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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后来谭宗三想起，经易门当年最拿手的一招也是突然推开你的房门极迅速地四下里瞄一眼，然后掩上门就走。你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推门、到底想瞄什么，更不知道他到底瞄到了什么、瞄了以后心里又是怎么想的。而最厉害的就是他瞄到什么后根本不会在脸上有所表示，更不会对你说。但你心里却比谁都清楚，什么也瞒不了这个经易门。对于这个经易门来说，你身上根本不存在什么隐秘。你是脱光了的，裸露着的！！ 哦，经易门……经易门……我恨你！我恨你！！ 92 通海地区军管会政法组所在地，早年是当地一个叫熊荫田的大盐商的私宅。说不清楚为什么，当地盐商们的私宅都在连贯前后院子的中轴线位置上布置一条长长的水门汀甬道。“熊宅”自然也不例外。这样，每次当警卫人员押着谭宗三向我住的房间走来时，我总能久久地听到他鞋底擦着水泥甬道所发出的清晰而从容的窸窣声。他总是走得那么不紧不慢。就像他说话时，总要不紧不慢地滑动他那比一般男人都要显得更为尖突的喉结一样。按规定，被收监的他得戴着手铐来见我。迨走到我房门口，他站住了。他不好意戴着手铐见我。他希望去掉手铐。警卫人员来请示我。我答应了。我想，这样，也许更有利于我们之间的谈话。不一会儿，他们把已去掉了手铐的他带了进来。他温和地看了我一眼，甚至还低声说句“谢谢”。由于去掉了手铐，他的确显得比我第一次看到时更为文静。但由于戴惯了手铐的缘故，在谈话中，他两只手腕仍不知不觉地会向一起靠拢，并规规矩矩地并放在自己的腿胯中间，甚至在躬身去桌上取烟、点烟时，两只手仍不自觉地拢靠到一起。 仍像上次那样，我让警卫员早早地为他准备了一把靠背椅子，放在我那张办公桌对面大约两米远的地方。那是一把做得很粗糙的松木椅子，外表刷着一种似黄漆又不似黄漆、似黄粉又不似黄粉样极难看的东西。我不知道警卫员是从哪儿搞得来的，但显然不是这大宅里的原物。因为据说他们给我使用的这套家具才是真正的“原物”。而原物是一式的铁梨木清式家具，完全不在同一档次上。 和头一次不同的是，警卫员这一次给他找了个旧棉垫铺放在椅座上。一开始我甚至都没注意到这个新增加的“设备”。而比较敏感纤细的他，却一进门就注意到了，并立即猜到是那个才十八九岁的年轻警卫员做的事，便同样很温和地看了他一眼，甚至还感激似地向他微微点了点头，然后弯下腰去，细心地整理了一下那个棉垫，把布套上的皱褶一一抻平，并抖去褶缝里的灰土，这才坐了下去。 您觉得，这举止像一个“犯人”吗？ 是的，通海地区军管会里凡是接触过这位“伪县长”的同志都说奇怪，“这家伙”怎么总是进入不了“角色”，好像总是不太明白（还是不愿意去明白？）自己已是一个犯人（犯官）。总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他还在跟你“平起平坐”着哩。 比如说，那一天晚饭又是吃包子。蛋花汤加素菜包子。一碟醋。几瓣生蒜。为了抓紧时间多谈一会儿，我就让他留在这里吃，不再回拘押室去赶那边的晚饭。这样可以省去不少来回路上所花的时间。当然，我不会跟他同桌共餐。警卫员把饭打来后，便把他押去隔壁，单吃他的。虽然不一定也给他醋碟和生蒜瓣，但蛋花汤是一定会给的。而我因为按规定吃小灶，除了这一切以外，总得另加一两个热炒。主食方面也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如果喝稀饭，我就要一碟切成丝的海蜇皮，再拌一点葱花，再拌一点麻油或辣油。或者把酱黄瓜切成了，再用菜籽油偏炒过，起锅前少撒进一点葱花少放一点白砂糖。每次吃完，他见了我总要客气地说一声“谢谢”，尔后稍稍对蛋花汤的咸淡和包子馅的成色作一点恰如其分的评价。好像至今为止，他依然顿顿都在吃这样规格的饭食似的。其实，从被拘捕的那一天起，他几乎已很难再见到大米白面。当时即便在通海城里，一般居民的月进食中，也得搭配三四成的麦牺那样的粗粮。每家都要腌几缸酱黄瓜应付青黄不接的蔬菜淡季。又何况他那样的“在押犯”？也许是嗅到了空气中油煽酱黄瓜丁的气味，他提醒我平日里不要吃得太咸。他说他看我印堂间的气色和手指甲的颜色，都不宜吃得太咸。“谭家的男人都比较注意养生。家里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传统……耳濡目染地，我也跟着熏了一点这种怪毛病……不过，有时也不无道理。比如看你的气色，你这人血热。肝火旺，而肺阴虚……干咳少痰或无疾……可能还有点便秘。用大黄黄芩清火，再配一点礞石哨石逐痰。或者用白前百部桔红甘草……平时多吃点绿茶。对不起，我说得太多了……” “这个人老好耍的喽！”政法组一位中年书记员用他那一口纯熟的苏北方言，笑着对我这样评价这位谭宗三“先生”。 93 后来，谭宗三便跟我聊起经易门的事。记得我在前边已经提过，经家人最早仅仅因为特别会泡茶，才被谭家的上辈人看中的。那时候，很年轻的谭老老先生独自一人在上海江南盐政司衙门里赋闲候补。闲工夫太多，就常去竹林庵茶馆店坐坐，有时候邀集几个同窗友好，趁“积雨初弄，林烟犹宿”之际，访名士，剧谈竟晷；或者去南市四牌楼旧书肆、骨（古）董铺转转，有时候也去裕和洋行看看时新的西画（洋行老板在那幢二层的写字楼上专辟有一秘间，陈设他特地从欧美等地购来的十几幅裸女画。其实这些画根本也谈不上是啥名画。重要的在于裸着。全裸着。每幅都画得有真人那么大，甚至还要高大些。因此就取得了一种绝对的视觉震撼力。让观者迸息燥热。这几乎成了一些富孀阔少特地来此谈生意的重要动力。否则这幢早五十年就在公平路码头旁边建起了的灰旧小楼，何以能吸引了这么些不做生意、只靠变卖家里老骨董也不愁吃穿的男女来此地扯什么生意经？）有时也到信泰记译馆，听馆主摆谈摆谈外国的一些趣事。真是不要太开心唤！到得晚上，更有各种好去处。倘若想省钱，去丹桂园、宝兴园吃吃茶，听听书，看看戏，不生其他花心，有个八九只角子，马马虎虎也能混上一晚上了。 也有不好过的时刻，那就是黄昏时分。此刻可谓“前不着村，后不巴店”。白天的喧嚣刚过，晚间的市面却又未到。特别是当晚饭还没有正经着落（通常总是有饭局候着的）只能去附近某小饭铺简易地过渡，尔后空对西窗外暮色中满院萧萧落木，确实让人有度秒如年之感。恰恰就是在这样一个叫任何一个独居在外的年轻人都会感到难捱的黄昏时刻，当时的谭老老先生结识了当时的经老老先生。 经老老先生年轻时在盐船上做船工。只因为特别会泡茶。一壶茶泡出十七八种花样经。轻展曼挪。跪坐摇移。念念有词。整肃精神。泡得只知道吃茶是为了解渴利尿通气打嗝讲闲话的人，个个目瞪口呆，一筹莫展。泡得他自己就像一只顺风船那样远近都出了名。名声传到那位盐政大人耳朵里。大人祖籍杭州，照例特别好喝茶、特别讲究茶艺。经老老先生从此得以在大人身边供职。但真正看得起他的人并不多。好心一点的人在背后戏称他为“茶相公”。吃不到葡萄讲葡萄酸的人只说他是一杯“相公茶”。认为举手投足说话做事都有一点娘娘腔的盐政大人真正喜欢的还不是这杯“茶”，而是这位泡茶有方、暨粗壮有力的“相公”。 大人不该不长胡子。说话不该像苏州人那样糯腔糯调。大人象征性地娶了一房太太，至今依旧膝下无儿无女。大人写得一手好字一手好诗。“烟里十八柳下六，长约雨中苏堤后，留得三黛越江来，妄为君身心为榴。”他是把自己比作“妾小”的。 据签稿房的两位签事说，他两几次看见大人在花厅后头的那间小房间的那张铁梨木凉榻上，拥着这位“茶相公”，说些悄悄话。一只白净干瘦的手，在他背后抚摸着、揉捏着，嘘嘘地停顿，眼光娇涩。 年轻的经老老先生从来没有反驳过这些传言。从来只应一个沉默。也许大人喜欢他的正是这种粗壮之中能不顾一切的沉默。其实经老老先生年轻时长得并不算好看。同样的一张长马构脸，长满了疙疙瘩瘩的紫红色肉瘤。垂挂在当中的那一条粗大鼻梁的各个坡面，应该说还算是比较平直坦荡的。但也让豆花般大小的麻坑占据着要冲阵地。有人嘲笑道，人家一瓶雪花膏搽三个月，他搽起来，顶多两个礼拜，还要省着点用。他还是不反驳。从来只有沉默。一手把着他那只至为宝贝的明朝正德年间的米汤娇地白瓷茶壶，上身笔笔直地坐在茶房间的一个阴暗处。满脸阴郁得可以。后来就让所有那些说闲话的人意外。那年，年轻的谭老老先生奉调去总理内务府工程处供职，晋京前，执意地向盐政司大人把年轻的经老老先生要走了。 有知情者说，年轻的经老老先生是在一个大雨滂沦的傍晚（哦，又是一个令人难捱的黄昏时刻），闯到谭老老先生的房间里，长跪不起，哟哟痛哭，恳求年轻的谭老老先生无论如何带他一起离开盐政司。谭老老先生不解地问道，我那里哪有这里好呢？他不答，仍旧只是哟哟痛哭。谭老老先生再问。他再哭。年轻的谭老老先生不耐烦了，说，侬这不是无理搅三分嘛！说着就要出门。经老老先生居然扑过去一把抱牢谭老老先生的脚，埋下头去大哭道，带我走。带我走。我会报答侬谭大人的。我为侬做牛做马……做牛做马啊……我实在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了啊…… 这段往事讲起来很多人都不会相信：似铁疙瘩一般粗硬的经老老先生当年会这样失态？ 对这种诘问，我只能告诉你们，世上凡事，信者有，不信则无。刻意追求者可能落难，但半途而废者肯定自贱。经老老先生当时的确遇到了一桩大大的难事，才会如此失态。现代的人也许无法理解他当时不感到痛苦的痛苦和感到痛苦的痛苦：他没感到痛苦的痛苦是盐政大人对他的肉体侵凌，而感到痛苦的痛苦是大人忌恨他再去染指女人，严禁他成亲。不找女人不成亲，经家的香火何以为继？！我这男人做得还有啥意思？怎么得了……呜呜……呜呜呜……救救我伲经家…… 年轻的谭老老先生问清楚情由后，连夜去找盐政大人。不知他手里曾抓住过盐政大人什么把柄，一经他提出，盐政大人居然丝毫没有回旋的余地，只得忍痛“割爱”，让他带走了这个自己轻易离不开的粗人经某某。 后来的事实证明：谭老老先生当初的选择绝对正确。 这个姓经的粗汉不止会泡茶，不止能沉默，不止长了一脸的肉疙瘩和一条罕见的大鼻梁，的确还是个极难得的“大总管”。跟定谭老老先生后不久，他就别出心裁地为谭家举办一个“励耘茶社”。用尽自己所有积蓄，在京城里买下个不大点儿的四合院做社址。有诗为证：推倒前围墙，重植芭蕉墩。修篁临风立，丝竹嘈嘈暗。拍案当庭啸，长揖送知心。一瓶一钵垂垂老矣。万水千山得得来哉。是社以茶会友。以茶识友。以茶练友。逢十聚会。呼茗长谈。免费奉送一客小笼包子。但主要是为谭家联络各地从业人员感情培训各地从业骨干。并且从北京串联到上海。那年上海道以三十万两标银拍售江南制造局属下三个亏损小厂，以补账面赤字。正是励耘社的一个老社友把这消息快递到京，报告给谭老老先生。那时谭老老先生早已厌倦了京城干躁单调的大气和繁文缛节的幕僚生涯，（但最让他“吃不消”的，还在于京城拉帮结派的风气。他们各有各的小圈子。各有各的“不二法门”。一起钓鱼下馆子传播各种大道或小道消息在文明小报上互写吹捧文章或攻击共同的敌人。不入法门不在圈者，绝对封杀出局。特别是对来自南方的你。）这让他特别想念江南的桃红柳绿丝竹牙板鲥鱼丰肥楼低妾瘦深巷里的大厂大港外的远帆……现在那边既有三个现成的小厂供自己人港，当然千载难逢。三十万两雪花银子并不难筹，难的是一下子从哪里去找许多心腹相帮管理这三个厂子，堵住那既成的千疮百孔，操作起各岗的“舵轮”，让它们一一循序正常运作起来呢？没有这样得力的心腹，光有三十万雪花银，谁敢去堵这无底洞啊。而从天津、唐山、保定。太原、南昌、萍乡、株洲等地传来消息，说那几个地方都有人掂着几十万雪花银，踌躇满志地想到上海去以求一逞。他们也有和谭家一样的难处，急忙头里，上哪儿找这么些能管理三家工厂的人才啊。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中国啊。有人试探过，这三家厂于能不能一个一个地买。滚雪球似地发展。上海道方面的回答是坚定的，要么三个一起买去，价钱上甚至还可上下；要么就别买，拆一丢二或拆二丢一，谁来收拾你丢剩的烂摊子？嘟！ 谭某人急着找经某人商量对策，这姓经的家伙偏偏不见踪影。满世界找，也找不见他。眼看就要与这三个厂于失之交臂。到第二天傍晚时分，谭某人在书房里正急得团团转，经某人满脸倦容却又兴冲冲地拿着一厚本中式账簿似的册子，走了进来。 “哎呀呀……哎呀呀……”急火攻心使满脸涨得通红的谭某人，一时间咄咄地满口只发得出这两个音了。 经某人默默地一笑，长舒出一口气，把“账簿”往谭某人面前轻轻一放，疲倦得几乎已经站立不住。一天多没有吃一口茶，也没有顾得上吃一口饭的他，昏头昏脑地拿起茶几上谭先生的茶壶就往嘴巴边送。谭先生最恨人家用他的茶壶，劈手夺过茶壶，跺脚道：“吃茶！侬还吃啥茶？！” 经某人呆笑笑，一屁股坐下，翻开那本“账簿”，让谭某人看。原来这是这一天多的时间里，他整理出的一份“励耘社”社友名单。凡是名头上圈上红圈圈的，都是可以立即召唤来帮着接管那三个工厂的。 谭老老先生大约摸数了数，总在三十人上下。 还缺什么？ 不缺了不缺了。吃茶。吃茶。 还缺一份加急电报。快点。十万火急通知上海方面，这三个厂谭家买了。 对对对对…… 但那一天，京城戒严。所有邮电局都被兵勇把守，信函得开口检查，电报一律不许用密码发出。可是要明码发过去，这消息肯定就会被透露给某些权贵，他们一定会不顾一切抢先下手，最起码也会让亲近自己的那些人先得了那三个厂子去。这电报怎么发？经某人默默一笑，拿出一张黄表纸，上头有早拟好的两句谶语般的电文。谭某人拿来一看，竟是两句古时的饮茶诗。“不待清风生两腋，清风先向舌端生。”经老老先生本不识字，更不用说什么古诗。这两句饮茶诗是他跟两位知亲茶友们请教得来的。这时用上了。这人就这点聪明，听一点什么看一点什么，特别能记得住，还能用得上。 “这……这样发出去，那些朋友……能懂里头的意思吗？”谭某人迟疑。 “那一帮赤佬？嗨，一个个都比我聪明！”经某人喘着大气说。 电报就这样发出去了。朋友们果然都懂。立即响应。安排妥当。这气势简直不亚于后来陈其美响应武昌首义、率人攻打江南局的雄壮。谭家就此重新回到上海。谭氏集团以后的一番大局面，都起自这三家小厂；也可以说，是由励耘社的这一帮茶友。这两句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吃茶诗帮着趟出来的路子。 