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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旧跑车要折价卖掉。PORSCHE，形状古怪，像一只凶狠的牛头犬但长着腊肠狗的腿；声音野蛮，像豹欲怒不怒的咆哮。在我眼中，这不过又是一堆钢铁配在轮子上，但是行家告诉我，这种车对人的性格有潜移默化的功能。尤其是男人，平常也许唯唯诺诺、自卑自憎，一旦在PORSCHE的驾驶座上坐稳，敞开宽大的天窗，戴上深黑的墨镜，人，就变了。他潇洒自信，浑身充满个性的魅力，整个世界都在他掌握之中。车子优雅地在红绿灯前停下，他觉得四边八方的人们都以挑逗爱慕的眼光看着他。 我们的车不贵，八○年份的，只要一万两千马克，大约是廿万台币吧！ 广告刊出的第一天，电话来得特别早。一个年轻的男人，德语口音很特殊，迫切的心情更特殊： “我明天一早就来看车，请您无论如何保留给我……” 是东柏林的口音，这是墙那边的同胞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年轻人在门口出现。夜里两点从东柏林出发，赶了六个小时的路，眼睛透着红丝。 进来喝杯咖啡吧，东德的同胞！ 年轻人拘谨地坐着。他是一个农化工厂的工人，今年廿岁。月薪八百东马克，从前，等于两百多块西马克。七月一日两德货币统一后，八百东马克就换成八百西马克。但是，他要工作几年才能储蓄一万两千马克？这社会主义国家的年轻人哪来的钱？ “不稀奇，”华德说，“很多人在西德有亲戚，很可能他分到了遗产什么的。以前东德人分到了遗产也不能享用，政府不准出来，现在统一了，钱都可以领出来用了。” 距离七月一日还有两个星期，年轻人说，现在没有办法付您车款．您可不可以等我到七月一日？这里有一封我父亲的信。 年轻人的父亲，竟然是东德一个着名的神学家，我们肃然起敬。神学家写着： 我个人并不乐见东德的青年如此急切地抢搭西方的汽车文化和商业市场，我们需要一点时间适应，但既然卡尔意愿如此，我也尊重。 在货币统一之前，卡尔将无法付您车款，我愿意以我的信誉为他作保——如果我的信誉对您有一点意义的话。由于两德的特殊情况，希望您给予卡尔额外的时间，让他在七月后付款…… 抬眼看看卡尔，他睁着稚气的眼睛，似乎有一点尴尬。当神学家父亲在书房里写这封信的时候，卡尔是不是背着手站在一旁不安地等候呢？东德的路况不好，又有时速限制，开这样一辆跑车，就好像把大白鲨养在池塘里头，而这个年轻人却以一个神学家一整年的薪资来购买，他昏了头吧？ 神学家父亲或许也这样质问过儿子，然而转念想想，由于这样一个父亲，这孩子受过多少苦呢？有着知识分子和宗教信仰者的双重背景，神学家在马克思主义的家乡是个“黑五类”，他的儿子因此被剥夺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社会主义所亏欠于他的，由资本主义的价值来偿还。神学家也别无选择。 爸爸妈妈要到湖南去修祖坟，先绕远路来看女儿。来到六月的欧洲，苹果还青涩地挂在枝上，樱桃却已沉沉地垂下，红艳艳地满树招摇。 似乎家家院落里都有株樱桃树，只有我们没有。其实也不需要，每一天，不同的邻居，送来不同株树上的樱桃，用篮子、陶碗、盆子、袋子装着。 樱桃得饱满丰润，得红里透着熟黑，摘了就得吃；过了水，隔了夜，就要烂掉。上午，爸妈就着邻居的篮子吃樱桃，边吃边说： “你们院子里也该种棵樱桃！” “没地方了，”我说，“院子里已经有苹果、李子、梨子、桃子……” 下午，爸妈手中捧着邻居送来的陶碗，边吃边说： “你们院子里也该种一棵樱桃！” 晚餐后，爸妈托着邻居送来的木盆，边吃边说：“你们院子里也该种棵樱桃！” 我懂了。和对面的海蒂商量好，爸妈可以到他们的院子里自己去采樱桃。 “真的吗？”爸爸兴奋起来，就要夺门而出，被妈妈喝住：“慢点慢点！