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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市Y大街J巷,有过一幢危险房屋。市政当局好像计划拆除,但也只是计划而已。亏得大家能够将就凑合,楼房里的二十家住户(自然也包括我),竟然在危楼里生活了许多年。谢天谢地,现在,谁也找不到这幢整天让人提心吊胆的楼房,它那破陋衰败的形象,已经从地平线上消失了。危楼原址正在破土动工,大兴土木。据说不会很久,S市的最高层建筑物将在这里拔地而起。 危楼不存在了,但危楼的居民还在。下面所讲的,也许正生活在你周围的,而原来却是我邻居的一些故事。 故事之一:一个拼命节省突然发了洋财的青年工人,一个没有户口终于成为明星的乡下姑娘,一篇有关名与利的寓言体小说。 文革已经是昨天或者是前天的故事了,虽然还不到夏商周那样遥远的程度,但人们努力忘却的心情,倒希望那梦魇颠倒的日子越远越好。但是,如今提笔来写这幢互相谗嫉又互相亲昵,互相捣鬼又互相拥抱的危楼居民,不得不回到那灰暗的阴霾的十年里去。有什么法子呢?诚如一位西贤所说:“正经的年代产生严肃的人,狂悖的岁月产生荒唐的事。”而阿宝突然发财而至歇斯底里的故事,确实也只能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才会出现。 啊!那奇迹般的十万元巨款,简直像一场荒唐的梦,随着这故事,又在我脑海里光怪陆离地出现了。我记得索尔·贝娄这样描写过:“钱,那是唯一的阳光,它照着哪里,哪里就亮。它没有照到的地方,就是你看到的唯一发黑的地方。”那捆扎得结结实实,像十块沉甸甸砖头似的人民币,当真地把危楼照亮了。而光亮度最为集中的焦点,就是这位孑然一身的阿宝,一个极普通的炊事员。但是太强烈的阳光,却使这个可怜人,出现了日射症的反应,太悲哀了!十万块钱,一笔横财,幸运与苦难几乎同时降临到这个年轻人的头上。尽管与此同时,还有抄家的搜查队,还有戴红箍的专政队伍,还有幸灾乐祸的眼神,还有当时很盛行的人皆为敌的仇视态度……这一切,也许是金钱阳光没有照到的地方,围观的危楼老少,竟看不在眼里,而把双眼死死盯住那十捆人民币。就在这个时候,阿宝好像再也承受不住这有形无形的压力,口齿不清地嗫嚅了几句;满腔怨忿随着粘痰涌上来,口吐白沫,往后一仰,休克过去了。 在危楼各色人等中,也许只有乔老爷算得上是阿宝贴近的邻居。其实,阿宝是个不愿去打扰别人,也不愿别人来打扰他的人。他的哲学是独善其身,即使受过他父母托过孤的,作为保护人的老乔,阿宝也恭而敬之地保持住距离。尽管如此,热心肠的乔老爷还是抢前一步,扶起脸色灰白,牙关紧闭,人事不知的阿宝。而且,似乎不怕什么牵连,也无所谓忌讳,更不在乎非我族类的眼色,抱住阿宝,沿着危楼里扭曲的、摇摇欲坠的楼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送这个非常需要钱,但有了钱以后却成了心病的小伙子去医院。 追着乔老爷而去的,是我们这幢危楼的居民组长,一位年过五十,但精力旺盛的范大妈,就是她把抄家的搜查队,文攻武卫队伍引到危楼来的。以一种胜利的骄傲,一种不出所料的称心劲,赶到乔老爷前头,拦住他,似乎对一个大逆不道的劫法场的罪犯,喝问道:“你把他弄到哪儿去?” 其实,要不是阿宝决心摆脱这笔财富,给那帮气势汹汹的家伙,讲出巨款的下落,任凭他们把危楼翻个底朝上,也决不会找到的。凡文革中抄家的能手,倘非贼星照命,想乘机发财者,便是泄私忿者。或者两者都不是,只是一种暴虐狂,真为所谓“革命”者并不多。然而,阿宝却像佛经故事里所讲的造舍利塔以赎身的施主那样,他本意倒是想超脱自己,结果反而把自己造到了塔的里面出不来了。他交出了这笔巨款,理应得到表扬,哪怕是一点鼓励或者肯定,也该有的。可那些虎视耽耽的眼睛,相信阿宝还有十捆这样的钞票,藏在另外什么地方。文革那几年里,大家聪明得对谁都不讲真话,因而对别人的话,也决不可能相信。人与人之间隔堵墙,彼此窥测,满腹狐疑。所以只认为阿宝另有十捆,而不是百捆,应该说相当宽容的了。 抱着阿宝的乔老爷,当然恨这个被保护人,发了这么一笔意外之财,招呼不打一声。这种不尊重、不信任的情绪,使得乔老爷十分懊丧。“难道我老乔是贪小爱财之辈?要是你这个小伙子早偷偷地找我商量商量,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但是,范大妈一拦一挡,乔老爷发现自己更恨的倒是这个可恶的女人,她已经不止一次引鬼上门,抄这家,抄那家,弄得本来岌岌乎危哉的楼房,更加摇摆晃晃。只要J巷外Y大街一过重型车辆,可怜的危楼便像打摆子病人那样瑟瑟颤抖。如今那帮抄家队大有不找出另外十万元,决不罢休之意,一个个像喝醉了酒似的,拆间壁墙,撬水泥地,扒天花板,非把危楼毁于一旦不可。乔老爷这个一生乐呵呵,似乎从不知忧虑的人,头一回金刚怒目式瞪着抄家得了理的范大妈,狠狠地啐了一口,梗着脖子走出危楼。 沉默,是最大的蔑视。不答话再加以一啐,乔老爷终于吐出郁积已久的愤懑之气,因为他和他那三十年代当过明星的妻子,也曾被这帮职业抄家队光顾过。他老伴一点为数不多的金银首饰,就在那回抄家中不翼而飞,而且还不敢声张。因为对旧电影明星的信任程度,连阿宝的百分之五十还不到。如果你有金戒指,肯定会有金手镯,必然会有金项圈。真到棍棒齐下,皮开肉绽之时,你乔老爷给怎样搪塞?忍了吧,打碎牙往肚里咽,谁让你娶了电影明星哩!连你通红通红的好成分,也给冲淡了。其实老乔年轻时也是纨哑子弟,不过衰败得早,后来下海演话剧,剧团垮了蹬三轮,紧接着解放,成了无产阶级。没想到文革一来,旗手专门收拾三十年代,他也跟着倒霉,但他这啐受到大家的拥护。房子固然不好,没有一家住户不怨天尤人,骂爹骂娘的。但目前它还能挡风遮雨,还能提供你哪怕是絮一个窝的空间,而拆迁搬进新房的希望又那样渺茫无期,眼睁睁看这样折腾作践危楼,是相当愤慨的。所以对范大妈特别的不满意,尤其不满意她那张年轻时也曾漂亮俊俏过的大脸盘上,露出来的飞扬兴奋的神气,最好朝她脸上啐痰才解恨。 范大妈才不在乎这些,或者也可能她根本不曾察觉邻居们异样的眼光,追出大门外,在J巷里继续拦截乔老爷,不让他走。就在这个时候,从巷口浩浩荡荡杀进另一支人马,顿时间烟尘蔽日,喊声震天,立刻把危楼团团围住,枪炮对准,子弹上膛,电喇叭声称阿宝是他们厂子里的工人,他们有权处置,而且十万元是阿宝向厂领导主动交代的,应归工厂。拿到钱的这一拨自然不愿交上去,其实他们也未必敢私分,现在争的无非是功劳归属权的问题。双方用革命的词藻:什么摘桃派呀! 什么躲在峨眉山呀!互相文攻几个回合以后,就一拨楼内一拨楼外武卫起来。中国人素以爱好和平著称于世界,在那十年间,不知怎么搞的,动辄拳头开路,枪炮说话,打个不亦乐乎。 这两拨争夺的焦点,是危楼那颓败残破,本已不怎么体面的大门。经过一番拉锯战以后,门倒了,门框也散了架,门外的一拨蜂拥而进。双方肉搏血战了一番,有脑袋开瓢的,有肚皮豁开的,至于皮破血流,手足脱臼的,更不在话下了。最后双方达成协议休战,各取走五捆砖头似的人民币,撤离了危楼。劫后余生的男女老幼,从躲藏处跑出来,各自收拾被当成战场的家,最堪钦佩的,这些武斗战士于混战之中,能忙里偷闲地顺手牵羊,不失时机地捞些外快。所谓文革成果最大最大,就造反起家者而言,是很准确的。可危楼的大门,自此直到文革结束,一直无人过问,能掩饰危楼破败的这一点门面失去以后,每个人都赤裸裸地把自己暴露了。 阿宝的昏迷,还未到得医院,倒也无药自愈了。睁开了那双由于精神折磨而塌陷下去的眼睛,发现蹬着平板三轮的,是乔老爷,在后面推车的,却是他最害怕失去,然而并未失去的未婚妻。轻轻地叫声阿芳,两行清泪簌簌跌落下来。在那样岁月里,连爱情都是苦涩的。 阿宝算得上是危楼的老住家户了。一九五七年,我由于写了篇干预生活的作品,碰上厄运,转眼间,好多朋友都做出见面不认识的陌路人一样。为了避免他们尴尬,只好想法离那些聪明自洁的同志远点,就托人在Y大街J巷深处这幢危楼里找了个落脚之地。好像记得搬进来的时候,阿宝还没有上小学呢!这个孩子在我印象里,和他那善良得近乎怯懦,本分到愚昧程度的父母亲一样,老实得实在出奇。老实是做人的根本,但过分的老实,以至不能应付世变,显得那样迂腐、笨拙,就未必值得去赞美了。