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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市Y大街J巷，有过一幢危险房屋。市政当局好像计划拆除，但也只是计划而已。亏得大家能够将就凑合，楼房里的二十家住户（自然也包括我），竟然在危楼里生活了许多年。谢天谢地，现在，谁也找不到这幢整天让人提心吊胆的楼房，它那破陋衰败的形象，已经从地平线上消失了。危楼原址正在破土动工，大兴土木。据说不会很久，S市的最高层建筑物将在这里拔地而起。 危楼不存在了，但危楼的居民还在。下面所讲的，也许正生活在你周围的，而原来却是我邻居的一些故事。 故事之一：一个拼命节省突然发了洋财的青年工人，一个没有户口终于成为明星的乡下姑娘，一篇有关名与利的寓言体小说。 文革已经是昨天或者是前天的故事了，虽然还不到夏商周那样遥远的程度，但人们努力忘却的心情，倒希望那梦魇颠倒的日子越远越好。但是，如今提笔来写这幢互相谗嫉又互相亲昵，互相捣鬼又互相拥抱的危楼居民，不得不回到那灰暗的阴霾的十年里去。有什么法子呢？诚如一位西贤所说：“正经的年代产生严肃的人，狂悖的岁月产生荒唐的事。”而阿宝突然发财而至歇斯底里的故事，确实也只能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才会出现。 啊！那奇迹般的十万元巨款，简直像一场荒唐的梦，随着这故事，又在我脑海里光怪陆离地出现了。我记得索尔·贝娄这样描写过：“钱，那是唯一的阳光，它照着哪里，哪里就亮。它没有照到的地方，就是你看到的唯一发黑的地方。”那捆扎得结结实实，像十块沉甸甸砖头似的人民币，当真地把危楼照亮了。而光亮度最为集中的焦点，就是这位孑然一身的阿宝，一个极普通的炊事员。但是太强烈的阳光，却使这个可怜人，出现了日射症的反应，太悲哀了！十万块钱，一笔横财，幸运与苦难几乎同时降临到这个年轻人的头上。尽管与此同时，还有抄家的搜查队，还有戴红箍的专政队伍，还有幸灾乐祸的眼神，还有当时很盛行的人皆为敌的仇视态度……这一切，也许是金钱阳光没有照到的地方，围观的危楼老少，竟看不在眼里，而把双眼死死盯住那十捆人民币。就在这个时候，阿宝好像再也承受不住这有形无形的压力，口齿不清地嗫嚅了几句；满腔怨忿随着粘痰涌上来，口吐白沫，往后一仰，休克过去了。 在危楼各色人等中，也许只有乔老爷算得上是阿宝贴近的邻居。其实，阿宝是个不愿去打扰别人，也不愿别人来打扰他的人。他的哲学是独善其身，即使受过他父母托过孤的，作为保护人的老乔，阿宝也恭而敬之地保持住距离。尽管如此，热心肠的乔老爷还是抢前一步，扶起脸色灰白，牙关紧闭，人事不知的阿宝。而且，似乎不怕什么牵连，也无所谓忌讳，更不在乎非我族类的眼色，抱住阿宝，沿着危楼里扭曲的、摇摇欲坠的楼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送这个非常需要钱，但有了钱以后却成了心病的小伙子去医院。 追着乔老爷而去的，是我们这幢危楼的居民组长，一位年过五十，但精力旺盛的范大妈，就是她把抄家的搜查队，文攻武卫队伍引到危楼来的。