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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包藏祸心


  “妈呀……妈呀……儿子看您来了,您怎么不说话……”
  他拍着一丘土坟,悲痛欲绝。
  枝头呼啸的风,发出呜咽的悲鸣;刚刚发芽的小草,还没遮住这座新坟。坟前摆着四样祭品,点燃的香冒着缕缕烟雾。
  他跪在坟前,呼天抢地,哭得天昏地暗。
  在狱中,他朝思夜想,惦念着老母,妈妈的头发是不是更加花白?妈妈的皱纹是不是爬满了额头?妈妈的身体还是那样瘦弱吗?妈妈的音容笑貌常常出现在梦境……
  “妈呀,儿子日夜想念您,您怎么不等一等不孝的儿子啊!”……
  从监狱逃跑出来后,在宝丰工务段以大哥的名义借了二十块钱,他乘夜色逃往20公里外的平顶山市——他不敢贸然逃回许昌,他也不敢白天行动。平顶山市有他五弟张立华的岳父张君舜家。
  开门的瞬间,张君舜大吃一惊:他怎么来了!就是这个家伙,拉着自己的女婿张立华一起作案,撬盗保险柜,他被判了无期徒刑,女婿也被判了有期徒刑。
  他怎么出来了?!
  张君舜的心提到了喉咙口,女婿的这位四哥,别看长相漂亮、风度潇洒,他可是只“恶虎”呀!
  “恶虎”从开了一条缝隙的大门硬挤了进来,大大咧咧地往沙发上一坐,无耻地笑着:“我是从监狱里逃跑出来的。”他顺手从桌上拿起一支烟,嗅了嗅,点燃,狠狠抽了一大口。“你留不留我?不留,我就死在这儿!反正出去肯定也是死。”
  张君舜哆嗦起来——自己是国家干部,理应报案;可是这只“恶虎”啥事都能做得出来。
  张君舜跌坐在沙发里,双手捧头,心里开锅般翻腾:咋办咋办?
  “恶虎”欣赏地看着老头儿发愁,心里乐不可支。
  张君舜考虑再三,终于无奈地说:“好吧,等到晚上再说。”
  “恶虎”又一次得逞,当晚留在了张君舜家。
  张君舜没有想到,作为一个国家干部,一个共和国公民,由于他的窝藏包庇,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
  当晚,张君舜赶到许昌,找到自己的女婿张立华——那只“恶虎”同父同母的五弟和他们同母异父的三哥张志淮。兄弟俩找了辆车,连夜赶到平顶山,接走了“恶虎”。
  但是他不敢回许昌,此刻,许昌肯定布下了天罗地网,专等他上钩。他才不那么傻呢!3月15日凌晨,他让三哥和五弟把他送到母亲的老家——河南省商水县邓城乡百帝庙村。
  到了舅舅家,他迫不及待地问起母亲的近况。舅舅哽咽着说:“孩儿呀,你妈已经去世啦!”好似一个晴天霹雳,把他震得头晕目眩。好半天,他才“哇”地哭出声来……
  他深知,百帝庙村一点也不保险,警察们肯定要追到这里。但是在逃跑之前,他必须看一看可怜的老母亲,给她老人家上一上坟。
  痛哭一阵之后,虽然头发晕,喉咙发苦,但心里好受些了。
  他呆呆地坐在坟前。29年的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
  1965年8月,在百帝庙村低矮破旧的茅草房里,他呱呱降生。上有一个姐姐、三个哥哥,后来母亲又陆续给他生了两个弟弟。上小学时,母亲让他在籍贯栏填写“安徽省肖县”,他一直不解:自己一家明明是河南省商水县人嘛,爹爹是山东枣庄煤矿的工人,妈妈在家乡务农,咋要写“安徽肖县”?
  小时候,妈妈常常把他抱在膝头,疼爱地抚摸着他的头发,低声叹息:“孩儿啊,苦命的孩儿……”他仰起小脸看着妈妈慈祥的脸,看着那脸上渐渐生出的皱纹,看着那鬓角渐渐染上的白霜,看着那慈爱的眼睛里流出泪水……他的心被揪得生疼,想问妈妈的话也哽在喉咙里,不敢出口。
  爹爹长年不在家,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妈妈一双勤劳的手,尽管生活贫困,可只要有亲爱的妈妈,那座低矮破旧的茅草房就有无限温暖。他想念爹爹,也敬佩爹爹,爹爹虽然只是个矿工,可在他眼里,爹爹有本事,有路子,有能力,又很能干——他可以不下矿井,到处推销货物,能挣不少钱。
  一个男孩子,小时候叶以依偎在妈妈怀里,长大了就成了父亲的崇拜者。初中毕业那年,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个男子汉了,16岁的小伙子么!
