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柳建伟-->都市里的生产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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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转眼到了夏初，我已经把东升和他的生产队彻底遗忘了。部长夫人听了我的劝告，去北戴河疗养去了。
　　一日，我让妻在家帮我整理病历，两个不速之客来了我的家。
　　两个电信局的工人带着一部高级录音电话，进门就要施工。中州市电话号码升成七位数后，每幢住宅楼都安装了分线盒，装电话已不是多难的事。可是，我们确实没有交过申请，怎么就大跃进到了施工阶段呢？我让工人拿出各种单据一看，用户一栏果真写着我的大名，只是我的单位变成了中州铁路局综合服务公司，付款—栏，赫然写着“转帐”二字。
　　“这是怎么回事？是谁开的这种玩笑！”
　　“张东升呀。”妻把一张收费单据递给我，“你看，经办人一栏写着张东升的名字呢！”
　　“莫名其妙！我要出去给他打个电话，他的名片呢？”
　　“看你急的，”妻说：“让师傅把电话安好，你想找张东升还不容易。问清楚了，再决定要个要嘛。”
　　我只好同意两个师傅施工。
　　电话安好后，我立即拨了东升的大哥大号码。听出他的声音，我大叫道：“东升，你搞什么名堂，这台电话是怎么回事？”
　　“狗日的，是不是今天才装上？”东升说：“迟了一个星期，早知道这样，上星期请他们的那顿饭还不如喂狗。电话机子不错嘛，你的声音一点都没变。”
　　“东升，你冷不丁给我装个电话干吗？我怎么变成铁路局综合服务公司的人啦？我胆子小，你可别吓我，说不清楚，我可要扔电话了。”
　　“桑塬，你狗日的尽给我装蒜！”东升声音大了许多，“你还想当活雷锋呀！你帮我张东升这么大的忙，我给你安个电话算鸡巴啥？我要是不还你这份情，我还是个人吗？告诉你，那块地没人敢抢了。桑塬，你小子真有能耐，一弄就把我弄成个典型了。”
　　我越听越糊涂，对着话筒央求着，“东升，要不你过来一趟，那件事怎么就办成了？”
　　东升公鸡打鸣一样笑了起来，“鸡巴船弯在这儿呀！你是争理吧？这个理也该争一争。我爹拼鸡巴一辈子，不过才当了个大队支书。你说几句话，我摇身一变就成了区政协常委。我已经弄清楚了，区政协常委相当于副县级。我是该亲自到府上谢你才对。前几天梁部长还来过呢。”
　　“哪个梁部长？”
　　“省委宣传部梁部长呀。你和他那么好的朋友，他来我这里视察，也没给你提说过？”
　　我拿着话筒听呆了。
　　“桑塬，这里说话不方便，等会议结束了，我请你作陪，好好请省报谭记者吃一顿。前天他在省报上给我写了一大版，以后这生意好做多了。有人来了。”话筒里传出“吭吭吭”的声立音。
　　“东升，你装什么鬼！你到底在哪里？”
　　等了一会儿，东升急匆匆说：“我在中州宾馆茅坑里蹲着。正在开政协会，上午单个发言，再有两个代表就轮上我了。大哥大一嘀咕，我赶紧捂着肚子朝厕所里跑。咱是个新常委，要注意影响，怀里揣大哥大开会，这不是烧包吗？剩下的话见面再说吧。这泡假屎屙的时间太长，屙成井绳了，我得去会场准备准备。这两天电话可得关了，总不能老是假装屙屎吧？又有人来了。”
　　东升那边压了电话。
　　我想象着东升这个时候装作系裤带的滑稽相，不禁笑出声来。东升有极上乘的表演才能，上中学时，即兴表演常能引得全班哄堂大笑。那时候，我很为他没有实现一名演员的抱负而感到遗憾，背地里常喊他小支书，以表示我对他恨铁不成钢的情绪。每次喊他，他都乐滋滋地听着，只是提醒我不要当着别人的面喊，怕传到白鹤庄白姓人的耳朵里。想起这些往事，我多少理解了东升现在的得意。