但经老老先生日后却忌讳这个“茶”字。忌一个“粗”字。忌穿两尺半短打。他告诫子孙，经家人从此以后要读书要识字，虽然不可识得比谭家子孙多，但一定要比别人家的子孙识得多。“你们晓得当年我是哪能（怎么）过的吗？”他问儿子和孙子。但年仅四五岁的经易门并不知道祖父这句话里包含着何等样的辛酸，便撒了个娇，笑道：“我又没有侬那么老，哪能（怎么）晓得侬那辰光是哪能（怎么）过的啦？”说罢还张开两只胖嘟嘟的小手，去抱一向最疼爱他的祖父。不知是因为他小手上的糖汁玷污了经老老先生新穿的棉袍，还是因为自己的辛酸没得到子孙应有的回应，这个粗人居然一手甩去，先把四五岁的宝贝孙子击出四五尺远，一跤跌在东墙根下。不等小易门惊恐地翻身爬起，他又赶过去，飞起一腿，再度把小易门踢倒。这一脚正踢在小易门的脸上，立时三刻，半边脸就肿了。破了。处在这半边脸位置上的那半个嘴角和眼梢处，便汩汩地往外直冒鲜血。经易门的妈妈吓坏了，忙扑过来要抱走小易门。经老老先生却不容分说，一个巴掌把她也击倒在地。她依然不顾一切要扑过去抢小易门。这时经易门的父亲、经老先生瞪大眼睛叫道：“跪下快给我跪下！”并带头扑通一声跪在了父亲面前。于是都纷纷跪下了，包括正在堂屋里外忙着的各位娘姨茶房。所有在场的人都没见过老老先生发这么大的脾气。都不知今天最后怎么收场才是。没料想最后出来收场的却仍是惹事的小易门。他虽然像所有四五岁的孩子一样识不得大人心里那许多的曲折和陷阱，依然有自己稚净的一片天真和娇爱，但发自本能的一瞬间明亮的颤栗，却振起他带着满脸的血泪，摇摇晃晃跑到祖父面前，照样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拖长了哭声叫道：“公公，是我不好……是我不好……”四五岁的他居然连连向祖父磕头。磕得满地血迹泪痕，磕得全家人的心都碎软无奈，磕得经老老先生再也忍不住，迸出两行滚烫的泪珠，俯下身一把抱起宝贝孙子，大嚎。 从那天起，经老老先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让这些没有跟他一样经历一番辛酸的家人也能体会他的辛酸。特别是对这个他最为看重的孙子。从那天起，他再没让经易门离开他一步。甚至晚上，也让小易门睡在他身边。他辞退了家里所有的佣人。卖掉了家里所有带油漆的家具。他重新开始穿“两尺半短打”。他置办了最粗糙的茶具，给家里人讲当年在沙船上给船老大们“泡茶”的故事。他给经易门延请最好的家庭教师。当然，最最重要的是，他在谭家做得越发的勤谨忠诚。不容自己出丝毫的差错。他知道，像他这样没有一点“老底于”的人家，要在上海立牢脚跟，一切的贫富荣辱，以至生死存亡，都维系在别人眼开眼闭摇头点头之间。 他什么都想到了，只是没有去想一想，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的命运维系在别人的眼开眼闭摇头点头之间呢？ 其实也不是一点都没想过。只是想以后，他所得到的结论是：侬不想靠别人？哈哈。好呀。不靠别人依靠啥？侬试试看嘛。试试看嘛！ 94 记得刚从乡下搬到上海，头一个早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听见隔壁兼做批发正广和汽水生意的小灵根（灵根的阿爸告诉我，很早以前，上海人把汽水叫作“荷兰水”）在他们家门口大叫大嚷：“啥人每次去蹲坑都要用两张草纸？啊？屁股介（那么）大？！”同样让我特别感到奇怪的是，他叫嚷的声音那么响，但并没有搅扰小弄堂里的任何人任何人家。这些人用一句北方话来说就是：该干嘛还干嘛。依然笑眯眯的。忙进忙出。买早点的、倒马桶的、刷牙齿的、生煤球炉的、汰菜汰衣裳的、烧泡饭的、弯腰曲背在煤球炉上用火夹钳起劲地烫着头发的……总之……总之……总之什么？总之……一个小时或四十五分钟后，等上班上学到外头去做生意的人或推着脚踏车或踏着黄鱼车或拎着油布伞或嘴里还在大口大口嚼着咸泡饭，纷纷这么一走，弄堂里清静了。但烟消云不散。是啊。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江南的细雨匀匀地洒落在黑布洋伞上的声音。那些被树冠屋檐遮去的天空。一辈于仍是个忙忙碌碌、却总是心有不甘的江南人。 那天我故意在灶披间门口等了一会儿。我想跟黄克莹说两句话。那时我跟她已经相当熟悉了。那段时间，我觉得她有一点闷闷不乐。不经常出门。我想知道究竟是为什么。我听见拖鞋声，还听见她在二楼大房间门口，跟娄家阿伯讲话。娄家阿伯成年累月瘫在床上。一年四季面孔朝里躺着。很少跟人搭讪，特别不跟他家里的人搭讪。也从不过问家里正发生的事。但你不要以为他真的不关心。他枕头底下藏着一面小镜子。他经常趁人不备时，通过小镜子的折射，来收集身背后的情况。那小圆小圆的镜面有时连着几个钟头在灰暗的床里侧发着时明时暗的光。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对待他周围的人和事。我只听说，他过去一度也曾是吆五喝六的大老板。自备汽车进进出出。后来怎么搞到这个地步，一家五六口人只住这样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普通弄堂房子，我就没有兴趣再去打听。因为我相信，在上海，像娄家阿伯这样的人，古往今来，不会是第一个，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他挺愿意跟黄克莹讲话。但黄克莹从不进他家房门（他的儿女和老婆特别忌讳黄克莹）。她只是懒懒地倚靠在门框上，跟老人随便聊聊头一天在“大光明”“兰心”看的那些美国电影或左翼剧团上演的那些社会问题剧。她看得出老人很喜欢听她说这些，也很喜欢看妮妮侬偎在她腿边的样子。老人有时趁家人不注意的时候，赶快把妮妮叫到床边，赶快塞两张钞票给妮妮，尔后，非常得意地看看黄克莹。在其他情况下，黄克莹是绝不允许妮妮接受成年男子的“礼物”的。曾经有人试着这么做过。她发现后，马上找到那“家伙”，把东西扔还给他，毫不客气地当面开销道：“勿要瞎七搭八。我只有这一个女儿。小姑娘还小啦哩！受不起侬这份厚礼。”对方也许丝毫没有邪意，送的也许只是一小包价值一二分钱的“盐金枣”，也总被她闹一个脸红耳赤，吭哧吭哧，一点“落场势”（下台阶）都没有。后来弄堂里的男人都晓得她这个脾气，就只是远远地对她娘两施“注目礼”。少不了要再讲两句刻薄话。传到她耳朵里，她也不在乎。但她愿意给娄家阿伯这点安慰。因为她经常有这样的感觉：自己跟这位老人一样，偌大一个世界，真正属于她和他的只是很可怜的那么一面小小的“圆镜子”。当然，接过那两张皱巴巴的钞票后，她总是要让女儿到弄堂口买一两样老人能嚼得动的东西，再找机会偷偷地送给老人。她要训练妮妮懂得怜悯老人。她想到孤单的自己有一天也是要老的。说起来，这样的日子转眼间就要到的。 谭宗三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主动提出约见她了。这就是她这一段闷闷不乐的主要原因。许家姐妹告诉她要采取主动。房东太太和煤矿轮船公司驻申营业处的那个女老板都勉励她主动主动再主动。“谭家的三老板嘎（那么）喜欢侬，这种机会好放过的？拉司卡（Last Card。最后一张底牌）扑一记，不会错的！”但黄克莹从谭宗三的神情里，早就品出一种极度的矛盾。这种矛盾甚至使他一度想中止跟她的约会。只因为他缺乏足够强大的内力，才没得以实现。他也无法抗拒总想见一见黄克莹的隐在冲动。这使黄克莹开始认真考虑这样一个问题：难道我对男人真的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为啥？已经结过两次婚的黄克莹，从来就不是那种能自我赏识的女人。她胸部发育很晚。几十年后，我在上海一张文化报上看到过这样一段文字，完全可以借过来形容黄克莹：“她是个老生子。她姆妈四十五岁才生了她。先天就不足。所以眼睛小小的，嘴巴大大的，头发稀稀的没几根，双眼皮长在下头，好不容易得了个瓜子脸还是倒挂的。多年来只要不化妆面色就黄黄的。随便往哪一只沙发里一坐，只占老小一只角落。弱不禁风的样子”直到生了妮妮，走路还老佝搂着，不敢挺起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个“不好看也不算难看的小女人”。在盛桥镇上，谭宗三执意要她搬到他的小旅馆的那个小院子里住，她还忐忑了一段日子。两个人见面并不多。后来她才发觉这种有人替她母女俩定期付房钱的日子也蛮好。更不要说在小旅馆里每天还能听一个小时的留声机。“百代”的胶木唱片。后来发现谭宗三亲她的鞋子，在大吃一惊之后，又深刻检查：自己是不是无意中做错说错发错了什么“信号”，误导了这位好心的谭老板寄情于她那双旧皮鞋？她自惭形秽，紧张好几天。但确认自己既没做错也没说错更没有进行过任何误导。自从搬进小旅馆以后，她都没正眼看过他一次，更别说正经跟他说过些什么了。即便是看，也只是飞快地扫那么一下。或者低着头用心地斜一眼他那两条瘦长而又相当有力的腿。她想不大起来他经常穿着的是什么样的衬衫，但对他总是穿着一条凡立丁的西裤，一双小方头皮鞋，却是非常有把握的。她忽然悟到“错”不在她。她脸红了。久久地看着六岁的女儿。后来就到镇街上去挑选了一瓶上好的珍珠霜，还买了一块很便宜的粉饼。平时不太愿意戴胸罩的她，慌慌地把揉得很皱的它们一一从箱子底里翻出来。对着镜子扣了半天也没能把后面那个搭扣扣起来。这才发现它们的尺寸都已嫌小。在此同时，镇街上所有的人都在议论她的脸色一天比一天红润，眼光里自“透出一番柔情似水人见人怜的韵致，虽仍不能算抢眼，倒也越发的耐看了”（摘抄自那张文化报）。有人甚至发现从那一天之后，白天她再没穿过那双硬底皮鞋。她怕把它穿走样了，不再招三老板欢喜。只是快到傍晚时分，她才把它擦得柔亮柔亮，恭恭正正地摆放到自己的房门口。这一点，连妮妮也看出来了。有一次，妮妮就这样问她：“姆妈，侬这双旧皮鞋，天天拿进拿出，摆给啥人看嘛？旧皮鞋有啥好卖样的嘛！”她脸一红，赶快把女儿拉进房间，并把窗帘统统放下。妮妮以为妈妈又要关门“教训”她了。岂不知，门一关，妈妈紧捏着两只不算大的拳头，哈哈一笑便倒在床上，发疯似地打滚，抱住她又一通猛亲，猛咬。“侬发神经病？！”妮妮一边挣扎一边指责。“是的。是的。姆妈又不适意了。快来帮姆妈看看毛病。”黄克莹立即装出病重的样子，双手捂住胸口，摇头晃脑地哼哼起来。她跟女儿经常玩这种游戏。妮妮会立即从抽屉里找出她那一整套“医疗器械”，非常周全地替妈妈做全身“检查”。翻嘴唇看牙齿。解衣扣听心跳。逐个耳朵地抚摸。一只一只手地搭脉。然后声称病极其严重，从上到下不断地“打针”，还一边轻轻地‘哄”着：“宝宝，不要哭。打了针就好了。就好了。”起初黄克莹只是被动应付。无非是哄女儿玩嘛。但后来她竟完全被女儿的认真细心所打动。也许十分钟、也许二十分钟……她完全放松了自己，由着女儿来“照顾”她“看护”她“治疗”她……弱小的身躯细嫩的手指搬动沉重的她触摸“僵滞”的她。已经有两年……不，快三年了，没有人这么悉心地照顾过她让她这么放松过为她做这一切……真的是一切……她真的彻底放松自己……听着女儿咻咻的喘息和所作的种种“医嘱”，她真的非常感动。非常舒服。好几次她都忍不住把女儿一把搂进怀里，把自己的脸紧紧地贴住女儿温软的小脊背，引起女儿大声抗议：“侬发神经病啊？医生要不开心了！” 她曾一度尝试着不去思念谭宗三，但看来为时已晚。她知道自己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阴差阳错的是，对方似乎也有点离不开她。对此，她已谈不上激动。只是一条：想见到他。非常奇怪的是，她常常要被诸如他今早上在吃什么、昨晚睡觉前服过几片安眠药、衬衣领子上那一点咖啡迹是不是已洗掉、今晚他又会跟谁在一起度过……等等那样一些十分无聊的问题，纠缠得不能自拔。最后一次见他时就觉出他神情不太正常。以前两人在一起，他的话也不算太多，但那次话更少。以前见面时，他虽然话不多，但他那专注的目光，几乎是无所顾忌地在告诉你，我看不够你。于是这目光无声地充实了一切点燃了一切。有时即便走在马路上，他也会无所顾忌地盯着她看。看得她非常不好意思地低声请求，不要这样。他微微一笑，反而提出，让你稍稍走前一两步，因为他想看看你的背影。你非常难为情地扭扭身子说，背影有啥好看啦？但你还是向前走了。走得非常僵硬。因为你的背脊上明显地感觉到了他目光的灼热。你只能坚持走几步，尔后就走不下去了，就得笑着扑过来，一边用拳头捶他，一边不依不饶地笑嗔，奇出怪样，还要看人家背影！ 最后一次约会，他又像往常一样，提早来了。又是在雨中。等候在一排古老而又高大的梧桐树下面。准确地说，是两排。夹道而立。他总是等候在右边那一排的最后一棵树下。树身上有明显的疤眼。打着一把古老的钢骨黑布洋伞。这是唯一一个设在市区内的火葬场。就在静安寺的斜对过。大片的草坪和尖顶的塔式主建筑，还有红褐色墙体和大面积的铸花铁框窗，此刻都静悄悄地沐浴在夜雨之中。砖砌的烟囱肯定是冰冷的。接运尸体的专用车同样冷静地停在车库前那一小块灰白色的略有些坡度的水门汀地坪上。那是一辆非常漂亮的黑壳子福特车。长方形的车厢是为它特殊的用途所特制的。两位穿修士式黑袍的壮工打开后车门，便可看到车厢中间停放着一张做工极精美的带盖的停尸床。同样是黑色的。金属质地。黄铜把柄。黄铜包角。床盖的中央还用黄铜铸作了一颗硕大的不一定只具有装饰意义的族徽。很少有人仔细端详这颗族徽。其实我也没端详过。我爸爸去世，没到这儿来火葬。在斜土路殡仪馆人殓后，雇了一艘小木船，连同那具不算太昂贵的棺木，一起运回老家。上岸时有个非常真实的细节我已写进了《泥日》。那天也是有雨。也是泥泞。下船时人抬大杠怎么起，我爸爸（的那具棺木）就是不肯动。不起身啊。搞得所有赶来帮忙的亲戚朋友都一筹莫展，心如铅坠。我觉得我爸爸是不甘心。他十五六岁离开家，到南通读商校，以极优异的成绩毕业，被一位姓孙的亲戚接纳到上海的一家进出口公司当会计。十九岁随公司长途跋涉迁往大后方昆明时，已然是会计们的主任了。今天回到家乡。留给这世界的是一个寡妻和四个儿女。最小的一个才一个半月。而他自己所剩下的那个仅仅三十周岁的肉身肯定要腐烂。全部的努力都在哇哇的大出血中淌尽。