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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勇打完电话，掀帘进屋一看，使不禁心里发堵。 屋里满满腾腾全是人，方桌上摆了儿样酒菜，父亲侯勤丰已经下班回来，正与侯锐分坐在方桌两边对酌。侄女小琳琅趴在床边，一边玩一个已经跌破了头的旧塑料娃娃，一边吃着一个棒棒糖；母亲和嫂子白树芬一个坐在藤椅上，一个站在洗脸盆架子前头，兴致勃勃他讲着什么。整个屋子里弥漫着一股糖醋带鱼的味道，这味道使侯勇深入骨髓地意识到这间屋里的低级与鄙俗，加以刚才的电话弄得他心烦意乱，他恨不得立即发作一番，泄一泄心中的郁闷。 “老二呀，你也来喝两盅吧！”父亲见侯勇进了屋，如获至宝，居然欠起身，象让客人似地来了那么个动作，这使得侯勇把一腔邪火压了下去。在他看来，父亲的姿势、表情，集中体现出了父亲的慈祥、善良、庸俗、浅薄、懦弱、诚实……侯勇勉强做出一个笑脸，说了声：“爸，您先喝着吧，我有点累，先去里屋靠靠。”便理也不理正对他点头的嫂子，几步迈进了里屋。 侯勤丰与老伴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三个子女都充满了自豪感与信心。侯锐曾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过诗作一事，至今他仍念念不忘；而且，每当他在邮电所发信载有蔡伯都的剧本的刊物时，他便不由得油然联想起自己的老大侯锐，他总觉得凭老大的才学，早晚有一天，他也会在发售刊有侯锐大作的杂志。对于侯勇，他的满意自不必说了，只不过他比老伴自尊，他去亲家的次数，一年控制在“十·一”和春节这么两次，而且从不在那里留宿，甚至也不在那里洗浴，他总觉得当亲家母才有资格享受的事情，他作亲家翁的不必去沾光，对于侯莹，他仍然坚信是可以找到一个相当不错的丈夫的，刚才听说蔡伯都正给侯莹介绍一位当编辑的对象，他不由得心花怒放，借着酒兴，他笑吟吟地说：“好呀，赶明儿老大写诗，女婿编诗，我来卖诗，咱们家都在一行上了！” 侯勇进了里屋，靠在侯莹睡过的床铺上，本没有注意听屋外几个人的谈话，忽然，嫂子的亮嗓门把这样的话语甩进了他的耳中：“……咱们东单十字路口的立体交叉桥，听说可能明年春天开工！咱们这儿今年秋、冬还不得拆迁完毕？……” 啊，立体交叉桥！ 侯勇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电影上见过的鸟瞰镜头：立体交叉桥在大土上划出优美的直线与弧线，穿梭的车辆自由自在地奔驰着…… 是啊，有了立体交叉桥，不，甚至还不需要建成立体交叉桥，仅仅是开始拆迁这周围古老的胡同，包括侯家在内的许许多多家庭的命运，将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啊！ 在拆迁的过程中，侯家起码能够分到一个三间的单元，那就够了。侯锐夫妇和小琳琅尽可以占据一间，父亲母亲平时占据一间，侯勇回家时，侯莹暂去同母亲同住，父亲同侯勇合住一间，岂不天下太平？侯锐夫妇和侯勇都不在家时，家里会多么宽敞，侯莹的神经质，在那宽松的空间中定会得到慰息，因而她也就可以更顺利地嫁出去……侯勇和爱人倘若调回来，怎么住呢？也住得下，侯莹嫁出去空出来的那一间，不就正好留给了他们吗？侯锐一家的户口，一旦拆迁完毕以后，也便可以暂时迁出一段，以利侯勇夫妇调回，那么他们有了漂漂亮亮的房子，那户口干嘛非死留在父母的房口本上呢？…… 唉，立体交叉桥！ 快建成立体交叉桥吧！不，就算一时半会儿建不成，也快点拆迁吧！这对于政府来说，对于那些已经住上了宽敞的房屋，享有着充分的空间的人来说，该并不是一桩十分困难的事！ 有了立体交叉桥，侯勇也就不用找葛佑汉，去进行那莫名其妙的三角交换的把戏了；也就不必为自己家与岳父家的强烈对比而痛苦了，也就不会对哥哥和妹妹那般粗暴了。