　　“你笑什么？”妻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塞给电信局工人二十元钱，让他们买包烟抽，送他们出了门。转念一想，我又觉得这事对东升不一定是好事。他这些年，人生的最高理想一直处于抑制状态，如今一下子实现，心理会出现失重现象，这是精神抑郁症转化成精神分裂症的基本条件。我曾对中举时的范进作过病理分析，得出他曾患有癔想病的结论。在我收集到的上万份病历中，有半数以上的人在苦难时撑了过来，当他们重获自由时，他们的心理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崩溃了。省作协有个作家，二十岁作长诗名噪文坛，二十一岁被打成右派，二十二岁被追加反革命罪，判徒刑十五年，四十二岁被平反昭雪，进入第二个创作高峰期，女友如云，一年当二十年来过。五十岁后，这位作家又因收藏两千余件女人内裤胸罩闻名中州。事发后他自杀未遂，现在他正在我这里进行心理治疗。东升能不能经受这种成功的考验呢？我有点为他担心起来。
　　“桑塬，”妻喊我一声，“你一会儿笑，一会儿皱眉头，出了什么毛病？”
　　“毛病？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和梁部长说了几句闲话，那五亩地不但没人买了，东升竟当上了区政协常委。这部电话，他说是他的一点心意。”
　　妻的眼睛悠地一亮，说：“东升还真讲交清，如今这社会，过河拆桥的人太多了。我想，交这样的朋友，没什么坏处吧。”
　　“能有什么好处！这电话费竟要另外一个单位支付，谁知道背后还有什么交易。”我从茶杯里挖出一团茶叶子嚼着，辨不出是苦是香。
　　妻说：“干吗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你帮了张东升的忙，他还你一个人情，如今流行这个。流行的东西，总有它的合理性。”
　　“我总觉得这不大正常。”
　　“你是病人见得太多了，别疑神疑鬼了。”
　　我找了一张前天的省报，第二版果真登了一篇通讯《都市里的生产队》。文章占了一整版，标题是通栏手书，规格之高，实出我的意外。东升说的谭记者，竟是部长夫人。到底是作家，文章写得十分动情，白鹤庄人显然被部长夫人美化了，他们养狗养鸡的传统被根除，竟显出了一种悲壮。部长夫人在这里好好地诅咒了都市文明，把东升的生产队当做世外桃源来讴歌了。文章里引用东升的话，多半是广告性言语，十几项没受孕的工程，也让他说得有鼻子有眼。我已经习惯了时下推出典型的作法，并没有觉得出格，也不特别为东升高兴。
　　星期四上午，东升拎着一只微波炉来了，一身质地考究的深灰西服，两个扣子都扣着，“金利来”领带的尾巴斜在右面一书两个扣子附近，朝上一看，领带是红领巾的打法，松松垮垮，皱皱巴巴在下腭下面拧出一个疙瘩，脚上的皮鞋样子极瘦，蓬头垢面的。一个解放军中士紧跟着他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东升的大哥大。我有点诧异，一时没找出合适的话，只是让他们坐下。
　　妻从里屋走出来，笑吟吟地道：“是张队长吧。”昨晚东升打电话说今天要过来，她执意要认识认识，今天没去歌舞团上班。
　　东升显得手足无措，喉咙里咕咬着奇怪的响，结结巴巴说：“是，是弟妹吧？”
　　东升面对女人时的表现叫我好生纳罕，在我的想象中，东升是腰缠万贯的新贵，应该不乏和女性交往的经验。
　　东升立即啧啧连声，“咦，到底是跳芭蕾的，要不是桑塬说过你们儿子在杭州跟他外爷上学，我怕是要把你认作侄女子。真是人跟人不同，我那屋里的，爱人，论年纪，大不了你几岁，倒像是你的妈了。”
　　妻看上去很高兴，说：“老了，老了，不好看了，快坐下来喝茶，喝茶。”
