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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诒天下才 我为苍生哭


  正是1948年的12月26日,我在印度新德里突然接到谷正纲先生一个急电,报告老友段书诒先生逝世的消息,使我和触了电一样,眼睛一阵发黑,呆了一会,不知不觉地失声大哭。事后我曾经按着我不尽的悲痛,写了一首绝句道:
  “亦儒亦墨亦真诚,
   远识高标两绝伦;
   忧患不容余涕泪,
   我今痛哭为苍生。”
  虽然是简单的二十八字,却不只是写我的悲哀,而是写我对于书诒的认识。
  我认识书诒在1917年同在北京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大学文科,他先在商科,后来蔡先生把商科改为法科(当时不称学院,院长则称学长),他就隶属了法科。可是我们友谊的开始于1918年,当时我和傅孟真先生等为文学革命,进而为新文化运动而呼号,开始创办《新潮》;而书诒被几位政治兴趣较浓而略带国家主义色彩的同学们所拉,列名在一个刊物,名叫《国民杂志》。最初《国民杂志》里的朋友们对于文化观念是带一点保守性的,认为我们新文化运动的主张不免过于激烈,可是大家对于反军阀、反侵略、要澄清政治、复兴民族的主张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并不站在反对的立场。1918年,为了反对媚日外交,出卖高徐、济顺两条铁路的事件,北大学生在西斋饭厅开会,并欢迎回国学生报告日本侵略我国企图。我是最后演说的一个人,因情绪过于激昂,竟提议发起第二天北大全体学生赴新华门请愿和抗议的运动,这是“五四运动”的前奏,当时弄到蔡先生一度辞职,我颇受一部分爱护学校的同学的责难。(这件事在台北的狄君武、毛子水诸先生知道很详。)可是书诒颇支持我,安慰我。他五体投地的崇拜蔡先生,他也极力爱护北大,不让它受北洋军阀的摧残,可是他对我说:“像汉、宋太学生陈蕃、李膺、陈京这班人的风骨,是我们大家所需要的。”这句话深足以表现书诒心中所保存的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
  到了“五四”运动发生以后,我们两人的交谊更密切起来。其实在五三的晚上和五四的那天,书诒虽然参加,却不是主动的分子。到了五五那天的下午,事件愈加扩大,情势非常严重,众议不免纷纭的时候,书诒挺身而出,以沉毅、勇敢而热忱的姿态,突现于全体北大同学和整个北京专科以上学生之前。他穿了一件毛蓝旧布长衫,可是他的言论,他的主张,他的气慨,他发光可以射入人心的眼睛,竟使他成为大家心悦诚服的领导者。有一次,北大全体罢课了,他认为不当,于是在北河沿法科礼堂召集大会,单人演讲了一点多钟,使大家立刻复课。北洋军阀很注意他,他的安全自然发生问题,他仍然是穿那一件蓝布旧衫,照常活动,有时加戴一副黑眼镜。事后谈起来,颇觉可笑。同学们对他由信任而爱护,为了要对抗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段祺瑞起见,大家叫他做“我们的段总理”,以后为简单化起见,干脆叫他“段总理”。他后来被推到上海,遂由北京学生联合会会长被推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扩大了“五四”的号召,实现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亲日巨魁的罢免,最后并阻止了《巴黎和约》的签字,才保留山东问题在华盛顿会议席上得到有利的解决,把青岛胶州湾和胶济铁路的领土主权次第收回。尤其重要的是藉“五四”运动而震醒了当时及以后青年们国家民族意识,兼使新文化运动得以推广。
  在“五四”这一段,我和书诒几乎天天在一起。有几次工作到夜深了,还挤在一张窄小的硬木床上睡觉,一谈谈到天亮。当年他在谈话的时候,常常要提到他“庐陵欧阳公的文章道德”。我有几回听腻了,忍不住抢白他道:“你的庐陵欧阳公的文章道德又来了。”话虽这样说,可是我知道他真相信这一套,所以我说他的道德观点是儒家的,现在他的友好们试回想一下他的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经过看,我的话错不错?
