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家道(刘庆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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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道

作者：刘庆邦
　　岳父是一个呆板的人，他是一开始不大喜欢我，我却是一直不喜欢他。我选择他女儿作我的妻子，他理所当然就成了我的岳父。我们可以选择妻子，但不能选择岳父。我们可以不尊重地把岳父看成是妻子的附带关系，而实际上，每个岳父对女婿来说都有一些强加于人的意味儿，这是毫无办法的事。应该说，我对岳父还是不错的，精神上，我为他长了面子；物质上，我每次到他所在的矿区去采访，人家送给我的整箱的酒和成条的烟，我都留给他了。有一回，矿上在酒楼请我吃饭，我让岳父也去了。席间矿长、书记向岳父频频敬酒，我装作这事情很平常，并不看重，心里却充满说不出的快意。后来我想到，我的念头是恶毒的，岳父当初嫌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不愿让他女儿嫁给我，我是拿这种方式报复他来了，其中含有小人得志的性质。可岳父并不觉得，他喝得满面兴奋，易拉罐的啤酒听子丁丁当当，一会儿就扔了一地。

　　妻子也承认我对她家的人不错。我说，我要了人家闺女作老婆，当然得为人家服一点务，人家把闺女养大也不容易。我还对妻子说，这都是为了你。妻子明白我的意思，说其实她和她爸爸也没什么感情。妻子的话让我不解，问起原因，不知妻子是不愿说，还是没仔细想过，反正说得一点也不系统，不能让人信服。
　　接到岳父病重的电报是春天，正是北京柳絮如雪的时候。电报是内弟打来的，要他姐姐速回。这种电报像发行物一样，全国邮局每天的发行量肯定不会少，而且内容几乎是一样的，连最严重的情况也礼仪般地说成“病重”、“病危”之类留有余地的话。不同的是它给收报人带来的影响。程度有深有浅。妻子先看到电报，我下班回家时，妻子呆坐在沙发上，心情很沉重的样子。我问怎么回事。妻子把电报给我看。我一看就把情况估计得比较严重，按常规的经验，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打加急电报的。我很负责任地建议她当晚就赶回去，有一趟北京开往郑州的客车是夜里十一点多开车，马上去买票还来得及。我骑车到车站去奔票，要妻子在家准备一下，比如多带些钱，随身穿的衣服和带的衣服都要朴素一些。妻子不大同意我的悲观的判断，很疑惑地看着我，一再说，不会吧，不会吧。妻子的心情我理解，她从来没经历过失去亲人的事，总以为那些事情离她还很遥远，一旦事情成了现实，她不大敢正视。妻子跟我不能比，我从九岁到十四岁五年间，相继死了父亲、祖父和小弟弟，有着切肤的生死离别的经验。另外，我还多次梦见母亲突然死去，我在梦里悲痛欲绝，狠哭，狠哭，直到把妻子惊醒，她才帮我把噩梦中断。这些真实的和梦幻的经历都一再向我提醒着一条真理：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而活着的人得准备着应付这些事情。这是我的清醒之处，也是我的痛苦之处。妻子在这方面稀哩糊涂，我一直以为她比我幸福，并相信她能长寿。为了照顾妻子的情绪，我没有说出她的父亲肯定凶多吉少，我只是暗示她有点思想准备，她父亲毕竟是七十多岁的人，近年来身体每况愈下，已经不起病的消耗。妻子听从了我的劝说，不仅换下了红衣裙，连耳环也摘下来了。我见她的眼圈开始发红。我不能和妻子一块儿回去，就分别给岳父所在矿的矿长和书记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在岳父治病和其他事宜上给予照顾。我在信上列数了岳父早年参加八路军，对党忠心耿耿，为煤矿建设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等事情，不知不觉采用了悼文的修辞方法，流露出悼念的口气。我写下这些为一位老人送行的文字时，想到他凄凉的晚景，心头泛起一股辛酸，但片刻间就过去了。世上的文章分两种，一种是给人看的，一种是留给自己看的，给自己看的才是尚好的，成心写给别人看的东西难免含有左顾右盼的杂念和夸饰卖弄的成分。我从票贩子手里买了高价票，当晚就把妻子送上了南行的火车。

　　岳父离休后，物价涨得很快，他们家的生活是困顿的。岳母没有工作。原来他们在矿务局所在地居住时，岳母在街道缝纫社做一些诸如锁扣眼儿缀扣子之类的零碎活儿，还能挣一点钱补贴家用。全家搬到矿上后，没有了这类活儿，加上岳母比岳父还大几岁，手脚不太灵便，眼神儿也不济了，就是有活儿也没能力做了。岳母一不做活儿，就没有了任何收入，两个人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岳父那点有限的离休工资。和岳父同住在一个矿上的还有内弟和内弟媳妇三芹，内弟有了自己的儿子，他们已分出去单过，是单独的一家人。但他们吃现成饭的习惯还保留着，愿意随时到二位老人那里吃一顿。他们还利用两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对唯—一个孙子的喜爱，把儿子一天到晚交给岳母看管。这样就更加剧了岳父岳母生活的窘迫程度。岳父嗜酒，每天都要喝一点。他连中等水平的酒都喝不起了，就喝那些劣质的，廉价的。原来岳父的烟瘾是很大的，几乎是一支接一支地吸，有时他要自己动手炒一个菜，手上端着炒锅，嘴上还叼着烟。为此，我听到岳母不止一次地很厌烦地埋怨他，嫌她把烟灰掉进菜锅里去了。但岳父对岳母的埋怨习以为常，便不予理睬。岳父的嘴唇黑了一块，我以为那是常年吸烟烧黑的。烟瘾这么大的人，曾一度，岳父以医生嘱他不要吸烟了为由，竟把烟戒了。烟店发时，就喝一壶水，或吃一块硬糖。我猜，岳父戒烟一定是因为缺钱。要是他还在位上，有人给他送烟抽，他是不会戒烟的，他想戒都戒不掉。后来听妻子说，有一段时间，岳父家几乎连肉都吃不起了，要吃一顿饺子，还要事先排一个计划，仿佛需要下很大决心，兑现计划时要有豁出去不过的气魄才行。岳父家没有电冰箱，没有彩电。一部黑白电视机的荧屏还很小。这么小的黑白电视机，岳父每天都看到很晚。黑白相间的小人儿影来影去，让人眼花。我想岳父是看不清画面的，只是听个音儿而已，电视机的功能对他来说跟收音机差不多。岳父的耳朵不好使唤了，他总是把电视机的音量开得很大，轰隆轰隆像打雷一样。逢岳父岳母的生日或节日，妻子会给他们家寄些钱。我每次去，也都要留一些钱给他们。我都是把钱交给岳母，从不交给岳父。岳父是个很要面子的人，他不愿露出生活上的窘态，他总是说还行，顾得住。我若把钱交给他，他会不好意思接受，这样我也显得尴尬。而岳母从不拒绝接受我给她钱。听妻子说，我们给他们的钱，他们一时舍不得花，一点一点存起来了。老两口子一定是预计到他们艰难的道路还很长，他们甚至为一点钱商量到很晚，最后决定还是存起来，留一点储备为好。岳母已过多地想到死的问题，而且担心她会比岳父先行死去。我不能否认岳母对岳父感情上的留恋，但更多的因素，是岳母担心岳父一死，人家就不会继续发给他们离休金了，岳母的生活来源就会被搞断，这对岳母来说是十分可怕的事情。我设想老两口子相对无事时，一定把谁先死的事情分派过许多次了，他们在分派这样重大的事情时，表情并不显得严肃，他们甚至像小孩子作游戏一样，觉得这种分派很有意思，就故意拉长游戏的过程，所以分派的事老也不能派定。岳父知道岳母担心，就逗岳母，坚持他要先死，他的理由是一般都是男的先死，作老婆的得先把男人送走，她再慢慢地死，这样才符合规律。岳父举了他们身边的不少例子，证实许多家都是男人先死。在这个问题上岳母毫不退让，她的理由比岳父充分得多，她的年纪比岳父大；她患有心脏病；更主要的，如果她先死，岳父生活上不成问题，要是岳父先死，她依靠谁呢？争来争去，后来岳母都有些急了，说你死去吧，你现在就去死。岳父这才笑了，他好像作出重大牺牲似的，说，好好好，你先死，行了吧？岳父在心里对自己的身体充满自信，他能吃能睡，又没什么病，总觉得死侵犯不动他，我怀疑岳父一生是否认真想过死的问题，是否具有生命的意识。我从未听见岳父谈到过这个深远的话题，从他语言的贫乏，我推断他思想的贫乏和简单。他虽然有着丰富的阅历，也经受过不少磨难，但生活留给他的印象都是一些表面的，他从来没有能力深究，也无志于深究。因此来说，岳父的一生是悲哀的。当然，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认为岳父的一生是少痛苦的。

　　岳父在职时，至少有两次升工资的机会，他都放弃了。岳母埋怨他，他说他的工资是全矿最高的，别人升了工资后，他的工资还是最高的，他不能和别人争。他以一个革命老干部的风格压制岳母的埋怨，反过来指责岳母觉悟不高。妻子对我讲了这些事后，我马上判断出是岳父周围的人把岳父蒙蔽了。那些人蒙蔽岳父的办法就是以庄严的口吻恭维岳父。他们恭维岳父的材料就是搬出岳父早年参加八路军的历史，说岳父是老革命，是真正的“八路”，全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比得过岳父呢！他们背地里计算过了，岳父一个人开工资的级差，差不多可以给两个人每人升一级工资。他们结成了同盟，在讨论给谁升工资的会上，一齐向岳父发起恭维，对岳父实行精神贿赂。岳父最喜欢听别人恭维，也最禁不起恭维，于是岳父就一再付出了不长工资的代价。

　　妻子回家后给我来了信，说她父亲得的是胆道癌，现住在矿务局总医院，由她弟弟陪住，侍候。医院方面和家里人都没有告诉她父亲得的是不治之症，只说是胆囊炎，问题不大。而她父亲就真的相信自己得的是胆囊炎，精神状态还算可以。妻子说，她准备在家住几天，如果她父亲病情稳定，她就先回来，等情况危急时让她弟弟再给她打电报。看了妻子的信，我承认我的判断失误了。妻子走后第二天，我收到内弟打来的第二封电报，再次催他姐姐速回。既然这么紧急，一定是人危在旦夕，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后来我想想，这符合他们家人的性格，他们家的人性子都是那么急，而且躁。妻子了解他们家的人，她的感觉是对的。又过了几天，妻子回到北京。妻子显得很疲惫，好像病了一场。妻子说，她父亲的病都是她弟弟和三芹离婚的事给气的，她哥哥的事也让她父亲很窝心，反正自从她父亲离休后，就没过什么好日子。我同意妻子的说法，妻哥和内弟的事我都知道一些，这话说来就长了。

　　“四人帮”垮台后的几年，是岳父最辉煌的时期。在此之前，由于派系斗争，岳父一直受排挤，一直不得志。落实政策之后，岳父成了矿上一个部门的头目，负责全矿的生产资料供应和煤炭销售，是实权人物。权和利历来是连在一起的，不少人开始巴结岳父，他们叫岳父“三八式”（指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老革命”，并投其所好，给岳父送些烟酒之类。那时大家还都不富裕，不像现在动辄送彩电，送录相机，送金货，塞钞票，那时送点烟酒小磨香油花生米等日常消费品，就算很不错的礼物了。我老家有一个同学，打听到我岳父握有实权，就找到我，希望我从中牵线搭桥，他要从岳父所在的矿里买一些废旧合金钻头。废旧钻头当然是很便宜的，几毛钱就能买到一只。他买回去稍事打磨，再涂上漆，就可以按新钻头出售，每只可卖十来元。我非常不乐意参与这件事，在岳父面前，我的有些病态的自尊让我从不求岳父办任何事。那时我在矿务局宣传部供职，还没调来北京。我同学装作很可怜，缠在我身边不走。不知他怎么打听到岳父家缺椅子，就从几百里之外的老家给岳父捎来两把塑料条缠就的椅子，椅子的外观不错，像藤椅。同学的借口就是，椅子好不容易运来了，总不能再拿回去吧。我说，不想拿回去，你可以卖掉。同学既不拿回去，也不同意卖掉，他说，我不愿帮他的忙，他只好把椅子留给我。他的说法很不符合逻辑，带有嫁祸于人的意思。没办法，我只好带他去岳父家。岳父留他吃饭。他说出去有点事，又到自由市场买回一只可供宰吃的大公鸡。我提到这件事，只是举一个切实的小例子，它说明人一旦有了某种权，跟踪而来的利益就会不期而至，有时它是强加给你的，你不想接受也得接受。那个时期，我感觉岳父家的生活水平是直线上升趋势，简直有了钟鸣鼎食的气象。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岳父家摆酒宴的频率越来越高，据我的观察和分析，在岳父家吃酒的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求助于岳父的人，他们虽然花了钱，但酒吃得很拘谨。一种是吃大户的人，他们多是矿上中层干部和岳父的同事，他们觉得岳父的酒来得容易，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就时常撺掇岳父请客，到岳父家挥霍起来毫不疼惜。对这两种人，我都看不起他们，甚至从心里厌恶他们。岳父还好，到他家吃酒的人他都热情相待，还跟人家划拳行令。岳父不会下棋，不会打扑克，划拳猜枚大概是他所掌握的唯—一种竞技游戏，他乐此不疲。岳父行起令来底气充足，声音高亢，颇有压倒一切的气势。岳父出拳迅猛，指法强健，从不拖泥带水。让人觉得好笑的是岳父划拳时的表情，表情严肃而凶狠，仿佛不是在赛酒，而是在决斗，这种表情马上让我联想起岳父曾经是一个战士，在酒场上，他不自觉地流露出战士的风格。岳父家居住的家属楼在一个山坡上，是全矿的制高点，楼后面就是农村的田野，我想岳父在和人划拳行令时，大概整座家属楼的人都听得见。听见的人不会有好的反应，他们会嫉妒岳父，说不定还会骂岳父。有一年秋天，我到郑州参加一个文学方面的会议，顺便到离郑州市区不远的矿区去看望岳父。当晚岳父又要和人喝酒，岳父要我和他们一块儿喝。我听说其中一个食客是当年阻挠我和妻子成婚的人，心中大为不悦。我和那人的芥蒂岳父不是不知道，他这样做，表明他是个无心的人，表明他对我的轻视，这让人实在难以接受。我借口有事，就到外面去了。我来到楼后面田间的小路上，慢慢地走。天已黑了，下过秋雨的小路有些湿粘，空中浸润着凄凉的气息。鸣秋的虫子叫得已很艰涩，这儿一声，那儿一声，每一声都像是最后的声音。豆子都割完了，玉米棒子也掰下来了，只有玉米秆还留在地里，被淋湿晒黑的玉米秆子有一种固守本土的悲壮感。小路不长，我一会儿就走到了尽头，尽头是一条从省会郑州伸过来的国道，国道婉蜒曲折，不屈不挠地钻进豫西的大山深处。我拐回来，沿来路往回走。我对田间的小路有一种特别的喜爱，它能唤起我对童年生活的回忆，使我对小路有～种认同感。脚下有些扯扯连连，我不用看就知道鞋底粘上了玉米叶子。我停下来，正要把玉米叶子弄掉时，猛听见岳父家窗口传出划拳行令的声响，我辨认出哪家是岳父家的窗户时，觉得那块窗户特别刺目，除了强烈的灯光，我觉得从窗口喷薄而出的还有浓度很高的酒精之气。外面的天是阴沉的，天很黑，这与岳父家的景象形成了对比和反差。岳父仿佛以他家的声、光、气向世界宣告着什么，比如他的成功，他的辉煌。他宣告这些显得理直气壮，无所顾忌。从后来出现的情况看，那个时期是岳父家辉煌的顶点，有了顶点就预示着必然要走下坡路。岳父意识不到这一点，他踌躇满志，决心把辉煌推向新的高潮。

