来。这方面确定的第一个目标是突破十三万字。这是《人生》的字数，迄今为止自己最高的横杆。突破这个数字带有象征意义。在一个庞大繁荣的工程中，这种小小的情绪刺激具有非常重要作用。处于创作状态中的心理机制是极其复杂的，外人很难猜度。有些奇迹是一些奇特的原因造成的。

　　十三万字的数量终于突破。兴奋产生了庄严。庄严又使人趋于平静。这是一个小小的征服。接下来，脚步已经开始变得豪迈了一些。最少在表象上看，下一步将从自己写作史上的一个新的起点出发了。下一个数量上的目标是越过这一部的二分之一处。

　　这个目标再有几万字即可达到，但这是在创造新的记录。情绪为之而亢奋。写作整个地进入狂热状态。身体几乎不存在；生命似乎就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形式。日常生活变为机器人性质。

　　但是，没有比这一切更美好的了。

　　　　　　　　　　　　　　　　　　20

　　在狂热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主要的精神状态应该是什么？

　　那就是认定你在做一件对你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工作。甚至是做一件前无古人的工作。不论实质上是否如此，你就得这样来认为。你要感觉到人在创造，你在不同凡响地创造，你的创造是独一无二的；你应该为你的工作自豪，就是认为它伟大无比也未尝不可。这是不狂妄。只有这各“目中无人”的状态下，才可能解放自己的精神，释放自己的能量。应该敢于把触角延伸到别人没有到过的地方，敢于进入“无人区”并树起自己的标志。每一个思想巨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法认识这个世界，揭示这个世界的奥妙，为什么你不可以呢”你估且认为你已经发现了通往华山的另一条道路。

　　这样的时刻，所有你尊敬的作家都可以让他们安坐在远方历史为他们准备的“先圣词”中，让他们各自光芒四射地照耀大地。但照耀你的世界的光芒应该是你自己发出的。

　　把一切伟人和他们的写作方法、写作技巧都统统赶出房子。完全用自己的心灵写作。没有样板，所谓的样板都诞生于无样板中。当然，绝不可能长期保持这种“伟大感”。困难会接踵而来。你一时束手无策。你又感动自己是多么可笑和渺少。抬头望望桌边上那十几座金字塔，你感动你像儿童在河边的沙地上堆起了几个小土堆。有什么可以自鸣得意的？

　　难言的羞愧与窘迫。不会长期颓丧。因为你身处战场。

　　停下笔来，离开作品，想想其它的事。

　　这时候，来到眼前的常常是对过去生活的回忆。

　　童年。不堪回首。贫穷饥饿，且又有一颗敏感自尊的心。无法统一的矛盾，一生下来就面对的现实。记得经常在外面被家境好的孩子们打得鼻青眼肿撤退回家；回家后又被父母打骂一通，理由是为什么去招惹别人的打骂？三四岁你就看清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并且明白，你要活下去，就别想指靠别人，一切都得靠自己。因此，当七岁上父母养活不了一路讨饭把你送给别人，你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冷酷的现实。你独立地做人从这时候就开始了。

　　中学时期一月只能吃十几斤粗粮，整个童年吃过的好饭几乎能一顿不拉记起来。然后卷入狂热的文化大革命，碰得头破血流……而今，你坐在这里从事这样崇高的工作，如果没有一个大的收获，怎么对得起自己？

　　为什么此刻停顿下来？记着，你没有权利使自己停顿不前。你为自己立下了森严的法度，布下了天罗地网，你别指望逃脱。重新拿起笔。既失去了“传大感”也没有渺小感。变为一个纯粹的兢兢业业的工匠，仔细认真检查停顿下来的原因，穿不过去的原因。不断地调整思考的角度。大量在应用“逆向思维”。开始有了振奋人心的新思路，一潭死水再一次激荡起澎湃的涛声。精神随之便进入新的巨大。

　　每一次挫折中的崛起都会揭示你重温那个简单的真理：一次成功往往建立在无数次失败之中。想想看，面前的那些金字塔的建告者，哪一个不是历尽艰难挫折才完成了自己的杰作？从开始一直顺利到最后说不定是一种舒舒服服的失败。

　　伟大感与渺小感，一筹莫展与欣喜若狂，颓丧与振奋，这种种的矛盾心情交织贯穿整个写作过程中。这样的时候，你是作家，也是艺术形象；你塑造人物，你也陶铸自己；你有莎士比亚的特性，你也有他笔下的哈姆雷特的特性。

　　写作是艰苦的。与之相伴的是生活的艰苦。

　　一般地说来，我对生活条件从苛求。这和我的贫困的家庭出身有关，青少年时期如前所述，我几乎一直在饥饿中挣扎。因此，除过忌讳大肉（不是宗教原因）外，只要能填饱肚子就满足。写作紧张之时，常常会忘记吃饭，一天有一顿也就凑合了。但这里的生活却有些过分简单。不是不想让我吃好，这里的人们一直尽心操办，只是没有条件。深山之中，矿工家属有几万人。一遇秋雨冬雪，交通常常中断，据说有一年不得不给这里空投面粉。没有蔬菜，鸡蛋也没有，连点豆腐都难搞到。早晨我不吃饭，中午一般只有馒头米汤咸菜。晚上有时多吃点面条，有时和中午一模一样。这是矿医院，医生职工都回家吃饭，几乎没有几个住院的，伙食相当难搞。

　　如果不工作，这伙食也可以。只是我一天通常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种伙食无法弥补体力的消耗。河对面的矿区也许小卖部什么的，但我没有时间出去。

　　没有时间！连半个小时的时间都不敢耽搁。为了约束自己的意志，每天的任务都限制的很死，完不成就不上床休息。工作间实际上成了牢房，而且制定了严厉的“狱规”，决不可以违犯。每天中午吃完两个馒头一碗稀饭，就像丢下襁褓中的婴儿一样匆忙地赶回工作间。在准备当天工作的空挡，用电热杯烧开水冲一杯咖啡，立刻就坐下工作。晚上吃完饭，要带两个馒头回来，等凌晨工作完毕上床前，再烧一杯咖啡，吃下去这就不来是夜宵还是早点的两个冷馒头。

　　后来，晚饭后得多带一个馒头，原因是房音里增加了“客人”。不速之客是老鼠。煤矿的老鼠之多实在惊人。据说是矿工们经常乱扔吃剩的馒头，因此才招惹来如此多的老鼠。

　　经常光顾我房间的有两只老鼠。天知道它们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而且一开始就没把我放在眼里它们在地上乱跑，嬉闹追逐，发出欢快的“吱吱”声，简直视此地为它们“迪斯尼”乐园。它们甚至敢跑到我写字台对面的沙发上目不转睛盯着我工作。有时候，竟放肆地跳上我材料的窗台，在与我咫尺之间表演奔跑技巧。我手脑并用十分紧张之时，根本顾不上下逐客令，有时实在气急了，手里拿着笔和笔记本撵着追它们。它们当然立刻就会消失得无踪无影。我刚坐下，这该死的东西便又故伎重演。尤其是晚上，我一拉灭灯，这两人家伙就大闹起来，有几次居然上了床，在我的头边上跑来跑去。

　　没办法，只好叫医院几个职工，堵住门窗，终于消灭了一只。但是另一只仍然如期地来我这里作客。

　　我于是才“灵机一动”，干脆由黩武主义变为犬儒主义，每天晚上多拿一个馒头放在门后边供其享用。这样，老鼠晚上便不闹了。每天中午起床后，我先习惯性地向门背后投去一瞥：那里会一无例外地有一滩吃剩的馒头渣。

　　后来，我和这只老鼠一直和平共处到我离开这里。它并且成了这个孤独世界里我唯一的伙伴。直到现在，我还记着它蹲在我对面，怎样用一双明亮的小眼睛盯着我工作的神态。我感动内疚的是，我伙同别人打死了它的伙伴——那说不定是它的丈夫或妻子。越过第一部分二分之一处时，感动自己似乎征服了一个新的人生高度。对数字逐渐产生了一种不能克制的病态的迷恋。不时在旁边的纸上计算页码，计算字数，计算工作时，计算这些数字之间的数字，尽管这些数字用心算也是简单而一目了然的。只有自己明白，这每一个简单的数字意味着已经付出了什么代价或将要付出什么代价。每一个数字就是一座已翻越的大山或将要征服的大山。认真地演算这些算术的时候，就像一个迷信的古卜师和一个财迷心窃的生意人。这也是紧张写作过程中一种小小的自娱活动。

　　是的，紧张的思维和书写所造成的焦虑或欢快已经使精神进入某种谵妄状态。上厕所后，发现一只手拿着笔记本，一只手拿着笔；赶忙又一呼小跑回到工作间放下“武器”，再一路小跑重返厕所，惊动了这里的长期的住户——老鼠，则立刻又有一番大动乱，惊恐地立在便池旁反应不过来眼前发生了什么事，一直要五六分钟才能恢复正常。以后进厕所时，为了免受惊吓，就先用脚在厕所门上狠狠踹几下，以便让那些家伙提前“回避”。

　　白天，矿医院的院子里正的高基建，各种机器人声嘈杂成一片。进入工作，这些声音似乎就不存在了。这时最怕外来人的干扰。好在医院的人很懂规矩，我工作时，从没有人进我的房间。可是某一天，我的黄金时间里，突然闯进来一个手执某新闻单位临时记者证的人要采访我，我一再给他解释，但无济于事，他反而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准备和我“长期作战”。我已经失去了理智和耐心，站起来粗暴地抓住他，将他推搡着送出房间。我坐回桌边，心在乱跳。我后悔我的无礼行为。但没有办法。如果我让他满意，我这一天就要倒霉了。我将无法完成今天的’生产任务”。今天完不成任务，将会影响以后的工作，我那演算的数字方程式将全产打乱变成为另一张图表，这要给我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每一个人进行类似工作的时候，的确像进行一处神对的宗教仪式，不允许有任何的骚扰出现，无论是别人还是自己破坏这种情绪都不能原谅。

　　无比紧张的工作和思考一直要到深夜才能结束。

　　凌晨，万般寂静中，从桌前站立起来，常常感动两眼金星飞溅，腿半天痉拳得挪不开脚步。

　　躲在床上，有一种生命既将终目的感觉，似乎从此倒下就再也爬不起来。想想前面那个遥远得看不见头的目标，不由心情沮丧。这时最大的安慰是列夫·托尔斯泰的通信录，五十多万字，厚厚一大卷，每晚读几页，等于和这位最敬仰的老人进行一次对话。不断在他的伟大思想中印证和理解自己的许多迷惑和体验，在他那里录找回答精神问题的答案，寻找鼓舞勇气的力量。想想伟大的前辈们所遇到的更加巨大的困难和精神危机，那么，就不必畏惧，就心平气静地睡。

　　长卷作品的写作是对人的精神意志和综合素养的最严酷的老验。它迫使人必须把能力发挥到极点。你要么超越这个极点，要么你将猝然倒下。

　　只要没有倒下，就该继续出发。

　　　　　　　　　　　　　　　　　　23

　　连绵的秋雨丝丝线线下个不停。其实，从节令上看，这雨应该叫冬雨。天很冷了，出山的人已经穿戴起臃肿的棉衣棉裤。

　　透过窗玻璃，突然惊讶地发现，远方海拔高的峰尖上隐约出现了一抹淡淡的白。那无疑是雪。心中不由泛起一缕温热。

　　想起童年，想起故乡的初冬，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时刻，冰冷的雨雾中蓦地发现由尖上出现了一顶白色的雪帽。绵绵细雨中，雪线在不断地向山腰扩展。狂喜使人由不得久久呆立在冷风冻雨中，惊叹大自然这神奇的造化。

