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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年轻人，站在长安的街头，看见执金吾的车骑盛大壮观，威风凛凛 的驶过街市。年轻人暗暗对自己说：“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人群里有另一个年轻人，惊诧于车骑的豪华，暗暗对自己说：“这是剥削 阶级，有一天要消灭它。” 近耶诞节，超级市场里人头钻动，手推车堆得满满的，不时有盒糖果饼干从货堆顶上滑下来。在人群的拥挤热闹中，那个老人显得特别冷清。 他慢慢推着车，东看看，西看看，拿起一个罐头，又轻轻放下。推车里空空的，只有小小的一盒巧克力。 有人忍不住开口问了： “您是从哪儿来的？” 不说也知道，他来自东德。柏林围墙解严之后，每天有几万人从东德涌入西德，亲眼来看看资本主义社会。西德政府给每一个访客100马克（约1500元台币），作为欢迎的札物。 “100马克对我们是很多钱了，”老人很坦率的说，他的身边已经围了一小撮人，“我不想一下子花掉，只是挺想给小孙子们买点那边买不到的东西，譬如巧克力……” “其实，”老人摇摇花白的头，有点困难的说，“收这一百块钱，我却觉得羞愧——这钱令人丧尽尊严呀……” 考夫曼太太站在老人背后听着，神情黯然。她的车子塞得满满的，一盒奶油饼干不时滑落到地上。等小圈人散了，考夫曼鼓起勇气，轻声对老人说： “您愿不愿意让我为您的孙子们买点巧克力？我会很快乐，算您帮我的忙——”我赶快转过身去，帮她拾起地上的饼干盒；我实在不愿意看见老人的眼泪。 在停车场上，我们各自把一包一包的货品塞进车里，考夫曼突然停下手来；老人特别赶出来，再向她道谢。考夫曼太太又愉快又尴尬的说： “这样吧！我家有成箱成箱的巧克力，实在吃不完。放久就生虫了。您愿不愿意告诉我你们在哪过夜？我待会儿可以给您送两箱过去。” 老人楞住了，太太的善意显然使他手足失措，只有我知道考夫曼说的是真心话。考夫曼先生是瑞士雀巢公司的高级主管，家里边好像有个巧克力聚宝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街坊邻居的小孩到了她家，眼睛就发亮。 黄昏时候，考夫曼将两箱包装最华丽、最昂贵、最精致的瑞士巧克力送去给那东德同胞。她穿着柔软光滑的皮草大衣，自车内捧出箱子，气喘喘的踏过雪地。老人已在门口等待。在巧克力箱子换手的那一刻，我好像用眼睛在读历史的注脚： 还有什么比这两箱巧克力更能代表资本主义？雀巢公司，一个巨大的跨国企业，有计划的、不断的吞食兼并掉较弱的企业。它的产品从糖果咖啡到婴儿奶粉，它的市场从最先进的欧洲到最原始的非洲，无所不渗透。 老人伸出感谢而羞愧的双手。 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手吗？经过40年的社会主义生活，度过28年柏林墙的禁锢，老人一朝跨出脚步站到外面来，却发觉自己是别人同情和施舍的对象。老人的眼泪，除了感动之外，大概有更多的伤心和愤懑吧？ 考夫曼太太将箱子递过去，老人用双手接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用这样的方式接触，在1989年末，一个年代的结束。社会主义也结束了吗？ 东德的许多知识分子并不认为如此。他们承认40年的社会主义制度遏阻了国家的发展，不，他们说，但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那是斯大林主义；现在我们铲除了斯大林主义，要开始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那将是一个比你们资本主义优越的制度。 “你相信吗？” 尼采先生摇摇头。 他真的姓尼采，一个45岁的机械工厂“领导”，手下有20来个技术员工。 “我想相信，”他啜一口浓黑的咖啡，“但不知从何相信起。这咖啡真香，我们那边买不到。” “你看看我的工厂！一个清洁工人的工资和一个工程师的差不多，清洁工赚的可能还多一点，谁要苦读去当工程师呢？我手下的工人可能日薪比我的还高，我作主管又有什么意思？反正个人努力和收获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何必努力？所以我们东德工业还停在30年代——” “你别笑！”尼采正色说，“我厂里的机器就还是30年代的产品。整个东德简直就是个工业博物馆，全是19世纪的老东西！ “唯一解决经济呆滞的办法就是开始自由市场经济，保护私有财产，鼓励创业和竞争——一旦这样做了，还叫‘社会主义’吗？那些学者、作家，如果把自由市场经济也叫社会主义，好吧，那我就相信社会主义！” 尼采是第一次来到西德。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西德的富裕，”尼采给自己添了果汁——蔬菜和果汁都是东德缺乏的，“简直令人难以想象。本来当然也知道西方富裕，可是实际走在街上，实际看见橱窗里琳琅满目的东西，那么多东西我实在从来没见过——实在叫人惊。我简直就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东西…… “还有，干净；到处都干净极了！是呀，同样是德国人，可是东德确实比较脏，你想想看，我们冬天烧煤取暖，卡车运来两吨黑煤，往我们门前一卸，我和一家大小就得花两天的工夫把煤一铲一铲的运到炉子里去。一个煤就把整个城市的街道、墙壁、空气搞得乌黑，看起来就脏兮兮的……“哦，还有，这里的服务，也是我们那儿不可想象的。刚刚你打电话给餐厅叫意大利饼，他们说马上送来，对我这是不可思议。还有，打个电话计程车就来到门口，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还有，”尼采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也有一点激动，“我们东德不是老得奥林匹克各种冠军吗？可是呀，全民性的运动设施却少得可怜。这里，我注意到，每个小村小镇都有游泳池、网球场等等；我住的村子有将近一万人口，什么都没有。” 难道在西德就没看见任何不好的地方吗？就没有任何不愉快的遭遇吗？我忍不住问。 尼采想了半天，有点尴尬的说：“确实想不出来。” 那么，西方是不是只在物质上优越呢？ “不只吧！”尼采叹了口，“你们一向有自由——自由不只是物质吧？一直到上个月为止，我在公共场所讲话还得顾忌隔墙有耳，时时担心秘密的忠诚资料卡上写了些什么，害怕邻居向‘有关单位’打小报告，也没有出入国境的自由……你可以想象吗？” 我当然可以想象；我尝过不自由的滋味。 “亲眼看见西德的好，”尼采显得忧郁起来，似乎在整理自己的思路和情绪，“其实使我内心觉得伤痛。同样是德国人，怎么我们落到这个地步？我曾经多么信仰社会主义，即使在批评的时候，也总相信那些领导人总是一心为国的。现在他们的腐败面一桩一桩被揭开：几百万马克存在瑞士银行、‘军事重地、不准进入’的牌子后面原来是高干俱乐部，布置得像皇宫……这些人怎么对得起人民？我们又何其愚蠢，从来；从来就不会怀疑过共产党领袖腐败到这个程度——我很痛心，因为那是背叛、欺骗！” “可是，我不会移民到西德来。东德有我的家，我的亲人朋友，我爱我家乡的一土一石，我不会离开，只是希望，希望这场社会主义的恶梦赶快过去……” 秘密警察，在东德叫“国安”警察，保护国家安全。