　　当时，在长春某空军部队当机械师的妻哥面临转业，岳父毫不犹豫地向他的大儿子发出召唤，让妻哥举家进关南下，回到他的身边。他心中大概已描绘下了大团圆的蓝图。蓝图中，儿孙绕膝，欢声笑语，一派兴旺景象。岳父是他家的独子，青年时代参军之后，就极少回山东老家。这时他一定会想到他的故乡和祖先，有了福荫及子的大团圆结局，就可以告慰他的祖先了。岳父为他的设计所激动，别人的意见一概听不进去。我妻子曾娓娓地对他说过，都在一块儿有什么好，不在一块儿时互相牵念，偶尔聚会才觉得亲，真到了一块儿，就该闹矛盾了。岳父粗暴地要她不要管。我不知道岳父给妻哥和妻嫂写信时说了些什么，但大概意思我完全想象得到，岳父的话也许说得不那么直露，甚至还有一些谦虚，可是，他肯定会谈到他在矿上的威望，在矿上举足轻重的影响，以及通达的人际关系，他向妻哥妻嫂保证，他们到矿上后，他会在各方面照顾他们，使他们生活得很好，起码比在长春强得多。妻哥到矿上实地考察了一下，就擅自决定到矿上来。无奈妻嫂坚决不同意到矿区去，她有她的理由，她受不了河南夏季的炎热和矿区的脏污。长春是省会城市，还是著名的文化城市，在这种城市居住有稳定感，优越感，从长远看对孩子的教育和就业都有好处。而矿区留给她的印象是落后的，闭塞的，从大城市到矿区去有跌落的感觉。我想妻嫂真正的理由不好直说。她的老家在离长春不远的农村，家中有年迈身体不好的双亲需要她的照顾，她若跟丈夫远走，就照顾不成父母了。妻哥会揭穿妻嫂心中真正的理由，他对妻嫂家的人颁繁来往于他们家已不胜其烦，他执意把全家带离这个地方，原因之一就是想摆脱妻嫂娘家人的挂累。为选择新的方向，为选择后半生的居住地，两口子出现了严重分歧，他们一定吵过许多次，吵得不可开交。妻哥的理由应该说是庄严的，颇具人子之情，他说他的父母年岁大了，需要有人照顾。再说他十几岁就出来当兵，几十年远离父母，没有在父母面前尽过孝心，现在终于有了回到父母身边的机会，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他不会忘记向妻嫂谈他父亲在矿上的地位，谈他父母家优越的生活条件，他还会举一些具体的例子，说到了矿上，吸烟不用买，喝酒不用买等等。妻嫂仍不为所动。听说他们的争吵还牵涉到我，那时我刚把妻子孩子带到北京不久，妻嫂就拿我作比，说若是有人能带她迁往北京，迁一百回她都干，迁到煤矿算什么。妻嫂的言外之意有二：一是讽刺妻哥没能耐；二是向妻哥诘难，你妹妹可以远走高飞，可以不守着父母，我们干嘛非要去煤矿守着！他们达不成协议，妻哥就单方面行动，把他的人事关系、户口等转往河南，把准备做家具的木料也通过车站发往河南矿区。另外，他转业时，部队发给他一些安家费，他把安家费也带走了。妻哥这么做还带有大男子主义和赌气的成分，他以为只要他走了，妻嫂只好跟着他南迁。当时他们有了两个女儿，妻哥把大女儿给妻嫂留下，把小女儿带至矿区。他们这种平均分配的做法，互相含有暗示性的威胁，又像是要开展一场类似拔河的比赛，他们把家庭成员按力量大小平均搭配之后，妻嫂和大女儿为一方，执住绳子那头儿，妻哥和小女儿为一方，拉住绳子这头儿，一场无形的、旷日持久的比赛就开始了。比赛的双方都有各自的啦啦队，妻哥的啦啦队当然是以岳父为首的一家人，妻嫂的啦啦队是她的娘家人。双方的啦啦队忠实而卖力，有时还担任教练的角色。他们一再鼓励自己的队员加油加油，坚持坚持，对队员出现的失误和懈怠情绪还毫不客气地给予指责。这场比赛进行得有四五年光景，至于谁最后胜利了，我想留下一个悬念，暂不宣布比赛结果。我想不等我宣布，有的聪明的读者已经把结果猜到了。其实妻哥和妻嫂谁都没有胜利，都是失败者。他们率女儿在对抗赛中彼此都消耗得太多，其中包括人力，物力，财力，还有感情和生命。妻哥刚转业时四十来岁，作为一个男人，正是创造力旺盛的时候。如果和妻嫂同心协力，建家立业，他们的家会打下一定的经济基础。互相消耗把他们的力量抵消掉了。比如两根筷子，合起来可以在油锅里夹鱼夹肉夹糖糕，分开就什么也夹不上来。后来妻哥妻嫂到矿区为岳父办丧事，返回时在我家停了几天。他们无意中谈到的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妻哥现在是长春某轻工技校的一名教师，收入微薄。放假期间，妻哥想创一点收，就到街头为人修自行车。妻哥这种做法带有艰苦创业的味道，他要把过去丢掉的损失夺回来，不论从物质上，还是从精神上都给妻嫂和家庭来一点补偿。妻哥的手是有力的，也是很巧的。想想看，一个伺候飞机的机械师，一个摆弄了十多年精密机器的人，一个可以把趴窝的教练战斗机鼓捣上天空的人，修修自行车还不是小菜一碟。可是，由于妻哥是无照营业，他干得一点也不放手，有点偷偷摸摸，掖掖藏藏，左顾右盼。有一次，他到底被在街头巡查的工商管理人员抓到了。人家毫不客气地对他实行罚款。妻哥说，他刚来，还没挣到钱，只有几块钱，还是他从家里带出来的。人家就把那几块钱全部没收，并勒令他立即停止营业。妻哥得意的是，他已挣了十几块钱，在另一个口袋里放着，他以较少的钱为较多的钱打掩护，较少的钱虽然全部牺牲，但较多的那部分钱保住了。妻哥说起这事笑得很天真，像一个得了便宜的孩子。妻哥没有形容巡查人员的严厉态度，他得为自己留一点面子。妻哥也没谈到自己当时被人抓到的心情，人们总是不善于谈心情。妻哥给我说到那些只鳞半爪的线索就够了，凭我的经验和想象力，我可以把这条线索充实得枝蔓横生。妻哥身材高大魁梧，是典型的山东大汉，并有着训练有素的军人气魄。我为连蹲下来都困难却要低头弯腰为人修自行车的妻哥感到深深的悲哀。

　　妻哥家日子的窘困，是岳父家那段富足的生活带来的直接后果。这么说好像不大讲理，其实道理正是如此。我想妻哥不应该埋怨岳父的自负，岳父实在是出于好心，他想把儿子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让儿子全家生活得好一些。倒是妻哥应该自省，是他没有抵挡住日常物质利益的诱惑，没有看透父亲的辉煌不过是短时期的，没有建立起足够的自强自立的精神。趋富是人的天性，而真正懂得生活的人并不害怕贫穷。恰恰对富有怀有恐惧，直到一定程度，忽喇喇似大厦倾的例子还少吗！
　　接到一家煤矿寄来的印制精美的请柬，他们邀请我参加这个矿建矿四十周年庆典。这家矿和我岳父所在的矿同属一个矿务局管辖。若搁平常，我不一定接受他们的邀请。参加这类庆典，除了吃吃喝喝，临走每人再发点纪念品，没有什么新鲜的，只会给我们报社领导和同事留下“刘同志领纪念品去了”的印象。这次我想到可以顺便看看住院的岳父，就决定去，这是我们当记者的方便处，说是去采访了，一撒出去，没人跟着你，谁也不知道你出去干什么。假公济私的事谁都难免干一点。岳父得了不治之症，作为女婿，我总要去探望的，不然从情理上说不过去，也显得作女婿的不懂事。有说，这次去了，等办岳父的后事时就不一定去了。你说我应付妻子也好，应付岳父家的人也好，我都承认，人们的这类探视活动多半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良心平衡。

　　上车那天晚上下大雨，坐了一夜车，第二天十点多到郑州一看，大雨仍下个不停。这么说来，火车一直是在雨中穿行，雨把北京和郑州共同淋湿浇透，这给我的感觉两座相距千里的城市离得很近，跟一座城市差不多。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下车后面前出现的景物，与北京不同的人流，前后左右的人发出的河南的口音，都让我意识到我的孤单。当年命运把我从河南抛向北京，我是茫茫北京城的一个外来人，十五六年过去了，我仍没有扎进去，像一团柳絮—样在北京飘来飘去。在北京我是孤单的。回到河南，我本来应该有回家的感觉，奇怪的是，我对河南也有了陌生感和疏离感。还有，我觉得河南已经不承认我了，他们把我看成是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这样，回到河南我的感觉还是孤单的。看来我这一辈子再也摆脱不了孤单的命运。等朋友来车接我的那一刻，我站在站门口一侧卖杂货老太太的屋檐下，看大雨哗哗下个不停，而老太太怕我影响（挡住顾客的视线）她的生意，一再撵我走，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伤感。我对妻子谈过这种感受，她的孤单感很淡薄。我想这主要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女人与生俱来的包容性和随他性，使她们觉得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她们的家。看来女人比男人幸福得多。我在郑州有不少朋友，其中好几个朋友是我在矿务局宜传部工作时的同事，他们先后从矿区调进市内，而且都有高就。谈起来，大家互为骄傲，也愿意聚一聚。我们分乘两辆轿车，冒雨向举行建矿四十周年庆典的那个矿进发。雨中乘车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雨水清洗了整个世界，使路面、树木、庄稼以及山峦都变得很新鲜。落雨的声音盖没了其他人为的杂音。雨的气息使人的呼吸有一种透彻的湿润感。更主要的，随着车的行进，面前新鲜的景物不断变化，看着这些像是飞翔而来的景物，人一会儿就把自己忘记了。到矿后才知道，他们举行庆典的日期往后推迟了，主要原因是省煤炭厅和矿务局的领导都到北京开会去了，庆典如果没有这些领导参加，好像就不够隆重，不够意思，庆了如同不庆。矿上对我们的接待是热情的，该矿的党委副书记也是我在局宣传部工作时的同事，他把我们这些男的和女的老同事称为“先期到达的贵宾”，摆了丰盛的宴席，上了最好的酒，晚上还为我们举办了舞会。这种接待方法似乎已形成了一种程序，到哪里都是这样。说实在话，接受这种礼遇，我从来没有心安理得过，我没有忘记自己曾是农村出来的穷孩子，没有忘记自己也当过普通工人，我甚至想到那些还当着矿工的人听见我们喝酒行乐会骂我们，但这事情于我和于他们都是无可奈何的事。我没有告诉那些朋友岳父的病情，我觉得这是自己的事，没有必要让别人知道。在舞厅里，矿上的工作人员动员那些女孩子主动来请我们跳舞，在音乐声中，他们小声跟女孩子说着什么，大概是介绍我们的身份。这种作法像是分派任务，女孩子们不会太情愿，但她们还是分别向我们走来了。她们的表情仿佛是来干一项活儿，比如推碾或搬砖什么的，不想干也得硬着头皮干。我对这种类似强行摊派的作法极不赞成，这不是因为我们失去了选择舞伴的自主权，而是觉得对那些女孩子不够尊重，甚至觉得在人格上对人家是一个侮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表现得相当主动。不等工作人员给我介绍舞伴，我就请人家去了。我请了一个又一个，跳了一曲又一曲，始终不停下来。我这样作，像是对矿上的分派来一个反动，给女孩子精神上来一点补偿，带有普遍致歉的意思。我意识到这些后，发现完成任务的观念已经移到我这里来了，并占据了我的头脑，我这是干什么？我干嘛活得这样累？我对自己不满起来，一不满，情绪就低落了。这时我想到了岳父，岳父在病房里苟延残喘，一定十分痛苦。而我呢，说是回来看望岳父，岳父还没看到，却在五彩缤纷的灯光下和漂亮的女孩子跳起了舞。按通常的观念来衡量，这似乎有些不大合适，可我并没有过多的责备自己，我总得先办“公事”，后办私事；岳父并不知道我要来看望他，我早一天去或晚一天去都没关系；人总是有生有死，不能因为岳父的将死，我也不活。不管人作了什么错事，都可以找到自我辩护的理由。我也把自我辩护的理由找到了。一项活动还没参加完，就忙着给这项活动找理由，未免有些可怜吧。

　　按我的要求，第二天一早，这个矿就派车把我送到岳父所在的矿。由于连天阴雨，从国道下路拐到矿上的那条道简直就是一条泥河，泥河中污水横流，稀泥烂臭，车子几乎开不进去。应该说这条路是这个矿的鼻梁，人们先看到的就是鼻梁，矿上应该把鼻梁修理得像样一些。据说矿上已花了好几次钱修路，由于附近的村民不许矿上的人修，也不许外面的人修，只能把钱数给他们，由他们承包来修。他们蹬着鼻子上脸，如果不让他们承包，他们就围井口，砸食堂，闹得矿上不得安生。把钱给他们了，他们象征性地弄点砂礓灰渣往路边一堆就算完了。他们欺负国有煤矿像欺负没娘的孩一样，弄得这个矿没有鼻梁，只有鼻涕。

