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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生确实如战场，如果你想保持人的尊严，每时每刻都得进行较量，否则，退回家庭中也难以取得应有的地位。
　　当然，维系一个家庭的重要内容，并非全是冰冷和恶语相向，没有一点令人回昧的温暖余地。否则，一个家庭从一开始就存在不住，早已粉碎解体了。
　　他与我之间，也偶有这样的情景：静静的冬夜里，小铁炉在屋内燃得很旺。一盏电灯，两把椅子，俩人隔火坐下长时间闲聊。炉上或彻一壶配茶，或摆一碟瓜子，拌着闲谈消磨掉几多时光。
　　在这种时刻，他自然大谈特谈电影界的事情，谈他所追求的了不得的事业。我则让一本书推在膝上，注意听他讲，偶尔插一两句话。
　　他说：“中国的电影算是垮掉了！别说跟欧美、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相比拉下一大截距离，即便跟三十年代相比，电影的信誉度也大大降低，有许多电影拷贝的卖座率几乎等于零！”
　　我说：“那，这种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他说：“嗨！这还不清楚吗？我们拍的每一部片子里，或多或少都有虚假成份掺杂在内，有的干脆就胡编乱造，不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情感表现中，都是如此。观众当然不买这个帐！”
　　他说这话时，歪反反坐在那把空荡荡的罗田椅里，懒洋洋架起一条腿，明显流露出某种轻蔑与厌倦……我也明白中国的电影现状很不景气，于是思索着说：“你的看法也许不错。可是……难道没有一种办法能打破这种僵局么？”
　　“有啊，”他说。他的身子并没动，仅把两根指头竖起，放在肚子上剪了剪。“不论任何艺术形式，当其无力挣被内容限制的框框时，必定会在外在表现手法上寻找出路。电影尤其如此。你没看见，现在有许多新拍的片子都开始追求画面新意境，拼命想让半裸体女人和床上戏给人以刺激感了吗？严肃一点的，就把贫穷和落后面的疮疤揭给别人来看。”
　　“依你所说，艺术要靠形式来推动，实质性的内容却被撇在一边，这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呢？一块石头涂上金铂，你能说石头就变成金子了吗？”我怀疑地摇摇头。
　　“那倒未必，”他说。“有时候，一种创新的形式已经代表了新的内容。形式即是内容本身。比如我研究的这种化妆新方法……”
　　“你说你的植物提取液么？”我微笑，“它的效果只是叫人变老，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奇妙之处。”
　　“不，不，你错了，吴艳。”他打了个手势又歪坐下去，语气拖得很长。“你应当明白，我所创造的衰老，是抽象意义上的衰老，绝非跟丑恶等同而言。具体到电影化妆上，它仅要求人的面部结构按照设计要求萎缩或凸起，完全符合所扮演角色的面容特点，并不是要彻底摧毁一张脸，把人搞得面目全非。任何一个天才，为外在形式注入创新内容时，必定会考虑到最微小的细节。”
　　他指的“天才”当然不会是别人，只能是他自己。我早已发现，谈到电影的事‘清，他最喜欢赞颂的是已经作古的死人和他自己，除此之外便没有什么人能让他瞧上眼了。对于当今电影界的许多知名人士，他虽然不便于一概否定，但那副打不起半点精神的样子和脸上挂出的不屑微笑，足以说明问题。不过，一谈到他自己，那情形可就大不相同啦。他会马上坐直身子，像位预言家那样指手画脚大发议论，把未来的电影化妆界描绘成一派阳光灿烂的天地。他还常常跳下椅子，情绪激动地绕着小火炉踱几步，然后再坐上去，显得极不安宁。在这种时刻，他身下那把老旧的、紫漆脱尽的罗圈椅已经不能再算做一把椅子，应当看成一个兰球场，一座拳击台，由着瘦小人儿在上面晃来荡去，伸胳膊展腿做出各种争抢搏斗的姿势，椅子腿被扭得吱吱作响。
　　他自己并不理会这一切。他不厌其烦地对我说，他现在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努力说服导演，说服电影制片厂的领导，让他们采取他的化妆新方案。一旦有哪部片子采用了他的化妆新方法，必定预示着电影化校领域中的一场创新革命，同时也宣告了对旧传统的埋葬。达到这一目的，显然已经为期不远，也许在明天，也许在下个月，他的方案就可以实现。
　　“从现在起，你应该看到，电影化妆所具有的欺骗特征即将结束，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崭新的演技新时代！”
　　“演员的相貌特质已经不需再用油彩和各种辅助手段来改变，而是从面部结构上完全变成了所要扮演的真人。
　　这对演员进入角色的心理过程来讲，无疑是一种强大有力的推动！“
　　“无论在时间与空间上说，还是从视觉与感觉上讲，观众与演员之间的距离将会大大缩短，不必再一方装着认真演，另一方装着认真看！”
　　类似的话，他情绪亢奋地对我讲过不下一百遍。他把两只拳头擦紧放在胸前，又爆炸般地突然扩张开的那种激烈姿势，看上去也很优美。可是他的期待老也不见兑现，始终没听说有谁来纳了他的高用技巧。每晚下班回到家里，他必定阴沉着脸，疼塌着嘴，闷闷不乐地钻进密室里，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偶尔跟我说几句话，也是措辞激烈，嗓音又高又尖锐，以此发泄他的怨忿。
　　时间久了，我也不知不觉被他反复无常的情绪感染，开始关注他的进展，暗暗为他焦虑。