你不是说要带樱桃去给湖南的亲戚吃吗？我们应该等要上飞机的当天早上去摘才对呀，现在摘，过两天都烂了。”爸爸想想，“对，星期六早上再摘，到了湖南还新鲜……” 他不安地踱来踱去，从此就有了心事。爸爸，去温水池游泳吧？好，可是别忘了星期六要采樱桃呀！ 爸妈，我们去巴黎看看吧？！好哇，可是回来之后要采樱桃哦！下雨了。哎呀，那树上的樱桃会不会被雨水打坏？ 你说，邮差来了，他说，对，他知道我们要去采樱桃吗？你说，吃晚饭了，他说，星期六要早点起床。你说，看看电视新闻吧！他说，还要带个梯子去，就怕钩不着。你说爸爸，马桶盖一定要盖上，因为你九个月大的孙子喜欢把脑袋塞进马桶里看水，他说，我知道，一定要带个大桶子去装樱桃。 不管怎么样，星期六还是到了。好像还是正常人都该在床上的时辰，听见楼下窸窸窣窣的窃窃私语： “梯子在哪里？篮子呢？你拿的是什么？” “不必叫醒他们，我们自己去吧！” 总是爸爸的声音，很沉着地指挥着，妈妈却不怎么说话，只是不断发出叹息和呻吟。她显然不太情愿．不知为什么。但是四十年的夫妻常律，使她虽不情愿，却不能不从命。 大门碰地一声关上。 我披上层楼，赶到窗边往街上看。 空荡荡的街上，七十三岁的老爸爸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大木梯，膀子上还吊着一个小木凳；六十五岁的妈妈左手提个菜篮，右手挽着个大木桶。 他们在街心站着，露出茫然的神情。 “你说是哪一家呢？”爸爸问。 “我不知道，”妈妈说，“同你讲等到女儿起来再问，你不肯，你——” “她说对面，就是对面嘛。我知道对面那一家有棵樱桃树。” “我的天哪，真是，这里哪一家没有一棵樱桃树啦．我问你，对面对面，是左手边的对面还是右手边的对面，你怎么知道？我问你。”妈妈的声调越来越高。 “不会错啦，一定是那一家，”爸爸随手一指，开始向前移动脚步，“不会错啦！” “万一错了———”妈妈气急败坏起来，干脆开始往回走，“人家把你当贼看，看你怎么办！我不去，不去了！” 抱着梯子凳子的爸爸也犹豫起来。孤苦伶仃地立在街心。 我把身子伸出窗外，“就是那家白房子，从后门进去，不要把人家吵醒了，他们院子里有长梯。” 两老的背影没入树丛。这一去就是两个小时，怕是在樱桃树上边采边吃边聊天吧？我去瞧瞧。 院子里两株樱桃树，老人家一人霸占一株，攀在梯子上，全神贯注在采果子；桶子和篮子已经盛满了，只是我不知道，桶子里还有大塑胶袋，大塑胶袋里还有小塑胶袋。爸爸显得意志坚定，一定要把每一个袋子都装满。 “这么多，怎么带得动？” “你不知道啊，”老人头也不回，“湖南亲人多。上次我们回去，看那边只有一种水果，就是西瓜。这次带点自己亲手采的、新鲜的德国樱桃，让大家都分享一点，也是人情。我们不能老带几大件、几小件回乡，一点樱桃也是一番心意，懂不懂？” 帮两老搂着、抱着、提着、背着樱桃回来，樱桃树的主人海蒂也跟着闪进门来。她手里有两个硬纸盒，纸盒里有一大捆细麻绳，附带剪刀。海蒂跪在地上检视樱桃，把坏的一个一个挑出来：“有一个烂的都不行，会把好的也传染烂掉。” “海蒂，”我问她，“你找到新的清洁妇了吗？” “还没有。”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上次那个——南斯拉夫人大不可靠，那个波兰人又不彻底，真头痛！” “现在东德开放了，那边失业问题又严重，或许你可以雇个东德女人，想过吗？” “当然想过，”海蒂捧着好的樱桃，小心地放进纸盒里，“不过，你知道吗？用一个东德人，我心里觉得怪怪的！” “为什么？”我有点惊讶。 “总觉得好像，好像——”海蒂捡起一个坏了半边的樱桃，把好的一半吃掉，“在趁人之危剥削他们似的。他们是我的同胞，我利用他们低薪资和失业问题来廉价雇用他们，总觉得心里有愧似的——好像对他们有所亏欠……” “你这种感觉其实是很有问题的，不是吗？