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极品欣赏网手机铃声 | 电影下载 | 经典FLASH MTV | OICQ资料 | 幽默笑话 | 美女写真 | 星座命运 | 搜索大全 | 畅销书热卖
回目录

垃圾的故事


作者:李国文

  丁丁,姓丁名丁,是我的一位忘年交。
  据我的阅人经验来评估,他在知青一代人里面,是个很不错的青年。然而,不知为什么,好多人一谈到他,当面也罢,背后也罢,总是摇头者多。一个人,能够被人指着眼睛鼻子说他的是或不是,倘非很逊,就是他有任人评头品足的雅量。冲这一点虚怀若谷,我认为丁丁非同小可。
  你知道你口碑不佳吗?”我们两个本不甚见外,加之他的禀性坦直,故而敢这样问他。
  “我又不聋不瞎,不痴不傻。”
  他不是不聪明的人,不过,不作出伶俐的样子罢了。我从学术角度同他探讨,“为什么?”因为他不至于如此。
  “随人家便罗!”他说,“第一,人家怎么看,是人家的事;第二,我自己怎么做,是我自己的事。”然后,迈着他那种特别结实的列兵步伐,走了开去。咯咯咯,像砸夯。我后来观察到,这小子走路,脚后跟先着地,所以,总弄得楼板不同凡响。
  不过,我挺“待见”他。这是北京话,含有一点敬重的意思。一个人,好,不得意忘形;坏,不怨天尤人;富,不张牙舞爪;穷,不垂头丧气。他就像一个在队列里行进的士兵,一步一步走着自己的成功的或者失败的路,让我佩服。老实说,我并不赞同他的某些做法,想法,看法,以及活法,但他说,每个人的角色一半是天定的,没法改变的,但另一半,是自己决定的,便不可能和别人一样。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各人自便,最好不过的了。
  想想,也是这么一个道理。这世界上有两片相同的叶子嘛?他说得更绝,我这片叶子,干嘛要和人家一模一样呢?冲这句话,你便懂得丁丁一半。
  丁丁有时赏脸到我这儿来,无什么特别的目的。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这很好,无需我放下笔来陪着。他在我书房里像主人一样地东翻西看,也不管我的脸色是赞同,还是反对。他就这样自信。若找到什么好书或新杂志,值得看,就自己倒茶,或者自己抽烟,仰卧在沙发上阅读。看够了,站起来,咚咚咚地离开。
  他走后,老伴就开窗放烟。莫合烟,自己抽得香,别人闻起来就奥,好一会,也放不干净。“这个丁丁--”我老伴发表她的观点,“太自以为是。”
  “难道对你一个劲地点头哈腰,就好嘛?”我不大喜欢一些装孙子的年轻人,因为一旦帮助他到了羽毛丰满以后,就要把你当他的孙子。丁丁不,始终如一,不咸不淡,不近不远。
  有一次,我忽发奇想;“丁丁,令尊给阁下起名字时,大概只是想到你上小学时容易书写的一面,却绝对没有考虑到名字会对人的性格,所产生的微妙影响。”
  “至于那么严重吧?”这是他的口头语,也是他对于整个世界的态度。
  我声明,当然这是不可靠的感觉。不过,对他说深说浅都无关系,无需顾忌,他不像时下文坛一些想当领袖的年轻人那样过敏,也不像一些神经兮兮的女作家那样小心眼,总把别人看成很碍他事的绊脚石,甚至假想敌,其实,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地盘大得很的。丁丁不太喜欢把事情严重起来看,他认为,凡没有一拳头打在我脸上者,不必疑神见鬼,先在心里筑起一道防线。所以,我对他说话放心。“因为,你这个‘丁’字,马上让人想起伐木丁丁的‘丁’,敲打铁钉的‘钉’,叮住不放的‘叮’,很可怕!”
  我也说不出很具体的道理,只有意会,不能言传,好像这个“丁”字成了他性格的象征。后来,他那不是妻子的妻子杨菲尔玛,认为我的直觉有道理。太棒了,她说,叫他了甲、丁乙、丁丙都不像他,只有这个丁丁,最合乎他这个认死理的家伙了。
  所以,杨菲尔玛有时索性叫他“死了”。在她嘴里,这可以是爱称,也可以是蔑称,视其情绪而定。
  杨菲尔玛,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他第一次说要带位女朋友来我家,还以为他从外国拐回一个洋妞呢?一见面,她自我介绍,说我应该有些认识她,是我朋友的朋友的女儿。她是比较早的国旅或者是中旅拿派司的很能干的导游,陪同外国人到中国来玩。后来,她自己单挑一个旅游公司,组织中国人到外国去玩,越做越大发,现在,说她是旅游界的大亨,或者投资界的巨头,不算过誉之词。
  “老爷子,这是一个能干人吃饱饭的时代。活得不好,别怪党和政府,怪自己无能。”
  不用说,她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宠儿。
  据我朋友讲,她原来的名字叫杨淑珍。后来,到派出所一查,北京市,仅城区里至少有一千位同名同姓同音的妇女。太俗了。于是,她要求改成时派一点的杨阳。这位小姐是个路路通的人物,派出所哪在话下,所长善意地提醒她。这名字至少被两千个男人和女人拥有。于是,当场来了灵感,她用了现在这个杨菲尔玛。
  我估计,全中国也许就只有她一个人叫这样的怪名。然而,也正因为这样,谁要第一面见到她,和听到这个名字,便永远也不会忘记。冲她设计出这个不中不西的杨菲尔玛,她和丁丁维持目前这种比妻子自由些,比女友亲密些的情人关系,就觉得她是个很有作为的女人。“这样好,来去自由。”她说。
  杨菲尔玛头一次踏进我家的门槛,见面礼是一箱XO。
  丁丁从车的后背箱里拿出来,很吃力地放在我的客厅里。我不是受宠若惊,而是吓了一跳:“干吗?”
  “这是老姐的一点意思!”
  送洋酒是时下的一种风尚,一般都是一瓶,送两瓶者少。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杨菲尔玛的手法,和她的名字一样,一下子就给你留下一个绝对是刻骨铭心的第一印象。
  “厉害--”我服了。
  丁丁说:“幸亏你不抽烟,要不她会送你一件。”
  “一件是多少?”
  “五十条吧!”
  我一听,差点没吓死。
  他们不怎么避讳我目前两人维持的AA制的同居关系,虽然她很有钱,但二一添作五,绝对公平负担。小姐告诉我太太说,这样谁不觉得欠谁的状态更好些。太累的爱情,和太麻麻烦烦的婚姻,挺耽误事,还挺浪费精神。更难得的是,她说,这两年同居下来,我们两个还算磨合得不错。
  我老伴说:“磨合这个词,我老在汽车的后窗上看到。”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需要磨合的过程,不行,就得换零件了。”她说。
  我们大家都笑了。你不能不服气杨菲尔玛的想象力。
  我初初认识丁丁的时候,他还是个文学爱好者,在新街口礼堂听过我的课。我之所以马上对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戴了一顶孔乙己的毡帽。现在,北京几乎没人戴那玩意,至于孔乙己的家乡,有没有人戴,我不敢肯定。反正,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像他这样年纪轻轻的,戴毡帽头的,大概就他一位。从那以后,我见他一直戴到今天,大概还带到日本,带到美国。我问过他,为什么要这样打扮?
  他说不为什么,然后,反问我,为什么一定要为什么?他又接着问:犯法嘛?不犯法。我碍着你什么了嘛?不碍你的事,那么,你有什么必要管我头上戴什么呢?
  我无言以答。
  杨菲尔玛说,别理他,他就是这样一个认死理的人。他如果想做什么,就一定要做成什么。反之,他如果不想做什么,你拿刀逼着,他也不上轿,这毡帽头就是一例。
  她是在日本认识这个丁丁的,而且,一下子把自己交给了他。
  不过,丁丁说她其实并不浪漫,她是个做大事的女人。对于爱情,婚姻,家庭,性生活,不会太投人的。她是个事业上具有攻击型的女人。他承认,他被她的性格所吸引。
  那时,她刚开始带中国的有钱人到外国去度假。在箱根,一个钱多得不知怎么花的烧包,说是受不了旅馆里温泉浴池的硫磺味,要求换个地方。这种国外旅游,日程都是安排死的,而且她也不可能撇下大家,为他一人单独服务。那时,丁丁给她打工,说,“你把他交给我吧!她有些不放心,“行嘛,年轻人!”她比了丁大两岁,所以,他叫她老姐。他说“你只有这条道好走。”杨菲尔玛无奈,由他带走这位刁钻的暴发户。她领着其他人转了一圈日本列岛回来,这位嫌硫磺味的旅游团成员很高兴地归队了。她问丁丁,你用什么法子让他眼贴的?丁丁说,完成任务就行了,何必盘根问底。她又去问那个暴发户。那家伙倒也坦率,这个丁丁,把我带到东京,在新宿的红灯区吧,我们走散了。甭提那个倒霉了,挨了接别说,还弄到警察局,大丢人了。后来,丁丁找到我,把我带到四国岛的今治港,住的是没有那硫磺味的温泉宾馆,整整在海上钓了三天鱼,别提那个开心了,这钱花得太值了。她的结论是:日本人真精,可日本鱼真傻。
  她终于还是从下了嘴里掏出了实话。他说:“是我雇了两个日本人小流氓,新宿街头有的是这样的人渣,花上五千日元,把这个暴发户好好修理一顿。然后,弄他到今治钓鱼去。”
  “你怎么知道他有这一好?”