　　有天下午，他兴冲冲跑回家里，不像往常那样缩头缩脑，侧着身子挤进门，而是正面接开门，朝我嚷着说：“吴艳，快炒两个菜。今天可要好好庆贺一下！”
　　我瞧见他怀里抱着几包熟肉杂食和一瓶白酒，心里明白了七、八分。但还是问：“今天有什么事儿呢，让你这么高兴？”
　　他放下怀里的东西，转身凝视着我，两腮鼓了鼓，说：“我的化妆方法就要在一部新片子里首次试用啦，这是厂领导今天通知我的。……吴艳，等机子一停，你就会看到一部不同寻常的影片是现在观众面前了！”
　　他说完，眼圈有些潮润泛红。他掏出手帕指头顶的汗，那只手也哆哆嗦嗦在颤抖。我暗自松了口气，为他高兴。我问：“这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呀？”
　　他说：“一部爱情故事片。反映三十年代帮会势力在上海滩的所作所为。”
　　“内容怎么样？情节生动可信吗？”
　　“一般化，跟大部分国产片的调子差不多。这部片子马上就要投入拍摄，分镜头剧本也打印出来了。又是靠关系上马的。不过，只要在化妆方法上有所突破，必定会给整部影片注入全新感觉和神秘活力。”
　　吃晚饭时，他高谈阔论，滔滔不绝，手也舞之，足也蹈之，整副神态已不能用喜形于色来形容，完全应当称之为得意非凡。他拍着脑顶，连连感慨：“原来我认为，人都十分狭隘自私，容不得别人创新，永远要用各种手段压制人才的。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唉唉！”
　　他又摇头又叹息，对人有了新的认识，充满感激之情。他对我也突然显得关怀起来。“这几个月我一定非常忙，明天就要搬到厂里去住，很少能有时间回来。吴艳，这段时间你可要自己照顾自己啦，真对不起。”
　　我笑着说：“你的这份好意我心领了。从一开始我就没指望过得到你什么照顾。这你倒不必操心。”
　　“好！好！我知道你会支持我，决不拖后腿的。”他频频点头，表示赞许。“这下子，你看吧，我的创新方法立刻会在实际应用中大见成效。你难道没觉得，”坐在你对面的这个人即将获得无比辉煌的成就。迟早会载入电影化妆领域的史册吗？“
　　吃完菜，喝光酒，他抹抹嘴巴站起身，打着饱嗝悠悠哉踱几圈，小脸面容光焕发。我不清楚他心里此刻在想些什么，也许已沉浸在了走上颁奖台时被无数观众注视的情景中。我看到，他目光沉醉地盯着我。盯着酒瓶子菜碟子，莫名其妙地点点头，再点点头，脸上笑容可掬，不停翁动的嘴形就构成了如下的发言：“诸位同仁，电影界的各位朋友们，虽然鄙人在电影化妆史上有所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些成绩毕竟微不足道，难以挂齿……”
　　随后，他跟往常一样，脚不沾地钻进密室里了。过了一会儿，他又钻出来，背着手儿在外屋踱白子，显得心意惶惶，无法定下神来。这样反复了几次，他终于站定，抬头对我说：“不行！我今天就得住到厂里去。有许多事情还得我去关照他们呐！”话没说完他已冲进密室里，挑挑捡捡选了几十种密封小瓶，装了满满一提包，挂在腋下慌慌张张出门了。我以为他这次可该大功告成了。没想到此人第二天又回来了。他是天黑以后敲的门，吓了我一跳，弄不清门外是人是鬼。我刚打开门，他就如同面口袋那样栽进来，喝得烂醉，口眼歪斜，脚上的皮鞋丢了一只，腋下还紧紧挨着那只提包，跟他出门时一样。
　　他又呕吐又排泄，弄得屋内酒气熏天，臭不可闻。足足折腾到半夜，人才醒过来，目光怔怔地。
　　“吴艳，我这是在哪里？”
　　“大概在你自己家里。”
　　“我不是在电影制片厂里吗？”
　　“是的，你应该在电影制片厂，可不知怎么又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怪可笑地摇了摇脑瓜，人一下子完全清醒了。他一清醒，立刻大骂电影厂的领导，痛斥人心变化无常；大骂摄制组的导演，像小人那样看人下菜；大骂每～个男女演员，都是些徒有外表的轻贱骨头。他声嘶力竭地骂，骂得身颤手抖，几乎背过气去。
　　“吴艳，天底下还有这等事儿么？明明是昨天讲好的事情，今天又被他们自己否定了，推翻了，这场玩笑开的比小孩子撤一泡尿还要轻松！这不单单是对人，对我的不尊重，更是对电影事业的玩弄和亵渎！我已经告诉他们，我不想再干了！我要申请辞职！辞职，你懂吗？”
　　我怜悯地注视着他，没有说一句话。我明白，他又一次失败了。他好似一条疲惫不堪的狗，带着破灭的梦想夹起尾巴逃回家来，对自己还在淌着血的伤口狂撕乱咬，以求获得某种自慰和心灵上的平衡。他跳着脚说他要辞职，其实他决没有这种胆子。用不了一天，他又会灰溜溜去上班，再次写出检查，违心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一条多么垂头丧气的狗啊！它的命运中注定了要对着一座堡垒狂吠扑跳，但永远会在堡垒面前碰得鼻青脸肿，不得不一次次将屈辱压进心中，变成低低的痛苦呜咽。
　　那天晚上，他钻进密室里，很久不见出来。我猜想他一定又在泪水进溅地给他舅舅写信。屋内这般寂静，听不见各种器具移动的声响，也感觉不到酒精灯在蓝烙中燃烧。隔着一道幕布，我疑心那窄小的密室变成了一片空旷坟地，静得使人停止了心跳。
　　他给舅舅写信，一直使用一种薄薄的、没印方格的透明白纸。有时写几页，有时写十几页甚至更多。他将写好的信叠起来，塞进一只极大的，样式奇特的牛皮纸信袋里，像是准备寄出去的稿件。那些方报纸袋的右下角往往打印着“电影制片厂城”等字样。他一共给舅舅写过多少封信，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这些信没有一封发出去过。日久天长，工作台下堆满了纸页发黄的信件，有的已经发霉沤烂了。若用铁爪钩出来，足足能装两麻袋。
