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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文阁主人的电话 汇文阁主人黄志清见打电话给我： “星期四，下午五点钟，在华都酒店的画廊喝茶。” “什么事？” “介绍三位爱好新文学的朋友与你相识。” 对中国新文学都有浓厚的兴趣 星期四。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三日。画廊。挂着许多复制品的画廊。有男歌星自弹自唱的画廊。我们坐在角隅的大沙发里，一共五个人。五个人都对中国新文学有浓厚的兴趣：秦乃瑞博士、秦乃瑞太太（陈小滢）、汇文阁主人、理工学院图书馆馆长李浩昌先生、我。 两个男人喝茶。两个男人喝咖啡。秦太太喝苏格兰威士忌。 秦乃瑞博士是位英国学者。平易近人，不露傲态。一口流利的国语，流利得令人惊诧，每一个字都咬得正确，比我们四个中国人的国语讲得更好。他研究中国新文学。他研究鲁迅。他喜欢看中国地方戏。他的太太说： “明天要到大会堂去听评弹表演。” “评弹的说唱，都用苏州话，”我说。 “他（指秦乃瑞博士）对这种说唱艺术极感兴趣。”秦太太说。 无锡的陈西滢与绍兴的鲁迅 秦太太是中国人，和霭，大方，诚恳，聪明，谈吐不俗，常能切中事理。 “你是无锡人，”我说。 “你怎会知道的？”她问。 “令尊是新文学运动最初十年中的重要人物，原籍无锡。鲁迅在他的杂文中，几次提到这一点。” 秦太太微笑。 秦太太的父亲陈源，笔名西滢，《西滢闲话》的作者；《现代评论》的编者，曾在《晨报副刊》（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发表的“西滢致志摩”中说：“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鲁迅在《无常》中说陈西滢“发热昏似的妙语。”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十七期（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二日）的“闲话”中说：“无锡是中国的模范县。”鲁迅在《无常》中说：“凡有一处地方，如果出了文士学者成名流，他将笔头一扭，就很容易变成模范县。”陈西滢给无锡同乡杨茂榆帮忙；鲁迅就在“并非闲话”中刺他：“又如一查籍贯，则即便装作公平，也容易启人疑窦，总又如不敢相信的好，否则同籍的人固然惮于在一张纸上宣言，而别一某籍的人也不便在暗中给同籍的人帮助了。”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的“闲话”中说：“人类不仅仅是理智的动物，他们在体格方面就求康健强壮，在社会方面就求同情，在感情方面就求种种的美。种种方面有充分的发达的人，才可以算完人。”鲁迅在“碎话”中则说：“听说‘人类不仅是理智的动物’，必须‘种种方面有充分发达的人，才可以算完人’呀，学者之在戏园，乃是‘在感情方面求种种的美’。”陈西滢在“致志摩”中说：“半年来朝晚被人攻击……现在忍不住要爆发了。”……纵然如此，陈西滢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一文中却说：阿Q“与李逵、鲁智深、刘姥姥同样生动，同样有趣的人物，将来大约会同样不朽的。” 这就是鲁迅的对手：陈西滢。 在新文学运动的第一阶段里，出了一个鲁迅而没有陈西滢的话，文坛就不会那样热闹了。陈西滢也曾写了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散文，与鲁迅虽然作过激烈的笔战，仍有器量称赞《阿Q正传》。这种气度，在“文人相轻自古已然”的国度里，是不大有的。 这就是无锡人陈西滢——秦太太的父亲。 沈从文与丁玲 然后谈到凌叔华——秦太太的母亲。 凌叔华是小说家，所写短篇的风格与曼殊斐尔近似，王哲甫说她“文笔细腻干净”，擅长“描写资产阶级的太太小姐们的生活和心理”。鲁迅认为：凌叔华的小说“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 秦太太对我们说，她的母亲曾见过沈从文，沈从文的健康情形相当好。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问。 “今年。” 听了这话，使我联想到许芥昱的“THE CHINESE LITERARY SCENE”。这是今年出版的新书。书中有一章是写沈从文的。沈从文是许芥昱的老师，在昆明曾教他写过短篇小说。这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七三年五月的一个下午。许芥昱住在北京一家旅店里，沈从文走去看他。沈从文脱下蓝色的帽子时，露出一头白发。以前，他戴金属边眼镜，现已改戴玳瑁框眼镜。许芥昱见他时，他已七十一岁半，患近视。 “许芥昱在他的新著中，透露沈从文在过去二十年的生活情况，”我说，“在过去二十年中，沈从文一直在研究古丝，曾于一九五九年出版过一部关于此一课题的专书，二十四万字，分上中下三卷，附有图片多幅。此外，他对唐宋的古镜、战国时代的漆器、中国文化中的马、史前的中国手工发展等等，都有研究。这些研究工作，都是他单独一个人做的。