阿宝的双亲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年代里,由于过分克尽厥职,以致积劳成疾。随后,在接踵而至的困难岁月中,就相继撇下阿宝和大女儿到另一个世界去了。阿宝的这位姐姐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提起过。但我觉得正是阿宝姐姐有些什么不名誉、不光彩的污点,使得老两口一辈子像生活在瓷器店里那样,小心翼翼,唯恐碰碎什么地谨慎行事。 阿宝能熬过三年灾荒,也许算人间奇迹。虽然饿得皮包骨头,但还活着。他为什么要当炊事员呢?正是那饥俄的日子里,无数次总结经验才得出的结论。以后他上了班——这里我得为我也不怎么喜欢的范大妈记一笔,正是她到阿宝爹妈的工厂去大声疾呼直至吵闹不休,厂领导被她缠得没法,才把连童工都不够格的阿宝收留——从领一笔工资开始,直到今天,除了最低的生活费用外,一分钱的奢侈,都未敢尝试。就这样,聚沙成塔地攒下了两千元存款。可那时候,大家都信奉穷则变,富则修的哲学,越穷越光荣。于是,阿宝这四位数的存折,就成了某些人嫉恨的目标。但同时,也成了女孩子追求的对象。 要照乔老爷的评价,阿宝倘无那张存折,不会有姑娘瞧上他的。他也并不丑,大体上还是说得过去的。不知怎么搞的,阿宝的被告面孔,挨打姿态,一种似乎从双亲那里继承下来,在血管里流动的窝囊废气质,使得他好像先天理亏三分的软弱、胆怯、闪让、退避,脖颈和腰杆都不怎么直挺的神态,让人感到扫兴和灰心。但有的女孩子,爱神的箭往往不能射中她的心怀,偏偏很容易为金钱敞开心扉。所以,阿宝一看到那双贪婪的眼睛,怀着觊觎之心,紧紧盯住他胸前口袋的时候,他常常产生一种热辣辣的焦灼感,好像胸脯上抹了芥末面或者辣椒油似的难受。 “你还想挑什么天仙不成?”乔老爷有时急得朝他嚷,“你都快三十了,打一辈子光棍吗?” 老天爷还是慈悲的,它不那么势利眼,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两派打得天昏地暗的时候,无论城市农村都被搅得鸡犬不宁的时候,在S市Y大街J巷那棵和崇祯爷上吊差不多的歪脖树下,我们可怜的阿宝,和另一个同样可怜的姑娘阿芳相遇了。 当时,阿宝正匆匆忙忙赶往工厂上班,为了节省五分钱公共汽车票钱,成年累月这样步行着。其实,整个厂子早就停工停产,几千职工以革命的名义白吃白拿。可阿宝自打进厂就在食堂,所以不论别人怎样造反有理,他得把大家喂饱。因而在十年浩劫里,真正做到革命、生产双肩挑的,唯有炊事人员。而阿宝又是其中佼佼者,连一分钟也不曾迟到过。 阿芳——请原谅我在《危楼记事》系列短篇小说中,这种对老一辈有姓无名,对年轻一代有名无姓的称呼法,主要是为了避免给我的这些邻居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而已经在银幕、屏幕头角峥嵘,说不定在你家墙壁挂着的明星月历上,有她玉照的阿芳,我更有责任为之隐讳。这随便起的名字,只不过是个代号而已。你可千万别去索隐推测,以致对当代明星产生误解——显然还是第一次背井离乡,从遥远的同样被文革风波搅浑了水的乡下,来到S市谋生。她迷了路,找不到她要投靠的人家;而且也走累了,靠着那歪脖树歇歇脚,盘算下一步该怎么办? 也许是她那可怜巴巴的神态,那怯生生、孤立无援的模样,那被刚睡醒的城市所特有的喧嚣纷扰,惊吓的茫然无主的眼色所吸引,阿宝才迟疑地停下来的吧?其实,要不是早些时候,被推了阴阳头的朱大姐(这位过时的电影明星总希望自己年轻,所以喜欢大家这样称呼她)曾经打算仿效她先祖朱由检那样,在歪脖树结束屈辱羞耻日子的话,阿宝决不会驻足,以疑虑的神气打量阿芳的。 朱大姐并不想死,只不过一时气短,悟不过来罢了。等到也是上早班的阿宝,把她从树上抱下,那一口背过去的气,终于缓转过来的时候。她才真正感到活着是多么的好,而且,小巷里的空气是多么的清新宜人。这个一辈子不曾生儿育女的明星,像母亲似的搂住阿宝,简直疯狂了似地亲他,感谢他把她救了,还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告诉你乔大叔……”但是,谁知是范大妈有某种特异禀赋,还是她有着业余侦缉的嗜好,好像什么事情都脱不了她那对年轻时也很动人的眼睛。她嘿嘿冷笑一声,揪住这位寻短见者,押往造反部,以企图自绝于人民的罪名,把朱大姐另一半头发也剃光了。“这样也好——”乔老爷端详半天后说,“要是演《阿Q正传》的小尼姑,倒不用费事了!” 还是这棵歪脖树,还似乎是不久前的场面,结果又被似乎像上帝般无所不在的范大妈碰上了。她这一回不是嘿嘿冷笑,不是连忙报告,而是猛扑过来,像老鹰抓小鸡般的,想一把攫获住阿芳,撕个粉碎似的。 阿宝也诧异范大妈那凶恶枭厉的样子,而阿芳——她不像今天这样见过世面——被那五官挪位,肉丝都横起来的脸,吓得直是索索地抖。尤其那沙嘎的声音:“你干什么?你想在这儿干什么?……”如同多年不上油的车轴在转动,使人感到扯心拉肺一样的难受。她求援似的叫了一声:“大哥——”期望着阿宝,此时此地也只有他能证明,她在这巷子里,除了歇歇脚,什么坏事也没做。阿宝这个人,虽然有那种胎里带的软弱,但他的同情心,也并不比别的正直的人少一点。不过,自觉地位卑下,力量微薄罢了。但今天,也不知从哪平空增添一股勇气,竟敢斗胆拦住范大妈,护住已不知所措的阿芳。 范大妈胳膊一震,没想到一个软柿子捏的阿宝,竟敢公然抗拒或者蔑视她的权威。开头,她只是出于一种好意,认为这棵歪脖树,肯定有找替身的吊死鬼在作祟,朱大姐上吊未成,现在又来个讨死的。所以,她恶狠狠地扑过去,倒不冲阿芳,是冲阿芳背后那个伸出尺把长鲜红舌头的吊死鬼。她看不见,但她相信有。实际上她有点迷信,而且她认为自己佩戴的文革期间很盛行一时的革命装饰品,具有某种降妖伏魔,驱邪避秽的功能。这自然是可笑的,有些荒诞不经。可她,却是至诚地相信,你拿她有什么法?正如她早年间装神弄鬼一样,硬说有位仙姑附在她身上。搬到危楼以后,还闹过两回,她丈夫那样狠狠揍她,也无济于事。一折腾就是半天,遍地打滚,口吐白沫,还说一些莫名其妙的鬼话。看来,只有鹤翔庄的自发功可以解释这种悖谬了。但是,胳膊震麻以后,立刻意识到这是妨碍她履行职责。一种似是天赋神权,范大妈批准自己监管坏人,并且防范那些可能沦为坏人的好人。前者如黑五类,黑九类;后者则由她疑神见鬼去划圈。至少在危楼里,能够让她放心的,绝对纯粹的好人家是没有的。甚至像孤儿出身的阿宝,她也总用眼角的余光瞟着点儿,好像他那样节衣缩食,揣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和野心似的。尤其有一回,邮局把一笔汇往灾区的百元款项,东找西查,终于证实是他寄的,并退还给他的时候,阿宝死活不认这个帐。这件事轰动危楼,它使人们看到虽然卑微,虽然无足轻重,虽然像躲在窝里不敢探头的鸟那样的人,有颗多么善良的心。尽管他非常节省,但并不吝啬。可范大妈却从此认定阿宝的钱来路不正,于是他成了她心目里另册上的人。 “好!你竟敢和盲流串通一气!”马上严词责问,“她干吗的?她找谁?她有证明吗?她什么成分?你——”范大妈转脸对阿芳,“走,跟我到街革联去谈谈!” 乡下姑娘哪里懂得街革联其实是街道造反革命联络站的简称呢?那时候,群众组织多如牛毛,甚至在动物园的猴笼里,不知谁塞进一块木牌,上面居然写着“红面猴造反总部”。这当然是恶作剧,但猢狲们不知底里,上蹿下跳地抢着玩,倒也是现实的缩影。我一直怀疑是乔老爷干的好事,但他矢口否认,可又不掩饰脸上流露的得意之色。阿芳哪有乔老爷的胆量和幽默感呢?一听要谈谈,便知道不是好去处,连忙以乡下人的聪明,拔脚就跑。 范大妈马上就判断她不是好人,只有坏人才心虚胆怯,大喝一声:“站住!”随即追赶过去。阿芳慌不择路,摔了一跤,连随身带的包袱也来不及捡,爬起来没命地冲出J巷,很快消失在Y大街的人流里去了。 阿宝也许是有生以来头一次,体会到一个男人保护不了一个女人的屈辱,他感到十分痛苦。以能够与范大妈媲美的高嗓门,冲她恶狠狠地说:“你像话吗?欺侮人!她怎么碍着你啦!” “欺侮?”范大妈不解地重复一遍。那腔调,表明了这个字眼在这种场合,纯属多余。对于被她监管和需要防范的对象,这种欺侮,不仅是必要的,还是正当的。她就是这样认为的。 阿宝夹着这个轻巧的,和主人同样单薄可怜的包袱,走到巷口,站在范大妈视线以外的地方等候。