  在“五四”运动告一段落的时候,我们因略负浮名,遇着过一些政治社会的引诱。可是书诒和我们一班友好,绝不为动,相约继续求学,以充实自己,再图报国。承蔡先生的特达之知,使我们得到出国留学的机会。我们是同时出国的,先赴美国,再到欧洲。书诒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两年多,非常刻苦用功。他不从事考学位,然而在读书研究的工作上,却自成系统。他读书得闲,对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诸问题,常有特殊的看法。他自己不写文章,可是我们把写作给他看,他常有深刻的批评,为我们所佩服。当我们到美国的第二年,正遇着华盛顿会议,以谋觅取太平洋和平方案,当然山东问题为其主要难题之一,这也正是我们这班从事五四运动的人的未竟之志。这时候北洋军阀还是和南方革命力量相对峙,而北洋政府的交通系更想争取代表,达到他们的私图,遂先以三万美金,收买少许留学界的败类,为他们作工具。这件事在湖村(Lakeville)地方东美留学生年会中被我发现,经少数朋友商量后,次日在会场由我发难,当场揭布了那班败类的罪行,推翻了他们把持的局面,另外组织了留美中国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以从事国民外交,同时监督官方代表团的行动,尤其注意北方交通系与亲日派的阴谋。当时和我们一道奋斗的同学们很多,如周炳琳、蒋廷黻、张彭春、童冠贤和现在台北的李济、刘崇鋐各位先生,都是很起劲的。在官方代表中同我们一致的是王亮畴先生和代表团顾问罗文干先生。国内派来各公团代表,暗中奉国父命令前来在国外监视官方代表团的是蒋梦麟先生。我们打成一片天天在会外商讨。有几次北京训令指示代表团让步或是代表中有人泄气的时候,我们的后援会予以种种刺激,使他们有所顾忌,不敢十分摇动。有一次,我们知道一个准备让步的消息,要取紧急防止步骤,书诒急了,临时组织了在华盛顿的一百多学生和华侨,揭了大旗到代表团去示威。书诒在头,忽然圆睁豹眼(其实他平时的眼睛并不大),大叱一声,吓得典型官僚、胆小如鼠的施肇基,连打几个寒噤。(我想亮畴先生一定可以证明此事,因为第二天见面时,他曾表示愉快之感。)这次在国外的外交后援运动,固然是由群策群力来进行的一件工作,可是始终其事、坚毅不拔的原动力,还系在段书诒身上。当时书诒常和我们参加“五四”的朋友们谈到:“这是“五四”
  运动未完的工作,我们做事要彻底。”
  后来他先我一年到欧洲。最初到英国,在伦敦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院听讲,去大英博物馆读书。他颇赞美英国议会政治运用的灵活,人民对于政治问题反应的灵敏,以及政治道德水准的优越,不幸伦敦浓雾包烟,有时不辨咫尺的气候与环境,竟使他得了气管炎,成为终身的痼疾,以后不仅危害了他的健康,而阻碍了他的事业,这是何等可惜的事!
  由英转德,用功学德文,到了能看政治、经济一类的书籍。他看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受人凌辱与经济破产的情形,常常谈到以德意志这样一个文化水准非常之高的民族,何以一般人民偏偏不懂政治。每逢谈到,辄为叹息。我们同在柏林一年多,他先我回国。他在国外的期间,非常用功读书和观察外国政治社会的现象,常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可是他读书常好自为系统,我曾经笑过他脑筋里有自备的抽斗,他要的立刻装进去,不要的纵然摊在眼前,也熟视无睹。这种办法,不无流弊,然而他所形成的特殊见解,也常由此而生。
  他读书能得间而扼要,是毫无问题的。
  他回国以前,和我谈天,总是主张他自己要多教几年书才从事政治社会工作。他在北京和广州也曾这样试过。可是他为国家民族的热忱,配合上国民革命的主潮,如何能使他安静呢?他在广州积极地投身国民革命工作了。他加入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工作,从广州到南昌,经过了一段有生命危险的苦斗,尤其最后在南昌的一个阶段,屡次几遭不测。北伐成功以后,他认为教育和训练,还是整饬革命部队的基本,所以便加入中央党校(后来演变为中央政校),任教约有两年,以后加入教育部和主持中央训练委员会,许多事实,朋友们知道的一定很多,我在这篇文章,暂行省去。他在教育部任政务次长时的认真和耐烦,几乎使我忘记了他是才气纵横的段书诒,可是他并没有丝毫抛弃了他的远见和深思。他主持的中央训练委员会正当抗战时期,这机关的节省和效率,可以做各机关的模范,是大家所公认的。因为他以公忠刻苦为同仁先,所以相率从事而无怨。按编制该会员额为一百二十人,可是他老不补满,只用到六十多人。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紧,他的回答是:“老百姓太苦了。”我知道有两次约他担任政府的某某部长,他坚决地辞谢了。我有一次问他坚持的原因,他说:“干政治就得要有主张、有抱负,不然,我何必去站班。”他的风骨就是如此。
  他是一个苦行主义者,他是充分的墨家。他兼爱爱到全体的老百姓,老是说到“老百姓也得活得了呀”!他刻苦,刻苦到自己工作加倍而又营养不足。他自己固然穷,可是他看见公家的钱是老百姓的血汗,不能浪费丝毫,和他自己的生活更不能发生任何关系。老实说,他的病的加深,是为了穷,而且是为了穷而不苟的原因,不然像他还在春秋鼎盛之年,虽然饱经忧患,又何至枯槁而死!大家不必替他太息罢!从书诒的道德标准看来,这是应当的。我知道他死而不怨,因为他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精神!