　　这堆信件有些我读过，有些没有读。如果我郑重其事地对他说想看看这些信，他必定会受到蜂蜇似的尖声喊叫：“不行！这是我的私人信件，你没有权力拆开看它卜‘如果我对他不理不睬，管自抽取出那些信来读，他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做没有看见。
　　他就是这么一种怪人，跟他写的信同样奇怪。
　　的确，你得承认他的字迹很优美，自有其风格特点。
　　看到这样的字体，你自会联想到大风刮过秋季草原时的自由景象。他的词句排列颠三倒四，并不在乎修辞规范。他的字体有的跟核桃一样大，占据了整张纸负十分之一的面积，有的比绿豆还小，躲躲闪闪藏在了另一个字的笔划空隙里。他用笔和纸页把大大小小的字胡乱组合在一起，不断使用着笔划粗重的惊叹号，以此来表露他的心迹。读这样的信颇费眼神，使人感到很吃力。你每每以为自己手里拿着的是天书，是阿拉伯人的一篇祈祷文字。其实并非如此，这不过是一位精神错乱的作曲家在乐谱上标出的千百种不同的识别符号而已。
　　有时，他在信里对舅舅诉说了一大堆不幸和苦恼后，笔触突然一转，不着边际地写道：哦，从事政治是一件多么无聊的事儿啊！权力毒化了每个人的心灵，令无数人困陷在欲海中苦苦挣扎。人与人难以分离地聚合在一起，被贪得无厌的念头折磨得形锁骨立，连灵魂内核也扭曲改变了形体。在此意义上讲，谁又能说每个人的外貌形态仅是骨骼与血肉的组合，而不是社会内容的组合和充分反映呢？在另一封信里，他先问了舅舅一番贵体钦安，种黍割谷之类的话，紧接着写道：哀大莫过于心死。人的心死了，面部表情变得呆漠如石，连绝望也寻找不到一丝。在前面道路上等待我的，难道只有一种选择，看着自己的尸骨沉入水底，默默无闻烂掉么？……还有，当他正对舅舅倾诉人世的冷漠和反复无常时，突然又莫名其妙写道：谁说植物没有灵魂，无时不用自己的神秘意志左右着每一种生物的形成态势呢？在天地万物中，植物是一切生命的根本，是大地之母从浑厚体内分泌出的最原始、最强大的绿色腺液。由此可见，任何事物，任何存在皆可以改变，谁有植物对动物（包括人在内）的神秘支配力量无法改变。
　　他在每封信里表述着奇怪的想法，有如一个思维零乱的小孩胡乱涂鸦，在粉白的墙壁上反反复复画一棵树。这树可以随意画成几何图形或倒着朝下生长，也可以漫无边际地蓬绽开来，跟夜空中的焰火礼花相吻合。这树的技社间挂满了你想像不到的东西；或许是叶卡特琳娜二世头顶的王冠，或许是斯巴达克斯手中折断的宝剑。要么是悬在半空的死鱼和老年人的半个头颅。也有可能是小山羊的犄角和一颗生了锈的螺丝帽……。总之，你若想破译这些信中的昏言谵语，非得请来中央情报局的语言专家不可。如果将这些信中的许多段落摘取出来，简直可以编成一本书，让人看到写信者的思维状态是何等混乱。
　　可以这样说，给他舅舅写信，几乎成了他唯一的安慰和精神寄托。有许多话他从不对我说，却在信中对他舅舅讲的如泣如诉。他在信中向舅舅述说自己遇到的一切事情，并就大小问题向舅舅讨教对策。他深信舅舅隔着空间传给他的每一回音都像真理那样照亮了黑暗中的道路，使他在神秘的昭示中一次次获得新的勇气。他年复一年地从事着不为人知的“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把自己的梦幻越堆越高。他也年复一年地给舅舅写信，任凭纸张雪片一样飘落在工作台底下，把旧失败的纪录埋进新苦恼的纸堆下面。这种循环无止的方式，近乎于一名虔诚的方济各会修土的做法，每日里必定要给上帝写一封信，恭恭敬敬放在蜡台上。虽然上帝收不到这信，但在他炽热的心中已经相信上帝的心息与他沟通了，已经把一只慈爱的大手放在他头顶上，使他感到眼前充满温暖光辉。
　　他喜欢给舅舅写信，他不能不如此去做。除此而外，恐怕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把他的心灵从危机漩涡里解救出来。
　　那末，这位舅舅到底是谁呢？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始终猜不透的谜。据他讲，这位舅舅是他母亲的一位亲表舅，按辈份排下来，他该称呼对方佬舅。他说，舅舅教过几年私塾，很有学问和预见性，在村里威望极高，是他从小崇拜的偶像。他从县初中毕业时，不知该回家种地还是继续求学。一方面，家里日子很穷，难以再供他念书。另一方面，他日夜梦想着考一所电影学校，一心迷恋的就是这件事情。他跑去请教舅舅，舅舅便用手朝大山外的方向一指，像太阳神似的安祥说道：“去吧！孩子！路是人自己走出的。外面的世界很大。只要你真心喜欢它，就一定能走到它跟前。”
　　所以他一生都崇仰舅舅。是舅舅给他指了一条人生的路，暗示他必将会在电影界获得成功。是舅舅在漫长岁月里关注着他，一次次给他指点了迷津。他牢记着舅舅对他的每一昭示，每一关怀，逢到苦恼时，必定加倍思念他。
　　至于舅舅到底有多大岁数了，连他也说不清，也许是一百零三岁，也许一百二十岁了。可他说舅舅依旧照常打柴，在祁连山中行走如飞。问到有关舅舅的其他事情，他就闭口不言，或半睁开眼睛斜着瞅我，或装模作样比划出各种手势，说这是他个人最大的秘密，绝不外传。其模样嘴脸令人感到甚为可惜。
　　我与此人同呆在一个屋檐下，不得不重复日日相似的生活。每天清晨，鸟儿各自飞出去，待到日落又飞回来，共同承受着相互呼出的发霉的空气。
　　他照旧钻进密室里，从事那种人鬼不问的事情。我依然继续看我的书，藉此排遣无聊的时光。
　　在这种日子里，我夜里做的梦中净是光怪陆离的图案和一双急急迈动的脚。这些图案在脚步的移动中无数次破碎，又无数次地组合在一起，拼凑出许多人的变形的脸孔。这其中有古丽萍的脸，老刘的脸，还有陆小勇和白红春的脸。有时，我从梦中惊醒，便长久盯着漆黑的屋顶，呆呆想：这种日复一日的生活还要持续多久呢？五年？十年？一辈子？