甚至对二壮，也就不会有一种天然的隔阂与仇恨了；侯勇的灵魂便可以不再那么蜷曲，那么萎缩，那么压抑，那么愤懣，那么烦躁 侯勇就那么靠着，向往着，什么理论，什么宣传，什么道德说教，什么文艺感化，什么会议，什么口号，什么文件，什么精神，什么民主，什么奖励……他认为寻他都不管用，啊，我只要一座立体交叉桥，给我一座立体交叉桥！ 立体交叉桥，这意味着将有限空间向宽阔处开拓，意味着将拥挤的人流向开阔处疏导，意味着给人们提供更多的空间，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提供更多必要的回避机会，因而也就意味着抚慰、平息大量因空间壅塞而感到压抑与痛苦的灵魂！ 这个晚上，侯家的人又说起了立体交叉桥。他们没有意识到，每当他们聚到一起时，这个话题便会自然而然地排挤掉别的话题，而成为他们谈话的一个长时间的中心。 这回，又是白树芬头一个提起立体交叉桥的，白树芬的一个大学同学，后来调到了市政建筑公司工作，她的消息是从她那儿来的，似乎格外具有权威性；其实，那仍不过是一种传闻而已。 侯家以及他们那一片的居民，与其说是向往着立体交叉桥，不如说是向往着拆迁。 拆迁！对于北京市成千上万仍旧住在古老的、不方便的、往往是拥挤的平房中的家庭来说，不啻是福音，是通向光明与幸福的阶梯。拆迁总是伴随着这几种情况发生的：要建庞大的公用建筑；某系统某单位要征用地皮进行扩建；要为首长建筑用房；房屋危险需拆除重建。解放后的头十多年里，政府对拆迁户充满了歉意与关怀，所以，几乎所有的拆迁户所提出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凡拆迁到新住宅的，不但肯定可以改变几代同室的拥挤状况，而且往往大大地扩大了居住面积，改善了居住条件。那时候，拆迁户本身很少提出非分要求，未轮到拆迁的家庭对他们也不嫉恨，因为总觉得市政建设发展得很快，不久也便会轮到自己。主办拆迁的工作人员们那时也比较廉洁公道，很少有因受礼受贿或因“背景”、“面子”而徇私的事情发生，直到今天，人们还津津乐道一九五九年因修建人民大会堂而拆迁的那些住户的可羡命运，他们不但一律迁到了比原有条件好的新住宅楼中，而且，人民大会堂建成后，他们又一律受到了市长的亲自邀请，成为了那富丽堂皇宫殿的首批参观者，并在金碧辉煌的宴会厅中受到了一次终生难忘的款待…… 然而，北京市政建设的发展远非一帆风顺。 看看散布在北京城内外的近三十年所建的居民楼吧，五十年代初第一代居民楼的典型，如景山后街两旁的那一组高楼，高大的琉璃顶，宽阔的玻璃钢窗，平均二十多平方米的大开间……绝不实用，但体现着当时人们的心境：社会主义就是如此气派，共产主义指日可待！第二代居民楼所建不多，其典型如西城福绥境大楼和广渠门内大街的“安化楼”，没有大屋顶了，但追求层多体大。那是一九五八年“城市人民公社居民住宅”的活样板，当时的时代气氛，是“共产主义就在眼前”，而“共产主义”的象征之一，便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许多居民在自豪的锣鼓声中搬进去了。开头，他们也曾被人羡慕，但很快地，随着“大跃进”理论上的绝对“成功”和实践上的彻底失败，待建的这类楼房停建了，住进去的人们一天比一天更烦恼与苦闷；电力缺乏，无法安装与使用电梯，住在八层上也只好爬上爬下；以煤气为燃料始终只是一种设想，因此还得从楼下往上搬蜂窝煤；有几年冬天，甚至无法供应暖气，因此家家只好升火炉取暖，于是大楼很快便被熏黑了，加以保养工作很差，现在看去，这样的大楼便有如搁浅在沙滩上的生锈的巨轮。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新的居民楼盖得很少。