  就在那一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1年,他初中毕业回乡务农。那年12月,他和两个弟弟随母亲迁居许昌。
  刚刚当上城里人,他欣喜万分。从小住惯了低矮破旧的茅草房,现在住进了城市的凡房;从小点的是煤油灯,现在电灯亮堂堂;16年来一直是“农民”,现在有了城市户口。街道是那么平坦宽阔,楼房是那么高大轩敞,市场是那么繁华热闹……最令他高兴的是,母亲常年紧锁的双眉舒展开了,她又成了国家干部,又领上了工资——虽然对于一家四口人来说,这工资少得可怜。
  可是高兴了没多久,当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知道了这场变化的原因,他沉闷了,陷入了深思。
  母亲的前夫是安徽省肖县人,原来在河南省许昌县,是个有地位的县级领导干部;母亲当年也是县文化馆的干部,夫妻俩生了三儿一女。不料,一场政治风暴,原来的父亲被错划成右派,送农场劳改;母亲也被下放回乡,四个儿女留在了许昌。
  好端端一个家庭,顷刻间四分五裂。更悲惨的是,原来的父亲病死在劳改农场。母亲后来嫁给了现在的父亲,生了他们兄弟三人。
  现在,落实政策,父母的右派问题得以平反,母亲又回到许昌,又成了文化馆的干部。
  本来值得高兴的事,但他再也高兴不起来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在他心里渐渐膨胀。他妈的!白白耽误了老子十几年!要不然,现在我不是煤矿工人的儿子,还是县领导干部的公子;我不会住在瓦房里,会住进高楼大厦;妈妈不会白吃那么多苦;我们的生活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清贫……吃亏,真吃亏!
  小小年纪,他心里却滋生出一缕怨、一股恨。
  1983年18岁,进人了成年人的行列。他穿上了绿军装,应征入伍,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在兰州空军某部,当上了一名军械修理技工。
  坐在母亲坟前,回忆起那段往事,他周身血脉贲张——那是他一生最辉煌的四年呀!他聪明,武器修理和钳工技术熟练,使他成了军械所的技术能手。他要求进步,积极靠拢党组织,多次受到表扬,1986年,终于在党旗下举起了右拳,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一切都那么顺利,一切都十分美好。他对自己很满意,觉得此生没白来人世一趟。部队的生活相当紧张,但他还是时时想念家乡、想念亲人:慈母身体还健旺吧?爸爸在矿上仍然挺吃得开吧?自己一定干出个样儿来,给父母增光!
  那年10月退伍回许昌时,真有衣锦还乡的味道,周围多少羡慕的眼光向他投来。他本来长相漂亮、风度儒雅,在部队锤炼几年,越发显得容光焕发。他高昂着头颅,装作没看见周围歆羡的目光;耳边听得窃窃低语:“看人家!啧啧……”“有本事啊!”他不回头,但心里甜丝丝的,一时觉得自己身价百倍,好像登上了云端。
  他急匆匆往家赶。
  “妈!妈!我回来了!”一推门他就高兴地大叫,但刹时便愣住了。
  母亲怎么那样苍老?四年功夫,她好像老了20岁,身体显得虚弱不堪。
  他丢下手中的行囊,扑到母亲身边,轻轻理着妈妈斑白的头发,凝神望着她的面庞。这就是我朝思夜想的慈母吗?她,她眼中流露出来的,不是看到游子远归的欢乐,而是难言的苦涩。
  “妈,俺爸现在好吧?‘”
  母亲打了个愣怔,片刻之后才迟疑地说:“你爸他,他死了。”
  他一下跌坐在地上,大张着嘴,半晌说不出话来。父亲死了?父亲死了!咋会死了?!
  “俺爸是咋死的?”他冲口而出,惊愕中带着愤怒——这么大的事,家里为啥不告诉他?他们知道他最崇敬爹爹呀!
