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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异乡人

　　　　

　　旅美十三年。

　　身虽是“纽约客”，心却是“异乡人”。

　　这里写的是异乡人、异乡事、异乡梦、异乡情
　　洋学生送老师一个从中国城买来的年礼，打开来，是包生力面。

　　独自穿过密雪，灰蒙蒙地，想起齐瓦哥医生电影在西伯利亚的景象，这纽约有时竟真像是西伯利亚的凄寒。

　　　　　　　　　　年夜饭

　　“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在黑板上写下这幅中国最常见的春联，逐字做了翻译，再解释了词性相对的道理，和中国人悬挂的方法。又在纸上写了个“福”字，倒过来拿着，讲解“福到了”的妙趣，直觉得台下的洋孩子们似懂非懂的样子，摇摇头，看时间不早了，便宣布下课。又突然把学生们喊住，道了一声Happy-New-Year，学生们大声肆虐地应着，还有个高大的洋孩子送过来一包东西，说是给老师的年礼，在中国城买的，原来是包速食面，便也笑嘻嘻地接下，丢进手提箱，又收拾起先前使用的幻灯机，左手一包一箱，右手一架沉沉的机器，斜着身子，用肩膀顶开大楼侧门，外面正下着霏霏的细雪。

　　挂了个电话给入学部，老婆匆匆地应话，说今儿个约谈的学生太多了，只怕要拖得很晚，只好自己先回去。穿过停车场，雪是愈密了，天色也便更阴沉了下来，灰濛濛地，想起齐瓦哥医生电影在西伯利亚的景象，这纽约有时竟真像西伯利亚的凄寒。

　　冲进家门，母亲正坐在厨房，没有开灯，黑幢幢的一个影子：”发愁呢！晚上吃什么好？大过年地！”

　　“随便嘛！跟平常一样，天天不都是过年吗？”

　　“我弄了个五花扣肉，就想不出别的了，昨天剩的莱，冰箱都装不下！”

　　“那等会儿就端上桌吧，薇薇只怕要晚下班，咱们先吃！”

　　“唉！”老人家叹了口长气：“哪儿像过年哪！一点儿年的味道都没有，连鞭炮都没听见一声。”说着迳自向里屋去了。

　　心里觉得对老人家过意不去，跟了进去，母亲正坐在临窗的椅子上看后院的雪景呢！

　　成百的寒鸦，正迎着雪在枝头聒噪，每只都不断地抖动着身体，震落身上的雪花，这是老人家最爱看的景致之一，她几乎算得出那些鸟会什么时候突然消失在树林的深处。

　　窗台上摆着一排柿子，母亲一个个摸了摸，又为它们掉了掉方向：“天这么冷，这柿子摘得生，听怕熟不了几个。”跟着又是那个老故事了：“想当年在北京老家，后院里放只水碗，浸上个大盖柿，等冰冻上了，拿进屋，撕开了一个口，用力吸，柿子全成了果冻，真甜哪！哪儿是这美国柿子比得上的……”

　　突然电话响，儿子从学校打来的，开口就是洋腔，听了有气，吼了回去：“你讲英文，老子听不懂！怎么？是不是为了旁边有洋同学在，说中国话丢你脸，那就不要说，老子不懂洋文！”儿子赶紧改了国语，说什么班联会要开会，不能回家吃晚饭。

　　“好好好！不回来算了！”挂上电话，回头看见老人家站在后面发呆，也不知说什么好，又不到吃晚饭的时候，便默默地下了楼，摊开稿纸，打算爬爬格子。

　　却听得上面厨房传来剁菜的声音，把写作的兴致也打消了，想要上去抗议，又按捺了下来，老人家不是说了吗：

　　“大除夕，全家不能一块儿吃年夜饭，总得吃几只元宝（饺子）吧！”

　　赵小兰家门前，长达一百二十尺车道的柏油路面，竟是几个姐妹，在父亲的指挥下自己铺成的。

　　宴客时，孩子们当女侍；买东西拿收据回家报帐；念大学向政府贷款，署假打工还钱。连布什总统都说：“应该向朱木兰女士学学怎么管孩子！”

　　　　　　　　　　他们这一家

　　——赵小兰所受的家庭教育

　　在我念研究所的最后一年，日文课班上突然出现了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太太。当她正襟危坐，挤在一群二、三十岁年轻人之间，跟着教授朗读的时候，实在很有意思。起初我以为她只是排遣时间的旁听生，后来看她也紧张兮兮地应付考试，才确定是正式的研究生。她从不缺席，笔记又写得好，所以溜课的人都找她帮忙，我们称她为赵太太，直到毕业，才知道她就是赵小三的母亲——朱木兰女士。

　　我今天提到赵小兰，并不想强调她是华裔在美国政府职位最高的人，也不想讨论她的白宫学者、花旗银行或哈佛大学的经历，而是希望读者能了解一下赵小兰的家庭生活。因为我相信，没有那样好的家庭教育，很难有赵小兰今天的成就。最起码赵小兰今天立身华府高阶层，那种不亢不卑，带有适度矜持与华裔尊荣的气质，必然来自她那特殊的家庭教育。