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六年春天，是第三代居民楼大规模崛起的黄金时代，在和平里，在三里屯，在西郊的许多地区，设计得比较合理的、外观看上去也算顺眼，然而无可避免地互相雷同、显得单调的大片不算太高（以五至六层为多）的居民楼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住在这些楼里的居民，至今仍被楼外的大多数北京人视为天之骄子，人们在拆迁时所最向往的，就是这类居民楼里的单元。然而好景不长，一九六六年夏天的急风暴雨一来，这样的已盖好而未及住上人的空楼，便首先成了到北京进行“革命大串连”的红卫兵小将：的临时招待所，他们毫不爱惜这些新楼，所造成的破坏，使后来迁进去的居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一一弥补上。到了一九六九年左右，“随时准备打仗”的气氛甚嚣尘上，大量的资金和人力都投入到“深挖洞”的伟大工程中去了，于是在北京各处都出现了一些名副其实的“简易楼”，又名“战备楼”，这算是北京市的第四代居民楼吧，它们的特点是低矮、狭小、单薄、丑陋；这类楼房在修建时还往往把一些砖头突出，以形成“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之类的标语，后来人们意识到这是无谓的与不必要的，又搭起沙篙架将它们一一凿掉，结果本来就很丑陋的楼墙就更显得不堪入目。“简易楼”几年后便声名狼籍，于是，从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起，又开始兴建闻名于世的三门工程，即在崇文门——前门——宣武门一线的原顺城街（内城与外城的分界线）南侧，盖起了一排有如灰色高墙般的多层居民楼。这些居民楼的特点是只求总体高耸集中的“唬人”效果，而设计上很不实用，施工也相当粗糙；这类大片居民楼的修建从那时一直持续到今天，随着近几年人们思想的变化，每一座新建成的楼总比前一座建成的楼要多少改进一点，不但更注意内部的实用，也更注意外观的美观协调，这，大致就构成了北京的第五代居民楼。 虽然以上面的眼光计算，三十年来北京市盖起的居民楼已有五代之多，而且近两年来建成的数量与以往相比大有增加，但是能分到新楼单元的，主要还是大机关的干部以及各种需落实政策的高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一般的市民仍旧排不上号，他们只好照旧拥挤地居住在古旧低矮的平房之中。不用往偏僻的地方去，即以从西单商场向北直抵新街口商业区之间的十里长街两侧而论吧，有多少居住在狭小黑暗的小铺面房中的家庭啊！他们开了家门就是人行道，没有厨房，只好把炉子搁在门外，用漆成灰色的铁皮做个小罩子，罩住那炉子。有时早晨现升火，从拔火筒中冒出滚滚的浓烟，与马路上汽车排出的废气在空中汇合在一起，形成一张罩住北京城的污浊的气网。象侯家这样的住在胡同小院里的家庭，跟他们一比，还算幸运的呢！ 这些住在古旧拥挤的平房中的普通市民，既然不可能象大机关的干部那样，有机会分到新楼单元，他们便只得寄希望于拆迁，故而他们经常把拆迁作为一个话题，随时展开着牵心挂肺的议论。有的企望着在自己那一带盖剧场，有的企望着有自己那一带盖旅馆……侯家那一片的居民，则企望着在东单十字路口早日修建立体交叉桥。 随着人们见识的增长，拆迁中的戏剧性因素，特别是闹剧和悲剧因素也不断地增长着。 常有这样的事发生：住着较好平房的人，自愿与住着较差平房的人换房。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打探到了这样的消息：后者所住的那一带将要开始拆迁！ 也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一大片房屋已经拆掉，出现了一片颇大的空地，但独有一所摇摇欲坠的住房仍兀立在那空地之中，里面依旧住着人，屋外的几株蒙满尘土的向日葵也便依旧耸立着，而小厨房里也照例往外飘着油烟……凡懂得拆迁一事的北京人都知道这是为什么：房里的主人向拆迁的部门提出了很高的条件，对方如不应允便坚决不搬！