他估计,过不一会,这个乡下姑娘会踅回来寻找。阿宝等啊等啊,一直到无法再等的时候,买票坐车去厂里给造反派做饭。午饭开完,又掏五分钱回来再等,白白耗去一个下午,不见她人影。傍晚,阿宝接着等,在路灯下,溜达到深夜。实在太晚了,才姗姗回家。阿宝自己也诧异,怎么这样诚心诚意地等了一天?是因为她可怜?因为她受欺侮?因为她叫了一声大哥?因为她那苦楚动人的面容?因为那双只消看一次,就永远忘不了的眼睛?…… 他的心不那么宁静了。 几经踌躇,阿宝解开了她的包袱,多么寒伧单薄的内容啊!真有点像某些人提倡的三无小说那样空空如也,唯一的奢侈品,是面小玻璃圆镜。镜子背面夹着的当然应该是她本人的照片。但阿宝怎么看,也和早晨在巷子里见到那姑娘吻合不起来。看来乡镇上的照相师也有其独特的天才,能把人照得完全不像自己。和我们读某些特级作品一样,评价的好和实际的好,常常总不吻合,看来权威的眼睛并不权威。 就在此时此刻,一种淡淡的,不可捉摸的脂粉气息,令人烦恼地钻进他的鼻子。可当真地去闻,依旧是他寒酸破旧屋子里特有的霉味。然而,稍停片刻,不经意间,那温馨的香味又轻轻袭来了。他不由得问自己:“她这会在什么地方呢?没有钱,没有粮票,而且说不定没有一个肯帮助她的好人吧?……”霎时间,一种同情,一种关注,一种比同情和关注还多了些什么的感情,从胸臆间油然升起。于是,他再也不能安然地在床上躺着了。决心到此时此刻,所有无家可归的人,唯一存身之地的火车站去寻找她。 迈出这一步是容易的,但为这一步所付出的代价,将是异常沉重的。假如阿宝当时要能预见到未来的话,也许脚步会迟疑,不像这会儿兴冲冲地在马路上奔跑。那速度,真好比两肋生翅,脚底生风,冲刺似地朝S市那总搭着脚手架,总也修不好的车站票房飞去。心头那股热劲,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从哪来的?仿佛刚出笼屉的馒头,塞在他胸膛里似的,那样实在,那样熨帖。以致他的保护人大清早在巷子里撞见以后,听他如何如何地讲了一通,立刻警告他的话:“那可是个无底洞!”他压根儿没往心里去。 “阿芳说了,她不会拖累我的,她能养活自己,说不定还可以帮助我呢!” 乔老爷嗤了一下鼻子:“说得好听,到头来还得靠男人养活!”也许他正和他老伴,从街革联请罪回来,心头老大的不顺。这种洗心革面的早课,是给坏人准备的,乔老爷当然不算,但他老伴算,因为是三十年代臭明星。谁曾想到文革风暴制造了那么多的家庭悲剧,这对本来是半路夫妻的两口,倒越发风雨同舟地亲密了。乔老爷心甘情愿降格为坏人,陪老伴请罪。 从此,他每天清晨去装作虔心忏悔的样子,而且每次都能泪流满面,表现出内疚和自责的痛苦。这使得许多同时请罪的坏人,秘密地向他取经讨教,乔老爷也丝毫不保守地传经送宝。 原来倒是朱大姐早年拍电影所用过的,一种极原始的刺激流泪的办法,往手背上抹一点辣椒面,必要时揉揉眼睛,泪水就辣出来了。于是大家都仿效行事,每天的早请罪就变成了一场流泪竞赛。头头们作为改造坏人的成绩到处宣扬,还开过现场会让人们参观以乔老爷为首的流泪表演呢! 阿宝振振有词地回答他的保护人:“你都能为朱大姐把眼睛辣成了红眼耗子,我怎么就不能为阿芳——” 乔老爷截断他的话:“这姑娘再好,她的农村户口,是你一道过不去的关口!” “范大妈她答应帮忙——” “什么?老范婆子?”乔老爷眨巴着辣劲未过、泪囊肿痛的双眼怔住了。 然而,确确实实是范大妈。 阿宝怎么也料想不到会在票房里,碰上他恨不能咬一口的范大妈。而且更出乎意外的,正是这个范大妈,在挤得满满登登的,上访告状,革命串连,等待接见,和买票签证的人群中间卖茶汤。尤其让他惊讶的,还是这个范大妈,竟然扬起胳膊招呼他,语调是那样亲热,“快过来,阿宝,帮帮忙!” 他糊涂了,不知究竟哪一个是真的范大妈?危楼里那人皆为敌的眼睛,怎么特嵌不到这张做生意的殷勤笑脸上。其实,这正是阿宝的天真之处,在那灰暗的十年里,有多少人向我们展示出双重人格和两面嘴脸啊!不过有的弥合得巧妙些,天衣无缝,浑然一体。而范大妈则是屑于煮夹生了的饭之类,不免有点硌牙。就如同读有些作家所炮制的作品,外面是国产包装,内里却是洋作家名篇的翻版一样,不仅硌牙,还会让人倒胃口的。阿宝尽管十分地不愿意——他来车站并不是为了帮她做买卖啊!可那张笑脸(据说早些年也曾风流一阵的)使他不得不费点力气,朝她那儿挤去。但双眼却在密密麻麻的人群里,寻找他一心一意要找到,而且必须找到的那个乡下姑娘。 那份迫切的心情,让人感到不是她的包袱丢在他这里,而是他的什么重要东西,被她拿走了,急着要找回来似的。范大妈显然注意到他神不守舍的状态,便问:“你怎么啦?阿宝!” 他能对这位事端制造者说什么呢?只好恭喜她生意兴隆: “想不到这么晚,会有这么多人!” “你还没见过大串连那阵——”她神采飞扬地回忆不久前那有史以来的壮举,一次上亿人的全国免费大旅游,“哦!我这批过准的,忆苦思甜茶汤,三毛钱一碗,五毛钱一碗,有人还抢不到手呢!” 因为阿宝在炊事班工作,虽然他独善其身,不问世事,但一把炒面,一匙糖,冲上开水,该值多少钱,是算得出来的。现在卖两毛一碗,已是对折拐弯的利润,竟敢百分之三百、五百地牟取暴利,而丝毫不妨碍她自以为很革命的左派身分。阿宝虽说政治头脑少些,也对她坦然自若的神态,有点纳闷。这个年轻人心里琢磨:“她会一点不害羞!” 傻兄弟,比她更心口不一的,比她还要下作,讲漂亮话而干不漂亮事情的人,从来也不像在文革期间那样公开的无耻,简直到了赤条条无牵挂的地步。范大妈只不过是这支长长队伍末尾的一个小卒罢了。至少她在收摊的时候,把赚得的几块钱,塞进口袋以后,说不上是高兴还是忧愁,破天荒充满人情味地对阿宝说:“我要像你有那么多存款该多好,毛毛也能从插队的乡下办回来了。唉,我也不必半夜三更在这儿挣钱,贴补她的工分了!”她又叹了一口气,心情那样沉重,以致阿宝不禁扭回头去打量她。 他们走出永远不拆的脚手架,到车站门前的广场,天色已经微明。这时,范大妈才想起来问他:“阿宝,你干什么来啦?” “昨天早上,你在巷子里,那歪脖树下——” 范大妈恍然大悟:“敢情她是你对像?” “啊呀,你说哪儿去了!范大妈!”阿宝埋怨她,“你把那姑娘打跑了,可包袱丢在——” “你放心!”范大妈说得那样轻描淡写,“昨晚上我在票房见她来着——” 阿宝紧紧抓住范大妈的茶壶水碗篮子:“人呢?” “我把她扭到车站派出所,交给警察了!” “你啊!”他搡了她一把,差点把范大妈业余挣钱的饭碗砸碎。 这回范大妈倒没有着急,也许因为她年轻时曾经风流过,甚至成家之后,生儿育女,还暗地里与旧日情人来往。所以她装神弄鬼,惹得死去的毛毛爸死命揍她,都和这段情缘有关。 因此,她拉住要去派出所找人的阿宝:“你相上了她?” 阿宝急于要走,没好气地:“相上又怎么样?” “可她是乡下人!” “乡下人怎么样?”阿宝不完全是赌气,但语调听起来很像:“我偏还不愿意找城里人呢!” “那你可得大把往外撒票子,户口、工作,这两样你要想办成,哪样也得一个大数才行!” “只要有价码,不愁没办法!” 也许她被年轻人的至诚感动了:“要是你真肯掏钱,大妈许能帮你个忙——”她抬头一看车站大钟:“不行了,我得赶紧回去,管着那帮坏人请罪,让他们老老实实——”那种神圣的使命感,唤醒了她灵魂中另一个人皆为敌的范大妈,刹那间,那张人情味的脸,布满黑沉沉的疑云,嘴角,眼角,鼻翅都凛然收紧。阿宝急于找人,才不愿意多看她这窦尔敦式的面孔呢! 扭身朝车站派出所跑去。 假如不是阿宝赶到,阿芳肯定随着那装满盲流的列车,被遣返到遥远的他乡一去不回了。他冲到停在货场的那列闷罐车上,挨个地从每节车皮,每张面孔去寻找那对难忘的眼睛。 一面查看,一面也吃惊车厢里竟然装得下这么多人。其实,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把人变成货物那样对待,就可以随便堆码了。而且,人通常在得意时才膨胀,落魄时就收敛,到挨打时,自然要缩成一团,减少接触板子的面积,所以很有点像罐头沙丁鱼那样挤得紧紧的。 车头已经拉响汽笛,准备起动,阿宝满头大汗,心都急得跳出来,也找不到他要找的那位不知姓名的姑娘(要是知道的话,也可挨着车皮喊叫)。也许他觉得这一次要失去了她的话,大概这世上再不会有那样一双吸引他的眼睛了。即使在车轮缓缓转动,完全绝望的这一刹那间,他还紧紧盯住每一张从眼前闪过的脸。天哪!阿宝几乎疯狂似地跳起来,拼命地喊了一声:“下来,快跳下来!”