　　原来泥路两边都是庄稼地，高粱棵子的庄稼地里发生过许多故事。矿上的工人风趣地把高粱地和玉米地里发生的男女之事说成是搞团结。有一段时间，搞团结搞得很厉害，吓得住在生活区的女工夜里不敢到生产区去上班，生怕半路被人搞了团结。后来矿上刮起了经商风，像五月的熏风刮熟了麦子一样，几乎是几昼夜之间，一路两边都盖起了小房，树起了铺面。这些铺面当然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喂嘴的饭铺，接着就有拾掇牙齿的所在。有缝衣服的，就有卖衣服的。有理发的，就有照像的。有放录相的，就有模仿录相的等等。据说发生在路两边小房子里的故事是大大翻番了，可以认定，每间小房子里都有不错的故事，这些故事少了一些庄稼的泥土的气息，多了一些现代的气息。人们被层出不穷的故事麻木着，不再把这些故事当故事，更不像以前那样把这类故事饶有兴趣地命名为搞团结。这些店铺有附近的农民开的，也有本矿工人开的。内弟的岳父就开了一间杂货店，这间不起眼的杂货店，后来成为一个分水岭，或者说成为一个标志，它把三芹家建店前后分为贫穷时期和逐渐富有时期，它标志着三芹家的日子从此开始上升，同时标志着我亲爱的岳父家的日子从此开始下降。这种上升和下降可不得了，它引发出一系列问题，直接危及到内弟和三芹的婚姻。其中的细节我会在后面详细说到。我认为这是这篇小说的一个重点。小说总是把重点留在后面。

　　岳母对我的到来略露惊讶之意。岳父住院，内弟陪住侍候，三芹和内弟离婚，顺便把儿子也带走了，现在家里只剩老岳母一个人。我不知道在我到来之前岳母一个人在家做什么，或许睡觉，或许呆坐，或许倚在通往阳台的门边看迷蒙的落雨或许又在琢磨着关于死的事。四间屋子对岳母来说是显得空旷了些。岳母问我怎么得闲回来了。我说我回来看看岳父。岳母的眼睛一下子就湿了。岳母对我说了岳父的病情，说岳父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还想着出院回家。说内弟已私下里向医生打听过岳父的最后期限，医生说，少则一个月，多则一个月多一点儿，不会多很多，岳母的意见是，活着也是受罪。

　　岳父的卧室人去房空，桌面上积着灰尘，墙角结着灰白的蛛网，一切已露出家衰人亡的征兆。卧室正中的墙上，嵌着一块红色的木牌上面用黄漆写着优秀共产党员的字样。这是矿务局组织部颁发给他的，岳父极看重这块木质的牌匾，才堂而皇之地把它镶嵌在最醒目的地方。尤其难得的是，这块“木奖”是在岳父离休以后获得的，这无疑对岳父精神上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他曾向我说过，组织上对他可以。他还有一个意思，有了这个荣誉，对子女和女婿就说得过去了。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岳父对他所在的党组织的忠诚，说明他重视外在的评价。我大言不惭，我一直怀疑岳父获得这块奖牌跟我有些关系，说白了，是间接奖给我的。我相信，倘不是我的存在，他们早把岳父遗忘了。因为我所处的位置和我参与办的报纸对有的人还有一些用处，而且那些人知道我时常去看望岳父，就把奖牌也发给了我的岳父一块。若是我的怀疑不错的话，继续推论上去，会让人觉得极其荒谬和遗憾，因为直到现在我还没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岳父的女婿带给岳父的好处不止这些，这里我就不列举了，列举多了，它不能证明我本人如何如何，只能表明这个社会出了毛病。这种赞美由来已久，可以上溯到千年前。只是有时候毛病小一些，有时候大一些，以至很大很大。一个社会的这种毛病对这个社会来说是很危险的。当然，我的存在也给岳父带来一些坏处，请允许我用实例来说明。在平常的日子里，我很少谈到我自己，或者说我回避谈自己，既回避谈自己的短处，也回避谈自己的长处。但在文章里，在字面上，就不同了，我愿意时不时地在自己脸上抓一把，使自己现出破绽。我曾给这个矿的矿长写过一篇通讯，连同矿长的照片，赫然登在我们报纸一版上。通讯中涉及到矿上的一个无赖，无赖对矿长不满，手持利刃闯进矿长家，威胁矿长的妻子。他并不是真的对矿长妻子动手，只是露出狰狞面目，一再说他要杀人，结果把矿长的妻子吓坏了，吓得精神上出了毛病。这个情况是矿上宣传部的刘部长提供给我的，它说明当矿长也不容易。据刘部长讲，那个无赖是“牛二”一样的人物，谁都敢骂，谁都敢打，谁都惹不起他。公安局也抓过他两次，但公安局抓他仿佛使他获得了某种文凭似的，他更有了骄横的资本。我提到那个无赖是心存侥幸，觉得那样的家伙反正也不看报。我忽略了一点，凡是哪地方产生无赖，那里必定有无赖产生的土壤，无赖本人不看报，那些“土壤”不一定不看报。“土壤”看了报，会很兴奋，会拿着报纸去拱无赖发火，期待无赖有更精采的表演。后来听到的一个情况让我大为惊奇，那个为人们所不齿的无赖原来和矿上的书记关系甚为密切，他经常到书记家喝酒，和书记称兄道弟。得知这个情况后，我为自己的头脑简单大为懊恼。矿长和书记势不两立，这种现象相当普遍，我是了解的。可我为什么没有把无赖的有恃无恐和书记联系起来呢！为什么没想到无赖不过是书记的别动队呢！我傻了，真正的大傻瓜一个。当时我就有了一个预感，我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当然了，惩罚我的实际上是矿上的书记。书记表面上会待我比过去还热情，但他的别动队不会饶过我，不会饶过一个没多大抵抗能力的摇笔杆子的人。再到这个矿，我就有一种期待惩罚的感觉。惩罚的实现是在一天晚间，那天我是到南方某地采访，回来时顺便到矿上看岳父，晚间我和岳父岳母正在岳母卧室里看电视，突然一声巨响，一块鹅蛋大的石头破窗而入，落在窗内的桌面上。袭击者的石头是连发，紧接着几块形状大小差不多的石头炮弹一样发射进来。有一块石头目标瞄得不太准，击在下面一家邻居的玻璃上，把邻居家的玻璃也击得稀哩哗啦。我马上意识到这一定是那个无赖之徒干的。他的眼线可真好使，我刚到这个矿他就知道了。他一定经过周密侦察，选定我和岳父岳母都集中在这个屋时，才向这个屋开火。他发射用的石头也像是经过事先准备和精选的，据我所知，岳父家楼下是一个小菜园，菜园边是一堵墙，场外是一条运煤的土路，没有石头可以利用。而且我断定，作案的不只是那个无赖，作案者一定还有同伙，不然的话，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砸进那么多石头。岳父和岳母都很吃惊，岳母到阳台上对黑夜大骂。内弟也从他的卧室里出来了，他断定是调皮的学生娃子干的，旋即下楼去，想捉一个肇事者是问。我和岳父无话可说，退避到别的屋去。岳父一定会以为这种偷袭是冲着他来的，他在矿上工作多年，会得罪一些人，这些人就趁岳父的女婿到来的时候，冲他扔石头，给他点难堪。岳父大概已经在心里为那些和他有嫌隙的人排队，想断定这种打黑枪的事是谁干的。这件事对岳父精神上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当着女婿的面丢了面子，他会觉得很窝心。我没有告诉岳父，这件事的发生很可能与我写的那篇通讯有关，我不愿意承担为岳父家招来祸事的罪名，这是我的卑下之处。

　　两年过去了，窗玻璃上被石头击穿的两个窟窿还在，只是里外糊上了报纸。连阴雨把报纸润湿了，糊在外面的报纸脱落下来，糊在里面的报纸也往上折着角，风一吹呼嗒呼嗒响。这两个窟窿仿佛分别代表着我和岳父精神上的两块创伤，没有人能弥补它。现在是夏天，透点风雨无所谓。在严冬，烂玻璃的空洞会透进风雪寒气，不知年迈的岳母怎么消受得了。我想到，倘若岳父还在任上，还管着全矿的物资供应和产品销售，别说烂两块玻璃，就是所有的窗玻璃全部打碎，自会有人主动上门把玻璃换上崭新的。可是，岳父离休了，对别人没用了，别人当然不会为他服务。我设想，岳父或许向他过去的部下张过口，要部下为他家换两块玻璃。他过去的部下口头上也答应了，就是不付诸实践，一而再，再而三，后来弄得岳父也不好意思再张口了。我想象，岳母拿这件事将过岳父的军，说他当几十年干部当的是个啥，连两块玻璃都换不了。这话戳到了岳父的病处，岳父对岳母大发雷霆，说他不想换，就是不想换，怎么着？岳母如果再唠叨，他把别的玻璃也打碎！雷霆之怒之后，岳父会自言自语半天。岳父到了晚年，时常自言自语。谁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他的表情很严肃，很执拗，像是就一些重大问题在和别人争论。实际上，岳父是在和自己较劲，这位老人开始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反思，或者说进行总结，他反思和总结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看成对立面，再对自己进行挑剔。岳父晚年活得稍稍明白一些了。

　　刘部长一听说我来到矿上，就找到岳父家来了。矿上来一个外人总是传得很快，不像北京，北京进去上万人，也不过如大海里撒进一把沙子，一点也不显眼。这就是小地方和大地方的区别。刘部长的情绪有些躁，一再说宣传工作不能干，没意思。他说晚上要请我到他家坐坐。坐坐是喝酒的代名词。我说不去，私人花钱请客何苦呢？他要我一定去，说他最近苦恼得很，有话跟我说。我要他现在就说。他笑了笑，说没法说。他们苦恼我知道，他和矿长的关系不错，没少为矿长吹喇叭，前不久矿长升了官，调到矿务局去了，他失去了靠山，有些无所适从。他跟矿长关系好，和书记的关系就有些恶劣，矿长走了书记还在，书记不会有好果子给他吃。刘部长和我年龄大小差不多，我跟他说话不大讲客气，就把他的苦恼点破了。不料他说这只是苦恼的一部分，现在更大的苦恼不是为权，而是为钱。晚上到他家喝了酒，才把他的苦恼都弄清楚了。可以说刘部长的苦恼是渴望发财的苦恼，他的苦恼像某种极易传染的流行病一样，发病率极为普遍，它是整个时代的苦恼，整个时代的病症。因为刘部长苦恼的大背景和岳父家家道衰落的大背景是一样的，我很愿意在这里说一说。自从国家允许私人开煤矿，国有大矿的日子就每况愈下。道理很简单，整个国民经济和人民日常生活对煤的需求不是无限量的，私人小煤窑出的煤多了，就把国营大矿的生意给挤了。小煤窑有很大的灵活性，谁买小煤窑的煤，窑主就给你回扣，小窑主发大财，也让买方发点小财，所以用户都愿意买小煤窑的煤。小煤窑与大矿抢生意是一方面，更让国有矿难以招架的是小煤窑与大矿争资源，凡是有大矿的地方，都无一例外地分布着许多小煤窑，设若大矿是一块肥肉，那么小煤窑就像四面八方麋集而来的秃鹫，这些秃鹫雄健而贪婪，它们对国有大矿抽筋啄肉，肆意践踏，把好端端的国有煤田糟蹋得千疮百孔。我吃着国有煤矿的饭，难免偏袒国有矿一方，并对蜂起的小煤窑稍有微辞。平心而论，我们不得不承认，小煤窑显得更有生气，更有活力，更具战斗力。打小煤窑一出世，就对国有煤矿构成了挑战和威胁，在挑战和威胁面前，国有矿虽然个子很大，却显得无能为力，越来越不行。国有矿的办法是向国家要饭吃。国家的态度是现在无饭供应，国家要求国有煤矿大量减人，减下来的人想法找门路，干别的事，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宣传这些政策时，报纸上经常出现的一个词汇叫“断奶绝粮”，这个词汇很无情，让国有煤矿的人听了寒心，他们觉得他们真的被抛弃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国有煤矿的人才开始醒悟，才明白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才纷纷办起公司，紧着往自己口袋里划拉钱。刘部长让他们宣传部的人集资，办起了一个小型印刷厂。矿上每年印不少文字材料和表格，以前都是到外单位去印，钱都让外人挣了。刘部长的意思，要把矿上的这些活儿全部承揽过来，钱由他们来挣。应该说刘部长这个主意是不错的，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也很兴奋，平时他们的收入都不高，经常埋怨宣传部门是清水衙门，这一闹，他们觉得他们也要发点小财了。他们互相祝福，空前地同心协力。他们计划赚了钱好好庆贺一番。他们还对小型印刷厂的远景作了描绘，用滚雪球的办法使印刷厂的规模不断扩大，以后就不一定叫印刷厂了，叫印刷公司。那么刘部长就是总经理，副部长就是副总经理。他们还要拥有自己的汽车，大的和小的都要有，等等。刘部长和他的同事们没有想到的是，矿上的行政办公室和财务科联合起来，也办了一个印刷厂，这样就形成了竞争的局面。在竞争中，宣传部再次暴露了“清水衙门”的劣势。而行政办公室和财务科都是握有实权的单位，他们向全矿各科室和各区队打了招呼，凡是在他办的印刷厂里印东西，财务科可以付钱，否则一律不付给。这事情仔细想想很有意思，财务科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付钱，他们只是把钱划转一下，把矿上的钱划转到他们的金库里而已。所谓办印刷厂，只不过是一个名义，有了这个名义，用起国家的钱就名正言顺了。宣传部办的印刷厂也干了一些印刷的活儿，比如本部门炮制的一些宣传材料等。刘部长到矿财务科要求付给纸张费和印刷费时，财务科长说矿上没钱，拒付。刘部长向财务科长说了许多好话，财务科长仍旧一毛不拔。财务科长说，你不是不知道，矿上给工人发工资还得求爷爷告奶奶地向银行跑贷款，如今贷款跑不下来，工人已经两个月没发工资了。财务科长还跟刘部长开玩笑，说肚子都果不了，还印什么宣传材料，干脆印人民币得了。刘部长私下里打听过，行政办公室和财务科合办的印刷厂印东西的钱矿上全给了，这是明摆着欺负宣传部，明摆着要把宣传部的印刷厂挤流产。刘部长急得眼都红了，嘴唇起了一层燎泡，像是又长了一个嘴唇。宣传部的人也仿佛到了世界末日，一个个表情沉重。他们下了很大决心，带着美好的憧憬，把家里有限的一点积蓄拿出来，买了印刷机械和纸张，还聘了技术工人，本来要大干一场的，现在印刷厂不能运转，印刷机械和纸张就等于废铁和废纸。刘部长到岳父家找我时，他刚和矿上的一位副书记干了一架，副书记是宣传部门的主管，刘部长要求副书记主持正义，为宣传部的同志撑腰说话。副书记一向是个绵善人，他说现在连我都分不清啥是正义啥是非正义，哪里谈得上主持不主持。刘部长说，要是这样的话，他这个部长没法干了。副书记说，没法干你不干，有人干。刘部长没想到一向性格绵善的人会这样说话，他一下子惊得目瞪口呆。他请我吃饭时，把副书记和财务科长也请去了，说是让他们作陪。后来我明白，他实际上不是请我，而是以请我为幌子，请副书记和财务科长喝酒。他表示不再写报道稿子了，请我喝酒已没有任何意义，他是拿我作陪，企图在酒桌上和副书记和财务科长缓和矛盾，谋求出路。这对于刘部长来说，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他率先为印刷厂投资，把家里近万元存款全拿出来了，还让妻子向亲戚家借了一部分。眼看着投资收不回来，妻子已把他埋怨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那天喝酒，我看不出对改善刘部长印刷厂的处境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刘部长一个劲喝酒，作苦样子。而副书记和财务科长只顾划拳行令，好像真的不知道刘部长的苦衷一样。刘部长的文笔是不错的，写过不少好稿子，有一篇小报告文学还得过我们报社的征文奖。可他被矿上的窘况逼得转移了人生方向，他一转移方向就陷入了欲发财而不得，欲拔腿而不可自拔的尴尬境地。这让我想到随便转移大方向是多么可怕。我还想到，刘部长在任尚且如此，而我的岳父已无职无权，靠那点不断贬值的离休工资过日子，窘困一些是必然的。