　　对雨，对雪，我永远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深夜，一旦外面响起雨点的敲击声，就会把我从很深的睡梦中唤醒。即是无声无息的雪，我也能在深夜的床上感觉到它能降临。

　　雨天，雪天，常有一种莫名的幸福感。我最爱在这样的日子里工作；灵感、诗意和创造的活力能尽情愤涌。

　　对雨雪的崇眷恋，最早也许是因为我所生活的陕北属严重的干旱地区。在那里，雨雪就意味着丰收，它和饭碗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它和人的生命相关。小时候，无论下雨还是下雪，便地看见父母及所有的农人，脸上都不由自主地露出喜悦的笑容。要是长时间没有雨雪，人们就陷入愁容苦，到处是一片叹息声，整个生活都变得十分灰暗。另外，一遇雨雪天，就不能出山，对长期劳累的庄稼人来说，就有理由躺倒在土炕上香甜地睡一觉。雨雪天犹如天赐假日，人们的情绪格外好，往往也是改善一下伙食的良机。

　　久而久之，便逐渐对这雨雪产生了深深的恋情。童年和少年时期，每当一雨或下雪，我都激动不安，经常要在雨天雪地里一远遮拦漫无目的地游逛，感受被雨雪沐浴的快乐。我永远记着那个遥远的大雪纷飞的夜晚，我有生第一次用颤抖的手握住我初恋时女朋友的手。那美好的感受至今如初。我曾和我的女友穿着厚厚的冬装在雨雪迷漫的山野手拉着手不停地走啊走，并仰起头让雨点雪花落入我们嘴中，沁入我们的肺腑。现在，身处异乡这孤儿的地方，又见雨雪纷纷，两眼便忍不住热辣辣的。无限伤感。岁月流逝，物是人物，无数美好的过去是再也不能唤回了。只有拼命工作，只有永的遏止的奋斗，只有创造新的成果，才能补偿人生的无数缺感，才能使青春之花即便凋谢也是壮丽的凋谢。

　　愿窗外这雨雪构成的图画在心中永存，愿这天籁之声永远陪伴我的孤独。雨雪中，我感受到整个宇宙就是慈祥仁爱的父母，抚慰我躁动不安的心灵，启示我走出迷津，去寻找生活和艺术从未涉足过的新境界。

　　雨雪天由于情绪格外好，工作进展似乎也很顺利。有许多突然发的奇妙。有许多的“料想不到”。某些新东西的产生连自己也要大吃一惊。大的思路清楚以后，写作过程中只要有好的心绪，临场发挥就有超水平的表现，正如体育运动员们常有的那种情况。面前完成的稿纸已经有了一些规模。这无疑是一种精神刺激，它说明苦难的劳动产生了某种成果。好比辛劳一年的庄稼人把批一摞谷穗垛在了土场边上，通常这时候，农人们有必要蹲在这谷穗前抽一袋捍烟，安详地看几眼这金黄的收成。这时候，我也会面对这摞稿纸静静地抽一支香烟。这会鼓舞人更具激情地将自己浸泡在劳动的汗水之中。

　　在纷飞的雨雪中，暖气咝咝地来了。真想在声地欢呼。这是我最向往的一种工作环境。房里里干燥温暖，窗是雨雪组成的望不断的风景线。每天的工作像预选安排好那样“准时”完成，有时候甚至奇妙到和计划中的页数都是一致的。

　　墙上那张工作日期表被一天天划掉。

　　情绪在猛烈地高涨，出现了一些令自己满意的章节。某些未来扁章中含混不清的地方在此间不断被打通。情节、细节、人物，呼啸着向笔下聚拢。笔赶不上手，手赶不上心。自认为最精彩的地方字写得连自己都辨认。眼睛顾不上阅读窗外的风光，只盯着双水村、石圪节、原西城；只盯着熙熙攘攘的人物和他们的喜怒哀乐；窗外的风光只感觉中保持着它另外的美好。分不清身处陈家山还是双水村。

　　这时候，有人给我打来一个长途电话，说秦兆阳先生和他的老伴来西安了。这消息使我停下了笔。

　　几乎在一刹那间，我就决定赶回西安去陪伴老秦几天。当名胜古迹，在当时的状态中，即使家里的老人有什么事，我也会犹豫是否要丢下工作回去料理。但是，我内心中对老秦的感情却是独特而可替代的。

　　坦率地说，在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一位地健在的秦兆阳。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我的文学“教父”。柳青生前我接触过多次。《创业史》第二部在《延河》发表时，我还做过他的责任编辑。每次见他，他都海阔天空给我讲许多独到的见解。我细心地研究过他的著作、他的言论和他本人的一举一动。他帮助我提升了一个作家所必备的精神素质。而秦兆阳等于直接甚至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队列。

　　　　　　　　　　　　　　　　　　25

　　记得一九七八年，我二十八岁，写了我的中篇外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两斩间接连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型刊物，都被一一客气地退回。最后我将稿子寄给最后两家大刊物中的一家——是寄给一个朋友的。结果。稿子仍然没有通过，原因是老原因：和当时流行的观点和潮流不合。

　　朋友写信问我怎办？我写信让他转交最后一家大型杂志《当代》，并告诉他，如果《当代》也不刊用，稿子就不必再寄回，他随手一烧了事。根本我有想到，不久，我就直接收到《当代》主编秦兆阳的一封长信，对我的稿子作了热情肯定，并指出不足；同时他和我商量（在地位悬殊的人之间，这是一个罕见的字眼），如果我愿意必，原文就发表了，如果我愿意改动，可来北京。怎么不改呢！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赶到了北京。热心的责任编辑刘茵大姐带我在北池子他那简陋的临时住所见到了他。秦兆阳面容清瘦，眼睛里满含着蕴藉与智慧。他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但没有某种中国的知识分子所通常容易染上的官气，也没有那各迂腐气。不知为什么，见到他，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伟大的涅克拉索夫。

　　秦兆阳是中国当人的涅克接索夫。他的修养和学识使他有可能居高临下地选拔人才和人物，并用平等的心灵和晚辈交流的思想感情。只有心灵巨大的人才有忘年交朋友。直率地说，晚辈尊敬长辈，一种是面子上的尊敬，一种是心灵的尊敬，秦兆阳得到的尊敬出自我们内心。

　　结果，他指导我修改发表了这篇小说，并在他力争下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

　　这整个地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

　　现在他来西安，他必须回去。

　　赶快联系回西安的车。

　　令人焦急的是，连绵的阴雨使矿区通往外界的路都中断了。

　　众人帮忙，好不容易坐上一辆有履带的拖拉机，准备通过另一条简易路出山。结果在一座山上因路滑被拒七个小时不能越过，只好返回。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我立在窗前，看着外面纷纷扬扬的雨雪，在心中乞求老秦的原谅。

　　因此原因，以后去过几次北京，都鼓不起勇气去看望这位我尊敬的老人。但我永远记着：如果没有他，我也许不会在文学的路上到今天。在很大的程度上，《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作品正是我给柳青和秦兆阳两位导师交出的一份答卷。

　　不知哪一天起，晚饭后增加了一项新活动——到外面去散步半小时。暮色苍茫中，从矿医院走出来，沿着小溪边的土路逆流而上，向一条山沟走去。走到一块巨型岩石前立刻掉过头，再顺原路返回来。第一次散步的路线和长度被机械地固定了下来。那块巨型岩石就是终点，以后从不越“雷池”半步。这种刻意行为如同中了魔法，非常可笑。

　　整个散步的沿途，黄昏中几乎碰不见一个人。加之这地方本来就荒僻，一个人出没于其间的旷野，真像游荡的孤魂。如果碰上另外一个人，双方都会吓一跳。

　　最大的好处是，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地方，不必装腔作势，完全可以放浪无形，随心所欲。大部分时里，我都是一路高歌而行，并且手舞足蹈。自己随心编几句词，“谱”上曲调，所复吟唱，或者把某首著名的柯恣意歪曲，改变成另一种自己乐意的曲调。记得唱得最多的是一首毛泽东诗词改编的歌贡《沁园春·雪》。接下来，发生了两个“危机事件”。

　　首先是刮胡子刀片。我一脸“匈奴式”胡须，每天早晨都得刮脸，但只带了一个刀片——原想煤矿肯定能买到这类生活日用品，没想到这里缺这东西。可把人整苦了。这个刀片勉强用了十几次后，每刮一次都很艰难，非得割几道血口子才算了事。只好停止了这种痛苦。

　　但是几天不刮，胡须长得很长，不考虑美观，主要是难受。后来只好每个星期抽点时间，串游着河岸边摆摊的剃头匠那里专意刮一次胡须。另外，我的纸烟眼看就要抽完了，原来安顿好买烟的人却迟迟不能把烟捎来。这是一个真正的危机。

　　对我来说，饭可以凑合着吃，但烟绝不可以凑合抽。我要抽好烟，而且一个时期（甚至几年）只固定抽一个牌子的烟。我当时抽动南玉溪卷烟厂出的四盒装“恭贺新禧”牌。

　　任何意志坚强的人都有某种弱点，都有对某种诱惑的不能抗拒。烟就是一种专门征服人意志的强大武器。

　　我记得当年和柳青接触时，严重的肺心病已经使他根本不能再抽烟。但坚强的老汉无法忍受这个生活的惩戒，他仍然把纸烟的烟丝倒出来，装上一类似烟叶的东西，一本正经地在抽。每次看见他貌似抽烟的神态，都忍不住想笑。

　　另一位作家杜鹏程（写此文时他刚逝世——愿他灵魂安息），当时也因病而停止了抽烟，并且受到了老伴的严密监视。但他有时忍受不了，会跑到我的宿舍来偷偷抽。正抽着，突然发现老伴走来，赶忙给我做个鬼脸，把烟在鞋底下擦灭，嘻笑中一脸惊慌地对我说：“文彬来了！”

　　作家王汶石我认识他时，他已经真正戒掉了烟（也是患肺气肿）。但据说戒烟时所下的决心之大，几乎待于是一次和命运的搏斗。另人戒烟是把扔掉或藏起来，听说王汶石当年戒烟是把所有的好涸都拿出来放在显眼而且随手可取的地方，看自己能不能被烟引诱。有一次危险到下意识中已把一盒烟剥开了，但还是忍住没抽。对于一个半夜起来小便后还要抽几支烟才能入睡的人，此等折磨的严重就可想而知了。一个半夜起来小便后还抽几支烟才能入睡的人，此等折磨的严重就可以想而知了。我最少在目前还没意志皈依不吸烟者的行动。

　　没有烟，我会“一事无成”。

　　眼看烟已到山穷水尽的程度，慌乱惊恐如同一只将要丧家的犬。好在最后关头，烟终于捎来了。当时的心情就像一句弹尽粮绝的士兵看到了水、饼干和弹子同时被运到了战壕里。

　　写作中最受折磨的也许是孤独。

　　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矛盾体。为了不受于干扰地工作，常常要逃避世俗的热闹；可一旦长期陷和孤境，又感动痛苦，又感动难以忍受。一般情况下，我喜欢孤独。