　　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回答。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早已在我面前摊开了，我只是不愿或者说不敢正视它罢了。
　　自从上次犯病后，老刘有些精神失常了，时常呆坐在办公桌前，独自吃吃笑，笑得悄声而党秘，像是低头逗弄着两只蟋蟀在打架。别人跟她说句话，她言辞躲闪，答非所问，或者神色紧张地盯视对方的眼睛，令人困惑。
　　白红春曾几次去找公司经理，要求把老刘调出技术科，并且振振有词地申明说，公司领导若不对这件事采取措施，以后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可概不负任何责任。
　　况且，医院也出据了证明，认为老刘由于长期的心理紧张压抑，已经由严重的忧郁状态转化为轻微的精神分裂症，完全应该在家休息。
　　老刘却不听任何人的劝说，天天按时来上班。来了以后先拿起扫帚扫地，然后一连几个小时坐着想心事。倘若有谁婉转劝说她，她便冷笑一声，目光直勾勾地说：“你们都说我有病，得了神经病是不是？告诉你们吧，我刘巧芳好好儿的，什么事也没有，我比二十岁的女娃儿还年轻呢！”
　　也许是疑心加重的缘故，老刘对自己的办公桌忽然倍加珍惜，每天到来的头一件事，总要拿块抹布仔仔细细擦试桌面，还跟它说些悄悄话，一时一刻也舍不得分离似的。有天上午，老刘刚走进办公室，怔了片刻，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喝起来，又拍地板又蹬腿。“我的办公桌呢？哪个没良心的把它搬走了？你们这是看我老了，没用了，就想要欺负我，把我从这里捧走哇！老天爷，你睁睁眼！”
　　大家面面相觑，七手八脚搀起老刘，放在椅子上，连连敲打着她的办公桌说：“老刘！这不是你的办公桌吗？”“你的办公桌好好儿放在这里，谁也没动过呀！”
　　“老刘，你摸摸，你仔细看看，这不是你的办公桌又是什么？”老刘真的伸出手摸一摸，瞅一瞅，不敢相信地问：“这真是我的办公桌么？你们真的没有搬走它么？老刘，这不是哄我吧？”陆小勇说：“不哄你，老刘！这就是你的办公桌，谁也不会抬走它！”老刘信了陆小勇的话，抽抽答答哭一阵，转而吃吃笑一阵，近似于情绪无常的傻女孩，鼻涕眼泪还糊在脸上、头发上。
　　从这以后，再无人敢劝老刘“休息”“养病”之类的话，反而小心谨慎对待她，表面看起来跟平常并无二样。
　　惟一的变化是，老刘每天的工作效率等于零。她一心一意填起的比平时还要规整的统计表，被陆科长锁进文件柜里，然后跟废纸一同悄悄处理掉。这个秘密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惟独瞒着一个人，这就是刘巧芳本人。
　　陆小勇私下里对我说：“老刘她，可怜呀！她男人提出来要跟她打离婚，她死活不肯这样做。法院派人去她家进行调解，她以为来人是传她上法庭的，当下急得背过气去，醒来后就变成了这种样子……”
　　古丽萍跟我谈到老刘时，表现出另外一种看法。“我算看透了！这世道，谁认真难就吃亏，谁死心眼儿谁就受气。追求事业和理想又有什么意思呢？还不如趁年轻时多吃点好的，多穿点好的，多玩一玩，乐一乐，也不枉费青春。省得像老刘这样，一辈子老老实实生孩子，干工作，放个屁也要实心眼儿捂在裤裆里，生怕被别人闻到，到头来自己心里痛苦不说，还要瞧别人的白眼儿！吴艳，你说人活一世，到底图了个啥呀！”
　　古丽萍这样说，实际上也如此做了。我发现，白红春被提了副科长后，古丽萍的生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最初几天，她沉默寡言，天天皱紧眉头想心事，像是要把撒在地下的沙粒一颗颗捡起来，数一数到底有多少粒似的。过了些日子，她的心理得到平衡，重新恢复了从前随便谈笑的老样子。不过，她身上明显地多了几分玩世不恭，少了几分朴实真挚。她不再像过去那样在背后挖苦白红春，自己却对衣着打扮注意起来，头发不知什么时候烫了型，穿戴也不声不响俏艳起来，尽量向新潮时装靠拢。有事没事，也尽量朝经理办公室跑一跑，在经理面前露露脸儿。
　　对日常工作，她可不如从前那样尽心，能推就推，能敷衍就敷衍，只要抓住机会，就提前开溜回家。
　　这么一来，反而使白红春对古丽萍产生了敏感心理，常在背后暗有所指地说些古丽萍的闲话。每逢科里开会，白红春总要不冷不热扔出几句：“其他的事情我就不多讲了，老陆待会儿自会给大家布置。我最后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是，以后没什么特别事儿，最好不要老往经理办公室跑。李经理早已对我讲过，说我们科里去他办公室的人次最多，也净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他对此很反感，也极讨厌某些动机不明的人。我说这话的意思，只是提醒个别人注意这个问题。以后我也不再多说了。”
　　话虽这样讲，下次开会时，白红春必定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类似的问题。她说话时，往往像个小女是坐在椅子上，板着脸儿，腰杆挺直，对谁都不瞧一眼。她本是技术科的副科长，但在日常言谈中，从不提“正”“副”这两个字，只称自己是“科室负责人”，根本不把陆小勇放在眼里。有白红春在，陆小勇常常左右为难，还不如过去好开展工作。科里受到表扬，自是白红春的成绩。科里出点问题，当然由陆小勇出面检讨。他完完全全成了一个傀儡科长，由着白红春摆弄来摆弄去。对此，他有怨气不敢发，仅在背后连连叹气说：“难，难哪！早知如此，还不如像从前那样万事不变，大家也都能安安静静混日子！”