　　晚上，岳母安排我睡在岳父床上。岳父的床已有好几个月没睡过人了，岳父大概永远也不可能再睡这张床了。睡在这张床上，我似乎闻到了死亡的气息。有那么一刹那间，我觉得自己就是岳父，自己就是这卧室的主人，自己也快要死了，我有些恐惧，赶紧拉亮了灯。灯光帮我驱散了死亡的阴影，我把自己的肌体摸了摸，觉得肌肉结实平滑，断定自己正当壮年，离死还有一定的距离。床头的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镜框里的玻璃下镶嵌着许多照片，其中有一张经年的黑白照片，是岳父当八路军时照的。照片上有四个八路。岳父坐在前面。看样子岳父那时不过二十来岁，他身着军装，胸前戴着八路军的标牌，眉目含笑，透出一股子英武之气。这张照片对岳父来说是珍贵的，它是岳父家唯一一张能唤起岳父对八路军军旅生活回忆的线索和实证，我相信，如果让岳父讲起这张照片的来历，讲起他和照片上三个战友的友谊，以及那些战友后来的去向，岳父会带着骄傲的神情，兴致勃勃地讲一大篇子话。出于搜集创作素材的私心，有几次我差一点就这张已经有些发黄的照片提出话题，但话到嘴边，我即咽了回去。这是因为，对我父亲的历史，我心上有一些隐痛，父亲和岳父分属两个政治阵营，岳父的阵营胜利了，而父亲的阵营失败了。胜者为三败者贼，作为“贼”的后代，我活得自然有些卑微，但也反弹似地建立了病态般的自尊。和妻子谈恋爱时，我没有把父亲的那段历史告诉妻子。我知道，在那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如果岳父知道我父亲和他政治上是对立的，他会坚决反对把女儿嫁给我。当然，岳父后来知道了我的来历，他没有埋怨什么，那时人们的政治观念已经比较淡薄。再说，埋怨也没什么意义，一切已不可挽回。岳父知道我会写点东西，我猜想他动过向我讲他的革命历史的念头，并愿意让我写一写他。可是我没有给岳父提供讲述的机会，我装作对岳父的历史一点也不感兴趣，看见这张照片也装作看不见。这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我心理的狭隘和阴暗。镜框里还有一张彩色照片，那是刘部长上门给岳父家照的全家福。岳父岳母抱着孙子在前面坐着，内弟和三芹在后面站着。岳父的孙子那天大概是刚满百天，吃得白白胖胖。他们照像时把白胖小子脱得光光的，露出肚子下面的小鸡鸡。小鸡鸡是岳父家能够继续延续下去的根芽，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向人们展示着这好看的根芽。岳父岳母一人出一只胳膊扶孙子立着，孙子是整个画面的中心。小家伙笑着，全家人也都笑着，那种幸福的气氛不是小小的画面所能包容的。内弟把同样的照片寄给我们一张，于是“全家幸福”的信息就传向了北京，妻子拿着照片不无炫耀地对我说：“看我娘家侄儿，多棒！”后来三芹和内弟离了婚，三芹把岳父的孙子也带走了，那是岳父唯一的孙子啊！既然“全家福”不复存在，他们为什么还要把“全家福”继续高悬在那里呢！两位老人过来过去看见这张照片，难道对他们已垂暮的心不是一种折磨吗？他们或许需要自欺，或许需要生活在一种幻境里。他们或许已经目光迟钝，感应迟钝，任何事物对他们精神都不能构成刺激。要是这后一种情况，那当然好。

　　雨又下大了，窗外一片浇注的声响，这声响让我感到雨注的硬度。硬度是从长空垂落的速度构成的。它们刚垂落时相当顺利，没遇到任何阻拦，于是便越落越快，仿佛要无休止的垂落下去。任何垂落都是有限度的，它们不可避免地落在建筑物上，落在树上，落在庄稼叶子上，落在泥土里。它们对遇到阻拦缺乏思想准备，像是猝不及防，结果只能是由于猛烈撞击而爆炸。雨点的爆炸效果总是很好，若白天，我们站在一座楼的阳台看另一座楼的楼顶，就会发现，每一个雨点的爆炸都破碎到不能再碎，由于连续爆炸，溅起的雨弹的碎片甚至不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成了一片水气，雾气。平时我们从欣赏的角度，愿意把落雨的声音写成优美的声音，其实这优美的声音正是雨点自我爆炸时发出的最后的哀鸣。当然，这哀鸣是自自然然的，它不打算呜给任何人听，所以没有任何造作之气。我有听雨和看雨的爱好，起身到阳台去了。雨气很凉，颇有秋雨的气息。从阳台向南看去，矿井和生产区就在那片洼地里。在大雨之中，井架子和矿石上的灯盏都朦朦胧胧，又小又昏，看上去十分遥远。给我的感觉，这个矿就像一条船，高高的井架恰似船桅，现在这条船在风雨中飘摇，随时都有在风急浪高中沉没的危险。面对穷途，船上的乘客开始惊慌失措，有的准备跳水，有的已经跳了水，还有的抱着一线希望，抱紧船桅不放。在滂沱的雨中，我仿佛听到了乘客们的哭喊，这哭喊是绝望的，让人心碎。岳父家所居楼房的东南角，有一座二层小楼，那里都是灯火辉煌，大雨不能对那里的辉煌有所遮掩，反倒使其更加显眼。小楼的廊厦向外拓着，宽宽的回廊边的栏杆用钢铁焊就。栏柱上涂了红漆，栏柱之间的铁板上，彩绘着喜鹊嗓梅之类的图案。小楼正面的墙壁几乎镶满了一种带彩釉的装饰砖，这种彩釉的主色调是嫩绿的颜色，看上去十分浅薄。别的颜色还有红黄紫等。彩釉砖的图案五花八门，不过是招财童子，百子返，大得大寿等流传了几千年的民俗气很重的画面。小楼的院墙很高，院墙顶上扯着电网。这家的大门是铁质的，看上去很厚。这家的门楼子也很特别，出奇的尖，出奇的高，让人想起教堂的门脸儿。只要站到岳父家阳台上，必然会看见这座小楼。一开始吸引我对这座小楼有所观察的，是这家人豢养的两条大狼狗。这两条狼狗一定都是优良品种。它们有着尖尖的耳朵，锋利的门齿，凶狠的眼睛，和骏马一样的身材。它们被主人用铁链子拴在二楼铺展出去的一块平台上，这块平台的一边是院墙，院墙比平台高出半人多，院墙外边是一条土路。它俩虽然被拴着却一点也不安静，拖着铁链子在平台上来回蹿动，不时地发出狂吠，那种急于咬人的样子，简直像一对疯狗。更可恶的是，只要大门外院墙边的土路上有人走过或有拉煤的汽车开过，它们就立起身子，前爪搭在墙头上，凶相毕露居高临下地一阵狂叫。它们这种站立起来在墙后只露出嘴脸的样子特别像人，像古代的兵士站在城楼上对城下的敌方谩骂。谩骂也是克敌制胜的一种手段。这两只狗东西大概是用它们的语言在骂人，它们不管是谁，不问青红皂白，看见一个就骂一个。它们的谩骂一定十分恶毒，这从它们的表情上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个过路的孩子大概以为狼狗会从墙上扑下来，吓得哇哇大哭。还有一个像是外地来的壮年汉子，面对疯狂的狗吠，他竟裹步不前，对两只越叫越凶的狗看了半天，直到看见有当地人走过去了，他才敢尾随其后快步跟过去。有一点我不甚明白，并没有人在跟前唆使和监督它们，它们干嘛这么忠于职守，干嘛这么卖力，换个词儿来说，它们的自觉性干嘛这么高，难道它们对人类有一种天然的仇视吗？若是对人类有着天然仇视的话，它们对主子的忠实又该怎样解释呢？看来狗性和人性一样，也有它复杂的一面。

　　尽管我对这座小楼观察过多次，但从来没看见过这家的主人，没看见过男主人，没看见过女主人，也没看见过小主人，给我的印象这家人总是铁门紧闭，戒备森严。久久地注视着这座小楼，我犯了想象的毛病，我想象：这家的主人是一个小煤窑主，是一个暴发户。他文化水平不高，但极有心计，善于经营。他的钱多得不得了，就玩狗，玩汽车，玩女人等。我在脑子里勾画出不少男人和女人，金钱和女人，当权者和女人的故事，故事都发生在这座有些神秘的小楼里。后来我向刘部长打听这座小楼的主人，刘部长的介绍使我对自己的想象暗自得意，小楼主人的真实情况和我虚拟的想象基本吻合。小楼的主人姓卢，确实是一位小煤窑主。卢窑主四十多岁，人生得矮小，只读过几年小学。卢窑主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恶霸地主，搞了数不清的女人，解放初被枪毙了。前些年，卢窑主受够白眼和欺辱，还因偷盗被判过徒刑。卢窑主的命运开始转机是在国家允许私人开办小煤窑之后，卢窑主抓住机遇，把他父亲当年废弃的一孔小煤窑拣起来，收拾收拾很快就出了煤。那孔小煤窑当年因透水而关闭。据说卢窑主的父亲一听说窑下进水，怕窑工出来闹事，就下令砍断提升用的绳索，并用碾盘封住井口，把十几口子外乡的窑工统统闷死在里面。几十年过去，人们知道那个黑洞里都是冤魂，传说在阴天下雨的夜里还能听到冤魂的啼哭。可卢窑主不信这些，他率先下去一看，窑底并没什么透水，只有一片的白骨，关于透水的传说成了一个谜，再也无人能解得开了。卢窑主把白骨稍事清理，黑的煤就源源不断地运出来了，有了煤就有了钱，卢窑主很快就暴发了。后来人们用宿命的观点来解释这件事，说那个小煤窑是老地主给他儿子留下的存钱库，现在他儿子可以下窑取钱花了。还有人说，老地主听到了风声，知道自己日子不长了就编了个透水的理由，把煤窑给封了，实际上窑下根本没有透水。而这个秘密只有老地主的儿子知道。人们的这些解释，对卢窑主的暴富是一种认可，认为老地主和小窑主前些年付出的代价太多，现在该对卢窑主进行补偿了。卢窑主尽量以开明的姿态出现，钱多起来后，他捐一些给村里修路，再捐一些给乡里学校盖教学楼，同时，他乐于时常给村长、乡长、县长塞钱。他亲口告诉过刘部长，有一年春节前，他驾着车给各级头头脑脑塞钱，一天就送出去十五万。上级领导和新闻单位的人来了，那些头头脑脑异口同声，都夸卢窑主致富不忘乡亲，是优秀农民企业家，于是，卢窑主很快红火起来，广播电台给他录音，电视台给他录像，大报小报都登他的照片。卢窑主不让新闻单位的白干，每一个采访他的人都能得到“好处”。介绍到这里，刘部长建议我也去采访卢窑主一下，给卢窑主来上一篇。卢窑主虽然在本地宣传得很充分，但北京的报纸上得很少。卢窑主要是知道北京的记者来采访他，不知怎样高兴呢！刘部长自告奋勇要带我去，说肯定亏待不了我。说实在话，刘部长的建议有些让我动心，我相信，如果我去给卢窑主写一篇报告文学，不用费我多大劲。卢窑主给我的“好处”很可能是稿酬的几倍甚至几十倍，这对我无疑是一个诱惑。小煤窑的钱都是小窑主的，小窑主可以自由支配，不像国有大矿，送给记者一些烟、酒之类的礼品，还遮着盖着，一点儿也不大方。另外，出于搜集小说创作素材的需要，我也愿意认识一下卢窑主，到他的小煤窑看看，到他那座神秘的小楼里看看。国有大矿使用机器采煤，人也比较机械化，在那里越来越难找到像样子的故事。小煤窑采用的还是近乎原始的手工挖煤手段，矿工也多是雇佣来的外地的农民，在那里，人和金钱的关系，人和自然抗争的关系，人和死亡的关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男人和女人的关系等，都非常紧密和赤裸，每一层关系里都有故事可以挖掘，每一个故事都包含着人性的复杂和人性的魅力。我在山西省采访过住在窝棚里的小煤窑的窑工，在大雪铺地的隆冬到内蒙古的一条山沟里看过那里的小煤窑，那些地方都深深地刺激着我的精神，使我想到生命的渺小和生命的伟大，生命的悲哀和生命的壮丽。为方便起见，我总是把一些煤矿生活故事的背景放在落后的小煤窑，而不是放在先进的国有大矿。我这种干法只能说明我是小说创作领域的小生产者，缺乏大工业生产的技能和气魄。

　　我犹豫再三，到底没去造访卢窑主，也拒绝了刘部长退一步的建议，让卢窑主登门来拜访我。我觉得自己还不至于那么下贱，还不至于堕落到为一点可怜的物质利益就出卖自己的人格和良心，还不至于为一个淫棍捧臭脚。据刘部长介绍，尽管卢窑主在家乡建立小楼，但他很少在小楼里住，因为他在郑州市区另外买了一套宽敞豪华的商品房。小楼留给他老婆住，他带着小姘到郑州去住。他有进口小轿车，自己又会开车，从小煤窑到郑州只几十里路，来往很方便。他的小姘不是固定的，过一段时间就换一个。他用钱把女人招来，再用钱把女人打发走。他买来的商品房实际上就是他玩弄商品女人的场所。他仿佛要和父亲来一个比赛，看谁搞的女人更多。村上的支书劝他稍稍收着点。支书话后面当然有话。卢窑主把支书活后面的话猜到了，他不忌讳谈到他父亲，他说，我顶多像我父亲一样，也吃一颗枪子。卢窑主除了喜欢玩女人，还喜欢玩摄像机，他用摄像机摄庄稼地，摄他父亲的坟堆和坟堆前新树的高大的石碑，摄猪配种马配种，摄赤身露体满脸煤污的窑工，据说他还把每一个姘头都摄了裸体像，以便比较和欣赏。有蒙面的强人趁他回家时，不止一次地翻过墙去袭击他，向他勒索钱。他表现得很乖，称强人为哥们儿，一捆儿一捆儿把钱扔给人家了。后来，他就在墙上布置了电网，在门口布置了狼狗，还在车上放了双筒猎枪。关于卢窑主的情况，我了解到的只有这么多了。我知道，我了解到的情况只是一些皮毛，像我现在看卢窑主雨中的小楼一样，只看到外部，看不到内部，只看到表，看不到里。不过，这座小楼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它和村里其他农民的房子相比，和矿上建筑质量很差的居民住宅相比，优势相当明显。可以这么说，它的存在对卢窑主来说具有纪念碑的性质，它纪念着卢窑生辉煌的崛起，纪念着卢氏家族家道的中兴。这座“纪念碑”对它附近的国有煤矿以及对整个社会来说，也不能说没有意义，意义如何，不是如愚之辈所能分析得了的。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纪念碑本来说是只有外部没有内部，只看到外部就够了，不遗憾了。我曾经问过岳父，对面那座小楼住的是什么人家，我明知故问的目的，是想听听他对小楼的看法，我估计老岳父是很义愤的，不说别的，光那只狼狗的狐假虎威足以引起岳父的反感。岳父的回答让我非常失望，当他向我探着身子伸长脖颈听清我问那座小楼的主人是谁时，便收回身子和脖颈坐好，说不知道。我启发他说，大概是个小煤窑主吧？岳父还是说不知道。岳父身体没出毛病时，天天在阳台上侍弄花草，只要稍一抬眼，就会看见那座小楼，他真的对那醒目的建筑视而不见吗？还是故意回避着什么呢？