“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面对浑黄的长江，消失的云月，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走。抬也不走。不让我于，我不走总可以吧。我不能回老家歇着啊……后来是我的一位叫仲雄的堂房大伯在我爸爸的灵柜前烧了一点香烛锡箔，又深深作了个揖，劝道，竞雄，（我父亲的名字）到家了。走吧。不管哪能（怎么样），这里总是侬的衣胞之地。侬在外辛苦这多年，老宅门前那几棵白沙批把树都已经结果了。侬真的可以歇一歇了。此时不撒手又更待何时呢？走吧。水酒一杯。大家都在等侬哩。风突然停了。雨也突然停了。又等了一会儿。再起杠。果然动了。当时我在棺枢边。完全发蒙。那年我才十岁。但就在棺枢往上一起，终于被抬走的一霎那，我觉得我长大了。真的长大了。当然，如何准确解释这“长大”二字的含义，确确实实又花了我几十年的周折。至今我也不敢说我已经能准确地充分地把它解释了。唯一有把握说准的倒是这一点：现在，我已然比我父亲老了许多…… 约在火葬场后头来见面，黄克莹就觉得不舒服。预感到什么不祥。第一次约会的地方是她定的。由许家姐妹替她向谭宗三转达的。她故意选在三明书局楼上。邃雅阁。花茶绿茶。伽南龙桂。那天三明创办五十周年，举办小型展览以飨宾客。红木条案上的玻璃罩里陈列书局多年来收藏的一百多套宋版珍本。另一个玻璃柜里陈列的是清代以来国内最著名的刻书家如江阴缨艺风上海朱文海南京李义和无锡了福保番禹邓实上虞罗振玉武进董康……制作的书。其中除木刻，居然还有珂罗版、玻璃版或石印的。还有不惜工本用桃花纸宣纸和乾隆墨精印的，也有在日本用东洋美浓纸印的。谭宗三很无聊地在那几张案桌中间转了一圈，稍带一点调侃的口气问，侬嘎（那么）喜欢这些老古董？真看不出来。她红红脸问，侬不喜欢？他笑道，假使侬是为了我才到这地方来装扮这份斯文的，那么我可以告诉侬，现在可以走了。后来他特地让车子开到贝帝奥（成都）路沧州书场，告诉她，这里就是清末重臣盛宣怀的私家“愚斋图书馆”旧址。“想不想进去再斯文一番？大学问家。”“啥人是大学问家啦？！”她脸又红。被这么挖苦一下，当时心里虽然很有一点不舒服不自在，但后来回想，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她喜欢他的率直。不像别样男人的曲意奉承后头总藏着一只贪得无厌的脏手淫手。后来，他兴致勃勃地带她到一家不起眼的小西餐馆里去吃晚饭。进门前，她心里真有点不开心。像他这样一个大老板，只肯带她到这样一家小餐馆里用餐，明摆着是把我当落脚货对待嘛。进了门才晓得，是自己不懂行市。这爿店是小，但档次实在是不低。全部餐具都从巴黎带回来的。不是银的，便是水晶的。台面上的烛光和老板老板娘亲自在一旁端着大银盘派菜。每次只开一桌。壁炉里柴火轻轻作响。幽雅的背景音乐远远悠长，还有那只只吃了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的龙虾。他说他喜欢这家小餐馆的一点情调，这情调是由挂在调酒间墙壁上镜框里的两张巴黎大学哲学系博士文凭制造出来的。这两张文凭是老板和老板娘三年前从巴黎带回来的。后来他就带她到江湾五角场，沿着那条老式有轨电车轨道一直步行很远很远。那天没有下雨。后来，她就有点紧张。并且越来越紧张。当时她已经有一点觉出，他，好像有啥毛病……而且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她常常觉出一旦他两离得非常近、并应该离得更近的时候，他总显得非常紧张，以至无所措手足，为了拼命控制住这种无所措手足的紧张，会把自己那种惯有的大家子弟的直率，丢个无影无踪。身上还抖个不停。其实他的手挺温软挺宽大，伸过来的一眨那间甚至也是不容抗拒和充满诱惑的。足以让她心慌。激荡。两腿间发颤。但很快又变得冰凉。矜持。客套。像一匹被老姨妈养过了劲儿的老公猫，再没有那种冲动伸出舌头来舐舐嘴唇皮“啊呜”一下也少有。他总是斜过眼来偷看她的脚面。尔后就非常痛恨地转过身去好像有意在躲避什么。回避什么。做着圣诗似的自责。一棵盆栽热带乔木，远看有点像用纸浆灌制，很粗糙地涂了一层绿颜色和土黄色。他常常独自一人如此这般地站在某个角落里。 那天他站在火葬场那个冰凉的水门汀地坪上，犹豫了好大一会儿，突然问，侬还有啥事体没有告诉我？神情非常严重。很可能这个问题翻来覆去已折磨了他相当长一段时间了，已连着好些个晚上没得好好安生。眼圈也隐隐发黑。 黄克莹的确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事没告诉他。 黄克莹知道这一天总会要来的。甚至觉得都来得晚了一点。她曾为他久久的不问，忐忑过，又暗自庆幸过。她说不清自己究竟是希望他探问，还是不问。但根据自己对他的了解，她知道他早晚是要问的。不问，他心里是不得过的。总算开口问了。也许这表明，他想最后确定他两之间的关系了。但也可能……他已得知了一些什么，想彻底了断他两的关系…… 究竟是哪一种呢？她不敢看他。他口气生硬。略有一点颤栗。很激动的时候，他常常这样。 略略镇静下自己，黄克莹答道，我是嫁过两个有“病”的男人，并且和另外两个“病”得不轻的男人有过比较深入的接触。但是…… 好了。我晓得了。侬不用再讲下去了。谭宗三突然打断了她的话。很生硬地提出，可以走了，找地方吃饭去。 黄克莹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跟他走了。 这顿饭自然吃得相当沉闷。完全是“谭宗三式”的。也就是说，当他不高兴的时候，根本不顾你受得了受不了，他会连续一两个小时。甚至一两天不理睬你，只管闷头吃他盘子里的烤乳鸽和奶油烩鲑鱼，或看他的闲书，听他的评弹。但又不让你走。黄克莹几次提出，找一个只有他两在的地方，让她对自己以往的那些事作一点简单而又必要的解释，他没答应，都用同一句话回绝了她。他说，侬刚刚已经讲过了。讲过了就算了。我不在乎侬过去怎么样。 “侬真的不在乎？”黄克莹反问，竭力把话说得平和，还故意轻描淡写地笑了一笑，以冲淡让他搞得如此紧张的现场气氛。 “侬这个人哪能嘎（怎么那么）烦啦？”他却一下把眼睛瞪得很大。 这时候，黄克莹真想扔下刀叉，转身就走。一切迹象都表明，他不是不在乎，而是很在乎。很在乎，却又不想听她作一点点解释。你把我当成什么了？一把必须随心所欲、一旦用得不顺手就可以随便一扔的裁纸刀？或吸墨纸？领带夹？皮鞋刷子？哦，谭宗三，当你那样激忿地跟我谈论自己对经易门的厌恶的时候，你真的一点都没想到在你自己身上同样深藏着一个“经易门”吗？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他两刚开始交往的初期，黄克莹肯定起身就走了。但现在……现在她浑身的血往上涌了又涌，涌了又涌，却最后还是忍住，直觉和这些年的全部经验都告诉她，简单地一走了之，痛快是痛快，但并非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他毕竟是“谭宗三”，不是“经易门”。他那让人难以忍受的任性（有时是软弱，绝对的软弱）里面，的的确确还躁动着（共生着）一种在黄克莹看来是极难得的“大孩子气”。一种在许多三十岁以上的男人身上很难再找得到的“大孩子气”。没有了这种“大孩子气”，自然也就会少做许多的蠢事，可笑事，但因此也就少了许多的“义无反顾”和“执著进取”。而这些年，她已经和太多的男式的“老到”“老辣”“老滑”……交往过了。结论是唯一的：再不能和这种毫无一点“大孩子气”的男人交往了。太累，也太乏味。这种男人和女人相处的方式太简单，要么他跪倒在你面前，要么你跪倒在他面前。在“女人”这个词里，他们看中的只是前边那个“女”字，而绝非后边那个“人”字。 黄克莹要求别把那原本就有的“人”，从“女”的身体里取消。 而现在，让她同样感到惊栗的是，这个一向被自己认为是拥有“大孩子气”的谭宗三，似乎也毫不例外地忽视着她的这个基本愿望，都不肯听她作一次必要的倾诉，解释。他同样是那么的“专横”。既在“专横”面前表现着同样的“软弱”，又同样在使用“专横”去对待比自己更“软弱”的人。他似乎根本不懂，女人做人的基本愿望之一，就是渴望倾诉。也渴望倾听到倾诉。在他面前，她感到自己同样被忽视了“抹杀”了。她忽然感到无话可说。忽然觉出自己实实在在付出太多。跌跌撞撞到如今，还懵里懵懂地保持着那么多期望。她真为自己悲哀。她忽然惊悟，是不是归根结底因为自己身上的“大孩子气”太多，才造成了这一切？是不是自己也应像那些人那样采取“跪”的方式，就好过得多。不是让我来向你下跪，就是千方百计让你来向我下跪。也许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么简单明了而又实惠？ 就这样走去？ 她一惊。晶亮冰凉的果品叉“当啷”一声从她手里掉了下来。 95 还是让我从头说起。 96 黄克莹嫁的第一个男人，是郑洞国部队里的上尉军需。那时候，她在泥城桥再往北的一家豆制品作坊里做生活。上尉军需经常亲自开一辆小军用卡到弄堂里来车热气腾腾的豆腐干百页结。有时候豆腐干还没有做好，他就搬一张板凳坐在作坊大门口，不吃香烟不吃茶，只是捧一碗滚烫的豆腐花，一小口一小口稀哩哩稀哩哩地啜，啜得极其耐心，并极其耐心地看着；看她在一只只大缸旁边弯腰曲背地忙。作坊水门汀地上都是水。她们赤脚穿木拖板。他说他喜欢听这种由她们肥厚的脚板底下发出来的啪哒啪哒声。特别喜欢看她穿木拖板啪啪啪啦走路的样子。他说她走得特别好看，轻巧快当，腰一扭一扭的，总让他想起老家小镇上照相馆里那位永远也接近不了的老板娘。有一次他带给她一双从老家寄来的绣花鞋垫。叫她笑弯了腰。他面孔红红。后来他带给她半磅绒线。说是专门到法大马路兴圣街上那家最有名的“金源茂京广杂货店”里买来的。她又笑煞，说，侬要么不要送，要送，索性送个够。半磅绒线够我做啥用的？后来他带她到宋和记去吃牛肉面。也是开了军车去的。脸红许久，才在台子底下悄悄把手放到了她腿面上，突然间用力捏她一大把。捏牢还不松手。她还不敢叫出声音来，只是懂懂地倒吸一大口冷气，尔后把牙齿咬得铁紧。到晚上褪下裤子一看，一大块乌青块像一块黑色的胎记一朵紫花。后来这样的乌青块就越来越多。但她还是跟他一道出去。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还要跟他出去。有军车坐，并不能算一个硬档理由。因为开车来拉豆腐干的上尉军需腌腊店小开大饭店的采买，络绎不绝。也许是因为只有他敢如此放肆。那一向她真的很希望有人对她这样放肆一下。她实在烦透了在无穷无尽的水缸旁边没完没了地弯腰曲背。既然腿已经被他捏过，总不好意思再跟别人一道出去吃牛肉面。反正牛肉面的味道总归是一样的。再说每每捏过以后，他总还会轻轻地替她揉上一会儿。无论是捏，还是揉，都能带给她在那无穷无尽的水缸边所绝对得不到的激动和心慌。要知道当时的她毕竟只有十六七岁。有一天的下半天，天上正落着点小雪。远房姑妈还在睡中觉。夜里麻将搓得太晚了。那只肥白的老猫盘起了身体，也在鸟笼下头打瞌(目充)。她没睡，正独自在阁楼上津津有味地复习昨天晚上陪姑妈搓的几圈麻将中悟到的一点门道。他来了。没有开军车。也没有穿军服。穿了件老怪的中式棉袄。一双小方头皮鞋。等她听到脚步声，他人已经到了阁楼扶梯下了。过去，她从来不让他上她的阁楼。她借住在姑妈这儿。姑妈拢共就这么一间带阁楼的前楼房间。阁楼上随便有点什么样的动静，姑妈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让他上阁楼，布帘一拉，他肯定不老实。不让他拉布帘，又肯定办不到。至今还是独身的姑妈心气老高，从来不跟男人七搭八搭。她不想让姑妈觉得她不正经。她还想在这儿住下去。可那天还没有等她趿上鞋皮，他已经爬上阁楼来了。她有点紧张。他也有点紧张。后来他就掏出一只小巧的粉红色的绒布袋放在她面前。她的心顿时怦怦地乱跳起来。她认得这样的小布包。她在曹家渡那种兼卖金首饰的小店里看到过。他们都是用它存放金戒指的。她不知道他今天要给她一枚金戒指。她早就想要一枚金戒指。但她没有向他提出过。只是有一次路过一家小店，她指着橱窗里的陈列品，对他讲过，有一枚盘丝金的戒指，“样子老崭（好）的”。他指着那个小布包，慌慌地说，盘丝金的。她慌慌地说，是(口伐)？他慌慌地说，侬戴戴试试看。她慌慌地说，不用试。我晓得老崭的。后来就不说话。后来他就去拉布帘。吊布帘的那些个钢圈圈在那根细长的铁棍子上快速滑动。她觉得它们当时发出的沙啦沙啦声，足以吵醒前后左右全部邻居，更不用说平常相当警醒而又长期被失眠症困扰的姑妈了。但一直到布帘全部拉上，姑妈却还是闷头钻在被窝洞里不作任何反应。 “嫁给我。”他说。同时一把抓住她的手。 她的心猛地在胸口里膨胀起来。 “嫁给我。”他又咕哝着向前挪动半步，同时小心翼翼地从小布包里捡出那枚金戒指。她挣了一下，也退了一下。最后，金戒指明晃晃黄灿灿地放在了她手心里。她已经无处可退。半个身子骤然倒在了那张小小的单人床上。然后他站了起来，启动那双硕大无比的手，开始解他那根既宽又长的军用皮带。她确实是痉挛了一阵。她没想到过要嫁给他的。没有。虽然她还是有点看上他本有的强壮和厚实。还有那种总让她心惊肉跳而又能引出她无名兴奋的粗野。但毕竟他是个北方侉子。她怎么可能想到要去跟一个北方佬过一辈子呢？他把裤子脱了之后，就坐在了她身旁，只是低声地对她说：“你也脱了吧。”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哦，没人教过她此时此刻应该怎么回答。可以怎么回答。 “要我帮你脱吗？” “不！” 她记得她当时是惊叫过那么一声的。她记得自己的脸色是苍白的。后来他强行脱去了她的外衣，把她抱下床，抱进放马桶的那个角落里。那里同样挂着一块布帷帘，围出了一小块只供她和姑妈解手净身的地方。 “剩下的，你自己在这儿脱。我不看。” 说完，他光着下身，很雄武地走开了。一开始，她双手抱住自己半裸的上身，并没有脱，只是怕冷似的很颤了那么一阵子。她觉得姑妈无论怎样也应该听到了一板之隔的上方所发出的这些骚动。姑妈会来喝斥这位“丘八爷”的。姑妈是南市青龙慈善会的人。青龙会属苏北帮。三山六水一支香。手掐八卦好心肠。刨花水梳头滑脱丝光。咸鱼炖炖豆腐汤。她走路低着头。说话让着人。到摊头上买十块油氽臭豆腐干，也从来不肯多舀人家一小勺子辣伙浆。她平常最看不惯那种黑吃黑的事。总是关照克莹，你到上海辰光不长，自家心里一定要拿得牢主张。