　　白红春呢，对别人的心理状态不闻不问，也毫无半点“体察下情”的风度。她一心只想着自己，想着她所要达到的目的。她在科里颐指气使，使尽了小性子脾气，对公司的事情也开始干涉，常提出些异想天开的设想，以平级领导的口气找“老李”认真“商量”一下。李经理也许窝了一肚子火，表面上又不想太得罪白红春，不得不敷衍她。因为白红春的交际确实广，打着老公公的招牌，跟局下属所有公司企业的经理厂长们混得极熟，“老张”“老王”亲热称呼，时不时透露点“局密”消息给他们，使他们百般感激，把她当成一个宝贝看待，大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气派。
　　看得出来，白红春的目标远远不在一个小科室，决不甘心在浅水里久留。不过，若是有谁使她感到不顺心，她也决不肯轻轻易易放过对方去。
　　对于白红春的侧面敲打，古丽萍的态度是不理不睬，甚至装着没有听见。她依然我行我素，一天天把自己打扮得更漂亮些，遇到经理时有意无意开几句玩笑，楼道里也时常能听见她的笑声。白红春气得要命，却也无可奈何，找不到古丽萍一点碴儿。于是，白红春只好采取相应方式，变着法儿朝经理办公室跑，防止别人在李经理面前说她什么坏话。
　　这么一来，老刘的疑心又加重了，以为白红春一次次去经理那里，是在告她的状，目的要将她撵走。过了些日子，老刘实在承受不住这种精神压力，有天突然在工作时站起来，莫名其妙走到白红春跟前，未开口，泪花已在眼眶里打转儿。
　　“红春呀，”老刘说，“你今年芳龄多大？怕也就是二十三、四岁吧？你大概不知道，你还没有出生时，我已经参加工作好几年，坐在这张办公桌前填报表了。这桌子是旧得厉害，也赶不上现今的写字台时鲜，可它整整陪了我三十多年，跟我难舍难分，怎么现在老有人要打主意把它搬走呢？
　　老刘的泪水扑施籁滚落下来。白红春惶惑地睁大眼睛，弄不清怎么回事。老刘又说：“红春，我早就看出来，你是一个有福气也有出息的好娃儿。细嫩嫩一张脸蛋儿，面容容善的，心眼儿实实的，命里注定找了一个好婆家。现在你又是科领导了，你就不能在公司领导跟前管我说说情，让我留下继续跟大家在一起？好红春，只要你开口替我说句话，我这心里也会舒坦些，对你感恩不尽了！”说着，老刘拉起白红着一只手，十分珍爱地放在自己心窝上抚拍着，轻磨着，浮肿的面容间难下痴痴的笑容。白红春嫌恶地朝后退，被蛇倍子舔住也似尖叫一声，猛然抽回手，惊恐地望着大家，不知说什么好。接着如同一只受惊的鸟儿逃出去，整个下午再没有露面。
　　老刘困惑地站在原地，摇一摇头，走回自己办公桌旁坐下，愣了一下午神。
　　白红春受了一场意外惊吓，小脸儿变得黄黄的，从此不敢再公开训斥老刘，对老刘的一切事儿也不闻不问了。
　　每天上班后，只要老刘在办公室里，白红春的座位必定空着，人不知钻到了哪里，也不像往常那样耐住性子盯视大家。在别的科室里，白红春却长吁短叹，大发牢骚：“一个不起眼的技术科，庙门不大，鬼怪不少！三五颗脑袋上都长着看不见的刺儿，真不好剃哩！这种鬼地方，真叫人呆不下去。你不信瞧着吧，保不难哪天我就会调走。全局上上下下几十个附属企业，哪个单位不抢着想要我去呢？”
　　大话放出去了，人迟迟不见远走高飞。据人们私下里议论，这是因为高局长怕儿媳妇在本系统内调来调去造成不好的影响，专门向局下属各单位的经理厂长们打了招呼，堵住了小姑娘的每一条通道。
　　白红春哭了一鼻子，只好继续留在这里，暂时不提调走的事儿了。
　　有一件事情使我感到奇怪，这就是老刘对我的态度越来越暧昧，也越来越遮遮掩掩。当我无意中看见老刘和陆小勇呆在办公室后，老刘对我的态度尤其明显，在忧心忡忡中又增加了些恐惧成分。事情过后的第三天，老刘曾在楼道里叫住我，犹犹豫豫地问：“吴艳，你都看见了么？”
　　“你指的什么呀，老刘？”
　　“我指的什么，你还不明白吗？在你看来，我老婆子一定是没廉没耻，活该要让别人取笑了吧？”
　　“老刘，瞧你想到哪里去了？那天你的高血压犯了，碰巧老陆在，及时给以照护和安慰，这是同事之间最正常的事，我难道会有别的想法吗？”
　　“这是真的？吴艳，你心里真的没有想过什么？”老刘怀疑地瞅瞅我，脸色变得阴惨惨，悲戚戚。“唉唉！没有不透风的墙。没有能包住火的棉花。我知道，人都是这样的……”其后好多天，她显得多疑，坐立不安。时时刻刻观察每一个人的神色，紧张地竖起耳朵听每一个人说些什么。她的忧郁症发展成轻微的精神分裂症后，对我的疑心也愈发加深。但凡办公室里只有我与她在，她总要犹犹豫豫走到我跟前，说些类似的话。我不得不一次次安慰她，尽量想减轻她内心的压力。可是，有一天古丽萍因为某件小事突然跟陆小勇吵了一架，这对老刘刺激很大，以为我一定把什么事儿传出去了。她的病症一下子加重了许多，过后再也不理睬我，似对我有了刻骨成见。
　　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天下午上班后，古丽萍迟到了一个时。她径直走到自己的办公桌旁坐下，开始工作，也没跟任何人做解释。白红春很不高兴，无法忍受别人对她的轻视，虽然她也是刚进来坐下不久。白红春抬起头，拿圆珠笔在玻璃板上敲了两下，冷着脸儿说：“我要提醒各位注意一下，”每个人一定要遵守工作时间，保证科里的制度不致遭到破坏，像目前这类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现象，决不能再发生。个别人应该好自为之！“
