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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当我知道她应新加坡《联合报》系之邀，将于今年五月底出席第五届国际华文文艺营时，就拨了个长途电话给她。 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她清脆又略显焦灼的嗓音：“看顾孩手的保姆刚离开，两个儿子，一个五岁，一个岁半，如果找不到帮手，我真担心去不成。” 想不到，这位勇敢又洒脱的女性，和一般女性相同，照样有她放不下的一面。 时间：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 地点：新加坡 人物：龙应台、戴小华 龙应台终于顺利成行。这天，我俩结伴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闲逛。她对所见的一切都觉得新鲜、好奇，不时摸摸这儿，看看那儿。 眼前的她，一点都不像六年前曾在台湾“兴风作浪”的龙教授，而更像位天真快乐的少女。 她兴奋地说：“这是个内容非常丰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语言，全汇聚在这块土地上。” 我想如果她来到马来西亚感受定会更加强烈。 时间：一九九一年六月三日晚上十时 人物：龙应台、戴小华、马来西亚中国报摄影记者 一袭轻便的套装裹住龙应台纤细瘦小的身躯，显得楚楚动人。唯一能将她流动在血液中那股叛逆不羁的性格泄露出来的是，她那头鬈曲蓬松不太受“控制”的长发。 虽有许多人仍怀念过往她所发射出的尖锐锋芒，然而，人到欧洲后，似乎让人觉得她已不再对这个混乱中充满生机的时代怀抱使命。 到底她已不再关切？还是另有所属？从以下的对话中，她会为我们道明因由。 戴：到了欧洲后，你的关切面似乎已不在台湾，是因为台湾的社会已合乎理想？还是你扩大了视野？ 龙：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当我在台湾时，脚踩在土地上，我跟那儿的人面临的是同样的命运，任何不合理的现象，我有权利批评。现在，我离开台湾，人在欧洲享受别人所建立起来的比较优美的环境，再去批评台湾的话，对那儿的人就不公平了。 第二，九十年代的台湾，跟八五年的台湾不同了。八五年的台湾是一个在蒸汽锅里，被锅盖盖着，沸腾了四十年，汽没处发的时代。整个社会需要代言人，我适时出现，就被当成文化英雄。现在锅盖已被掀开了！他们自己可以走上街头，不再需要文化英雄来代替他们说话。现在的台湾是一个比较成熟、比较自信的社会。 第三，近几年，欧洲发生了划时代的剧变，刚好我在，难免会从原本局限在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社会的关切面，扩展到整个世界所发生的种种变化。 换句话说，台湾变了，我也变了。一个社会有时候需要的是大声疾呼的文化英雄，有时候需要的是一个冷静的声音。 作家自己也需要成长，我不能够因为留恋“野’火”时代的掌声而作茧自缚。读者的期望往往是一个圈套，作家自己要去突破自己的过去，不管那过去多么辉煌、美丽。 戴：这两年，你一直住在德国，请问东西德统一后，整个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 龙：非常的复杂。现在的东德人，不是，应该称“德东人”。他们的心理非常不平衡，在围墙倒下前，心里追求的是自由，但在追求自由的时候，心里有一个附带的梦想，就是认为当自由获得时。也就会享受到和“德西人”一样的物质水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心理就不平衡了。 戴：那么德西人又是什么感觉？ 龙：德西人一样不高兴，因为他们的损失已经够大了；七月一日为止开始加税，加了百分之七或八。德西人所以有今日的物质享受是他们四十年来努力的结果，现在却凭空让穷兄弟来分享，可是德东人还觉不够；所以，兄弟之间的情绪是不太和谐的。 戴：难道说统一后的德国反而不如以前？ 龙：那也不是。 德国统一后，单看现状是问题丛生，人们怨声载道，德东人每两家就有一家失业，可是我个人仍觉得乐观，因为在那层很薄的怨声载道下，有非常浓厚的民族感情做基础。毕竟血浓于水。加上西德的经济实力非常雄厚，假以时日，这个国家定会变成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 戴：有时是非正义并不这么容易就显示出来，由于资讯的被垄断，可能会影响正确的视觉角度。 龙：这是人的悲剧。纳粹的真面目，历史的真相，德国的知识分子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前期也不知道。日本的知识分子也是到很晚才知道。 戴：不能有全面的资讯来源去判断真正的是非，这是我们寻找真相的最大问题。 龙：一个人的判断，是要靠所知道的真相，而真相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是全面的。你只有去设法扩大资讯的来源。人民很可能被执政者对资讯的垄断所蒙蔽，而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希望把这个蒙骗的层面揭开。这是长期要做的工作。 戴：如何训练一个人敏锐的观察力及独立思考的能力？ 