俗话讲得好，鬼再厉害，也怕人一口正气。可是今天她为什么不起来喝斥？他上楼时，走得楼梯板咚咚响。我现在在马桶间里怕得索索抖。所有这一切，她明明都听见了，为什么还要把头闷在被窝洞里，一声不响？就算侬一个单身女人，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见识过这种只发生在男女之间的尴尬事，不好意思当面开销他，侬也可以在下面房间里咳嗽，拍台子，掼东西，吓吓他嘛。为啥还那么沉得住气，为啥还按兵不动、见死不救？！忽然间，聪明的她想到，姑妈是故意的，故意放他一码来欺侮我。她不希望我住她的阁楼。她希望有人早早地带了我走。说不定……说不定今朝这件事，还是他们两个事先在哪个茶馆店小酒馆里商量安排好的。那只金戒指还是她陪他去买的。 哦……她忽然觉得，如果连自己的姑妈都嫌弃自己，为什么不可以跟他走？好赖他肩膀上还扛着一条杠杠两颗星。每个月总有几十块光洋进账。 于是，脱。 第二天，他又开了辆军车来。今朝是来接她走的。不过今朝他没有上楼，笃笃定定坐在驾驶室里等着。她在阁楼上收拾行李。姑妈在扶梯口转来转去转了好大一会儿，转到最后，觉得还是应该去教训教训她，便慢慢吞吞爬到阁楼上，低声斥责道：“那个当兵的赤佬只拿出一只不到三钱重的金戒指，叫侬脱裤子，侬就真的脱了？我以为侬肯定要犟过他头。结果……结果……侬呀侬这个女小囡，真是呒轻头（没骨气）。” 她没反驳。 还值得反驳吗？ 好在，北方人有北方人的实在。事后，那个上尉军需真的娶了她。 结婚后，他帮她做了三件旗袍。买了三双高跟皮鞋。烫了三次头发。郑洞国奉命开拔去东北。他当然要跟着走。家眷理该也应一道走。五百辆十轮卡轰轰响。十六铺码头挤满直驶塘沽港的军船。北火车站临时实行军管。招商局和民生轮船公司的船也全部被包租。兰心大戏院日夜加演劳军场。“大光明”“美琪”“百乐门”天天鞭炮响。进进出出国际饭店二十四层楼的全部是马裤呢笔挺的校官和金光闪闪的将军。最忙的当然还要算淞沪警备司令部机要室作战室和专管军运的那些部门首脑。 她在他开拔的前一天突然失踪。对此，他早有预感。但事到临头，还是极其想不通。三件旗袍三双高跟皮鞋，用三根大条子顶下来的三间老式弄堂房子，这一切都不算个啥。他只是舍不得她本人，舍不得关起门来以后，会像一条滑唧唧的小白鱼似地那样扭动的她。永远像新娘子那样的羞涩和呻吟。当然，最舍不下的还是，她还没有替他生个一男半女。一点都没给他留下什么，就突然不见了，霎那间这个“家”就全完了，就什么也没什么了。妈妈的，你这个上海女人也不能这么欺侮我这个北方佬嘛！ 但他没有去找。他知道，偌大个上海要藏起个把人来，就是出动全上海的巡捕包打听，也别想找得到。况且他连调动一个排的人的权力都没有。他明知她不会再躲到姑妈家去的。但还是在一个多雾的早晨，派了两个勤务兵，悄悄地去把她姑妈家兜底砸了一个过。抄走两只黄铜汤婆子，一对百子戏莲高白瓷掸瓶，三本半正庄书局出的《七侠五义》，两对乐源昌铜锡店卖的蜡烛台，四斤半桂圆肉。一块英国板丝呢裤子料。而且还从这位独身至今的老姑妈睡的老式双人棕棚床底下抄出满满一铁箱子专谈房中术的古今书籍，计有《玉房秘诀》、《素女经》、《玄女经》、《阴阳合》各一本，《天下至道谈》半套。等等等等。后来仔细再翻翻，大多数尚属一般性医书，如《墨娥小录》、《千金要方》、《温病条辨》、《国药汇通》等等。甚至还收着一本民国十五年出的《育儿大全》。这，他就大不明白了，正经连男人都不想嫁的人，偷偷地看什么《育儿大全》呀！操，这些鸡巴老娘儿们真他妈的邪性。 97 黄克莹后来又嫁给了葛家老大葛少临。老二叫葛少清。老三叫葛少晓。还有两个女儿叫亦嫦亦娥。“临清晓”，这三个字出自《红楼梦》。都说少不看红楼。老不看三国。葛家的老头子十五岁时就看过《红楼梦》。不到十八岁就在百老汇路上一家专做进出口生意的公司账房间里做练习生。虽说只是练习生，因为聪明能干，一旦机会到来，老板就让他正式管账。有一次老板要试试他，就偷偷地从账房间里拿走了一百块现洋。一百块，在现在人看来，不算啥。可在当时，一间中等大小的新式弄堂房子，每月的房租只有六元四角七分八厘。怀揣一块光洋，就可以带上一个朋友，随便走进哪一家馆子店，适适意意吃上一桌四菜一汤或五菜一汤的和菜，还包括酒水。五十年代五元钱就可以在北京吃一顿“全聚德”。七十年代花八十元买一张火车卧铺票，就能从上海一直睡到最遥远的乌鲁木齐。所以这整整一百元的缺口，当时真差一点把他吓昏过去。讲，不敢。赔，又不舍得，也赔不起。只好凭做账的本事，暗底里一点一点把它轧平。到年底，这一百块缺口，果然被他“妙手回春”，做得一点蛛丝马迹都查不出。老板惊呆了。老板害怕了。只有十七八岁，居然就有这么大的本事。再过几年，本事更大了，经验更丰富了，心真的野起来，想从公司里“密”一点钞票，谁还防得住？查得出？老板不敢再用他了。客客气气请他吃了一顿饭，在一只白信封里装了两个月的薪金，就把他给辞了。 从此给他的教训：做人不能太有本事。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不是显得侬比人家有本事，而是让所有的人感到侬可靠。让别人觉得侬可靠，最重要。于是开始把所有的心计都用在摆平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上。也就是说，千方百计去让别人感到侬“可靠”。于是他下定决心，即使手指头被轧在门缝里了，也绝对不叫一声痛。既不要叫痛，也不要相信有谁会来帮你抚抚痛。当然也不要忘记自己曾遭受过的每一点痛楚。叫喊是无能；忘记，也是无能。不能靠自己的努力去抚平伤痛并得到别人的信用，更是无能的无能。加倍的无能。于是咬紧牙关。于是只指望自己。于是凭着这点硬功夫，四十岁那年，他终于攒够了钞票，在静安寺附近，一个叫同钟里的弄堂里，为一家老小顶下了一幢新式里弄房子。而且还用上了抽水马桶。 葛少临有肺病，结婚最晚。他跟黄克莹结婚时，老二和老三的老婆都已经生过小人了。全部住在这幢房子里。老三夫妻两带他们的三个小囡，住二楼大房间。老二夫妻两带他们那三个小囡，住三楼小房间。老夫妻两住亭子间。黄克莹进门前，老大在楼下客堂间里搭铺。后来就跟老夫妻两对换了一下。黄克莹和老大住亭子间。老夫妻住楼下客堂间。客堂间里又用一扇屏风隔成两小间。屏风里厢是老夫妻住的地方。屏风外头摆一张八仙桌，依然是全家吃饭的地方。白天屏风收起来。到夜里再支。当时大女儿已经出嫁。小女儿晚上就跟老两口睡。大女儿出嫁时，小女儿偷偷地从阿姐的陪嫁里剪下一粒钮扣一小块布。藏着。以便将来自己出嫁时拿出来做证据，要二老按同等规格为她陪嫁。老二经常跟老三寻吼势（找岔儿）。因为弟弟住的房间比他大。心里挖煞（难受）。觉得老的偏心。实际上，老头子根本不管这些事。偏心的是老阿太。老三听话，娶了她娘家侄女。当然要给大房间。后来，阿太对这位侄女，甚至比自己的亲生女儿还好。道理很简单。侄女现在是为葛家生小人，生下的小人姓葛。而女儿是为外姓人生小人。生的小人不姓葛。其实她自己也不姓葛。但几十年来一张嘴总是这种口气：“阿拉葛家人怎么怎么……”女儿回娘家来，老娘连擦桌子布也要藏起来，怕她往婆家带；而那位侄女吃饱了早饭去文具店上班，老娘还要拼命追到弄堂口，偷偷地塞一只双酿团给她当小点心。这位侄女喜欢吃糯食，讲起话来也是糯答答嗲悠悠的。每天早上帮老阿太梳头。梳得光溜溜滑答答。老阿太精神好，每天夜里在佛龛面前念经，要念到深更半夜。这位侄女兼三媳妇就陪她到深更半夜。前年冬天，三媳妇大老远地到公馆路的“西万兴”糕团店买回来两块猪油白糖桂花年糕，放在饼干听里，夜里蒸一蒸，给老阿太当夜点心。老阿太心里老开心的，吃的时候咽得太匆忙，一团糕梗煞在喉咙管里，一口气没能回得上来，又掉了一跤，当场噎死在楼梯板上。 偏心眼的老阿太噎死以后，有气一直不敢声张的老二就联合了有病的老大和出嫁在外的那个阿姐，向老三夫妻两发难。一口咬定，是那位“侄女”为了黑吃老阿大多年积蓄下来的那点私房钱，故意要“噎死”老人的。（传说老阿太还藏有一只碧玺莲花，传说是慈禧大后的随葬品。重三十八两七钱。前清那时候，一两碧玺值到两万多元。民国以后这东西逐渐地不那么值钱了，一天大跌价。但跌到今朝，一两也要值到三四百元。扣掉中间人或拍卖行必须要拿走的那份回扣，假如真有这么一朵“莲花”在，拿出去变换成钱，也足够再买这样一幢弄堂房子了。） 全家人围牢老三夫妻，要他两交出这朵碧玺莲花。交得出，大家就还在一道太太平平过日子。不交出，对不起，这场财产方面的骨肉官司就随便怎么样也逃不脱了。到了法院，就不光要讲讲碧玺问题，还要讲讲老阿太是怎么死的问题了。论财产的“骨肉官司”可能就要变成论刑事的“人命官司”了。 都在气象局里做资料员的老三夫妻，在这爿屋头顶下过日子，多年来靠的就是老阿太的呵护。从来也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心慌意乱只知道大哭大叫，把自己房间里所有的箱子柜于都搬出来，把所有的抽屉都开开来，让这几位哥哥姐姐阿嫂姐夫搜查；又扑到瘫在床上的老阿爹跟前，求老阿爹转过身来说一句公道话。别人不清楚。只有他清楚：老娘这一辈子到底有没有藏着那么值钱的一只古董。只有他出来讲一句话，才最有份量。 但老头子就是不作声。他不想说。什么也不想说。 最后，老三被逼得没办法了，连哭带喊叫了一声：“我走。我给你们腾地方。你们要的不就是我夫妻两住的这间房子吗？给你们。统统给你们。”老三明白，啥“碧奎莲花”，啥“骨肉官司”“人命官司”，统统都是假的，要他夫妻两让出三楼这间大房间，才是真的。 老三一家搬走了。 老二夫妻两搬进了这间敞亮的大房间。在老三故意留下来的一大堆垃圾货里，他发现了一大包老鼠药。蟑螂药。 黄克莹问自己的男人：“侬是老大，又有病，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讲，这间大房间都应该让给我们这一房住才合情理。” 少临说：“算了算了。太平点。” 黄克莹又说：“我们不住，也应该让给阿爸住。” 少临瞪大了眼睛，骂道：“让给谁住；关侬啥事体？侬给我放灵清点！” 黄克莹只好躲到阳台上去咬牙齿。她不想再逼自己的男人。少临这一向疾里一直带着血丝。她知道他已经吵不动了。同时她也知道，就是没有病，少临也不会跟老二去争房子的。他住惯了眼前这间亭子间。求个太平。保住自己。他在一家琴行里做调琴师。技术不算最好。调一架琴，可拿七元到八元。但现在请他去调琴的人家越来越少了。他还要吃药治病。还要积一笔钞票，把女儿送到维也纳去学钢琴。这次他之所以硬下心肠帮老二去轰老三，并不是他自己想住大房间。住什么样的房间对他来说早已经无所谓了。只因为老二对他许过这样的愿，只要侬帮我这个忙，我帮侬从药房里拿药。不要侬钞票。老二在沪西一家药房里做调剂师。这种瑞士新药，专治肺痨。无论是正货还是水货，价钱都相当贵。而且需要长期服用。假如自费吃下去，送女儿去维也纳的梦就可能永远只能是个不醒的梦了。现在他只有靠在老二身上。他太想在不花自己钞票的情况下治好这已经纠缠自己十几年的病。太想把女儿送到维也纳去。真的。虽然他觉得非常对不起老三夫妻两，但也只能如此了。（有时他这样想想，又觉得心安理得了：侬老三住大房间的辰光，也没有为我这个有病的大哥想一想嘛！为啥要我现在来可怜侬？！） 老二这个人，阴。整天西装笔挺。皮鞋锃亮。长头发从耳朵后面包下来。这一向，他一直背着自己的老板，在做自己的西药生意。（利用老板的进货销货渠道，利用老板的银行信用和在同业中的信誉，办自己的“地下药房”。）其实他在经济上已经蛮兜得转的了，完全可以独立出去公开领一张执照自己开一家药房放开手脚去赚。在住房问题上，也完全用不着跟做小职员的阿弟争老辈人留下的这间房间，完全有这个实力到外头去顶一套公寓房住住。但他这个人，就是喜欢这样暗做，他觉得有劲。不花自己的钱，却又能赚到别人口袋里的钱。聪明的脑袋使他常常能占到许多别人占不到的便宜，也为自己报了许多必报的“仇”。这常常使他神清气爽、踌躇满志，却也使他常常拘困于眼前的一点小便宜上，而做不成真正的大场面。对付女人也是这样。他喜欢女人，但又不想破财去勾搭那些必须用钱去开路才能勾搭得到的女人。也不想费特别大的功夫，去勾搭那些特别“遥远”的女人。他觉得那样做太费精力，太不合算。所以他总是只从已经来到他身边的女人身上着手。不管她是谁。 不久，黄克莹就发现，这个老二经常在她房门口偷听偷看。那时候，少临因为肺部出现空洞（两只），已经住到澄衷疗养院去“等死”了。“等死”这说法，出自老二。他这个人讲话有时候特别恶。但有时又不能不承认他讲得特别准确。）黄克莹一个礼拜去看少临三次。有女儿要照看，不能天天去。当然，按名分，她是应该天天去的。少临隔壁病床上的人的太太就是天天去的。少临也非常希望她能天天去。但是每当克莹真的对他说，我明天还来，好吗？他总是连忙回答，不要了不要了。侬已经老辛苦了。真的老辛苦了。在家陪陪阿爸陪陪女儿吧。可是当克莹第二天真的不去了，他又怨恨，自卑，失望和沮丧。 不知道为什么，黄克莹也不太想天天去。 澄衷疗养院的路不大好走。澄衷疗养院后头一根大烟囱有八九层楼高（？）。澄衷疗养院周围的河浜里长满千丝攀藤的浮萍。几幢水门汀的住院楼，四四方方，冷冷清清。一只只小窗口呆呆的像死鱼眼睛。十几棵黄杨，六七棵棕榈，都充满着一股浓痰的腥气。 不到澄衷疗养院去，做啥？ 家里本来有一只收音机好听听申曲独脚戏。但老二一上班，就把插头拔掉，把收音机锁进他自己的衣橱里。理由是怕她们不会用，触电。实际上是不舍得让她们用。家里新装了一只电话机。但只要电话铃一响，他总是抢先奔过去接电话。假使是某一个他不认识的男人打进来的。他马上装出一副女人腔，跟人家招讪，一旦问清楚对方是找黄克莹的，马上恢复男人腔，破口大骂。侬晓得她男人住医院不在家打电话来吃豆腐？勿二勿三，搞啥名堂？！想到这里来“拓”（占）便宜，装错样头哉！后来就再没有男人打电话来找黄克莹。后来她实在寂寞无聊，便从《新闻报》广告栏里找了个线索，花了十二元五毛钱报名费，去王家宅一家绒线编织学校学织绒线。被他得知。第二天他就赶到王家宅，把这笔报名费讨了回来。他说，这种地方侬好去的？什么样的女人男人都有。还是少去去为好。不要让大哥在医院里不放心。有一段时间，他索性不上班，就是去上班，也过一个钟头就溜回来巡视一番。她去小菜场买小菜，稍微回来得晚了一点，他就会在后门日，把着小菜篮，没完没了地盘问。算账。有一次，黄克莹实在受不了了，就大声地问他，我是侬啥人？