以一种胜利的骄傲，一种不出所料的称心劲，赶到乔老爷前头，拦住他，似乎对一个大逆不道的劫法场的罪犯，喝问道：“你把他弄到哪儿去？” 其实，要不是阿宝决心摆脱这笔财富，给那帮气势汹汹的家伙，讲出巨款的下落，任凭他们把危楼翻个底朝上，也决不会找到的。凡文革中抄家的能手，倘非贼星照命，想乘机发财者，便是泄私忿者。或者两者都不是，只是一种暴虐狂，真为所谓“革命”者并不多。然而，阿宝却像佛经故事里所讲的造舍利塔以赎身的施主那样，他本意倒是想超脱自己，结果反而把自己造到了塔的里面出不来了。他交出了这笔巨款，理应得到表扬，哪怕是一点鼓励或者肯定，也该有的。可那些虎视耽耽的眼睛，相信阿宝还有十捆这样的钞票，藏在另外什么地方。文革那几年里，大家聪明得对谁都不讲真话，因而对别人的话，也决不可能相信。人与人之间隔堵墙，彼此窥测，满腹狐疑。所以只认为阿宝另有十捆，而不是百捆，应该说相当宽容的了。 抱着阿宝的乔老爷，当然恨这个被保护人，发了这么一笔意外之财，招呼不打一声。这种不尊重、不信任的情绪，使得乔老爷十分懊丧。“难道我老乔是贪小爱财之辈？要是你这个小伙子早偷偷地找我商量商量，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但是，范大妈一拦一挡，乔老爷发现自己更恨的倒是这个可恶的女人，她已经不止一次引鬼上门，抄这家，抄那家，弄得本来岌岌乎危哉的楼房，更加摇摆晃晃。只要J巷外Y大街一过重型车辆，可怜的危楼便像打摆子病人那样瑟瑟颤抖。如今那帮抄家队大有不找出另外十万元，决不罢休之意，一个个像喝醉了酒似的，拆间壁墙，撬水泥地，扒天花板，非把危楼毁于一旦不可。乔老爷这个一生乐呵呵，似乎从不知忧虑的人，头一回金刚怒目式瞪着抄家得了理的范大妈，狠狠地啐了一口，梗着脖子走出危楼。 沉默，是最大的蔑视。不答话再加以一啐，乔老爷终于吐出郁积已久的愤懑之气，因为他和他那三十年代当过明星的妻子，也曾被这帮职业抄家队光顾过。他老伴一点为数不多的金银首饰，就在那回抄家中不翼而飞，而且还不敢声张。因为对旧电影明星的信任程度，连阿宝的百分之五十还不到。如果你有金戒指，肯定会有金手镯，必然会有金项圈。真到棍棒齐下，皮开肉绽之时，你乔老爷给怎样搪塞？忍了吧，打碎牙往肚里咽，谁让你娶了电影明星哩！连你通红通红的好成分，也给冲淡了。其实老乔年轻时也是纨哑子弟，不过衰败得早，后来下海演话剧，剧团垮了蹬三轮，紧接着解放，成了无产阶级。没想到文革一来，旗手专门收拾三十年代，他也跟着倒霉，但他这啐受到大家的拥护。房子固然不好，没有一家住户不怨天尤人，骂爹骂娘的。但目前它还能挡风遮雨，还能提供你哪怕是絮一个窝的空间，而拆迁搬进新房的希望又那样渺茫无期，眼睁睁看这样折腾作践危楼，是相当愤慨的。所以对范大妈特别的不满意，尤其不满意她那张年轻时也曾漂亮俊俏过的大脸盘上，露出来的飞扬兴奋的神气，最好朝她脸上啐痰才解恨。 范大妈才不在乎这些，或者也可能她根本不曾察觉邻居们异样的眼光，追出大门外，在J巷里继续拦截乔老爷，不让他走。就在这个时候，从巷口浩浩荡荡杀进另一支人马，顿时间烟尘蔽日，喊声震天，立刻把危楼团团围住，枪炮对准，子弹上膛，电喇叭声称阿宝是他们厂子里的工人，他们有权处置，而且十万元是阿宝向厂领导主动交代的，应归工厂。拿到钱的这一拨自然不愿交上去，其实他们也未必敢私分，现在争的无非是功劳归属权的问题。