海蒂，”我说，嘴里吃到一颗极涩的樱桃，“东德人和南斯拉夫人、波兰人一样，并不特别尊贵。如果自由市场经济使一个东德人觉得打扫一小时赚十五马克是个好工作的话，他就可以做，你只是雇主，没什么亏欠或剥削的，是不是？” “话是这么说，可是我感觉不安……”海蒂把纸盒封起来，“分开四十年，我们变富，他们变穷，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由于外力的压迫，是苏联把社会主义制度强加在东德人身上，而我们却幸运地享受美国的救济；我们的幸运使我对他们的不幸有点罪恶感……” 爸妈听不懂我们的谈话，只是站在一旁惊异地赞赏海蒂使用麻绳的技术。麻绳在纸盒四围绕来绕去。海蒂打了个漂亮的牢结之后，一反手又编了个顺当的提手。老人家发出不可置信的赞叹。 两箱红艳樱桃，扎得稳当结实，“一路到中国故乡，绝对没问题！”海蒂得意地说，“知道吗？这扎绳的技巧是我从小跟母亲学的。小时候，妈妈三天两头地把吃的、穿的、用的东西一盒一盒装起来，寄给波兰和东德那许多无法探望的亲戚。从咖啡到小孩牛仔裤，样样都寄。小时候看妈妈结绳，大起来就轮到我自己打包裹、寄东西了。一直到柏林围墙塌了，我们才停止。你看，扎了几十年这样的包裹，怎么能不熟练？” 爸爸从海带手中接过樱桃箱子，提在手里，很沉，他握得很紧。 从西德到湖南衡山，两老有很长的路要走。 把护照从皮包里取出来，拿在手上，边境就要到了。 “报上说，七月一日起撤除所有边境检查，今天已经七月十五！”华德瞥我一眼。 我知道。昨天从东柏林来付车款的卡尔也说，边境已无警察，可是，我低头看看手里的护照；这种犹疑不安的感觉，就好像被漏电的烫斗惊电过一次之后，人家告诉你，别怕，修好了，伸手摸摸看，你迟疑伸出的手，会发抖。 边境。 岗亭在，铁丝网在，电眼监视塔在，穿着制服的警察不在了。我们的车就这样流过去。 这已经是一个国家。 我想在路旁停下车，喘一口气，回过神来。这是怎么回事？ 一年前，在巨大的监视塔的阴影下，人们畏缩而谨慎地双手捧上文件，让警察过目；警察像喜怒无常而权威至上的生死判官，看你一眼就让你惊退一步。你心里诅咒他，但你作出谄媚而顺从的表情，就怕一不小心得罪了他，不让你过境。恐惧使你卑微，使他蛮横。 一个月前，在巨大的监视塔的阴影下，人们把文件递出车窗，警察看都不看，笑盈盈地说：“欢迎：一路顺风！再见！”他很热情、很友善地和你招招手。 没有，警察并没有换，前后是完全同样的人。 今天，岗亭里只有一张空荡冷落的凳子，坐它的人，加入了失业者的行列。 站在路边，往天空眺看高耸的监视塔。我不知道烫斗为什么漏电，也不十分明白它现在又怎么不漏了。但手心里那被电麻过的感觉却犹深刻。 华德从公路休息站里出来，两手空空的，他摇摇头： “边境没有了，东德可还是东德！餐厅早关门了，厕所也是坏的，不能用。走吧！” 黄昏温柔的阳光笼罩着麦田，绵延不尽的淡黄色的麦田。风吹着起伏的麦浪，好一片静谧富饶的乡野风光，可是麦浪传来叹息的声音。这黄澄澄的小麦不同于往年，或许不会转变成香喷喷的面包，而在麦地里让一把火烧掉。围墙拆掉了，受社会主义制度保护了四十年的集体农场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要和西德的农场竞争———竞争什么呢？西方的东西价廉物美，包装精致，没有人要任何东方的产品，甚至于鸡蛋，人们只买西边的蛋，虽然明明知道，东德的鸡还是在土地上游走啄食的自然动物，西德的鸡却近乎技术控制的生产机器。 蜿转在乡间小路上，找到伊贡家时，天已全黑。推开车门出来，伸伸僵直的臂膀，瞥见夜空里满天星斗，摇摇欲坠。伊贡的房子透出晕黄温馨的灯光。窗帘后人影晃动，笑语不断。 这是伊贡叔叔六十岁生日，我们这西边来的亲戚，显然姗姗来迟。 “就是这栋房子……”华德在星光下端看这从小在黑白照片中熟悉的房子，“所有没见过面的亲人，都以这个房子作背景——祖父、祖母、伯叔……” “好像现实与梦境颠倒了，你知道吗？”