是侬老婆，还是侬阿嫂？要侬这样管？！他一本正经答道，侬是我葛家人。我就要管！ 是的。葛家人。黄克莹嫁到葛家来的时候，这幢新式里弄房子已经很旧了。老头子已经走不动路了。小小的天井里已经堆满了旧木板。还有几只让黄克莹一看就要心烦的大水缸。大缸曾用来养水浮莲。腊梅。也曾贴过这样的对联：“皓月描来双燕影寒霜映出并头莲”。横批“蓝田种玉”。 97 老二最讨厌晚上不洗脚不洗屁股就上床的人。一过九点半（他决不允许有人在这以后才上床），他就会挨着门地催促检查。大声地叫嚷：“汰脚汰屁股。汰脚汰屁股。”连他十六岁的女儿和三十八岁的女佣人也决不放过。当然不会放过黄克莹。只是在她门口喊叫，声音没有那么粗亮，腔调也不像对别人那样生硬。敲敲门，问一声：“侬认过了吗？”他为瘫在床上的老父亲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为他洗脚洗屁股。他不愿让家里其他女人为他做这件事。他在搬动老父亲时，就像掼一只烂冬瓜。好在，不管他怎么对待老人，老人都不作声。开水烫破了皮，也不作声。 在这以后，到熄灯，有半个小时时间，他必定要集合了全家人，为他包装散装的药片药丸，按他规定的数额分装到一只只药瓶里去。他希望家里老老小小每个人每天都为他尽一点义务。报答他在外头辛辛苦苦赚钞票养活大家。他倒并不在乎侬在这半个钟头里能为他装多少，他只要这一点心意。 这种时候，他总坐得离她很近。有意无意用他的脚在凳子底下去碰她的脚。有时还轻轻地在她脚面上踩一下。会意地看看她，笑一笑。有一次突然相当用力地踏她一脚，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开。或者还要哈哈一笑。每逢这种时候，他总是在给大家讲一点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比如怎么听弹词开篇才能听出名堂经来（其实在这方面，老头才是真正的专家）。比如弹同名家蒋六仙到底是男还是女，或者深入讨论一下他（她）到底会不会是“雌孵雄”（二性于）。又比如肺热阴虚的人为啥性欲特别强特别喜欢近女色为啥又特别容易死得快。比如比如比如……嗓门宏亮，底气十足，讲到得意的时候，他一定会连人带嘴巴都凑近过来，两只手或一只手就有力地按到黄克莹的膝盖头上，哈哈哈哈……捏一把。但从感觉上来说，却比那位上尉军需差点劲。他捏不出乌青块。力道不足。 后来就发现他偷看她洗澡。不止一次。她把门缝都堵住。他又剔开。她觉得再不换门上的锁，要出大事了。就连换了三次房门锁。三次，他又换了回来。最后他发脾气。谁让侬换房门锁的？换锁为啥不跟我打招呼？侬现在厉害了。是不是？有本事侬搬出去住。走呀。走侬的。 她真想撕破面孔，跟他辣辣地大吵一场。并且真的搬出。她收集报纸上租房广告，也到电线木头上去寻找。他发觉后就阴笑地对她说，要搬，好啊。那样子，大哥的住院费、药费、营养费、特护费，我就不管了。侬自己想办法去付账。账单就在你弟媳妇的五斗橱抽屉里放着。侬统统拿走。大哥肺上已经烂出三只空洞了。现在正在烂第四只。侬这个样子一闹，正好帮他烂下去。五只六只七只八只。好得很嘛！侬走呀！ 后来有一天夜里。是夏天。热。她睡不着。她心烦。她必须烦。这一向她总喜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脱光，只剩一点胸衣和白色的紧身内裤，四肢八叉地躺在床上，撩开蚊帐，让自己正对着那隐隐约约在窗外云缝里游弋的小月亮。她不知道为什么要脱光自己；但她就是要脱光自己。让月亮照着自己。她甚至希望（渴望、切望、贪婪地恶毒地盼望）对面人家的阳台上真出现那么一两个、甚至三四五六七八个人，向她投来千百种锐利的火爆的粘稠的无所顾忌的（哪怕是强取豪夺般的）但又必须是很陌生的窥视逼视。（实际上，对面阳台上真冒出一点什么动静，她却又赶紧放下蚊帐，赶快躲进暗处去了。）到后半夜她迷迷糊糊刚睡着。门锁咔嚓一声轻响，把她昏然惊醒。开始，她一愣，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觉得门被轻轻地推开，一条黑影轻轻地轻轻地移到了她的床前。她看不清楚。也不敢动弹。那黑影走到床前很近很近的地方，便一动不动地盯视着半裸的她，还在粗粗地喘气。她冒冷汗。全身发木。脑袋也发木。想叫，叫不出声。想动又不敢动。当那个不速之客把黑黑的脑袋慢慢伸进蚊帐里来的时候，她几乎完全吓晕了过去。一抖一抖地抽搐起来。他却在那里深深地吸着……吸着她帐子里的气味。吸着。吸着。吸着。然后就把手伸了过来。 她没有动弹，甚至都没有把张着的腿合拢来。她忍住厌恶，忍住羞愧，忍住坠向深渊的绝望，忍住全部的颤栗，咬紧了牙关。她看不起正在摸弄自己的这个人。但一想起自己的丈夫，却让她更寒心。眼前的这个人无论怎么坏，总还有个自己的主意。他总还在想做点什么。他总在进攻。对着某一个目标。昨天她去澄衷。本来想跟少临哭诉一番的。她知道肺上正在烂出第四个空洞的他，是不会有什么办法来帮助她的。她需要的只是一个哭诉（倾诉）对象。让她痛痛快快地倾诉一番。剩下来不管有多少苦头，她自己会去默默地尝试的。但少临却觉得自己连这样一个“倾听”的角色也无力承担。眼不见为净。不知者不为罪。除了这两条以外，他现在还有什么样的“精神堤岸”能防御得了那铺天盖地向他涌来的恶浪呢？只能如此啊。他哀怨地拒绝了。他闭着眼，不住地但却是缓慢地虚弱地摇着头，向黄克莹恳求道，不要跟我讲了。求求侬。不要再跟我讲了。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不要听……不要听…… 哦，男人。做一点事情出来让大家看看吧。你们站得直。你们挺得起。你们托得住。你们是太阳。太阳……太阳……太阳……木凸……木凸……木凸…… 当然，那天晚上葛家老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一生竟然会彻底坏在了黄克莹手上。当时，当他把手战战兢兢地伸进蚊帐，一点一点地触摸到黄克莹那使他心猿意马许久了的“胴体”上时，发现她居然没有反抗，只是微微地颤栗了一下，便再不动弹。意外的惊喜甚至让他猛地缩回了手，稍稍定下心来仔细端详。凭着从小窗口泻入的路灯光，他看清只穿着亵衣内裤的黄克莹仰天躺着，而且分明是醒着的，只不过“羞怯”地向床里扭转头去，“绝不好意思”地紧闭着眼睛，咬住嘴唇。她为什么不反抗？难道在……等待……等待？等待着他的触摸？哦！！一阵无法按捺的激动，使他整个上身都倾进蚊帐，并索性提起一条腿跪在床边上。看哪，经过蚊帐过滤的光线这时显得那么的柔和缥缈，越发衬托勾勒铺叙出黄克莹那本来就精美的躯体上全部的动人心魄之处（虽然稍稍嫌瘦弱一点不过那也没啥）。他真不知从何着手了。他颤颤地伸出一根被烟熏黄了的手指，轻轻地、轻轻地从她全裸着的浅浅长着一层汗毛的手臂上划过。他想先逗得她笑了，再抱起她。他相信她会笑的，或者再表示一下羞怯，哼一下。他想到了一切，唯独没想到的是，当再度去触摸时，却引发的是一声杀猪般的嚎叫。而且是连续的惊天动地的叫喊：“抓流氓啊……抓流氓啊……”他没有看到，在黄克莹靠床里的那只手上，早暗自攥住了一根灯绳，并把它延长出去，连接到原先的灯绳上。发出惊叫的同时，她用力拉亮了灯。她还事先联络了家里所有反对这位“老二”的人，甚至包括老三夫妻两。灯亮的瞬间，全家人都赶到。包括老二自己的老婆。而且第一个冲上去揪头发扇耳光的，便是她。他无话可说无账可赖。因为此刻的他还半跪在“阿嫂”床边上、大半个身子还钻在“阿嫂”的帐子里。而几近半裸的“阿嫂”已完全被他“惊吓”得面无人色，声嘶力竭，欲哭无泪。更厉害的一招是，黄克莹事先还通知了隔壁邻居，请他们今晚警醒着点，万一听见葛家有啥动静，务必冲过来帮忙。所以这一晚上过后，老二便担着“乱伦”的罪名，在整条街区都“臭掉”了。虽然在左邻右舍的心目中，他这个人原本就不香。捎带着要提一提的是，当晚老三夫妻两捎带着用木棍敲断了他一条腿打聋了他一只耳朵，稍稍地出了一点气。他还不敢去报警。 事后，黄克莹觉得自己必须离开这一家人了。为女儿着想，她也得离开这个家。她没法再顾及肺上即将出现第四个空洞的丈夫。她甚至都没到老人面前去告别，就带着六岁的女儿去了那偏僻的盛桥镇找另一位姑妈。少临的病亡通知是她走后的第二个月寄出的。但不知为什么，整整过了半年才收到。等她莫名其妙地又回到这幢老式的弄堂房子里来取少临留给她的那点少得可怜的“遗物”时，她看到天井里那只最大的水缸上依旧贴着那一幅对联，“皓月描来双燕影寒霜映出并头莲”。只是那条横批“蓝田种玉”，不知什么时候让谁撕走了，原来的位置上，只剩了一点浆糊干巴的痕迹。 也许无须再来絮叨牙科诊所的那位陈老板了。这是她在遭遇谭宗三前曾“可怜”过的最后一个男人。那天跟许家姐妹谈过后几小时，黄克莹就向他提交了辞呈，并买好第二天的轮船票，准备回上海。陈老板让她弄得措手不及。侬总归要给我点时间，让我找一个能替换侬的人。侬姑妈介绍侬来的时候，讲侬最起码也能在我这里做一年。侬应该晓得，我这里全指望侬哩。现在侬讲走就要走，哪能办？老板喜欢吃粽子。每天早上都要剥两只赤豆粽子蘸蘸糖。这时候傻张着两只粘答答的手，万般无奈地看着黄克莹，嘴唇边还粘着几粒糖屑粒。 黄克莹稍带歉意地笑了笑，随便编了几条理由敷衍。尔后就数了数老板无可奈何地递过来的这个月的薪水，发现老板有意多给了几十元。她犹豫。要不要还给他？这位刚满四十岁的陈先生，几个月来待她的确不错。专门为她粉刷了房间。知道她不吃辣，特地吩咐自己那位湖南籍的老板娘（据说是他大学里的同班同学）炒菜时少放或不放辣椒。知道她晚上早睡不了，早上又早起不了，还特意推迟了诊所上午开门的时间。按说她是护士，打扫卫生清理污物桶搬运药品柜等活路，理所当然归她。可是陈先生却一一地都“屈尊”抢先做掉。弄得日常就多病乏力的老板娘，在一旁冷眼看着，心里更是六七个醋罐一起打翻。有一天，镇上请来一个锡剧班。据说班子里的头牌花旦年轻时在上海天赡舞台也挂过头牌。戏票顿时走俏。一个礼拜的票，两三天工夫全部卖光。老板晓得她喜欢听戏，花好大一番周折，弄了两张日场戏票，让她带女儿去散散心。说是由他一个人来顶门诊。真不巧，到戏院里刚坐下，开场锣鼓正敲得闹猛，“老朋友”提前来了。小皮包里又没带够手纸。只好匆匆退场。匆匆回诊所。诊所关门。赶快回到自己住的那幢本地房子楼上。刚要推门，却发现门口放着一双大得出奇的男鞋。再仔细一听，房间里果然有人。一惊就要叫。又发现那双男鞋非常眼熟。再一看，好像是老板的。她稍稍定了定心，从虚开的门缝往里张了那么一眼，果然不错，就是他。 老板僵直地坐在她那张铺着白床单的大床边匕两只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她床前的那只五斗橱。脸色鲜红。傍晚的阳光燎着贪婪，从雪白的墙壁上反照到他脸上，显出一种从未见过的由自虐而获取的平静和自得自足。房间替她重新整理过了，也细细地擦拭过了。充满了异样的碱水和芦灰水的气味。房角落里还残留着一堆堆相叠相加的肥皂泡沫。虽然不能说纤尘不染，也是雅净有致。连女儿扔得满地的小画书也都给一本一本叠放得整整齐齐的。而最使她感到难为情的是，今天一早她和女儿换下来的内衣内裤袜子，他都替她们洗了，押拉得平平直直地晾在透过那根细麻绳而射人的晚霞中。她当时真是无地自容，真想冲进门去，狠狠地踢这个无聊而又自作多情的男人一脚，让他趁早滚开……但没等她发作，只见他纵身跳起，拉开五斗橱上所有的抽屉，兜底翻寻，然后又把她放在衣柜顶上的那只旧皮箱抱下来翻找。显然没有找到想找的东西。尔后又一一地把东西复归原位。他在找什么？最后，他在一个镜框前站住。镜框里陈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她和妮妮的合影。另一张是她单独的半身照。两张照片都是在澄衷疗养院的花园里照的。一座假山。一池浅水。还有一架攀援中的紫藤。天热。她脱了鞋。光脚站在浅水里。现在甚至都想不起来，那天为什么要脱鞋，怎么会那么放肆。也许，从根本上说，她一直就是个“放肆”的女人。但脸上还是有许多的忧郁，许多的疑虑。他匆匆取出那张她单人的照片，赶紧走了。走到门口，似乎又没那个勇气真的把照片拿走，呆呆地犹豫了好大一会儿。最后还是把照片放回了原处。 第二天他没到码头上去送行。甚至都没到这里来跟她告别。一早，他那位多病的夫人来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只是为了收回她这间房间的门钥匙，并把她忘在诊所里的一些小零碎东西，如梳子毛巾雪花膏香肥皂之类的，又给她带了来。还给她母女两叫了辆黄包车。她两上车时，她还很亲切地摸了摸妮妮的脸，很亲切地说了声，妮妮再会腥。只不过自始至终没提陈先生。黄克莹也没问。到了码头上，旅客特别稀少。轮船远远地停在几百米开外的海面上，等待小舢板一趟又一趟地把船上的货和客人运回岸。然后仍通过这些舢板船，把要运走的货和人，一趟又一趟地送上船。 也许是天阴着的缘故，黄浊的海面便显得格外深沉。风也显得格外阴凉。黄克莹心里忽然生出许多的惆怅。就这样告别盛桥？就像来的时候那样匆忙对待这个常年充满着咸鱼腥味、居然也有几千户人家几代人繁衍生息的旧镇？不一会儿，码头票房间的一个熟人气喘吁吁地跑来，说是“有侬的电话”。她问“啥人打来的”。他说“不晓得”。她觉得非常奇怪，这时候谁还会打电话到码头上来找她？盛桥镇上一共没有几部电话机。仅有的这几部，还是上边给小张岛上那两座监狱守备架设电话线时，应镇公所要求，才捎带着安装起来的。黄克莹把妮妮和行李托给那个熟人，匆匆赶到票房间拿起电话一听，却是那位陈先生、陈老板。我一点不夸张地说，当猛然间听出是陈先生的声音时，黄克莹心里还真真切切地热了一下。毕竟是自己消逝不再的一段经历。生命。某种交代。她很清楚，从此以后，只要不是万不得已，她是绝不会再回这个小镇了，而在刚过去的这一段不可能再重复的时日里，此刻向她传递最后声音的这个男人的的确确还是待自己很“友好”的。 “哦，侬在哈地方？”她急切地问。 “我在萨镇长家里。一早我就来了，为萨老公公试假牙，没能去送侬……” “没有关系的。侬太太来过了。谢谢喔。” “还有多少时间开船？” “还得一会儿吧。” “那天真对不起喔……” “话不好这么说的。是我走得仓促，给诊所添不少麻烦。” “诊所里的事我有安排了。侬就不要操这个心了。我要请侬原谅……” 黄克莹愣怔了一下。