　　东升并不坐，拉过中士说：“小李子，门也认清了，这是你桑老师，这是你师母，看清楚了，你去忙你的吧。你把大哥大随身带着，我啥时叫你，啥时你来接。别跟你那小鸽子玩忘形了，误了我的事。”
　　中士连声答应，转身出了门。
　　“东升，啥时候学会变魔术了？”
　　东升坐下来，“车已经上了牌子，小李子是专职司机。原想买个半旧的上海玩一玩，这一当政协常委，身份不一样了，换了这辆新桑塔纳，耽搁了一个月时间，要不，我怎么会这么长时间不来看你们。”
　　我担忧道：“东升，涉及军队的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这话是啥意思？”
　　“冒充军人，可不是小事。”
　　“桑塬，你也太小看人了。”东升说：“这种事我怎么能去干？别说现在咱也算是个有身份的人，坑蒙拐骗的事，十年前我也没干过。过个小李子不是假的，车上的军牌也不是假的。你咋会想到这个岔道上！”
　　妻打圆场道：“桑塬跟你开玩笑呢！那小李子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一看就知是个真的。”
　　东升解释说：“如今这社会，不好混，凡事都得备七八个心眼。有车的人不多是不是；不多，别人心里就不平，交警、公安、保安，专爱找私人车的麻烦，一看咱是农二哥，肯定抡起快刀宰。我的司机是军人，车牌又是军队的，出点小问题，谁敢扣咱的车？”
　　我还有点将信将疑，“这事就那么容易办？”
　　“容易？鸡巴容易！我又没个将军舅爷，靠关系咱根本办不成。这是撞在枪口上的便宜，不拣白不拣。铁路局南边伊河路有个兵工厂，做服装的，想用一用围墙外面和大街之间的空地修个店面，对外出售军服什么的，找到我要给个方便。我提的条件就是给个军牌，配个司机。其实，这事能办成算是侥幸，我哪里不明白军队欺不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咱懂，他们要占，我也只能干瞪眼，军工厂不比铁路局，咱懂，不能跟人家耍横的。所以，我才说这事办成是运气。”
　　我还是不大明白，“你们生产队难道还有土地所有权？”
　　“鸡巴权。见缝扎针，打擦边球。六十条说得明白，解放后土地都归国有。国家是啥？先前公社大队就是国家。各个单位征地，都和大队签字画押，合同地契就留在大队了。这些地又不是有零有整划出去的，剩下的边边角角，日子一久，都想占了。咱有十几个农民，这地就属于咱。农民活命靠啥？靠地呗。他要盖房，咱不让他盖，闹出事情，官司打到京城咱也占理。国家总不能让咱这十几号农民饿死吧？”
　　“这里面还真有学问！”我不由得叹道：“这部电话，恐怕也是用这些边角地换的吧？”
　　东升得意地笑了笑，“我爹在世时，常对我说，精一门手艺，就能吃遍天下。你靠行医吃饭，弟妹靠脚下功夫吃饭，我只能靠地吃饭。一马平川的地，靠的是侍弄，会种瓜得瓜，会种豆得豆，有的家养猪兴，有的家养鸡发。这一圈到城里，什么都不灵了。外国城市还准养狗，这里狗也不能养的。说起生产队，城里人一想，不是鸡鸣狗叫，就是萝卜青，青凌凌。我这生产队，这十入般武艺都吃不开了。开始想着没地了，做别的文章，办过草帽工厂，干两年，草帽不兴了。后来又做茶壶塞儿，又做两年，不灵了，为啥？高压水壶满街都是。想做别的吧，哪有力量和城里人竞争。走投无路，转回来又琢磨这地，没想还真整出点名堂了。那一次在铁路局门口见你，正和铁路局服务公司较劲。他们想修店面，招呼也不打一个，当我张东升是个二百五呀？在这块地皮上混了几十年，绝过食，请过愿，使过绊子耍过横，次次都赢。那边我让人推墙，这边我去找铁路局局长，把当年的征地合同朝桌上一摆，让他看着办。没过几天，服务公司经理去找我了。结果他答应安排我两个远房亲戚到他的公司上班。后来一想，还不解气，就让他们给你安了这部电话。我说你是我们生产队聘的高级顾问，理上就说得过去了。”
　　妻说：“张队长，桑塬点子还真不少，当个顾问，对他搞研究也有好处。”