　　我的最大爱好是沉思默想。可以一个人长时间地独处而感动身心愉快。独享欢乐是一种愉快，独自忧（模糊的）也是一种愉快。孤独的时候，精神不会是一片纯粹的空白，它仍然是一个丰富多采有世界。情绪上的大欢乐和悲痛往往都孤独中产生。孤独中，思维可以不依照罗辑进行。孤独更多地产生人生的诗情——激昂的和伤感伤痛的诗情。孤独可以使人的思想向更脘更深邃的地方伸展，也能使你对自己或环境作更透彻的认识和检讨。

　　当然，孤独常常叫人感到无以名状的忧伤。而这忧伤有时又是很美丽的。我喜欢孤独。但我也惧怕孤独。现在，屈指算算，已经一个人在这深山老林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日子。多少天里，没和一个人说过一句话。白天黑夜，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这间房子里，作伴的只有一只老鼠。

　　极其渴望一种温暖，渴望一种柔情。整个身体僵硬得如同一块冰。写不下去，痛不欲生；写得顺利，欣喜若狂。这两种时候，都需要一种安慰和体贴。

　　尤其是每个星期六的傍晚，医院里走得空无一人。我常伏在窗前，久久地遥望河对岸林立的家属楼。看见层层亮着灯火的窗户，想象每一扇窗户里面，人们全家围坐一起聚餐，充满了安逸与欢乐。然后，窗帘一道道拉住，灯火一盏盏熄灭，一片黑暗。黑暗中，我两眼发热。这就是生活。你既然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就得舍弃人世间的许多美好。

　　长长地吐出一声叹息，重新坐回桌前，回到那一群虚构的男女之间。在这样的时候，你描描绘他们的悲欢离合，就如同一切都是你自己切身的体验和感受。你会流着幸酸的或者是幸福的泪水讲述他们的故事——不，在你看来，这已不是故事，而是生活本身。长长地吐出一声叹息，突然从远处传来一声火车的鸣叫，便忍不住停下笔，陷入到某种遐想之中。这充满激情的声音似乎是一种如唤。你会想到朋友和亲人从远方赶来和你相会，以及月台上的那揪心的期盼与久别重逢的惊喜。

　　有一天半夜，当又一声火车的鸣叫传来的时候，我已经从椅子上起来，什么也没有想，就默默地、急切地跨出了房门。我在料峭的寒风中走向火车站。

　　火车站徒有其名。这里没有客车，只有运煤车。除过山一样的煤堆和一辆没有气息的火车，四周围静悄悄地没有一个人。我悲伤而惆怅地立在煤堆旁。我明白，我来这里是接某个臆想中的人。我也知道，这虽然有些荒唐，但肯定不能算是神经错乱。我对自己说：“我原谅你。”

　　悄悄地，用指头抹去眼角的冰凉，然后掉过头走回自己的工作间——那里等待我的，仍然是一只老鼠。终于要出山了。因为元旦即在眼前。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日子里，为了亲爱的女儿，我也得赶回去——其实这也是唯一的原因。和这个煤矿、这个工作间告别，既高兴又难受。高兴的是，我终于要离开这个折磨人的地方。难受的是，这地方曾进行过我最困难最心爱的工作，使我对它无限依恋。这是告别地狱，也是告别天堂。总之，这将是一个永远难以忘怀的地方。寒冬中，我坐在越野车的前座上离开此地，怀里抱着第一部已写成的二十多万字初稿。透地寰窗，看见外面冰天雪地，一片荒凉。记得进山时，还是满目青绿，遍地鲜花。一切都毫无觉察中悄然消逝了，多少日子都没顾得上留意大自然的变异。没有遣憾，只有感叹。过去那段时光也许是一生中度过的最为充实的日子。现在应该算作是一个小小的凯旋。

　　又回到了熟悉的城市。一切能都让人感动眼花缭乱，到处是匆忙或悠闲的人群。矫健潇洒的青年人，满面红光的中年人，自得其乐的老年人。洪水般的车流，蜂窝似的噪音。最让人眼谗的是街道两边店铺里堆积的那些吃喝。平是身处城市，对于那些陈年积月的副食品并不会产生兴趣，但对一个啃了许多日子冷馒头的人来说，一切都是美味珍馐。

　　无论如何，城市是人类进步的伟大标志。久住于其间，也许让人心烦，可一旦离开它太久，又很渴望回到它的怀抱。当你从荒原上长时间流浪后重返大城市，在很远的地方望见它的轮郭，内心就会有许多温暖升起。最重要的是主，无论是好是坏，这里有你的家。想着马上就要看见亲爱的女儿，两腿都有点发软。

　　短短几天假期（自己颁布的），兴奋得不知该干什么。首先到大街上的人群里瞎挤了几趟。

　　在街上的人群中无目的地行走，也算一个不常有的爱好。繁华热闹的街道，无论物还是人，都会给你提供大量的信息，给你许多启示和灵感。有时候，一篇文章写完了，题目不满意，就到大街上去“寻找”，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思考问题有时也要改换一下环境。大部分时间需要安静，有时候在嘈杂声中更能集中精神，只是应该身处一个陌生的环境，绝不能在一群熟人之中，因为一旦掉入思考的深渊，就往往难以顾及世俗的礼貌。我曾经为此得罪过不少爱面子的绅士。既是在机关，陷入写作的苦恼时，也常常会路遇同辈、长辈忘了问候一声，被人评为“骄傲”——上帝作证，这确实是无意间犯下的销误。接下来，该弥补一下所欠孩子的感情，于是，在床铺上地板上变作一匹四肢着地的“马”呈“狗”，让子骑关转圈圈爬；要么，让孩子骑在脖项里，扛着她到外面游逛。孩子要啥就给买啥——这显然不舍教育之道，但又无法克制。

　　春节过后不久，就又进入周而复始的沉重。在以后的几年里，我再也没有能纯粹地休息这么长的时间。第一部初稿终于完成了。就自己来说，这可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望着桌上的一大摞稿纸，内心很是激动。虽然就全书的工作量来说，它只是六分之一（每部两稿），但这迄今为止所进行的最长一次远征，现在，终于在这个地方结束了一个段落。抄写和二稿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享受”，尽管就每天的劳动量和工作时间来说，比第一遍稿要付出的更多。这主要是一种体力的付出，脑力相对来说压力要小一些。写第一稿，前面永远是一片不可知的空白，写完今天，还不知道明天要写什么。现在，一切都是有依据的，只是要集中精力使之更趋完善。第一稿不讲究字写得好坏，只要自己能辨认就行了，当时只是急迫而匆忙在记录思想。第二稿在书写形式上给予严格的注意。这是最后一道工序，需要重新遣词酌句，每一段落，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每一个字，都要反复推敲。以便能找到最恰当最出色最具创造性的表现。每一个字落在新的稿纸上，就应该像钉子打在铁板上。一笔一画地写好每一个字，慢慢写，不慌不忙地写，一边写一边闪电似地再一次论证这个词句是否就是唯一应该用的词句。个别字句如果要勾掉，那么涂抹的地方就涂抹成统一的几何图形，让自己看起来顺眼。一切方面对自己斤斤计较，吹毛求疵。典型的形式主义。但这里面包含着一种精神要求。一座建筑物的成功，不仅在总体上在大的方面应有创造性和想象力，其间的一砖一瓦都应一丝不苟，在任何一个微小的地方都力尽所能，而绝不能自欺欺人。偷过懒的地主，任你怎么掩饰，相信读者最终都会识别出来。整个抄写工作更接近机械性劳动。每天的任务总是那么多。中午一吃完饭就伏案抄写。晚饭后继续进行一直到凌晨。

　　为了不受干扰，在机关院子借了一间别人搁置不用的房间。房间是老式的，据说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冬天暖气夏不透风，里面呈长方形，采光很不好，白天也得开两个灯。资料、书籍、生活用具都各就其位，固定不变，感觉完全是一个手工作业的工场。这里在别人看来是乱七八糟，在我眼里则是“井井有序。”抄写到手僵硬的时候，停下来烧一杯咖啡。脑子一片空白，两眼直直地对着墙壁，慢慢喝这杯咖啡，是一天中最愉快的一个瞬间。邻居一个小男孩不时进来捣乱一番，顾不上和他纠缠，每次拿两块方糖来换取几小时的安宁。

　　凌晨，从工作间出来，累得弯腰勾背，穿过一片黑暗向家属楼走去。嘴里不由自地发出一声声疲劳的叹息。有时候，立在寂静无声的院子里，感动十分凄凉。想想过两个小时天就大亮，到处一片沸腾，人们将开始新的一天，而我却会拉起窗帘，陷入死一般的沉睡中。

　　是的，我已经完全脱离了正常人的生活规律，感觉一直处在黑暗之中。我渴望明媚的阳光照耀着我。

　　体力已经明显地不支，深夜上楼的时候，手扶着拦杆，要在每一个拐角处歇一歇，才能继续往上走。当你竭力想逃避各种干扰以使自己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无数干扰却会自动找上门来，让你不得安宁。

　　最可怕的是那些沾亲带故的人。他们并不忙，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找你的麻烦。你在这里虚构别人的故事，他们在远方的山乡圪里虚构你的故事。据说我的“官”熬大了，为我设立了好几道岗，栽绒地毯一直铺到机关大门口，吃饭对用的是金碗银勺象牙筷子，专车上刻着“路遥专用”几个字。这已经是伊丽莎白二世的待遇了。他们谁能相信我披一件棉依浑身酸疼龟缩在一个破房子里，一天有时只凑合着吃一顿饭，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呢？

　　于是，他们纷纷找上门来，叫你安排工作，问你要钱，让你给某某人写信解决某某问题。我越来越失耐心，有时真想对他们歇斯底里发作一通。

　　亲戚，这个词至今一提起来都让人不寒而粟。我曾在《平凡的世界》中借孙少平的口评论道：“人和人之间的友受，并不在于是否是亲戚。是的，小时候，我们常常把亲戚这两个字看得多很美好和重要。一旦长大成人，开始独立生活，我们便很快知道，亲戚关系常常是庸俗；互相设法沾光，沾不上光就翻白眼；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也常常是亲戚们造成的；生活同样会告诉你，亲戚往往不如朋友对你真诚。”也许这些情绪极端了一些。记得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在《欧根·奥涅金》中对此也过类似的情绪。我想有人会反对这种看法，但肯定会有人支持这种看法。姑且作为一个有争议的题目留给读者去评说。另一种干扰出自周围的环境。说实话，文学圈子向来不是个好去处。这里无风也起浪。你没成就没本事，别人瞧不起；你有能力有成绩，有人又瞧着不顺跟。你懒惰，别人鄙视；你勤奋，又遭非议；走路快，说你趾高气扬；走路慢，说你老气横秋。你会不时听有人鼓励出成果。可一旦真有了成果，你就别再想安宁。这里出作家，也出政客和二流子。一事无成可能一生相安无事并可能种豆得瓜。在这样一种机关，最有趣的现象之一是：孩子们最忙，晚睡早起，勤于功课；其次是太太们忙，早出晚归，忙于上班；最不忙的就是文人先生，可以一杯清茶从早喝到晚。

　　如果有企图“成名成家”，不免会有暗潮涌动，让你大乱方寸。由于各人对生活的理解大有差异，这些冲突就是自然现象。虽然文学圈子并非全都如此，但了不是言过其实。这些地方虽然听不见枪炮之声，且有许多“看不见的战线”。毫无疑问，我国的文学体制也需要深刻的改革。这当然是后话了。