双方用革命的词藻：什么摘桃派呀！ 什么躲在峨眉山呀！互相文攻几个回合以后，就一拨楼内一拨楼外武卫起来。中国人素以爱好和平著称于世界，在那十年间，不知怎么搞的，动辄拳头开路，枪炮说话，打个不亦乐乎。 这两拨争夺的焦点，是危楼那颓败残破，本已不怎么体面的大门。经过一番拉锯战以后，门倒了，门框也散了架，门外的一拨蜂拥而进。双方肉搏血战了一番，有脑袋开瓢的，有肚皮豁开的，至于皮破血流，手足脱臼的，更不在话下了。最后双方达成协议休战，各取走五捆砖头似的人民币，撤离了危楼。劫后余生的男女老幼，从躲藏处跑出来，各自收拾被当成战场的家，最堪钦佩的，这些武斗战士于混战之中，能忙里偷闲地顺手牵羊，不失时机地捞些外快。所谓文革成果最大最大，就造反起家者而言，是很准确的。可危楼的大门，自此直到文革结束，一直无人过问，能掩饰危楼破败的这一点门面失去以后，每个人都赤裸裸地把自己暴露了。 阿宝的昏迷，还未到得医院，倒也无药自愈了。睁开了那双由于精神折磨而塌陷下去的眼睛，发现蹬着平板三轮的，是乔老爷，在后面推车的，却是他最害怕失去，然而并未失去的未婚妻。轻轻地叫声阿芳，两行清泪簌簌跌落下来。在那样岁月里，连爱情都是苦涩的。 阿宝算得上是危楼的老住家户了。一九五七年，我由于写了篇干预生活的作品，碰上厄运，转眼间，好多朋友都做出见面不认识的陌路人一样。为了避免他们尴尬，只好想法离那些聪明自洁的同志远点，就托人在Y大街J巷深处这幢危楼里找了个落脚之地。好像记得搬进来的时候，阿宝还没有上小学呢！这个孩子在我印象里，和他那善良得近乎怯懦，本分到愚昧程度的父母亲一样，老实得实在出奇。老实是做人的根本，但过分的老实，以至不能应付世变，显得那样迂腐、笨拙，就未必值得去赞美了。阿宝的双亲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年代里，由于过分克尽厥职，以致积劳成疾。随后，在接踵而至的困难岁月中，就相继撇下阿宝和大女儿到另一个世界去了。阿宝的这位姐姐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提起过。但我觉得正是阿宝姐姐有些什么不名誉、不光彩的污点，使得老两口一辈子像生活在瓷器店里那样，小心翼翼，唯恐碰碎什么地谨慎行事。 阿宝能熬过三年灾荒，也许算人间奇迹。虽然饿得皮包骨头，但还活着。他为什么要当炊事员呢？正是那饥俄的日子里，无数次总结经验才得出的结论。以后他上了班——这里我得为我也不怎么喜欢的范大妈记一笔，正是她到阿宝爹妈的工厂去大声疾呼直至吵闹不休，厂领导被她缠得没法，才把连童工都不够格的阿宝收留——从领一笔工资开始，直到今天，除了最低的生活费用外，一分钱的奢侈，都未敢尝试。就这样，聚沙成塔地攒下了两千元存款。可那时候，大家都信奉穷则变，富则修的哲学，越穷越光荣。于是，阿宝这四位数的存折，就成了某些人嫉恨的目标。但同时，也成了女孩子追求的对象。 要照乔老爷的评价，阿宝倘无那张存折，不会有姑娘瞧上他的。他也并不丑，大体上还是说得过去的。不知怎么搞的，阿宝的被告面孔，挨打姿态，一种似乎从双亲那里继承下来，在血管里流动的窝囊废气质，使得他好像先天理亏三分的软弱、胆怯、闪让、退避，脖颈和腰杆都不怎么直挺的神态，让人感到扫兴和灰心。