他一眼瞥见了在人群里,正好奇地向外张望的阿芳。 阿宝来回寻查的时候,她清楚地看到过的。但她把他忘了,可经阿宝这一声几乎是力竭声嘶的喊叫,马上省悟过来,而且毫不犹豫,动作是那样麻利,迅速地,从人堆里跳下了车。 她当然不是为那包袱跳下来的,也不是为有一副被告面孔的阿宝跳下来的,她是为可能展现在她未来生活里的世界,扑向阿宝的怀里。现在很难考证,那是不是她第一次的即兴表演?她成功地扮演了妹妹的角色,而且使人相信,由于她哥的窝囊老实,差点当盲流给遣送外地。她的眼泪,她又急又恨的神色,再加上阿宝那一时不知该怎么说好,和终于找到的高兴,两者混合起来的狼狈相,歪打正着,被持枪弄棒的工人民兵释放了。 谁知是命运的捉弄,还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实在变化莫测,你想得到的东西,哪怕你尽量回避,也很容易地落到你的头上。乔老爷解放前在剧团混饭吃的时候,那样追求已经没落的明星朱大姐,人家还是嫁了个资本家。等到了新社会,这位蹬三轮的无产阶级,拼命想得到他非常渴望的,譬如党票,譬如职务的时候,被遗弃的朱大姐,使他躲不迭地找上了门。 从那以后,直到退休时为止,一直是门市部主任,而这个门市部,连他也才有一桌人。范大妈不也这样吗?那么多年,偷偷摸摸和情人来往,且不说得到他,私下见一面,很可能要付出被打个半死的代价。如今,丈夫去世,女儿插队,自己“革命”的时候,却害怕这段旧情了。怕他来,他还真来了,轻轻地敲她的窗户。她求他走,她说她造反了,戴上红袖箍,就不兴再动凡心了。可窗外人执意不肯离开,差不多天天来纠缠,范大妈害怕自己沉沦便报告了,那情人差点被打断了腿。结果也不管用,你不想得到的东西,是不容易摆脱的。那位实际是毛毛的生父,仍旧不时来打扰。似乎我们的阿宝,也如同危楼前辈,经历着想得到而得不到,想推而推不掉的两种格局的磨难。 你决不会想到你的影星月历上,那位最时髦、最洋气的女演员,是我们危楼的阿芳。假如我不给你讲这个故事的话,恐怕难以从她时式的打扮,摩登的装束,以及通体的浪漫色彩,而知道她曾经是土地的女儿。拿作家刘绍棠喜欢说的话来形容,那就是头顶高粱花,从柴禾棵子和土坷拉中成长起来的孩子。然而人的适应能力也真强,尤其女性,追赶时代潮流,几乎是一种本性。曾几何时,最初走进危楼那阵,还算是朴实单纯,带有乡土气息的阿芳,当阿宝拿出存折上的二分之一款项,为她解决了户口以后,她就成了一个城里人,连S市那种小字眼和儿化韵,也学得惟妙惟肖。接着,阿宝又用剩余的二分之一款项,给她谋到了一份在国营单位的工作(要是集体单位,可少花几百元,但阿宝还是狠了狠心与存折告别),这样,她穿起可身的涤良军便服,背着绣有“为人民服务”红字的、但必须洗白了的军绿色挎包的时候,不知底细的人,常常把她当作部队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呢!这时,即使拿放大镜,也找不到她一点属于乡土文学范畴的事物了。相反,她倒有资格嘲笑那些怯打扮的同伴,这和有些人自以为写出一点毛姆的冷峻,或者加缪的淡漠;会在作品中贩卖些洋式的玄虚,便藐视一切,性质是相同的,都属于自我感觉未免太良好的假洋鬼子一流人物。 接着便该是危楼居民拭目以待的婚礼了。因为作为邻居的我们,总担心阿宝这种爱情至上主义,会不会得到阿芳相应的回报?真是到了黄金散尽的时候,她变卦了怎么办?你了解她吗?阿宝,你知道她的底细?她的来历?她的家?她的父母? 以及她的脾气性格吗?当她的变化越来越快,越来越大的时候,人们不禁为他捏把汗了。问题归结到一点,只有结婚才能证明阿宝这大把钱花得不落空;当然,也只有结婚,才能证明阿芳不辜负这一番情意。可婚礼却迟迟不见动静,不免引起一些议论。危楼的人,实际应算一锅良莠不齐的大杂烩,互相咬起来——常常为一丁点大的事端——竟谁也不肯撒嘴。可是,我的这些邻居,又会为实在不相干的缘由,彼此搂抱在一起,海誓山盟,同仇敌忾。譬如阿宝与阿芳的事情,全楼的人几乎都团结起来,不赞成越来越漂亮的阿芳,而越来越萎靡的阿宝,虽然恨他太多情,一致认为他这种自作自受的苦恼,纯粹是活该的。但同在一个屋顶下生活多年,自然地为他愤愤不平。其实,这本是杞人忧天,即使结婚了,不也照样离婚么?但一时间竟成了危楼谈话的主题。也许文革期间,除了那些捞到什么的,和失去什么的两拨子人有事干,其余的也实在百无聊赖,才会这样没话找话来消遣吧? 我所以说几乎都观点一致,危楼里还是有人并不这样看问题的,一位是阿芳暂时在她家借宿,认她是姑的范大妈。她总是说:“急什么,还不到年龄!”听起来,这是掌握政策的人的口气,事实上她是怕阿芳出嫁,她失去了一个免费劳动力,影响她的茶汤生意。另外,一种悻悻然的心理,她也不大乐意看到阿宝痛快顺利地达到目的。“没想到这小子真肯下大注!”她多少次埋怨自己的失算:“早知道还不如把毛毛许给他呢!”所以后来在给阿芳办户口的时候,她也只是表面上张罗,并不真的卖力。甚至到快解决时,她暗地里又去捣鬼,想法不让他们成功。但是到底“农转非”了,气得她那晚上不去车站做生意,早早关灯睡了。和她作伴的阿芳也摸不清她犯的什么劲?直听她在床上翻来覆去,因为她卖茶汤已养成夜间工作习惯,怎么也睡不着,而且脑筋清醒得厉害。她思忖,难道这丫头命好,告密居然不起作用,后来她豁然通了。人们造反夺权,像动物园猢狲那样抢来夺去,无非想捞点好处。阿宝那张存折,是最有力的通行证。不论你怎样使坏捣乱,也无能为力。钱,比亲爹的话还管用。想到这里,她骨碌从床上爬起。 “姑,你干吗?” “睡他娘个屁,还是到车站挣钱去!” 她不同意大家的看法,因为她认为自己代表政策,或者是政策的化身。其实当时比阿芳年纪还小的姑娘,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准许登记了。一些妇女闲着没事,索性超过指标在家生孩子玩。可在她管辖的范围里,要有能够作践人的机会,一般是不放弃的:“按政策办嘛!” 其实,她的政策,只要一盒不超过三块钱的糕点,就可以改变的。 另外一位,就是乔老爷的三十年代了。 朱大姐自从成为荒诞派戏剧《秃头歌女》那种形象以后,就不大好意思抛头露脸,终日在危楼蛰居着。尽管她吃核桃仁,抹生发油,尝试偏方,头发也像三类苗一样长势不旺。因此,她需要一个听众,听她讲她的黄金时代。阿芳便成了最合适的人选:第一,她什么都不懂,你怎么讲她都相信;第二,她求知欲极盛,什么都想知道。危楼的人没有一个不曾听过三遍四遍,都尽量躲着她,生怕她拉住你,给你沏茶,端出点心,央求你坐下来听她讲三十年代。她知道我因为写小说当了右派,私下对我说过:“我最爱看张恨水的小说,看一回,流一回泪,害一场眼病,水银灯把我的眼睛烧坏了。想当年,我们在徐家汇联华公司拍片——”说到这里,她去抱热水瓶,我连忙借故离开,否则,只要沏上茶,就得痛苦地当一个小时的听众或观众。 也许人一到了这一把子年纪,都有讲讲自己过去的欲望? 所以她不赞成阿芳匆匆忙忙结婚,那样的话,阿芳该关心阿宝怎样在学炒菜,怎样在红案、白案上忙着的事情,不会听她讲怎样拍《荒村女侠》、《白衣大盗》、《妈妈,我不嫁人》之类电影,和老板们、小开们怎样追她、捧她的光辉历史。只要范大妈出去公干,朱大姐便从床底下掏出来未被抄走的老电影画报,老相册,老唱片(百代公司给她灌的电影插曲),让阿芳见见世面。 唱片转动着,磨擦的沙沙声压倒了当年朱大姐嗲声嗲气的歌喉。对只懂得语录歌与样板戏的阿芳来说,这支古老的流行歌曲,并不感到多大兴趣,倒是那张沉醉在遥远歌声里的面孔,总吸引着阿芳。她说:“姨——”这位嘴甜的姑娘把朱大姐从三十年代拉了回来:“你一听这歌,你就年轻了,跟这些照片一样!” 朱大姐翻着相册,抚今追昔,多么怀念逝去的青春,和一去不再来的浮华岁月。她对阿芳说:“你干嘛着急嫁人结婚呢?像你这张脸子,要是——” “要是什么?姨——” 她没有对阿芳讲,却把下文告诉了丈夫:“真的,像阿芳这张上镜头的面孔,要退回去多少年,贴上电影公司老板,再认个阔姨太当干妈,你愁她不会红得发紫?” 乔老爷的金鱼眼差点没暴跌出来。连忙登上三楼那间有门无窗,应该叫作阁楼或亭子间的屋子,其实叫作大壁橱,也许更恰当些。阿宝正在吭哧吭哧地刨木料,汗流浃背,根本没顾到保护人站在走廊里打量他。 “阿宝——” 他吓一跳,连忙站立起来,两手垂着:“哦!