原来那天，这位陈先生匆忙地从黄克莹房里出来，印象中似乎看到在楼梯间的一角有什么人在那儿站着。但他只顾赶紧离开，不及细看；下楼后，又听楼下的一家人问他，是否看到黄小姐。黄小姐？黄小姐回来了？他一惊，忙问。哎，她刚上楼。侬没看见？她又走了？没那么快吧？心直口快的楼下人家一连串反问。陈某人再没顾到应答，赶紧走了。这样，他肯定，刚才在楼梯间看到的那个“人影”就是黄克莹本人了，也就是说，她很可能看到了他在她房间里翻找东西的情景。看到他想“偷照片”的尴尬相。这的确使他感到非常坍台。没有面子。 “老对不起的……” “这有啥啦？！陈先生要我照片，是看得起我嘛……” “不是照片的事。不是。不是。” 接下来，陈老板急急忙忙解释了那天为什么要到她房间里翻找东西。听到她突然提出要离开他的诊所，他怀疑是镇上有人在她面前“触壁脚（说他坏话挑拨离间）”摄弄她离开诊所，蓄意给他制造麻烦；怀疑她是镇上一些人委派来“卧底”收集他情况的，现在卧底暗查的任务完成了，她便得赶紧抽身离去；也怀疑她是不是找到了真正的相好，或靠山，于是就要拂袖离去……那天他在她房间里翻箱倒柜，就是想找到一点“证据”，以确定这几种疑问的“真”与“假”。排除自己的疑虑。让自己的心踏实下来。 “既然侬这样怀疑我，为啥还想要我的照片？”黄克莹问。 “我心里实实是不相信自己的这些怀疑的……” “侬既然实实地不相信，为啥还要到我房间里来翻箱倒柜？” “可是我熬不住，又要怀疑……” “侬到底是相信还是怀疑？” “……我晓得……我老对不起侬的……” “好了好了……不要讲了……不要再讲了……”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于是两个人再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好像萨家有人在叫他了。他讷讷地又说了声“对不起……今后多保重……”就挂断了电话。 98 陈先生本名陈本桐。祖籍盛桥北十二里蒋家楼。据方志记载，“当时有蒋姓者构楼五槛，因此得名。”蒋家楼那地方单有一条河浜通海，素以渔市闻名遐迩，虽地处要冲，但南西有苇塘阻隔，故历来“烽燧鲜惊。民风朴野。商廛繁盛。”街市的规模至少不次于今日之盛桥。鱼行分为咸鱼行和鲜鱼行。陈家祖上做的是成鱼生意。后来河浜渐渐淤塞，苇塘干涸，海水倒灌，又造成大片良田严重碱化。渔船进不来，商家鱼行纷纷外迁。至今蒋家楼还留有一条老街，十有六七的宅居都空关着。粗大的柱子、厚实的门板、深深的前出廊檐和那条用卵石铺砌的大街绝对寂静。当然还有满院子半人深的杂草。孩童们唱道：二月花开蒲公英。四月花开看麦娘。五月六月刺毛莨。九月十月一枝黄。 陈家抢先把鱼行开到上海十六铺。这是陈本桐祖父手上的事。最兴盛时，陈家在十六铺同时开有茶馆店素面馆和一家韭菜饼店，还有两三个货栈。拉老虎塌车的苦力，中午时分只需花几个铜板，到陈家铺子里吃茶吃饼，就能换得两个舒舒服服的饱嗝，再顺便弯过去，到陈家鱼行里买半斤成带鱼用稻草绳一扎，挂在车把手上晃唧晃唧带回去。全家人晚饭桌上的荤菜也有了。但到父亲手上，货栈生意被几家大洋行轧住，日渐衰微。父亲本可甩掉这明当明争不过人家的包袱，专心去做洋人还顾不过来的“菜饼咸带鱼”生意。但他却偏不。偏偏出让了很有赚头的那些吃食店，要跟人家在货栈生意方面争上一争。居然买下一块地皮，居然盖起一幢三层楼的新式大通栈房。但盼望中的“中兴”却始终没能如期到来。人不敷出的日子使陈家常年举步维艰。但父亲依然不肯向洋人出让这块地皮不肯允诺拆掉“大通”这座日见灰暗破旧的栈房。父亲觉得，上海十六铺这块寸土寸金的风水宝地，兼有上海门户之要义。一定要有中国人在此立足。否则，门户不守，焉及其余？一些亲戚朋友便笑他，门户不门户，跟侬姓陈的有啥关系？侬这样“急出胡拉”（死乞白赖）操这份心，作死啊！他只是笑笑，从不跟他们辩解，心里藏着的一句话便是：不谈喽。怎么能跟你们这种“河伯”谈“大海”呢？还有一件事，父亲也是死把着一点都不肯放松的，那就是儿子的学业。请最好的家庭教师（比如英文就是请一个英国老小姐教的）。进最好的私立中学。然后便是大学。从不让陈本桐过问家里的日用生计，从不在陈本桐面前叨唠家境安危。只为不让他分心。家里再困难，也绝对保证陈本桐在大学里的一切费用。老头（其实那时他还不能算老，也就四十一二岁吧。）只有一点爱好，就是喜欢翻看儿子从大学带回的讲义，喜欢跟儿子大学里的同学“聚谈”。有几次还让陈本桐把大学里开“国民课”的那位讲师请到家里聊了好长时间，让不惯张扬、天性又比较内向的儿子面子上很觉得有点过不去。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是任何人、连老头自己也始料不及的：一位一直跟陈本桐要好的外地女同学，在多次接触后，居然看中了“老头”的倔强和刚硬，连连发信，表示要“终生伺候先生”（那时陈本桐的母亲已去世一年多了），并委婉地中断了和陈本桐的恋情关系。这叫陈本桐如坠冰窟，又无法理喻。也让“老头”极为尴尬，又无法向儿子剖自。老头亲自找那个女同学作了一次长谈，明确表示这是绝不可能的事。那女同学却说，如不能“终生伺候先生”，也不可能再和陈本桐恢复以往那种关系。她感慨地“责问”父亲，你给了你儿子那么多的东西，为什么偏偏不把你身上那种男人气，遗传给陈本桐一点？接着，她愧涩地使用了一句“曾经沧海难为水”来表示自己此刻的心境。陈本桐的父亲诧异地说，你经历什么啦？你我之间没发生任何事情啊。女孩子说，在您是没有。在我却的的确确不可能再回头了。陈本桐遭此打击，几乎连学业都难以为继。勉强坚持到期末毕业，立即和现在这个湖南籍女同学结婚，以此来报复那个背信弃义的女孩，并不顾父亲如何地劝说恳求解释威胁，放弃了上海的一切，回到老家盛桥镇上开了这么一个牙科门诊所。 陈本桐原先没打算在盛桥长做下去。即使他愿意，那位多病的同窗妻子也不会愿意。他只是想让自己暂且“躲避”一阵。并用自己的出走、远去，来惩戒那些曾经爱过他、对他寄托过厚望、现在又伤害了他的人，也算是他对他们的一种“示威”。在小镇上积累临床经验的同时，他还要把两篇已经写开了头的长篇论文继续写完它。时机合适了，他还要回上海读硕士博士，在上海开门诊办医院……他想象小镇生活的沉闷贫乏幽静自闭。离开上海时，他实实足足托运了两大箱生活日常用品。每只木板箱子都有他大半个人高。但事实却并非如他想象的那么“可怕”。适应了最初一段没有电灯的拘谨，适应了晚上打灯笼出门的幽暗，习惯了每天要装卸排门板、傍晚时分又要哈着气嘎吱嘎吱去擦煤油灯罩的烦琐，渐渐体会出许多人常说的那种“小地方自有小地方的好处”。盛桥镇真正挂牌牙科诊所只有两三家。而真正由手里拿着医科大学口腔专业文凭的人当主治、并像模像样地配有一整套上海大医院牙科诊室所用的那种诊治设备的，不仅在盛桥，就是在整个通海地区，恐怕也只有他一家。所以，镇上真正有身份的人、以至于通海城里一些有名望的人，都到他这里来看牙。或者派车子把他接到家去出诊。“我这口牙，是盛桥的上海医生陈本桐做的。”这句话在当地所拥有的炫耀性，几乎等同于“我这件女式大衣是到上海朋街买来的”、“我这瓶香水是德国4711 牌的”、“我这双皮鞋的皮用的是美最时洋行的。底是‘花旗方张’的。鞋揎用的是瑞典进口的钢板弹簧揎。连上鞋的麻线都是用的英国手牌……”于是乎，很快就有人来请他去做盛桥镇塘南街国民小学名誉校董、北市梢国民联储会名誉副会长、福音堂名誉执事、文昌宫修缮委员会名誉委员、通海市园艺菜蔬研学会名誉理事和木堡港船员公会的健康督导……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出外应酬。有时下午三点钟，来接他的车子就等在诊所门口了。忙。没日没夜地忙。开始时，他烦恼。失去了看书的时间整理临床笔记的时间和妻子讨论疑难病例的时间抱着他喜欢的那匹花猫缓步在海堤上散步的时间甚至失去了偶尔亲自动手用不锈钢煎锅做一两次法式猪排的乐趣。但他又不敢拒绝这些盛情。毕竟是在人家的地面上做生活。况且……况且这也给他赚来了一心只临床、埋头写论文所无法赚得的另一种乐趣。后来他这么自嘲道，忙是忙了，起码我的头不痛了。刚到盛桥时，白天开业门诊晚上整理笔记和论文提纲，没多久，他突然偏头痛，而且痛得厉害。现在好了。只增加了一个新的习惯，不论见了谁他都要苦笑笑，都要发两句牢骚，还是侬好呀。看看我。看看我……唉……完完全全是在浪费生命……浪费！浪费！！但到后来，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变了，虽然还在苦笑、牢骚，但只要有一天没有请柬没有来访没有“打围炉聚会”没有“嘉宾满座”没有“欢迎指教”，他就会惶惶不安。他就会到处打听。是什么地方哪一点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故……只要有客人来，他第一句话总是先问：侬有啥新消息(口伐)？他最感兴趣的往往是另一些会长另一些理事另一些委员另一位督导在背后说了他一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凡是能向他提供这些消息的，他便视之为心腹、同仁。千方百计也要在他任职的那许多个委员会董事会研学会中安排进这些“同仁”。他总是在提心吊胆。总觉得别人在暗算自己。也是因为这一点，后来才有了对黄克莹的“怀疑”，会在她临走前对她突然施行了那一番“彻查”。 虽然他的上海话已说得不那么流利，已带上了许多的本地口音，但他还经常想到上海。想到十六铺。想到绵延几十里的黄浦江两岸连成星河一般或密或稀、或高或低的灯火。想到弄堂口小烟纸店里那个胖阿姨。想到胖阿姨夏天穿的汗衫几乎每一件都是先坏胸前那一块，总是先要在两个奶奶头的地方打上两大块特别显眼的补丁……跟镇上那些“二百五”们说话时，他依然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我伲圣约翰的格致堂怎样怎样……理科实验室又怎样怎样……”（其实他并不是从圣约翰大学毕业的）他是真心地怀念。他依然有决心要“打”回上海去。比如连续发表几篇震动上海学术界的论文、比如向母校捐一大笔奖学基金或者在治疗牙龈脓肿方面彻底推翻母校那些教授们的旧观点而由母校教务委员会出面重新请他回校任教……等等等等。 是的，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过上海。同时又一刻也没有忘记今天晚上六点三十分必须准时赶到镇公所，以嘉宾的身分出席本镇鸡鸭联营公会成立以来首次召开的成果检讨大会。一定不要忘记穿那套黑哔叽中山装。 等等等等。 再说到黄克莹。他之所以会那么喜欢黄克莹，毋庸置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她来自上海。当然还得加上一些黄克莹个人的因素。比如她看人时那种认真执著的眼神。是的，执著。让人非常要命的执著…… 99 我曾经设想乘一条不是帆船的大木船，围绕中国俄国和印度这三个相邻大国走一圈。我想穿生牛皮做的靴子。它一定会逐渐被苦涩的海水咬破。我想必将看到最伟大的陵墓和最广阔的荒原。接触到最听话的人民和最富智慧的头脑。回想那漫长的几代人，都很难忘记由父亲带着到老虎灶后头的那个“混堂”里去洗澡的情景。那的确是个“混”堂。池子里只要顺进七八个脱光了身子的男人就能挤得屁股碰屁股。滚烫的池水上面飘浮着厚厚一层油腻。那放肆猥亵而往往又沉闷的谈笑，使弥漫的水蒸汽里充满了嗡嗡的回声。那池边上光滑的木条。那被成千上百人用稀了的丝瓜筋。那第一次看到别人阴茎时的羞怯和绝对的不自在。还要泡得通体发红。要一遍又一遍地搓出泥条。要到前边去买五根筹子的干净热水，一桶从头上浇起。一桶只挠中段。脏水流下来，汩汩地汇聚到池子里，提供给后来人浸泡。这样的澡堂当然不会有躺着爽汗歇息的地方。但洗完后你可以到楼上那个还是同一家老虎灶开的茶馆店里去坐一会儿。所谓的楼，楼梯是摇晃的。楼板是嘎嘎吱吱生响的。在楼上你可以看到楼后的煤堆和木屑刨花堆。所谓的“楼上”，只能放下两张八仙桌。一壶太平毛尖只收你一只角子。要想弄碗馄饨点点饥，只要伸出头去喊一声，馄饨马上就送到。馄饨店就开在街对面。所谓的“街”，还没有一根横过来的晾衣裳竹竿宽。舒舒齐齐吃完馄饨。抹抹嘴唇皮上的油花。嘬嘬牙齿缝里的葱花。再点上支老刀牌或强盗牌香烟，徐徐吐两只烟圈出来。这时候，申曲大王邵宾荪正好在柜台上那只老式五灯收音机里开唱《碧落黄泉》。轻轻地拍着大腿晃着脑袋跟着一道唱。虽然明朝一早侬还要拉侬的老虎塌车赶到大中国水泥厂仓库里去出几身臭汗。但今朝这样一个下午侬不是活神仙，是啥？！！ 100 黄克莹那天匆匆赶到梅家弄，刚到吃中饭时间，估计许家两姐妹不会到得这么早，付了三轮车钱，就到正街上那爿新开的东洋照相馆里转了转。听说开这爿照相馆的是一个从温州来的女大学生。这个温州女大学生原先据说还是个“学运”积极分子。被开除过两次。后来又被巡捕房捉去，吃过六个月官司。又被送到木堡港外那个“江苏省第三女子监狱”接受“感化”。做过“具结”。也就是写过保证书一类的东西，保证改过自新，下不为例。北平解放后，新政府把市属最大一个拘留所建在“自新路”上。那一片地域原名又叫“半步桥”。这实在太有意思了。历来的体会都是，人和鬼、地狱和天堂之间往往只差半步。而能不能跨过这关键的半步全看老弟老妹您肯不肯“自新”。做人的道理就这么简单明了。但由此而引发的麻烦却历千百载从未平息。因为人世间的“自新”标准，太多，又太不一样。不同的人固执着各自不同的自新标准，在种种利益驱动下相互较劲，于是就上演一出又一出多少总有些重样的历史活剧。拿这个女大学生来说，具结完毕，回到上海，重返原学校是不可能的了。她也没再去找原先的“同志”。在第三女子监狱所度过的那段生活，使她充分感觉到，要按“同志们”的标准去“更新”眼前这个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 （自已被捕、入狱、抬大粪桶、穿着灰色号衣跑步、被强行接受男狱警的体检后深夜的痛哭、黎明时分的呆木……当经历了这一切一切的天翻地覆以后，她原本以为这个世界会跟她一起“痛哭”。“挣扎”。但当她走出监狱大门时，发现一切依然如故。平静如故。无聊的依然无聊。卑鄙的越加卑鄙。小树甚至长出了新枝。生煎馒头摊上的生意还是那样的红火。或冷漠。我这究竟是在干什么又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又在干什么？）