　　我和岳母一块儿到矿务局总医院看望岳父。岳父所住的老干部病房在总医院底部一角。我原来在矿务局宣传部供职时，住在医院对面的家属楼上，对这座医院比较熟悉。底部一角原来是太平间的位置，不知什么时候改成了老干部病房。老干部病房建得不错，房前有花地，花池正开放着一种草本的花，在雨中花朵显得很鲜艳，很干净。病房的廊厦挺宽，下着雨病人也可以出来在廊厦下活动。房后是农人的庄稼地，地里种着茁壮的玉米。我一下子转不过来，觉得那里还是太平间，因为那一溜房子和整座医院是隔离的，仿佛和人世也是隔离的，人一住进那里就预示着永远“太平”了，或者离永远“太平”不远了。我和岳母走进岳父的房间，不见内弟在那里，只岳父一人在床沿低头耷脑地呆坐着。听妻子上次回去对我说，内弟又在谈恋爱，女方是附近县城的一个售货员，售货员带着一个男孩子，男孩子六七岁了，已开始喊内弟为爸爸。这说明他们的关系已不同寻常。有一个女人吸引着内弟，内弟自然要时常到县城走一走。岳父面部浮肿，表情僵化，我喊了他之后，他直着眼，微张着嘴，像是极力辨认了一下，才认出我是谁。他问我怎么得闲回来了，接着就问他女儿怎么没回来。我告诉他，他女儿会回来的，等孩子放了暑假，他女儿就回来了。他听了我的回答，好像达到了目的，就不说话了。岳父的听觉已基本丧失，跟他说一句话非常费劲，往往是我问两遍，还要岳母帮着大声问两遍，他才能听一个大概。我问他感觉是否好些。他说他得的是胆囊炎，等消了炎，他的病就好了，他估计再住个把月院就差不多了。他说的时间与医生预计的他最后的期限是一致的，这让我暗暗吃了一惊，有那么一刻，我怀疑岳父已经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了，他装作不知道是想给他的亲人一个安慰，以减少亲人们心上的痛苦。他说再过个把月他的病就好了，其实是暗示他再有个把月就永远离开这个世界了。要是我的怀疑成立的话，我真想为岳父痛哭。可是据我平时的观察，知道岳父不是一个有心的人，他不大懂人世间充满了诡计和虚狂，不大懂对身患绝症的人施行人道主义需要谎言。人的心智和人的年龄不成正比，心智不会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岳父是一个思想单纯的人，从一开始他就应付不了这个复杂的社会，他的一生都活得懵懵懂懂。为了证实一下岳父知道不知道自己的病情，我问岳父想不想回家看看，因为矿上给我派了车，我可以用车把他拉回去，再把他送回来，据说对行将离去的人一般是不提家的，家会勾起病人对人生的留恋，病人会痛彻肝肠。岳母大声把我的话传达给岳父，岳父的神情没有什么变化，他说回家干啥，反正病快好了，等好了再回家。看来岳父真的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他太轻信，太容易受欺骗，他既缺乏观察的能力，也缺乏分析的能力，这是岳父的可怜之处，也是岳父的悲哀之处。那么我就问岳父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岳父指了指他的肚子，说什么都吃不下。岳父的肚子肿胀得很厉害，像一只面缸。这时内弟从外面回来了，内弟说，医生昨天就从岳父的肚子里抽出半盆子黄水，今天还要抽，岳父看见我和内弟说话，他听不见我们说的是什么，就以自己的思路对我说，矿上的矿长来看过他了，书记来看过他了，局里老干部处的处长也来看过他了。岳父说这些情况时又流露出固执的自信表情，他说：“组织上……对咱不错。”我知道岳父很看重这些，他认为这些人来医院看他是他的一种政治待遇，他有资格享受这种待遇。岳父哪里知道，在他没告诉我“组织上”对他不错之前，我已经知道这些人来看望过他了，连他们给岳父带了些什么礼品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因为老干部处的处长是我原来在矿务局工作时的同事，他把他以及矿上的领导去看岳父的事对我讲得很详细，我向他衷心地表示了感谢。可以设想，要是“组织”上的人不去看望一下岳父，岳父将会感到莫大的遗憾。临走时，我又拜访了这所医院的院长，请他对岳父给予关照。我所能做的只有这些了。我让岳父躺下，虚伪地劝他安心养病。他突然显得有些焦躁，埋怨医生怎么还不来给他抽肚子里的水，昨天医生说今天十点半再拍一次，十点半已经到了。我看了看表，时间刚好是十点半。我催内弟去找医生。从这件事来看，岳父求治多么心切，岳父求生的愿望是多么强烈。我知道我这次离开岳父后，恐怕永远也见不到活着的岳父了。这种念头一闪而过，我没有往深里去想，也不愿往深里去想。我只想，我来看过岳父了，是岳父病重住院期间看望的，我可以对妻子汇报看岳父的经过了，以后若有人问起岳父逝世的情况，我也会搬出这次看望。还有我母亲是个极重礼仪的人，她知道我是岳父唯一的女婿，若是在岳父病重期间女婿无动于衷，母亲会指责我不懂事，不懂礼。有了这次看望，在母亲面前也可以说得过去了。这么说来，我看望岳父是出于一种任务观念，是作出的一种姿态，是作给别人看的。写到这里我很犹豫，觉得自己是否把自己剥得太赤裸了，这样会不会伤了天下作岳父者的心，会不会引起女婿们的反感，会不会影响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我岳父的儿女们看到这篇东西会不会骂我对他父亲一点也没感情。可我还是这样写了，我想让人们知道，人间的亲情是多么有限，是多么靠不住。亲情不能驱动类似看望这种行为，就只能靠我们平常所说的责任感了，由此可见，所谓责任感是多么无奈，多么勉强，又是多么虚假。

　　内弟要我放心，他说他会照顾好他爸爸的。我向他道了辛苦。内弟目光游移，神情疲惫，样子萎顿，在他身上几乎看不到青年人的影子了。后来我才知道，在岳父离休后的日子里，继三芹和内弟离婚而去，又一个女人和内弟离了婚。岳父住院期间，他正和一个带孩子的女人蝇蝇苟苟，内弟面临着抉择，也面临着许多棘手的事，是生活的重压把他压成那副可怜的样子。内弟留下继续侍候岳父，我陪岳母回到矿上去了。雨还下着，到处都水啦啦的。雨水不能阻止人们的行为，医院门前的横街上仍是人来人往，各种叫卖声不绝于耳。这条横街是返往矿务局机关所在地的，原来不能叫街，只是一条马路，马路两侧不是山沟，就是庄稼地，山沟下面的坡地也种着庄稼。那时我从家属楼去矿务局上班，出门就是碧绿的田园。在春天里的星期天，我和妻子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到山沟下面的麦地里挖野菜，我们让女儿坐在绿茸茸的麦苗上，任她用小手拍打着被温煦的春风吹得起起伏伏的麦苗，我们夫妻不离左右，弯着腰在麦地间寻觅野菜的菜芽。田梗上种着泡桐，泡桐还没长叶，先开满了一树紫盈盈的花盏。沟底不长庄稼的地方，青草铺地，一脉清流，几枚卵石，几星野花。那情景想起来就让人觉着宁静和温馨。现在马路两旁的庄稼地都盖成了房屋，都成了商业性门面，街上嘈杂，地面脏污，到处充满着交易气氛。看着这些迎面而来的把人的耳目与田园隔离的生硬建筑，我心里堵堵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我离开这里不过十来年的时间，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而我在这个矿区整整生活了九年，这里有我的奋斗，也有我的屈辱，有我的爱，也有我的恨，这是一块让我想起来就几乎落泪的地方，这块地方现在却变成了这个样子，我有一种失去家园的感觉，还有一种沧桑感。

　　内弟原来也不是这副落魄模样。我和妻子谈恋爱时，内弟正读中学，那时内弟已高出妻子不少，他身材如玉树临风，生性绵善纯朴，很得岳父岳母喜爱。岳父在矿上分管供应和销售期间，内弟的条件也相应优越起来。内弟曾要求开汽车，当司机。岳父不同意，岳父摆出一副大公无私的架势，说只要他在任上，内弟就别打算当司机。内弟不当司机也不至于下井抢大锨采煤了，他自己活动，调到了矿上机电科，任务是管理井下的电缆。内弟虽然不是干部，但他除了每天下井转一圈，其余时间都呆在办公室里，跟干部差不多，因为每天有入井补助费，他挣的钱比一般干部还多些。内弟在矿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内弟在矿上生活区走过，有的矿工家属远远地指着内弟对别人介绍，说那是谁谁谁的儿子。在他们心目中，内弟是干部子弟。内弟是从矿务局所在地迁到矿上的，矿务局与矿上相比地方要大一些，从大一些的地方到小一些的地方，小一些地方的人对内弟也愿意另眼相看。还有，当时矿上的矿长，是岳父家在矿务局居住时的邻居，矿长是看着内弟长大的，内弟也一直把矿长叫叔叔。这层关系也让周围的人羡慕。有的人开始当面恭维内弟，说内弟这身衣服很好，那身衣服也很好。这种恭维是低水平的，恭维的是一些皮毛，恭维跟不恭维差不多。有的人恭维起来水平比较高，让人乍一听有些惊喜，有些不好意思，但能让人动心，让人过耳不志。比如，有人叫着内弟的名字，说你看人家，虽说是干部子弟，虽说家庭条件那么优越，人家一点儿也不张扬，一点儿也不骄傲，无论对谁都那么谦逊，都透着和气。不能说这种恭维里没有真实的成分，恭维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基于真实，高于真实，使被恭维者真假难辨，以为人家说的都是真的。内弟为这些廉价的恭维所推动，虚荣心逐渐滋长，干部子北的优越感也越来越明显，这为他后来的妻离子散一落千丈埋下痛苦的种子。

　　三芹就是在内弟自我感觉良好的那个阶段瞄上内弟的，同时追求内弟的女孩子有两个，一个是岳父岳母老熟人的二闺女，另一个是三芹。岳父岳母倾向让内弟和二闺女谈，他们的理由是对二闺女知底，和二闺女的父母打亲家也比较好相处。内弟不拒绝和二闺女来往。他心中春风得意，表面装作很为难的样子，暗地却玩着三角恋爱的把戏，内弟也看过一些通俗读物，那里面总少不了三角或多角恋爱的故事。内弟惊喜于自己也有条件有机会创造这种很不错的故事了，他难免把自己混同于读物里故事中的一个角色，他愿意把自己的心情在故事中的男主角那里得到印证，也愿意把男主角的手段在二闺女和三芹那里实践一下。从后来的结果判断，内弟比较愿意和三芹好，三芹是在校的女中学生，才十六岁，身体大概没受到过污染。三芹的脸型，以及高挺的鼻子，略深的眼窝，两道浓浓密并连得较近的眉毛，都酷似印度的女孩子。这种长相别致的女孩子在矿上是极少见的。内弟不会放过她。三芹虽然年龄不大，可发育已经成熟。她一定在暗处观察过内弟，认为内弟是她理想中的男子。她抓住内弟的心情比内弟要抓住她的心情还要迫切，他对内弟的追求可以说是奋不顾身。她利用自身的优势和她家和内弟家住得近的便利条件，很快就把内弟控制住了，并击败了二闺女。

　　三芹家和内弟家住的是同一个宿舍楼，同一个单元门进出。不向的是，内弟家住在二楼，三芹家住在一楼；内弟家是三居室，三芹家是二居室，当时，两家的经济状况悬殊是很大的。三芹的父亲是个采煤工，他有了一个孩子之后，老婆死了。三芹的母亲在矿区附近的农村剧团唱戏，她有了三个孩子之后，丈夫死了。经人撮合，他们成了夫妻。他们结婚后，通力合作，又一连串生了三个孩子。三芹就是他们合作的产品之一。也就是说，他们加起来有七个孩子，全家九口人仅靠三芹父亲的工资维持生活。后来，三芹的父亲又在井下出了工伤事故，不能下井挖煤了，这样一来，他们家的日子就更困难了。据说三芹的母亲是一个极能干的女人，为了全家人的生计，她费尽了心机，用尽了手段。她利用自己唱戏时练就的本事，在矿领导面前随哭随笑，随打随闹，得到矿上不少救济。按说矿上的家属楼是轮不到她家住的，不知她使用了什么招数，竟把两间楼房弄到了手。三芹的母亲得社会风气也快，听我妻子说，“四人帮”垮台后，古装戏剧有了解禁的苗头，三芹的母亲就拉起她们的老戏班子，上演一些传统剧目。妻子说，她看过三芹的母亲演的《抬花轿》，三芹的母亲在其中饰演女主角，不论扮相、台步、唱腔都不错，挺像那么回事。那场戏是在矿上俱乐部演的，人们好多年没看过古装戏了，俱乐部里塞得满满的，人声鼎沸，如同过节。戏班子不仅在矿上演，还到附近农村去被，她们很是红火了一阵子，也赚了一些钱。随着一些正规剧团纷纷上演古装戏，她们才被比下去了。演戏搞不到钱，三芹的母亲听说可以做生意了，就及时调整了方向和部署，在矿上最有利的地段搭起一个油毡棚子，开始买日用百货。草创时期的油毡棚子很破旧，很不起眼。后来的事实证明，那是三芹家发家的发端，油毡棚子对她们家来说像里程碑一样意义重大，那个能干的女人，像是得到了某种梦境的启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她干得雄心勃勃，马不停蹄。她不反对正上学的十六岁的女儿和二十四岁的内弟谈恋爱。我相信她对女儿投去的目光是鼓励的。她需要和岳父家联姻，这是她整个发家部署的一部分。去岳父家的人都要从她门前经过，她会从门缝里看到。岳父家喝酒行令的声音，她也会听到。她对岳父家因权势带来的好处十分妒忌，又觉得这种权势也可以为我所用。借用岳父权势最有效的途径，只能通过他的三女儿三芹来走了。她对内弟一定也考察过，衡量过，尽管内弟比三芹大了八岁，但关系不大，内弟这个人还算厚道，内弟的工作也不错。她的大女儿、二女儿已先后嫁给矿上的采煤工，前不久，她的大女婿在井下发生事故死亡，撇下大女儿和一个女儿的女儿，好不可怜。而内弟是机电工，不是采煤工，机电工比采煤工安全得多。