　　在当时的状况中，我无力对所有的一切做出反应。为了完成作品，即使有屎盆子扣在你头上，也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坚信生活将最终会对是非做出判断。

　　　　　　　　　　　　　　　　　　31

　　但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文学形势。我知道，我国文学正到了一个花样翻新的高潮时刻。其变化之日新月异前所未有。文学理论仍然“大于”文学创作。许多评论文章不断重复谈论某一个短篇或中篇，观点大同小异。

　　很多人在愤愤不平地抨击瑞典皇家科学院那几位年迈的老人，为什么不理会中国当代文学这些成就？

　　于是，找来这些作品中的一些代表作，抽空翻了翻。的确有些很不一般的表现。但无疑和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海明威、西蒙、塞拉、伯尔、伦茨、幸格、伯乐赫斯、马尔克斯、略萨等西方和拉美现代派大师比较，还有相当大距离，要谈不到超越。可是，必须正视我国文学发展的这个现实。作为作家，绝不能狭隘地对待各种不同的文学观点和创作，而要认真分析，认真思考。只有看清你所处的环境，才有可能看清你自己。别人不是唯一的，你也不是唯一的。

　　问题又回到了写作前那个老地方——只能按自己的方式从事自己的工作。当然，这种巨大的压力是相当严酷的。你感动你完全被抛在了一个无人知晓的黑暗的落里，似乎不仅仅是用古典式的方法工作，而自己也已经变成了一件入土的文物。这间黑暗的作坊就是象征。只差几张蜘蛛网了。

　　好在第一部全部完稿了。

　　暂时把桌面完全清扫干净，只留下二十本稿纸放在那里。

　　静静地抽了一个下午纸烟，不停地喝了许多杯咖啡，然后一个人在苍茫的暮色中来到古城墙下的环城公园。望着满城灯火，想了许多事。过去的、现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别人的；家庭的、个人的；社会的、国家、世界的。只有这个时候，才完全离开作品，可以想想别的事了。同时想应该用一整天时间去买几身衣服，买一点像样的生活用品，把自己打扮一下。一年多来，一切生活都是凑合着过，边件换洗的衬衣都没时间去买。并不是完全轻松了下来。

　　没有。远远没有。更严峻的问题就横在面前。

　　按当时的文化形势，这部书的发表和出版是很成问题的。首选当然是因为这部书基本用所谓“传统”的手法表现，和当时文学的文学潮流背逆；一般的刊物和出版社都对新潮作品趋之若鹜，不会对这类作品感兴趣。另外，全书共三部，这才是第一部，谁知后面两部会是什么样子——关于这一点，说实话，连我自己也不踏实，怎么能让人空信任呢？更重要的是，全书将有一百万字，这么庞大的数字对任何一家出版单位（尤其是杂志）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有些杂志和出版社已表现出回避的态度，我完全能理解。

　　大概由于我曾是《人生》的作者，还有定程度的可信任性，因此问题还算顺利的解决了。我至今仍然怀着深深的警意感谢当时《花城》杂志的副主编射望新先生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李金玉女士，他们用热情而慷慨的手接过了这本书稿，使它能及时和读者见面。第一部发表和出版后的情况在我的意料之中。文学界和批评界不可能给予更多的关注。除过当时的文学形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如前所述是因为这是全书的第一部，它不可能充分展开，更谈不到巨大高潮出现。评论界保留态度是自然的。不过，当时还是有一些我国重要的批评家给予第一部很热情中肯的评论。这里我主要指出北京的三位，他们是蔡葵、朱寨和曾镇南。蔡葵是我国主要研究当代长篇小说的专家，他可能在完全掌握我国长篇小说的大背景上来考虑一部作品。因此，他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他自始至终关注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给了我许多鼓励和关怀。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这些帮助对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朱寨是一位很有造诣且经验丰富的老一代文艺和批评家。从中篇小说《人生》开始，他就给予我的创作以十分深刻的理解和评价。他和蔡葵一起为《平凡的世界》开始，得到某种承认而竭尽了全力，这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另一位当时很瞩目的批评家曾镇南，对于这部书有十分透彻的理解，并对第一部写了一篇重要的批评文章。他的分析和批评使人心服。由于几位我国当代重要批评家的理解，使我在冷落中没有丧失信心。当然，从总的方面看，这部书仍然被冷落的。包括一些朋友，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疑虑，我也完全能感觉来这一点。

　　我是心平气静的。因为原来我就没抱什么大希望。而眼前这种状况；也不能算失败。最重要提，我自己心里很清楚，对第一部的某些疑问，正是二三部我将要解决的。我不能要求别人耐心等待我的工作，但我要耐心准备解决许多问题。

　　这样，便产生了一处急迫感，急迫地想投入下面的工作。我想我能给挑剔的批评界提供一些比第一部更好的东西。

　　客观地说，尽管第一部我已费尽心机竭尽了全力，但终究是没有经验的产物，很多地方有遗憾，甚至是笨拙的。另外，按老托尔泰的原则，第一部我明节制的。现在看来，他虽然没有满足批评界的期望，但为我下面的描写和展开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在我的心中，三部已是一个统一体，我已经看见了书的全貌。因此，就不能对批评界的意见过分计较，他们只是就现的第一部发表看法。

　　总之，第一部的发表和出版，没有给我带头什么大欢乐，也没有遭受巨大打击的感觉。它只带来更刺激，促使我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下面的工作。

　　我急迫地、但也晚缜密地开始重新检讨第二第三部的构思内容。许多原来苦心经营并十分满意的构建被毫不犹豫地推倒。有些河流被引向了新的河床，甚至整个地改变了流向。有些素显然成了一堆废物，而新的空缺需要马上补充。

　　至于从《人生》开始一直到后来某些评论向我提出的一些重大责难，他们仍然没有能说服我。由于我忙于自己的创作，没有精力和他们“抬杠”，只能任他们去说。

　　同在，我也许就一两个主要问题可以谈谈自己当时的认识了。

　　从《人生》以来，某些评论对我的最主要的责难是所谓“回归土地”的问题。通常的论就是我让（？）高加林最后又到了土地上，并且让他手抓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着一声“我的新人哪……”由此，便得到结论，说我让一个叛逆者重新皈依了旧生活，说我有“恋土情结”，说我没有割断旧观念的脐带等等。首无应该弄清楚，是谁让高加林们经历那么多折磨或自我折磨走了一个圆圈后不得不又回到了起点？

　　是生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而不是路遥。作者只是力图真实地记录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发生了什么，根本就没打算（也不可能）按自己的想象去解决记加林们以后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同样应该由不断发展的生活来回答。作者真诚地描绘了生活，并没有’异虚作假”，同时不神经直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认识，这一切就足够了。高加林当时的生活出路，不仅我无法回答，恐怕政治家也未见得有高明的回答。站在今天来阔谈高加林的这一问题当然容易，连街头卖菜的大娘都知道他未必就一定要回到土地上去——何必要摆出一副事后诸葛亮的架式来郑重“指出”。要是这样来论证作品，除过斜幻小说家，所有的作家都属“旧观念”。

　　另外，高加林虽然回了故乡的土地（当时是被迫的），但我并没有说他就应该永远在这土地上一辈子当农民。小说到是结束了，但高加林的人生道路并没有在小说结束时结束；而且我为此专门在最后一章标了“并非结局”几个字。

　　至于高加林最后那一声沉痛的呼喊，那是人物在特定环境和心境下的真情流露。首先不应该谈论是否应该有这一声呼喊，而应该讨论这声呼喊是真情的流露还是伪饰的矫情。实际上，这声喊叫混含着人物许多复杂的思想情绪，并不像某些偏执的批评家从观念上看到的那么简单；其中主人公的难言之隐一般读者即可体味。

　　换一个角度说，高加林为什么就应该有一点所谓的“恋土情结”？即便这土地给了他痛苦，但他终究是这土地养育大的，更何况这里有爱他的人，也有他爱的人。他即使想远走高飞而不成，为什么就一定要诅咒土地？如果是这样，这个人就是精神变态者，而不是一个正常人。任何一个出身于土地的人，都不可能和土地断然决袭。我想，高加林就是真的去了联合国，在精神上也不会和高家村一刀两断。

　　由此，引出了另外一个话题，既如何对待土地——或者说如何对待生息在土地上的劳动大众的问题。

　　是的，我们最终要彻底改变我国的广大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落后的生活观念和陈旧习俗，填平城乡之间的沟堑。我们今天为之奋斗的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这也是全人类的目标。

　　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一巨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也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其中就包含着我们将不得不抛弃许多我们曾珍视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永恒的痛苦所在。

　　人类常常是一边恋栈着过去，一边坚定地走向未来，永远处在过去与未来交叉的界线上。失落和欢欣共存。尤其是人类和土地的关系，如同儿女和父母的关系。儿女终有一天可能要离开父母自己要去做父母，但相互之间在感情联系上却永远不可能完全割会，由此而论，就别想用简单的理论和观念来武断地判定这种感情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

　　那么，当历史要求我们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时，我们对生活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断？

　　这是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的命题，也是我的命题。

　　哲学的断定是一回事，艺术的感受是另一回事。艺术家的感受中可能包含哲学家的判定，但哲学家的判定未见得能包艺术家的感受。理性与感情的冲突，也正构成的艺术永恒的主题。拉斯普京曾写了《告别马礁》，揭示的正是这一痛苦而富于激情的命题。我迄今为止的全部小说，也许都可以包含在这一大主题之中。《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卷六第三十章可以看作是我从一个侧面专门为此而写的一个小小的“特定”。

　　我国不幸的农村问题是历史形成的；是古老历史和现当代历史形成的。政治家、哲学家和经济家都可以理性地直接面对“问题”，而作家艺术家面对的却是其间活生生的人和人的感情世界。毫无疑问，广大的落后农村是中国迈向未来的沉重负担。

　　但是，这个责任应由历史承担，而不能归罪于生活在其间的人们。简单地说，难道他们不愿意像城里人一样生活得更好一些吗？命运如果把他们降生在城市面把现在的城里人安排到农村，事实又将会怎样？城里人无权指责农村人拖了他们的后腿。就我国而言，某种意义上，如果没有广大的农村，也不会有眼下城市的这点有限的繁荣。

　　放大一点说，整个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在内）不就是全球的“农村”吗？因此，必须达成全社会的共识：农村的问题也就是城市的问题，是我们共有的问题。

　　这样，从感情上说，广大的“农村人”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也就能出自真心理解他们的处境和痛苦，而不是优越而痛快地只顾指责甚至嘲弄丑化他们——就像某些发达国家对待不发达国家一样。

　　作为血统的农民的儿子，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我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充满了焦灼的关切之情。我更多地关注他们在走向新生活过程中的艰辛与痛革，而不仅仅是到达彼岸后的大欢乐。我同时认为，文学的“先进”不是因为描写了“先进”的生活，而是对特定历史进程中的人类活动作了准确而深刻的描绘。发达国家未必有发达的文学，而落后国家的文学未必就是落后的——拉丁美洲可以再次作证。

　　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些新的概念化或理论化倾向的作品，而且博得了一些新理论“权威”的高度赞扬。某些批评已经不顾及生活实际上是怎个样子，而是看作品是否符合自己宣扬的理论观念。那么，我们只能又看到了一些新的“高大全”——穿了一身牛仔服的“高大全”或披了一身道袍的“高大全”，要不就是永远划不好圆圈的“高大全”。