  “病死的。”母亲淡淡地回答。
  “咋不让我知道?”
  “怕你在部队里分心,没告诉你。”
  片刻的惊愕和伤心过去,他极快地冷静下来,精细的头脑里闪过疑点:不对!父亲病逝这么大的事,咋也不能瞒着他。
  再说,提起父亲的死,妈妈咋一点儿也不伤心,就好像在说与自己不相干的人?妈妈的容颜咋这样憔悴,神情咋这样呆滞?
  不,不对!
  他很聪明,没有再问下去,但急于知道答案: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答案很快找到了,从老家的亲人那儿打听到,父亲因犯强奸罪,被逮捕判刑!
  大塌了,地陷了!这比父亲的死讯更让他难以忍受。
  他匆匆赶往山东枣庄,在高墙电网中,父子相见了。
  “孩儿呀,快救救我,救救我……”
  父亲委顿的神情,嘶哑的哭声,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没有引起他的同情和心疼,相反,他心中陡然生出了嫌恶和厌憎:这就是我的亲爹吗?这就是那个精明强干、八面玲珑、有能力有本事的爹吗?这就是我心中崇拜的偶像吗?
  他斜睨了一眼涕泅滂沦的可怜虫,一语未发,转身踏上了回程。
  心中的偶像轰然坍塌……
  车厢外的景物—一闪过。金秋时节,遍野硕果累累,到处洋溢着欢笑,丰收的人们挥汗如雨,孩子们追逐嬉戏……他神情呆滞地看着这一切,心里充塞的不知是怒、是恨、是悲、是愁。汽车开进市区,沿着平坦的马路飞奔。两旁高大的楼房。
  沿街繁华的街市、熙熙攘攘的人群,都使他望而生厌。混蛋!
  他们高兴个啥!生活是多么不公平,人生有那么多痛苦,那些傻瓜们一大到晚只知道笑、笑、笑!
  他心中的怒气越来越大,由怒而恨,他恨那些嬉笑的人群,恨那些穿着光鲜的红男绿女,恨那些高楼大厦,恨那些坐小汽车出出进进的官员——这些,本该属于自己呀!可现在自己只是个局外人。岂只是局外人,他成了罪犯的儿子!母亲年迈,弟弟们年幼,他心比人高,命却比纸薄!他本来想靠着自己的优势,成就一番事业,谁知命运待自己这样不公,他高傲的心被刺伤了。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社会,心中生出一股恶气——既然命运待我如此,我就要对命运来一番抗争:既然社会里没有我的位置,我就要让社会不得安宁!
  1988年5月,他被招聘到许昌市区社会治安指挥部,当上了一名合同制治安员。退伍军人、共产党员的光环罩在头上,别人都对他另眼看待;他倒是也不辱使命,在维护社会治安工作中,将自己的聪明、才智都尽量发挥出来。有一次,为了追捕一名犯罪嫌疑人,他不顾生死,随着那家伙从二楼直跳下来,终于将违法犯罪分子抓获,受到了嘉奖。
  如果在过去,他可以凭着他的政治资本、他的聪明才智、他良好的体能条件,好好干一番事业,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可叹的是,此时他的心理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任何人都不知道的变化。他对社会的不满、仇视,使他时时准备报复社会。他表面上仍然温文尔雅,对工作积极肯干,虽然不爱说话,可和周围人们关系都很好。谁也看不出他心中的阴暗,谁也没觉察到他对社会的仇恨。
  工作之余,他也暗地里为自己积极做着准备。在社会治安指挥部,他们这些治安员经常抓到一些违法犯罪人员,在抓捕、搜查、讯问、关押等工作中,他都干得很认真,从中也学到了不少东西。看到那些人可以大把大把地花钱、挥霍享乐——尽管钱来得不是正路,但也令他羡慕。他对自己一家人的清贫愈来愈不满,他也要享受,也想大把大把地花钱。那些人的钱来路不正,但钱来得多么容易啊!钱来得快,花得顺手,啥样的酒店也敢进,啥样的饭菜也敢叫,啥样的姑娘都愿意找他们……人家才不枉活了一世!至于落进了法网,那是他们笨蛋!要是我——凭我的本事,凭我的智商,凭我的风度,凭我的体能,说什么也不会叫人家抓住!要干,就干大的!