这种拆迁中的“硬骨头”，虽不一定能够如愿以偿，总也会比那些“听话”的拆迁户多得些好处。 还有许多不能直接看到的情况，一些如葛佑汉似的人物，他们本来与一场拆迁并无关系，但他们就象苍蝇扑向变质的鲜肉似的，闻味而至，与拆迁部门的人打得火热，从中得到好处；当然，更有一些为官的、有钱的、近水楼台的人在幕后进行着微妙的，或公然违章的，或表面上符章而实际充满“猫匿①”的勾当，结果是一些与拆迁无直接关系的人从拆迁中大获利益，而一些与拆迁有直接关系的老实人、懦弱者，却被剥夺了某些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的应得的好处…… ①猫匿：北京方言，指搞小动作、耍花招等不正当手段。 如今，人们对拆迁，已不是二十多年前的那种纯朴的心情了。人们知道拆迁的机会并非易得，所以应当充分珍惜，错过了这一次，那下一次不知多少年方能到来。人们懂得拆迁中会遇到“猫匿”，因而必须分外精明。总之，对于人们来说，拆迁乃是一生中只能遇到一次的大事，是难得的开拓居住空间的机会。的确，拆迁的给房标准尽管在一再地压低，但大体上总还体现着不硬行拆迁、给予改善居住条件的原则，至今仍为狭小的空间压抑着的千千万万的北京市民，对于拆迁，他们真是望眼欲穿啊！ 外屋关于拆迁和修建立体交叉桥的议论，把侯勇从里屋吸引了出来。侯勇的重返外屋，使父亲非常高兴，他甚而产生了一种感激儿子“赏脸”的心情。 白树芬一见小叔子出来，也便招呼说；“你们仨先喝酒吃饭吧，我跟妈、小琳琅等你们吃完了再吃。” 侯勇淡淡地“嗯”了一声。他心里想：你这当嫂子的，说这话就算贤惠了吗？其实主要还不是因为屋子小，没地方，倘若这屋子宽，八仙桌往外一抬，你保管得同时上桌子吃。 侯勇一边这么想着一边过去面墙坐下，同父亲、哥哥一起喝酒。 本来，立体交叉桥这个题目，是最能使他们一家人息掉宿怨的；但是侯勇一摸酒杯，就不禁想起了刚才接到的电话，葛佑汉还等着他去呢！去干什么？去走路子调回北京！欲成此事先需如何？先得让哥嫂侄女把户口迁出去！先得让侯莹嫁出去！什么立体交叉桥，什么拆迁，没影的事儿！有影的事儿便在今晚！想到这里，他便绷着一张脸，对于父亲的问话，只是“嗯”、“哼”地敷衍着。 “老二，吃菜呀！”父亲象对待贵客似地，满脸笑容地招呼他说：“吃块带鱼吧，你妈的手艺，退休以后提高了不老少……”说着，便往侯勇的碗里挟红烧带鱼，侯勇端起碗，使劲地一躲，父亲吃了一惊，筷子一抖，一大块红烧带鱼中段掉到了地下。 这情景使侯锐万分愤慨，他不禁红涨着脸，喝斥侯勇说：“你怎么回事儿？给你脸你不要！” 母亲发现了这一镜头，忙走过来劝解，先对老伴说：“人家老二如今不吃这无鳞鱼！”又劝侯锐：“成啦成啦，好不容易全家团团圆圆的，你就少说两句吧！” 父亲满脸尴尬，确确实实下不来台。他蓦地回忆起当年被单位里“专政”时的情景。他被关在地下室中交待历史上的罪行，每天认认真真工楷书写好几张信纸的交待材料，写完以后，就不免要想点别的，他常常想到的，便是老伴作的红烧带鱼，尤其是当看守人员给他端来窝头和白菜汤时，他就极其生动地回忆起那红烧带鱼的色、香、味，乃至于刚出锅时，带鱼段表面上那闪闪发响的小油泡。后来“落实政策”，放他回家了，迈进家门，他对老伴提出的头一条要求，便是“买点带鱼烧给我吃吧！”老伴提着菜篮，从东单一直寻觅到哈德门外，才终于买到了二斤带鱼，回家来没歇着，立即拾掇、烹烧……唉，记得那一天侯锐不在家，侯莹也在兵团没回来，就侯勇从插队地点回来探家，侯勇简直是扑上去抢着吃，一大盘红烧带鱼，侯勇倒吃去了三分之二，那情景真是历历在目啊；可今天，侯勇成为“将门贵婿”了，人家不屑再吃这种无鳞鱼！……想到这儿，父亲有点撑不住，眼圈儿顿时红了，鼻子一阵阵发酸，他叹了口气，仰脖喝干了大半杯二曲酒。 