　　陆小勇不知为何也抬起头，呵嗽了两声，附会着说：“是是，红春说的对，科里的纪律现在又该抓一抓了。大家应该像前段时间那样，共同遵守上下班时间，齐心协力把工作搞上去。切不可有所松懈，表现出散漫状态了。”
　　对白红春的冷言冷语，古丽萍不做任何反应，紧紧咬住下唇，把一肚子的忍辱克制进心里。陆小勇的话刚说完，古丽萍就再也无法忍受，久已积压的火气终于爆发。
　　她一下子跳起来，气势汹汹冲着陆小勇喊叫：“你把话讲清楚！刚才指的是谁？谁工作散漫了？”
　　陆小勇吃了一惊，语气结结巴巴：“小古，你看这……这，我刚才也没有指名道姓说你，只不过强调了一下工作纪律嘛！你怎么能这样呢？”
　　“放你的屁！”古丽萍怒目圆睁，一只手卡在腰里，不顾一切地破口大骂：“陆小勇！我早看出你不是个好东西！马屁精！下三滥！表面装笑脸，暗里使诡计！别人十天半月不露面儿你不敢吭气，咱这平头百姓迟来了一会儿你倒抖开了威风！我被你姓陆的捏巴住了还是怎么的？我儿子生病去医院打针，不该我陪着还是怎么的？告诉你，柿子别检软的捏，老娘也不是好惹的！”
　　陆小勇气得嘴唇发白，双手颤抖：“古、古丽萍，你凭什么开口就骂人？有事情可以讲清楚，提前请个假也行嘛！你怎么不讲道理，一开口就不清不白乱骂人？”
　　古丽萍毫不示弱，扬起头更大声地说：“你清白！你讲道理！你姓陆的可真是天底下最干净的一个芝麻官儿！
　　空尿泡打人，躁不可闻！说别人先照照自己，还当人不知道你做下的光彩事呢！偷偷摸摸，鸡狗不如！哼卜‘此话一出口，陆小勇惊恐地朝我瞅一眼，脑袋便如盛鸿耷拉下去，再不敢吭气。老刘则把脸转向墙壁，受到打击似的敛编起两个滚圆斜溜的肩，像堆肥肉瘫在了椅子上。我暗吃一惊，情知古丽萍无意中出口的话震动了两条极其脆弱的神经——一颗枪弹从猎人枪筒中盲目放出去，却将两只惊慌失措的野鸭同时击落在池塘里。我同情这一对不幸的鸭子，同时也明白，在这件事情上，我永远也无法对陆小勇和老刘解释清楚了。过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
　　这时，白红春威风凛凛拍了一下桌子，大声说：“好了！好了！你俩都不要吵了！这件事情一定要上报公司，要求公司做出严肃处理！对有意闹事者，该处分就处分，该扣奖金就扣奖金，决不能心慈手软！否则，今后的工作还怎么进行？”
　　古丽萍冷笑一声：“白科长，请不要把事情夸大，我不明白你指的‘闹事’是什么意思？我迟来了一个小时，自有我自己的理由。就算你订下的规章制度再严，也总不能干涉我送孩子去医院打针吧！谁家孩子没个突然生病的时候？”
　　白红春神情倨傲地说：“我不管你的孩子生病是真是假。我只知道，你上班无故迟到一个半小时，事先没跟任何人打过招呼。来了以后非但不承认错误，反而蛮横无礼谩骂领导，污辱他人的人格。这不是有意闹事是什么？”
　　古丽萍倒吸一口气，横下心来，一字一顿说：“好吧！既然你要以势压人，逼着兔子咬架，我也只能奉陪到底了！你说我迟到，不遵守规章制度，你自己迟来早走多少次，又有多少天无故不来上班？咱们当着大家可以说个清楚！别以为你借着老公公的权势当了个副科长，就自以为了不得，可以骑在别人头上拉屎撒尿了！”
　　白红春气得脸色铁青，一排小碎牙狠狠咬着下嘴唇。
　　但她到底不敢再拍桌子，反而飞快地收拾着桌面上的东西，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说：“好吧！你跳吧，跳得越高越好！我倒要看看谁最后栽跟头。我现在就去找公司经理，不彻底处理这件事情，我就不再上班！反正，在这个科里有我没你，有你没找，咱们走着瞧！”
　　白红春离开办公桌，将要出门时又扭回头，不冷不热扔下一句：“你若想告我，就尽管去告好了！公司，局里，甚至市里，我都不怕。我倒是怕你心里在发抖，到时候连哭都来不及！”
　　白红着轻盈地走出去了。办公室里的气氛令人感到异常压抑。古丽萍坐在椅子上生闷气。老刘和陆小勇缩在各自位置上，默不作声。我为古丽萍暗暗攥了一把汗，等白红春去了经理办公室，我也装着递送材料走进去，悄悄招手把经理办公室的秘书胡春梦唤出来，对她讲了讲刚才事情发生的经过。果然，李经理听了白红春理直气壮的叙述后，也有些生气，表示要马上处理这件事情。待白红春心满意足走出来，胡春梦进去跟李经理讲了讲她得知的情况，李经理的态度稍有变化，觉得还是把这件事调查清楚再做处理为妥。这样，事情就耽搁了几天。在这几天当中，白红春天天去催李经理，要求公司立即对“古丽萍事件”做出尽快处理。古丽萍也没闲着，抓住一切机会去李经理那里陈诉自己的理由，甚至还伤心地哭过一场，引起经理同情，李经理把陆小勇找去询问情况，陆小勇吱吱暖暖，不敢太得罪古丽萍，也不敢太倾向白红春，反而更多地检讨自己，认为是自己说话不注意引出了一场麻烦，责任应当全在他身上。
　　于是，这事情只好朝后拖靠，不知不觉又过了一个星期。
　　白红春难以忍受这种事实，认为是对她的轻侮与嘲弄。她恨恨地扬言，如果公司不对这件事做出最后处理，她白红春宁可不当技术科的负责人，也要把事情桶上去，让“上面”派人下来解决。
　　这事一时闹得沸沸扬扬，成了全公司关注的焦点。人们猜测，议论，把每一个细节因素也考虑过去，估价白红春的实力和最终取得胜利的把握性。这时却有一件看上去与此事毫无关联的事情发生了，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也偏偏没有一个人能想到这一点。这即是高局长突然生病住进了医院，据说患了某种绝症。
　　高局长，五短身材，颈项粗壮。性情平和略有暴躁，实可谓恩威并重，有张有弛。此人不沾烟酒，不嗜酸辣，对一切有刺激性的食物谨慎视之，惟恐对身体带来不利。