大叔!” “阿宝,你们的事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办?” 他凄苦地一笑:“等把钱攒得差不多了!”本来他就是一张自觉心虚胆怯的脸,再加上一副哭相,谁看了也不受用。据说,他学炒菜手艺也是有长进的,然而,他要到敞开窗口的小炒部去显身手,人家一看那张脸,再好的炒菜,也吃不出香味来了。 “那你到哪年哪月?你就不怕鸡飞蛋打?” “不会的,大叔!”我们这位阁楼上的罗密欧,很有信心地回答。 “我是怕你两千元扔在水里,万一——” “要阿芳真是那样的话,我也——”这时,阿宝那种殉教徒的哭丧相,把乔老爷给气跑了。 我很钦佩阿宝,以一种中国风格的,特别能吃苦耐劳的韧性,来攒他结婚的费用。一般讲,食堂炊事员的伙食费,是比较低的。但为了省出每一个铜板,他退了伙。自己以贴饼子、大酱,和那年夏天,一毛钱一筐的处理西红柿,来解决肚皮问题。 另外,又想尽一切办法,使最少的钱,产生最大的经济价值。怎样让壁橱成为新房,而又使自己干瘪钱袋能负担得起,着实让阿宝伤透了脑筋,跑细了腿。罗密欧决用不着给朱丽叶去打沙发,但阿宝必须努力。因为文革已革得家家户户都沙发化了,那时的S市,可称为沙发城。好像大家并不真的想着,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只图自己受用。阿宝也算一个,因为他随大流惯了,难能免俗。而穿上了文革时装,梳了两把刷子头的阿芳,更是追赶时代的先锋。 幸好当时正在处理抄家物资,阿宝终于花几块钱买回一对单人沙发,那狼狈破旧的样子,和危楼有点近似,那肮脏灰暗的德行,与阿宝倒相当般配。阿芳一见他拖回来,像拖回两条癞皮狗,心里马上就堵了一大块,那时她脾气好,不像后来她对阿宝不客气,但也微露怨言:“看你——” 阿宝当然明白便宜没好货,便安慰未婚妻说:“别看这沙发不像样子,可簧好,是德国货!” 一听到德国货三个字,已经完全祛除了乡土气的阿芳,马上表现出一副诚惶诚恐的姿态。 命运之神也真会给人开玩笑,给这个拼命节省的未婚夫,带来了一笔横财。假如是五百元该多好!加上已攒下的数百元足够了。但是,他得到不是五百,也不是五千,而是在两只旧沙发里,各找出五万块钱。整整齐齐,像十块砖头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这种慈悲实际上和惩罚也差不多。我想起另外一篇寓言体小说,一个贫穷的意大利男孩,收到一份从异国寄来的礼单,当他兴冲冲到海关领取的时候,没想到却是一位曾来那不勒斯旅游的印度王公,为了满足他的欲望,而送给他的一头活着的,有好几吨重的巨象。现在,阿宝和那意大利孩子一样,傻了! 问题就出在德国簧上。 这就是迷信的结果了,譬如我们有些作品,其实未必好,但只要洋人鼓了掌,国人就定有跟着喝彩的。有的时候,洋人的意见,权威的评价,和乡镇上照相师的美学观点,水平也差不多的。那破沙发里的德国簧,没过几天,一坐下去,再也不肯恢复原状了。阿宝只好拆开来修理,若不是动手那天晚间,有最新指示发表,本可以免去一场悲剧。在危楼里,想瞒过范大妈那双业余侦缉的眼睛,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不知道她是否像朱大姐爱读张恨水小说那般,在研究福尔摩斯探案?她确实具有这方面的天赋。然而,偏偏那天晚上,她把危楼全体居民,都带到Y大街上去游行了。 阿宝本不能请假,但危楼人也自有公道心肠,都愿他花了那多钱以后,早点结婚,免得发生意外,大家都尽力帮忙。危楼虽小,人才济济,什么处理品,便宜货,假公济私,开个后门之类,还是有办法给阿宝省几个钱。甚至在派出所挂了号的,以打架斗殴闻名的危楼二双——一对孪生兄弟,也愿为阿宝效力。不过他们能量不大,顶多就是:“用得着咱哥俩给谁一点颜色看看的地方,阿宝哥,你尽管吩咐!”所以大家一致赞成阿宝留下看家,顺便改造沙发。范大妈也不敢太违反民意,便率领众人,浩浩荡荡出发了。 幸福,最好是细水长流,要是如山洪暴发,河堤决险似地冲来,这种足以把人溺毙的幸福,还是躲远点为佳。可阿宝太需要钱了,如饥似渴地想得到它,现在,这十块砖头,让他不知所措了。最新指示通常要安排到深夜才播放,至今我也没能悟出这样安排的道理。等到庆祝完回来,已经微明,但推开阿宝那扇从来没关过,今晚偏偏关紧的门,发现他竟然坐在沙发上,两眼直勾勾地,如醉如痴,像是中了邪。在人们印象里,阿宝和医院不沾边的,摸摸脑门,除了一点冷汗,并未发烧。但他说出来的话,倒有点像谵语似的不知所云。“大叔,要是一个人快饿死了,捡到巧克力糖,你说他怎么办?” 据说,乔老爷年轻时学过法律,肯定读过犯罪心理学,应该能判断出这正是作案契机的流露。可他心思全用在泡女演员,客串演话剧上,结果混个不良不莠。他一点不考虑他的话会起到什么作用,以小市民贪便宜的口吻回答,“那还用说,捡起来往嘴里一扔,有什么好客气的!”好像不吃,倒是天大傻瓜似的。 “不犯法?大叔,确确实实是捡的——” “只有小孩,才把捡到的钱,交给警察叔叔。” 第二天,阿宝给已经进他们厂子业余文工团的阿芳打个电话(顺便说一句,她已搬到单身宿舍去住了),让她回来一趟。因为危楼的人,倘非长着防贼的两眼,便生有做贼的双目,那份敏锐,无异X射线,直扫心胸肺腑。他不敢长时间离开屋子,从十万元到手,每分每秒他都在紧张不安的状态中度过。 好半天,阿芳才来接电话,也许电话传声音质不良,她听起来很像朱大姐灌的那张唱片。“这怎么能行呢?我刚刚得到了一个角色!” “什么?”阿宝没弄懂她得到的什么东西,但她声音里透出的惊喜,紧张,兴奋,不安的心情,他猜想,难道她也发了横财? 人各有志,阿宝和阿芳的区别,某种程度类似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分野,阿宝脚踏实地,重谋生之道,尚利而不尚名;阿芳展开幻想的翅膀,对未来有许多美丽的梦,所以求名重于求利。她在电话中怎么能讲呢!别看现在是连句台词都没有的群众角色,而许多名演员,都从这个台阶起步,登上成功的宝座。 “你赶紧回来,阿芳,无论如何——” 阿芳也听出未婚夫语音中严重的成分,只好赶回危楼。阿宝见她进屋,急忙把门关紧,掏出秘藏的十捆万元人民币,使得好不容易变成城里人的阿芳,又变回去了,那种没见过多少大世面的土包子相,出现在那漂亮的脸上。 “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阿芳反问。 前一个怎么办,显然是缴,还是不缴?而后一个怎么办,听得出来,实际是怎么用的意思。求名者并不反对利,兼而有之,当然更好。阿芳开始和未婚夫盘算,怎样来消化这十万元,真可算一道煞费苦心的难题啊! 乔老爷下午钓鱼回来,马上觉察危楼气氛不大正常,有几个人正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尤其范大妈,还做出维护道统,义愤填膺的样子,一把拉住老乔:“你快管管他们吧!大白天,也太不像话啦!”然后跺着脚:“丑死了!丑死了!” 乔老爷是什么角色,马上明白怎么回事。一看范大妈那份假正经,淡淡一笑,故意气她:“这有什么?谁不打年轻时过来!”“那也得有时有晌!” “半夜三更敲窗户,好?”乔老爷反唇相讥。 范大妈立刻脸上生霜:“造谣可耻,我就知道你们对新生的红色政权心怀不满!” “你上纲我也不怕,咱们就事论事。” “就是你们这对资产阶级,把年轻人拐带坏了。告诉你,放老实点,我成分好,就能管你!” “我蹬过三轮,怕你!”乔老爷打出王牌。 她也祭起法宝:“你老婆是臭明星,黑帮!”于是,互相揭底,战斗升级,说来也怪,屁大事也能引起全楼大战。有的烧阴火,有的假劝架,有的帮倒忙,有的在起哄架秧子。这种经常爆发的争吵,轻则动嘴,重则动手,实际上是一种穷极无聊的精力发泄,是人们在看腻了样板戏以后的业余文化生活。直到阿芳搀着阿宝出来,人们才愕然吵了半天,竟把吵架的起因给忘了。阿芳向大家解释:“他不舒服,我陪他去诊所!”说着,两人并肩走出已经失去了门面的大门。 乔老爷马上占了优势:“病成这样,亏你们想得出来。” 范大妈是干什么的:“哼,我掐着表来着,好几个钟头,再壮的小伙子也架不住!” 其实,那好几个钟头,是两个年轻人在房间里,正想方设法藏到别人决找不到的地方。