华德在黑暗里轻声说，“对我而言，这房子又陌生、又熟悉；从来不曾来过，却已深刻在幼时记忆里。我的父亲在这房子里出世……” 我怎么不知道呢？我去了湖南，到了湘江，搭了渡船，看到父亲的城南小学，走过父亲赤足踩过的桐林小径，听见和父亲一样的乡音；我知道那既陌生又熟悉、梦境和现实交错的恍惚感觉，作为中国人，我知道。 “这栋房子是祖父留给父亲的遗产，因为他是长子，长子出门打仗去了，没想到家乡也变了颜色，永远回不来。父亲就把这房子送给了伊贡，伊贡回送给爸爸的是一只手表，一只东德手表……” 那只手表躺在华德的抽屉里，早就停摆了。和东德的日子一样。 “那一个方向！”华德转身，往树林那边望去，有一幢黑漆漆的房子，“一定是那个房子！依照爸爸的说法——” 看不清他的脸，但感觉得到他悸动的情绪：“那是一个酒馆，祖父常去的酒馆。祖父本来很有钱，镇上第一家百货公司就是他开的，然后纳粹来了，没收了他的财产，因为他是个不肯转方向的社会主义者——很讽刺是不？纳粹之后东德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父亲说，祖父后来就一天到晚坐在那酒馆里，藉酒浇愁——你等等，我去看看。” 房子在一片废地的那头，废地上长着比人还高的杂草，星光下一片荒凉。他从野草和树林的黑影幢幢中冒出来，好像来自时光的幽深邃道。 “还是个酒馆！”他说，“只是喝酒的人散了。” 我们往伊贡的灯光走去，听见菊花丛里，一只刺猬在粗声喘气。 酒，一瓶接一瓶地开；切片香肠、乳酪、酸瓜和面包，一盘接一盘端来。四十多个人，全是陌生的面孔，却都是至亲；伊贡有五个子女，十几个孙辈，数不清的姻亲，名字和脸孔往往都凑错了，没有关系，反正都是亲人。 在李树下，汉斯在本子上把每一个小孩的全名和出生日期记下来，他是负责记载家谱的人。小孩正像嗡嗡蜜蜂一样在园里钻来钻去。 阳光又亮又暖。一身光溜溜的白胖婴儿坐在草地上吸吮自己的手指，五六岁的孩子正疯狂地追打，十来岁扎着马尾的女孩子叽叽咕咕地笑成一团。女人围在一起谈市场的价钱，男人握着酒杯讨论未来的命运。 “以前是什么都买不到，现在是商店里应有尽有，全是西边来的东西，可是贵得吓人，我们工资并没有增加！”艾玛摇谣头，“目前的日子真不好过！” “妈妈，”卡斯婷说，“往后的日子更难过，再过几个月我连工作都要丢了！” 卡斯婷在类似救国团那样的组织里作职员，现在“党”没有了，“国”没有了，职员当然也不要了。 三十岁的马蒂斯戴副眼镜，留着小胡子，看起来有点羞怯。他把五岁不到的安安拉到一旁，说： “送你个东西！” 背后的手伸出来，是一枝黑枪，我吓了一跳。 “东德制的，”他把枪放在孩子手里，“拿回西边作纪念。” 安安抱着枪欢天喜地地向同伴们追杀过去。是枝玩具枪，但做得很逼真，令人看了心惊。 “我到后面去一下！”马蒂斯对我说，把手里的东西扬了一下，是一瓶药剂，一个针筒。 我又吓一跳。吗啡？ 不是，是药，一天要打三剂，对抗糖尿病。 不打会怎么样？ 会动不动昏倒，会休克，死亡。 “所以。”打完针回到热闹里来的马蒂斯说，“下个月我就要被解雇了，上面说，我有病不能胜任现在装配厂的工作。” “然后呢？” “然后就是每个月领五百马克失业救济金。到我拔到新的工作为止。” 你想告诉他，在西边，雇主是不能够以病为理由解聘员工的，想想，又什么都没说。别提生病的人失业了，在今天的东德，健康的人也找不到工作，大街上走着、站着、坐着、看起来惶然失落的，多是失业的人。 为了到达彼岸，他们把锅子砸了，旧船沉了，但新的渡船一时过不来，他们掉在浪里浮沉，一身湿冷。前途茫茫。 烤肉香味扑鼻。这是个公用的花园。你付三十二马克月租，就可以拥有一小块地，在地上可以种花种菜种果树，还有这么一片小花园，大家轮流享用。但是，垃圾桶在那里？手里拿着肥肥用过纸尿裤，我走来走去。 马蒂斯看见了，伸手取过尿裤，说： “我知道怎么办，跟我来。” 