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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摊开地图的时候，他们说：“你找什么？我们可以帮忙吗？” 哈瓦那最宽敞美丽的大街，阳光照亮了他们咖啡豆色的裸露的皮肤。金童玉女似的，男孩子搂着女孩子的细腰，对我露出细白的牙齿。 我其实不找什么特定的地方，而是在找我自己！确定了自己的位置，也就认得了一座城市吧。但是你们可以告诉我哪儿是古巴人爱去的酒馆，让我避开观光客的人潮。 我们离开大街，折向巷道，气味和色彩陡变。在观光客饭店背面的阴影里，漆自墙上剥落，木板因陈旧而断裂，铁栏杆布满锈色；光着胳臂的男人从三楼垂下一只空桶，让满头卷发的女人拿去水车要水。垃圾暴置街头，惹来的苍蝇停在没有肉的肉铺砧板上。不知哪里流出来的脏水横流过街，行人踮起脚尖。一只老鼠沿着墙角歪歪斜斜地摸索前进。 她，哈瓦那大学，教育系。男孩子用英语单字解释。我，哲学系，一年级。她，没有父母，祖母养大。跟祖母住。 天色黑得突然，整个哈瓦那黑影幢幢。又是一个停电的晚上，人们从闷热的房间走出，在石阶上坐下；一条街的人，都在独自发着幽光的天空下。谈话的声音此起被落、远远近近，像海浪的推涌。 父母怎么了？我看着女孩清澈的大眼；她正喝着啤酒。 死了，生病，她小时候。所以很穷，要做工，读书，男孩子叫了一杯可乐。我们要读完大学、结婚、到美国去。 要付账的时候，女孩子起身，说“等一下”。在柜台拿了包香烟回来，放在我面前。“买这给我吧？”她说。 男孩子拾起一双脚让我看他脱了底的球鞋。给我一点美金吧，他说，我快不能走路了。 连续几天，我都看见金童玉女在大街上，等着什么。 广场上有点儿假日的气氛。露天的咖啡座上一片花花绿绿的遮阳伞，伞下坐着来自欧美的观光客，穿着凉鞋、戴着墨镜、展露着海滩上努力晒出来的红皮肤。小书摊一落一落的，排满了广场。1997年啊，谁喝得起咖啡、谁买得起书？这假日气氛全是观光的布景道具。 书摊远看形形色色，近看却只有一种书：古巴革命，亩巴历代革命。只有英雄传记，反西斑牙殖民英雄、反法西斯独裁英雄、反美帝英雄……。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照片是书的封面封底、是旗帜、是海报、是衬衫、是钮扣、是帽徽、是手帕、是围巾、是杯盘碗匙、是银币镍币金币铜币 革命和英雄，和那花花绿绿的阳伞一样，都是观光业的道具。异国情调里掺进了壮烈的想象，对西方小资产阶级调配出多么不可抗拒的魅力。留着小胡子的书摊老板捧着一盘胸针，用拉美男人挑逗的语气挤眉弄眼地说： “可爱的小姐，你要卡斯特罗还要切？” 我摇摇头，不，对这些死掉的和快要死掉的男人我没兴趣。我想知道的是你们除了革命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可卖？（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岂不意昧着一次又一次的幻灭？你们是卖革命还是卖革命的幻灭？） 小胡子假作生气状，拍自己的脑袋：“可爱的小姐，你太麻烦了，人家美国人来古巴就找这个。” 然后就和所有的观光客一样，踱进了革命博物馆，古巴的历史展现在墙上，图片和文字告诉你，这是一个屠杀史、殖民史、抗暴史、革命史。历史和照片一样：黑白分明。白人残杀土著，地主压迫农民，殖民者剥削被殖民者，而历史的前进就由一次又一次的揭竿起义推动。洒了热血、抛了头颅的英雄照片被放大到顶天立地，自墙头俯瞰人群。 我退到房间一隅，自窗口望向蓝色的加勒比海，深蓝，在阳光下跳跃着万片碎光，切割着我悲哀的情绪。悲哀，因为一点儿也没被墙上的屠杀史抗暴史所感动。 陪伴着切·格瓦拉在穷山恶水里打游击的那只驴子就站在对面，不是照片，是栩栩如生的被填塞了的标本。载着卡斯特罗在翻天大浪里抢上滩头的快艇“老奶奶号”就在右侧，由卫兵守着，像守护一座神殿。 如果没有这窗外的古巴，如果我只认得这座革命抗暴博物馆，我想我会感动涕零，为那些被欺凌被暴虐的凡人，为那些正义勇敢而纯洁的英雄。可是我知道这博物馆外面的世界。在外面那世界里，曾经正义勇敢而纯洁的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成欺凌暴虐的主使。 