但有的女孩子，爱神的箭往往不能射中她的心怀，偏偏很容易为金钱敞开心扉。所以，阿宝一看到那双贪婪的眼睛，怀着觊觎之心，紧紧盯住他胸前口袋的时候，他常常产生一种热辣辣的焦灼感，好像胸脯上抹了芥末面或者辣椒油似的难受。 “你还想挑什么天仙不成？”乔老爷有时急得朝他嚷，“你都快三十了，打一辈子光棍吗？” 老天爷还是慈悲的，它不那么势利眼，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两派打得天昏地暗的时候，无论城市农村都被搅得鸡犬不宁的时候，在S市Y大街J巷那棵和崇祯爷上吊差不多的歪脖树下，我们可怜的阿宝，和另一个同样可怜的姑娘阿芳相遇了。 当时，阿宝正匆匆忙忙赶往工厂上班，为了节省五分钱公共汽车票钱，成年累月这样步行着。其实，整个厂子早就停工停产，几千职工以革命的名义白吃白拿。可阿宝自打进厂就在食堂，所以不论别人怎样造反有理，他得把大家喂饱。因而在十年浩劫里，真正做到革命、生产双肩挑的，唯有炊事人员。而阿宝又是其中佼佼者，连一分钟也不曾迟到过。 阿芳——请原谅我在《危楼记事》系列短篇小说中，这种对老一辈有姓无名，对年轻一代有名无姓的称呼法，主要是为了避免给我的这些邻居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而已经在银幕、屏幕头角峥嵘，说不定在你家墙壁挂着的明星月历上，有她玉照的阿芳，我更有责任为之隐讳。这随便起的名字，只不过是个代号而已。你可千万别去索隐推测，以致对当代明星产生误解——显然还是第一次背井离乡，从遥远的同样被文革风波搅浑了水的乡下，来到S市谋生。她迷了路，找不到她要投靠的人家；而且也走累了，靠着那歪脖树歇歇脚，盘算下一步该怎么办？ 也许是她那可怜巴巴的神态，那怯生生、孤立无援的模样，那被刚睡醒的城市所特有的喧嚣纷扰，惊吓的茫然无主的眼色所吸引，阿宝才迟疑地停下来的吧？其实，要不是早些时候，被推了阴阳头的朱大姐（这位过时的电影明星总希望自己年轻，所以喜欢大家这样称呼她）曾经打算仿效她先祖朱由检那样，在歪脖树结束屈辱羞耻日子的话，阿宝决不会驻足，以疑虑的神气打量阿芳的。 朱大姐并不想死，只不过一时气短，悟不过来罢了。等到也是上早班的阿宝，把她从树上抱下，那一口背过去的气，终于缓转过来的时候。她才真正感到活着是多么的好，而且，小巷里的空气是多么的清新宜人。这个一辈子不曾生儿育女的明星，像母亲似的搂住阿宝，简直疯狂了似地亲他，感谢他把她救了，还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告诉你乔大叔……”但是，谁知是范大妈有某种特异禀赋，还是她有着业余侦缉的嗜好，好像什么事情都脱不了她那对年轻时也很动人的眼睛。她嘿嘿冷笑一声，揪住这位寻短见者，押往造反部，以企图自绝于人民的罪名，把朱大姐另一半头发也剃光了。“这样也好——”乔老爷端详半天后说，“要是演《阿Q正传》的小尼姑，倒不用费事了！” 还是这棵歪脖树，还似乎是不久前的场面，结果又被似乎像上帝般无所不在的范大妈碰上了。她这一回不是嘿嘿冷笑，不是连忙报告，而是猛扑过来，像老鹰抓小鸡般的，想一把攫获住阿芳，撕个粉碎似的。 