范大妈已经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了,按西方习惯,对死人应该宽容,这位与危楼几乎同时终结生命的人,心底里良善的本质,还是时而流露的,能让人见到一个真的范大妈。记得她缠绵病榻数月,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不也让毛毛去把往昔决不让进门的敲窗人请来,等那位头发斑白的钟表修理匠,坐到她的床边,她已经说不出话,只是把手让他握着,然后,慢慢地闭上了眼,离开了人世。这是后话。 就在那次争吵以后,她改变了政策,从反对阿芳结婚,到支持他们早早办事,一来茶汤生意,阿芳早不帮忙了,二来她也觉得应该理解年轻人,甚至坦率地说:“乔老爷说得好,谁年轻时不曾饿狼来过?” 其实乔老爷并未讲过饿狼,是她发展了的。有人说阿宝送她一条过滤嘴烟,才准许不够年龄的阿芳办结婚登记。恐怕未必这样。我就记得有一回,范大妈把她养的两只刚打鸣的小公鸡宰了,浓浓地炖了一砂锅,端到三楼阿宝屋里。 “吃吧,阿宝,连汤带肉全吃下去!”然后,坐在对面瞅着他吃。“孩子,你可要爱惜你的身子!” 我敢发誓,她那温柔慈祥的样子,把我这个旁观者都打动了。 “孩子,那种事情怎么能过分呢?看你,才几天,两眼都眍洼下去啦!”她见他迟迟疑疑,不敢举筷的模样,便说:“公鸡是补阳的,吃吧,这些日子你光吃西红柿,荤腥都不沾。” 阿宝刚刚在烤鸭店,和阿芳吃完归来,已经是七荤八素,顺脖子流油的小伙子,不得不打点起精神对付这两只笋鸡。藏金案事犯以后,阿宝向我承认:“当时,我真害怕已经再装不进东西的胃,一下子全吐出来。大妈那眼睛多尖,她准会纳闷,公鸡到肚里一转,怎么会变成鸭子了?” 原来,阿芳拿定主意,这笔巨款,只要不显山不露水地慢慢贴补,是不会被人发觉的。起初,计划每月贴二十元,算了一下,要四百多年才能用完。干脆五十元吧,也可用到二百年之久。再多就怕要露馅,所以想到只有吃进肚里,花多少钱也不会出纰漏。虽然原则这样定了,但天生怯懦的阿宝,总有点发怵。先是左眼跳,后是右眼跳,也弄不清究竟是跳财还是跳灾,终于闹成个心惊肉跳,无法安宁。因此,他总在犹豫:“要不,还是缴公吧?” 阿芳无奈,叹了口气:“你也真成不了气候!”同意由他自便的时候,阿宝又舍不得那十块砖头了。这大概也是危楼出不了圣贤豪杰,也出不了江洋大盗的原因。小农经济思想和小市民心理杂交的结果,一条沉重的,使你无法起跳或者飞跃的尾巴,牢牢地嵌在了臀部,而且很难摆脱。文革出那么多小爬虫,其道理也就在这里。 事实正是如此,胆小不得将军做。所以,几乎把S市著名饭店吃遍的阿宝,除了从炊事员的职业角度,了解到天外有天,增加许多业务知识外,非但未曾长一点膘,相反,倒像害了一场重病似的,整天一副霜打的样子。尽管到目前为止,花的还是自己好容易攒下的数百元钱,那十块砖头原封未动。但佳肴美味,一点引不起食欲,倒像吞服蓖麻油似的难以下咽。再加上三年灾荒留下来的,只能消化“瓜菜代”的胃,和装不了荤腥的肚子,落下一个习惯性腹泻的病根,害得他经常从三楼急急忙忙冲下来,提着裤子,夹紧屁股,直奔J巷公共厕所而去。 要是仅这点口腹之雷,倒也可以忍耐。问题在于这十块砖头,如同十枚地雷埋在屋里,整日里悬心吊胆的折磨,使阿宝受不了。假如承受这份痛苦,能够为他们的爱情增添一些什么,或许还值得,还划得来。可阿芳说了:“你别愁眉苦脸好不好?也不要胡思乱想。你对我那么好,我不会忘恩负义的。早早晚晚,我这个人总是你的;当然,人给你,可灵魂,永远属于我自己。” 听这话,简直是现代派,而人呢,由于中西餐可她性子点着吃,心情舒畅,营养得法,胃口良好,越发地丰腴润泽,透出青春的魅力。本来,她是演被座山雕欺凌压榨的夹皮沟村民,但人一旦有张好脸子,就像磁铁似的产生吸引力,于是支左的同志,派头头,三结合的干部都一夜之间变成了精通艺术的行家,坐镇排演场,非要导演给她换角色,这样,她就演小常宝了。其实,她未必演得好,直到今天,我也不敢恭维她在影片、电视剧里的演技,有什么办法,照样红得发紫。就像一些时髦作家那样,经权威一吹,光轮顿起,由此开始,涂鸦即成好作品,放屁也是美文章。阿芳就从这一天开始,相信自己有征服别人,开拓道路的能力。因此,她和阿宝商量,把说好的婚期往后拖延。 “我们还年轻着嘛,是不是?” 阿宝苦笑地:“当然——” 她一笑:“你要不放心的话,我今天晚上就住在你这儿,报答你那两千块钱!”说不走,还真不走了,一面脱掉外衣,一面收拾床铺。“阿宝,你是好人,可你不懂得我的心。我看过朱大姐的相册,我听过她灌的唱片,还有她讲过的好日子。我想,我长得比她年轻时强多了,为什么我就不会到达那一步呢?早先,我只要能做个城里人,就觉得登天了。哎,你怎么啦?” 阿宝轻轻掩上门,离开了这间屋子。 他到楼下大双、小双那儿去借宿,这对父母均为高干、沦落到危楼的宝贝,绝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等傻货。把他嘲弄够了,便挤挤眼说:“走,咱们去陪阿芳,省得她冷清。”阿宝跳起来,挡住门口:“你们敢——” 大概人们还很少看到他这种勇敢和尊严的神色,哥儿俩愣住了,如果真那样做的话,他肯定要和你拼命的。“得啦,你别当真,哄哄你的,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咧!不过,你也太窝囊,太孬种,太肉头啦!”两个人一齐把他往门外推,轰他回自己屋子:“难道你是属骡子的废物蛋吗?” “我是人,不是牲口!” 阿宝也被激得冒火了,才爆炸似地迸出这句话。大双、小双愣住了,对生活,对世界已完全绝望,长期来自暴自弃,无异行尸走肉的哥儿俩,想不到还有把自己当作人那样尊重,把自己区别于动物的人。他们望着那消失在危楼大门外的背影,好像发现了远古期残留下的孑遗生物一样,在绝灭感中多少注入了一丝希望。这兄弟俩回到屋里,又接着喝酒。不知怎么搞的,话也不多了,酒也没味了,于是推开桌子,倒在床上。过了好一会,小双叫了声哥哥,总有几分钟之久,大双才回答:“干吗?” 小双毫无反应,大双以为他睡了,便把灯关了。在漆黑的房间里,他听到小双在叹气:“我真想哭一鼻子!” “我也心里憋得慌——” “为咱们死得冤屈的爹妈嚎丧吧!要不,我非去杀人放火不可!” “哭吧,小双,你要哭就哭吧!” 等到小双嗷地一声叫起来,他再也忍不住。尽管拿枕头拼命在蒙住自己,也无法控制地嚎啕大哭。一直哭到范大妈来镇压他俩这对走资派的狗崽子为止,可这时候,阿宝已经在他工作的食堂里,找几张板凳拼起,仰卧在那里了。 他端详着那块从不离身的小镜子,他觉得照片上的她,离得他既很近,又很远;那脸庞似乎很熟悉,可又很陌生;应该说是印象很深的眼睛,猛地看上去是深情的,闪烁出热烈的光彩,但细细注视,眸子里又有点冷漠和不可捉摸的神情,很看不透她的心。 然而,他爱她。他对照片上的阿芳说:“也许是命中注定,说不定最后,巷子里那棵歪脖树,该我挂上去咧!” 第二天,阿芳埋怨他:“你真狠心!” 他诚挚地说:“你别再提钱了,那是我心甘情愿为你做的,我也不非要你跟我好,你要不愿意,我也决不会拦你。” “阿宝,原来你这样想我,不屈心吗?”她确实是伤心地扑在他怀里哭了。这样,阿宝又转过来赔不是,哄她,安慰她。 危楼人有时心术也很不正,每当阿芳进进出出,大家都紧紧盯住她的腰身和腹部,好像她是应该到露马脚,让人看笑话的时候了。但实在看不出一点蛛丝马迹,便又噘嘴说:“如今工具多灵,叫你抓不住把柄!”或者,以揣测的口吻:“还不知到医院去刮掉几个了呢?” 一直到大双小双实在听不下去,忍无可忍地在楼道里发出警告时:“谁要在背后糟蹋人家清白人,看我不撕碎那张×嘴!”一副凶神恶煞口气,谁敢置若罔闻,这才消停下来。终于全楼都知道阿宝和阿芳,不仅是无罪的羔羊,而且纯洁得像天使一样。在那祸水横流,邪恶充斥的年头里,也真让看惯了污秽与脓疮的人们,为之眼目一新。危楼居民的主要弱点,乃是自私贪婪,穷极生疯,由此派生出嫌贫嫉富,趋利忘义的处世原则。危楼一部动乱史,小至鸡争鹅斗,大至头破血流,都和经济拮据联系着的。不过,也不影响他们偶尔产生同情恻隐之心,尤其是无需掏腰包的话,会陪着你掉泪,甚至比本人还激动些呢!当范大妈决定募捐,成全这对还差大立柜的小两口,早早完婚的时候,大家哪怕勒紧一点裤带,也三块五块地凑份子。大双小双当然不会后人,但范大妈有点怀疑那十元票来路不正。她对坏人,后补坏人,不太好的好人,以及好人中与前面三类有什么瓜葛者,表面上总做出警惕与防范的样子。