　　我不知道三芹在学校学习成绩如何，我估计她学习不会好，她大概从来不爱学习，她上学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点资本。有了俊俏的脸模子，加上读过中学，找个好一点的丈夫就不成问题了。内弟的出现，使她仿佛发现了最终目标。和这个最终目标相比，上学已变得毫无意义，简直成了多余。三芹的心思迅速向她认准的目标转移，她求成的心情好像比内弟还要急切，她已无心读书，一心在内弟身上打转转。只要内弟在家，她必定也呆在内弟的房间里。她到内弟的房间须经过岳父岳母房间的门口，可她做得又静悄，又轻捷，像一只猫一样，滋溜就钻进内弟房间里去了。有时她从内弟房间里出来时，岳母会碰见她，岳母会感到很惊奇，不知三芹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怎么进来的。三芹有时会故意走到岳父岳母面前，帮岳父岳母做一些诸如端茶倒水之类的小事情。她像蝴蝶一样飞来飞去，看得二位老人笑逐颜开。岳父岳母对三芹加入他们的家庭已经默许。尽管岳父对三芹家的人有些看不起，尽管岳母嫌三芹岁数小了点，内弟比三芹大得太多，但他们觉得能得到这么一个漂亮的儿媳妇还是不错。岳父岳母很清楚，三芹这么热衷于和他们的儿子好，是三芹家在巴结他们家，就像通常人们说的是三芹家向他们家攀高枝儿。我想岳父岳母私下里一定分析过这件事，也是这么认定的，他们口气上好像无可奈何，可他们心里还是充满了愉悦。原来他们还不大敢承认自己家就是高枝儿，现在有人不惜一切地攀援上来，他们才把自己所处的高枝位置判定了，这对二位老人的心理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满足。这种心理带来的副作用是他们一直用居高临下的眼光看待三芹，三芹成了他们的儿媳妇，三芹为他们家生了孙子，直至两家的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仍用老眼光挑剔着三芹，嫌三芹懒，嫌三芹不懂事，这很难说不是三芹另觅新欢最终和内弟离婚的因素之一。

　　三芹当时一门心思扑在内弟身上，这正中了内弟的下怀，内弟对三芹的态度大概有些“花开堪折直须折”的味道，很快就使三芹尝到了甜头。内弟比三芹大八岁，当时这对内弟来说是一个优势，他自感比三芹懂得的要多。内弟一方面在三芹面前卖弄一些不着边际的空话，另一方面觉得自己有责任引导和帮助三芹开发三芹的身体。我想三芹一开始会被内弟从别处贩来的空话蒙住，眨着星子一样的眼睛听内弟胡侃，佩服内弟懂的真多，学问真大。或许三芹对内弟的卖弄根本不感兴趣，但为了讨内弟的欢心，她装作很感兴趣的样子。听得很专注，还不时地来一句惊叹词，表示反响强烈。趁着三芹对他很服气的当儿，他就对三芹有了动作，他装作很老练，一切都不在话下。实际上，他做得很紧张，很笨拙，一点也摸不着门道。我相信内弟是一个处子，处子对自己身体的恐惧，加上对处女身体的恐惧，都使他心头大跳，大惊失色。他出了一头汗。他说天气真热。他要三芹不要怕。实际上也是对自己说的，在给自己打气。他说我看过书，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内弟这么说，可笑得有点按图索骥，可是，别管怎么说，内弟还是成功了。他的成功也许很不彻底，只是象征性的，但接下来的第二次，他就彻底成功了。按照常规，三芹应该哭一鼻子，她的哭是给自己心上留下一个记号，也给内弟心上留下一个记号，以便使二人记下这个不平常的突破性的日子。他们开始谈到爱，内弟拿爱给自己的行为来一个升华，并拿爱给三芹以长久的许诺，内弟知道，好多人都是这么做的。三芹那样的年龄，她好像把人间的事都弄懂了，其实是似懂非懂；她不大会欺骗别人，但她已学会了欺骗自己。她顺着内弟的说法，把爱强调得更加直白。这里不排除她对爱有过美好的憧憬，一些低俗的报刊上登的男欢女爱的故事也曾使她春心荡漾，想入非非。可时代到了今天这一步，许多所谓的爱都是功利的杠杆在起作用，三芹对内弟的追求就是明显的例证。三芹不愿承认她的功利目的，是出于对爱的一种传统理解，是想把他们的关系真正注入爱的性质。当然，三芹的这些想法都是我根据后来的事实分析出来的。三芹当时没有能力对自己进行深究，她有的只是一些朦胧的感性认识。她顺着感官的指引，一路激动，一路新奇，一路觉得好玩，不知不觉就走远了。内弟和三芹有的是精力，他们的节目很快实现了日常化。内弟的工作是三班倒，上夜班时白天在家睡觉。这时三芹就不再去上学，她来到内弟卧室，很快就钻进内弟被窝里去了。他们折腾够了，内弟睡，三芹也陪着他睡，有时睡得昏天黑地，两个人连饭也不吃。这种情况岳父岳母都是知道的，我相信两位老人不赞成他们这样，岳母一定委婉地劝诫过内弟。内弟不耐烦地要岳母别管，又说现在都这样。岳母看着内弟，犹犹豫豫，就不再管了。内弟和三芹没结婚之前，还到北京我家来过一次。一同来的还有三芹的大姐大芹。那时大芹失去丈夫不久，哀伤还没过去，表情沉重，说话很少。我印象里，大芹一直把女儿紧紧抱在怀里，好像害怕失去丈夫之后再失去女儿似的。而内弟、三芹一副小恋人和观光客模样，又轻松又愉快。我估计事情是这样，三芹的母亲见大女儿闷闷不乐，怕她郁结成病，就劝她出去散散心。内弟听说了，就主动提出带大芹和三芹到我们家来，并不无炫耀地向三芹家的人打保票，说吃住都没问题。那时我家只有一间房，门厅也很小。我们只好在门厅支一张折叠床，让大芹和她女儿睡。内弟提出，他和三芹打一个地铺，睡在我们床前的地上。好像只能这样了。我知道内弟和三芹还没结婚。没结婚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同居，我和妻子心里都觉得有些别扭，可你又不能拆散他们，阻止他们，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他们的便。内弟和三芹那样年龄，两个人都是一盆旺火，白天马不停蹄地游览，不但不能使他们燃烧的势头有所减弱，好像反而越烧越旺了。下面的事情我就不写了，我要给内弟和三芹留一些面子，也给我自己留一些面子。有天早上吃饭时，妻子出于好心，问内弟和三芹昨晚休息得好吗。三芹埋怨内弟出气太重了。内弟有慢性鼻炎，紧急时候都是靠嘴协助呼吸，内弟粗重的喘息一定弄得三芹很不好意思。三芹的埋怨使我们都很尴尬，一时也无话可说。他们这么干，三芹难免会受孕。好在作流产手术不是什么难事，怀上孕流产就是了。至于三芹流过几次产，我不了解情况，不能妄说。

　　三芹到了结婚年龄，却没有马上和内弟结婚，她提出让岳父给她安排工作。应该说这是一个条件，三芹在婚前适当向男方提出一些交换条件是正常的，如同待嫁的农村姑娘向婆家要彩礼一样。女工在矿上参加工作很难，要成为一名国家正式工人更难。矿山上的男人对女人的需求量是很大的，而矿山上的工作岗位对女工的需求量是极小的，矿上有不少女孩子在家待业，她们等待得很苦，有的J、小年纪就愁白了头。三芹家的人之所以支持三芹和内弟谈恋爱，其中一条主要原因，大概是出于对三芹今后出路的考虑。一个人的出路对一个人的一生毕竟是重要的。这表明，三芹家的人一开始就把三芹当作一个交换的筹码，使交换蕴含着商业性质，并给以后三芹和内弟的婚变埋下了优笔。给一个女孩子安排工作，对岳父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那时候还允许顶替参加工作，岳父呢，也正好到了离休的年龄，于是岳父就把政策所允许的子女顶替参加工作的机会给了三芹。我想，这应该是岳父的一项重大决定，他是独子，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外出参加革命，才赢得了后来的这份工作。如同革命胜利果实来之不易一样，岳父的工作也来之不易。岳父在给三芹办理顶替手续时，心情矛盾重重。那些日子，他喝酒明显增多，情绪焦躁不安。动不动就对岳母发火。岳母问他怎么了，谁惹他了。他说不出谁惹他了，呆坐着一语不发。他端泥壶喝茶时，手抖得茶都洒出来了。岳母跟他说话只得小心翼翼、看着他的脸色。岳母越是这样，他的火气越大。岳父从来不是一个善于掩盖自己情绪的人，有了高兴的事儿和愁苦的事儿，他总是溢于言表。有时他发的像是无名火，连他自己一时也搞不明白怎么就这么焦躁，肝火怎么就这么大。其实如果他静下来仔细想想，是可以把发火的原因想明白的，有些事情一旦想明白了。也就释然了。遗憾的是，岳父对自己的内心总是缺乏深入探究，总是在内心世界的边缘地带打转转，快乐和痛苦都不曾深刻过。我站在岳父的立场，来替岳父想想，岳父发火的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被迫离休带给他的巨大失落，失落包括两个方面，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岳父对离休的事缺乏准备，离休期限的临近，对他来说有些猝不及防。他当然知道离休意味着什么，权力的旁落，额外收入的中断，精神支柱的撤走等，这些都使他有了不祥的预感。另一个原因就是三芹顶替他参加工作的事，直到这时，他心里才接触到交换这两个字，这是他刚碰一下就赶快回缩的两个字，这两个字使他觉得受到了羞辱，受到了伤害。他听到过农村贫困地区拿女儿为儿子换亲的事儿。虽然岳父的家境和贫困农民的家境不能同日而语，而实际上，岳父等于拿自己的工作为儿子换了一个媳妇。推而远之，岳父怀着那么崇高的理想和庄严的使命，早年投身革命，所积累的资本，到头来只不过换了一个儿媳妇，这是岳父极不愿意接受的。岳父曾发过狠，宁可让他离休的名额空下来，也坚决不同意三芹顶替他参加工作，他要保持他的尊严和崇高。可事情走到那一步，一切已由不得他了。如果他不同意三芹顶替他参加工作，极有可能失去三芹这个挺不错的儿媳妇，内弟和三芹都作出过这种暗示。这种暗示带有敦促和威胁的性质。三芹家的人也放出了口风，说三芹要顶替我岳父参加工作了，仿佛顶替的事已成定局。岳母对岳父的犹豫不决很不满意，岳母认为这没有任何可犹豫的，让三芹顶替了工作，就等于给儿媳妇下了定金，有了儿媳妇才会有孙子，人一辈子活什么，不就是活儿孙吗！岳父对岳母说：“你知道什么？你什么也不知道！”岳母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看你才是个大傻瓜！”现实总是比理想更有力量，就这样，岳父别别扭扭地让三芹顶替参加了工作。岳父已崇高不起来，所谓尊严也一败涂地。如果事情仅仅至此，岳父的悲哀还是有限的，更可悲的是，这件事情只不过为岳父的悲哀刚刚拉开序幕，悲剧正推着岳父一步一步往高处走。

　　岳父离休后的第一个明显迹象，是听不到他家的划拳行令声了。这突然的沉寂让岳父的邻居们也感到不太适应，仿佛生活中少了一个节目。酒，岳父还是要喝的，只不过由和别人对饮变成了独酌独饮。酒的味道好像也不大对劲儿，有点苦不叽的。对于这种与以前截然不同的情景，岳父不大甘心，他想制造出一点气氛，变截然不同为平稳过渡，或者以此向人们宣告：我虽然离休了，但一切照旧，日子照旧红火，朋友照旧亲密。于是，岳母在酒、菜方面作了准备，向以前的酒友们发了邀请。岳父平常不会和人开玩笑，这次邀请人家却使用了玩笑的口气，他说，怎么，我离休了你们就不去我家喝酒了？我管得起你们酒！岳父这样说实际上是将了人家一军，人家不得不答应了岳父的邀请。让岳父感到大为遗憾的是，答应了去岳父家喝酒的人都没有去。他们都找到了有力的借口搪塞岳父。不能否认这其中有好心人，他们不想让岳父破费，但多数被邀请者对岳父采取的是抛弃态度，他们认为和岳父交往已没有任何价值，不愿喝他的酒，也不愿恭维他了。这件事对岳父精神上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有句俗话叫宴席好办客难请，岳父尝到了客难请的滋味，他难受得头都晕了。岳母若是有文化，岳母若是善解人意，岳母若是懂得世态炎凉，这时她应该给岳父以安慰，让岳父想开些。若不会劝慰，什么都别说也就是了。可岳母的态度对岳父败坏的心情简直是雪上加霜。被邀请的人不到，岳母显得比岳父还着急，她一遍又一遍地问：怎么还不来呢？怎么还不来呢？岳母的性格和习惯就是这样，她不是向别人发问，而是自言自语地问自己。她这种问自己的办法等于把屋里所有的人都问了，弄得全家都充满着烦躁的空气。我妻子在这一点上继承了她母亲的性格，找点什么东西时，她总是禁不住问放哪儿了。一听见她发问，我就要她问你自己。或者教导她：你就不会独立自主闷心问脑地找吗，乱问什么！找东西是用心，用眼睛。不是用嘴。她说：又没问你，你急什么？我说，你喋喋不休，没问我也等于问我了。妻子这次不再乱问了，可下次要找东西时，她又不由地自问，真让人拿她没办法。岳父真想对岳母大打出手，发泄一下心中的郁闷。但岳父忍住了，他说人家可能有急事。第二天，岳父听到一个消息，矿上有个人喝酒喝死了。这个人正是岳父的酒友。岳父请他喝酒他不去，原来是应邀到另一家喝酒去了，这另一家的主人是接替岳父职务的那个人。事情到这种地步已经有些故事性了，故事有开头，有悬念，有巧合，也有不错的结尾。我指出它的故事性是担心有人不相信这是真事，因为人们对故事都保持有一种警惕心理，实际上，任何杜撰出来的故事都是有限的，都会有破绽，而生活本身真是千奇百怪，绚丽多姿。这件富有故事性的事情对岳父精神上是一个安慰，他认为那个人要是到他家喝酒的话，岳父不至于把那人灌死。因为他欺骗了岳父，所以就受到了惩罚。这件事情对离休的岳父长期有用，他不承认他请不到客，他举出喝酒死人的例子，说请人喝酒会惹麻烦，有酒还是自己喝的好。