  书诒在取与之间的严格,就是至好的朋友之间,也是想象不到的。在1947年春夏之交,他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因积劳病重,进中央医院,只肯住三等病房。我于4月底拟动身赴印度,领了治装费和旅费后不让他知道,私自送了一百万法币(通货膨胀时,数字很难记清,大约是此数)到他府上,请他夫人无论如何不要告诉他,无非是要为他备一点营养品。他贤德的夫人坚辞不收,经我以我和书诒三十年的友谊来压迫她,她留下来了。不想,她告诉了书诒,书诒又固执地要她退回。这时候我已出国了,她将这款子送回到我家里,推来推去推了若干遍,终久她坚决的意志胜利了。对我们生死之交的朋友,取与之间,尚且如此,其余可想!可是他自己对于穷朋友在他自己的经济能力以内,却是很体贴的。我曾见他常是以二十、三十元接济穷朋友、穷同志,大家不要以为寒尘,在穷的段书诒可是一件大事呀!
  就当他这场病的时候,有一天,谷正纲兄很兴奋地对我说:“段书诒伟大!”我问他为何作此言?他说:“我到中央医院去看书诒,书诒正昏迷过去了。医生为他用氧气,把他救醒转来。他醒转后,知道用了氧气,用轻微的声音嘱咐道:‘外汇,少用一点!’我听了不禁泪如雨下。”一个人到了病重将要临死的时候,还有这坚强的国家民族意识,“段书诒伟大!”是的,正纲的话一点不错,“段书诒伟大!”
  书诒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人才,许多友朋不但佩服他,而且服他。他不好多说话,可是对朋友们开起玩笑来,他最顽皮,有时会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花样,他有时来上一两句讽刺话,弄得我们啼笑皆非,可是话中却有真理,使人无法反攻,所以在谈话场合中最好恃强拒捕的傅孟真,遇着他也毫无办法。从这些玩笑里,常可以看见书诒的风趣,书诒决非枯燥无味的人,而且是平易近人的人,朋友们服他,不只因为他的远见卓识,而且因为他的真挚热忱,何况他有高超绝俗的人格,有这种伟大人格的人,是不会对不起事,对不住人的!
  在朋友之中,我与傅孟真最亲切,可是傅孟真最佩服的是书诒,孟真是对的!
  “书诒是天下才”这句话本来是孟真说的。三年前,孟真在南京时来看我,慨然叹息道:“书诒是天下才,而始终不能一展他的抱负,使我有‘才大难为用’之感。”其实抱这种太息的岂只孟真一人,是造化忌才吗?还是人与人间的了解不够吗?当年确有些人对于书诒害怕,书诒自己的锋芒,也有以致之,最后书诒磨折到“炉火纯青”了!可是书诒的生命也在这磨折过程中,消耗净尽了!
  本来这次书诒二周年纪念日,朋友们相约孟真和我各写一篇纪念书诒的文章。我和孟真讲过,孟真说:“纪念书诒文章,我哪有不写之理。”到12月18日我再遇孟真,还催他一次,答应22日交卷。哪知道20日晚间,孟真忽然丢了我们这班朋友们去世了!现在轮到我哭了书诒,又哭孟真!在感情上我受得了吗?
  我现在对人生惟一的安慰是:
  “伟大的人,到死后才能被人家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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