例如她正同她认为的好人说说笑笑,一旦我走近了,她马上脸皮绷紧。可只有我和她,或她进我家门来有什么事,或我妻子给她端一碗富强粉饺子,就松弛下来了。这样来回变脸而不嫌累,我也着实佩服。 那对孪生兄弟拍拍胸脯:“这钱最革命了,都是捡的破烂大字报,到废品收购站卖出来的。”文革十年,许多好书变成纸浆,用这纸浆造出来的纸,变成大字报,再回炉只能变手纸。他们哥俩后来从纸的循环中,走上正道,则是另一篇记事的内容了。 范大妈瞪了他俩一眼,同时,也不客气地扫视了一下乔老爷和朱大姐。因为这位应名的保护人,居然一毛不拔,不但分文未掏,还冷言冷语。乔老爷的赌气,分明是冲她的,前些日子还抠阿宝姐姐的问题,没茬找茬,唯恐中国坏人少了她没事干。屎盆子扣在阿宝头上,转过脸来又朝大伙敛钱帮他,弄不懂她什么病症,有点像她年轻时闹狐仙附体似的,一会人,一会鬼。这不,兴冲冲地捧着一把票子,到三楼找阿宝去了。 不过,话说回来,倘若范大妈只有一张紧绷的面孔,一点好的念想也不给别人留下,恐怕今天谁也不愿提她了。也许好就好在她是夹生饭,还有一半属于人情味的东西,不会被人忘怀。阿宝至今还念叨范大妈塞给他去买大立柜的钱,那一百元包含全楼每家每户的心,他捧着,觉得分量是那样重,到今天也还记得。 范大妈问他们俩:“够了吗?” 阿宝老实,他有十万元,能收下这一百块钱么?连忙说: “我们怎么好意思要呢?”但他想不到阿芳却顺着范大妈的话,回答说:“姑,要说够不够嘛,还差一点,我们自己攒吧!” 范大妈显然也不是很舍得地,从怀里掏出另外五十块钱,放到阿芳手里:“拿去吧!这是我一点意思——” “不,不!”阿宝坚决不收这份钱,因为她和阿芳知道这钱来得多么艰难,是多少个深更半夜在车站卖茶场,三毛两毛攒出来的。 “将来你们发了大财再还我,要还不上,就算大妈当这个姑,给阿芳压箱底的钱!” 善良的人最容易受感动,阿宝心头一热,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他当时恨不能掏出许多钱,成倍地,甚至成十倍地偿还给这些日子过得不那么舒展的邻居。事后,阿芳嘲笑了他的慷慨:“偷来的锣鼓敲不得,你怕人家不知道么?” “那一百五十块钱——” 阿芳是个会成器的女人:“客气什么,用呗!记住,买极其一般的,咱们千万不能露富!” 于是这场阿宝的噩梦,随着大立柜到来而结束了。社会上对我们危楼发生的这桩奇闻,有许多讹传和杜撰之处,其实问题出在那筐被遗忘了的处理西红柿上。人们在挪动屋里家具杂物,以便放置立柜的时候,发现了已经腐烂发酵,快成蕃茄酱的半筐西红柿。危楼人的眼睛,范大妈的侦缉本能,都是高水平的。接着又看到了床底下长了绿毛的点心,和许多枚滚进墙角,地板缝隙里的硬币。 可怕而又难堪的沉默,维持了好几分钟。人们有许多疑问,可不知该怎样问;阿宝当然应该解释,但拿不定主意怎么说。正巧,这个时候,阿芳来到危楼,嘴里还唱着“只盼深山出太阳”呢! 他叫了一声:“阿芳,你快——”从他本心,恨不能把这让他日夜得不到安宁的巨款,交出去,宁可穷死也心甘。可为了阿芳,这秘密无轮如何不能泄露。他怕失去钱以后,会不会失去她?尽管他做好失去的准备,歪脖树也想过的。但他真心地爱,比罗密欧还罗密欧。所以他需要她一句话,或者一个眼神,一点暗示。但不做脸的肚子,剧烈地疼起来,好像绞肠痧地使他片刻不能停留,必须快到厕所,否则就要拉在裤子里了。这样,他没有得到阿芳肯定的答复,随后,又被愤怒达到了顶点的范大妈,冲进男厕所,扭着他到街革联,更不知她的态度了。 但是,无论人家怎么问,范大妈怎么跳,他还能咬紧牙关撑住劲。等到被抄家队押着回到危楼,在人群中找不到阿芳,他慌神了,悄悄地问了一声:“大叔,她呢?” “一言不发走了,你啊你啊……” 刚才阿宝离开后,乔老爷是问过阿芳来着,究竟怎么一回事?吃处理西红柿的人,会大把扔硬币而满不在乎,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阿芳好说什么?然而她审时度势,判断阿宝那劣根性的懦弱,肯定凶多吉少。于是抢先一步,到阿宝厂里替他自首交代,并且还说阿宝已被坏人绑架,很可能马上来抢钱。她在路上预先把头发弄得乱蓬蓬地,拽断了几枚纽扣,做出一副英勇搏战,冲出重围,来报告的样子。说话也故意上气不接下气,一下子把敌意挑动起来。那些待命的武斗队,正愁找不到寻衅打架的茬口,更何况皇皇十万元巨款,不由分说,杀向危楼去了。 阿宝听说阿芳走了,而且是一言不发,立刻失去了精神支柱,全面土崩瓦解了。他想既然人都失去了,还要钱有什么用? 莫如爽性交了,省得老是一块心病,吃不好,睡不宁地折磨自己。想到这里,便从沙发里,仍是原来资本家藏钱的地方,掏出全部存款,十万元,一分一厘都不差。这就是说,截止目前为止,还是用自己攒的钱去吃喝,尤其阿宝那不争气的肚子,吃多少,拉多少,等于花钱买了一种习惯性腹泻的毛病,真是又伤心,又憋屈,那几百元打算结婚的钱,是容易节省下来的吗? 人们全被十万元那索尔·贝娄形容的阳光,给照得头晕目眩。也许阿宝头一回在光天化日之下,看清楚这许许多多的钞票,他的日射症反应比别人更强烈。所以,一听范大妈讲他下落不明的姐姐,一看到她勾来的抄家太岁的面孔,他顿时腾云驾雾起来。尤其逼着他交出更多更多来路不正的钱,推他搡他,把他像揉面似的折腾时,天地都在旋转,很快失去知觉,跌倒在那给他同时带来幸福与痛苦的沙发上。 阿芳想不到自己,从人们看腻了的样板戏中的主角,成了大家听烦了的讲用会上的明星。不过,她还是很受欢迎的,因为她终究有点表演才能;因为她那张漂亮面孔的魅力;更主要的,是这十万元的传奇色彩,吸引着见钱眼开的人,纷纷赶来,即使得不着,听一听,也算过了瘾。于是,阿芳在S市的机关、学校、团体讲了个遍。不但她无需讲稿,广大群众也都背答如流,她会怎样斗私批修,在灵魂中爆发革命的?怎样帮助未婚夫提高觉悟,不做金钱奴隶,走革命道路的?怎样冲出重围报告,使得十万元财产,终于回到人民手中的?……这时朱大姐的头发也稍稍长了一点,成了阿芳的最忠实听众,每讲必听,关键时带头鼓掌,而且以她早年拍电影的经验,指导阿芳的表演。每次在上场讲演之前,给她手背上抹辣椒面。“要有眼泪,苦戏最打动人心了!你就说阿宝怎么不听你劝,揍你,揪你头发——” “他连指头也不敢碰我,姨!” “×!”朱大姐点得再明白不过,“这不是做戏么?” 阿芳讲得越生动,我们危楼罗密欧的形象越糟糕,在人们眼睛里,他不但是吝啬鬼,守财奴,还是一个暴疟狂。邻居倒不这样看,第一,他终于明白钱不是万能的,不那么孜孜以求了,倒比过去显得人情味一些;第二,花了数百元吃馆子的结果,他烹调技术长进了。楼里谁家有大事小情,少不了由他掌勺。 甚至阿芳天花乱坠讲累以后,不也到阿宝这儿美餐一顿嘛! “你别讲我把你揍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不行吗?”阿宝求她,“我都没脸进厂,一上街人家就指指戳戳!” “我白让你当未婚夫啦!这点谎都不肯替我圆——” 阿宝什么都可以迁就忍受,一提当未婚夫这说法,马上脸部表情变了:“怎么?照这么说,还有不给当的时候了!” “你呀你呀!我说过多少遍,早早晚晚,人是你的,我得看时机,到了时候准办,你放心!” 果然,她这一套活学活用的典型经验,像朱大姐那张百代公司唱片,听得耳朵起茧子的时候,她决定——在S市人民的心目里——作出自我牺牲,为了帮助他,改造他,要和阿宝结婚了。如同近来很流行一阵的题材,为了感化挽救失足青年,一定先要嫁给他一样。阿芳这样宣布以后,又在全市制造出一次冲击波。好多记者来到危楼采访,一些慕名的、学习的人,也络绎不绝于J巷之中,没想到快要倒塌的危楼,居然回光返照地红了起来。 最灰溜溜的莫过于范大妈了,她终于明白,天赋神权也好,优越感也好,左的面孔上那股凌人之势也好,只不过是她的影子罢了。当光线不再照射她的时候,这影子就消逝了,连自己也跌落在黑暗中。从此开始,她就一蹶不振,随着文革结束,随着危楼拆迁,她撇下她临别一握的钟表匠,和插队归来成为“民主墙斗士”的毛毛;也撇下我们这些坏人,准坏人,和不够好的好人,撒手仙逝了。最初那阵,我们这些人真有点贱骨头,害怕没有了她,无所适从,会过不惯。及至搬进新居,终于悟过来,失去她未必不是好事。不过,旧邻相会,谈起她来,也觉得她脸皮不绷紧的时候,还是有值得我们追忆的、可怀念的地方。 