　　突然闲下来的岳父除了喝酒，睡觉，就一个人到田野里转一转。太阳刚出来时，夏日的田野生机盎然，鸟在叫，狗在跑，庄稼叶子上挂满了露珠。高粱和谷子地里散发出一种气味，使岳父回想起他的童年和少年，忆起他早已过世的母亲和父亲，他突然觉得有些孤独，有些伤感，鼻子酸酸的，几乎流了泪。他在地边一块裸出地皮的石头上坐下来，一坐就是半天。后来回到家，他的心境还在远处，他想，一个从农村高粱地里走出的穷孩子，走南闯北的，做过官，有儿有女有孙女，往后还可能有孙子，够可以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他几乎想拉岳母一起回忆过去的时光，特别是那些看似苦难却值得回味的时光。还没等他开口，岳母就向他报告了一连串日常生活用品涨价的信息，比如茄子涨到多少钱一斤，豆角涨到多少钱一斤。岳母很犯愁，她说照这样涨下去，岳父那点离休工资恐怕连两个人吃饭都保不住了。岳母跟岳父算经济帐，算着算着就埋怨岳父当初不该把长工资的机会让给别人。岳父起初还心平气和地听着，后来情绪突然就变得很坏，他说，离休工资虽少，还是我挣的呢！你呢？一分钱也没有。以后我不管你了，你让你儿子你闺女养活你去吧！岳父的口气很决绝。岳母眼里闪着泪光，说，你不管我，我就死了吧！岳父嘴里嘟嘟囔囔，不知说了些什么。

　　与此同时，三芹家的日子可以说直线上升。三芹的父亲开的杂货店商品种类不断增加，除了卖糖烟酒，连油盐酱醋也卖。可贵的是这位老矿工的那种创业精神，每天天还不亮，他的店铺就开张了。晚上直到半夜，他的店铺还灯火通明。老矿工一天到晚在店铺守着，连吃饭都舍不得离开一会儿，让家里人随便给他送点吃的填饱肚子就拉倒了。他的服务态度极和善，童叟无欺。他以此赢得了不少回头客。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心中有了巨大的驱动力，那就是发财。我妻子亲眼看见他去追赶一个买了三毛钱熟花生忘了给钱的小伙子，他跑了里把路把小伙子追上了，要回了三毛铁。回店铺时又是一路紧跑，累得气喘吁吁，脸都黄了。他有些气恼，说吃花生想不给钱，办不到！

　　老矿工日夜守着的店铺，只是他们家商品经济活动的一小部分，更大一些的生意由内弟的岳母来做。这位唱过戏的女人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可谓如鱼得水，左右逢源。矿区缺水，自然就缺蔬菜。她瞅准了矿区的菜比郑州市区的菜贵得多，而矿区离市区不过几十里，她雇了汽车，成车地把菜拉回来了，再批发给矿区的小贩。这一转手，大把的票子就到了她的腰包。西瓜成熟的季节，她收拾得利利索索，手里攥着一个不起眼的尼龙布兜就出门去了，看上去像是徒手打天下。她是在太阳还在睡大觉时出门，等太阳升到当头，她已经把有名的汴凉西瓜运回来了。她在司机驾驶室里和司机并排坐着，司机吸着烟，她也吸着烟。她指挥司机往这拐，往那拐。车开到矿上，她腿一撂就从驾驶楼里下来了，显得潇洒自如。有时她不必跑到西瓜产地去贩瓜，只需在路边树荫下一站，就把满载西瓜的过路车截下来了。这种半路截瓜尤其需要手段，别人截总是截不住，不知她使用了什么样的手段，西瓜便源源不断地按照她的意愿，卸在她指定的地方。我想她的手段大概属于商业秘密一类，我不可能获悉。按我的猜测，她的手段的运用说不定是当年演戏打下的基础。演戏需要调动自身的魅力，让观众尽快入戏。截瓜也需要调动自身的魅力，让被截者尽快入“戏”。如此一来，她把艺术引入经商，继尔把经商艺术化了，这样的女人，合该她赚钱，合该她发家。

　　内弟意识不到他岳母家的暴发会对他的家庭构成威胁，相反，他大概觉得岳母家发了他们也会跟着沾光，找了这家的闺女作老婆是值得庆幸的事。他不断向父亲母亲报告岳母家发家的成绩，比如他的岳母一个西瓜季赚了多少万，一年下来存了多少万。比如他的岳父已开始在老家买宅基地造屋，造的屋都是楼屋等。内弟不懂得，他的报告对他老父亲的精神构成多么深刻的刺激，岳父简直有些愤怒了，干了一辈子革命的人受穷，不三不四的人靠投机倒把发了大财，这是怎么搞的。岳父一向对上面的政策深信不疑，现在他不得不产生疑虑。他甚至回过头来赞赏“文革”中“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作法。这时因为一件小事，岳父对岳母和内弟大大发作了一通。天气炎热，岳母让岳父买一个电扇，落地扇买不起，装一个吊扇总可以吧。可不知为什么，岳父迟迟不办。内弟把三芹家淘汰下来的一个小台扇拣回来了，给岳母用。那小台扇像是一件玩具，风量微乎其微，而且破旧不堪。岳父一看内弟拣回这样的破烂货就非常恶心。和亲家相比，他承认人家富了，他家穷了，但他打定主意人穷志不短，决不沾亲家一分一厘。内弟这样做等于在老爷子眼里揉沙子，他命令内弟立即把小台扇拿走或者扔掉。可是，岳母宝贝似地护着小台扇，既不让拿走，也不让扔掉。小台扇用了不几天就不转了，这遂了岳父的心。这种情况下，岳母拿出我妻子给她的钱，擅自买了一个吊扇。一个吊扇不过百十块钱，岳父看来这却是一笔相当大的支出，他对岳母大发雷霆之怒，说这么大的事岳母都不跟他商量，问岳母眼里还有没有他，这个家到底谁当家？岳母一点也不示弱，她说，我又没花你的钱，这是我闺女给我的钱！你去各家看看，谁家没有电扇，你想热死我呀？！岳父说，热死你，热死你，我看一点儿也热不死你！

　　和所有的男人一样，岳父羞于承认他们窘困，他像遮掩伤疤一样，极力回避着窘困这样的字眼。他所能做的，就是节衣缩食。岳父在经济上不能和亲家抗衡，只好在政治上寻找出路。这时矿上要挑选一位资深革命老干部给煤矿学校担任校外政治辅导员，岳父当仁不让地担起这个角色。我不知道岳父会给那些学生娃子们讲些什么，按常规，他应该给孩子们忆苦思甜，讲旧社会多么多么苦，多么多么难；讲现在的生活多么甜。多么幸福。无论讲到过去还是现在，岳父都难免会联想起他目前的困顿境况，但为了辅导的需要，为了政治的需要，他忍痛把家庭生活说得非常幸福。这件事真是难为了岳父，它并不能对岳父的精神有所安慰，只能加深岳父的悲哀。岳父后来大概是实在忍不住了，有一次我去看他，他说，你替我写封信吧。我作了岳父的女婿，岳父第一次让我给他办事，而办写信这种事恰是我的长项，我没问写什么就答应了。岳父难于启齿的样子，低头想了一会儿，才把要写的内容说了出来。岳父要我替他写一封申诉信，申诉的是他的工资问题。岳父认为，别人的工资都长过好几遍了，他的工资从“文革”以来一直没动过，这不合理。他写信的对象是省委组织部部长。写信的事儿一定在岳父心中酝酿了很久，他信奉“我们应当相信党”的格言，自然就想到了组织部。这件事岳父一定和岳母商量过，这对他们来说是无奈之举，也是一项重大决定。岳父给我说申诉内容时，岳母也在一旁坐着，我见岳母的神情十分紧张，好像他们要我干的是一件铤而走险的事，他们要改变生活困境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笔头子上。我一听岳父说是这种事儿，就觉得十分可笑，它足以证明岳父缺乏社会生活经验，缺乏对现今社会的了解，说得不好听一些，它证明岳父的思想多么过时，多么理想化。我不能断言组织部长一定看不到申诉信，我可以断言组织部长会对申诉信不屑一顾，置之不理。我没有笑，也没有说写信无用的话，我怕伤了两位老人的心，岳父让我写什么我就写了。我明白我的信只能给垂暮的老人增加无望的希望，其实质等于和别人合伙来欺骗可怜的老人，可这没办法，人类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欺骗，人类的一个主要活动就是欺骗与被欺骗，谁也逃脱不了。

　　我把替岳父写申诉信的事告诉妻子。妻子趁回去探亲的机会，劝岳父去做生意。妻子的理由是，人家能做生意，咱为什么不能做；人家能发财，咱为什么不能发。妻子说的人家指的是岳父的亲家。妻子的建议很具体，她实地考察了这个矿所有的店铺和摊点，发现这个矿没有小书摊儿，就建议岳父办一个小书摊儿，卖图书报刊，还可以开展出租图书的业务。妻子先被自己的设想激动了，她说，办小书摊儿既高雅，又给矿工提供了精神食粮，自己还可以得到实惠，真是一举多得的事。她慷慨地许诺愿意从资金方面对开办小书摊儿给予支持。据说岳父对我妻子的建议是点过头的，只是一直没有落实在行动上。妻子对此很不理解，每每提起来就露出遗憾之意，觉得她父亲坐失良机，把她的那么好的建议给作废了。这就是妻子的单纯可爱之处了。不想想看，她父亲怎么可能去做生意呢，抛开精力不够等身体方面的原因不说，一个离休老干部怎么能放下革命的架子逐利于街市呢！岳父要保持革命的晚节，从岳父的眼光看来，去做生意简直等于失节，晚年失节，过去的荣誉也将前功尽弃，这是万万使不得的。再者，岳父的亲家做生愈了，发财了，越是这样，岳父越坚决不会去做生意。岳父历来认为，他和亲家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他是打江山的人，而他的亲家不过是小市民，俩眼孔是方的，只认一个“钱”字，如果他跟在亲家屁股后面，也去做生意，岂不是和亲家同流合污了吗！小说写到这里，我把我的判断说给妻子听，妻子回想了一下，举了一些实例，证实我的判断是对的。她惊异于我对她家的事怎么吃得这么透。我不无得意地说，那当然，也不想想你丈夫是干什么吃的！大话说过，我的心马上就虚了，我是干什么吃——的呢？