　　我心里暗自叫苦，又不好再拒绝，只是咬着牙白了妻子一眼。
　　东升说：“弟妹说得对。桑塬提醒我要靠生产队三个字发达，果真就有那个意思了。边边角角的地，总有用完的时候，那时该咋办？梁部长那次去视察，指示我要把目光放远一些，要做城市新农民，把生产队磨成一颗中原明珠。如今我才后悔当年书读少了。桑塬随便一出手，我张东升就变成一个人物了，这才叫能人。”
　　话说到这种程度，我只好顺水推舟了，“这是什么话，你我朋友多年，在一个城市，相互照应一下，也该。”
　　东升眨巴眨巴眼睛，突然伸手捣了我一拳，“谁不想扑腾出点大名堂？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朱元璋打天下，没有刘伯温，行吗？那块地这一两年不准备卖了，没有地还能叫什么生产队，没有生产队咱就当不了典型。当了典型，就能贷来款干大事。我琢磨好了，拆掉我现在队部的两幢两层楼，盖一座农民娱乐城。市里已经答应优先保证这个项目的贷款，我已经让省设计院设计图纸了。等这事办成了，再卖那块地。不管啥时卖，这钱都有你桑塬百分之十。”
　　“我不会要你这些钱的。”
　　“咋！”东升瞪起牛眼，“你是不是信不过我？要不我给你留个字据，你这样说话我可要恼你了。”
　　“张队长，”妻给东升剥了一支香蕉，“其实，你有这份心意也就够了，给得太多，我们怕担待不起。”
　　没想到东升竟动了感情，喘了几口气道：“我在监狱里，什么恶人没见过？这些年，那些年，什么险恶没见过？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出狱后这十几年，我苦挣苦挨，为的是什么。我有了钱，还是什么也不是。本来，我打算就这么活球一辈子算啦，你们拉了我一把，党籍问题有人过问了，被冤坐牢的事也有人过问了。没有今天，我就是成了亿万富翁，也是个劳改释放犯。桑塬，你说这能是钱可以买的吗？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我如今成了典型、政协常委，才有这个合法洗刷自己的机会。这个机会是谁给的？是你桑塬，我要是忘了这一点，我还是我爹掂球做的吗？”东升呜呜地抽噎起来。
　　我发现我低估了那几年冤狱给东升带来的伤害。东升这种表现，有极大的普遍性。一个生命的正常流程被扭曲后，只要这生命的细流没有中止，它的力量根本没有消耗掉，一旦时机成熟，它就要以合适的方式显示自己。从这一刻起，我把东升当成一个病人看待了。我不知道能为他做些什么。即便要做，也要等我知道了东升全部的心灵伤痕后才能决定。我拍拍他的肩头说：“东升，把肚里想倒的东西都倒出来吧。”
　　东升鼻子一嗡一嗡，嚎啕一阵，突然骂道：“操他妈！”
　　接着，他如泣如诉地讲述起来。他在戈壁滩为了入党九死一生的冒险经历；他在牢里搞同性恋的隐私；他出狱后得到白鹤庄的最高权力时的步步血痕，都使我惊悸。作为一个心理医生，我并不是没见过更深重的苦难。我一直认为，消灭生命并不是最残酷的。我需要一批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东升的经历，放在当代中国，它有极高的典型性。正因为我发现了这一点，我才感到悲凉，他毕竟是我的朋友。
　　中午吃饭时，妻教会了东升怎样打领带。
　　妻说：“嫂子读过大学，怎么没教你。”
　　东升说：“她整天想的就是拔牙，又是文化大革命后期读的大学，咋会日弄领带。我让她辞职开诊所，你猜她怎么说？她说这样可以备个万一。哪里有这么多万一？我张东升总不能老走背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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