而阿芳转败为胜,占了上风以后,名气一天大似一天。讲用会的风头,只是发迹的开端,紧接着便在电视剧里露脸,不久,被电影厂借去拍片,这就更红了。虽然,她还不满足,还在努力追求更大的名气;但我们危楼居民,包括J巷居民,Y大街居民,都引以为自豪地说:“阿芳原来是我们这儿的!”可拆迁离开危楼,她也许由于天南地北地拍外景;也许执意求名到如饥似渴的程度,如同当年阿宝拼命攒钱,以致变得人情味都淡薄了一样,阿芳和我们老邻居疏远了。 至于他们小两口迁进新居后的生活如何?保护人也说不出什么来。也许我的职业习惯,喜欢搜集素材,当然要问出个结果。乔老爷抹煞着金鱼眼:“不是记者报道了吗?挺好!” 那篇专访我也看过的,说她艺术上取得那样成就,对自己的爱人,一个朴朴实实的普通工人,仍然一往情深。在海滨拍片的空闲时间里,总去捡五彩斑斓的卵石,以此象征坚贞不变的爱情和纯净的心……像阿宝这样工人与艺术家组成的不平衡家庭并不少,譬如歌唱家,譬如舞蹈家,但她们的工人丈夫,要比阿宝幸运多了。他们不会有多余和孤独的感觉,不会有依附和从属的感觉,更不会有傀儡兼奴仆的感觉。可怜的阿宝这样苦恼,正因为他没有得到,阿芳拒绝给的,那永远属于她自己的灵魂! 阿宝知道自己卑微,对于爱情,他倒真有点罗密欧,要么全部,要不全不。在推又推不掉,得又得不着的两难境地里,他竟然不止一次地重访J巷,去探望那棵歪脖树…… 不平等的爱情,该有的什么痛苦,阿宝就承受什么折磨。 他确实不明白她还想出多大名?她也真有些憔悴了,那双眼睛虽然疲倦,似乎刚卸妆那样残留着隐隐的黑圈,却永远聚精会神地,在电影广告、画报、影视类杂志和报纸上,寻找自己的照片和名字。如同阿宝怀揣着十万元巨款那阵,求名的阿芳像他查点钞票一样,在认真地统计她照片与名字的出现率。那碗还是导演开车送她回来时,端上来的夜宵,都已经凉了,还顾不上吃。 “阿芳,你太累了!” “求求你,别管我!”她把头埋在统计数字里,好像屋里根本没有他这个人似的。 “你要嫌我碍事——” “又来了,又来了……”她焦躁地跳起来,推他出屋,把门从里面反扣上了。 当然,这也不是头一回,阿宝倒在门厅的沙发上,抱着脑袋,从歪脖树一直想到那碗夜宵。生活的发展变化,是多么难以预料啊!在炊事班只会烧火的阿宝,能做出这一碗比头发丝还细的龙须面,而在歪脖树下当作盲流驱赶的阿芳,却对这碗堪称工艺品的夜点,不屑一瞥。一直到第二天早晨,门开了,那碗面仍一筷子未动,放在桌子上。 “你没吃?”阿宝努力忘却一切一切的不快。 阿芳想起昨夜来:“让我怎么吃得下去,就端一碗,亏你做得出,叫人下不了台!” “往日导演就送你到楼下,没想到他进屋。” 她立刻火了:“他进屋怎么啦?我还要留他在这儿过夜呢! 你知道要评选最佳女演员么?” 这句话着实伤透了他的心,抬起脚,离开了这间屋子,他什么话也没讲,那怯懦的背影在门外很快消失了。……… 正当我们议论着只有均等的力量,才能保持相对平衡,好像爱情也不例外的时候,如今已是好样的危楼二双(一个在搞书法篆刻,一个和我同行,在写小说,不过他崇奉现代派),破门而入,后面跟随着的,正是我们刚谈到的罗密欧,垂头丧气,满面晦色。 哥俩把一段麻绳,扔到乔老爷跟前:“大叔,你看他想干什么名堂?” 朱大姐是有过这段生活体验的,赶忙拉他过来,埋怨地说:“阿宝,你怎么能想不开呢?女人总有收心的时候,你看我和你大叔,不也过得很好么?” “我没有上吊——”他辩解着:“我这不是好好的嘛!” “胡说,我们哥俩正在工地干活,见他在歪脖树那儿转悠,然后挂上了这绳套,正要把头伸进去——” 乔老爷跳起来,这位老话剧演员一把拽住阿宝脖领:“活见鬼,连罗密欧都敢同人家决斗,可你这个天生的窝囊废!” 他挣脱开,以难得见到的倔犟,回答屋里人质询的眼光: “不错,我是打算那样结果来着。可我没有朝绳套里钻,我想开了,我不干了!”他还强词夺理:“怎么?不兴我不自杀?” 写现代派小说的小双揭穿他:“要不是我们跑得快,你就伸腿瞪眼了!” “我已经拿定主意不死了,一见你俩,更死不得了!”说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厂里打算让我领着一帮知青开饭店呢! 我要撂手一走,他们不又得回家待业。你俩找份工作多难哪! 想来想去,人总不能为一个人在世上活着……” “阿芳怎么啦?”乔老爷听他话里有话。 “也没怎么着。大叔,这回倒好,我一通百通!” “屁,那个导演得收拾收拾他。”大双拿出当年破罐破摔,横行无忌的样子,“阿宝哥,我得给他放放血,让他明白怎么做人!他要再缠阿芳,我让他这辈子坐着轮椅拍戏!” “你疯了,不怕犯法,好容易上了班,还当上先进工作者!” 乔老爷警告着。然后,他盯住阿宝的脸,似乎要看出什么蹊跷。 包括朱大姐,包括我,也都想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反正打他个鼻青脸肿,不算过分。有一回,我亲眼见他用车送阿芳回来,在大门口,居然敢动手动脚……”小双像写小说似的讲起来。阿宝用双手捂住脸。要不是汽车喇叭响,要不是阿芳一阵风似地进屋,我不知道这可怜的丈夫该怎么办? “哟,你们都在这儿,快说说这个阿宝吧!”阿芳抽出一支烟,点燃了,烦躁地吸着:“像话吗?要去自杀,败坏我的名声! 你说你多无聊,多没意思,也太酸了,太嫉妒了,不看看人家是什么样的名人,别人想巴结还不屑理呢!对你亲热,说明看得起你,流露一点感觉,正好表明你在他心目中的位置。阿宝,阿宝,你也不想想,我能跟他们来真格的吗?” “哦!天……”阿宝紧抱住头,生怕它爆裂似地那样用力。 朱大姐到底拍过片子的,深有感触地说:“阿芳,可也是——”可一看乔老爷那双愤怒的金鱼眼,把下面的话,咽回肚里去了。 “阿宝,干嘛那么狭隘?我在争取最佳女演员,明白吗?你想不付出点代价,不豁出一丁点,能行吗?……” 索尔·贝娄把金钱比作太阳,那么名声的追求,大概就是对于飞蛾的火光了。 这时,危楼二双砉拉一下站起来,那拳头捏得关节嘎嘎地响,只问了一声:“那导演在车里等着吧?”便大步朝门外走去。 阿宝跳起来,拖住他们哥俩,对阿芳说:“你走吧!” “什么意思?” “我让你走——” “分手吗?” “说不定这样对你、对我都好,我好不容易悟过来的。” 阿芳先愣了一下,很短,只有几秒钟。然后,瞅瞅阿宝,瞅瞅大家,转身走了出去。 那哥俩几乎不约而同地:“你这个窝囊废!”一使劲,把他搡在地板上。只见他一摊泥似的软在那里,泪水簌簌地跌落下来。 “让他哭吧!”乔老爷把大家都请到别屋,“哭够了就好了!”………… 大概没过两天,阿宝找我来了,好像乔老爷的话还挺灵,大概他哭够了,没事了,忙他的知青饭店了。原来饭店快要开张,至今连个名字还没有着落。 “您是作家,给想一个漂亮的!” 我突然想到陆文夫前不久发表的关于苏州吃喝的小说;阿宝炒的菜,还多少有点南方味。“干脆,你们就叫‘美食家’大饭店吧!怎么样?” “好!开张那天,您一定来捧场!” 真奇怪,当他为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总那样萎靡;现在,为几十个待业青年忙着的时候,连讲话的腔调也不大一样了,不但响亮,而且干脆,跟你握手,也敢使劲了。 再没有比开张志喜那天更热闹了,简直谁也想不到,来祝贺的客人当中,有一位来自大洋彼岸的美籍华人,一家什么公司的女董事长。你猜是谁?阿宝多少年不知下落的姐姐,回来看望她弟弟,还要把他带到美国去呢! 好消息总是不胫而走的,在锣鼓齐鸣,鞭炮喧天,“美食家”大饭店的招牌揭幕的时候,我们危楼的朱丽叶,也急急忙忙,带着抑制不住的亢奋来了。 那还用介绍吗?她紧紧搂抱住那位女董事长。我突然发现,尽管她快成最佳女演员,但那副阔别了的,在J巷歪脖树下,没见过多大世面的土包子相,又在她脸上出现了。 阿宝至今也没有离开“美食家”大饭店,因为这里是他懂得人活着,到已应该干什么的起点。也许铺面还不够大,卫生条件较差,服务态度还不够好。可是他说:“姐姐,会一步步好起来的,你信不信?” “根据什么?” “因为我爱它!” ——诸位读者,假如你们有兴趣,请光临“美食家”大饭店品尝指教! 地址:Y大街十字路口;电话订菜:785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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