  “他每从鱼具店门前走过的时候,脚步总要放慢。”
  我对杨菲尔玛说,这就是丁丁想当作家,学会了观察人的结果。
  “得了吧,老爷子,文学不怎么伟大,只有生活让人聪明。”她的话,我不爱听,但却是事实。
  那次讲课前,有个文学界朋友的聚会,随后饭局,主人殷勤,劝吃劝喝。结果,上了讲台,血液都跑到胃里去帮助消化了,脑袋里呈空白状态。我也不晓得怎么结束那堂课的,主持者不满意,脸嘟噜着,听课者也失望,掌声稀落。他是比较个别的一个听众,站在礼堂中间,给我拍巴掌。他认为我讲得好,而且绝不是为了安慰失落的我。他说他曾经递上来一个条子,我回答,一个人当作家好,还是当评论家好?这绝对是个傻问题,我想我不会答复的。他告诉我,我回答了,就三个字,都不好。“有什么比讲实话还好的呢?”他说。
  我不相信我会说得那样直率,不过从那以后,凡有讲演,我一定空腹。
  但他千真万确,由于我这“都不好”三个字,打消了当作家或者评论家的念头,放弃了还差一年就毕业的中文系,跑到日本去了。这期间还到过美国,后来还到过澳大利亚,因为他有一张与毛利首领人物合影的照片。他的毡帽与土著的服饰,很般配。等再见到他时,他已经一边打工,一边留学,从日本和美国拿到学位,学成回国了。他来看我,并谢谢我几年前的三个字,弄得我很尴尬。作为我那番话的报答,送了我一套日本男人穿的宽大和服。当时,我并未把它放在心上,便随意接受了,不如那一箱XO,造成的震撼力强。后来,高田有司,丁丁的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他招待,我作陪。在长富宫,为了好玩特地穿起这件日本袍赴宴。杨菲尔玛恭维我,说,老爷子挺像《红灯记》里的鸠山。从高田的话里,才知道丁丁的礼品,非同小可,第一,真货,第二,名牌,第三,价值不菲,至少得打两三个月的工才能买到。日本,凡机器能生产的都便宜,凡手工制作的都绝对不便宜。
  我埋怨他瞎花钱,何必呢?出门在外,生活不易。
  “至于那么严重嘛!”他一边给我倒月本清酒,一边说。我也就不客气了,这正是他们这一代人的观念,把什么事都看得不那么重,而丁丁,尤甚。
  由于脱口而出的三字经,竟改变了一个年轻人的一生,我多少觉得抱歉。倒不是怕中国少了一个作家,或一个评论家,那没准倒是好事。而是因此使他成为了后来这种不良不莠的样子,我觉得有责任。所以,他回国后不久,我把他介绍给我一个当官的朋友,也算是一位新上升的权贵吧,在他主管的国营公司里,搞日文翻译。杨菲尔玛,早年经常带日本团逛中国,以后又带中国人逛日本;也是半个日本通。她说丁丁的日语,一级棒。
  一开始,他对谋职不怎么积极,说“第一、我还没有玩够,第二。我目前还能活,第三、我还没有想好干什么。”
  “第四--”杨菲尔玛接着说;“我想,他应该进入政坛!”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焉,你有什么更好的安排嘛?”我问她。
  她说;“当然有。”
  一了丁是当官的料嘛?”我怀疑。
  她说:“他这种性格不适宜当小官,他不是随着别人的意志转的蹦蹦车,而是那种能让别人按他的意志转的推土机。”
  我吓了一跳。
  “这张牌怎么打,我还没有想得太好,看运作的情况再定了。”杨菲尔玛那对眼睛,不漂亮,但神采奕奕,总在洞穿人似地琢磨你。谁第一眼看到她,马上会产生被她大卸八块的感觉,哪块剁馅,哪块红烧。她一下子就把你能够利用的部位,都弄清楚了。了不得,我老伴等她走后评论,是个人物,丁丁斗不过她。我说,也未必,丁丁不是容易剃的脑袋。这位很难说是个美女,最好的评价,是不丑而已的杨菲尔玛,有一股劲。用气功的话说,带功,用物理学的术语形容,具有磁场,把丁丁拿住了。其实,丁丁不爱听人摆.布,对她的兴趣从经济领域往政治层面转移,要让他走仕途,当大官,竟然没有表示异议。看来,一物降一物。这话不错。
  我估计丁丁在日本,挣了一点钱,不多,也不会少,还能买得起一辆吉普车代步,就比我强得多。但看见刷卡的时候,不像小姐那样满不在乎。“你会坐吃山空的,何况你们的调费采用AA制,老弟!。”我说。。
  “到时候再说。”他说,他一向把生计啊,钱财啊,前途啊,工作啊,不看得那么重。实际上,这小子还未定性,夫子曰:“三十而立”,他都往四十奔了。作为忘年交,不得不再三晓喻:“还是去捧这个铁饭碗吧!”
  他去了,纯粹是为了给我面子。过了月把,我打电话问我那位朋友,“徐总,这个丁丁在你的机关里表现如何?”
  “你介绍的人,有错?”他很满意,我也就放心了。
  又过了些日了,见到徐总,他试探地问起我来,你完全了解你介绍的这个年轻人嘛?
  我吓一跳,不知这小子闯了什么祸;
  “很能干,很卖力,但大家弄不但,他干嘛要把一户的翻译任务,在一个月里急急忙忙赶了出来,然后就不知下落,为什么?”
  那位技术官僚,一张刮得铁青的睑看着我,希望从我这儿得到解释。我能告诉他什么呢?
  显然,丁丁被该死的垃圾引走了。
  这也是命运的事了,人生就像一棵树,人就像一个小蚂蚁在这棵树上爬,谁也无法把握自己爬到哪里,也不知在什么地方,拐了个弯,便在一个树权上一直走下去,而回不了头。我只好对徐总解释;年轻人啊,吊儿浪当,任性而为,我也拿他没法。徐总是在美国进修过的,见过世面,有点器度,和正经八百的政府官员,还不尽相同。一个上千人的部门,别说少一个,就是少一百,不也照常运转?笑笑,也就不再追问了。
  丁丁在东京,有机会结识了一位日本朋友,就是那晚在长富宫一块喝得昏天黑地的高田有司。我结识的日本人不多,但奇怪好像所有与我打过交道的鬼子,都馋酒,都爱耍酒疯。那天,我真佩服杨菲尔玛,不知这位小姐用什么办法,把我们三个醉成一滩泥的男人,弄到各自的住处,还不影响她工作。
  她是个极能干,极聪明,或者说她极有手腕,甚至极其冷酷的女人,这评语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她反对别人恭维她是女强人。她讨厌这个词。她说,影视上的女强人,都是准备随时卖肉的货色,给我提鞋我还嫌埋汰呢!至于处理几个醉鬼,还不是旅游业手到擒来的本事,打去一个电话,弄来一辆急救车,花一点钱,就全拉走了。“那时,是凌晨三点,长安街上,你们三位在唱《拉网小调》,好来劲!”
  杨菲尔玛一边料理醉鬼,一边还利用时差,与西亚她公司办事处的下属谈业务。就在我回到家里,被我老伴数落的时候,她把欧洲某地她的一间代理店雇佣的当地经理人,炒了鱿鱼。我老伴说,她训起人来,像一头凶猛的母狮。妈拉巴子的村话,都像冲锋枪似地扫射。但关掉手机,又像可爱的小姐了。对不起了,师母、是我的错,把老爷子灌醉了。看来,你还得给他喝一点酒,他才能醒过来,并且头疼得不会那么厉害。她温温柔柔地对我老伴说。
  我不相信我会如此失态,竟然醉得要用酒来解酒。看来,人老以后,最可怕的自我感觉失灵症,开始降临了。一旦失去检点自己的能力,便难免要发生失态和出洋相的笑话了。这个北海道的日本人,起先很矜持,三杯酒下肚后,原形毕露,比我们更加暴露无遗。这时说他是学者,鬼都不信。他说他在温泉浴场打过工。然后用手帕裹住额头,学浴室小厮擦洗澡桶的样子。他还说他是一家小酒馆老板娘的秘密情人,每次风流以后,总可以吃到可口的寿司,还有两千日元的路费。那位太太,最叫他沉醉的是刺青,也就是文身了。他很机密地告诉我们,你们简直猜不到刺在什么部位,刺的什么花纹,他要我们回答。活见鬼,纯粹是酒喝多了,这种谜让人怎么猜,何况还有小姐在座。不过,稍微想象一下,无非阴部或者臀部,于是也就不想再谈这个话题。他见我们反应不太热烈。便说了,是在后背上刺了爱神邱比特的箭和一颗心。看起来,这就是小地方人的少见多怪了。不过这番酒后胡言,倒也令人了解到高田未发达时,在他家乡求生的卑微状况。
  以后,他就从北海道到东京谋生,成了和丁丁同租一幢廉价屋的房客。
  因为两个人年纪相仿,性格也有些相通,就熟悉起来。这个日本人,别出心裁,写了一部关于东京垃圾的书,在什么杂志上连载过,很受欢迎。后来由于这部专著,丁了忘了是哪座大学,或者还是什么研究部门,居然礼聘他去做客座教授,专门从事都市垃圾的研究。还给他配了助手,还给他装备起实验室,还给他一笔数字不小的拨款。“妈的,这日本国,财大气粗--”有钱人对钱特别敏感,杨菲尔玛发表感想。“中国不会有这好事。”从此,发达了的高田就和丁丁分手,搬到像样的地方去住了。
  我可以推测,像丁丁这样的呆子(说得好听些,叫做执着,说得实际些,就是比较地缺心眼或者二百五),还会不被这个日本人抓大头?可能在高田有司发迹的早期,像三孙子一样当垃圾虫的辛苦阶段,多少帮过忙,效过力,于是在丁丁回国去辞行的时候,高田突然慷慨起来,授权他将其著作翻译成中文,允许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
  丁丁问我,能不能联系一家肯接受他译稿的出版社。就从这儿开始,这只小蚂蚁离开杨菲尔玛要他当官的树权,爬上了另外一个树权,走上他人生的另一条路。
  他的日文很棒,但他的中文是不是一样的棒,我有点怀疑。虽然他想当作家,但插队的时候,连中学也未念完,对于汉语的把握,是不是那么得心应手,我有些信心不足。杨菲尔玛很认真地说,你对于丁丁的了解,太过于表面。她认为死丁特别值得赞许的地方,就是不达目标,死不休止的劲头。你如果让他造原子弹,他如果答应了,当真了,我相信他能扔一个给你看看的。
  “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了,小姐!”
  她说她手下雇有数百员工,凡中层以上的骨干,都得她来口试决定录用,截至目前为止,百分之百的看准,法兰克福那个被刷的代理店主管,就是未经我过目的一个。“我说丁丁行,就是准行。如果,他当初要写小说,老爷子,不但你没戏,那些烂蒜,全毙!”她回首问他:“是不是呀?丁丁!”
  我以为这家伙起码要谦虚一些,但他不怕大风问了舌头,堂而皇之地默认:“或许吧?如果我当初真打算干的话。”
  杨菲尔玛说:“看--”
  这就只好一笑了之,谁让上帝给年轻人这种傻狂的资本呢!但言归正传,我还是要问一下:“丁丁,你不到公司上班,是意味着请假,还是辞职不干了呢?”
  他好像早知道我有此一问,“这位徐总也太上了,你不是说他在美国普林斯顿进修过,他该懂得什么叫效率?我完成了全年的工作量,还用得着天天坐在办公室看电针指针跳格子玩么?”
  “可这是中国,老弟,入乡随俗呀!”
  “我把这部书拿给他看过,他也认为,垃圾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愈发达的国家,垃圾的抛弃量也愈大,是一种社会公害,是一种人类自身造成的灾难。那么,我把它翻译出来,有什么不好?”
  “可人家是跨国公司,不是环保局,也不是环卫局。”
  他理直气壮:“我没有耽误工作,再说,环保是每个人的事。”
  我明白,与他争也无益,这个死丁,他不是不会认错,而是他不相信自己会错,只好叹气;“那个日本鬼子把你坑了!”