　　我用“特殊”是绝不为过的，因为在美国的中国家庭，能有她家那样完整而严格训练的已经太少了，即使在中国，相信也不多。

　　看过“真善美”那部电影的人，大概会记得当茱丽安德鲁丝初去当家教的时候，父亲一吹哨子，孩子就由大到小，列队出现的画面。

　　这种情景，几乎也能在赵小兰的家里看到。

　　赵小兰的父亲赵易成博士很好客，每有客人来，六个女儿只要在家，一定会出来招呼。她们以非常恭敬的态度为客人奉茶，脸上总是带着真诚的笑容。尤其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以前当赵家宴客，几个女儿不但不上桌，而且守在客人身后，为大家上菜、斟酒！

　　当我不解地问朱木兰女士时，她说：“不错！我们是教她们做Waitress，但那何尝不是一种训练？我的先生常对女儿说，人生做事好像开车，不是只能直走的，有时候必须左转右转。不要把伺候客人当做辛苦的事，当你们读书读累了，招呼招呼客人，不是一种休息吗？何况在这当中，可以学到许多待人处世的道理！”

　　也就因此，他们家虽有管家，孩子仍然要自己洗衣服、打扫房间，大人的道理很简单：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管家是请来帮助父母的，不是帮助孩子，年轻人理当管自己的事，不能太早就受人伺候，否则很难学会独立！”

　　不仅料理自己的内务，每天上闹钟起床，小时候赶校车上学，回家由姊姊带头，自动自发地念书，而且她们家的六个女儿，还分担家里的琐事。

　　每天早晨，她们要出去检查游泳池的设备、捞掉水上的脏东西。到了周末，则要整理占地两英亩的院子，把杂草和薄公英拔掉。赵小兰最小的妹妹，现年十六岁的赵安吉，已经负责处理家里的帐单、将那诞卡的邮寄名单输入电脑，并接听晚上的电话。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赵小兰家门前长达一百二十英尺车道的柏油路面，竟然是几个姐妹在父亲的指挥之下自己铺成的。赵小兰曾在“我的事业与人生”文章里说：“那时我们不见得喜欢，如今想来，大家一起工作、一起交谈，很能领会父亲良苦的用心了。”

　　“家园！家园！这个园地是一家人的，每个人都有责任！”朱木兰女士说。正由于她们对家庭贡献出自己的心力，所以尤其会爱家，觉得自己是家的一份子，家是属于自己的。特别是在一家人共同的工作中，更能体会荣辱与共、同心协力，而产生共同意识。

　　赵锡成博士夫妇的身教是极成功的，他们家在晚餐后极少开电视，做父母的也以身作则，不在电视前花太多的时间，母亲跟着孩子一起读书，父亲则处理未完的公务。从事航运工作的赵锡成博士，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深夜，他这种对事业专注的态度，相信对赵小兰有很大的影响。

　　当然，不论多么忙，与子女的沟通还是不能忽略的。每个星期天，他们一定全家去做礼拜，午餐后的点心时间，则举行每周一次的家庭会议，大伙高谈阔论，每个孩子说出自己新的想法、收获，提出计划，并征询父母的意见。所以当外人惊讶于赵家姐妹的纪律与服从时，要知道那是经由亲子之间充分沟通，所获得的共识。当她们为家里做事时，不是想到父母命令自己做，而是心里有着使命感。家是一个“共荣圈”，当每个成员都这么有向心力时，当然会兴旺。

　　我们确实看到朱木兰女士，一九六二年带着赵小兰和两个更小的女儿，坐船来美国，从孩子们半句英文不通，必须由父亲熬夜逐字教导，艰苦奋斗到今天，已经有四个分别从哈佛、哥伦比亚、维州大学等名校的研究所毕业。连朱木兰女士，都以两年全勤的纪录，修得硕士学位，当然，赵锡成博士更成为美国航运财经界的名人。

　　但是赵家尽管富裕，孩子却多半进公立高中，在外面的花费，不论大小，都要拿收据回家报帐。赵小兰念大学的学费，还向政府贷款，靠暑假打工还钱。这不表示赵锡成夫妇小器，而是因为要求子女独立、负责，把钱花在当用的地方。

　　他们常对孩子说：

　　“我们虽然俭省，但是你们如果要学东西，绝对不省！只是既然说要学，就有责任学好！”

　　所以赵小兰和她的五个妹妹，不但功课好，而且各有才艺。赵小兰能打高尔夫球、骑马、溜冰，更弹得一手好琴。以前家住纽约长岛时，还经常出去演奏。

　　此外，他们每年在暑假和耶诞节，分别安排一次全家的远游，从选择地点、订旅馆房间，乃至吃饭的餐馆，完全由孩子负责。所以，这旅行一方面是全家同乐，一方面也成为孩子们组织、分工的训练。

　　由以上所举的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知道，赵小兰姐妹的成功，与她们所受的家庭教育有密切的关系，无怪布希总统在白宫接见赵锡成博士一家时，都特别强调这一点，还对太太芭芭拉说，应该向朱木兰女士学学怎么管孩子！

　　怎么管？答案应该是——

　　将中国传统的孝悌忠信与西方社会的组织管理方法结合，既培养个人的独立性，更要求每个人对家庭的参与，透过沟通后产生的共同意识，达成期望的目标。

　　父亲节就快到了！据我所知，在今年六月十六日美国父亲节时，赵小兰特别暂时放下交通部副部长的繁忙工作，由华府赶回纽约的家中，为赵锡成博士过节，请问，在国内有几个身在外地，位居要津的子女，能在父亲节时赶回家，井诚挚地送上一份礼物与祝福？

　　节，在国内，代表的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在海外游子的心理，代表的却是“怀念的故乡”！”