连最纯洁的革命理想都可能只是一种篡写历史的道具。 哈瓦那作协副主席埃拉斯Eduardo heras Leon说，他找了三位当代古巴最优秀的年轻作家和我见面。晚上7点，在我饭店大厅等候。 7点整，向我迎面走来一个男人，长发披肩，穿黑色衬衫、黑色紧身牛仔裤，裤脚塞进黑色长统高跟皮靴，皮靴上的金属配件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他的两只手腕各套着一只镶了金属的黑皮镯。这样一个人，看起来不是重金属乐队里，歇斯底里的疯狂歌手，就是嗑药纵欲致力于自我毁灭的叛逆小子，总而言之，是那种如果在暗巷相遇会让我回头就跑的危险少年。（与我同行的摄影记者事后说：我远远看见那么个人向你走近，大吃一惊，心想是否该和你出去保护你，后来看到另外还有两个人，才放心走了。） 这个人虎虎生风走到我面前，一开口，就让人发觉他是只披了狼皮的绵羊：“你是应台吗？我是约斯，Yoss！” 声音很轻，眼睛很稚气，有点儿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 米谢Michel较高，明显地有印第安人血统，肤色像烤得恰好的面包，眼睛美丽柔和。一柬黑发扎在后头。 安格Angel似乎较老气，块头也大些，不怎么说话。 去海明威的老酒店吗？我问。 三个人都摇头，由会讲英语的约斯回答：那儿太贵，太贵了。 最后到了一个他们认为贵得可以忍受的地方坐下。是一间速食店，除了啤酒就只有玻璃箱里旋转着的一热再热皮都干掉了的炸鸡和汉堡。安格已用过晚餐，米谢叫了半个炸鸡。约斯开始大吃，原来的羞涩被克服了，他笑着说：“好久没吃肉了。” 他吃了一份又一份。只有他真能说英语，于是一面吃，一面抹嘴，一面说。 我提了几个流亡西方的古巴作家名字，三个人意见相当一致：“这些流亡作家也许在西方有名，但他们不见得是好作家。西方宠爱他们是由于他们的政治立场，不是由于他们的文学成就。我们并不特别尊敬这些人。 “政治，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但绝对不是全部。西方似乎有一种简化的想象：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一定得有异议作家，而且只有异议作家，才值得他们注意。 “我们三个对于文学表现本身的兴趣要远远超过对于政治的兴趣。在一个高度控制的社会里——在古巴，人们说，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为秘密警察工作——在一个高度控制的社会里，政治以外仍有极端丰富的人生体验和题材：情欲、贫穷、信仰…… “当然我们并不刻意去逃避政治，所以我们三个人都有被查封或没人敢发表的作品。像安格就写了不少古巴士兵在安哥拉的经验，写得很惨痛，完全不能被官方接受的，只能拿到墨西哥去发表。 “但我们都觉得只写政治是太窄化人生了。以异议分子面貌去赢得西方注意，更不屑为之。 “我爱女人。米谢和安格也是。光写女人就写不完呢。” 有人捧着满怀玫瑰花在兜售，我吃一惊：玫瑰花？每个人每天限量一个小面包了，还有玫瑰花，这是什么超现实主义？ 米谢把卖花人唤近，抽出一枝含苞待放的白玫瑰，递给我，说： “请原谅，只是一枝塑料玫瑰。” 他看着我将白玫瑰用丝巾细细包扎，静静地说： “我们都很熟悉李白的诗，中国唐诗。我自己特别爱庄子。但是在哈瓦那简直不可能找到中国文学的书，不管是古典或当代的。你有什么办法吗？” 唉，让我想想办法吧。哈瓦那找不到的东西太多了：肥皂、卫生纸、别针、鞋带……买一条短裤可以花掉半个月的工资。你想找的却是李白庄子和中国文学，真是彻底的精神贵族啊。 我带着一枝塑料白玫瑰回到欧洲。小心地将它插在书架与书架之间。 有些东西看起来是真的，其实是假的；有些东西看起来是假的，其实倒是真的。 1997年7月19日凌晨 --------------- 亦凡书库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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