  那天在长富宫,还没有被日本清酒将理智完全麻醉以前,我看着矮桌对面坐着的这两个年轻人,性格上的差别,非常明显,一个是认准了一件事,就大大咧咧,不顾一切地走下去。一个是精明机灵,走一步看一步,不时调整自己。一个是我既然请你客,就不能让你觉得我寒碜,表现出中国人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德行;一个总在琢磨主人如此盛情,是不是蕴涵着需要付出更高回报的可能性,而心存日本人的鬼聪明。
  我在餐桌上讲,做学问,有时出冷门,也是制胜之道。你不得不膺服在这个人人都碰到,天天要产生的垃圾上,这位日本鬼子称得上十二万分的聪明,还亏他下力气写出偌大一部资料齐备,印刷精美的书来。“敬佩,敬佩!”这是我的真心话,不完全因为那部书有一公斤重。因为在座的丁丁和杨菲尔玛都通日语,所以,我的话高田绝对领会。我问他:“高田君,你从你们扔的垃圾;来观察国民性的弱点,别出蹊径,做出这一篇绝妙的垃圾文章,最初的灵感是从何得来的呢?”
  他先是离席站起来向我鞠躬,感谢我的夸奖。但回答我的问题,却故意扑朔迷离,不着边际。“日本是发达国家,东京是世界大都市,自然,垃圾也是个大问题。”其实这个鬼子,也是精明过头了些。他应该了解,冷门,作为特例,只可一,而不可再,更不能三,你占了先筹,后来人怎么努力,也难免被人讥作东施效颦的。更何况,敝国的垃圾比起贵国的垃圾,至少有五十年的差距,即使想模仿你,也写不出这么一大本书的。
  丁丁就是中国人的宽厚了,他代他说,高四君花了整整好几年,简直是水滴石穿的功夫,春夏秋冬,从不间断,每天零点起,随着一辆垃圾车,逐街逐巷,挨门挨户,在人们还没有醒来之前,把城市的排泄物收聚起来,拉到郊区的垃圾处理场去。有的还送去填海造地,那就走得更远。他就在那里,在这些垃圾还未送进焚化炉,或倒进大海里,逐一的翻检,予以登记,照相,然后回到他们共同居住的廉价宿舍里,整理资料,输入电脑。从银座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到正派人不涉足的红灯区,从国会大厦,官员私邪,到商社大楼,富豪公馆,从平民居所,学生宿舍,到小商小贩,鱼市菜市,无处不留下高田的足迹。因为东京住着各式各样的人,所以也就产生各式各样的垃圾,凭这股坚韧的毅力,写出了一部垃圾的皇皇巨著。
  “好了不起啊!”我们向他敬酒。
  他也一个劲地站起来向我们鞠躬,并且一叠声地“阿里嘎朵”表示感谢。
  出冷门,在文学中也是过好的一招。不过,世界如此之大,作家多如过江之鲫,独具慧眼,领先一步,又是谈何容易的事啊?敬这位垃圾才子一杯酒是完全应该的。也许高田那时从北海道到东京,土头土脑闯天下的时候,丁丁还在新街口礼堂听我的文学讲座呢!所以丁丁自然讲不了当初他怎么萌生出这最早的创作灵感,而高田又讳莫如深,写书的缘起也就只好付之闲如了。
  现在的日本人,和我儿时在上海虹口所看到的东洋人,和青少年期间逃难苏北时所见到的皇军,到底不大相同了,变得特别的精明。他到中国来,后来知道,不是特为逛故宫和爬长城来的。高田君想把他在日本途着的便宜,在中国再重复一次。所以,这个不留仁丹胡,不带战斗帽的鬼子,不光跟我玩心眼,跟他的朋友,甚至是帮过他忙的朋友也玩心眼。
  高田不给我答案,使我睑上挂不住,杨菲尔玛看出来了。她虽然赚日本游客的钱,但并不喜欢他们,正如日本商人点头哈腰,一个劲地“哈依哈依”,其实心里怎么想你们这些支那人,说出来你会吐血。她是什么角色?她能在旅游业界出人头地,脐身诸强,能在萧条的时候挺住,并从银行贷出款来,能在国际旅游业的年鉴里,有她杨菲尔玛的芳名,甚至能够弄个把世界上都知名的政要,来给她剪彩的非凡之辈,调理这个高田,还不是手到拈来的事,也没看她怎么费力,和他碰了几杯酒后,这位鬼子的谨慎,谦逊,礼貌统统扔进东京湾里去了。
  于是,喝到最后丁丁还是那个德行,挨宰到底,绝不孙子,四个人至少刷掉他两三千元,盘子碟子倒端上来百十来件,但基本没有吃到什么东西,这就是日本菜的特点了。而高田有司,这位据他自己说,昭和多少年还拿到过文部省一个什么奖的垃圾学者,渐渐地不那么拘束,渐渐地有些放肆。显然,他想起了北海道$11路市的那间小酒馆,想起那位文身的老板娘了。他说她的丈夫到齿舞,色丹岛附近打鱼,一走好多天,那是好寂寞好孤单的。于是,捉住了坐在我旁边的杨菲尔玛那纤纤细手,问:9你们住在北京的居民,是不是也轻视外地来的本国同胞?”
  杨菲尔玛对于这类爱捉住她手的色迷迷的游客,有很多办法让对方不能如愿。或是给他敬酒,或是请他挟菜,或是建议他松一松领带,或是求他点烟。每次得到一亲芳泽的机会,总是不出五秒钟,又得放手。这位小姐,我眼了。
  “东京人很骄傲的,尤其在地铁里,对那些搞不清该搭哪条线的外乡人,很卑视的。”
  “我们这里,也有那么一点点对外地人的自大情绪。譬如北京人,在有皇帝的日子里,东城西城的贵族,就瞧不上南城北城的平民。譬如上海人,至今上只角的女孩子,不愿嫁给下只角的男人。”杨菲尔玛的旅游系统,所举办的什么星马泰十日游,港澳一周游,主要对象就是上海那些手里开始有些积累的小开,洋房买不起,花个几千块,上万块,陪新娘子到芭提雅看一回人妖表演,还是敢掏腰包的。所以,她对上海不陌生。不过,这些太中国色彩的引证,我不知道怎么用日文讲给日本人听?
  丁丁说;“这就是人的可怜之处,在纽约你说你是住在曼哈顿,你说你是住在哈莱姆,人家对你的眼神是不一样的。让我来跟高四讲--”
  这回,他明白了,愤然拍起桌子来,自然是酒的力量:“凭什么?大都市的人有什么值得神气活现的?可就是他们,一年扔掉的垃圾,是整个日本垃圾总量的四分之三。我为什么要写这部书,就是要他们丢人。”然后,骂了一通连丁丁都翻不出来的可能是北海道渔民的土话,接着又要去捉杨菲尔玛的手,可每次都因为酒喝得太多,动作失灵,等好容易伸过桌来,她将酒壶或面巾塞在他的手中。
  虽然高因赌咒发管地说,我不会告诉你们写这部书的动机,绝不会,永远不会,打死我也不说。结果,他不打自招。喝醉了的日本人,耍比不喝醉的日本人,更可爱些。
  于是,不光高田,不光丁丁,连我也醉得不知所云了。杨菲尔玛后来告诉我,老爷子,你竟然对那位垃圾学者,说出了《水浒传》里孙二娘的话,“饶你奸似鬼,喝了老娘洗脚水。”
  愤怒出诗人,这是一点也不假的。
  受到都市挤兑的这个外乡人,提起笔来戳穿文明人的大量抛弃排泄物的行为,本来应该写得多一点愤懑,多一点激情才是。但是,高田不喝酒的时候,就过于清醒,和过于计算了,不免写得太稳当,太专业了一些。好几家出版社一听选题,虽然马上感到浓烈的兴趣,可当真地阅读了译出的部分章节,真要投入,不免迟疑不决。因为,垃圾这东酉,终究上不得台盘,值得当回事吗?更何况,富裕型国家的垃圾,和温饱型国家的垃圾,不完全是一回事,隔靴搔痒,估计中国读者不一定感兴趣。所以,谈判下来,面有难色。我对丁丁说明底细以后,这个年轻人倒也爽快,没关系,我先写一部关于中国垃圾的通俗小册子,让他们觉得这个选题的价值所在,我再翻译不迟。这样,他就从那树权越爬越远,简直没有回头的路了。
  当时,我大概犯了老人的感觉失灵症,不曾注意到身边小姐的脸色,觉得这小子生出高田式个人奋斗的想法,也不错,便投了他的赞成票;“好哇!”
  丁丁把手中的莫合烟掐灭,证实地叮问了一句:“老先生,你不反对?”
  “我想,这是件对社会,对你个人,都说得上是有益的事情。”
  他很高兴,对他的老姐说:“你看,你说在中国不会有人支持我,放着好生生的路不走,去干这种赔钱赚吃喝的傻事,这不有了第一个。”
  听到这里,我马上失悔了,因为杨菲尔玛刚才向我使过眼色,我不该匆忙表这个态,看来,这就是讨嫌了。事后她埋怨我,你当年一句话,他上了日本。现在,你老爷子火上加油,他该更来神了。他这个人,就怕当真,你也不是不知道。
  “至于那么严重么?”我用丁丁的口头禅,回答她。
  “他是死丁,你该了解他。”那张脸,马上连最后一点笑容也消失了。据我朋友讲,她早先起步当导游的时候,能够在那么多漂亮的竞争者中,以其并不出众的姿容,获得亲善小姐的称号,可见她的和蔼温馨的笑容,是很赢得游客赞许的。后来,她成了老板,而且是越做越大的老板,分支机构遍布沿海各省,直到东南亚,日本欧美,就不大见着那芳馨可爱的微笑了。永远一副说笑不笑,说不笑又笑的标准面孔。你不觉得她多么亲近,也不觉得她多么疏远,我真佩眼她面部表情保持恒温的本事。哪怕她不景气的那两年,被人家挤压到倾家荡产,差一点要自杀的时候,哪怕后来,她翻过身来,又把别的对手逼到角落里,非跳楼不可的时候,她那张“任是无情也动人”的脸,永远是那张不冷又不热的标准面孔。现在她完全用不着采用这副面孔,来对付这位不算合法丈夫,也不算普通朋友的丁丁:“你要是想玩玩票,也不是不可以,但要是当真投入,我觉得好像不怎么行。死了,我认为做什么事,三思而后行,特别算一算回报率,也许就不那么冲动了。”
  丁丁有种本事,不想听的话,他可以充耳不闻。但这一次,他反应了:“我绝不是脑袋一热才干什么的。”
  “我希望你不要打乱我的计划,因为你知道我在想办法活动,把你弄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中央机关,那才是你大显身手的地方。”
  这个年轻人马上表现出来对前途等等题目,不感兴趣。他说他崇尚现实,不想得那么遥远浪漫,像他走路一样,走一步,是一步。只有幼儿园孩子,才想将来长大了要当海军,要当警察,那是可爱的童话。他认为:高田能做的事,我也能做,高田在日本的成功,我也能在中国获得。
  “回报率要看你怎么个算法!”
  他的话掷地有声。我本来应该给他鼓掌的,但一看小姐的面孔,便只有缄默了。她太了解丁丁,是个强按牛头不喝水的犟种,只好退一步海阔天空了。丁丁,我支持你译这部垃圾的书,老爷子找不到出版社,我掏钱买书号给你出。小姐劝喻这个死了;这十几年来,我是把这个世界不能说看透,至少我明白,如果需要做有价值的事,而且这样会使你活得更滋润的话,我也不反对。如果你去写书,当垃圾虫,为此付出的代价太高,而回报率极低的话,那就不值得了。这么办,当着老爷子,把话说死,玩一把,然后收心。
  “至于那么严重么?”