至于文学方面，沈从文告诉许芥昱：他曾经到井冈山住过一个时期，企图写一部长篇小说，没有成功。当他离开并冈山的时候，将那些未完成的原稿掷掉了。……” “沈从文是丁玲的好朋友，”秦乃瑞博士说，“许芥昱在他的新著中，有没有提到丁玲的近况？” “有的。在他的新著中，许芥昱说：沈从文与他谈话时，曾经三次提到丁玲。第三次提到丁玲时，沈从文说她在黑龙江，没有什么问题，用不到替她担忧。” 捷克女作家论郁达夫 谈到这里，大家已冲破介于彼此之间的陌生感，兴奋地、毫无拘束地谈论一些问题。这是非常有趣的。秦乃瑞夫妇对每一件有关中国新文学的事情，都有敏感的反应。李浩昌与黄志清都感慨于新文学书籍之难觅。黄志清说： “有一部长篇，是刘盛亚写的，原不想卖的，不知怎么一来，将它开在书单中，糊里糊涂卖给美国一家图书馆了，真可惜！” “现在，研究新文学的人越来越多，用外文写的新著，纷纷问世。”我说。 “外国的大学教授，”李浩昌说，“每年必须有新著问世；否则，学期结束后可能不会继续受聘。” 黄志清说：“有一位姓李的教授，遇到的情形就是这样。” 当我们谈到捷克斯拉夫女作家安娜·多姿罗娃的《郁达夫：他的文学创造的特性》时，李浩昌说：“这部书写得并不好。” 然后，从安娜·多姿罗娃联想到《红烛》的英译者陶陶桑德士。《红烛》是闻一多的名作。 “陶陶桑德士是英国人？”我问秦乃瑞博士。 “陶陶是中国人，姓刘。她的丈夫姓桑德士，”秦乃瑞博士说出这两句话后，顿了顿，问：“那本书译得好不好？” “还没有精读，”我答。 出版界的情况 谈到香港出版界的情况，黄志清说：“在这里，只有媚俗的作品才会受到欢迎，高水准的作品不容易得到出版的机会；即使出版了，销数也不会多。” 秦乃瑞博士说：“英国的情形也是这样。” 秦太太说：“在英国，侦探小说很畅销，特别是A·克丽丝汀的作品。” 凌叔华的作品 “令堂好像没有写过长篇？”我问。 “没有，”秦太太答。 “她的短篇小说集有好几本，除了最著名的《小哥儿俩》外，还有《花之寺》、《小孩》与《柳惠英》。” “还有一本题名《女人》的集子。” “她的小说多数是写女人的。” “我们家里有位长辈对母亲相当不满，说她不应该将家中的事情写在小说里。” 大家听了这话，齐声笑了起来。 “令堂今年曾经来过香港？”我问。 “参观过敦煌后，在赴英途中经过香港。” “她在此间的报纸上还发表过文章，”李浩昌说。 “是的，”秦太太说。 “她也住在英国？”我问。 “不错。” “跟你们住在一起？” “我们住在苏格兰；她住在英格兰。” “鲁迅展览会”中的假书 从凌叔华谈到冰心；从冰心谈到陈衡哲与林徵因；然后谈到赵清阁。秦太太说： “前些日子曾经在明报月刊上看到一篇关于赵清阁的文章。” “是我写的。”我说。 “你的名字中那个‘鬯’字，什么意思？” “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祭祀用的酒；一种是蓊郁的草木。”我说，“这个字，要不是父亲将它用作我的名字，我也不会识的。” 秦乃瑞博士接口便说：“你的父亲教你识了一个字！” 大家齐声发笑。 笑声排除剩余的陌生感，你一言；我一语，谈得兴高彩烈，每一个人都有太多的话要谈。我问秦太太：“将来要是想写‘陈西滢与凌叔华’时，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资料？”秦太太点点头，说：“好的。”黄志清说他送了一本《西滢闲话》给陈小滢，初版的。然后谈到鲁迅。秦乃瑞博士是研究鲁迅的学者。他对鲁迅作品有精深细密的认识。当我提到神州图书公司举办的“鲁迅展览会”中那本伪书时，秦乃瑞博士说他也注意到了。那本伪书，封面摹仿“晨光文学丛书”，虽然印着“鲁迅著”的字样，绝对不是鲁迅的作品。李浩昌认为：这是旧时书商敛财的一种方式，以鱼目冒充珍珠，欺骗读者。 “珍邮有膺品，想不到书籍也有假的，”我说，“其实，这也是一种学问。” “可以写一篇研究假书的文章，”秦乃瑞博士说。 “你用英文写，写成后，我将它译成中文。”我说。 “你用中文写，写成后，我将它译成英文。”秦乃瑞博士说。 大家再一次齐声笑了起来。 话题转到诺贝尔文学奖。今年，根据报上的记载，法国几十位汉学家向瑞典皇家学院提名巴金与茅盾为本届文学奖候选人。这件事，使爱好中国新文学的人都感到兴奋。秦乃瑞博士也爱好中国新文学，只是比较冷静。我们谈论这件事时，他肯定巴金与茅盾都不会得奖。 （我们谈论巴金与茅盾是否有可能获奖时，本届的诺贝尔文学奖尚未揭晓。后来，电讯告诉我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是意大利诗人EUGENIO MONTALE。这件事，证明秦乃瑞博士目光锐利。） 愉快的叙谈结束后，在微雨中行走时，我想： 这几年，中国新文学终于受到广泛的重视了；但重视并不能提高作品本身的价值。像巴金与茅盾的作品，是否已高于文学爱好者所要求的水平，应该加以冷静的分析。对以前曾经接受过的标准加以怀疑，没有什么不好，最低限度，可以刺激仍在写作的作家们加倍努力，以期获致更高的艺术成就。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九日）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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