　　而特定历史和社会环境中不同人的生活到底怎样，这正是文学应该探求的。他们类似或不同的思想、欲望、行为、心理、感情、激情、欢乐、沉沦、痛苦、局限、缺陷；他们与社会或自然环境的矛盾；与周围其他人的矛盾；自身的矛盾；等等。我们会发现十恶不赦的坏蛋不是很多，但“完人”几乎没有。这就是实际生活中的人。他们不可能超越历史、社会现实和个人的种种局限。

　　正因为如此，我们前面谈论的高加林们当时就只能是那样，而不会按某些批评所要求的那样。以后，既不是作家的原因，也不是批评家的原因，仍然是因为社会生活发展的原因，千千万万的高加林们还要离开土地，而且可能再不返回，但是，我敢肯定地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和土地的感情也仍然只能是惋惜地告别而不会无情地斩断。在第二部开始写作之前，根据新的《不可避免的》结构调整，还需要补充新的素材。首先是大学的环境，因为这一部要写到大学生活。尽管我也有过大学生活，而且也熟悉其间的一般性情况，但要具体进入艺术描写，就要有一个较为确定的环境，这样会更方便一些。决定采访西北工业大学。这所大学和孙兰香将要上的大学性质基本一致——有关航空航天的专业性大学。如果不是时间限制，还打算随实习的学生去四川西昌或甘肃酒泉的国家卫星发射中心去采访。在一群男女大学生朋友的帮助下，我尽量在短时间内熟悉了这个大学的基本情况。教学，生活起居，课程安排，各种场所的方位、格局，相互间的距离，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活动全过程等等。然后和他们交流思想，涉及学习、生活、理想、恋爱以及有关他们的现实和未来的种种问题。将一切搜索到的材料统统夹在笔记本里，其中甚至有课程表和饭菜安排表。加上原有的资料，立刻建立起一个有关大学情况的材料袋。直到我感觉能自由地描写这里的环境和生活时才结束了这次紧张的采访。另一个关疼的问题是，第二部一开始就要直接捞省委书记的生活。这一级领导干部我以前只是皮毛地接触过，深交的人很少，或者说基本没有。我较为熟悉的是地县乡镇及农村的各级头面人物。省委这一级领导人的一般性生活对公众来说已有相当的“神秘”性。通常的工作和社会活动环境我可以为他们“设计”，但他们的家庭环境和生活起居我无法靠想象来解决。

　　必须想办法最少到一个这样的人家走一走，以便在描写他们的时候有一种感性的依据。

　　省委大院警备森严，作为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去随便“串门”？但我一定得串这次门。如果不能正面踏进家门，用“特工”方式也得进行这次“刺探”。当然，要尽量避免任何“不道德”行为。马上开始在外围寻找能通向这个大院的熟人关系。

　　终于在文学圈里找到了一位女士，她由于父母的关系和省委书记一家人很熟。省委书记我认识，但并不深交。

　　不能正面去约见，这样，他会把你“固定”在他的客厅里，而你又无任何问题要他解决，根本达不到熟悉他家庭环境的目的。最后，这位女士出主意说，等省委书记一家人外出，只留保姆一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假装找省委书记而乘机在他家里“溜达”一圈。好主意。于是，等这个机会一到来，我便和她“潜入”本省的“第一家庭”，开始了这次“惊险”的“深入生活”活动。

　　一切都很顺利。这位女士以省委书记家的熟人和常客的身分使保姆信任地领着我们“参观”了这个家庭的角角落落，并向她询问了这个家庭日常生活的许许多多细节。

　　估计主人快要回家的时候，我们便悄悄溜了出来。心里不由冒出了毛泽东的两句诗：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第二部第一稿的写作随即开始。

　　这次换了地方，到黄土高原腹地中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县城去工作。正是三伏天，这里的气候却特别凉爽。我在县武装部院子里的角落里找了一孔很小的土窑洞，阴凉得都有点沁人肌肤，不得不每天生一小时火炉。三伏天生火炉可算奇迹——

　　但这却是真的。工作规律在写第一部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许多方面习惯成了自然，不必为一些形式上的小事而大费心机。

　　心理状态异常紧张。因为我意识到，第二部对全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体力和精神都竭力让其运转到极限，似乎像一个贪婪而没有人性的老板在压榨他的雇工，力图挤出他身上的最后一滴血汗。从大战略上说，任何作战过程中的中间部分是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它是胜败的关键。比如足球比赛，最艰难的争夺也在中场。在现代足球运动中，几乎所有的队都把主要的力量投放在中场。如果中场部分是弱的，那么前锋即使有天才表演也常常抓不住致胜的机会。

　　长卷小说中的一种现象是，有特别辉煌的开卷和壮丽的结束，但中间部分却没有达到同样的成绩，这在很大程度上会给读者带来难言的遗憾。我个人觉得，天才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似乎就有这种不满足。

　　不管能否达到目的，我认识到，对于《平凡的世界》来说，第二部是桥梁，但不能成为一种过渡。它更应该在正面展开尽可能宽阔的冲突，有些人物甚至在第二部就应基本完成他们的“造像”。人物关系之间和人物自身的心理冲突大规模地交织在一起，其纷繁错综有点“会战”的性质。好像一个人摆开好多摊象棋，不断调换角色和位置来下这些棋。在一片纷乱中得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强的意志来进行。精心地组织“混乱”。审慎地挽结并梳理网结。在大片的刈割中细致地“捡漏”。悉心地拦蓄后又瓷意汪洋般放脱。在一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以更大的勇气投入。在一些上下都平坦的道路上故意为自己投置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之后，经过巨大繁复劳动和精神折磨仍然能穿过去的地方，就可能取得较为满意的成果。

　　体力在迅速下降，有时候累得连头也抬不起来。抽烟太多，胸脯隐隐作疼。眼睛发炎一直未好，痛苦不堪。

　　想到了锻炼。方式却过分极端，每天下午晚饭后去爬城对面那座最高的山，而且不走正路，专门寻找了一条羊肠小道。山路崎岖，攀登相当吃力。这山被茂密丛林覆盖，也没有农田，大热天不会有任何人出现在这里。于是一到半山腰的树丛中，就脱得赤条条只穿一件裤衩，像非洲丛林里的土著生蕃。爬上山顶最高处的那一方平台，先抽一支烟，透过小树林望一会儿县城街道上蚁群般走动的人，然后做一套自编的“体操”。如果当时有人发现太阳西沉的时候，此地有个赤身裸体的家伙做出一些张牙舞爪的动作，一定会大吃一惊。

　　下山回到宿舍，用先备好的一桶凉水冲洗完身子，再开始工作。这种锻炼方式在当时体力不支的情况下，是十分有害的，它实际上加速了体力的崩溃。如此极端锻炼身体的方法是过去从少年毛泽东那里受到的启发。记得十几岁时，就曾在暴雨雷电中一个人爬上山让瓢泼大雨淋过自己，雷声和闪电几乎就在咫尺之间；也曾冒险从山顶几乎不择道路地狼奔豕窜冲下来，以锻炼在危难瞬间思维和行动的敏捷与谐调，或者说选择生存的本领。没想到十几年后竟然又作了这样一次类似的“少年狂”。第二部的初稿是在精神、精力最为饱满的状态下完成的。这是一次消耗战。尤其对体力来说，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库存”。自我感觉要比第一部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这时候，才感到踏入了创作生涯的一个新阶段。《人生》对自己的笼罩真正散淡下来，似乎已是一个遥远的事件。

　　身体的变化是十分明显的。不用照镜子也知道苍老了许多。走路的速度力不从心；饭量也减少了不少。右边的眼睛仍然在发炎，难受得令人发狂。医生认为是思维长期集中焦虑而造成的，建议我停止工作和阅读。无法接受这个忠告。

　　倏忽间明白，所谓的“青年时代”就在这瞬间不知不觉地永远结束了。想起了叶赛宁伤感的诗句：“不惋惜，不呼唤，我也不啼哭；金黄色的落叶堆满我心间，我已经再不是青春少年……”突然接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通知，让我三四月间出访西德。这期间正是我准备休整的空档时间，因此很乐意进行这个别致的活动。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内，因此有许多个人的“第一次”——比如第一次穿西装等等。

　　四德的访问使我大开眼界，感觉似乎置身于另外一个星球的生活。思维的许多疆界被打破了，二十多天里，几乎跑了所有重要的大城市和一些著名的小地方，并且穿过冷战时期东西的界标“柏林墙”到东柏林去玩了一天。

　　作为一个有独立人生观的人，我对所看到的一切都并不惊讶。我竭力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寻找与我熟悉的那个世界的不同点和相同点，尤其是人性方面。

　　一切都是这样好，这样舒适惬意。但我想念中国，想念黄土高原，想念我生活的那个贫困世界里的人们。即使世界上有许多天堂，我也愿在中国当一名乞丐直至葬入它的土地。

　　在异邦公园般美丽的国土上，我仍在思考我的遥远的平凡世界里的那些衣衫褴褛的人物，甚至好笑地想象，如果让孙玉亭或王满银走在汉堡的大街上会是一种什么状态？

　　二十多天的访问已足够了。我急迫地想回去进行第二部第二稿的工作，其心情就像外出的妇女听见了自己吃奶孩子的啼哭声。是的，没有什么比我的工作更重要。

　　有件事值得一提，就是我在慕尼黑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观看了一场十分精彩的足球比赛。我曾热爱的球星鲁梅尼格（他当时效力拜仁慕尼黑队）也上了场，并且给对手纽伦堡队的大门送进去第一个球。在法兰克福一下飞机，我就向德方陪同人员提出看一场足球赛，他们热情周到地满足了我的这个愿望。至今想起这场球赛都使我激动不已。在一切体育运动中，我只对高水平的足球比赛心醉神迷。它是人类力量和智慧的最美好的体现。它是诗，是哲学，是一种人生与命运的搏击。访问结束，从北京一下飞机，听见满街嘈唠的中国话，我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旋转。走了全世界最富足的地方，但我却更爱贫穷的中国。原来打算从北京直接坐飞机到延安，而且想直接走到某个山村的土窑洞里，以体验一下从“天堂”突然降落到“地狱”的感受，但因西安家中有事，这点“罗曼谛克”的想法未能实现。又回到了机关院内那间黑暗的“牢房”，开始第二部第二稿的工作。为了得到一些自然光线，一整天都大开着门。

　　激奋与凄苦交织在一起。

　　对待息的工作，不仅严肃，而且苛求。一种深远的动力来自对往事的回忆与检讨。时不时想起青少年时期那些支离破碎的生活，那些盲目狂热情绪支配下的荒唐行为，那些迷离失落的伤感和对未来的涉茫无知。一切都似乎并不遥远，就发生在昨天。而眼下却能充满责任感与使命感，从事一种与千百万人有关系的工作，这是多么值得庆幸。因此，必须紧张地抓住生命黄金段落中的一分一秒，而不管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现在我已全然明白，像我这样出身卑微的人，在人生之旅中，如果走错一步或错过一次机会，就可能一钱不值地被黄土埋盖；要么，就可能在瞬息万变的社会浪潮中成为无足轻重的牺牲品。生活拯救了我，就要知恩而报，不辜负它的厚爱。要格外珍视自己的工作和劳动。你一无所有走到今天，为了生活慷概的馈赠，即使在努力中随时倒下也义无反顾。你没有继承谁的坛坛罐罐，迄今为止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劳动所获。应该为此而欣慰。