  “又来了,丁丁,你别太任性,别做大头梦啦!”杨菲尔玛警告他。
  这个不管你怎么看,怎么说,也要戴毡帽的家伙,是听邪的主嘛?“那也让我先做做这梦看看--”
  事情就从这儿起了变化,他把那个来旅游的高四有司扔给了杨菲尔玛,理由还挺充分,谁让你是搞这一行的大腕人物呢?然后一拍屁股消失了。过了若干时日以后,小姐忽然给我打电话,才知道徐总对我所说丁丁失踪的事情不假。这倒也不意外,他说了要去做他的梦,自然是必去的。但如果按杨菲尔玛说的,玩得差不多,应该收兵了呀!从杨菲尔玛嘴里听到,这小子一发而不可收拾。成天泡在垃圾山里,小蚂蚁走得可是太远了。
  “老爷子,死了跟你联络过吗?北京有许多垃圾山。”
  真是滑稽,我不由得脱口而出:“你是他的太太呀!怎么问起我来?”
  我很佩服现代年轻人的不在乎,“我什么时候是他的太太呀!只能算一半或四分之三的妻子。”
  “不是前不久--我记得他从我那儿一甩袖子,咚咚咚地走掉的呀!”
  “这一猛子扎下去,再没见他的影,反正,北京市最近没有发现过无名尸体,估计他活着是没问题的,但这个人在哪儿呢?我在找他!”
  她一张嘴,什么死不死的,让人听了怪不舒眼。我不想批评这位小姐,就说“丁丁也太不像话,吭个声总是应该的嘛!”
  “这就是他的风格啦!”
  “什么事害得你必须找到丁丁?”
  “我正在按我的计划目标前进,第一步,他得尽快到徐总那儿报到。”
  “哪个徐总?”我以为她说的是另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就是你的老朋友嘛!”
  我印象里只是为了谋职,曾经带着丁丁去见过徐总,当时,她并没有陪同,因为她认为我是多此一举。既然丁丁不好事负我的一番好意,她也就没有驳我的面子。她说按她的纲领把丁丁安插到她要让他去的那个重要部门,是个早晚能成的事情,只要打通关节就行,按她的逻辑。这世界上没有用金钱买不来的一切。怎么她对徐总产生兴趣?这就透着蹊跷,一,彼此不认识,二,她瞧不上那样的技术部门,不是决策中枢,我不禁发愣,摸不清她走的一步什么棋。杨菲尔玛是个人精,她感觉出我的诧异,连忙解释:“前几天在一次飞往香港的飞机上碰见的,而且紧挨着座位--”
  “真是无巧不成书。”
  这女人,好了得。尽管我是个蹩脚的作家,我也能想象在那个几千米的高空,这个不漂亮但有股磁场吸力的女人,怎样用她冁然一笑,把身边的在普林斯顿留过学的老总,弄得五迷三道,她如果想要把谁摆平的话,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应该承认,这个杨菲尔玛是女中之杰,杰就杰在她不是面孔或身体,而是靠她的头脑和技巧,来赢得对方的绝对信任。若是她想让你为她做些什么的时候,不致使你觉得她欠你什么,而是你很乐意地为她效劳,是一种朋友之间无须讨价还价的义务,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本领。
  “他其实我是应该认识的,徐总说他和我也有过一面之缘。”
  我不禁问她:“你到底认识多少个部长一级的朋友?”
  “你应该反过来说,还有多少重要的人物,不认识杨菲尔玛?”
  “小姐,真有你的。”
  “生活,其实很像一面筛子,能留存下来的,都是体积超过网眼,也就我们所谓的庞然大物了。但这样的人,在社会中是少数,大部分个头小的,都存着被筛落的危险,但是,也没有关系,只要你聪明,你能干,你或是吞掉小的变成大的,或是和个儿大的联结在一起,就永远筛不下去。”
  她还说:“有些女人,光漂亮,没头脑,有些女人,有头脑,可不漂亮,她很坦率,我属于后者。可我懂得该用什么最佳手段,来应付哪怕是最难对付的对手。你知道我经常出人旅游饭店,我经常见到那些卖笑的摩登女郎,我总对她们说,傻女孩啊,你如果很容易地就脱掉你身上最后一件衣服,然后呢,就再没有什么可卖出好价钱的东西了。只有靠头脑的女人,那天地才永远宽广。”
  我可以肯定,绝不是喝过洋墨水的徐总一定要找到了丁,而是这位女中之杰让他生发出找到丁丁的愿望。她没有这个把人玩得团团转的本事,也没法是那个只有一百多个会员的乡村俱乐部里,说出话来别人不敢小视的人物了,。就凭这张只能算不丑的睑,拥有俱乐部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请在美国也见过世面的徐总,到那里体验一下贵族和富豪的生活,我的这位朋友会拒绝吗?于是,她的什么要求,也就自然不会被拒绝了。
  她说,徐总的意思,想让丁丁负责他们公司的信息中心。虽然她用不屑的口气说给我听,那仅不过是一个处级单位。但是,老爷子啊,在官场的运作中,阶梯是要一步一步爬上去。没有处级这个台阶,她就无法使丁丁在下一步,按她的计划,过渡到某个非常重要的部门,获得局级的差使。当然,要做,也不是绝对不行,那肯定要费点口舌,不如这样水到渠成的好。
  若是从达尔文“物竞天择”的进化论角度看,生活有点类似胜者为王,败者出局的拳击运动。那么,杨菲尔玛就称得上是拳王一流的重炮手,没有她打不倒的对手,没有她达不到的目标,我从心里替那位忘年交着急。这个死丁啊,你可以不在乎具体安排,却不能不珍惜这样一个关心你的女人呀?连招呼也不打一个,实在不像话了!
  我认为,从现实主义角度考虑,丁丁似乎不应该拒绝这样的安排。
  “在飞机上,我发现你的老朋友,是个一点就透的明白人!而且答应,可以批准在他的部门,试点一下美国很流行的弹性工作制。”
  那天徐总对我谈起丁丁的不辞而别,口气绝不是赞美的,很强调他们是相当于政府一个部的大公司,言下之意,倘非看我的面子,很可能要按公务员条例来处置的。但现在,不仅宽容,还在重用,徐总的这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使我想起杨菲尔玛曾经发出过阿基米德式的狂言,要是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把地球撬起来。
  我与这个杨菲尔玛的父母,有过一面之交,因为我原来也在铁路上工作过,是朋友的朋友,多少知道这一对奉公守法的铁路局员工。两口子退休的时候,各捧回来一块荣誉奖状。杨菲尔玛告诉我,她父母所以获此殊荣,就因为查了考勤表,这两位一辈子。未迟到,未早退,也未清过假,冲这一点敬业精神,就可了解是怎样地谨小慎微,克尽厥职的人了。于是,当我知道她是他们的女儿,我一直怀疑,杨菲尔玛究竟是不是他们的亲生骨肉?一点不像。半点也不像。她父母生怕树叶子打破头,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她却想把地球当陀螺来转。在她眼里,我们所有这些人,都是棋盘上由她驱使的棋子而已。
  “他怎么也得在公司里露一下面。”她这才想到要找丁丁的。
  当她把她的打算,怎样安排丁丁在九五规划的头两年,要连跨三大步,由处而局而部的包装计划毫不保密地告诉我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年过六旬的我,并不是很坚强的经得起诱惑的人。我眼红了,我嫉妒了,我痛恨我为什么不年轻三十岁或四十岁,把这个女人从丁丁手中夺过来。她岂止是贤内助呢,简直是靠山,是矿藏,是宝库,得到了她,等于是芝麻开门,等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然而,“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早过了做美梦的年代。但是,那个中了高四有司毒的小伙子,竟去揭腾什么垃圾,这不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嘛?如果此刻他在我眼前的话,我会揪着他的耳朵,教训他:“你这个死丁啊?放着金晃晃的皇冠不戴,偏戴你那毡帽头,难道你是神经病么?”
  可是,到哪儿去找这个杳如黄鹤的丁丁呢?
  失踪的这段时间里,丁丁曾经浮出一次水面,我没有当回事。早知道,我就用绳子绑住他,不让他一去无音讯了。
  因为,他那种秉性,我太了解,让他放下他感兴趣的事回去上班,他也许会送上一纸辞呈。还不如让他玩够了,再干正经。他在我沙发上照例朝天躺着,再不是他那不太好闻的莫合烟气,而是散发出烂西瓜,和馊西红柿的很糟糕的味道。不用分说,便晓得他是从哪里来的了。
  “还要去那儿?”我想他也玩够了。
  “当然--”
  我泼他的冷水:“老弟,我以前被劳动改造洗面革心时,曾经罚扫垃圾,处理污秽,以示惩戒,对此稍有研究。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会过日子的民族,克勤克俭,绝不敢暴殄天物。一块布,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后,还要刷上浆糊,贴在门板上待它干了以后,再一针一线纳成千层底鞋,让它在脚下一点点磨成粉末,可见物尽其用的彻底性。只有绝对不能再度利用的废物,才恋恋不舍地扔掉。所以,哪怕烧过的煤球,也要筛出煤核后,余下的灰烬才铲进垃圾桶。文革期间,最多的垃圾,就是那些大字报了,也有人专捡这些卖给废品收购站,而不无小补的。再早一点,三年灾荒时期,连菜帮子都不扔的,大家都处于人比黄花瘦的境况之下,垃圾桶也就空空如也了。虽然如今日子好过多多,不少人家搬进新居,庆贺乔迁之喜。但是,到这些人家的晒台看看,无不装得满满的。而这些东西,十之八七都不会再派什么用场了。然而决不会抛弃。”
  他反驳我:“你去看看吧!勤俭的中国人越来越少,浪费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而胡乱糟蹋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中国人,就更是可怕。如果从现在起不关心垃圾问题,我一点也不是危言耸听,中国会成为一个大垃圾箱。”
  这番话,有点宣传品的味道,但听他说得这样激动,我相信他是真诚的。这小子不玩虚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立刻心凉半截,这小子一认真,便不可救药,看来,中毒太深了。只是说了一声,徐总那儿要有个交待才好。
  他说没有问题,开革就开革吧,吃了老伴给他做的四个荷包蛋,喝下两大碗面条,跟我大谈特谈垃圾经。“老先生,你从我身上。是不是闻到了夏天快要过去,秋天已经来临的气息了呀!”他苦笑:“这就是垃圾的四季,让你领教领教!”
  “谢谢啦,你走了以后,我必须洒一瓶花露水,才能去掉这股恶心味。”
  “整个城市在垃圾的包围之中,将来一直堆到你家门口,堆到你鼻子底下,你怎么办?”