但她不愿回温州。或者说她愿意回温州，但得去赚够一笔路费。万一赚得顺利，够她在上海再租间房再进修个专业再买些化妆品高跟皮鞋晚礼服，再买一张大学毕业文凭，她也可以不回去。她说哪儿的青山不埋人？您说呢？于是她在这个照相馆里找了个“混饭混路费”的差使。当时的老板是个拿德国护照的“白俄”。一个沉默寡言，又能吹得一口好长笛的老鳏夫。整日端着个镀银铜把茶杯，衬衫领子总是浆洗得笔挺笔挺的。进了照相馆，她才知道这里名义上是个照相馆，实际上却是个拉皮条介绍所。当然也照相。照完相，（或照之前就）上前搭话。女学生。白俄女侨民。刚到上海来帮佣的乡下女孩。想时髦又时髦不起来的新做厂女工。还有一些满腹心机的姨太太和渴望浪漫冒险的“千金小姐”。有的需要钱。有的需要安慰。都盼望这安慰发自一个有钱有身份的男子。还奢望他身心都干净。老家伙做的事，便是从中“搭桥”。留声机里轻轻地放送着“维瓦尔弟”。同时收取双方的定金和回扣。这个温州来的女大学生开始说，我只管照相，别的我不管。他点点头答应了。后来她说你想找哪位女士打招呼，我可以帮你去跟她们打招呼，但具体条件我不谈。他又点点头答应了。两个月过去了，在一次留声机继续放送“维瓦尔弟”的长笛协奏曲《夜》时，她说，我可以替你去跟她们谈条件，但我不要你为此额外付给我的报酬。这次他略感意外，但仍没作任何坚持、开导，还是颔首应诺。这一天晚上，老家伙提早赶走了所有的顾客。熄灭了大玻璃橱窗里所有的彩灯。掏出一大串烯里哗拉响的钥匙，小心翼翼地锁上了金属保险柜。第一次邀请她到自己家去作客。现在已经不记得那幢房子到底是在山阴路上还是在祥德路上。总之是一幢红砖清水外墙已经有点发黑、有一圈水泥围墙包围、几棵阔叶老树稀疏、楼道里充满了洋葱羊油和洋蜡气味、窗外都装着铸花铁栅栏的大杂楼。所谓大杂楼，是借用北京的“大杂院”一说。意指楼里多户人家共住。楼后大致都有一大片难得的开阔地。开阔地上晾着许多纯白床单和杂色床罩。再往远处是一家竖起几根细高细高铁皮烟囱管的铁工厂。煤烟熏黑了许多的竹篱笆。一群群灰色的鸟雀盘旋在从市郊直插市区的高压线上空。 老家伙只住一间房，但实足是个很大的房间。门扇上铆上了一整张铁板。给人的感觉是，仿佛自己正在进入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双层玻璃窗外同样装置了铁皮做的护窗板。房间里极为整洁。铺着白色挑纱桌布的小圆餐桌上，少不了要有一个银饰的大茶炊。只不过，他的这个特别高大。精致。橡木粗圆腿的双人大床前铺着一张熊皮。这和墙上四处挂着的桃木镜框和镜框里那些发黄的家人照片和照片里的温馨遥远，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有一个角落专门是堆放书和画册的。不算少的一大堆。全是些羊皮面烫金精装的俄文原版印刷物。她问，这些都是您从俄国带来的？他默默地笑了笑，尔后转过身反问，有这可能吗？你不要忘记我们这些人都是逃离俄国的流亡者。流亡者能从祖国带走的，只是命。她又问，那么，这是您来中国后收集的？他点了点头。“那您还是挺爱国的嘛。”她淡淡一笑，语意里不免流露出一丝嘲讽。对于她的这种挖苦，他未给于丝毫反应。也许是觉得不值得作任何反应，或者是不想轻易跟人谈论“爱国”这么一个宏大的话题。这个话题对他来说，也许是过于的沉重和艰涩了。 “那这些照片呢？是您家里人？”她背着双手，调皮地问。老家伙首先肯定这些都是他家人的照片。尔后耸耸肩告诉她，它们都是他当年带出来的。除了一条命，从老家带来的，就只有这些照片了。照片上自然有古老的木屋。有苍凉的原野和仿佛泥泞的天空。有娜塔莎式的小女孩。有伊凡式的大男孩。有玛露申卡式的大婶。有阿历山大·阿历山德罗维奇式的大叔。有猎枪。有皮靴。还有一辆一九○六年美国造的派克汽车和远处稠密高耸的白桦林和一条黑白毛相间的猎犬。黄黄地陈旧，仿佛上演契河夫剧本时拍下的剧照。那晚上，他跟她讲了许多。一直讲到西伯利亚的风暴和叶尼塞河河口的小木筏。一直讲到那把高大精美的铜茶炊不再向他们发出好听的嘶嘶声。 然后，他低下头去沉默了好大一会儿。那女学生（她姓杨）没有做任何事来打破此刻出现的沉寂。她突然意识到，老家伙今晚是有话要说才把她请到家里来的。也许是一些自他逃离故国后，从未跟人说过的什么话。但总不会是为他当前做下的“龌龊”，作什么道德上的辩解吧？ “祖卧” 果不其然，老家伙突然一转话锋，居然提及这个他向来怕提的字眼，眼眶也突然湿润了，抬起头直瞪瞪地看着她。 “祖国怎么了？”她见他不往下解释，便嘲讽道，“祖国怂恿你在我们上海干这种脏事？” 一霎间，他脸上涌出的那许多痛苦和仇恨仿佛用石膏浇铸出来的，完全凝固。但很快他那表情丰富的眼神里却又只剩下老人式的宽谅和自嘲了。 “Miss杨，（这家伙还从来没有这么称呼过她。平日里总是叫，嗨，杨。）我也曾像你一样的年轻……在彼得罗夫斯克机械专科学校读书时，也曾跟警察先生们开过许多不大不小的玩笑。这一点，我跟你相像。我们两个还有一点相像的是，我们都对我们的祖国肯定要发生的大变动，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 “你觉得我们这儿也会像你们那儿一样，发生什么大变动？我说你这些年来在中国真是白待了。中国人是那种有劲的人吗？我看你是拉皮条拉糊涂了！” “哐”地一声，老家伙把他手上一个宋瓷茶碗忿力拍碎。 “哐”地一声，“Miss杨”也把她手上一个金边茶碗用力地向墙上扔去。 两人怒目相视。两人几乎又同时背转身去。 “我……很喜欢你的跟我相像……但我觉得你……Miss杨，你还是可以做两种选择的……”过了好大一会儿，他又完全温和了。“我可以资助你继续上学……我并不希望你留在我这里混饭吃……” “谢谢啦。我的好爷爷。” “我可以一直资助你上完大学。” “喂，今晚你到底想干什么？装什么正经？想跟我睡觉，说那么多无聊的话干什么？”当她大叫大嚷着，转过身来时，看到他手里拿着一摞钞票，在向她不住地晃动。“很大方嘛。预付那么多？”她冷笑道。但没等她把话说完，那摞纸币便已经狠狠地飞到了她的脸上，尔后又窸窸窣窣地四下里飞撒到房间的各个角落，恰如一阵林下风。尔后就十分地沉静。尔后她拿起小巧的坤包就向外走去。但是那该死的门上不仅铆上了厚重的铁板，而且还装着好几把十分复杂的暗锁。她居然拨弄了好大一会儿也没能统统打开它们。 “替我开门！”她叫道。 他怔怔地看着她，一动也没动。 “听到没有？打开你这狗门！”她用拳头擂了两下门。 他依然没动。 她冲过去，从壁炉架上抓起一只黄地青花缠枝纹梅瓶，做出那种姿态，仿佛房主如若再不开门，她就要对不起这只雍正年间的古董了。这可是值“老价钱”呐！ 他果然动了一下。蹒跚地走过来，缓缓地从她手里拿下瓶，然后去开门锁。在一阵嘁里咔嚓响过以后，好像是为了告诉对方，门已经打开，他稍稍地往后退了半步，让出一点空隙，以便让她走过去。她没敢再看他。脸颊上被钞票击中的地方，依然透出一点热辣。而由这热辣和刚才那一番龈龋带出的心底无名颤栗，却又造出一阵阵从她身上不断技掠而过的寒战。当她的手抓住那冰凉的铜门把时，她感到被老家伙的一只手凉凉地覆盖住了。她猛地挣了一下。但以后发生的事，似乎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一切几乎再不容她挣扎辩解推操。坤包很自然地从她手里掉了下来。她觉得自己一下子被重重地挤压到那扇该死的冰凉的铁门板上，就像是飘浮起来，无侬无靠。她感到自已被贪婪地舐食。被潮热地抚弄。揉搓。当然，接下来的事，便做得非常老练，也非常粗暴。一反往常、却又是意料之中渴望着的粗暴。 第二天早上，等她醒来时，那件被撕破的衬衣早已被收拾掉了。代替它的是一件崭新的绣花真丝内衣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床沿边上。老家伙默默地坐在窗前，从背影看，他从来也没有显得这么衰弱过。后来的日子里，他再也没有跟她提过什么“祖国”和“上学”之类的话。“照相馆”里该干什么还干着什么。所不同的是，她渐渐接管了馆内大部分的“业务”。他则更多地待在家里，悉心收集整理那些有关“祖国”的典籍。还要参加一些他不想告诉她的白俄聚会。他俩之间再也不必“委拒”，也无须“退让”。“争执”。一年多以后，老家伙在去参加一次白俄聚会时，走到国际饭店后面白克路黄河路附近，被一辆突驰而来的汽车撞了一下，车上的人还向他连连打了三枪。枪声在那狭窄的街面上低矮的屋檐下发送得尤其惊心动魄。人送到医院，已无法抢救。丧事是她给办的。按警局的要求，必须简而又简。她把他房间里所有的东西（特别是带文字的）仔细地整理了一遍，仔细得像乡下老太蓖头发一样，但让她惊奇的是，她居然到最后也没能发现他的真名实姓究竟是什么。所幸的是，他留下了一个有法律效应的一张遗嘱。他把所有的财产，当然包括那个“照相馆”，留给了她，而把所有有关“祖国”的那些“典籍”留给了住在海格（华山）路上的一个叫克尼亚赛娃的白俄老太太。 101 据说老家伙遭遇不测之前，还是出资让这位“Miss杨”去了一趟美国，在俄亥俄州电影专科学校进修了一年。导表摄录美，生旦净末丑什么的，统统过了一遍手，掂了掂分量。这当然对办好这个“照相馆”也还是有用的。她还经常到小南门的沪星影业公司去客串拍戏，逢人就感叹：“我这个人就是为电影为艺术而生的。除了电影除了艺术，我随便啥都不在乎。” 黄克莹早就晓得有这样一爿“照相馆”这样一个女大学生。一直想来看看，却一直也不敢踏进门去。好在照相馆接待厅里还摆了两三张玻璃柜台，专门陈列一些能为常人感兴趣的家用收藏品，比如吕宋烟、雕翎扇、内画壶、百灵台、煤油灯、鞋拔、玉镯、蟋蟀罐、袖珍红木家具、碑帖和除寿山田黄昌化鸡血青田羊脂冻以外的各种石章……还挂了十几套据说是言菊朋的老师红豆馆主、以及陈彦衡王瑶卿等人用过的“行头”。据说这些“珍赏”全是那个东洋人阿部提供的，供那些男人在等待之余浏览赏玩，真有意了，也可带东西来交换，或赊买。阿部更希望是交换。他认为，真正的收藏家一般是不肯出卖自己的藏品的。 黄克莹进得门来，还是有些拘谨。但几分钟后，便放松了许多。此间的气氛和她进门前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男客大都瘦弱。文质彬彬。多数呢帽呢大衣丝质白围巾或鹿皮手套。装作互相都不认识（也许真不认识）的样子。匆匆而来的女客则一般都先被引进另一间被标为“第二摄影间”的小室密谈。小室的门自然要密闭，门上还挂着一幅长长的完全用白绒线勾织成的门帘。它白得好像是几分钟前刚挂上去似的。白得让人惊心动魄。然后就是几位妙龄侍女，只化素妆，只穿素服，绝对地恬静不苟言笑而又温和淑文。只有一位侍女细声细气地用一口纯熟的京白上前来招呼她，小姐，您照相？黄克莹忙摇头，连说不照不照。我随便看看。尔后心就一直别别地乱跳。如果不是实在受不了自己那种暗自汹汹的心跳，她想她还是愿意再在这店堂里待一会儿的。 为什么，居然也愿意再待一会儿？ 她在马路对面发了一会儿愣，再回过头来重看了一眼那“照相馆”，便逃也似的匆匆离去。 早年，梅家弄里有条梅家浜。梅家浜上有座三官塘桥。它们都曾是远近闻名的场所。闹猛（拥挤）。混乱。后来河浜被填平，三官塘桥也被拆掉，统统修了马路。近年来这一带又陆续修起不少二楼一底的新式弄堂房子和一楼一底带天井的老式石库门房子。当年作为梅家弄标志的梅家大宅，早不如从前气派，但毕竟保存了下来。其实梅家大宅还是梅家大宅，那一圈足有两人高的黑墙篱笆还是有两人高。大门外那口水井还是那么清凉。井旁边的那棵桃树年年还在唱着“人面桃花异样红”。但今朝黄克莹走进梅家弄，一过三官塘桥旧址，远远看见梅家大宅的黑墙篱笆，不知道为啥，就有一股说不出的酸辛涌涌地顶着她的心坎，总叫她一阵阵发慌。心虚。 其实她从来没来过梅家弄。从来也没有进过梅家大宅的门槛。 那一天，许家两姐妹和经易门同时都约了她。两辆黑壳子小汽车同时开到她家门口。都约她到梅家大宅来见面。当黄克莹在那个“照相馆”瞎消磨时间的时候，许家两姐妹之一的许同兰早已在大宅里等着她了。许同兰同样心神不宁。 为什么要把黄克莹请到这个梅家大宅里来说话？ 说不清。 假如说去谭家花园不方便，也完全可以到东雅、大都会或九宫包个房间，或者到克莱门公寓去租间房子嘛。 包房间不好。太俗气。租房间又太显眼。 她喜欢平实一点，有个“家”的气氛。 她要在一个“家”里接待她。 她感到从未有过的焦躁。干热。而又急切。 许家两姐妹背着谭家人，在外头开店办厂，也是实出无奈。 她们是两位姨太太。而且跟别的姨太太还不一样。她们两位的娘家没有背景没有后台也没有靠山，也就是说，她们的娘家太普通太没有实力太不可能在必要的时候来保护她们于万一（这在谭家上下几代众多的姨太大中间，的确是绝无仅有。最起码也是少见的）。即便雪俦身体好时，她两在谭家门内尚且有许多可虞可虑之处。更何况现在雪俦几近朝不保夕，她们的确不能不为自己的今后作一点打算。虽然，不管怎么样，今后在谭家门内，饭，总还是有得吃的；房，总也是有得住的。零用钱总还是可以逐月地从谭家账上开支的。但那会是一种什么日子？这种日子从谭老老先生和谭老先生留下来的那一群老老太太老老姨太太和老太太老姨太太们身上已经可以得到充分的明证了嘛。她两不想再加入这一个终年穿着黑缎子黑丝绒黑香烟纱黑毛直贡呢黑条子府绸黑旗袍裙和黑晚礼服的队伍，去守着下一个也将在五十二岁前憔悴而去的男人，像一个影子似的不死不活地被喂养着，营营苟苟地操碎那毫无意义的心机。 （意义？难道我们今天还要谈论什么意义？是的。要谈。当有人一面故作冷漠地告诫世人根本不存在任何生存意义生存兴味，一面却又猴急燥热地在稿费汇款单上签字点收，一面在盘算下一步投资趋向的时候，我总觉得，也到了这种蹩脚的玩闹剧收场的时候了。） 许家姐妹原本就没打算指望在谭家“交代”掉自己的一生。当初跨进这个谭家门，也是“出于无奈”。当然了，当初“逼迫”她两的既不是谭雪俦，也不是经易门，更不是她们许家的什么人，应该说是她们自己把自己“逼”进谭家这个大门里来的。当时还得感谢谭雪俦，使她两免于陷入更不能自拔的困境。但这许多年，她们两，无论是做姐姐的同兰，还是做妹妹的同梅，都为这种“感谢”付出了足够大的代价。作为一个女人，她们对得起谭家门。现在已是她们来想一想自己以后到底应该怎么活的时候了。再不想，可就晚了。其实，她们也不是要乱来。