　　为了这所有的一切，每一天走向那个黑暗可怕的“作坊”，都应保持不可变更的状态：庄严的时刻就在今天。

　　我的难言的凄苦在于基本放弃了常人的生活。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不能陪孩子去公园，连听一段音乐的时间都被剥夺了，更不要说上剧院或电影院。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机关院子里空无一人，在这昏暗的房间里像被抛弃了似的龟缩在桌前，毫无意识之中，眼睛就不由潮湿起来。

　　除过劳累，仍然存在一个饥饿问题。没想到在煤矿没啥可吃，回到城里工作还是没啥可吃。不是城里没有吃的——

　　吃的到处都是。主要是没有时间正点吃饭。生活基本得靠自己料理。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而且常常拖在晚上十点钟左右（再迟一点夜市就关闭了）。

　　在西安当年大差市那一大片夜市上，许多卖吃喝的小摊贩都认识我。我不止一次吃遍几乎所有能吃的小摊子，只是人们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想，从外貌上和那种狼吞虎咽的吃相，他们大概会判断我是蹬三轮车的师傅。吃这些饭花钱不少，但绝不是一种享受。尤其是卫生，那简直不能提说，每次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赶紧吞咽完。时至今日，我从很远的地方看见夜市，就想呕吐。

　　有时候，因为顺利或者困难，不知不觉就到了夜间十二点钟。夜市去不成了，又无处寻觅吃的东西，只好硬着头皮到没有入睡的同事家里要两个冷馍一根大葱，凑合着算吃了一顿饭，其狼狈如同我书中流落失魄的王满银。

　　顺便说一说，我吃饭从不讲究，饮食习惯和一个农民差不多。我喜欢吃故乡农村的家常便饭，一听见吃宴会就感到是一种负担，那些山珍海味如同嚼蜡，还得陪众人浪费很长时间。对我来说，最好能在半小时以内吃完一顿饭。有时不得不陪外宾和外地客人上宴会，回来后总得设搞点馍或面条才能填饱肚子。但我也有一些“洋爱好”，比如喝咖啡就是一例，消费观念是顺其自然，完全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从不刻意计算攀比。可以用一百元钱买，一条高级香烟供“关键”的几天抽，也可以用五十元钱买一件仿羊皮夹克穿几个冬天——当然，从没有人相信我身上的皮夹克会是假的。

　　第二部完全结束，我也完全倒下了。身体状况不是一般地失去弹性，而是弹簧整个地被扯断。

　　其实在最后的阶段，我已经力不从心，抄改稿子时，像个垂危病人半躺在桌面上，斜着身子勉强用笔在写。几乎不是用体力工作，而纯粹靠一种精神力量在苟延残喘。

　　稿子完成的当天，我感到身上再也没有一点劲了，只有腿、膝盖还稍微有点力量，于是，就跪在地板上把散乱的稿页和材料收拾起来。终于完全倒下了。身体软弱得像一摊泥。最痛苦的是每吸进一口气都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坐一下，就睡着了。有时去门房取报或在院子晒太阳就鼾声如雷地睡了过去。坐在沙发上一边喝水一边打盹，脸被水杯碰开一道血口子。我不知自己患了什么病。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一个人三天不吃饭一直在火车站扛麻贷，谁都可能得这种病。这是无节制的拼命工作所导致的自然结果。

　　开始求医看病。中医认为是“虚”，听起来很有道理。虚症要补。于是，人参、蛤蚧、黄芪等等名贵补药都用上了。

　　三伏天的西安，气温常常在三十五度以上，天热得像火炉一般，但我还要在工作间插起电炉子熬中药。身上的汗水像流水一样。工作间立刻变成了病房。几天前，这里还是一片紧张的工作气氛，现在，一个人汗流浃背默守在电炉旁为自己熬中药。病，热，时不时有失去知觉的征候。

　　几十副药吃下去，非但不顶事，结果喉咙肿得连水也咽不下去。胸腔里憋了无数的痰却连一丝也吐不出来。一天二十四小时痛苦得无法入睡，既吸不进去气，又吐不出来痰，有时折磨得在地上滚来滚去而无一点办法。

　　内心产生了某种惊慌。根据过去的经验，我对极度身体疲劳总是掉以轻心。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每写完一个较长的作品，就像害了一场大病；不过，彻底休息一段时间也就恢复了。原想这次也一样，一两个月以后，我就可以投入第三部的工作。现在看来，情况相当不妙。

　　把的希望都寄托在医生的身上。过很少去医院看病，即使重感冒也不常吃药，主要靠自身的力量抵抗。现在不敢再耍二杆子，全神贯注地熬药、吃药，就像全神贯写作一样。

　　过去重视医药，现在却对医药产生了一种迷信，不管顶事不顶事，喝下去一碗汤药，心里就得到一种安慰；然后闭目杨象吃进去的药在体内怎样开始和疾病搏斗。

　　但是，药越吃病越重。

　　一个更大的疑惑占据了心间：是否得了不治之症？

　　我第一次严肃地想到了死亡。我看见，死亡的阴影正从天边铺过。我怀着无限惊讶凝视着这一片阴云。我从未意识到生命在这种时候就可能结束。

　　迄今为止，我已经有过几次死亡的体验，但那却是在十分早远的年间，基本像一个恍恍的梦境一般被蓬勃成长的生命抹去了，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最早的两次都在童年。第一次好像在三岁左右，我发高烧现在看来肯定到了四十度。我年轻而无知的父母不可能去看医生，而叫来邻村一个“著名”的巫婆。在那个年龄，我不可能对整个事件留下完整的记忆。我只记得曾有一只由光线构成的五颜六色的大公鸡，在我们家土窑洞的墙壁上跑来跑去；后来便什么也没有看见，没有听见，只感到向一种无边无际的黑暗中跌落。令人惊奇的是，当时就想到这里去死——我肯定这样想过，并且理解了什么是死。但是，后来我又奇迹般活了，不久就将一切忘得一干二净。这件事唯一的后果就是那个巫婆更加“著名”了，并且成了我的“保锁”人——类似西方的“教母”。

　　第二次是五岁或六岁的时候。那时我已经开始了农村孩子的第一堂课——劳动。我们那地方最缺柴饶，因此我的主要作业就是上山砍柴，并且小小年纪就出手不凡（后来我成为我伯父村上砍柴的第一把好手），为母亲在院子里积垒下小小一垛柴禾。母亲舍不得烧掉这些柴，将它像工艺品一样细心地码在院畔的显眼处，逢人总要指着柴垛夸耀半天，当然也会得到观赏者的称赞。我在虚荣心的驱使下，竟然跟一群大孩子到离村五里路的大山里去逞了一回能。结果，由于这种年龄还不能在复杂陡峭的地形中完满地平衡身体的重心，就从山顶的一个悬崖上滑脱，向深沟里跌了下去。我记得跌落的过程相当漫长，说明很有一些高度，并且感到身体翻滚时像飞动的车轮般急速。这期间，我唯一来得及想到的就是死。结果，又奇迹般地活下来了。我恰好跌落在一个草窝里，而两面就是两个深不可测的山水窖。

　　后来的一次“死亡”其实不过是青春期的一次游戏罢了。那时，我曾因生活前途的一时茫然加上失恋，就准备在家乡的一个水潭中跳水自杀。结果在月光下走到水边的时候，不仅没有跳下去，反而在内心唤起了一种对生活更加深沉的爱恋。最后轻松地折转身，索性摸到一个老光棍的瓜地里，偷着吃了好几个甜瓜。想不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却真正地面对这件事了。

　　死亡！当它真正君临人头顶的时候，人才会非常逼近地思考这个问题。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可能变成哲学家和诗人——诗人在伤感地吟唱生命的恋歌，哲学家却理智地说，这是自然法则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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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对命运的无情只有悲伤和感叹。

　　是的，这是命运。在那些荀延喘的日子里，我坐在门房老头的那把破椅子里，为吸进去每一口气而拼命挣扎，动不动就睡得不省人事，嘴角上像老年人一样吊着肮脏的涎水。有的熟人用好笑的目光打量着我，并且正确地指出，写作是绝不能拼命的。而生人听说这就是路遥，不免为这副不惑不解：作家就是这个样子？作家往往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种并不潇洒的职业。它熬费人的心血，使人累得东倒西歪，甚至像个白痴。

　　痛苦。不仅是肉体上的，主要是精神上的。

　　产生了一种宿命的感觉——我说过，我绝非圣人。

　　这种宿舍的感觉也不是凭空而生——这是有一定“依据”的。我曾悲哀地想过，在中国，企图完全长卷作品的作家，往往都死不瞑目。伟大的曹雪芹不用说，我的前辈和导师柳青也是如此。记得临终之前，这位坚强的人曾央求医生延缓他的生命，让他完成《创业史》。

　　造成中国作家的这种不幸的命运，有属于自身的。更多地是由种种环境和社会的原因所致。试想，如果没有十年文化革命的耽搁，柳青肯定能完成《创业史》的全部创作。在一个没有成熟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无论是文学艺术家还是科学家，在最富创造力的黄金年华必须争分夺秒地完成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因为随时都可能风云骤起，把你冲击得连自己也找不见自己。等这阵风云平息，你已经丧失了人生良机，只能抱恨终生或饮恨九泉了。此话难道是危言耸听？我们的历史可以无数次作证，老实说，我之所以如此急切而紧迫地投身于这个工作，心里正百担心某种突如其来的变异，常常有一种不可预测的惊恐，生怕重蹈先辈们的覆辙。因此，在奔向目标的途中不敢有任何怠懈，整个心态似乎是要赶在某咱风暴到来之前将船驶向彼岸。

　　没有想到，因为身体的原因却不得不停止前进。本来，我对自己的身体一直是很自信的，好像身体并不存在。现在，它却像大山一样压得我抬不起头来。

　　心越急，病越重。心想这的确是命运。人是强大的，也是脆弱的。说行，什么都行；说不行，立刻就不行了。人是无法抗拒命运裁决的——也可以解释为无法抗拒自然规律的制约。但是，多么不甘心！我甚至已经望见了我要到达的那个目的地。

　　出于使命感，也出于本能，在内心升腾起一种与之抗争的渴望。一年中，我曾有过多少危机，从未想到要束手就擒，为什么现在坐在这把破椅子里毫无反抗就准备缴械投降？

　　不能迷信大城市的医院。据说故乡榆林地区的中医有名，为什么不去那里？这里三伏天热就能把人热死，到陕北最起码要凉爽一些。到那里病治好了，万幸；治不好，也可就地埋在故乡的黄土里——这是最好的归宿。带着绝望的心情离开西安，向故乡沙漠里的榆林城走去。

　　几年来，第一次赤手空拳旅行。那些材料、资料、稿件、书籍和各种写作用具都从身上卸掉了。

　　但是，心理上的负担却无比沉重。

　　故乡，又回到了你的怀抱！每次走近你，就是走近母亲。你的一切都让人感到亲切和踏实，内心不由泛起一缕希望的光芒。踏上故乡的土地，就不会感到走投无路。故乡，多么好，对一个人来说，没有故乡是不可思议的；即是流浪的吉普赛人，也总是把他们的营地视为故乡。在这个创造了你生命的地方，会包容你的一切不幸与苦难。就是生命消失，能和故乡的土地溶为一体，也是人最后一个夙愿。