  “那大题目,就不是你我能做的文章啦!”我当时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不能再鼓励他在垃圾里奋斗,而耽误了他的前程。我固然不了解杨菲尔玛非把他送到那样重要岗位担任要职,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但她并不是把他往火海里推,总是好意这一点上,我得让他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干嘛非要当高田有司,出垃圾风头呢?
  这个年轻人心里有什么,脸上马上有什么,他对我大失望了,在地板上咚咚咚地走着。他说,“没想到你老人家也这样劝阻我!”
  他向来是个不大认真的人,也一直是个很少把问题看得严重的人,这种发生在他身上的不知是好,还是坏的变化,使我说话不得不更慎重。那张杨菲尔玛的脸,我是记得牢牢的。她不赞成他热衷垃圾,而是要让他走仕途发达之路。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劝他适可而止。“你不能力挽狂澜。”
  “要人人都这样想,这垃圾早晚不把大家活埋了嘛?”了丁在我书房里,很激动。”总得要有人站出来,不能都缩着脖子,装着看不见。”
  “想不到,你现在比高田还高田--”
  “我和高田不一样,他把垃圾当作手段,达到他的目的,我没有其它目的,我的目的就是垃圾。”
  我看他有点走火入魔了。
  “你简直想象不到,人这种动物是多么不负责任,在消耗掉地球的大部分资源的同时,又把地球糟蹋得不成样子。你知道宇航员在太空中最大的苦恼是什么吗?就是他们必须生存在自己粪便的臭气中。人类也会有一天,只好生活在自己制造的垃圾堆里。”他从沙发一跃而起,你老人家不要老关在屋子里写小说了,我先陪你到垃圾长城去观光吧!”
  “谢啦,你身上的气味,我已经领教了。”
  “不到长城非好汉,你要不到垃圾长城,你绝不会坐卧不安的。”他警告着。
  后来,杨菲尔玛陪着高田有司一块到我家来,要我为他的《东京垃的研究》一书写一篇序,因为她计划为这本书在中国问世,开一次新闻发布会,我也弄不清楚鬼子是一直没有走,还是从日本又来了?更弄不清楚这本书是出版社打算接受,还是她有办法来满足丁丁的愿望。总之,这一切,对她来讲,轻而易举,小事一桩。着来,这位小姐说话算话,玩玩是可以的,那就让你丁丁玩个够,然后,收心,走我为你安排好的路。
  既然我答应写序,就不能不和高四谈谈垃圾问题,他证实了丁丁的一席话半点也不过份,城市的排泄物,是城市的灾难,几乎所有人口超过一百万以上的城市,都能看到这种被垃圾包围的吓人景象。在直升飞机上,最能看清这种场面了。因为他后来成了垃圾学者,还被科学厅的一个什么排泄物课,聘为顾问,就可以摆谱,要求自卫队弄一架直升机来,到天上去兜兜风了。你不由得不叹服,外国人只要认真起来,能把鸡毛当令箭,绝对把事当事办,不怕小题大作。而我们,对不起,完全有可能把令箭当鸡毛,大题小作,无论什么都可以稀里马虎,而不当一回事的胡弄过去。
  待杨菲尔玛拉着我找丁丁,到三家店去一趟,才相信垃圾成灾不是夸大其辞,这也是我一心要写这篇垃圾故事的缘起。虽然不免牵强附会,为明公所摇头,但我亲眼看到丁丁,以及和丁丁差不多的年轻人,甚至还有些女孩子,一头扎到城市垃圾这个难题中的热忱,我姑且垃圾一回,即使贻人笑柄,又何妨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地球村的公民,如果置若罔闻下去,等到垃圾埋住脖子,那时,谁也救不了谁啦!
  丁丁继续教育我,老先生,你坐在家里,不知道堆积如山的垃圾,会带来怎样的灾难?恩格斯说过,原始人是无意识的使他们的排泄物,起到肥沃土地的作用。而现代人,同样也是由于无意识地制造出无数垃圾,最终将人类自己埋葬。他摇头,他认为我不应该无所谓,不应该和常人无区别,他不喜欢我的冷漠态度,他简直朝我吼了:“你是作家,作家应该呐喊!”
  我谢谢他对作家的高看,但我也注意到他在说出“呐喊”这两个字时的脸色和手势,带有一点宗教传道士的狂热。虽然,我还是怀疑,唱高调对这些年轻人来讲,不是一件难事。但是碰上丁丁这种悲剧色彩的性格,他一旦执着干什么,进入了角色,大概轻易退不出来的。于是,我设想他的后果:或者成就事业,或者狗屁不是,或者一意孤行,或者把自己前途毁了,都是有可能的。他就这样把一个最好的当官机遇,错过了。如果,换上丁甲、丁乙、丁丙,经我们苦口婆心的开导,都不会认死理到底,就这个丁丁,像那个从北海道到东京的高田一样,一头扎进郊区的垃圾山里,不但不出来,而且找不到了。
  我们当然没法按那位日本国垃圾贵族的话,租一架直升飞机从高空发现丁丁。高田君这个建议,透出日本人的聪明,我们常说小鬼子的鬼,有时是并无贬意的,因为他们总是能够琢磨出更出色,更高明的点子。譬如茶是从中国传去东瀛的,可经他们一喝,成了茶道;譬如半导体是美国发明的,可日本用以制造的电器产品,却把整个世界覆盖。他说,那是最佳的找到他的办法,只要发现垃圾堆上有个戴毡帽的家伙,就降落下来,除了他,不会是别人。
  大家轰然叫绝,这当然是非常好的想法,如果不是首都,而是别的城市,法力无边的杨菲尔玛说她有门路做到这一点,虽说直升机,波音747她都经常租来作包机的。但在首善之区,她只好用她的私家车,载着我到北京市郊区的各个垃圾处理场去,寻找那个马上要当处长,很快要当局长,不久要当部长的丁丁。
  我钦佩年轻人认准了一门的坚定性,女的偏要男的按部就班走她规定的当官之路,男的偏要投入女的绝对反对的垃圾事业,两口子在不宣而战,看谁拗得过谁?我早说过的,如果让我投票,我是庸俗的现实主义者,有这样的好事等着丁丁,却去和垃圾打交道,那多少是荒唐的选择。
  但是,那个戴毡帽头的家伙,要会算这笔账的话,也就不是死了了。
  垃圾,北京人读“拉基(laji)”,上海话读作“拉西(laxi)”,我到过宝岛,那里却读作“勒色(lese)”。那天,我问过这个身上有股垃圾气味的年轻人:“丁丁,到底哪个读音正确?你现在是中国的垃圾专家了!”
  这个家伙,他要不高兴你,且不会马上改变看法呢!“无论怎么念,它总是垃圾,还用得着咬文嚼字么?其实,你有那工夫,还不如把这两份报纸上的材料,原封不动地写到你的作品里去呢!告诉那些只看小说,不看世界的读者。”说着,就塞给我,同时递过来我的老花眼镜。“你看看,就知道城市垃圾的危机,多么严重了。”
  如果他早生五十年,或者一百年,我想他很可能在武昌参加辛亥革命。打倒鞑虏,也可能到非洲大湖地区去做传教士,给黑人部落灌输现代文明。他就是这种认准了,就执迷不悟,抛头颅洒热血,就咚咚咚把路走到底的人,我不大觉得杨菲尔玛有多少办法使他回心转意。
  他把报纸摊开,“请--”我拿他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看下去。
  第一张是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当然译成中文的,上面写道:
  晨曦微露,天空一片深蓝,东方地平线上金光灿烂,这是美国的又一天,对美国垃圾行业来说,意味着又一堆55万吨重的垃圾出现在地平线上。
  美国家庭每年倒掉的垃圾,总共有2亿吨。美国人生产的垃圾,按人头算几乎是德国和日本的两倍,其成分:快餐包装物占总数的0.5%,一次性尿布为1%,大头是纸张,约占35%,庭院废弃物占20%,废金属占8%,玻璃和木料,各占7%,其余为5%。
  美国全年为处理垃圾,要花掉近300亿美元,能回收的钱,极其有限。仅以蒙哥马利县为例,每年处理后垃圾,卖出去可值100万美元,但投入处理的费用为1000万美元。”
  第二张是我国的《北京青年报》:
  “我国每年产生的生活垃圾已达到1.46亿吨,而且以每年9%的速度递增。由于资金、技术、管理等各方面的原因,我国城市垃圾无害化的处理仅为2.3%,剩下的97%的城市生活垃圾只得运往城郊长年露天堆放。到今天,全国历年垃圾的堆存量,已高达60多亿吨,致使200多座城市陷入垃圾的包围之中。
  填埋是目前我国各大中城市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1吨垃圾从收集、运输到填埋,全部处理费用达95元,相当于一袋面粉的价格。
  看到这里,我问他:一怎么样呢?”
  “你把它写进你的小说里去,唤醒世人啊!”
  “丁丁,你也曾经是文学爱好者。该知道小说和宣传品的差别。”
  “我就想要你把垃圾写到小说里去。”他见我反应不热烈,便问;“垃圾进不了小说?”
  “至少我不曾见过。”
  他笑了:“现在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不住小说里塞啊?”
  “那和垃圾是两回事。”
  他反唇相讥:“得啦,老先生,你的同行们写的那些破玩意,比垃圾还垃圾呢!想我不客气地说,有些作品,甚至连垃圾也比不上,只不过是臭气冲天的一通狗屁罢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丁丁!”
  “我说错了嘛,屈有什么用?垃圾至少还有回收价值。”他说,“1公斤的垃圾,相当于0.2公斤煤所产生的热量,你知道嘛!你收集100公斤废塑料,就能回收90公斤汽油!”
  “又来了,又来了,求求你,咱们不谈垃圾,行不行,换个话题?”那烂西瓜和馊西红柿的气味,已经让我头疼的了。
  这个认死理的家伙瞪着我,“你可是支持过我,要我去写垃圾的通俗小册子的哦!”
  天哪,看来,我信口一说的话,竟使他走火入魔,成了一个垃圾虫了。
  杨菲尔玛很客气,很礼貌地邀请我,去寻找这个失踪的丁丁。正因为她那难得的笑容,一点哀的美敦的危机情绪,也没有看出来。倘不是我迟钝,便是她太令人莫测高深了。她让我说服了丁去当这个处级单位的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她向我解释;“那是一环套一环的运作过程,路都给丁丁铺垫好了,他不上套是没有道理的。”
  我赞叹她作妻子的努力:“你也不容易,为他!”
  “有什么办法,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爱吧!”