　　　　　　　　　　我家后面的竹林

　　我从来不相信过年燃爆竹是为了赶年兽，中秋吃月饼是源自杀鞑子，端午包粽子是为了纪念屈原。这些节日实际上就好比美国人的复活节、感思节、耶诞节一样，除了庆祝的原始意义，更是人们为了隔些时全家能团聚一次，而藉题发挥的机会。所以屈原是有幸，没在中秋时节投江，否则人们可能啃完月饼之后跟着包粽子？政府又可能放完大假之后，再来个弹性放假吗？一年三节，端午在孟夏，中秋在仲秋，新正在暮冬，各差三，四个月，不是碰得巧，而是造得妙！

　　人们不但会平均着时间来制造节日，而且聪明到配合天气来过节，譬如秋天萧条，就在晚上吃月饼赏月，或烤火鸡感恩；冬天冷得没处去，就呼卢喝雉地守岁，或办通宵耶诞舞会；至于端午和复活节，外面正是一片大好风景，则全改成白天过节了。所以，谈到这儿，屈原又是有幸，没在冬天投江，否则人们可能在冷风飕飕的江上赛龙舟，又可能万头钻动在两岸吗？

　　不过我们真是得感谢发挥想象力，创造这些节日的古人，他们不但让大家团聚有理，而且使每个节日都各有特色，在记忆中变得那样鲜明。于是尽管来美国十多年，想到中秋，就在心里升起了大月亮；说到过年，就咻地飞过一支冲天炮；谈到端午，耳边则传来咚咚咚咚的鼓声。

　　甚至可以说在海外过节的味道更浓，但那浓不是过节的当天会听到更多的鞭炮，赏更久的月亮，或吃更多的粽子。而是一年四季，只要听见鞭炮，就想到故乡的新年；只要看到明月，就忆起儿时的中秋；只要吃到粽子，就欣欣然地以为河上有了竞渡的龙舟。

　　节，在国内，代表的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在海外游子的心理，代表的却是”怀念的故乡！”

　　所以在台北，你可以推开窗大喊一声，跑下楼去找那叫卖的人买个肉粽；在美国，你可能开五个钟头的车，去中国城买一串粽子，再忙不迭地赶回家，分享你的家人。而那咬下去的滋味，在台北是肉粽，在异国是乡愁。

　　总记得以前有个朋友，每到端午就用快递，从高雄送来一包粽子，到手还有几分余温。他更不时地打电话问收到没有，且用台语在那头喊着：“寄话会加，寄东西会减！”出国之后。台语忘了大半，倒常在吃粽子时，想起那句台湾俗语，和朋友远远的声音。

　　敢记得初到美国读书时，有位学长的老母，踩着小脚，漂洋过海来探亲，临行包了几十个粽子，留在他的冰箱上层，有一天我去做客，打开冰箱，大概因为装得太满，粽子乒乒砰砰掉了一地，砸到脚上活像是石块。

　　“我妈包的粽子啊，天下第一！”学长捡起来蒸了一个，小心翼翼地从中间切开，放半个在我的碟子里。不知是材料不对，还是没有蒸透，那粽子又白又硬，且滚出两颗未熟的花生米。

　　却见他细细地、一小块、一小块地夹起自己的那份，放进嘴里，仰着脸慢慢地嚼，且将粽叶摊平，用筷子将上面残留的米粒刮得一干二净，又起身把粽叶在水槽里冲选之后，摊在擦手纸上晾干：

　　“我家后面的竹林！”

　　太太开车，被歹徒割破轮胎；儿子出门被抢走现款；女学生在电梯里差点被强暴；男学生被一枪打中脖子……。

　　要做纽约客，先想想怎么活着！

　　　　　　　　　　谁是纽约客？

　　十一年前，当我结束丹维尔美术馆的工作，打算到纽约任教的时候，每一个听说的朋友都瞪大了眼睛说：

　　“天哪！你怎么能离开这么闲静的维吉亚州，到那个强盗出没、杀人不眨眼的纽约去？纽约的人冷酷到即使你心脏病发倒在地上，大家也都只是绕道过去，没有人理睬！”

　　在我抵达纽约的当大下午，一位朋友带我提着几十公斤重的大箱子，爬上数十级的石阶，到圣若望大学后面的一户人家租房子，那房东太太只为了我问“能不能只租到暑假结束”这么一句话，不由分说地就请我走路。尽管我说“如果非要以一年为期，也可以！”她却以“因为你有只住短期的想法，难保你不半途开溜”，而拒绝了我的要求。

　　后来我由于兼新闻工作，常跟纽约中国新闻处的朋友往来，接连地听说其中一位小姐在家门口遛狗时被抢、另一位小姐在大街上被抢颈上的金项链，由于链子太结实，几乎被拖了半条街，脖子都拉出了血。又有一位年轻小姐，早晨上班时，居然被人一拳打伤了小腹。

　　至于我在圣若望大学任教，一位姓朱的女同学从我的画班下课之后，居然在回家的公寓电梯里差点被强暴，她骗对方说“我年龄大得可以做你妈妈”。那歹徒竟笑答”我就喜欢？”！

　　最可怕的是一位中国男学生，居然在学校侧门外，为了护卫女同学，被一个黑人少年开枪打中脖子，幸亏命大，于弹从比较不要紧的地方穿过。

　　而后是我内人在法拉盛被人恶意割破轮胎，所幸她知道那是匪徒的伎俩，勉强开到修车厂，坚持中途不下车检查，所以能平安度过；至于我绘画班上的两个学生佩姬和柯莱特，则中了圈套，在下车查看时被抢走了皮包。