父亲的神情，使侯勇多多少少有点良心发现，他便掩饰说：“在飞机上我就有点反胃，这会儿好象更厉害了。我今天不想吃荤腥……”说着他挟了一筷子凉拌黄瓜，吃完又喝了一口酒。 侯锐见侯勇自动下了台阶，也便光是瞪了他一眼，不再说什么，闷头只管喝酒。 一时间屋子里变得异常肃静。 又喝了几口酒，侯勇就起身宣布说：“我还有事儿，得出去。不在家吃饭了，你们吃吧！” 父亲和母亲望着他，光知道用眼神问：“你去哪儿？”却都说不出口。侯锐自然不会沉默，他梗着脖子问：“你怎么这时候还出去？” 侯勇一看腕上的手表，已是八点五分，他没有工夫吵架，他怕去晚了见不着葛佑汉，那家伙经常是神出鬼没的；因此，他便和和气气地对侯锐说：“去趟北新桥，业务上的事，晚上人家在家，晚上去家里找比白天去单位找好说话。”说着他拔腿便要出去。 谁知，临出门他被嫂子白树芬给叫住了。 在侯家这小小的空间里，真正对侯勇无所惧让的，只有白树芬一人。 白树芬会置身在这么个空间里，说起来真是一件她自己当年万万想不到的事。 退回十六年去，白树芬正在家乡南昌上高中，是班上的团支部宣传委员。如今她还保留着大量当年的照片，那些照片上的白树芬，是一个身材苗条、随时随处把两只眼睛弯成两个月牙儿使劲欢笑的姑娘。那时候她最爱唱的歌，是《地质队员之歌》，那歌曲的头一句：是那山谷的风吹动我们的旗……多少次惹出了她满眶的眼泪！听了一次地质局干部的报告，看了一场描写地质队员生活的影片《沙漠里的战斗》，她便认认真真地在日记本上一遍又一遍地书写着“立志作一个地质尖兵”的誓言。那时候的青年多么单纯！党的号召，祖国的需要，人民的期望，这些话一灌进耳朵，心头上立即燃起熊熊火苗。一九六五年报考大学时，白树芬在志愿表中填满了地质学院的各种专业，当她得到一纸北京地质学院的入学通知书时，她觉得自己成为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她简直是唱着、舞着来到北京，来到北京地质学院的…… 然而，接踵而来的世态，将白树芬的天真状态击得粉碎，他们进校便被派到农村去参加“四清”，据说不管学哪种专业，顶要紧是必须学习阶级斗争这门主课；从“四清工作队”回到学校，刚开始学了一点基础课，忽然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白树芬犹如一个掉到海中的软木塞，她沉不下去，却浮得分外痛苦，随时被翻腾呼啸的恶浪抛掷着、冲荡着…… 白树芬目睹身历了许许多多让以后的历史家们研究不尽的事，她的思想在震惊和煎熬曾经极度混乱，然而即便是那种情况下，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开采宝藏的意愿，仍象古莲种深埋在煤层一样，存于白树芬心中。多少次，她以为“这下总该让我们学地质了吧”，然而“是那山谷的风吹动我们的旗”的理想，一再如同风扑肥皂泡般地被破灭着。 当地质学院里的两派武斗最激烈时，白树芬虽然也附骥于最强大的一派“地院东方红”，但她只是一个挂名的成员，因此她逃到了住在城里一条小胡同的姑姑家中。姑姑家“文革”中也饱受冲击，那里的生存空间也非常狭窄，除了晚上勉强可以临时搭一块铺板给她一个床位，白天简直没有多少转身的地方，于是她和同院的比她小两岁的叶玉秋交上了朋友。叶玉秋因病没有下乡插队，在家里待分配，她家虽然也并不宽敞，但总算有一个角落可供读书、谈话，于是她们两个就常常坐在那个角落里，读一点劫后余存的外国小说，絮絮地谈一点只有她们两个之间才能谈的私房话…… 后来白树芬听说工宣队已经进校，武斗业已结束，她心底里又浮出了“是那山谷的风吹动我们的旗”的歌声，于是便回校去探察究竟，谁知一去，便被工宣队扣下了，说是地质学院已决定外迁，根据“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了吗？”