  我不大喜欢听她这种把感情不当一回事的语言,便扯到别处去:“如今办事之难,可想而知。”
  “倒也不见得,看什么人办!”她说得很轻松,因为这世界上没有她打不开的门。不过,她又说:“如果我感到值得,如果他觉得领情,那是另外一口事了。”
  这女人,你不佩服也不行,她让我对丁丁说,三年内达不到预定目标,她可以补偿他的全部损失,而且他能接她的要求,用这种正常的手段,赢得一切的话,她也会让他得到需要的一切。虽然,她承认在商品社会里,用不那么光彩,不那么干净的办法并不稀奇。但这一次,她要做到毫无挑剔之处,把丁丁最后送到那样关键部门站稳脚跟。因此,除了好名声,好出身外,从正经八百的途径上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她认为,这个丁丁不跟她配合,躲着她似地找不着,更不可理解。
  “也许他不想当官。”
  “不是他想不想当,说白了吧,朝中有人,那是大不一样的呀!我需要他当,我们需要他当。”
  我既不是捧她,也不是损她。“要说在政界混,你更适合,这是实话。”
  她笑了说:“我可不行,我已经名声不佳了,因为我手头经营投资的项目太多,无一不是是非之地。冲我平均每年要打几十起官司,这形象也好不了。我只栽培别人替我当官,为我说话。所以,休看我经常上法庭,十起官司,至少有八起稳操胜券。”
  我听说过,即使那败的两起,她也能使赢家最终比输掉还要惨,因为,她有人,有钱,有的是办法,让人家付出更高的代价。
  她否认:“没有那事,适当的营业亏损是企业的正常行为,我不要求全赢。”
  我说:“我是从一个被撤职的涉外饭店经理那里听来的。他对你的结论是什么,千万别惹那个女人!”
  杨菲尔玛摇着头。“所有失败者,都拼命原谅自己,而怪罪别人。他没有告诉你,他跪下来求我高抬贵手吧?这样的人也算是男人?”
  “你可没有手下留情。”
  “不,对鼻涕虫原谅,其实是助长他的软弱,越这样,越狠狠治他。”她的结论是,“这年头,好男人太少”。然后话又转到丁丁身上:“这,你就明白我能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原因了,他是个很特别的汉子。”
  我想这是真话,丁丁和他同龄人不大相同的地方,便是他的这个特别。譬如,他到澳大利亚去,心血来潮,给毛利族的一位头领,开了半年车,而且是无偿服务。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谁到澳大利亚不是为了挣钱或者图张绿卡呢?他最反对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也可以去为什么的。逼急了,他才说,不过想学学毛利人语言。杨菲尔玛是生意人,脑筋一动,说好,我们以后可以发展这种旅游业。他说,你别指望我,我不会干的。她问他,那你为什么学?这岂不是白学了么?
  我也想知道答案,望着他。
  结果他说:“我不过是测验一下自己的生存能力。”
  他就是这么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领受痛苦,尝试快乐的人物,不怎么好改变的。所以,她只好找到我,要我陪着她去找他。她说,者爷子,我不希望把事情闹僵。更不希望出现他跳,他反抗,他掉头不顾的局面,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不至于吧!”那时,我不知道她在北京四周已经找了一圈。
  “他是个想干什么,绝对要干成什么的人,毛利语都学会了,全世界一共有多少用这种语言的人啊!他一旦认为必要,就会咚咚咚走下去,不回头。”
  “看来,你识货,他的优点和缺点全表现在这上面。”
  “所以,他的坚持性,加上我的灵活性,在这个世界上,便是无敌搭档。”
  我承认,确实是最佳配合。
  “可惜,他不明白我需要他。所以,求你向他剀切地谈一谈,晓以利害,但愿他能听得进去。”
  谁让我支持那家伙呢,即然惹下了祸,只好陪着小姐往郊区奔波。秋天,本是北京最好的旅游季节,但我们不是去香山看红叶,而是跑垃圾山,实在不是好差使。
  车开出城外,便放开速度,看了一眼指针,很快一百迈,只听车轮擦地的刷刷声,车体平稳地向西山疾驰而去。我不由得赞美她的开车技术,和她的这辆漂亮的车。
  她笑着伸出四个手指,向我示意。
  “够意思,四十万。”我记得丁丁想买过夏利的,才八九万,后来因为单双日行驶,又转手了,相比之下,真是小巫见大巫了。那我这个无车阶级就更没法提了。一部长篇小说的稿费,甚至买不来一只汽车轮胎啊!
  “不”,她告诉我,“这是我换过的第四辆车。”
  她说对她们这些拥有乡村俱乐部会员证的经理层面的人来说,财富的象征不在你拥有车,而是你能不能换新车?你老是开那辆车,和老是穿那件时装一样,是很跌身份,很栽面子的。“车子是一种身份的标志,经常换车是一种财富的衡量尺度。不过话说回来,有的人一下坐上奔驰600,那只能说明是个暴发户。”
  “你这样一次次换车,该花多少钱啊?”我不由得羡慕。
  “这笔账,你就算不过来了。实际上,这辆百分之六十的车价,是我上一辆车脱手的钱。我只不过花了百分之四十,就坐上辆更豪华的车了,很划算的呀!”
  我琢磨好一会,也不知道是她不会算账,还是我不会?也许,富人和穷人的价值观是不相同的。算了,轿车与我的距离如此遥远,管她觉得便宜也好,吃亏也好,不与她理论了。这就如同一位下岗女工,生活无着,衣食犯愁,还去关心鱼翅的烧法,鲍鱼是否新鲜,是不是有点魔症?
  车行驶了一段路程以后,那股丁丁曾经带到我家去的烂西瓜,馊西红柿的气味,从车窗外吹过来,便知道目的不远了。
  然后,就是想不到的一片像丘陵似的垃圾山,展现在眼前。说实在的,谁要第一眼见到这种场面,不惊呆了才怪。使人骇怕的不是城市排泄物的数量,而是它像一个怪物似的在展示无限膨胀着的恐怖前景。
  如果不是杨菲尔玛眼急手快,赶紧刹车的话,不撞着那些在垃圾上觅食的猪狗鸡羊,也会碰着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小孩子。那些用油毛毡,用塑料布,用水泥袋纸搭在垃圾山四周的棚户,几乎是一个集镇。顷刻间,垃圾堆弯腰捡东西的人直起身来,都用惊讶的目光打量着这辆闪着红宝石光亮的车,和车里坐着的这位小姐。而我则更惊讶地注视着眼前这片密密麻麻,依赖垃圾为生的人群。
  我看杨菲尔玛的那穿戴,和那双高跟鞋,便说:“小姐,你就在车里坐着吧,我下去打听。”
  “不--”她先下了车,无所谓地踩着遍地垃圾,向山上的人群走过去。那是一条在垃圾上压出来的坑坑洼洼的斜坡路。老实说,任何一位女士,有勇气不噤鼻子爬上好几十米高的山顶,我得朝她举大拇指。她连眉头也不皱,一副不在话下的模样走上去,让我佩服。我说,“杨菲尔玛,我一点也不表扬你,原来了了向我介绍,你是一点一滴打下的天下,我还不大相信,看来你真是个敢打敢拼的实干家呢!”
  她急于找到丁丁,对我的恭维没有反映,而是向人打听,“我们要找一个戴着毡帽头的年轻人,谁知道?”高田出的这个从帽子找人的点子,还挺灵光。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他的,看来丁丁在这里,大名鼎鼎。不光是他的毡帽,而是觉得他不可理解,一个开着车来的捡垃圾的人,神经肯定有毛病。然而问到他此刻在哪儿,谁也不可能给个准确的答案。有的说他来过,有的说他走了,有的甚至悄悄说,没准他出事了吧?他也不穷!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来捡什么垃圾呀!
  我听丁丁说过,每个垃圾山都是几个垃圾部落抢来夺去的地盘,会为几块钱的可回收垃圾,打得头破血流。我对杨菲尔玛耳语,是不是有可能被这些人误会了,以为他对大家的生计构成什么威胁,而对他怎么样了?
  “不可能--”她断然反对。“丁丁是谁?他连加里曼丹丛林都去旅游过的,还碰上过游击队呢!”
  她从提包里掏出一沓钞票,朝着人群摇晃,马上有许多人扑过来。我埋怨她,“你这是干什么?你也不怕他们把你吃了?”
  “我来过的。”
  “你?”怪不得她也不打听路,一上车就开到这里。
  她对围住的大人小孩说;“看这回谁能把他找来,钱就是他的,我们在下面公路上等着。”看起来,还是钱管用,果然好多人放下手里的扒子,夹子,篓子,口袋,飞也似的向四处跑去。
  “走吧,老爷子,咱们回车上去吧,他会出现的。”
  我一边走,一边问她:“你怎么肯定丁丁在这里?”
  “他已经把北京市各个垃圾场都走了一圈,要在这里重点研究了。这-个礼拜,害得我跟着他的脚印走,说真的,我也烦了,我的耐性也快到头了,他要么跟我回去,要么,他就留在这里,从此分手。”
  话说到接近最后通碟的程度,我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与一位太精明的女人说话,是很劳神的。
  她问我:“其实,丁丁只不过算是一个穷光蛋。”
  这种说法,不免太夸张了些。“也许在你那个乡村俱乐部里,有个几万块钱,大概是不算钱的。”
  她又问我:“丁丁先在日本,打工读书,后来又跑到美国,读书打工,学位是拿到了,但并不等于拥有什么真正的学问。”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博士找不到工作,教授还卖包子,他们倒有学问,但不管用。相反,那些当官的,发财的,并没有多大学问,可大家买他们的账。”
  接着,她提出来一个新的问题考我:“你是作家,你经常描写人物,你帮我评价一下,你的朋友丁丁,称得上是个小白脸吗?”
  我看了她一眼,摸不清楚她兜这么大一个圈子,想说明什么?
  这时,丁丁的吉普车从山顶摇摇晃晃地出现了,车上车下,车前车后,是一大帮想得到五百元赏金的人群,浩浩荡荡冲下来,这酉部片式的镜头,逗得车里的这位小姐忍不住笑。她说:“看见没有,只有他干得出来!”
  于是,我也省得回答她的三个问题,事情发展到快要决裂的地步,外人是不好乱插嘴的了。后来,丁丁告诉我,类似的斯芬克斯式的问题:你一文不名,你学问一般,你人不出众。回城的路上也正正经经地对他宣布过的。杨菲尔玛的思路,已经像大人物那样充满绝对的自信,金口玉言,说什么,是什么,别人只有无庸置疑的份了。而且,她在给你提出问题的同时,事实上的标准答案,也给你准备好了。
  看样子,丁丁只好这样回答:我其实没有什么,不过是你可以选择的许多合作对象中的一个,但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这也等于说,我丁丁应该感到荣幸,因此,我只有来不及接受的义务,哪有敢于拒绝你杨菲尔玛的权利。
  于是,就在离开三家店不远,快到石景山的那个叫作衙门口的地方,在她那辆漂亮的车和丁丁那辆老爷吉普之间,当着我面问他:“或是你回到你的垃圾堆去?或是你跟我进城马上到徐总那儿去报到?”我以为那个死丁会蹶屁股,调转头,脚跟着地,咚咚咚拂袖而回的,没想到,他的那句口头禅又来了,“至于那么严重么?”