　　更令我惊心的，是连着几年，当我在中国城做春节特别报导时，同一条街上都发生了枪击案，还有我的左邻被两个少年打破后窗冲进去，当着女主人，抢走许多银器。以及我儿子和同学一起去看电影时，被人抢走了身上的现款，同学的父亲追踪匪徒，在电影院里开枪的种种。

　　十二年来在纽约，仅仅是身边，就发生了这许多事，把我真正磨练成一位纽约客。

　　纽约客New-Yorker这个名字真是取得太好了，那是一种特殊的动物。将满腔的热情藏在里面，以一种冷漠的外表、冷静的态度，来面对周遭冷酷的现实。因为如果不够冷漠，就容易“人善被人欺”；不够冷静，就要处处反应失当，吃大亏。

　　做为纽约客，他知道即使迷了路，也只能不露声色地看路牌，而不可东张西望。也就因此，到陌生的地方之前，必定先看地图，如果是自己开车去，出发前就要把车门锁好，因为不知道他那地区的情况，难保没有人会在你碰到红灯停车时，突然冲上来，将枪口冷冰冰地抵在你的太阳穴。

　　做为纽约客，他知道晚上商店打烊之后，如果在街上行走，要尽量靠着马路那侧，而不可沿着骑楼边缘走，因为随时可能有人从旁边的门里伸出一只黑手，将你一把拉进去，也可能迎面走上两个人，将你挤到旁边洗劫，甚至避免你喊叫追逐，而临走赏你一刀。至于靠马路走，如果看情况不对，还可以冲向街头拦车呼喊，或只是冲过马路，而避过一场大祸。

　　做为纽约客，他绝不独自穿过地下道，而在亮处等到有人同行，再一起穿过。他也绝不单独一人坐在地下铁的空车厢里，更不会坐在角落。也就因此，常可以看见，地下铁到了深夜时，许多人放着空的车厢不坐，而宁愿挤在一块儿。

　　做为纽约客，当他听到邻人家有枪声，或见到街头的凶杀时，不会立即冲往现场，而是报警，因为他知道，当他有勇无谋地冲过去，很可能吃下另一发子弹，警察却因为没人报案而无法赶来。

　　做为纽约客，当他夜里听到街头枪响或有车祸的声音时，绝不立刻点灯，而是从窗帘间察看，记下肇事的车号和歹徒的相貌穿着，成为提供线索的证人，因为他知道自己提早曝光，很可能惹来杀身之祸，更使警方失去了破案的机会。

　　作为纽约客，深夜坐计程车时，必定请送行的朋友，先记下计程车的牌号，而且记下车牌的动作最好让司机看见。至于到家后，则应该立刻打电话告诉朋友，以免对方担心。

　　谁说纽约客没有情？只是那情冷静地藏在里面。他避免给予恶人可乘之机，绝不暴虎冯河，也绝不因吝于报案，而让匪徒逍遥法外。

　　在美国挑房子，不但要懂得看地区、看结构，还要知道看垃圾、看车子、看草坪和人行道……。

　　　　　　　　　　美刊坚之屋

　　由于新添了女儿，岳父母前来照顾，家中又常有远客，使我为了换个较大的房子，最近不得不四处觅屋。

　　在美国买房子可比在台湾要考虑得复杂多了，就地区而言，既有高级区、普通住宅区、商业区的差异，白人、黑人、西裔、亚裔的聚落不同，甚至还要考虑有没有种族排斥的问题，和学区的好坏。尤其重要的，是得看出整个地区的发展趋势、居民移入的情况，否则随着地区的恶化，几年之间，房屋的价值可以下跌一倍以上。

　　就房屋本身而言，学问也真不少，美国独门独字的房子，里面多半是用木料和石膏板搭建，外面有石、有砖、有铝、有杉木，还可能用那远看是砖，近看才知道像是电影布景用的“假贴皮”。

　　加上老美多半懂得室内布置，厚厚的地毯一铺，名式的幻光墙饰一挂，浴室走道再换成大理石、花岗石，附带按摩缸（JACUZZI），天光屋顶（SKY LIGHT），使人步入其间，目不暇给之下，也就容易忽略真正重要的“房屋工程架构”，直到搬进去之后，才发现地层既有了下陷，屋顶有了歪斜，基础遭了白蚁，某些水管又可能渗漏多年。

　　所以在国内买房子讲究风水，那风水多半是抽象的，在美国注意风水，则是写实的。稍不注意，真可能会漏风、进水。选房子的人，必须既有史学家的本事，看一个地区的演变、兴废；社会学家的本事，观察该地区的风气；更要有工程师的眼光，不被表面的装饰所苦难。

　　所以有房地产的专家说，不要因为房子的颜色惹你讨厌，或厨房太脏而拂袖不顾，那是几千块钱就解决的问题，重要的是房子，如同看女人，不要被衣服骗了。

　　他们又说，其实啊！房子也不重要，真正贵的是地！想想那广告上刊登的佛罗里达海滨别墅，多漂亮！全新的，不过多少钱一幢？还带室内游泳池呢！所以如果在最好的地区，买下一栋破旧老屋，拆掉重建，还是划算！