龙：这需要培养，而培养的方式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从小训练孩子用自己的眼光去了解事情，用自己的质疑方式来下结论。譬如过去给我们的作文题是：“台湾是大有为的政府”。，如果要训练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作文题应是：“什么的政府才是大有为的政府”。我们不应先给结论，而是训练孩子自己去寻找结论。 戴：如果学校并不鼓励这种独立思考能力的训练…… 龙：就得多看教你思考方法的逻辑以及哲学的书，另外多读好的文学作品，可以对人生的了解多面化。此外，多接触各方面的资讯，才能做出对比；但如果资讯来源的管道都被控制了，就有困难。 戴：学院的训练，使你有缜密的思维，看好的文学作品，让你懂得剖析人性，但是和你一起受同样教育、看同样书的人，未必就有你这种凡事掀开锅盖一探究竟的性格，是否家庭的成长环境也对你有所影响？ 龙：我倒从未仔细想过这样的问题……（陷入沉思）嗯……我想母亲确实影响了我。在表面上，看不出我跟母亲有何相同的地方，这是因为我们教育程度的不同，我也没有她的强悍，可能因为我生活比较好，不需要强悍就能生存。但在母亲那个时代，她就必须强悍才能撑住家庭，可是她又不能表现出她比丈夫能干。 她的痛苦在于很多事她能处理得比丈夫好，可是她不能表现，因为她是女人，为了这个，她一辈子受苦。 如果将表层面剥开，可能母亲的强悍及叛逆性影响了我，使我不愿意轻易接受现实的摆布。 戴：这又激发了我的另一个疑问，假设当初你用胡美丽或王阿香的名字发表社会评论，读者又知道你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你想，文章发表出来产生的效果会是一样吗？ 龙：当初我的社会批评，不仅引起一般民众的共鸣，而且也受到知识界的肯定。如果像你讲的这种情形，我想一开始就会受排斥，所以，从《野火集》可以看出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个社会所流露的心态是，只有男人可以写知性的文章，只有男人有见解，结果事实证明这种认定是一种成见。 戴：像你这类作家的出现，在扭转男女角色分化的刻板印象上，也起了一种教育的作用。 龙：但是，到现在为止，这种对男女性别刻板印象的偏差还存在。既然《野火集》的作者是女的，他们就想，这种女人一定声音极大，人极凶，极不可爱的半女人，总之，谈论多半是负面的。 而写这类文章的若是男性，他们就认为这个男人很有见解，成熟、有勇气…… 戴：这次你差点因不能解决托儿问题而来不成新加坡，就你认为政府及企业应在这方面尽什么样的责任来协助妇女参与社会事务？ 龙：我觉得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就是提供妇女有选择的机会。想工作的妇女，政府和企业有完善的托儿制度及设备。使妇女能在毫无后顾之忧的情形下工作；想留在家里专心育儿的妇女，也有不出外工作的自由，而社会不致于歧视她没有外出工作的能力。社会必须了解，持家育儿是一个价值很高的真正的“工作”。 戴：这次你的讲题是“作家的使命感”，就这点你有何观察？ 龙：我想没有人有资格或权力告诉作家应该有这个那个使命感。不过，我觉得一个越不健康，越不正常，制度越不合理的社会，作家的使命感就越强；在一些已经开放自由的民主社会中，所有的轮子都运转得很顺畅，作家的使命感就不强烈。 戴：文学的理想是能把人从政治、种族、宗教种种的偏见与仇恨中提升出来，至少在文学的领域里，人是平等而相互尊重的；但是文学有时又不能避免与政治结合在一起，原因何在？ 龙：文学和政治“结合”是与当时的文化社会背景脱不了节的。我就以东、西德为例： 柏林围墙倒下来之前的东德，是一个比较压抑的社会。没有新闻自由，没有代议政治，也就是说人们没有他自己的喉舌，人民只有投奔作家，找代言人。而作家的创作主题不容易脱离政治的现实，读者与作者间也似乎有种完美的默契。东德读者很擅长读作家作品中的言外之意。东德作家像是走钢索的艺人，他小心地在表演，然后在步步危机中寻求平衡。他需要很高的文字技巧，他不能因为文字跌下来而摔死。读者像是看着高空表演的知音，他们仰头寻找那个作家故意踏空一步，然后在最适切的时候，发出最大的赞叹和惊讶！ 戴：现在柏林围墙倒了，作家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是否也变了？ 龙：在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人民已不需要代言人，他们已找到自己的声音。人们只有在他真正需要文学慰藉的时候才会去找寻文学，但这种时候并不多。 以西德为例：西德的作家多作品多，一个作品出来，好像一个小水滴掉进大海里，连声都没，更不要说泡沫。作家创作的主题逐渐走入内宇宙的世界，读者成了社会的少数人。 戴：最后我想请问：作家是否应具有使命感？ 龙：当然使命感可以成为作家主要创作的泉源。《野火集》本身就是由使命感所点燃的。但是我站在文学评论者的立场，并不赞成将使命感做成一个唯一的文学艺术的衡量尺度。 我们让有使命的作家去拥抱人民，让没有使命感的作家去拥抱自己，各尽所能，各给所有，各取所需，文学社会自然而然会是一个蓬勃的文学社会。 我相信，一个困苦、压抑的社会对有使命感的作家反而是最好的环境，但是，追根究底，文学有一个最爱，它的名字叫做“自由”。 ——原载马来西亚《中国报》 ------------------ 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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