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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截以《一个陈旧的故事》为题，程德培在今年7月18日《文汇读书周报》上批评了陆文夫的新作《清高》。文章虽短，口气却硬，胜过万言阿谀之辞。 平心而论，《清高》在上半年全国短篇创作中当为佼佼者，品藻若此，岂不令人愕然？不过我们还是要以事实为重。 批评自有剀切之处。我看不止小说开首的铺垫手法显出陈旧，结尾方式也多少落入窠臼：小弟得意地带着大哥新结识的女友去取呢大衣，没想到姑娘中途表示，她爱上的是他而不是他的大哥，于是小弟一惊之下将雅马哈开进了水果店……这种相声式的包袱已被他人用滥，在陆文夫作品里也屡见不鲜，如《还债》、《圈套》、《天时地利》、《毕业了》都以这类方法结束，未得欧·亨之精妙，不免失之粗浅。 然而，说作家笔下的三位当代姑娘“写得再糟糕不过”，却有点过甚其辞。固然，我也以为陆文夫写最年青一代难与陈建功、王朔等人争衡，但《清高》中的三位还是惬如人意的。第一位当属现代派，喜好咖啡馆、摄影和旅游。见面时除介绍人外还邀来几位女友，大大方方；进餐馆先将一叠钞票放在帐台上，多退少补。第二位当属古典派，讲究钢琴、组合音响和进口原声带。见面地点选在美术展览会，看不起国画家和万元户。第三位当属世俗派，关心物价、家电和夫妻老婆店，到家里来不看门牌号，先看架在门外的雅马哈，知道目下门前停着轿车的人家并不稀奇，无非家里有不少香烟、老酒和土特产，“雅马哈就有点野了，那是另有财源的。”——应该说这些勾画是生动准确的，没有破坏读者起码的形象期待。陆文夫能写出这三个好家伙，功力并不软，足见其观察适应性之强盛。 更重要的是，作家讽刺的目标是否指向姑娘们，看来程文是这样理解，所以才感到作家把讽刺对象简单化、概念化、滑稽化了。我以为并非如此。实际上自《毕业了》起，陆文夫的讽刺手法正在发生一种微妙的变化，亦即由讽刺向反讽的渗透和转换。现在我们无法如理解《围墙》一样理解《清高》，在《围墙》中，吴所长等人几乎一出场屁股后面就打上耻笑的印记，而《清高》中的三位姑娘是这样简单么？肯定作者对她们含有挪揄之意，但似乎很难确定，究竟作者是通过汪百龄的际遇讥诮了三姑娘，还是借三姑娘的作法奚落了汪百龄。我们需要换一种眼光，将作者用在姑娘们身上的讽刺折合为反讽兑换给汪百龄，于是显出荒唐的就变成后者。仔细想去，三姑娘表面上略带畸形，放在具体历史环境中还算正常现象；汪百龄表面上正人君子，处于业已变化的社会里却透出是个畸形人物。在这里，看错了讽刺对象，也就看错了主要人物。把三姑娘的登场视作故事最重要的部分，把作品的主题归为抨击日下的时风，事实上是用陈旧的观点看出了一个陈旧的故事。 汪百龄是个陈旧人物，善于仿效阿Q用高尚的精神胜利抑制和拖延求偶的欲念，又善于用孔乙己的长衫遮掩窘迫的困境。由于《聊斋志异》里的仙女和孤妖都是爱上穷书生的，他就不怕将来找不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对象。明知“现在已经不是穷光荣的时候”，却“没有想到要把自己这清贫的形象加以改变”，认为自己不过穷点罢了，只要“穷得有志气”即安然若素。这一路人有什么可爱呢？姑娘们并没有看错。问题不在于他是否穷或者穷得有志气，而在于他穷得不自觉、没道理。 把一个陈旧的人物放在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下，就衍生出一段并不陈旧的故事。故事的结局不是汪百龄终于赢得仙女和狐妖们的好感，而是仙女和狐妖们纷纷爱上了个体户。真正陈旧的故事只能从汪师母嘴里听到，她为当姑娘时嫁给一个教书先生过分自豪。 不过，陆文夫用在汪百龄身上的就仅仅是讽刺吗？这其中仍然含藏反讽。粗面上，作者向我们叙述了一个小知识分子在社会价值观念急剧变幻中固守清高、以至在婚姻问题上屡屡碰壁的喜剧，深究下去，就会发现这个题无解。即便汪百龄改变了君子固穷的传统意识，也无法根本改变自己的尴尬处境。换句话说，他必须更易的不仅是自己的价值观，而且是自己的价值，正是这后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功。汪百龄后来也自知：高是绝对没有的，清倒是实质。这“清”的背后就是他个人的价值结构。于是，陆文夫在《清高》中提出的问题，就远远超过现实的范畴，表现出深刻厚重的历史意识。汪百龄的困难在于要改变一个历史的自我，重塑一个新的自我，他内心的矛盾体现了新旧两个历史时期在牵制与更替间的争夺，反映了一度的历史迷误与个人命运之间悲剧性的冲突。