的逻辑，地质学院办在城里当然也是见鬼，必得搬迁到山沟里去……白树芬被编入了打整搬迁物资的连队。那时的地质学院已经惨不忍睹了，教学楼的楼墙上有弹痕和被火烧过的焦迹，窗玻璃很难找到一块完整的，昔日整齐漂亮的操场这里一堆秽物，那里一个大坑，更不用说到处都有破败的大字报和新涂写的恶俗不堪的标语口号……啊，这里己是文化沙漠，“沙漠里的战斗”终于兑现了！ 后来突然又来了一道什么战备命令，工宣队要求大大加快设备拆装外运的速度。当时白树芬他们那个小组负责装运的全是些玻璃器皿之类的仪器，她找到工宣队的一位负责人，试图告诉他：这些东西必须极为耐心地收放包装，否则会造成重大损失，因而可否不必硬性限期完成任务？那工宣队负责人气乎乎地把白树芬训了一顿，咚咚咚地大步来到实验室现场，把两个正小心翼翼因而显得慢慢腾腾地装箱的同学拉拽开，示范性地把剩余的几件玻璃仪器往箱里一扔，“咣啷”盖上了箱盖，拿起草绳就捆绑，为拉紧草绳打结，他一只大皮靴毫不留情地踩了上去，只听木箱里一阵玻璃破裂的声响…… 这响声埋葬了白树芬心中对从事地质事业的最后憧憬，也送走了白树芬心中最后的一丝温情，一丝向往，一丝对自身以外的责任感。 白树芬意识到，一俟搬迁的苦力活结束，她也便会象已经分配走的同学一样，面临着极为可怖的命运，她接到了先期分配走的同学的来信，那些在运动初期被江青亲昵地搂着肩膀夸奖过的“小太阳”也好，那些在运动当中被当作“修正主义苗子”、“现行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分子”而被整得脱了一层皮的“小爬虫”也好，那些以为当个逍遥派便可侥幸逃脱厄运的“胆小鬼”也好，除了极个别有背景、有门路的而外，几乎全都被当成废物，处理到了与他们所学专业、所抱理想全然不沾边的工矿、农村，据说因为他们是大学生，因而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也就是最危险最讨厌最无用的东西，所以必须让他们干最脏最苦的体力活，以利他们脱胎换骨，在接受“再教育”中重新作人……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白树芬在姑姑所住的院中，在叶玉秋家里，遇上了蔡伯都；正是出于蔡伯都的乐善好义，才介绍她同侯锐见了面；她通过与侯锐确立了夫妻关系，这才争取到了分配时照顾她留在北京郊区，并且争取到了去公社中学教物理课的工作。 白树芬幸福吗？她对幸福的渴求；早已枯竭到麻木状态，所以她现在很少去思考这类重大严肃的问题。她有了丈夫，在结婚之后，她发现这丈夫还算不错，使她避免了吞食后悔这剂最苦的药。后来她又有了小琳琅，小琳琅每日随她在她那个学校生活，这使得她的生活更易于脱离冥想而更接近于实际，因而使得她的心境更易于趋向平衡。开头，她和侯锐一样，为没有自己的家而深深地烦恼，后来，她被这旷日持久的事态也弄得麻木了。她曾劝说过侯锐，就在公社安个家算了，但是不用侯锐跟她讲，她自己也渐渐看出这样的人情世故：她所在的公社里的那些人，即使不说是全部吧，也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在他们眼中，侯锐夫妇没有很快地把自己的工作调回城里，是一件很古怪的事，“你那小叔子他岳父不是什么什么吗？他给你们说句话还不结了？”似乎这应该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到了这二年，县教育局干脆确定了这样的精神：夫妇均在本县教学的，可以优先照顾其中一名调往城内，门路可以自找。既然如此，白树芬也就不再跟侯锐提在农村安家的事，并且，也就更积极地参加到向往立体交叉桥的行列中来。只要一开始为立体交叉桥拆迁，他们夫妻孩子就可以在城里有一个窝了，那时她尽可以让侯锐先调回城来，家中有了足够的空间，小琳琅也便可以留给奶奶看管，到了上学年龄也能在城里入学，受到较好的教育。 