需要“保护”，自然表示有个假想的敌人，“国安”局的敌人是对内的，自己的人民——那些对国家“忠诚”不够的人民。“国安”警察要保护的，也是自己的人民，对领导政治路线不存异议的人民。这两种人民要怎么划分？不太容易，所以需要秘密警察进行监视，需要“忠诚”记录作为奖惩依据，需要出入境管理的各种措施来控制人民行动，需要新闻局和文工会之类的机构监督报纸和电视的内容…… 柏林围墙垮了，昔日权贵一个一个被软禁收押。人民涌进“国安”局的大厦，想把那从前看不见也不敢看的黑手揪出来。 莱比锡的警总头子在街头被人民包围。在诘问之下，他胀红着脸，对着摄影镜头，还有电视机前几百万的人民，说： “我错了，我为我过去的所作所为觉得羞耻。” 多少年来，她是真理。 在荧光屏上，她以严肃但不僵硬的表情、柔和但不软弱的声音，以最稳重而笃定的态度将每天发生的事情告诉观众。她当然不只告诉人们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也教导人们如何去理解、用什么角度去理解发生的事情。 她的声音和形象充满权威，她的话不容置疑。 现在，东德人民成千上万的聚在街头，排山倒海似的吼叫：民主！自由！真相！ 一个妇人作出恶心的样子，说：“我再也不要见到那些人的嘴脸！” 那些人，指的是领导人物，还有那代表真理和真相的电视新闻主播。 西方记者锋利的问女主播： “你觉得怎么样？” 女主播回答： “我自己也不愿见自己的嘴脸！不管怎么说，我是那大谎言网的一部分，我助纣为虐。” 柏林围墙颓然而倒，人们涌上街头，狂喜而泣。陌生人在星空下热烈拥抱，久别重逢的亲友捧着鲜花和香槟；老年人流着伤感和记忆的眼泪，中年人露出半信半疑的惊诧，年轻人跨坐墙头上忘情的歌唱，不懂事的孩子骑在父亲的肩头咕咕的笑……人潮像涌动的海水，激发出喜悦的浪花。 可是有些人却以完全不同的心情看柏林围墙的颓倒、社会主义的分崩离析。 有个叫何豪生的人死了。就在我们家往温水游泳他的路上，他的奔驰车突然爆炸。 何豪生是德意志银行总裁。埋伏炸药的，是西德恐怖组织“赤军”。德意志银行是西德最大的商业银行，在世界金融中举足轻重。“赤军”在70年代兴起，意识形态极度左倾，专门以西德和美国的军事和经济领袖为暗杀对象。到80年代尾声，这个组织的核心退缩到大约只有15个人，但是它和资本主义作战到底的决心显然并不曾动摇。 何豪生，在“赤军”眼中，是资本主义的代表。把他炸个粉身碎骨，是“赤军”对世界局势的表态：东欧社会主义或许在解体中，但“赤军”将坚持到底。 何豪生被谋杀的次日，最不可能走上街头的人竟然走上了街头：上千名银行界人士聚集在法兰克福市中心，表示默哀与抗议。“这是极少数人对整个社会的挑战、宣战！”我的老朋友沉郁的说。他是苏黎世信托银行的资深主管。我们并肩走在法兰克福的古老石板路上。 “西德的年轻一代，不晓得为什么，有着偏左的意识形态。” “譬如说？”我仰头看见他花白的两鬓。 “譬如说，昨天我开车去开一个会，那是一辆奔驰300。在银行出口车子停下来，一群叽叽喳喳的高中生从旁经过，我听见一个大概十五六岁的女生说： ‘你们看！这些脑满肠肥，剥削阶级的银行家开的车子！’” 我忍不住微笑。老朋友却很严肃的说： “不好笑。当时我听了，觉得很受伤害。那是个非常不公平的指控。我买得起什么车，是我个人工作努力的结果，不偷不抢不骗。说银行是剥削阶级，这是典型的左派分子说辞。他们要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可是今天的社会主义搞成什么样子？这些年轻人接受一个意识形态，觉得激进时髦，却和现实完全的脱离——”他摇头。 我听见教堂钟响，思绪飘得老远。 一个十五六岁的西德青年，看见银行前一辆黑色的昂贵奔驰车，直觉的反应是：“这是剥削阶级！”一个十五六岁的台湾青年，如果在银行前看见一辆黑色的昂贵奔驰车，他的反应是什么？