正如陆文夫所说：“每个人都在创造着历史，历史对每个人并不都是多情的。” 或者人们仍会说，这故事不过是《焐雪天》（张弦）之类小说的翻版，汪百龄无非是又一个杜葆坤。的确，两位都是小学教师，都经历了一个社会地位相对下降的过程，前者妻子被诱奸，后者处于婚姻无着的阶段。而差别在于，杜葆坤是个穷酸秀才，“一杯茶……翘起腿来读《参考消息》。”有了财路却“哪样都干不来”，只好“空想一阵”作罢，而汪百龄“努力克己为人，努力工作”，在校内外颇受人们敬重，其悲剧就更加引人深思。如果说前者的命运是时代对个人的选择和淘汰的必然结果，那么后者还远不至于若此。作为一个较优秀的小学教师。汪百龄的前途不是走向没落，而是很有希望，他的根本改观一方面有赖于教育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另方面也有赖于自我的主动调整。在社会大变革初期，新旧观念的交错、新旧体制的纠结、社会各层面经济生活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带来汪百龄等人心理情绪上的种种紊乱。应该看到，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需要有一段较长的时间，在这过程中，根本的出路不在于回到平均主义的旧窠，而在于为每个职工创造一个保障平等竞争的机会和发挥其才干的条件的社会经济环境，其中也包括开拓劳务市场和职业市场。即使在目前，只有汪百龄可能“脱下长布衫，换上粗布装”，也完全有条件使“一天的纯收入抵（过去）做一年”，因为他的小弟已经开起一爿百货店，且对他的大哥有求必应、古道热肠。当然这就是题外之言了。无论如何，汪百龄面临的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代，任何道德的考虑、善良的意愿，都无力于拖延历史前进的步伐。汪百龄必须做一个能者，这就是他应该决定的选择。 其实，作者的本意究竟如何，我们难以一一忖度。陆文夫在《清高》中运用的是一种新手法，他将自己的倾向更深地隐蔽起来，作品只交待一种客观的生活状况，一种人物的生存状态，是非曲直、短长正误，全凭读者公论。谁能断言作者是站在汪百龄一边抑或其他什么人物一边呢？他不为人们提供纷繁复杂生活的现成答案，恰争取到对现实和读者的尊重与忠实。可以说，《清高》是一篇中性小说，它比作者过去任何一篇作品都耐人寻味、费人思量，它是作者接受现代意识、从美学观念和文学观念上进行革新的结果，就总体而言，无论在现实内容或艺术手段上，都不宜以陈旧论之。 此外还不妨提示，《毕业了》中的李曼丽和《清高》中的汪百龄，在陆文夫的《小巷人物志》中属于一类新的小人物，亦即真正的普通人物和平凡人物；他对改革生活的反映，也由表现改革者与反对者的斗争引入到表现处于改革环境中的一般群众的心态。这些都是作者近期来取得的新进展。作为一个“少产多变”的作家，陆文夫的特点刚好表现为具有强烈的自我突破意象。茅盾当年盛誉他“力求每一短篇不踩着人家的脚印走也不踩着自己上一篇的脚印走”，近年来他自己更是视“成熟”为禁锢，害怕“快乐的死亡”，争取再“突那么几突”，不断“攀登上一个新的高度和越过一条新的水准线。”程文没有看到这一点是令人遗憾的。 不过，程德培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评判角度：感觉。他将《清高》与《围墙》作比较，得出从“感觉”上体验前者不及后者的结论，这是有意义的。与程君观点相近，我还认为《围墙》是陆文夫作品艺术性最完美的一篇。以后的《美食家》、《井》、《清高》虽然在不同方面多有超越之处，然均未达到那一堵围墙般的圆满。这既是因为作者更熟悉《围墙》中的人物，也是因为《围墙》的题材更适于发挥陆文夫幽默俳谐的创作个性。实际上许多作家在发展中都存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不平衡的矛盾，反映在评论家那里就产生理智与感觉不谐和的芥蒂，这两者当然不可偏废。就多数情况而言，惯于使用逻辑思维的评论家往往弱在感觉，喜欢一味推波助澜，怂恿作家推进思想的深度，只关心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对于“写得怎么样”则少有觉察。相对而言，程德培的感觉是可贵的。 （原载《文艺争鸣》1987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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