  让自己今生今世享受不尽,也出出心中这口恶气!
  他是治安员,有警服,也常常跟警察们打交道,公安那套工作——凭他的智力——掌握得差不多了。他留神观察——一警察们虽然防范极严,但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啥时候警察交接班,啥时候警察疲劳容易松懈,他都摸了个一消二楚。
  他找了人量研究犯罪心理、刑事侦查的书籍,晚上回到家里,挑灯苦读,有心得处,还一一划上线、折上角,牢记在心。
  在部队时,他就是射击高手,有百步穿杨的本领。为了不丢掉这手看家本领,他买了汽枪,关起门来苦练射击技术,把自家的门板都打成了蜂窝。
  1989年8月,他被安排在母亲所在的单位——许昌县文化馆,成了一名正式职工。文化馆里的人们谁不夸这个小伙子啊!他年轻、漂亮、有风度,人又踏实肯干,苦活累活都不挑拣。他报考了成人自修大学,参加夜校学习。像这样好学上进的年轻人真是难得啊!
  人们啊,善良的人们啊!有谁发现了这是一只“恶虎”,磨牙吮血,为非作歹?!白天,当他温文尔雅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勤勤恳恳工作时;人夜,当他坐在职工夜校的教室里,如饥似渴地求知时,有谁能想到,一到深夜,他就变成江洋大盗,飞身上楼,别门人室,撬开一个又一个保险柜,将大量金钱攫为己有?!1989年7月到1991年6月,短短两年时间,他作案30多起,撬盗保险柜和居民住宅现金及各种财物折合人民币几十万元。
  他在做这一切时,内心有一种十分痛快的感觉,一种对社会不满的宣泄。他自以为做得大衣无缝,殊不知,公安机关正睁大警惕的眼睛,法网正向他扑来。
  1991年6月的一天晚上,他和往常一样,挟着书本走进职工夜大宽敞明亮的教室。他温文尔雅,仪表堂堂,两只大眼睛紧紧盯着讲台上的老师,眼中流露出的,是求知的渴望——这是个当代大学生的良好形象。
  “嗨,外面有人找你!”突然有人喊他的名字。
  他心里好生诧异:这时候,会有谁找我呢?我平时来往的人极少啊。
  走出教室,几个人迎面向他走来。顿时,他心中明白了,“东窗事发”四个字从脑海中一闪而过。他强捺住心中的惊慌,镇定如常地发问:“你们找我有啥事?”
  “我们是公安局的,请跟我们走一趟。”对方亮出了证件,其中一个娴熟地在他腕上扣上了手铐,两名侦查员架起他就上车。
  “我犯了什么罪?他们咋随便抓人!”他边挣扎边喊,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
  但接踵而来的一切,使他很快明白,公安机关已掌握了他全部的罪证,尽管他铁嘴钢牙咬定自己没罪。法院根据事实,依法判处他无期徒刑。他被送到了洛阳某监狱……
  在监狱里的八百零二天,从管教干部到犯人,谁都看他是个挺好的小伙子,他不多言不多语,只是埋头干活;殊不知,他心中的恨与日俱增。晚上,他常常整夜睁大了眼睛,心中火烧般痛苦。他痛恨社会——毁了他美好的前途;他也痛恨自己——还没干出一番大事业,先就出师不利!那种刻骨的仇恨,使他整大像在滚油锅里熬煎,心灵得不到片刻的安宁。他必须重整旗鼓,必须向社会直战,必须再干出一番“大事业”,让所有的人知道他不是好惹的!
  恨到极点,他有时也忘了谨慎,向同监舍的犯人说:“我要是能出去,非得把许昌好好搅混搅混!”
  为了这一天,他绞尽了脑汁,做好了一切准备……
  现在他如愿以偿,从监狱里跑出来了!
  跪在母亲坟前,心中的怒火渐渐烧干了泪水。母亲的死,也要算在社会的账上!这个社会对他太不公平,他要讨回“公道”!
  擦擦酸涩的眼睛,他从地上爬起身来,向母亲的坟墓恭恭敬敬地三鞠躬。转身向着许昌方向,冷笑一声:“这回定要把许昌好好搅混搅混,让那些办案人员知道老子的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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