阿宝也诧异范大妈那凶恶枭厉的样子，而阿芳——她不像今天这样见过世面——被那五官挪位，肉丝都横起来的脸，吓得直是索索地抖。尤其那沙嘎的声音：“你干什么？你想在这儿干什么？……”如同多年不上油的车轴在转动，使人感到扯心拉肺一样的难受。她求援似的叫了一声：“大哥——”期望着阿宝，此时此地也只有他能证明，她在这巷子里，除了歇歇脚，什么坏事也没做。阿宝这个人，虽然有那种胎里带的软弱，但他的同情心，也并不比别的正直的人少一点。不过，自觉地位卑下，力量微薄罢了。但今天，也不知从哪平空增添一股勇气，竟敢斗胆拦住范大妈，护住已不知所措的阿芳。 范大妈胳膊一震，没想到一个软柿子捏的阿宝，竟敢公然抗拒或者蔑视她的权威。开头，她只是出于一种好意，认为这棵歪脖树，肯定有找替身的吊死鬼在作祟，朱大姐上吊未成，现在又来个讨死的。所以，她恶狠狠地扑过去，倒不冲阿芳，是冲阿芳背后那个伸出尺把长鲜红舌头的吊死鬼。她看不见，但她相信有。实际上她有点迷信，而且她认为自己佩戴的文革期间很盛行一时的革命装饰品，具有某种降妖伏魔，驱邪避秽的功能。这自然是可笑的，有些荒诞不经。可她，却是至诚地相信，你拿她有什么法？正如她早年间装神弄鬼一样，硬说有位仙姑附在她身上。搬到危楼以后，还闹过两回，她丈夫那样狠狠揍她，也无济于事。一折腾就是半天，遍地打滚，口吐白沫，还说一些莫名其妙的鬼话。看来，只有鹤翔庄的自发功可以解释这种悖谬了。但是，胳膊震麻以后，立刻意识到这是妨碍她履行职责。一种似是天赋神权，范大妈批准自己监管坏人，并且防范那些可能沦为坏人的好人。前者如黑五类，黑九类；后者则由她疑神见鬼去划圈。至少在危楼里，能够让她放心的，绝对纯粹的好人家是没有的。甚至像孤儿出身的阿宝，她也总用眼角的余光瞟着点儿，好像他那样节衣缩食，揣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和野心似的。尤其有一回，邮局把一笔汇往灾区的百元款项，东找西查，终于证实是他寄的，并退还给他的时候，阿宝死活不认这个帐。这件事轰动危楼，它使人们看到虽然卑微，虽然无足轻重，虽然像躲在窝里不敢探头的鸟那样的人，有颗多么善良的心。尽管他非常节省，但并不吝啬。可范大妈却从此认定阿宝的钱来路不正，于是他成了她心目里另册上的人。 “好！你竟敢和盲流串通一气！”马上严词责问，“她干吗的？她找谁？她有证明吗？她什么成分？你——”范大妈转脸对阿芳，“走，跟我到街革联去谈谈！” 乡下姑娘哪里懂得街革联其实是街道造反革命联络站的简称呢？那时候，群众组织多如牛毛，甚至在动物园的猴笼里，不知谁塞进一块木牌，上面居然写着“红面猴造反总部”。这当然是恶作剧，但猢狲们不知底里，上蹿下跳地抢着玩，倒也是现实的缩影。我一直怀疑是乔老爷干的好事，但他矢口否认，可又不掩饰脸上流露的得意之色。阿芳哪有乔老爷的胆量和幽默感呢？一听要谈谈，便知道不是好去处，连忙以乡下人的聪明，拔脚就跑。 范大妈马上就判断她不是好人，只有坏人才心虚胆怯，大喝一声：“站住！”随即追赶过去。阿芳慌不择路，摔了一跤，连随身带的包袱也来不及捡，爬起来没命地冲出J巷，很快消失在Y大街的人流里去了。 阿宝也许是有生以来头一次，体会到一个男人保护不了一个女人的屈辱，他感到十分痛苦。以能够与范大妈媲美的高嗓门，冲她恶狠狠地说：“你像话吗？欺侮人！