　　肉蛋鱼鹅之类，决不多贪，因为胆固醇正藏身于危险的高蛋白中。唯一喜食臭豆腐，尝而无忌，食之颜开，久而久之，“臭豆腐局长”的美名竟悄悄传开。以致于逢年逢节许多人给高家送礼时，在上上等的高级补品中每每要挟带一小瓶臭豆腐，以投其所好。奇怪的是，如此注重中老年健身养道的一位局长，偏偏逢遭不测。他的心脏无任何问题，博跳欢实有力；他的血压百分之百正常，足使同龄人谈而羡之；他的肝，他的肺，他的良好的胃口和胰腺器官全部处在极佳状态，不会给他带来了点麻烦。问题出在肠道里，他被确疹为结肠癌。他是无意中发现大便有异，才去医院检查的。
　　结肠，顾名思义指大肠与小肠连结的地方。这个部位内通外连，情况十分复杂。小肠内的精华养份要在这里做最后的蠕动吸收，又有大批食物残渣变成秽物，将要通过一条管道运送到肛泄口去。这正好比人生或社会走向的一个分岔路口，或升华，或堕落，趋向分明，难有双向抉择之理。惟独大量病菌和药物变异分子，才有可能在这一复杂地带长期停留，周旋，将这一肌体部位弄得更溃烂，然后转移向全身。这也正是结肠癌患者排便带有大量脓血的原因所在。
　　对于许多患有这种病的不幸者来说，医生的结论往往是：做过截肠手术，多则活三、五年，少则活一两年。高局长的情况有所不同，当他得知自己的病情后，短短的半个月里，精神已经崩溃，人整个儿垮下来了。据一位目击者事后的自救，可说是对高局长的变化做出的一种精炼概括。此人系局党委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曾得过高局长的恩泽提拔。
　　第一天，此人提着大量滋补药品和水果罐头去医院探视高局长，高局长还坦然自若，或在地下走来走去，或情绪激动地坐在沙发里，谈论自己的病情，谈论工作和党的事业，全然是一副直面现实的唯物主义者的乐观态度。
　　第二天，此人只提了些水果罐头去医院里。高局长已经斜靠在床上不敢下地，话很少，笑容很勉强，白被子围着半个身体，人显得失神而发呆。
　　第三天，此人空手去医院里，见高局长躺在床上，脸色蜡黄，呼吸微弱。来人在床前轻轻唤几声，高局长仅仅张一下空虚无力的双目，然后合上，不想多说一句话。单间病房里，堆满了人们争相探视时提来的药品，罐头，各式各样的饮料。高局长却像是躺在鲜花丛中的一具活遗体，不想再看见任何人的面孔了。
　　第四天，此人也就不再去医院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只喜欢活人，尤其喜欢活着的有权势的人。对于那些已死或将死者，除过表面上做出一些沉痛表情让他人看外，内心的联系其实早已中断了。此副主任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他十分精明地看出来，高局长已经死定了。把一个死人继续视为神明来对待，是傻子才做的事情。
　　那些日子里，白红春忙得很厉害，半天来上班，半天去医院里服侍老公公。对于古丽萍的事情，白红春顾不上追究，人们也就把这事儿忘了。本来，白红春完全可以不来上班，以一个好儿媳的名声整日服侍高局长。但白红春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尤其不能容忍别人在即将忘掉某人某事时，连她也一同志掉。白红春每次来上班，总要对大家讲一讲高局长的情况，其神态模样煞有介事，似要努力稳住自己的阵脚。
　　头一次，她冷笑着说：“我公公生病住院了，我知道有些人在心里幸灾乐祸，说什么的都有。不过，我倒要奉劝某些人，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我公公得的病并不像有些人渲染的那么可怕，只不过是胆结石。做个小手术，过几天就会出院。他还是他，我还是我，谁也别指望改变这一点！”
　　再一次，她的气势收敛了些，解释什么事情似的说：“我公公是做了一次重要手术，医生保证说他很快就会康复，并不会影响他的身体和今后的工作。他平常的体质大家也都看到了，棒着呢，对疾病的抵抗力强着呢。多少大风大浪他都经历过了，这一次照样还是如此。”
　　再再一次，她不吭气了，脸色阴沉沉，见了每个人都不理不睬。人们得到的消息是，高局长在医院里的病情确实恶化的很快。短短四个月中，做了两次大手术，非但没能除尽病变部位，癌细胞反而在体内到处蔓延扩展，如同古代爆发的农民大起义。医生的手术刀再厉害，对此也无能为力，只能望着天花板摇头叹气。听说高局长瘦得皮包骨，人完全变了样。一直到死，目光都失神大睁着，不甘心合上，连一句遗言也没留下。
　　高局长的追悼会我没有去参加（如同没参加白红春的婚礼）。不过我看见了他的讣告和生平简历，那张讣告贴在公司办公楼底层的一块黑板上，任何人一走进楼门便可看见。一块二尺见方的白粉莲纸，上面写着追悼会的时间、地址，以及局下属各单位的同志志愿参加云云。我们公司除过几位正副经理外，其余人大都没去。至于高局长的生平简历，则是用打字机打印出来，跟其他文件一起发送到每个科室的。里面的内容每个人似很熟悉，除过死者的名字以及参加革命的时间年限无法变更，另外在用词上没有出现“伟大的”“杰出的”一类形容词外，其余的内容跟报纸上经常出现的通栏黑标题下面的格调完全相仿，看上去不过是大人物的小缩影，小了好多圈罢了。
　　据陆小勇回来后讲，高局长的追悼会开得挺隆重。局里，局下属各企业，以及其它有关单位送的花圈樟子挂满了小礼堂。不过，后来发生了点事儿，整个程序就被搅乱了。事情是由高科引起的。本来，高公子跟自己的母亲还有白红春站在死者亲属位置上，呆呆地，一动也不动。可是等到念完悼词，录音机里开始播放哀乐时，高公子就止不住哀哀地哭，哭成一个泪人儿。过了片刻竟背过气去，晕倒在了父亲的遗像底下。高太太凄厉地唤着“科儿”低下头去搀扶儿子，结果自己也晕倒了。在死者的三个亲属中，推独白红春没晕倒，既没哭，也不去搀扶晕倒的丈夫和婆婆，就那样怔怔站着，石雕像般冻结在小礼堂里。