她们曾经为了逃避谭家以外的那个世界，走进了这个大门；现在只不过想走出这个大门，重新回到那个世界去再试自己的羽翼而已。 许家姐妹不是上海本地人。老家在江苏六渎镇。或者应该这样讲，许家姐妹祖籍上海，后来因故搬迁到六渎镇。姐妹两无奈，只好出生在六渎。那是一个专出桅子花白兰花的小地方。地方虽小，却襟连太湖，四面环水，天然由六个大小不等的小岛和七八十座或拱或不拱的石桥组合而成。可说是因水独成一方天地，独立于东南一隅。六渎虽然位处开发极早而又极富庶的苏锡常三角地带，但由于水的阻碍，连片高大芦苇丛的掩蔽，千数百年来竟然少被人知晓。一直到那位久督两江、一人兼掌文武九印（将军、提督、巡抚、河督、漕督、盐政、上下两江学政以及两江总督）的李文瑞，调任京司都察院，某年某月出巡五城，某日路过此地，偶然间发现这几个湖内小岛，氤氲缭绕，清波不绝，是之大为喟叹，发誓退隐后，要以此地为终老之处。后来果不其然在这儿修建盛大宅院，以“退则思过”之意，命为“退思园”。自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各朝各代的高官名士相继效仿，纷纷到此买地建宅筑园，“烩作一锅”。以至于北洋政府的部长督导、民国政府的阁僚将军……纷纷忝列末位，红门灰墙，古树深院，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倒是解放后那些退休的省军级干部大多愿意去热闹的场所，比如省城和中央直辖市市郊建楼养老，并不稀罕这儿的幽静古雅，少有上这儿来划宅基地的，这儿才一度又变得偏僻冷清起来。 许家姐妹的父亲（或者是祖父）便是这个小镇邮政局局长。这位长者年轻时，做上海《苏报》的记者。在著名的蔡（元培）、吴（敬恒）、汪（文博）、陈（彝范）四大主笔手下驰骋，跟余杭的章炳麟、华阳的邹容过从甚密。他对邹容说过这样的话：“你是‘革命军中马前卒’。我是马前卒的马前卒。”邹容的《革命军》在《苏报》连载前，他曾连日连夜为邹容手抄了十好几份，秘密在亲朋好友中代为传播。后来又花去自己整月整月的薪金购买载有《革命军》的《苏报》，四下散发，还往国外邮寄。《苏报》事发，邹容章太炎人狱，他也被通辑。那位曾被他敬崇如父兄的大主笔汪某人，却逃到湖南，终于俯首甘为皇上牛，以一支如椽大笔，在清廷主子跟前换了个七品顶戴花翎，做了个小小不然的县太爷，还给他去信劝说道，“邹容壮烈，固可因可点，亦可叹可泣，但今日之中国亟需的不是以卵击石的勇夫……当能从长计议之为妥；如一时无有其他活路”，可去他县衙谋一闲职，“以待来日”云云。 但他没有去就那个“闲职”，而是沉默地回了老家。娶妻生儿育女。生了两个儿子。死了一个。生了两个女儿。偏偏全活了。 但许家的故事并没有因此结束。 那天，儿子从学堂里回家，显得特别苍白。紧张。孩子们的母亲在生这个小儿子时，死在了产床上。小男孩从小就是两个姐姐带大的。两个姐姐对这个弟弟的一举一动，都尤其敏感。关切。弟弟没吃晚饭就把自己关进了小房间里。谁叫门都不开。全家人都特别纳闷。这一向，他读书读得特别好，总能在全校考前三名。前一向，校长带他到苏州城里参加国语演讲比赛。得了个奖杯。还代表六渎镇，到上海参加了什么比赛。以往，这种参赛机会，上头都给了苏州无锡城里的孩子，绝轮不到六渎镇的孩子。这一回扬眉吐气。动身的那天，全镇的宿老都来为他送行。可谓爆竹连天。宿老中的顶尖人物、那位两江总督李文瑞的长子、曾在安徽兵备道任上响应武昌义举而成了辛亥革命元老的李鼎元拉着他的手，亲口许愿道：不要说考到上海小囡的头里去侬只要把苏州城里的那几个考生比下去了，我伲（他指了指站在他身边的几位满老）一定保举侬去东洋（日本）留学。校长说，去东洋不稀奇。苏州城里的小囡在东洋留学的已经“莫佬佬”（很多）了……“那就去法国。法国。埃菲尔！啊？！”“法国好李老跟法一西共和国驻华大使让·蒙代尔将军素有深交、这桩事体交到李老手上，就等于已经办成了。好。好。好好好好。李老们异口同声，就这么定了。考完后发榜，弟弟果然把苏州无锡城里的孩子比了下去。为什么不提去法国留学的事了？弟弟为什么如此沮丧？难道那些宿老言而无信、红嘴白牙地耍弄了我们的弟弟？姐姐们暗想，便留下一人在门外继续守住在房内偷偷饮泣的小弟，另一人便匆匆往学堂赶去。 六渎镇学堂紧邻文庙。文庙里不种桅子花白兰花。文庙里只长千年古柏。所以显得特别静穆。 校长单身在学堂里住着。老柏树下那两间孤零零的平房，就是他的宿舍、他不在。房门上挂着锁。教务长和督学倒是在，但他们两位好像都有什么难言之隐，吞吞吐吐地只是在敷衍这位做姐姐的小女子。第二天，瘦弱的小弟仍不肯出房门。学堂里却来人把爸爸叫去了。爸爸是坐邮政局自备的尖头艇走的。在六渎镇、门前屋后都是水。小艇是最不能离身的行走工具。到中午时分，小艇回来了，爸爸却没有回来。问艇上的人。艇上的人讲，局长到文庙去了。姐姐中的一位忙划起小艇，赶到文庙。庙祝告诉说、他已经走了有一根烟的工夫了。姐姐问，他在这儿做啥？庙祝告诉说，他只是发呆。哭泣。 他说啥了没有？ 没有。 姐姐找到爸爸，已是傍晚时分。他坐在早已废弃了的南码头上，面对着波波作响的湖面和哗哗摇曳的芦苇，默默哭泣。 那位校长带小弟到上海去参赛，没住在赛务组指定的某所中学宿舍里。校长带十四岁的小弟到旅馆里开了个房间。他们睡在一张床上。做了某种事。让旅馆的茶房看见了。应该说，先是听到了，听到了弟弟痛苦、惊惧的叫声，后来又特地绕到后窗外去看。看得很清楚。于是传开。就有更多的人知道了这件事。据说上一次这位四十来岁的单身校长带小弟到苏州去参赛，也是去外头开的旅馆。因为没有人听壁脚，就没发觉。 校长已经被镇公所派来的治安员带走。 同时上头（包括那些宿老）决定，取消小弟去上海参加复赛的资格，自然也取消了所谓去法国留学的允诺。更让姐姐们想不通的是，所有的人都像躲一个麻疯病人似地躲着小弟。连新来的校长竟然也多次暗示家里，最好让小弟转学，或者暂且休学一个阶段。两位姐姐气愤填膺，弟弟是受害者，年幼无知的他何罪之有？她两不顾涕泪交加的老父亲（或老祖父）一再恳求和劝阻，轮番地去找新校长、校董会、行署、县督学，甚至找到孔教会，最后一直冲进李老李鼎元先生家。为此，大姐许同兰几乎说得嗓子眼里都哈出了血，却依然没有用。那些功成名就的前辈们没有一个不是很客气地给两位姐姐让座。沏茶。没有一个不是关心备至地询问小弟的近况。他们一致认为小弟是无辜的。但是，一到正式的公开的场合，却没有一个站出来为小弟说一句公道话。谁也不想跟这么一个“身心都已然不干净了的”孩子沾边。倒是学校方面催促小弟转学，一天比一天显得急切直露和更没有商量的余地。为了学校的声誉，他们说他们不得不如此。 父亲的左半身在一阵突发性的痉挛后，悄悄地麻痹了。 小弟大病一场，后，也只得休学。尔后，他突然提出要去上海学戏。学花旦或青衣。爸爸（或祖父）当然不答应他去做戏子。不愿意小弟用这种极端的举动刺激镇上那些宿老。 但小弟不肯。历来瘦弱而又文弱的他，居然冲进房间，拿起刚磨过的剪刀，就往自己的喉咙管上戳。而且真的戳了下去。如果不是两个姐姐扑救及时，后果不堪设想。她两哭着哀求父亲放他。以后的日子里，她两曾无数次地后悔那一瞬间的软弱。她们答应父亲，她们会尽全力来呵护这个弱小的弟弟。以后的日子里她们才知道，她两当时居然敢作那样的保证，也是非常的幼稚非常的无知非常的莽撞。 只好放他走了。 一年后，她两到上海去找弟弟。因为一年来他只给家里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是刚到上海时写的。最后一封信是四五个月前写的。到上海才知道，他并没有学唱戏。十六岁的他再开蒙学戏，显然太晚。几经周折，他终于被一个唱老生的女人收留，做了她贴身的跟包。这位三十岁的老生虽说是个女流之辈，但一旦卸了装，你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她上嘴唇上长着一层密密的茸须，是的确应了巾帼不让须眉这一类俗了又俗、但又千真万确的老话的。这位女老生待他很好。根本不需要什么姐姐的照顾接济。当同梅、同兰两姊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在南市一家只能容纳三几百人的小戏院子后台第一次看到分别才一年的小弟时，她们惊呆了。他泰然地坐在一只硕大的戏箱上。身边一张道具桌上放着一把紫砂茶壶。他很油光很油光地梳着那种为六渎镇上的正经人最讨厌的大背头。一件满地宝蓝隐花缎长衫得体地撩起小半截下摆，放在跷起的腿面上，就势露出里面穿着的那条白府绸扎脚管长裤和一双黑漆皮滚过直贡呢面子圆口布鞋。手里还拿着一把王星记扇庄做的大号水磨竹泥金扇面黑折扇。兼护着身边一把空椅子。空椅座里放着一件当时上海滩上最时髦的海虎绒女大衣，一只白色的缀珠银片坤包和一个特制的红漆皮机关锁化妆箱。他下意识地无所事事地开阖着手中那把大号黑扇，视而不见地睁着一双空空洞洞的眼睛。但只要有人一不留心可能碰到那把茶壶，他一定会即刻做出反应，相当紧张地伸出手去护牢茶壶。茶壶托在一个泥金漆绘木盘里，外头裹着一层薄薄的绣花丝棉套子。壶嘴里塞着一只小巧的玉坠。另有一根金链条把这个玉坠连在了壶盖上。这是专门预备来给那位疼爱他的女老生饮场用的。自是非同小可。台前的戏迷票友，天天来这里，当然是为了听戏捧角。但有的人却顺便地还要看看伺候饮场的跟包。看跟包如何端着茶壶上场，如何走出几步不紧不慢，如何递上茶壶不近不远，衣着打扮如何不媚不俗……跟包的一抬腿一转身，同样给这些戏迷票友以充分的联想和新鲜的刺激。为此，他们也会给出一个满堂彩碰头好。因此，角儿和角儿之间，既在唱念做打上别苗头，也常常在各自的跟包身上别苗头。因此，有时也舍得在挑选、训练、包装自己的跟包上下一定的功夫，花相当的本钱。 小弟和那位女老生的关系，好像跟其他跟包和角儿的关系还有点不太一样。好像还更深了一层。 那天，面对欣喜万分、泪流满面的两位姐姐，他用一口娴熟的京白，拿腔拿调说的第一句话却是，鬼魔子魇道，谁让您二位上这儿来的？卖炭的跟着卖冰水的，有个好吗？快请回吧。从今往后，甭再跟我费那精气神儿了。 许家姐妹从此以后绝对不进戏院。在旁人看来，那舞台上一番五彩斑谰咿呀铿锵，真是既金碧辉煌又回肠荡气，听着看着都是痴情痴意的沉湎和忘怀；而对于她两却无一不是对弟弟痛苦回忆的刺激。是侧幕条内化妆间里种种苍白和难堪。而她两当时面临一道更艰难的关口是，怎么把亲眼目睹的这一切向父亲（或祖父）报告。如果实话实说，那肯定会要了他老人家的命。父亲（或祖父）回到六渎以后，以他的勤勉和谦和少言而博得乡里的尊敬。他起初只是在中学堂兼几节课，（他只教自然常识和数学格致一类的课。其实他的长项在国文。但他拒绝教国文。在经历了刚经历的那些事件后，他觉得自己无论怎样也无法再向幼小天真的孩子讲授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绝不出来应仕，不肯“敬天而事鬼”。）对镇上那些前朝或当朝隐退的达官贵人，他既不去得罪，但也绝不去巴结攀附。他要留下真诚的“自己”，只做一件事，把儿子教成人，教成一个有本事有胆识能成就而强过他自己的人。也许后来一切的悲剧正发生于此。他对待儿子的确太“中国化”了。他无时无刻不把儿子置于自己的视界之内。无时无刻不为儿子做着他认为必须做的一切。他省吃俭用：为了儿子。他早起晚睡：为了儿子。他欣喜：为了儿子。他忧虑：更是为了儿子。他一天可以对儿子说一百个“不”。你不能做这不能做那。而那时儿子也许还刚满四岁或五岁。一天之内他又可以对儿子说一百个“应该”。你应该做这，应该做那。而这时儿子也许还不满五岁。他分析儿子的每一个眼神。计较儿子的每一点变化。他住房并不宽裕，他却特辟了一个单间给儿子做书房。为了儿子心不旁骛，他让两个女儿承担了儿子应做也能做的一切杂务，包括他自己生活上的琐事。他定期到无锡苏州去为儿子购买新出的书籍。六渎镇长时间没有自己的邮政局，都是由六七里外县城关镇邮局代办。那些大户人家并不希望这儿通邮。他们间隔个三五天便派个仆人去城关取一趟邮件。如有什么急件，城关邮局也会派人专送急递。没有邮局并不影响他们跟外界的联络，却只会增加他们在这儿隐居的清趣。但对于一般居民来说，就不是这样了。特别是对许家的这位男主人，他要为儿子订阅外头最新的报章杂志。他还有众多当年的同志朋友在跟他频频通信。等待这些邮件、反复看阅这些邮件，几乎已成了他当时最后的唯一的生活期盼。但他总不能天天走六七里（划船）到城关取邮件。因为邮车不准时，有时上午去了，一直等到下午才能取到手。如果邮车半途抛锚，还有可能空着手回来。想来想去，还是得给自己的镇子争一个邮局。为了儿子，也为了自己能在这里“活得下去”，他不仅争到了，而且还答应出山担任这个一共只有两个人员编制的“邮政局”局长的职务。 儿子就是这样，在父亲（或祖父）强大的阴影下长大，在姐姐无微不至的爱护下长大。一直到上中学，他晚上还是跟两个姐姐睡一床。如果没有一个姐姐搂着他的后腰，他自己又不盘曲起腿搁在另一个姐姐的腿上，这一晚上他就无法安然入睡。他在父亲需要他懂的那些领域里，他懂得比谁都多。而在不让他懂的那些方面，他又的的确确完全空白。他比谁都任性。他又比谁都柔弱。敏感。他比谁都自信，但在很多的瞬间，他又常常被一种无名的自卑困扰，特别是看着那些在他窗外来来去去可以自由自在大声叫喊大声吵闹的同龄人。他们对于他都是些陌生的熟人。好像一颗铜弹当啷当啷地弹跳着从一块玻璃板上溜过，是响亮的，却留不下任何痕迹。他们总是在他窗外。一直到遭人突然唾弃前，他都认为所有的人都像他父亲（或祖父）那样有求于他，也像他姐姐们那样挚爱着他。甚至到那个混蛋校长装着为他面批习题，搂住他，一边讲解，一边作各种贪婪的捏摸时，他还暗自以为是姐姐们平时跟他开玩笑所作的那种呵痒。只是为了尊重校长的面子，他才没有笑出来没有躲避。校长第一次气喘吁吁地对他说，我老喜欢侬的，他还真的很受感动。后来，校长就上了他的床。做出各种急促的动作。他才有些害怕。但总怕伤了校长先生的面子，不敢推拒。以至于强暴发生，那家伙像头肥猪似的从他身上滚落，他把脸深深地埋在枕头里，无声地抽泣时，脑子里涌来的第一个对策，还是父亲（或祖父）谆谆教导的：小弟啊，你无奈做了我们这种人家的儿子，这一生恐怕都得忍辱负重。只有忍得住，日后方能有出头之日。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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