她怎么碍着你啦！” “欺侮？”范大妈不解地重复一遍。那腔调，表明了这个字眼在这种场合，纯属多余。对于被她监管和需要防范的对象，这种欺侮，不仅是必要的，还是正当的。她就是这样认为的。 阿宝夹着这个轻巧的，和主人同样单薄可怜的包袱，走到巷口，站在范大妈视线以外的地方等候。他估计，过不一会，这个乡下姑娘会踅回来寻找。阿宝等啊等啊，一直到无法再等的时候，买票坐车去厂里给造反派做饭。午饭开完，又掏五分钱回来再等，白白耗去一个下午，不见她人影。傍晚，阿宝接着等，在路灯下，溜达到深夜。实在太晚了，才姗姗回家。阿宝自己也诧异，怎么这样诚心诚意地等了一天？是因为她可怜？因为她受欺侮？因为她叫了一声大哥？因为她那苦楚动人的面容？因为那双只消看一次，就永远忘不了的眼睛？…… 他的心不那么宁静了。 几经踌躇，阿宝解开了她的包袱，多么寒伧单薄的内容啊！真有点像某些人提倡的三无小说那样空空如也，唯一的奢侈品，是面小玻璃圆镜。镜子背面夹着的当然应该是她本人的照片。但阿宝怎么看，也和早晨在巷子里见到那姑娘吻合不起来。看来乡镇上的照相师也有其独特的天才，能把人照得完全不像自己。和我们读某些特级作品一样，评价的好和实际的好，常常总不吻合，看来权威的眼睛并不权威。 就在此时此刻，一种淡淡的，不可捉摸的脂粉气息，令人烦恼地钻进他的鼻子。可当真地去闻，依旧是他寒酸破旧屋子里特有的霉味。然而，稍停片刻，不经意间，那温馨的香味又轻轻袭来了。他不由得问自己：“她这会在什么地方呢？没有钱，没有粮票，而且说不定没有一个肯帮助她的好人吧？……”霎时间，一种同情，一种关注，一种比同情和关注还多了些什么的感情，从胸臆间油然升起。于是，他再也不能安然地在床上躺着了。决心到此时此刻，所有无家可归的人，唯一存身之地的火车站去寻找她。 迈出这一步是容易的，但为这一步所付出的代价，将是异常沉重的。假如阿宝当时要能预见到未来的话，也许脚步会迟疑，不像这会儿兴冲冲地在马路上奔跑。那速度，真好比两肋生翅，脚底生风，冲刺似地朝S市那总搭着脚手架，总也修不好的车站票房飞去。心头那股热劲，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从哪来的？仿佛刚出笼屉的馒头，塞在他胸膛里似的，那样实在，那样熨帖。以致他的保护人大清早在巷子里撞见以后，听他如何如何地讲了一通，立刻警告他的话：“那可是个无底洞！”他压根儿没往心里去。 “阿芳说了，她不会拖累我的，她能养活自己，说不定还可以帮助我呢！” 乔老爷嗤了一下鼻子：“说得好听，到头来还得靠男人养活！”也许他正和他老伴，从街革联请罪回来，心头老大的不顺。这种洗心革面的早课，是给坏人准备的，乔老爷当然不算，但他老伴算，因为是三十年代臭明星。谁曾想到文革风暴制造了那么多的家庭悲剧，这对本来是半路夫妻的两口，倒越发风雨同舟地亲密了。乔老爷心甘情愿降格为坏人，陪老伴请罪。 从此，他每天清晨去装作虔心忏悔的样子，而且每次都能泪流满面，表现出内疚和自责的痛苦。这使得许多同时请罪的坏人，秘密地向他取经讨教，乔老爷也丝毫不保守地传经送宝。 原来倒是朱大姐早年拍电影所用过的，一种极原始的刺激流泪的办法，往手背上抹一点辣椒面，必要时揉揉眼睛，泪水就辣出来了。于是大家都仿效行事，每天的早请罪就变成了一场流泪竞赛。