　　岳父家的失势和日益贫困，受害最深的不是岳父和岳母，而是内弟。内弟自身本来就没什么资本和魅力，他之所以能娶到一个年轻漂亮的老婆，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岳父当时的权利，是外在因素。外在因素一旦消失，内弟可说是靠山山倒，靠河河干。我一直认为内弟是一个好孩子，是一个不惹事也干不成什么大事的好孩子。社会上这样的好孩子不少，他们有活儿干，有吃穿，有家，有老婆孩子，一般来说都会平安地终其一生，而且始终都会被评价为安分的公民。如果内弟找一个年龄相当、稍微五一些的女人作老婆，这个女人或许会死心塌地地跟他过一辈子。毛病出在内弟对自己的条件缺乏正确的估价，在婚姻问题上太奢侈了。太奢侈了就要付出代价，这其中好像含有必然性。三芹对内弟的厌烦一天甚过一天，她看内弟哪里都不顺眼，嫌内弟懒，嫌内弟脏，嫌内弟没本事，还直言不讳地嫌内弟没有钱。她不断地向内弟报告谁家买彩电了，谁家买电冰箱了，谁给老婆买金项链了，接着就问内弟，你呢，你给家里买什么了，你给我买什么了？嫁给你真算倒了霉。内弟在三芹面前变得好像很理亏似的，有点唯唯诺诺。他不能在物质上满足三芹的要求，就想在精神上多给三芹一些爱抚。内弟没有料到，这种空泛的爱抚正是三芹所反感的。三芹拒绝内弟和她亲近，继尔拒绝内弟和她做爱，这让内弟非常苦恼。没办法，内弟只好千方百计从物质上去讨好三芹。一个工人，挣的钱总是有限的，但内弟哪怕挣到几块钱的加班费，就马上交给三芹了。他把钱交给三芹时，用的是取悦的口气，还带那么一点自炫，意思是说，你看，我也能挣钱。三芹问他哪儿来的钱，他作出来钱门路很多的样子，说，这你就不用管了。钱交给三芹，效果是立竿见影，三芹脸面上会好看一点，拒绝内弟和她亲近时也不那么坚决了。内弟摸到了这个规律，就在钱上作文章。比如他得了一笔奖金，不是一下子把奖金全部交给三芹，而是今天给三芹五块，过几天需要和三芹亲近时再给三芹十块。他打算采取不断线常流水的办法维持正常的夫妻生活。这时，内弟和三芹的关系已变成赤裸裸的交换关系，这种关系对他们来说是悲哀的，但他们不知不觉就堕落到这种地步了。三芹的胃口自然是越来越大，她参照娘家人做生意的办法，想通过搜刮内弟积累财富。而随着煤矿的经营情况越来越糟，内弟别说拿奖金，连维持日常生活的工资也不能按时领到。三芹毫不客气，她让内弟离她远点，三芹和内弟的关系急剧恶化，他们仿佛已经过不下去了，地上满是尘土，床上都是脏衣，厨房里饭碗上的饭粒霉变得长了毛，整个家庭充满腐烂的气息。三芹把孩子放在岳母手上，自己回到她爸爸妈妈那里去了。她的爸爸妈妈都是腰缠万贯的人了，她为他们感到骄傲。可是爸爸妈妈并不欢迎她。他们已经确立了全新的观念，这种观念就是流行的商品意识。他们已习惯用商品的眼光看待一切，衡量一切。三芹在他们家吃饭，他们觉得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损失，每天要损失好几块钱。为了弥补损失，他们就给在芹派一些活干，让三芹洗大堆的衣服，让三芹往店铺搬货物等。三芹在自己家里什么都懒得动手，到父母那里，却像一头骡子一样，表现得吃苦耐劳。三芹愿意回过头来巴结父母，父母若愿意开恩，手指缝儿里漏下一星半点，就够花销一阵子的。实践证明，父母对她是无情的，她未出嫁前家里贫穷时那种亲情和温暖已荡然无存，代之而来的是辎铢必较。有一回，三芹带儿子在父亲的店铺吃了一瓶糖水桔子罐头，因为没付钱，父亲的脸色很不悦。之后，三芹的母亲多次提到那瓶罐头，说要不是被三芹的儿子吃掉，一瓶罐头能卖好几块钱呢！有一次三芹有些生气，顶撞她的父母：你们就知道见钱亲，除了钱，你们眼里还有没有别的！三芹的母亲并不生气，她说，你见钱不亲？见钱不亲怎么想起你爹你娘来了？三芹一时无话可说。三芹哭了。她还得回自己家。矿上调整住房，把岳父的房子调整掉了两间，这两间房单独在一处，由内弟和三芹住。矿上一把房子收走，内弟和三芹只得和岳父岳母合住。这种合住不论对岳父岳母还是对三芹，都是一种灾难，只能使家庭破裂加剧。这里似乎含有一种物理原理，两个物体如果保持一定的距离，物体会相对完整；如果把物体放置在一起，物体就会产生摩擦，碰撞，继尔产生破裂。住在同一套居室的五个人，除了内弟的儿子以外，其他四人构成一个旋转着的矛盾体，四人中抽出任何两人，都是一组矛盾，差别是矛盾的尖锐程度不同。他们之间几乎每天都因一些鸡毛蒜皮小事，发生别扭，我不想详细记述了。反正岳父岳母和三芹之间已到了彼此厌恶的程度。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岳父岳母认为三芹是巴巴结结嫁给他们的儿子的，他们一直用居高临下的、挑剔的目光看待三芹，他们见三芹现在变成这种成心不好好过日子的丧门星样子，心里又痛又恨。为了保全儿子的家，为了让孙子有个妈，他们尽量把痛恨压抑着。但岳父岳母都不是善于克己的人，他们对三芹的厌恶总是时不时表露出来。就是嘴上不露出来，他们的目光里也流露出来。他们看三芹时目光里甚至有了敌意。三芹对岳父岳母的厌恶更甚，厌恶他们说话，厌恶他们走路，厌恶他们吃饭时费力咀嚼的样子，厌恶他们睡觉打呼噜，以至厌恶他们的老态，厌恶他们整个人。三芹对岳父岳母厌恶到不能看见他们，一看见他们就从心里起烦。为了避免起烦，不得不回家时，她就躲在自己那间屋里不出来，或者睡觉，或者跟儿子玩。岳母摸摸索索把饭做好了，喊三芹吃饭，喊的时候自然不会有好气。三芹或者呼噜起来了，不管不顾，拣自己爱吃的足吃一通，吃饱一抹嘴就走。或者因为不愿看见岳父岳母，连饭也不吃了。她不在家里吃，就到饭馆去吃。到饭馆吃完了，还故意回家说给内弟听，故意让岳父岳母也听见。三芹在自觉地从精神上折磨两位老人。两位老人忍无可忍，有火气就往内弟身上撒。内弟是典型的受夹板气。为了躲避，内弟谎称加班，一个人到矿区的田野里游荡，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三芹不会坐待，她通过在郑州市区工作的妹妹，开始活动着往郑州调。从矿区往市区调动，难度是很大的。有多少人，跑了多少年，钱财费了不少，仍调动不成。可三芹竟然调成了，而且速度很快，个中的窍门真让人猜不透。三芹一走，对内弟来说已露出妻离子散的征兆，内弟不太甘心，想追着三芹也调到郑州去。三芹和她的妹妹当然不愿帮内弟的忙，内弟便找到我头上。作为内弟的姐夫，帮内弟调动我责无旁贷，可我明白自己在求人方面多么低能，更主要的是，我没什么东西可给人家交换。我虽然在京城某家行业报的编辑部任一个小头目，可出了这个行业系统，谁认识你是谁呢！我把畏难情绪埋在心里，硬着头皮去求人。我在郑州有不少熟人，他们都是从矿区调进来的，有几个人还当了不小的头头。我把这些头头在心里排了排队，选择了一个管工业的头头，估计在他手下众多的厂子里安排一个人不成问题，就去求他。我没给他带什么礼品。对这样一位老熟人，若像通常做的那样带着烟酒之类，于我于他都是极难堪的，这是我的理解。事成之后，我会让内弟感谢他。见面后，我拿过去一块蹲点参加劳动的事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按北京的说法，叫见面先套一套磁。让我大为惊骇的是，他对我的玩笑没有任何友好的反应，以公事公办的冰冷面孔对我说，有什么话直说吧，我马上还要开会。他这样的态度，对我敏感而脆弱的心不啻是一个沉重打击，我甚至感到受到了侮辱。我想我当时的脸色一定僵硬而灰白。我真想愤然离去。我不明白人一旦当了官儿怎么就变得这副模样。可为了内弟，我还是耐着性子把内弟的困境对他讲了。他答应给想想办法。一开始见他的面孔，我就知道这事没什么希望。后来内弟又找过他两次，并给他送了礼，果然是白费工夫白搭钱。我还给内弟介绍过别的人，有的人态度虽友善一些，但事情都没有让人满意的结果。
　　这期间，三芹已得了新欢。按一般的估计，三芹会找一个年龄相当的人，会找一个有钱的人，这样才可以弥补和内弟的婚姻带给她的缺陷。事实上，三芹的新欢对象比内弟还大得多，和我与妻子一样，属于“老三届”那一茬人。另外，那男子已有妻室儿女，钱也很有限。这样看来，三芹所追求的并不是物质上的东西，而是精神上的东西。这件事情真是大有深意，如果深挖，说不定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出小说的材料。

　　关于三芹有了新欢的情报，是三芹的一个邻居向内弟提供的，这个邻居是一个年轻女人。三芹在这个楼上租了一间房，就和这个女人作了邻居。这个女人是从农村进城做服装生意的，身边带着一个小女孩。这个女人的出现更具有戏剧性，更富有小说资源。当她得知内弟是三芹的丈夫，就主动地、热心地向内弟提供有关三芹和人偷情的情报，并唆使内弟捉奸。内弟不知怎么就和这位神秘而奇怪的陌生女人结成了同盟，而把三芹当成了外人，敌人。现代生活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如坠云雾昏头昏脑就在这里，它轻而易举地打破了常规，裂变得快，组合得也快，人们还没来得及理解它，新的情景就又出现了。在年轻女人的有力配合下，内弟捉奸成功，内弟当着三芹的面揍了那个男的，促使三芹和他撕破了脸皮，同时宣告他们的婚姻彻底失败。

　　内弟和三芹离婚时，没有要他的儿子。这个儿子是岳父岳母唯一的孙子。孙子判给她了，无疑摘了岳父岳母的心肝。孙子被人从岳父岳母膝前带走时，两位老人眼里都噙满了泪水。内弟不要儿子，是存有私心的，他要摆脱儿子的牵挂，以利再婚。现在我怀疑不让内弟要儿子是那个做服装生意的年轻女人的主意，我还怀疑地唆使内弟捉奸的同时她与内弟已勾搭成奸，因为内弟刚和三芹离婚，她就迫不及待地和内弟结婚了。据内弟后来说，他那么快和三芹的邻居女人成婚，是成心气一气三芹，是对三芹实施报复。我不知道内弟这种轻率的行动是否对三芹构成了报复，反正三芹和内弟作了几年夫妻的情谊一下子被内弟这种报复行为破坏尽了。内弟娶下这个做服装生意的女人后，很是扬扬自得了几天，他把那女人领到岳父岳母跟前，仿佛在说，女人还不好找吗！这个女人很会来事，在岳父岳母面前言花语巧，仿佛她是天下第一贤德女人。我和妻子都无缘得见曾经是我们弟媳妇的这个女人，不知道她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只知道这个女人很快付得了二位老人的欢心。岳父岳母把仅有的一点防老的积蓄全部拿出来了，给他们新的儿媳妇买东西。这个女人得了东西就再也没有到岳父岳母家里去过，她和内弟闪电般地结了婚，又闪电般地离了婚。这个女人不是做服装生意的吗，她只不过把内弟当成一件过手的服装，穿了穿，觉得不合适，很快就抛出去了。这类女人是城市里的新居民，她们的思想是新的类型，她们是到城里淘金，一心想着猎获什么，要猎获到一些东西，她们往往是拿自己的身体作诱饵。说内弟和这个女人是婚姻关系，不如直接说他们是买卖关系。内弟带上几十块钱去一次，她就让内弟把爱做一次。我说这些不是妄猜，是内弟亲口告诉我的。内弟愿意把那个女人说得很赖，说他虽说花了钱，但那个女人的眼务一点也不热情，完全是应付的观点，应付完了，连饭也不给内弟做一口。内弟提出要吃饭，他的“爱人”把话说得很难听，说你来不就是干那事吗？给你，干去吧！内弟被人家问住了，他没说出还有别的什么事。内弟很快就厌倦了这种生活，他回过头来怀念和三芹在一起的美好时光，想他的儿子。他对新妻子的女儿亲近不起来，却一次又一次偷偷地买了东西去看儿子。新妻子发现了这一举动，以他和三芹藕断丝连为由，一脚把他蹬开了。这件事我不知道内弟是怎样对岳父岳母交代的，我相信他会把一切责任都推在人家身上，把卖服装的女人说得一无是处。岳父岳母的神情失望而茫然。

　　内弟在矿务局医院护理岳父期间，所谈的第三个女人，说来情况更可怕。那女人的男人是个罪犯，正在监狱服刑。女人表示要跟丈夫离婚，但婚还没离就和内弟好上了。我妻子得知这种情况后，要内弟赶快与人家一刀两断，否则后患无穷。

　　我看望岳父回到北京不久，内弟就给我们来了电报，这回岳父是真的不行了。

　　岳父一直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对自己的后事没留什么遗嘱。岳父的子女们作主，没让矿上安排任何悼念活动，就不声不张地把岳父送上了重霄九。

　　既然写到岳父的人生画上了句号，这篇东西也该结束了，可妻子奔丧回来后对我谈及的几件小事，让我耿耿在怀。不得不略记一二。

　　在岳父弥留之际，岳父的儿女们想给岳父一点安慰，按照传统的观念，最大的安慰当然是让岳父看一看他的第三代人，最好是看一看他的孙子。能称得上岳父孙子的只能是三芹的儿子了，这个小家伙虽说在法律认定上和岳父家已没什么关系，可从血脉上，他和内弟有着不可更改的血缘关系。妻哥托人捎信，让三芹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把儿子送回来，给将死的老人看一看。岳父的子女们的计划没能实现，也就是说，岳父临死时未能见上他的孙子一面。据说三芹把儿子带到了矿上，但没有交给岳父家的人。三芹的意思可能想借机拿一把，她带儿子呆在父母家里，等岳父家的人去求她。而岳父的子女们想着三芹会把儿子交给他们，这是人之常情。就这样，他们把岳父看孙子一眼的机会错过去了。

　　岳父死不瞑目。他的眼睛里露出惊诧，好像没想到自己怎么这么快就完了。他的眼睛里露出探究，好像直到这时候才突然想起世上有好多事情需要问一下为什么……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妻哥强行把他的眼皮抹塌下来，如同关上两扇窗户。“窗户”关上后，岳父就陷入永久的黑暗里了。

　　还有一件事让我这个作女婿的心里有点难受。妻子他们在整理岳父的遗物时，发现我转送给岳父的烟和酒岳父基本上没有享受。像岳父这样嗜烟嗜酒的人，再有十倍于这些的烟酒也不够岳父享用的，我不明白老岳父把这些烟酒存起来作什么？现在我只能这样理解，岳父是个节俭的人，他觉得这些烟酒价钱太贵了，舍不得享用；再一种理解是，岳父把好烟好酒存起来，等家里来了客人，他好拿出来招待人家，然而他没等到这样的机会……

　　有一天，我对妻子说，你们家老爷子真可怜，我写写他吧！说了这样的话，我突然觉得鼻子很酸。岳父，您走好！

　　【作者简介】刘庆邦，男，1951年生。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长、中、短篇小说并制，曾获得多种文学奖。现在《中国煤炭报》社工作，中国作协会员。

　　　　　　　　　　　　　　　　耐住性子

　　　　　　　　　　　　　　　　刘庆邦

　　世上许多事情都坏在缺少耐性上，比如小猫钓鱼的故事。小猫开始钓鱼不够专心，不够耐心，故事没有从经验、性格、意志等方面帮助它寻找自身的原因，只是归咎于一些蜻蜓啦蝴蝶啦来自外部的诱惑。现在来看，这些外部诱惑确实不容忽视。我们可以把蜻蜓蝴蝶看作诱惑的一般性代表，推而广之，构成对小猫诱惑的整个外部环境要复杂得多，严重得多。面对一个喧闹、嘈杂、充满诱惑的世界，老猫以正统的观点，要求小猫专心致志钓鱼，实在是强其所难。幸好，小猫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它听从了老一辈的教导，长了耐心，很快就钓到一条大鱼。一条大鱼也是诱惑，不过它是作为耐心的成果出现的，这比较符合大众的愿望。

　　原来我认为写小说和钓鱼同样需要有耐心，随着把小说作下去，我发现自己的想法相当可笑，钓鱼和写小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钓鱼顶多可以作为写小说的一点点比喻，比如都可能受到外部干扰等。这是因为，钓鱼不必用心，有等待就够了，谈不到耐心上。写小说用的是心智，心力，心血，才真正用得上耐心二字。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判断一部作品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部作品包合有多少耐心，耐心是小说含金量的一个重要标志。“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红楼梦》，包含的耐心是巨大的。博大精深的《史记》，其中蕴舍的耐心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这个时代之所以很少见到大作品，好作品，个中原因学者们已作了不少分析。余以为，失却耐心，缺乏耐心，恐怕也是原因之一。我们通常见到的对作家魂不守舍的解释，与给小猫一开始钓不到鱼所规定的原因在不多，都是归咎于外部诱惑的干扰。谁都不能否认，外部诱惑对作家耐心的破坏力是巨大的，世态千变万化，心灵敏感的作家首当其冲。作家要生存，要应付世事，难免要分心。在追求物质享受成为时尚的风气里，面对金钱、美女、电视等具有政治运动效力一样的冲击，作家要保持住一份耐性，实在是一种奢侈。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生产、生活的现代化程度越高，人们越追求快捷和简单，耐性就越差。有一份资料表明，在高度物质文明的日本，人们喜欢在上下班的电车里看成本的漫画连环画，一些经济书、股票行情、投资指南等都要用漫画形式来展现。新一代青年人已撇开了文字这个媒介，直接进入图像。图像媒介的结果是思维的直感化和耐性的消失。刚写下这篇短文的题目时，我还不大悲观，写到这里，我突然对全人类的文学创作前景都深表忧虑。可以这么说，连我们的古人写小说的耐心都不太足，司马迁、曹雪芹的耐心是逼出来的，带有很大的强制性。现在没人来逼我们，只有靠自己逼自己。我们逼迫自己的能力究竟有多大，逼出来的耐心能维持多久，都是一个问号。我们往往一开始还有点耐心，到后来就耐不住了。我们在正常情况下还有点耐心，一到非正常情况下就不行了。我们把漫漫长夜都熬过了，快胜利时，却顶不住了，弄得前功尽弃。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不把失去耐心的原因都推给外部？能否眼睛向内，从自身找一找原因？再一个问题是，保持耐心还有没有可能？有没有超越自我本能的孤独者出现？据我的观察，毫无疑问，有的作年正以顽强的意志抵御外部世界对耐心的肆意侵犯，并较好地保持了神圣的耐心，我在心里向这样的作家表示敬意，也试着确立自己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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