　　最令人火大的，是他们私下偷偷地说：“那些刚来美国的台湾客最好骗！由于新来，对地区不了解。带着大把现钞；成交爽快，不会夜长梦多，加上在亚洲一定住得不够讲究，所以只要羊毛厚地毯一踩，花花的壁纸和水晶吊灯一看，就腾云驾雾，眼花撩乱，不知东南西北了！

　　可不是吗？我起初也差一点买下坏区边上的房子，幸亏遇到贵人指点，才没有蚀本。经过这十三年，换三栋房子，阅屋数百幢的经验，才渐渐有些领悟。

　　这确实是领悟，因为看屋如看人，那品气、面貌是相通的，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是文章，买房子虽非写文章，却要对世事、人情有许多观察，也自然能领悟许多人性。

　　买房子先要认清掮客。掮客在某个角度来讲，对购屋或售屋的人都有好处，也都有坏处，因为他可以使买主见到更多的房子，也可以为卖主制造更多的机会。他会要求买方尽量出高价，又要求卖方不断地减价，当然他更会尽量展示好的一面给买主，并私下向屋主说尽房子的缺点。

　　也就因此，当掮客开车带你去看房子时，千万别以为一路上所见到的高级住宅，就会属于你看的那一区，因为他们往往会非常技巧地，专带你绕路走漂亮的街道，等你买下来之后，才发现那房子在好区与坏区的交接处，只为他带你穿过好区，避过坏区，所以会被蒙在鼓里。

　　当然最好是亲自再跑几趟，譬如当你上班时间前往，看到的幽深巷弄。在假日见到的很可能是一片吵闹，碰到你不愿见到的人，或街角群聚的不良份子。

　　在美国，懂得看地区的人，常在看“人”之外，并观察三样东西——停的车子、放出来的垃圾、庭院和人行道。

　　车子，当然是看车种、价位。一个四处停高级车的地区，自然不可能贫穷。至于不是旧车、烂车，就是东凹西陷的“祸车”和“解体车”时，可就得大大地小心了，只怕偷车贼就住在你的隔壁。有些人甚至会到附近超级市场的停车坪察看，因为那里可以显示出大地区的情况。

　　看垃圾、庭院的人，境界就又高一等了！因为其中显示的除了富裕，更包括了公德，也可以说能见出人性。

　　于是你可能看到一大袋一大袋，整齐放置的垃圾，而知道那屋主是用专装垃圾的强力塑胶袋的人家，他可能有较整齐的个性。

　　你也可能见到一小袋一小袋，印着中文字的购物袋，分别以那袋子的提手打结，堆在路边，而可以猜想，必有个具有勤俭美德的中国人邻居。

　　你可能看到许多人家的垃圾里，夹着婴儿尿布的盒子，而猜想那里的屋主属于年轻一代，年轻邻居的好处是充满生气，缺点则是可能比较吵。相反地，老年屋主虽然安静，却也暗示比较大的“未来变数”——你很可能发现，有一天老人去了，他远在外地的孩子，草草卖掉房子，换来了你最不欢迎的邻居，一时整个地区的人，纷纷卖房子，房价瞬间惨跌。

　　如果你够细心，更可能由最小处看出人性，记得一位精通置产的朋友，曾经指着路边人家，对我说：你看！他拿出来的屋内拆下的木条，上面的铁钉都被特意地敲弯。而那纸盒上，则写明‘小心碎玻璃’的大字，这是因为他顾虑到收垃圾人的安全！”

　　“那人家的公共人行道，有一块被大树根顶得高低不平，在差的地区，可能没人在意，在这里却见屋主小心地用水泥补在不平的地方。怕孩子和老人摔倒，也方便推娃娃车的人，免得有颠动的情况！”

　　“你看！家家的草都长得不好，也没勤加修剪，表示地区差！因为剪草是有感染性的，人人都剪，你就不好意思不剪！只有恶化到某一天，大家都马虎，也没人站出来纠正时，才会造成这个现象。别小看这一点，它除了显示人们的公德不佳，更可能因为屋主连假日都忙得没空整理庭院，又舍不得花钱找园丁。这种家长常无法教出好孩子，孩子一坏，地区就坏！搬进去，你和你的孩子，也都倒楣！”

　　还有一个可以由外面看出地区的好方法，是看四邻房屋的保养。最简单的例子，是如果你在旁边看见一栋完全拆除新建的房子，又不是为图利而由一家庭改成两家庭或三家庭，八成显示那个地区是不错的。因为没有人肯在已经走下坡的地区，斥巨资重建。

　　谈到建筑本身，学问就太大了！除了请工程师代为检查，会看房子的人，往往进屋之后，先注意天花板和地面，这两者能“平”是基本条件。有些人甚至会拿个弹珠，放在地板上滚滚看，以检查水平。

　　进一步是看墙面，譬如有大的裂缝，既在楼上见到，又见延伸到楼下，极可能是地层有了下陷或移动，这是因为老美盖房子，多半不打很深的地基，又总是在建筑前不久才整地、推上，造成地层容易松软。

　　至于地下室，“看墙脚”就尤其重要了，如果墙脚有水痕、霉斑，都表示下大雨或溶雪的时候，有淹水的可能。还有接触地面的柱脚，一定要敲一敲，如果空心，表示有生白蚁的顾虑，许多人以为白蚁会飞到屋梁上，把房子蛀垮，实际白蚁冬天都要退回地下，它们多半是春天由接触地面的木柱，逐步向上侵入，才至到屋梁的。所以靠地的柱子没有白蚁，梁上就不应该会有。