　　黄沙包围的榆林城令人温暖地接纳了奄奄一息的我。无数关怀的乡音围拢过来，无数据热心肠的人在为我的病而四处奔跑。当时的地委书记霍世仁和行署专员李焕政亲自出面为我作了周到安排。我立刻被带到著名老中医张鹏举先生面前。

　　张老当时已七十高龄，是省政协委员，在本省中医界很有名气。老人开始细心地询问我的感觉和先前的治疗情况，然后号脉，观舌。他笑了笑，指着对面的镜子说：“你去看看你的舌头。”

　　我面对镜子张开嘴巴，不由大惊失色，我看见自己的舌头像焦炭一般成了黑的。“这是亚热所致。”张老说，“先解决这问题，然后再调理整个身体。你身体体质很好，不宜大补，再说，天又这么热，不能迷信补药。俗话说，人参吃死人无罪，黄连治好病无功。”

　　学问精深，佩服至极。又一次体公，任何行业都有水平红以上的大师。眼前这位老人历经一生磨练，在他的行道无疑已达到了邮神入化的境界。

　　我从张老的神态上判断他有能力诊治我的病。于是，希望大增。张老很自信地开了药方子。我拿过来一看，又是一惊。药方上只有两味药：生地五十克，硼砂零点五克，总共才两毛几分钱药费。但是，光这个不同凡响的药方就使我相信终于找到了高手。果然，第一副药下肚，带绿的黑痰就一堆又一堆吐出来了。我兴奋利润知如何是好，甚至非常粗俗不堪地将一口痰吐在马路边一根水泥电杆上，三天以后还专门去视察了那堆脏物，后来，我竟然把这个如此不雅观看细节用在了小说中原西县倒霉的县委书记张有智的身上，实在有点对不起他。

　　第一个疸解决后，张老开始调理我的整个身体，我像牲口吃草料一般吞咽了他的一百多副汤药和一百多副丸药，身体开始渐渐有所复元。《平凡的世界》完稿前后，我突然听说张鹏举先生世了。我在工作室里停下笔久久为他默哀。我要用我的不懈的工作来感谢他在关键的时刻挽救了我。

　　现在，我再次祝愿他在天之灵安息。身体稍有复元的时候，我的心潮又开始澎湃起来。

　　问题极自然地出现在面前：是继续休息还是接着再写？

　　按我当时的情况，起码还应该休息一年，所有的人都劝我养好身体再说，我知道，朋友们和亲人们都出于真诚地关怀我。才这样劝我的。但是，我难以接受这么漫长的平静生活。

　　我的整个用血汗构造的建筑在等待最后的“封顶”。

　　我已经做了三分之二的工作，现在只留三分之一了。而这三分之一意味着整个工作的完全一体。我付出如此的代价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能完成这个作品吗？

　　我也知道，我目前的身体状况仍然很差，它不能胜任接下来的工作，第三部无疑是全书的高潮，并且所有的一切都是结局性的；它要求作者必须以最饱满最激昂的精神状态完全投入，而我现在稍一激动，气就又吸不进去了。

　　是否应该听从劝阻，休息一年再说？

　　不行。这种情绪上的大割裂对长卷作品来说，可能是致命的。

　　那么，还是应该接着拼命？

　　自我分裂。这种情况时常会出现，不过眼下更为突出罢了。坚持要干的我开始说服犹豫不决的我——不是说服，实际上是“教导”。在这种独立性很强的工作中，你会遇以许多软弱动摇甚至企图“背叛”自己的时刻。没有人给你做“思想工作”，你干与不干干好干坏都与别人毫不相干。这时候，就得需要分裂出另一个“我”来教导这一个“我”。

　　我当时是这样“教导”我的：你应该看到，这也许真正才是命运的安装，让你有机会完成这部书。一来，你想你已经完蛋了。但是，你现在终于又缓过来了一口气。如果不抓住命运所赐予的这个机遇，你可能真的要重蹈柳青的覆辙。这就是真正的悲剧，永远的悲剧。是的，身体确实不好；但只要能工作，就先不应顾及这一点。说穿了，这是在死亡与完成这部作品之间到底选择什么的问题——这才是实质所在。当然，两全其美最好，也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可能性甚至很大。但在当前，只能在这二者之间选择。

　　面对那个如此雄辩的“我”，犹豫不决的“我”显得理屈词穷。“哈姆雷特现象”开始退出思想的舞台。

　　两个分裂的自我渐渐趋向于统一，开始重新面对唯一的问题了，那就是必须接着蓬勃的雄心再一次鼓动起来。

　　这将是一次带着脚镣的奔跑。

　　但是，只要上苍赐福于我，让我能最后冲过终点，那么永远倒下不再起来，也可以安然闭目了。

　　这样决定之后，心情反而变得异常宁静。这也许是一种心理上成熟的表现。对此感到满意。是的，这个举动其实又是很自然的，尽管这是一次近距离的生命冒险。

　　险下来便开始考虑有关第三部写作的种种细节的问题，尤其是对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给予了府真的注意——第一次怀着十分温柔的心情想到要体贴自己。

　　　　　　　　　　　　　　　　　　44

　　在榆林地方行政长官的关怀下，我开始在新落成不久的榆林宾馆写第三部的初稿。就当时的身体状况，没有这个条件，要顺利地完成最后一部初稿是不可能的。这里每天能洗个热水澡，吃得也不错。行署专员李焕亲自到厨房去为我安排了伙食，后来结算房费时，他也让我事办给了很大的照顾。更重要的是，我在这里一边写作，一边还可以看病吃药。

　　我自己也开始增加了一点室内锻炼，让朋友找了一副哑铃，又买了一副扩胸器，在凌晨睡觉前，先做一套自编的哑铃操，再拉几十下扩胸器。这一切很快又成了一项雷打不动的机械性活动——在写作过程中，极容易建立起来一种日耳曼式的生活。由于前两部的创作，写第三部时，已经感到了某种“经验”，而且到了全书的高潮部分，也到了接近最后目标时刻，因此情绪格外高昂，进入似乎也很顺利。

　　只是一旦过分激动，就会感到呼吸困难。

　　不时告诫自己：要沉住气。

　　每天傍晚抬起头来，总会如期地看见窗外又红又大的落日在远方沙漠中下沉。这是一天中最后的辉煌，给人留下了特别美好的印象。时令已进入初冬，广阔的噪声尔多斯高原一片莽莽苍苍。残破的古长城线像一条冬眠的蛇蜿蜒伏卧在无边的黄沙之中。大自然雄伟壮丽的景象往往会在无形中化作某种胸臆，使人能以更广阔的视角来审阅自己所构建的艺术天地。在有些时候，环境会给写作带来重大影响。

　　再一次充满了对沙漠的感激之情。这部书的写作当初就是在此间的沙漠里下的决心，没想到最后的部分竟然又是在它博大的胸怀中来完成。晚饭后，有时去城外的榆溪河边散步。

　　沿着河边树林间的小道慢慢行走，心情平静而舒坦。四周围静悄悄没有一个人。只有小鸟的啁啾，只有纯净的流水发出朗朗的声响。想到自己现在仍然能投入心爱的工作，并且已越来越接近最后的目标，眼里忍不住旋转起泪水。这是谁也不可能理解的幸福。回想起来，从一开始投入这部书到现在，基本是一往如故地保持着真诚而纯净的心灵，就像在初恋一样。尤其是经历身体危机后重新开始工作，根本不再考虑这部书将会给我带来什么，只是全心全意全力去完成它。完成！这就是一切。在很大的意义上，这已经不纯粹是在完成一部书，而是在完成自己的人生。

　　在日复一日的激烈工作中，我曾有过的最大渴望就是能到外面的院子里晒晒太阳。

　　几年来久居室内，很少触阳光，看到阳光就抑制不住激动，经常想象沐浴在它温暖光芒中的快乐。

　　但是，这简直是一种奢望。阳光最好的时候，也常常是工作最紧张最关键的时候，根本不敢去实现这个梦想。连半个小时也不敢——阳光会烤化意志，使精神上的那种必要的绷紧顷刻间冰消雪化。只好带着可亲而不近的深深遗憾，无限眷恋地瞥一眼外面金黄灿烂的阳光，然后在心灵中抹掉它，继续埋下头来，全神贯注投入这苦役般的工作。

　　直到今天，每当我踏进阳光之中，总有一种难以言语的快乐。啊，阳光！我愿意经常在你的照耀下生活。

　　一九八八年元旦如期地来临了。

　　此时，我仍然蛰居在榆林宾馆的房间里天昏地暗地写作。对于工作来说，这一天和任何其它一天没有两样。

　　但这毕竟是元旦。这是新的一年的第一天。这是一个重要的节日。

　　整个宾馆楼空寂如古刹，再没有任何一个客人了。服务员们也回家去过节，只在厨房和门厅留了几个值班人员。

　　一种无言的难受涌上心间。这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亲爱的女儿。在这应该是亲人们团聚的日子里，作为父亲而不能在孩子的身边，感到深深地内疚。

　　在一片寂静中，呆呆地望着桌面材料堆里立着的两张女儿的照片，泪水不由在眼眶里旋转，嘴里在喃喃地对她说着话，乞求她的谅解。是的，孩子，我深深地爱你，这肯定胜过爱我自己。我之所以如此拼命，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为了你。我要让你为自己的父亲而自豪。我分不出更多的时间和你在一起。即使我在家里，也很少能有机会和你交谈或游戏。你醒着的时间，我睡着了；而我夜晚工作的时候，你又睡着了。不过，你也许许并不知道，我在深废里，常常会久久立在你床前，借窗外的月光看着你的小脸，并无数次轻轻地吻过你的脚丫子。现在，对你来说是无比欢欣的节日里，我却远离你，感到非常伤心。不过，你长大后或许会明白爸爸为什么要这样。没有办法，爸爸不得不承担起某种不能逃避的责任，这也的确是为了给你更深沉的爱……对于孩子的相信是经常性的，而不仅仅因为今天是元旦。在这些漫长的外出奔波的年月里，我随身经常带着两张女儿的照片，每到一地，在摆布工作间的各种材料之前，先要把这两张照片拿出来，放在最显眼的地方，以便我一抬头就能看见她。即使停笔间隙的一两分钟内，我也会把目光落在这两张照片上。这是她所有照片中我最喜欢的两张。一张她站在椅子上快乐而腼腆地笑着，怀里抱着她的洋娃娃。一张是在乾陵的地摊上拍摄的，我抱着她，骑在一峰打扮得花花绿绿的大骆驼上。远处传来模糊的爆竹声。我用手掌揩去满脸泪水，开始像往常一样拿起了笔。我感到血在全身涌动，感到了一种人生的悲壮。我要用最严肃的态度进行这一天的工作，用自己血汗凝结的乐章，献给远方亲爱的女儿。

　　按照预先的计划，我无论如何要在春节前完成第三部的初稿。这样，我才能以较完满的心情回去过节——春节是一定要在家里过的。因此，整个工作不能有任何中断，必须完成每天确定的工作量。有时候，某一天会出现严重地不能通过的困难，只好拉长工作时间，睡眠就要少几个小时。睡眠一少，就意味着抽烟要增多，口腔胸腔难受异常。由于这是实质上的最后冲刺，精神高度紧张，完全处于燃烧状态，大有“胜败毕此一役”之感。随着初稿的临近尾声，内心在不断祈告上苍不要让身体猝然间倒下。只要多写一章，就会少一份遗憾。