白树芬虽然准备着离开那个半山区的农村中学，却认认真真地努力上好每一堂物理课。她还担任着班主任，这是一项开掘学生心底宝藏的工作。学生们从她口中很少听到那种枯燥的大道理，但她那种和善的态度，亲切的眼光，特别是从微小处作起，给人以关怀、帮助的行动，使她赢得了学生们的爱戴。一个雪花飘飞的冬日，她发现孙锁柱放学后还蜷缩在教室的火墙边，便问他为什么不回家，孩子抬起一双哀伤的眼睛，没有吭声。白树芬想起他爹刚娶了后娘，把他打发到土坯房去睡了凉炕。白树芬心里一酸，跑回宿舍，从自己床上抽下一床旧褥子，给了孙锁柱，孙锁柱用一双破裂的手接了过去。白树芬背过脸去，不知为什么，心头上浮现出了立体交叉桥的图象，久久没有消失…… 都说当嫂子的容易同小叔子处好关系，而最难同小姑子相处；白树芬恰恰相反，她同侯莹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回到家中，她常揽着侯莹的肩膀，而侯莹也常挽着她的胳臂，说许多知心的话……她同侯勇的关系却相当紧张，她惊异于侯勇的心如同花岗岩般紧硬冷酷，而侯勇也打心眼里看不惯白树芬那种清高的气派。不过，由于侯勇毕竟不在北京工作，白树芬在他出差来京时又尽量避免回城，他们碰上的时候不多，因而也还未曾冲突过。 谁想到，在这天晚上，叔嫂之间终于冲突起来了。 “小勇，你什么时候回来？” 当侯勇抬脚就要出门时，白树芬叫住了他，问出这么句话来。 白树芬这话问得有理，事关这晚上一家人的睡法，这晚上还不算人丁最盛的，因为侯莹要去上夜班，只有三男二女，但这三男三女之间存在着两层理应互相回避的关系：公媳之间，叔嫂之间；而两层关系中的核心人物正是白树芬。白树芬带着小琳琅一到家，听到了侯勇也已回来的消息，心理就开始盘算当晚的睡法了。当然只好采取“合并同类项”的方法。因为里屋床位比较充裕，所以男性成员自然应占有里屋，而她和婆婆、小琳琅则合睡在外屋的大床之上；他们进了里屋以后，把中间的门反扣上，外屋的三位妇女才好脱衣入睡，这方案本是切实可行的。但现在侯勇宣布他要出去，现在已八点多钟，按他外出的惯例，在外头总要耗两三个小时以上，因此，他很可能要十一点左右才回来，这样，三位妇女要么得等他回来才好入睡；要么就得作出这样的决定：三位妇女睡里屋，三位男子睡外屋。外屋只有一张大床，父子三人得横着睡，把脚搭到拼过去的椅子上，那当然是很不舒服的。白树芬叫住侯勇，就是希望他表个态，或表示不会太晚回来，或表示“你们女的睡里头吧！” 谁知白树芬的这话一出口，犹如将一个火星溅到了侯勇心中的干柴垛上，他正极端烦躁而无法排遣，经这句一激，顿时火冒三丈。 侯勇并没有意识到嫂子这话的潜台词是“今晚怎么个睡法”，他只觉得自己的尊严遭到了挑衅。在这个家里，父亲母亲对他都是理顺毛的态度，哥哥侯锐虽然敢于对他发怒，但发怒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对他无可奈何的表现，至于侯莹，那在他面前就连大气也不敢出一口；只有这位嫂子，也不跟他顶，也不跟他吵，甚至说话口气还满客气，但从她的眼神里，从她嘴角淡淡的微笑（侯勇总觉得那是冷笑）上，侯勇深刻地感受到了嫂子对他的轻蔑，这个上过大学的嫂子知道他的不学无术，懂得象他这样的“将门贵婿”实际上处境十分尴尬，也丝毫不惧怕他的骄横无理。 侯勇把脸转向白树芬，恶狠狠地回答她：“你管得着我什么时候回来吗？” 白树芬并不退让，面上和颜悦色，语调也并不提高，但两句话把他噎了回去：“你要是回你岳父那儿，我当然用不着管；你要是回这儿，咱们就得商量商量，晚上怎么个睡法。” 白树芬把问题挑明了，更惹得侯勇满腔邪火。侯勇的自尊心受不了这个话。这话，意味着他虽攀上了住大屋子的高干，但并不能在那家人占据的空间中获得一个心安理得的位置；这话，也意味着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他毕竟不是一个可以随心所欲的霸主，他还得接受别人同他商量！ “你爱睡哪儿睡哪儿，我管不着！我爱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回来，爱在哪儿睡在哪儿睡，你也管不着！”侯勇气得浑身哆嗦，嚷了起来。 屋子里其余的四个人顿时乱了起来。小琳琅被吓得“哇”的一声哭了；侯锐简直是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瞪着弟弟，张嘴想喝斥他，一时又不知该喝斥什么；侯勤丰心惊肉跳地望着剑拔弩张的叔嫂二位，没了主意；当母亲的急得连连自语：“这是怎么说的，这是怎么说的……” 白树芬却一点也不慌张，她甚至也并不生气，依旧语气和蔼地说：“既然咱们是一家人，同在一个屋顶底下生活，那就不能谁也不管谁，遇上事儿就得一块儿商量。” 白树芬越冷静，侯勇便越蛮横，他满脸肌肉乱抖，不管不顾地说；“什么一家人！这儿不是你的家，你给我走！” 侯勇话音没落，侯锐已经冲到了他面前，借着酒劲就扇了他一记耳光，侯勇岂能甘休，当即就揪住了侯锐的脖颈；父亲赶忙过去拦在兄弟之间，急出了一身汗来；母亲心内只埋怨媳妇不该惹是生非，她不由得跺着脚，白了白树芬一眼，朝那拥成一团的父子三人叹一口气；小琳琅吓得扑到白树芬身上，搂着她的腰，哭得更加响亮；白树芬见事已至此，越发感到没必要惧让，她略微抬高嗓门，但语调并不泼辣地一字一板地反驳说：“我走不着！告诉你，我是明媒正娶来的，我户口在这儿，这儿就是我的家，我在这个家里呆着名正言顺，谁也别想排挤我！” 一家人正闹着，钱大爷掀帘进了屋，一进屋便扬着嗓门劝解：“嘿，这是怎么了？一家人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快别动火，快别动火！”他进屋前已经听出了屋里在争吵，听见别人家闹纠纷，他就勃发出一种管闲事的热情，此刻他目睹着愤怒、惶急、尴尬、羞惭、冷峻和几张面孔，这种热情达于极点，他先把侯勤丰连扶带拉地归到座位上，又把侯锐连拉带拽地推到床边坐下，又请当母亲的坐到藤椅上消气，嘴里还一边叨念着许多谁也听不清也用不着听清的话语；但是，当他想继续安顿侯勇和白树芬时，侯勇已经恨恨地说了句；“哼，咱们回来再说！”一跺脚，掀门帘走了，而白树芬的反应也极为灵敏，她扬起嗓门，故意用一种客气到极点的语调，把话送到门帘之外：“对蛮不讲理的人，我一句话也不再说！” 侯勇以这种姿态出了门，弄得侯勤丰心里好不是滋味，酒和带鱼都从胃里翻到了嗓子眼。他又急又气又羞又怕，他的生活准则就是维系小康之乐，他愿意一家人团团圆圆、和和美美，他最怕家丑外扬，尤其不愿将家丑显露在钱大爷这种他认为比自己低下的人面前；他怕侯勇一腔邪火跑出去闹乱子，更怕侯勇很晚回来还要在这个家里继续争吵；但一时之间他又判断不出是非。媳妇似乎也没有什么错处，她为一家人能睡好，问一声小叔子本无可厚非；侯勇忙着出去，被叫住自然不痛快，说几句气话也算不了什么大事；侯锐见弟弟这么不尊重嫂子，兼以又喝了酒，借着酒劲打了弟弟一下，打得并不重，好象也可原谅……一家人都是好人，都无大恶，但竟闹成了这个样儿，究竟是怎么搞的啊？他那么愣了几秒钟，突然，一种本能促使他站了起来，钱大爷不及劝阻，他已快步出得门去，他是去追侯勇。他急中生智，想追上侯勇，告诉他：“我一会儿就回邮电所睡去，我替老张去值夜班，让他回家去；我不算跟他换班，下次轮着我，我还值班，他准乐意……家里让老大三口和你妈都睡里屋，外屋给你一个人留着，你可千万别再生气，别再吵闹！……” 以自身的忍让，换取全家的和睦，这便是侯勤丰的治家之道，这一回他又打算这么办。 但是，他一直追到胡同口，也没见着侯勇的影子，一阵晚风吹来，他的醉眼模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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