　　开关一下窗门，也是检查房子的好方法，因为太老的屋子、倾斜的屋子和懒惰的屋主，都可能制造不能开启的门户。或许有人要问懒惰的屋主有什么关系？我的答案是：

　　关系大了！因为屋子就像是人的身体，只知道生了大病开刀的人，绝不如平日勤加保养的人健康。所以会挑房子的人，常爱看地下室男主人的工具房，如果发现各式工具完备，挂得又整齐，八成那房子连小毛病都没有。因为有一点小裂、小缝、小漏，主人立刻就会把它修好，而“自己”做的精工，往往能比外面工人做的结实几倍。当你住进去，只觉得每个橱柜、门窗，甚至水管、天沟，都特别讲究，不知省了多少麻烦，这时真得感谢前任屋主“修得善果”！

　　相反地，那离婚夫妻的房子，不必问，常能看得出来。譬如门上有洞、锁被撞损，杂乱的橱柜、积垢三分的浴室磁砖，不是显示有个全武行的丈夫，就可能见出一个沮丧的妻子。

　　当然，有地产掮客说“这种房子正该买，因为离异夫妻，急着分产，甚至已经各自买了房子，正急着要钱，所以还价的空间特大！”

　　但他们很少会对中国的买主说。因为：风水症候！离婚的房子，中国人八成不要。最起码，太太会拒绝！

　　舞娘穿梭、乐师伴奏。大力士耍棍、小猴儿翻筋斗，萧老板作揖叫场子。红鼻子唱歌……。
　　竟觉得像是看到童年的走马灯，围着，仿佛进入梦境。

　　　　　　　　　　回首灯火明灭处

　　——记十九年前“红鼻子”首演

　　六月初，在纽约接到姚一苇教授，由台北辗转寄来的信，告以“红鼻子”将再度搬上国内舞台的好消息，一时真是百感交集。既感于睽违十几年的姚教授能不忘旧人，嘱我写一篇回忆当年演出的文字；更兴奋于红鼻子这句难演的大戏，能在国家剧院的支持下，再呈现于国内观众的面前。尤其值得高兴的，是我们可以见到戏剧界、舞蹈界、音乐界，乃至艺术界的人士，能经由这个融合了歌、舞、剧与特技杂耍的“红鼻于”，再度结合，而产生新的火花——如同十九年前首次演出时一样。

　　民国五十九年，当国内舞台剧大部分还受艺工队的领导，并维持着“音容劫”形态的时候，红鼻子的推出，确实是一剂清流，我们甚至可以用这部戏，做为国内舞台剧发展的一个里程牌，因为它是文艺界人士追求突破的大结合。

　　记得那次的演出，是由中国话剧欣赏演出委员会。教育部文化局和救国团联合主办。编剧姚一苇教授已是知名的剧作家，导演赵琦彬、音乐作曲许常惠、舞蹈设计刘凤学、舞台设计聂光炎。、乐设计夏祖辉、也都是学有专精，而且观念较新的名家。至于演员，则由国内各大专院校推荐的学生中选拔。

　　我当时代表师范大学前往，负责口试的除了姚一苇教授、赵琦彬导演，并有对推动国内舞台剧极具贡献的李曼瑰女士和刘硕夫先生。

　　每个人被要求演出剧中的几段，并唱一首歌，起初我不太了解既是演话剧，为什么还要唱，接过剧本之后，才知道“红鼻子”居然不仅有歌唱、舞蹈，甚至还有杂耍。至于剧中人，表面看是写实，却又带有象征的意味，既见一般对话，又有诗的语言。尤其是主角，那个终日戴着面具小丑，则是个介于真实与虚幻之间的谜样人物。

　　所以从一起初，我就觉得红鼻子是难演的，他没有多少过去的生活背景可以让饰演的人去追朔、揣摩，在又唱、又跳、又演独角戏的过程中，演出的人，既需要移情以演活这样一个抛弃妻子、事业，而甘愿做个卖艺小丑的红鼻子，又得时时疏离出来，以反省这个角色。在文学写作上，有所谓“热笔”与“冷笔”，演红鼻子正兼此二者。

　　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参加选拔的，只晓得最后由姚一苇先生点头，获得主演红鼻子的机会，其间曾有人对我嫌清脆的音色，表示意见，怀疑适不适合表现跑江湖的小丑。在他想，或许小丑应该有着略带沙哑，甚或滑稽的调子，但是都被姚一苇教授否定了，因为红鼻子不是一个真正的小丑，他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不告而别地离家之后，教过书，也当过记者，所以红鼻子实际是个知识分子，他有比别人更清明的头脑，与悲天悯人的情怀，当别人看他戴着面具逗笑时，他何尝不是从那面具的后面，冷眼看人生？

　　排演在罗斯福路的话剧欣赏演出委员会中进行，由于每天下午要排戏，使我不得不常溜课，而且总是熬到深夜。一群大孩子，在导演的严格要求下排练，没轮到的躺在旁边椅子上打盹，晚饭则常挤在附近的“寿尔康”小吃店辣豆瓣鲤鱼，并且在寂静的深夜散去，那种剧中的肆情与剧外的无羁，给我留下深刻的回忆。尤其是当戏中整个杂耍班子表演时，舞娘穿梭、乐师伴奏、大力士耍棍、小猴儿翻筋斗、萧老板作揖叫场子、红鼻子唱歌，竟觉得像是看到童年的走马幻，转着、转着，仿佛进入梦境。