  幸亏杨菲尔玛不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否则,她该不知怎么折腾呢?一直到丁丁这群人马,伴着一路飞扬的垃圾和尘土,从山顶刹不住闸地到了车前,她才慢慢地开了车门走出来。
  丁丁在车上站起来,戴着那顶毡帽,说笑不笑,说不笑也笑,他不傻,知道有台好戏等着他唱;而拼命要找到他的杨菲尔玛,倒沉住气了,朝他看着,说恼不恼,说不恼又恼,但她绝不会发作,哪怕马上送你上断头台,也是那副标准面孔。这时候,围过来的群众,都朝她伸出手来,声称是自己找到的,要得到那笔赏金。而丁丁说,别听他们胡扯,根本是我看见你的车,放下手头的事,马上开着吉普过来的。他再三强调,这京西三家店方位的垃圾山,方圆好几公里,是北京市不算第一,也算第二的垃圾堆放场。从山那边翻过来,是有段路程的。
  她不理他,走向大家:“我向来说话算话--”于是,只见她手一扬,那些钞票就飞上了天空,然后,拂拂扬扬飘落下来。接着,垃圾山下,便是争来抢去的场面。说实在的,疯狂捡钱的,打成了一团,顶多令人觉得可悲,而洒钱的人,那种钱多得烧包的狂妄,就叫人感到厌恶了。但过后丁丁说我还不够了解杨菲尔玛,“她每一分钱都花在有用的地方,这是她的手法。下次她来这里,如果她高兴,要是想让我吃顿苦头,只消一个眼色,这些人就会蜂拥而上,为她卖命,而把我砸扁的。”
  就在这些抢钱的群众,把我们两个人在吉普车旁边推来搡去的时候,小姐自己坐进车里,连招呼也不打,一溜烟地开走了。
  “咦,这个人,怎么回事?”我怔住了。
  丁丁也摘下那毡帽头,摸着脑袋,看着那辆红宝石似闪亮的汽车,疾驰而去。
  好一个杨菲尔玛,我不得不承认是个能做大事的女人!如果说她图谋得周到,还不算什么了不起。那么,她下得去手,做得出来,就让人吃惊。而且,她为达到一个目的,不择手段的这份狠绝,就有点叫人心寒了。天啊,敢情她拉我来,是把我当作钓饵,硬逼着丁丁必须送我回去,因为。即使丁丁一百个不乐意,也不能把我撇在离市区三四十公里的垃圾场不管呀!
  “走吧!”他扶我上了他的车。
  “其实,她这样做,并不是坏意。”我还是希望这两口子把目前的关系维系下去。也许上了年纪的人,就比较珍惜哪怕是将就的稳定了,即或是勉强的安宁,也要比闹得天翻地覆,彼此伤害以后痛苦的分手好。
  丁丁笑了笑,“不至于那么严重的。”然后,他开着这辆像喝多了老酒的吉普车,有意地绕这个垃圾山一周,让我欣赏一下本世纪最后二十年间,人类不自觉地用排泄物筑起的垃圾长城。而且,我还有幸在垃圾山下,碰上几位来自城内的类似丁丁这样全身心投入环境保护的年轻人,有男有女,有的还是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真令人肃然起敬。也许丁丁给高田有司当过几天助手,对东京市垃圾的处理有些感性认识,看得出他和这些人显然很愉快地合作着。
  然后,我们就挥别环保一族,打道回府。一路上,听他向我介绍关于垃圾的危害性,那些三条腿的蛤蟆,两个脑袋的蛇,都是大自然被污染的结果呀,接着批判我那种无所谓的态度,然后回到他那永恒的主题上,你是作家,你要呐喊。
  他像传教士那样开导我,首先,必须教育居民懂得,垃圾必须分类;其次,让居民懂得,扔垃圾必须缴纳一定费用;再其次,要在居民小区里消化掉垃圾,尽量不制造污染。一个有着20万人口的住宅区,每天要产生240吨垃圾,通过焚烧,可以获得2880吨50C以上的热水,这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嘛!
  “哦,天,你能不能暂时不谈垃圾?”
  他挺顽固,“正是要在垃圾堆上谈垃圾,你才会有深刻的印象!”
  我不禁哀叹,也许是我真的落伍了,怎么现在年轻人,这样不可理喻的偏执呢?那个杨菲尔玛,偏要造就一个政客,一步一步进人重要岗位,成为她那个乡村俱乐部里中产阶级的代理人,不达目的,誓不休止。这个丁丁,忧天之所忧,当然不是坏事,但也用不着放着好好的差使不干。弄得本不是老婆的情人都跟他张目翻脸,破釜沉舟。我奇怪,生活必须这样剑拔弩张吗?为什么不能平心静气,想一个即使不能两全其美,但也不必非此即彼,趋于极端,谁也不能让一步的局面嘛?
  这时候,石景山就在前面不远处,炼钢厂的烟雾和那股铁星气扑面而来,我们看到了前面路上一辆红艳艳的车,在夕阳的余晖里,耀眼的亮。
  “杨菲尔玛?”
  “是她!”丁丁说。
  她的车要开起来,这辆吉普是休想赶上的,显然不是我们这台老爷车出现奇迹,而是她有意开慢了在等我们。这时,我想也许杨菲尔玛终究是女性,心软,让步了,这意味着转机。要不然,她就是一位老到的钓手,一会儿把上钓的鱼拉紧,一会儿又松了线溜鱼,还不知她怎么算计丁丁呢?当我们快到她身边的时候,她倒先把车停在了路边。见她下了车,走到车前,把车盖打开。我们开到她的车旁,果然,开锅了。
  我胡涂了,这副标准面孔是猜不透的。如果说是她的有意安排,那也过于天衣无缝,让人不信;如果说是巧合,那也巧得太厉害,不可能在她偏偏想它出毛病的时候,果真抛锚了。
  不管怎么,这是一次契机。于是,我出来打圆场,因为我从心底里感觉,这两口子有点天作之合的意味,不愿意他们拆散分开。“修车,自然是你丁丁义不容辞的事情了。”
  丁丁也在后退,这使我很高兴,他不是百分之百的死性。他说在澳大利亚,给毛利土著头领无偿开车的时候,也是先从帮他修车开始结识的。他在日本给高田有司帮忙,也是从垃圾堆里,找了辆破车拆拆换换干起来的。
  “别说废话,小心修吧!”
  “对于免费眼务,老姐就不要太挑剔了。”
  “我可以付钱的,如果你要--”
  我不想介入两口子私底下的交谈,便走到路的另一边溜达。因为吉普车颠得我浑身骨头生疼,正想活动活动。不过,站在远处看他俩,忍不住感慨,同是两辆车,同是两个人,无论在精神上,在气势上,甚至在色彩上,在气味上,是多么不同的两个天地呀!我听不出她说些什么,虽然仍是张标准面孔,但她的每句话,也不得不听。反过来,他偶尔抬起头来说两句,她就似心不在焉地朝别处观望。
  那个弯腰修车的死丁,有几个动作,譬如莫名其妙地摔扳手,譬如抽两口莫合烟又呸地吐掉,我估计他未必很痛快。不过,他能忍住,我觉得这两口子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这时,我走到附近的一个招手停车的公共汽车站,我发现那是一个古怪的站名:衙门口。
  “你们两个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嘛?”我打断他们谈话,招呼着,也是怕丁丁上来那股别扭劲,又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还是回去慢慢解决吧!我始终相信,要是没有深仇大恨的话,大家谦让一些,没有谈不拢的事情。
  他们两个人一看这个站名牌,都不由得苦笑起来,因为一对夫妻,要到衙门口谈问题,那肯定不会是好事了。于是,杨菲尔玛请我上她的车,然后对丁丁说:“你可以掉头回到你的垃圾堆去,要不,你就跟我进城,何去何从,悉听君便了。”
  一路上,我总琢磨衙门口这站名,对这两位不是什么好兆头,可回头看,那辆老爷吉普一直尾随着向城里开来,我觉得也许是多虑了。
  车子一直开到他们居住的花园别墅的门廊下,她下了车,第一件事,便是把脚上的高跟鞋脱下来,交给开门出来的阿姨,让她扔进垃圾桶里去。然后,回过头来,对跳下吉普的丁丁说,那声音是亲切的:“拜托了,你那身行头,最好也脱下来扔掉算了。”
  丁丁也很幽默,“也许,在你看来,我也应该扔进垃圾桶。”
  她笑着说:“至少,暂时不会,你放心。”
  丁丁回答得也很爽利,“那就谢啦!老姐!”
  “也是暂时的嘛?”
  “不,我是永久的!”
  我相信他们两个人开始明白: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爱更重要的呢?爱,即使一点点,也不容易。
  我现在终于体会到日本人的厉害了。
  高田先生精明的目光。一下子就看出来,杨菲尔玛是这个时代春风得意的宠儿,而丁丁,则是下一个时代才有可能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所以选择了她,而不是他的老朋友,这一点,希望我能谅解。这不是他的原话,是通过翻译,嘀哩嘟噜说了半天,我才明白了他这番意思的。我并没有对他的现实主义产生什么反感。这是很自然的,他要想在中国也捞到他在日本得到的便宜,毫无疑义,他不能指望得到丁丁的任何帮助,只能依靠这位有极强活动能力的杨菲尔玛。
  然而,他的话使我悟到时代与人的关系,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时代吃香,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时代倒霉,是有一定的对应规律。不过,老伴泼我冷水:“得了吧,像丁丁这样认死理,不开窃,给个棒槌就认真的主,不论哪个时代,都注定要碰壁的。”
  我不那么悲观,脚踏实地的人,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不一定要等到下一个时代,就会成为社会的主流力量。“他怎么不灵活,怎么不圆通。”我为丁丁辩解:“他能跟杨菲尔玛进城来;就表明他懂得鱼和熊掌可以兼得的道理。按照我理解的他,那个一条道走到黑,不见黄河心不死的家伙,本来会掉头不顾,回到那座垃圾山,做他想做的事。可他没有,开着老爷车一直在后面跟着。”
  “那--”老伴欲言又止。
  “我知道你对那个抽莫合烟的小子,不感兴趣!”
  “我在琢磨,跟回来的了丁,还是早先那个丁丁嘛?”
  “哦,天啊!”我为我那忘年交的朋友感到尴尬:“死了到底,你看不上,不做死了,你还是看不上,真是难做人啊!”
  “不是这个意思,算了算了,跟你也说不清楚。你还是看看小姐打发人送来的请柬吧!”
  我不禁诧异,怎么明天九点在长城饭店,就开《东京垃圾的研究》中文版翻译出版的新闻发布会啦?
  “有什么不妥吗?”老伴看我神色有异,连忙走过来问我。
  我让她仔细端详这张请柬,上面印有中英日三国文字,想必是早有准备。为什么不能事先给我打声招呼?一路上,她有空吹嘘她换了第四次的豪华轿车,顺便说一声明天开会,有什么关系呢?再说,托我为这部中文版写的序,我还没有动笔呢?