他走进树林里，猛然挥手，奋力一掷，尿裤抛落在草丛深处。 我倒抽一口凉气，感觉上好像有人拿了我切莱的刀去杀了人，事出突然，令我惊惶失措。 “行了吧？”马蒂斯得意地对我笑笑。 “森林……尿裤……”我舌头打结，觉得无能为力。你怎么告诉他，塑胶做的东西万年不能有机化解？你又怎么在这样—个下午告诉他，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而那个地球非常脆弱？ “有什么垃圾，全部交给我！”他钟爱地拍拍我肩膀。 想起北京。每次离开旅馆房间，我仔细地把所有的灯关掉，亲戚注意到了，奇怪地问： “灯燃多要额外付旅馆费吗？” “不要。” “那你为谁关灯呢？ 为谁关灯呢？我愣在那里——你怎么告诉他关灯是为了和你同在地球上生活的所有的人？在这旅店的门槛你如何告诉他，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而那地球非常脆弱？ 他或许会告诉你：当我们自己个人的家都还脆弱不堪，挡不住失业也挡不住坦克车的时候，我们还顾得着地球脆弱不脆弱？你的要求未免过分吧！ 你不安地捻灭最后一盏灯，把门掩上。 “告诉你也无妨，我，是个老共产党员。”他说，声音很沉” 彼得是伊贡四十多年的老朋友了，特别请了一天假，来为伊贡庆生。他不太说话，只是握着一杯酒，看小孩嬉闹，看大人饶舌，他显得冷静、沉着、郁郁寡欢。 他是一个Stasi，在一个农机场里掌管几百个人的思想“忠诚”资料， “他？”铁匠酒喝得陶陶然，脸红红的却突然生起气来，“他？你知道他让多少人坐过牢？你知道他害死了多少人？告诉你，革命了，这种人不坐牢简直老天没眼！” 他朝地上“呸”了一口痰。 头发花白的被得和我在花园角落里坐下。或许因为我既不是西德人也不是东德人，他觉得轻松，话渐渐多起来。 “社会主义不可能全是错的，它照顾了穷人也庇护了弱者。我们只是经济搞坏了，应该重新做起，可也不能像现在这样胡搞。市场经济哪里是一夜之间可以变过来的？你看嘛，现在东德的工厂一家一家倒闭，农产品一车一车倒掉，失业的人，这个月比上个月就多了一倍——整个东德一团乱，所有的规则都不算数了，新的规则谁也不会，谁也不知道……” “何内克？我觉得何内克并没有错，错的是他周围的人，误导他——他是个七十几岁的老人了，人老了总是头脑不太清楚……” 铁匠咕噜喝一大口，说：“该枪毙！何内克该拉到墙头枪毙！他把一千七百万人的幸福给毁了，这罪不算重吗？柏林围墙上的守卫？该枪毙！他们明明知道越墙逃跑的人只是追寻自由，是无罪的，他们却举枪射杀，这是谋杀罪，那些守卫是谋杀凶手，应该一个个找出来，公开审判……” 铁匠在遥远的那一头坐着，他听着音乐，打着节拍，很愉快的样子。他是伊贡的亲家。 彼得弯下身来帮一个小孩系鞋带，系好鞋带，孩子像风一样地飞走，彼得沉郁地说：“那些士兵，只是服从命令，怎么能算有罪呢？” 日耳曼人啊，你何其不幸，同样的痛苦的问题，四十年前曾经椎心泣血地问过：“服从国家命令还是固执个人良知？”为什么悲剧的历史总是不可避免地重复。 “到今天，”彼得扬起头来，面对阳光，脸上有很深的皱纹，“我都不否认我是个共产党员。我最瞧不起的，是那些见风转舵的人。昨天还在喊社会主义万岁，今天却变成民主斗士，在街头呐喊——我就不信，四十年流在血管里的血可以一转眼换掉，我不相信！” “我今天六十四岁了，你知道吗？”彼得的眼光追随着一只黑色乌鸦，停栖在苹果树上，他突然转过来直直看着我，好一阵子不说话。然后哑声说，“到了六十四岁，人家告诉你，你这一辈子全走错了路—— “哈！干杯吧！” 他举起酒杯，仰头一饮而尽。 乌鸦拍拍翅膀，飞走了。 ------------------ 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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