　　红鼻子这幕戏，实际就像一场梦，它透过一群因风雨阻于旅店的人，包括音乐家、生意人，带着自闭症孩子的父母和杂耍班子，以合于西洋戏剧“三一律”的方式，在十几个小时之内，表现了人类的贪婪、迷信、自大、自私、懦弱与犹疑。它四幕的主题，分别是降祸、消灾、谢神与献祭。降祸的一幕中，先有台风的大灾，再有飞机失事，商场失利和孩子生病的祸；在消灾一幕中，红鼻子补妙地为众人解决了问题；第三幕由杂耍班演出“谢神”；第四幕则是红鼻子救人牺牲的“献祭”。所以表面是写实剧，内里却有着象征的意义。

　　除了对红鼻子的角色的诠释有许多困难之外，歌舞杂耍的表演也是一项对演员的考验。记得那时演员常到邓昌国先生在仁受路的家里，听许常惠先生分析他的曲子，并在一位何小姐的钢琴伴奏下练唱。我虽擅唱，但读谱的能力不足，只好用录音机将整个伴奏录下，再回家练习。

　　尤其令我痛苦的，是必须戴着红鼻子的面具跳现代舞，那个面具盖住了脸的上半部，平时从“眼睛洞”看前方固然没有问题，跳起舞来由于面具抖动，加上看不清脚下，舞台又有好几层，可就随时有失足之虑。所幸刘凤学女士的精心调教，将步子算得非常准确，七天的演出，才能安然度过。

　　至于杂耍和群舞部分，师大的麦秀英本来就有舞蹈的专长；政大的郭冠英擅长弹吉他；中兴大学的修建华由于个头大，正好扮演大力士；能翻筋斗的“小猴儿”，在大学生里找不到，只好去大鹏剧校物色。加上饰演杂耍团老板的工专侯树基，一付沙瓤大嗓门，表演起来倒还真是热闹！

　　那次演出，是配合庆祝五十九年青年节，在台北市新生南路的大专社团服务中心礼堂，从三月二十八号演至四月三日。演出介绍以中英文印制、赞助单位包括了文复会、中山文化基金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省党部、市党部、总政战部、教育司、教育厅及台北市教育局，加上一演就是七天八场，红鼻子又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凡此都是国内话剧界少有的事。可惜当时颇忌“红”字，所以“红鼻子”的剧名被改为”快乐的人。”

　　“快乐的人”当时所吸引的观众，虽然主要是大专院校的学生，井未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回响，但是它真正的意义，应该是打破过去舞台剧的模式，完全由学术艺术界的人士参与，表现出他们共同的理想。最起码，由音乐家和舞蹈家专门为一句戏作曲编舞，在当时就是创举，而且有深远的影响。许常惠先生为红鼻子写的“是花儿的归花儿，是鸟儿的归鸟儿”等歌曲，据说后来由中广儿童合唱团灌成了唱片。而那一次刘凤学女士与姚一苇教授合作的经验，也极可能是现在担任两厅院主任的刘女士，能提出由国家剧院制作此次演出的原因之一。

　　红鼻子虽然为我赢得一座最佳男演员金鼎奖，但是每想起当时以二十一岁的年纪，扮演这么一个深入的角色，便有几分汗颜，觉得自己不曾表现红鼻子于万一。而这十九年间的变化，也真是太大了，可敬爱的李曼瑰、刘硕夫老师先后辞世，国内的剧运在上一辈的耕耘与新一代的努力之下，又有了长足的进步。

　　七月归国，姚一苇教授带我参观了国家剧院中的小剧场，道具服装制作和布景工场，更欣赏了红鼻子的排演，过去只能梦想的设备，而今都成了真，过去东拼西凑的服装，现在有留美归国的靳萍萍小姐专门设计；以前十几公尺的舞台，现在成为二十公尺的宽的国家剧场；过去用手一个个开的的灯光，则改为了电脑控制。加上姚一苇教授与在纽约学戏剧的陈玲玲小姐联合导演；相信必能如姚教授所说：虽然中国大陆和，都曾盛大地推出此剧，但是红鼻子的真正精神，将在我们国家剧院这次的公演中表现出来！

　　而我最关心的则是，这种由国家支持，让艺术家们将天马行空的创意，午后清淡的灵思，诉诸实际行动，并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的机会，是否能经常出现？

　　有些人一过年就往国外跑，说得好，是度假。说得露骨些，是避难！

　　　　　　　　　　不识年滋味

　　去国愈久，对“年”的感觉愈淡，倒不是忘了怎么过年，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过年，更怀疑干嘛要过年。

　　小时候过年，心喜又大了一岁，手里拿着红包，说是压岁，却直往墙边站着画线，得意地看着今年又高了半个头，所以那心情是“只要我长大”，忙不迭地希望新年送旧年。

　　少年时过年，是万般滋味的，既窃喜去年混过了，却也离那初中、高中、大学的各式联考，又近了一年。寒假刚过，黑板边上只怕就开始一日缩水一日的阿拉伯数字，为联考做了倒数计时。