台湾许多杂志作过调查，大多数人心目中最成功、最有影响力、最值得效法的人物往往是王永庆，台湾的大资本家。看着奔驰车，一个十五六岁的台湾青年大概会说：“有一天，我也要和他一样！” 有一个年轻人，在长安的街头，夹在人潮里看热闹。执金吾的车骑盛大壮观，威风凛凛的驶过街市。年轻人暗暗对自己说： “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人潮里有另一个年轻人，他也惊诧于车骑的豪华，暗暗对自己说： “这是剥削阶级，有一天要消灭它。” 哪一个年轻人对呢？ 在莫斯科大剧院看芭蕾舞。 表演结束之后，所有的观众，包括台上谢过幕的舞者，全都转向剧院后上方鼓掌。我好奇了，举头一望，台上站的竟然是戈尔巴乔夫夫妇，还有他们当晚的国宾——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总统。 观众兴奋而热烈的鼓掌，两国领袖优雅的微笑、挥手。鼓掌，是为了齐奥塞斯库吗？苏联的人民难道不知道齐奥塞斯库是一个心狠手辣的现代暴君？多少人因为他而流离失所，多少人因为他而冤死苦牢，你怎么能为他鼓掌？ 东欧剧变后，许多人和我的想法相同：这把火，大概烧不到罗马尼亚，因为齐奥塞斯库的秘密警察像铁盖似的紧紧罩着罗马尼亚，外面的风不容易吹进去。 可是最不可思议的竟然也发生了。 和过去的25年一样，齐奥塞斯库又在首都演讲，人民又听令聚集在广场上，手里又拿着标语布条，嘴里又喊着“万岁”的口号。国庆、解放日、劳工节、齐奥塞斯库华诞……都要来这么一套，25年如一日。 突然之间，在谁也不曾意料的时候，喊万岁口号的人们变了脸色，他们口中喊的竟然是“打到齐奥塞斯库！”“我们要自由！” 本来机械化的手势变得生动有力，口号像草原上的野火窜烧，热烘烘的形成怒吼。齐奥塞斯库站在高高的看台上，惊慌失措。 没有计划，没有组织，只是人心郁积了40年，一日之间，像泄洪一样的暴发，要求解放。 齐奥塞斯库逃亡。 人们在秘密警察的大厦里发现尸体，上千具尸体。几天前齐奥塞斯库曾经命令军队对示威的群众射杀；尸体中有中弹死者，更多的，却是那种全身紧绑绳索和铁丝网，血肉模糊，显然受酷刑而死的尸体。 电视镜头摄到一个婴儿的尸体，硬帮帮的，像炸过的脆虾饼。 忠于齐奥塞斯库的警察部队开始和反齐奥塞斯库的正规军进行巷战。老百姓闯进纪念齐奥塞斯库的博物馆，撕他的书、对他的照片吐口水、焚烧他的海报、推倒他的铅铜像……聚在街头的人们，不知应该为被暴政所杀的同胞而哭，还是为暴政已亡而笑。一个满脸胡须的中年男人出现在西德电视上，他说： “我们经历了40年的社会主义，25年的个人独裁，罗马尼亚是个苦难的国家，请——” 中年人呜咽不成声，眼泪流下来——“请帮助我们在自由中站起来……” 齐奥塞斯库被捕、被杀。朝代结束。 也许是因为在灌输式、教条化的教育中成长，我已经不相信任何教条，不相信“仁者必胜”，更不相信“暴政必亡”。但是在这80年代结束的一年，我目睹了东欧的革命；我震惊，我感动。不论是不曾流血的东德，还是流了血的罗马尼亚，都是“人”的意志在改变世界，在扭转自己的命运。在东德，人们用脚步来表达对专制的唾弃，在罗马尼亚，人们用生命、用拳头，去抵抗独裁的暴力。 独裁、专制、腐败，不是哪一个主义制度所独有，但是东欧革命狂潮就应该给所有的专制政权，不管它是否社会主义，一个冰冷的警告：暴力，不能持久。 或许有些教条竟是可信的。 在年代的转折点上，望着流血流泪的东欧，我震惊，我感动，我心怀希望。 1989年12月26日 --------------- 亦凡书库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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