　　春节前一个星期，身体几乎在虚脱的状况下，终于完成了第三部的初稿。其兴奋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这意味着，即使现在倒下不再起来，这部书也基本算全部有了眉目。人们所关心的书中的第一个人物的命运，我都用我的理解作了回答。也许有人还会像《人生》一样认为我“没有完成”，但对我来说，也正如《人生》一样，作品从大的方面说已经是完整的。如果有人要像《人生》那样去写“续集”，那已经完全与我的作品无关了。带着这关键性的收获，匆匆离开冰天雪地大地。向西安返归。万分庆幸的是，我能赶上和女儿一块过春节了。这将会是一个充实的春节。一路上，我贪婪地济览着隆冬中的陕北大地。我对冬一的陕北有一种特别的喜爱。视野中看不见一点绿色。无边的山峦全都赤身神裸体，如巨大无比的黄铜雕像。所有的河流都被坚冰封冻，背阴的坡地上积着白皑皑的雪。博大、苍凉，一个说不清道不尽的世界。身处其间，你的世界观就决然不会像大城市沙龙里那样狭小或抽象；你觉得你能和整个宇宙对话。在返回西安的路上，我就决定，过完春节，稍加休整，趁身体还能撑架住某种重负，赶快趁热打铁，立刻投入第二稿的工作——这是真正的最后的工作。

　　春节过后不久，机关院子那间夏天的病房很快又恢复为工作间。这次的抄改更加认真，竭尽全力以使自己在一切方面感到满意。感觉不是在稿纸上写字，而是用刀子在木块上搞雕刻。现在，实现了一个渴望已久的心愿，每天可以挤出半小时在外面晒晒太阳了。每当我坐在门外面那根废弃的旧木料上，简直就像要升天一般快活。静静地抽一支烟，想一想有关这本书的某些技术问题，或者反复推敲书前面的那句献辞。

　　春天已经渐渐地来临了，树上又一次缀满了绿色的叶片；墙角那边，开了几朵不知名的小花。

　　我心中的春天也将来临。在接近六年的时光中，我一直处在漫长而无期的苦役中。就像一个判了徒刑的囚犯，我在激动地走向刑满释放的那一天。

　　其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经开始连播《平凡的世界》。这是一次打破常规的播出——因为全书还没有最后完成，他们只是看了第三部的初稿，就决定开始播出全书。

　　这种非同寻常的信任，使我不能有任何一点怠懈。每天中午，当我从桌面的那架破收音机上听到中央台李野墨用厚重自然的语调播送我的作品时，在激动中会猛然感到脊背上被狠狠抽了一鞭。我会赶紧鼓足力气投入工作。我意识到，千百万听众并不知道这部书的第三部分还在我的手中没有最后完成，如果稍有差错，不能接上茬面被迫中断播出，这将是整个国家的笑话。当作品的抄改工作进入最后部分时，我突然想将这最后的工作放在陕北甘泉县去完成。这也是一种命运的暗示。在那里，我曾写出过自己初期的重要作品《人生》，那是我的一块“风水宝地”。而更多地是出于一种人生的纪念，此刻我要回到那个亲切的小县城去。

　　一旦产生这种热望，机关院子里就一天也呆不下去，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召唤我远行。

　　于是，一天之内就赶到了甘泉。

　　一下车，就在房间摆布好了工作所必需的一切。接着就投入工作——从工作的角度看，似乎中间没有这几百里路的迁涉，只是从一张桌子挪在了另一张桌子上。

　　一切如同想象得那么顺利。每天晚饭后，就像当年写《人生》时那样，抓紧时间到洛河边地畔上的小路，像巡礼似地匆匆绕行而过。地里的玉米苗初来时还很小，我一天天在看着它们长大。从《人生》的写作到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走过了这条小路。这是一块永远不会忘记的土地，一条永远留在心间的小路。以后我每次北上路过甘泉，总过车窗深情地望这个地方，胸口不由一阵阵发热。一九九一年秋天我路过此地时，发现新修的铁路线正好从这块川地上通过，原来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在无限的惆怅中，我也感到了另一种欣慰。是的，生活在飞速地前进，然而我们仍像先前所说，对于过曾给过我们强烈而美好印象的一切，只有忱惜地告别，而不会无情地斩断。根据要求，我必须最晚在六月一日将第三部完成稿送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样，他们才能来得及接上前面的部分而不至于中断。另外，准备发表第三部的大型杂志《黄河》也已推迟发稿二十天在等这部稿了，主编珊泉先生已给甘泉接连发来两封催稿的电报。时间已进入读秒阶段。精神的高度紧张使得腿不断抽筋。晚上的几小时睡眠常常会被惊醒几次。

　　通过六年不间断的奔跑，现在我已真切地看到了终点的那条横线。接下来虽然只有几步，但每一步都是生死攸关。

　　撞线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在我的一生中，需要记住的许多日子都没能记住，其中也包括我的生日。但是，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这个日子我却一直没能忘记——我正是在这一天最后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的全部创作。

　　尽管我想平静地结束这一天这一切，但是不可能也不由自主。这真是一个快乐的日子。五月的阳光已经有了热力，大地早已解冻，天高远面碧蓝，空气中弥漫着青草和鲜花的气息。延安的几位朋友通过我弟弟天乐知道我今天要完成最后的工作，一大早就都赶到了甘泉县招待所。不过，他们还不准备打扰我，要等待我从那间工作室走出来才和我分享快乐。甘泉县的几位领导也是我的朋友。人们已张罗着在招待所搞了一桌酒席，等我完稿后晚上一块聚一聚，因为按计划，我当天晚上就要赶到延安，然后从吴堡过黄河，先在太原将复印稿交《黄河》，再直接去北京给中央台交稿。只有这样，我才能赶上六月一日这个期限——如果返回西安再起程就可能赶不上了。当我弟弟和朋友们已经张罗这些事的时候，我还按“惯例”在睡觉。因为是最后一天，必须尽可能精神饱满。

　　起床后，我一边喝咖啡，抽烟，一边坐在写字台旁静静地看着桌面上的最后十来页初稿。一切所经历的有关这部书的往事历历在目，但似乎又相当遥远。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我是怎样走过来的。在紧张无比的进取中，当我们专心致志往前赶路的时候，往往不会过多留心身后及两旁的一切；我们只是盯着前面那个唯一的目标。而当我们要接近或到达这个目标时，我们才不由回头看一眼自己所走过的旅程。

　　这是一次漫长的人生孤旅。因此，曾丧失和牺牲了多少应该拥有的生活，最宝贵的青春已经一去不返。当然，可以为收获的某些果实而自慰，但也会为不再盛开的花朵而深深地悲伤。生活就是如此，有得必有失。为某种选定的目标而献身，就应该是永远不悔的牺牲。

　　无论如何，能走到这一天就是幸福。

　　再一次想起了父亲，想起了父亲和庄稼人的劳动，从早到晚，从春天冬，从生到死，第一次将种子播入土地，一直到把每一颗粮食收回，都是一丝不苟，无怨无悔，兢兢业业，全力以赴，直至完成——用充实的劳动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

　　我在稿纸上的劳动和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本质上是一致的。由此，这劳动就是平凡的劳动，而不应该有什么了不起的感觉；由此，你写平凡的世界，你也就是这平凡的世界中的一员，而不是高人一等；由此，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而不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由此，像往常的任何一天一样，开始你今天的工作吧！

　　一开始写字手就抖得像筛糠一般。竭力想控制自己的感情。但实际上是徒劳的。为了不让泪水打湿稿纸，将脸迈向桌面的空档。百感交集。想起几年前那个艰难的开头。

　　想不到今天竟然就要结束。

　　毫无疑问，这是一生中的一个重大时刻。

　　心脏在骤烈搏动，有一种随时昏晕过去的感觉。圆珠笔捏在手中像一根铁棍一般沉重，而身体却像要飘浮起来。

　　时间在飞速地滑过，纸上的字却越写越慢，越写越吃力。这十多页稿红简直成了不可逾越的雄关险隘。

　　过分的激动终于使写字的右手整个痉挛了，五个手指头像鸡爪子一样张开而握不拢。笔掉在了稿纸上。

　　焦急万分，满头大汗，浑身大汗。我知道，此刻朋友们正围坐在酒桌前等待着我。这是从未体验过的危机——由快乐而产生的危机。智力还没有全部丧失。我把暖水瓶的水倒进脸盆，随即从床上拉了两条枕巾放进去，然后用“鸡爪子”手抓住热毛巾在烫水里整整泡了一刻钟，这该死的手才渐渐恢复了常态。

　　立刻抓住笔。飞快地往下写。

　　在接近通常吃晚饭的那个时分，终于为全书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几乎不是思想的支配，而是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原因，我从桌前站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中的那支圆珠笔从窗户里拥了出去。我来到卫生间用热水洗了洗脸。几年来，我第一次认真地在镜子里看了看自己。我看见了一张陌生的脸。两鬓竟然有了那么多的白发，整个脸苍老得像个老人，皱纹横七竖八，而且憔翠不堪。我看见自己泪流满面。

　　索性用脚把卫生间的门踢住，出声地哭起来，我向另一个我表达无限的伤心、委屈和儿童一样的软弱。而那个父亲一样的我制止了哭泣的我并引导我走出卫生间。

　　我细心彻底地收拾了桌面。一切都装进了远行的箱子里，唯独留下那十本抄写得工工整整的手稿放在桌面的中央。

　　我坐下来点燃一支烟，沉默了片刻，以使自己的心情平静到能出席宴会的程度。在这一刻里，我什么也没有想，只记起了杰出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几句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

　　这也正是此刻我想说的话。从最早萌发写《平凡的世界》到现在已经快接近十年。而写完这部书到现在已快接近四年了。现在重新回到那些岁月，仍然使人感到一种心灵的震颤。正是怀着一种对往事祭奠的心情，我才写了上面的一些文字。

　　无疑，这里所记录的一切和《平凡的世界》一样。对我来说，都已经成了历史。一切都是当时的经历和认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生活以及艺术的变化发展，我的认识也在变化和发展。许多过去我所倚重的东西现在也许已不在我思考的主流之中；而一些我曾经视或者未触及的问题却上升到秩要的位置。一个人要是停留在自己的历史中而不再前行，那是极为可悲的。但是，自己的历史同样应该总结——只有严肃地总结过去，才有可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有必要把这一段经历大约地记录下来。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报刊根据道听途说的材料为我的这段经历编排了一些不真实的“故事”，我不得不亲自出面说一说自己。

　　可以说，这些文字肯定未能全部记录我在写作这部书时的生活经历、思想经历和感情经历。和书中内容平行漫流的曾是无数的洪流。我不可能把所有的那一切都储蓄在记忆里；尤其是一些稍纵即逝的思想火花和许多无名的感情溪流更是无法留存——而那些东西才可能是真正有光彩的。不过，我总算把这段经历的一个大的流程用这散漫的笔调写在了这里。我不企望别人对这些文字产生兴趣，只是完成了我的一个小小的心愿而已。一九九一年三月，当《平凡的世界》获中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在以往漫长而艰难的年月里，我的全部心思都是考虑怎样写完这部书，而不敢奢望它会受到什么宠爱。我已进入“不惑”之年；我深知道任何荣誉并不能完全证明真正的成功。这一切只不过促使我再一次严肃地审视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是的，我刚跨过四十岁，从人生的历程来看，生命还可以说处在“正午”时光，完全应该重新唤起青春的激情，再一次投入到这庄严的劳动之中。

　　那么，早晨依然从中午开始。

　　1991年初冬—1992年初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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