　　只有考取大学的那一年，觉得真是朗朗乾坤，好个新的一年。

　　至于中年，则是最没有道理过年的，经济稳定了，明年未必比今年又增减些什么；生活富裕了，过不过年，衣服鞋子和餐桌上摆的，也没大的分别，倒是多了小的要红包，长官要送礼，这许多麻烦事，就算是走运当上了长官，却还得受那宾客睡门的寒暄之苦。

　　所以有人从大除夕就往牌桌上坐，因为过年理当是可以赌的，不为无益之事，何以说有涯之年？他这一年，是在方城间混过去的，也有人一过年就往国外跑，说得好，是度假，又表示自己经济的水平高，实在心里窃喜的是，可以藉题不去拜年，说得露骨些：不是过年，而是避难！

　　只是不知老人过年的心态如何，倒记得老母六十五岁那年，突然宣布从此不再出去拜年，言下之意，是年岁大了，不再需要出动哈腰，只等诸晚辈来拜，坐在太师椅上散红包。实在应该说，因为她再少有求人之处，既然少了须要拜托之事，所以也就免了拜年之苦。

　　年是用“拜”的，这话一点没错，君不见，过年拜佛烧香拜祖先，拜望亲友、长辈，至于同一辈则互拜，这拜的意思，是拜谢以前的照顾、拜托以后继续爱护，也是难得见面的朋友，藉机互相拜访。

　　但是就在这“拜”上，便也见出许多学问。年高德劭者，前去拜年的人多，这是“拜望”。财大位高的，宾客络绎于途，这是“拜托”至于那门前车马稀的人家，是大可不去拜年的，因为你去拜，也八成要扑空，他早给别人拜年去了，偏偏那人多半不是你。

　　小时候，虽然苹果贵，我却最不爱。很简单，因为吃到的苹果，都空空干干像是脱水的。尤其是年节之后，在那一篮子渡海个把月，又串了千门万户，张太太、李太大提进提出无数遍，总算忍无可忍，被分发下来享用的时刻，早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蜡果。直到来美国之后，吃到了新鲜的苹果，反觉得有些不真实了。

　　不过，穷蹇时过年，当然是要比现在这种富足时，来得印象鲜明的。以前听母亲说，她小时候过年才能吃到肉，大学时到兰屿，听孩子在国小里唱歌，不知是不是自己改了词：“新年好！新年好！新年的孩子个个吃得饱。”才发觉那里的孩子一天常只能吃一顿，所谓的营养午餐，也不过是一个馒头加碗野菜汤。

　　甚至今年到北平探亲，堂哥请我到家里晚餐，硬是把一盘腥得令人有些作呕的白带鱼往我面前推，还一边得意地说：“这白带鱼可真难得，只去年才见到一次！”

　　如此说来，他们那年就真有些意思，也无怪在美国的年显得平淡了。

　　去岁除夕，正是我从台北赶回纽约的第三天，时差没过来，却带了新年的消息回家，我对老婆说：“我特别赶回来过年！”太太一笑：“噢，可是我那天要开会开到很晚！”我又转脸对儿子说：”不错吧！老子特别赶回来陪你们过年！”岂料儿子一怔：“什么过年？”

　　惹了一鼻子灰，总得找个台阶下，想过年前理当大扫除，便兀自从厨房最上面的柜子打扫起来！将那过期的食物、不必要的瓶罐全扔在大垃圾袋里，却见老母怒气冲冲地跑来：“那是我留的，怎么全扔了。”

　　“要过年了，这是除旧布新！”我赶紧解说。

　　“什么过不过年的！你除旧，敢情把我这老的也除掉好了！”

　　您说，过年容易吗？所以，请别问我在美国怎么过年！

　　故乡，不一定是地方，而是一种感觉！有时你回到儿时生长之地，却发现它不是你心中的故乡。

　　站在那儿，你觉得自己成了异乡人！

　　　　　　　　　　童年的故乡

　　在台北举行八年来首度个展，七十多幅画，只剩下几张，妙的是：那几张画上描绘的多半是现代城市风景。

　　有一天开画廊的朋友到画室来，我指着墙上一幅纽约中央公园雨景，不解地问她：“这么好的画，为什么反而没得到收藏家的青睐呢？”

　　“很简单！因为这画上没有他们童年的经验，在这个高楼林立，城市里再难看到田园景像的环境中，那些赚足了钱的收藏家，心理真正渴望的，是他们几时的竹林、草原和小溪，也只有那种画面，能引起他们心灵的共鸣，而你画的现代风景，虽然美，毕竟不是收藏家记忆中的故乡啊！”

　　故乡！这是一个多么熟悉，却又遥远的名字，她可以指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更能专指我们童年记忆中那片充满蝉鸣与鸟语的地方。也可以说，今天我们脚下踩的，虽然是儿时跑跳的同一条街，却因为过度膨胀的现代建筑与喧哗、污染，而不再是记忆中的故乡！

　　确实，每当我画那竹林、小溪时，都不期然地回到我的儿时，那溪流很浅，但其中有悠游的小鱼，水滨开满姜花；那竹林很野，但野得飘逸，更野得安全；其间的农夫村妇很拙，但拙得朴实、可爱。自然间，我画的已不再是一片景色，而是一种孺慕的爱恋！

　　于是我想，我们自己又留给孩子怎样的故乡呢？

　　在他们未来的记忆中，故乡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是不是在怀念自己几时的田园时，也该为下一代创造一片干净土？

　　一个没有喧闹、污染与暴力，让他们在成年争逐之后，能够将心灵隐居的“童年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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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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