  “你是不是觉得其中有那一丝阴谋的气味?那个杨菲尔玛可是一个人精。”
  “不下不,”我不否认有过一瞬间的怀疑,但我想到昨晚分手的场面,马上否决了自己的这个想法。“不可能,不可能……”于是,我把这条线索联结起来了,正像她说过的那样,是一个两口子的磨合过程。她为什么一定死乞白赖地要把丁丁找回来呢,我明白了,就是要让他在明天的会场上,得到一个意料不到的惊喜阿!事情从这本讲垃圾的书开始,那么最好的结束,莫过于在这本书的翻译出版上画一个圆满的句号,是再合适不过的事情了。这真是一个铁娘子,铁女人,或者是铁小姐,她说到的,就一定要做到。你不是要做这个梦嘛?我就让你实现这个梦。于是,磨合好了的这两口子,联袂向观众招手,我似乎看到了一出喜剧落幕时皆大欢喜的场面。
  第二天,当我走进会场的时候,绝没有想到竟是这样一个长幼威集,群贤毕至的盛会。这是用不着替她犯愁的事,她认识半个北京城里的头面人物,另半个北京城里的头面人物,她虽然不认识,但认识她。因此,我一看签名簿,便晓得该来的几乎都来捧场了。
  我先看到那个北海道钊路市一间小酒馆老板娘的情人,准确地说,是他先看到了我,便拉了一个日本留学生过来同我攀谈。很显然,在这么多出版界,新闻界,文化界,以及政要,首长,官员,和环保方面的人士中间,他受宠若惊的同时,又感到惶恐和孤独。他那副怯生生的样子,像溺水人捞着一根稻草似地握住我手不放,使我想起少年时代逃难的经验。我不晓得为什么当时的上海人,称呼日本侵略军为“萝卜头”,是不是因为外强中干的缘故?说他们一旦落单的时候,是很胆怯的,很没有武士道精神的。但只要有三个以上的皇军结群,便一定兽性发作,奸淫烧杀,三光政策,来了精神。你就看那些国会议员便知道了,只要三两个人一起哄,肯定就会有人跳出来大放厥词,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慰安妇,否认侵略战争,跑去靖国神社朝拜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
  这位义务当翻译的日本留学生,日文当然不会错,但中文实在“鸦鸦乌”,好容易才弄懂他已经把这本书,包括发行港、澳、台东南亚的简繁字体的中文版权,交给杨菲尔玛,而且,还答应她,将为她开办生态旅游,绿色旅游,中日青年环保度假营的活动。并且在路线设计,在科学论证方面,提供咨询。他特地申明,这都是无偿服务。我想,她为你举办了你一生也不曾有过的出足风头的活动,她为你搞到那么多比你在日本要好听得多的头衔,那她不从你身上收回全部投资,也就不是令好多同行敬畏的杨菲尔玛了。
  他请我谅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她是这个时代的宠儿,而丁丁君,对不起,也许下一个世纪
  “那么这位生不逢时的年轻人呢?”
  “他来了,刚才还在这里,我们争论垃圾的集中处理问题。咦,不是在那边吗?”朝他手指的方向,在大厅的另侧,我发现了丁丁站在那里。他也看到了我,便伸出了手向我示意。大厅里熙熙攘攘,尽是些衣冠楚楚,珠光宝气的与会者,我想,很可能杨菲尔玛把她乡村俱乐部里的豪富,都拉来助兴了吧?因为这些非文化界的来宾,每张面孔都很陌生,但他们好像和丁丁有一面之缘,很可能因为他是他们寄予期望的明日之星吧?由于要不断地打招呼,他想往我这边靠拢,竟一时挤不过来。看他的表情,大概杨菲尔玛尚未把谜底向他揭晓,仍旧蒙在鼓里,所以,本不应是局外人的他,却无所事事,就有点不自在了。“浑小子,这是给你开的会呀!高回风光,你更有面子啊!一会儿,等着瞧热闹吧!”我真羡慕他有这样一个贤内助,虽然是加引号的妻子,在法律上只能算是事实婚姻,她能安排得如此妥贴,老弟你不费举手之劳,便坐享其成,这种幸福,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有机会得到的。
  我为他高兴。
  这时,小乐队奏起欢迎曲,主宾从休息室里相继走出来,鸡尾酒会本来是比较随便的,不那么官方色彩的应酬,但中国人仍旧习惯把那些生活筛子筛不下去的有体积,有分量的大个儿人物,尊让到显著位置,他们端着酒杯,也好像早演习过似地站到应该站的地方。哈!我从这排有头有脸的人物中,发现了我的老朋友徐总,但他并没有注意到人群中的我。当我听到杨菲尔玛介绍几个主办单位的名称,其中也有徐总那个大公司时,我反而觉得他要是不来凑这个热闹,不出席这次酒会,不和杨菲尔玛站得这样靠近,倒有点不正常了。
  我注意到那条很具青春气息的领带,显得格外潇洒。
  下面,自然是那位日本垃圾才子的镜头了。日本人穿西服,优点是几乎挑不出毛病,但也很难看出着装的个性特点,高田君则尤其中规中矩,应该把丁丁送我的那套和服借给他穿才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由翻译这本书的丁丁来传达他的感激之情,而由那个日本留学生,结结巴巴地转述他的写书过程?高日本想得到他在日本一炮打响的结果,就非常满足的了。没有料到这个杨菲尔玛,在这么大的会议厅里,开这么隆重盛大的特别高规格的招待会,连给他当翻译的日本留学生的舌头都打结了,生怕出岔子,而高田也有些失态,其实他没有喝酒,却像是醉了似的,前言不搭后语。因为即使他在东京红了以后,成了人物,顶多也就与什么排泄物课的课长打打交道而已,杨菲尔玛为他搬来了这么多官方,半官方的人士,那些显赫的头衔令他感到眩晕。
  也许这是一个外交礼仪,才找他本国人作翻译的吧?我只能这样理解。
  本来,高田在清醒的时候,很精明,在喝多了的时候,很本色,现在,他这种不醉似醉,倒弄得不尴不尬,里外不是他了。我看杨菲尔玛也不耐烦听这套味同嚼蜡的作者致词了。便对身边的徐总耳语,随即见他移步后退,向他们主宾的休息室走回去。我可以肯定,他一定为那位小姐办什么事,她有这种本事,用她的眼神,用她的脸色,甚至用嘴角的表情,完全用不着语言,去让别人做什么。她确实是高田所赞誉的那种时代的骄子,她不但主持着会议,还关照着会场的每个角落的每个人。熟悉的,不熟悉的,来往的,不来往的,都用她那带气功,带磁场的眼睛,一一地招呼着。
  这时,有人在我身后,轻轻拍了一下。我回头,不是别人,正是徐总。为了不干扰别人,听高田讲城市垃圾的分类,我们退到大厅后边。他直接了当地替杨菲尔玛向我道歉:“就如长城的城砖上,有许多人愿意留下自己的名字一样,一件稍为像点样子的事情,必须有些人,想把自己与其实也算不得什么的荣耀,联系在一起。”
  “你这话太没头没脑。”
  “我只是原样传达杨小姐的话。”
  “你们刚才在谈论我?”
  “是的。她很抱歉,因为一位环保界的前辈,认为这本书的中文版,要作序的话,非他莫属。对这样的自告奋勇的人,简直是没有什么办法挡驾的,所以
  我正求之不得,“那太好了,本来,让我写,就有点驴唇不对马嘴。”
  “你真的不介意?我跟杨小姐说过,我了解你,大人大量,才不会放在心上。”
  “那你倒用不着恭维我。其实,她那次带高回来找我,我说过的,最合适为高田这本书写序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丁丁。”
  也许因为大家正在鼓掌,而结束演讲的高四,又一个劲地致谢。地道的日本式九十度还要多些的鞠躬,不可能像鸡啄米那么痛快,每一次能拖到一分钟之久,我估计徐总没有听见,其实他受人之托,是在.琢磨措辞,该怎样对我讲。甚至当主持的杨菲尔玛宣布请译者讲话的时候,我发现走到麦克风前的,不是丁丁,而是一位我不认识的人士,我还在继续为情况的突变作合理的解释,也许考虑到翻译的质量,才找到更高明的外文所的专家吧?可徐总在我耳边那句显然是字斟句酌的话,我这才听出不协和音来。
  “老先生,最好劝劝你的那位忘年交,不要沉湎在空想的社会主义,或者乌托邦里啦!”
  “怎么回事?徐总!”
  “他应该到我公司去报到,而不是热衷于搞什么小区垃圾的综合利用。你再好的想法,你不切合实际,你就永远是不能实现的梦。不错,国家现在为每吨垃圾付出95元人民币,拉到郊区堆放在那里,但不可能把这钱交给你,在小区建燃烧垃圾的锅炉,那就会使一大批人失业,也使那些掏垃圾的老乡丢掉饭碗。然后,就算你建成焚烧炉,你向居民收他们的每吨10元或20元的倒垃圾费,再要收他们用的热水费,看他们打不打破你的脑袋。再说,你控制住回收的纸张,玻璃,废金属,那些收破烂的人,指什么吃?我弄不懂这个丁丁是怎么啦?一门心思在垃圾上?”
  我明白了,他从衙门口开着他的吉普车跟进城来,原来只是为了他的垃圾集中小区处理计划,也就是成立“吃垃圾”的新兴企业。“那他肯定是动员杨菲尔玛投资了?”
  “哪还用说,这位小姐说,几乎磨了一晚上嘴皮子。”
  怪不得丁丁夸杨菲尔玛做期货交易,特别富于远见,敢情要她解囊相助。看来他还是一个不变的丁丁,是我老伴印象里那个不折不挠,走起路来咚咚咚响的丁丁了。“不消说,小姐拒绝了?”
  徐总笑了:“正因为她知道远景投资的风险性太大,没有绝对把握,她不会把钱往水里扔的。”
  “那怎么办呢?”我想知道结果,虽然这个会开了,恐怕还只是个序幕吧?”
  “四个字,回头是岸。”
  “否则呢?”
  他没有回答,但招待会结束以后,在长城饭店门口的东三环大路上,那个以垃圾为目的,想营造一个干净世界的丁丁,和那个以垃圾为手段的日本朋友握别,和那个等待他去报到上任的徐总握别,和那个加引号的,不漂亮但绝对是神采飞扬的妻子握别,自然也是与为他铺排的那条通往殿堂的路握别……然后,走到我跟前,说:“我就不必和你握手了。”
  “为什么?”
  “我想很可能一两天里,要把一些没处放的东西,先存在你那儿,还会见面的呀!”接着他跳上了那辆老爷吉普,朝北驶去。不用说,这是去三家店方向最佳路线。大家都站在路边不出声地望着,一直到他消失在无数的车流里,人们仍旧在沉默着。
  我就更不想再责备这个死了了。同时,我也不想埋怨在场的其它人,每个人都有其这样做的道理,都有其可以理解的缘由,都有其不能以简单的得失成败来衡量的标准,也许,这正是生活的复杂之处。于是,我想起我朋友的朋友,那铁路员工夫妇的女儿杨菲尔玛说过的话,人和人之间,是需要一个磨合过程的。对汽车来讲,行驶若干公里以后,车后边的那块挂着的磨合牌子便可以摘掉了。但对人来讲,这种磨合过程,说不定有时是需要付出一生一世的事情。
  那有什么法子呢?人总得活下去,总得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