　　接下来”会场里当然一阵忙乱，又是担架，又是救护车，追悼会也就草草收场了。
　　高局长死后，白红春半个多月没来上班。可她到底还是来了。眼睑低垂，面色黄里透黑，像是大风摧折的一朵花儿，在一夜之间凋零了。她来上班的头一天，先悄悄走进经理办公室，主动提出来要辞去副科长的职务。李经理委婉地说这事儿一人不好决定，要跟公司其他几位领导商量一下。过了两天，技术科单独开了个会，传达了公司的意见，同意白红春的辞职请求。公司认为，白红春还太年轻，工作经验也不足，尚需好好向老同志们学习，更好地锻炼自己。其过程与形式跟当初提拔白红春时一模一样，所不同时，只是把写在正面的字从背面念了一遍。
　　白红春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说，骤然间变成一只畏畏缩缩的小老鼠。据说，高局长死后，局里曾问其家属有何困难或要求。高太太含着泪，抽泣了好半天才说，她没有什么困难，唯一的要求是想让局里把白红容调上来，在局里工作，哪怕管理档案材料也行。这样，儿子媳妇好歹也就都守在她身边了。当时，来人对这事满口答应。事后几位领导研究了一下，又否定了这件事。他们认为，高科早先从外单位调入局里，已经占去一个编制名额，现在再调入白红春，恐怕不太妥当，会在群众中间造成搞裙带风的不良印象。
　　所以，白红春只好在原处上班。她所熟识的局下属企业的那些经理厂长们，再没有一个人提出来调她去，好像大都忘记了还有这么一个消息灵通的小姑娘。我们公司的人却对高局长的死津津乐道，议论不休。有的说，高局长是太过于怕死，才死去的，因为事物的定律往往是这样：人怕什么，偏偏会来什么。另有人说，高局长的死带有遗传性，他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早了年都是死于结肠癌，不能说这其中没有血因关系。还有人说，这是命定，限数一到，谁也别想逃过去。公司行政科长摇头晃脑掐算了一下生辰八字，一口咬定高局长是白红春克死的。他说，从高局长生平简历的年龄上推算，当属木命，白红春却是金命；金命刻厉，木命薄软，刻厉侵薄软，白红春的生辰八字正好克住了高局长。若不然，高正喜当局长当得好好儿的，儿媳妇进门没几天，怎么突然就死了呢？接着往下推算，白红春还要克丈夫，克婆婆，直到把高家克得家破人亡才算，命定是高家的灾星。此话讲得神神秘秘，煞是正经，人人听了心里打寒噤。
　　在此之前，此公也曾给白红春看过命相，瞧着白红春的脸儿，扳着白红春的手儿，在故弄玄虚中露出惊讶之色，连连夸赞白红春“金马驹，负银鞍，翡翠白玉铺道路”哩！
　　这些风言风语白红春并非没听到，但她居然一声不吭，默默忍受了。高局长的死对她打击似乎太大了，不仅使她身上的傲气，娇气，任性脾气统统消失掉，甚至连她本身固有的个性也被摧垮，变得怯懦而惊魂不定。她如同一个静悄悄的影子，每天上下班按时来，按时走，再也引不起人的一点注意。古丽萍偶尔在办公室里大声说句话，白红春就吓得哆嚷一下。老刘有时长长叹口气，白红春也要打个冷战。有一次，陆小勇皱紧眉头，拿着白红春搞出的一份图纸从外面进来，轻声责备了她几句，她立刻委屈伤心地哭了，一边抹泪，一边抽抽答答说：“别人都、都来欺负我，老陆你、你现在也放开胆子这样做了！搁在半年前，你敢、敢这样对待我吗？那时候，你紧着朝我家跑还跑不过来呢！告诉你，别以为我公公死了，我就一点靠山也没有了。他人不在了，以往的许多老关系还在。你。
　　你们做事别不给自己留条后路……“那声音跟蚊子哼似的，听上去又虚弱又可怜。
　　老刘坐在椅子上，忽然动了一下，险冲着墙壁，喃喃自语：“命苦呀！还是命里不该有富贵！一个好好儿的人，怎么突然就死了呢？一个平平常常的女娃儿，怎么突然活得就不如人了呢？咳咳，这不是因果报应，又是什么呢？”尽管是自言自语，老刘的声音大家都听到了。说了这话没两天，老刘在工作时忽然没头没脑站起来，摇摇摇摆走到白红春跟前，神情古怪晒笑着说：“红春，这么长时间了，我老婆子坐在角落里怪别扭，也憋气，总觉得不如老地方透气儿。我看，咱俩还是换回来，各占原来的地方吧！”说着，老刘已经搬过自己的椅子，放在白红春的椅子边。白红春不说话，低下头又哭。陆小勇实在抹不开脸，只好走过去，一边劝慰白红春，一边帮她和老刘搬东西，重新换了位置。
　　那天下午，办公室里空气阴沉，跟死了人差不多。古丽萍呼出一口粗气，低声对我说：“吴艳，人真是一种怪东西，谁也料不准啥时交上好运，啥时又背时倒邪霉呀！”
　　白红春坐回原先的角落里，此后便呆呆的，怨幽幽的，极少开口说话，成了一个泥人木偶般的灰姑娘。无人能猜透她心里想些什么，也无人再专门去琢磨她心里想些什么。
　　而她离婚的事情，别人过了很久才知道。
　　一切，又恢复了老样子，仿佛从没发生过任何事儿。
　　依旧是这间办公室。依旧是这几张熟悉的面孔。依旧是各人守着各自的办公桌，天天在固定时间走进来，坐下，工作。又在固定时间走出去，谷回各家。时间静悄悄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原先的起点上，等于没有动，等于一种荒谬的静止。
　　对这个问题，我常常奇怪地想：假如连时间也是静止的，那么又有什么事物可以带来变化，可以证明宇宙空间是运动的呢，我无法对此做出解答，只好很悲观地安慰自己说：也许运动的事物根本不存在，人们所看到的无数光怪陆离的现象，无非是头脑中产生的幻觉，是对自己的欺骗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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