头头们作为改造坏人的成绩到处宣扬，还开过现场会让人们参观以乔老爷为首的流泪表演呢！ 阿宝振振有词地回答他的保护人：“你都能为朱大姐把眼睛辣成了红眼耗子，我怎么就不能为阿芳——” 乔老爷截断他的话：“这姑娘再好，她的农村户口，是你一道过不去的关口！” “范大妈她答应帮忙——” “什么？老范婆子？”乔老爷眨巴着辣劲未过、泪囊肿痛的双眼怔住了。 然而，确确实实是范大妈。 阿宝怎么也料想不到会在票房里，碰上他恨不能咬一口的范大妈。而且更出乎意外的，正是这个范大妈，在挤得满满登登的，上访告状，革命串连，等待接见，和买票签证的人群中间卖茶汤。尤其让他惊讶的，还是这个范大妈，竟然扬起胳膊招呼他，语调是那样亲热，“快过来，阿宝，帮帮忙！” 他糊涂了，不知究竟哪一个是真的范大妈？危楼里那人皆为敌的眼睛，怎么特嵌不到这张做生意的殷勤笑脸上。其实，这正是阿宝的天真之处，在那灰暗的十年里，有多少人向我们展示出双重人格和两面嘴脸啊！不过有的弥合得巧妙些，天衣无缝，浑然一体。而范大妈则是屑于煮夹生了的饭之类，不免有点硌牙。就如同读有些作家所炮制的作品，外面是国产包装，内里却是洋作家名篇的翻版一样，不仅硌牙，还会让人倒胃口的。阿宝尽管十分地不愿意——他来车站并不是为了帮她做买卖啊！可那张笑脸（据说早些年也曾风流一阵的）使他不得不费点力气，朝她那儿挤去。但双眼却在密密麻麻的人群里，寻找他一心一意要找到，而且必须找到的那个乡下姑娘。 那份迫切的心情，让人感到不是她的包袱丢在他这里，而是他的什么重要东西，被她拿走了，急着要找回来似的。范大妈显然注意到他神不守舍的状态，便问：“你怎么啦？阿宝！” 他能对这位事端制造者说什么呢？只好恭喜她生意兴隆： “想不到这么晚，会有这么多人！” “你还没见过大串连那阵——”她神采飞扬地回忆不久前那有史以来的壮举，一次上亿人的全国免费大旅游，“哦！我这批过准的，忆苦思甜茶汤，三毛钱一碗，五毛钱一碗，有人还抢不到手呢！” 因为阿宝在炊事班工作，虽然他独善其身，不问世事，但一把炒面，一匙糖，冲上开水，该值多少钱，是算得出来的。现在卖两毛一碗，已是对折拐弯的利润，竟敢百分之三百、五百地牟取暴利，而丝毫不妨碍她自以为很革命的左派身分。阿宝虽说政治头脑少些，也对她坦然自若的神态，有点纳闷。这个年轻人心里琢磨：“她会一点不害羞！” 傻兄弟，比她更心口不一的，比她还要下作，讲漂亮话而干不漂亮事情的人，从来也不像在文革期间那样公开的无耻，简直到了赤条条无牵挂的地步。范大妈只不过是这支长长队伍末尾的一个小卒罢了。至少她在收摊的时候，把赚得的几块钱，塞进口袋以后，说不上是高兴还是忧愁，破天荒充满人情味地对阿宝说：“我要像你有那么多存款该多好，毛毛也能从插队的乡下办回来了。唉，我也不必半夜三更在这儿挣钱，贴补她的工分了！”她又叹了一口气，心情那样沉重，以致阿宝不禁扭回头去打量她。 他们走出永远不拆的脚手架，到车站门前的广场，天色已经微明。这时，范大妈才想起来问他：“阿宝，你干什么来啦？” “昨天早上，你在巷子里，那歪脖树下——” 范大妈恍然大悟：“敢情她是你对像？” “啊呀，你说哪儿去了！范大妈！”阿宝埋怨她，“你把那姑娘打跑了，可包袱丢在——” “你放心！”范大妈说得那样轻描淡写，“昨晚上我在票房见她来着——” 阿宝紧紧抓住范大妈的茶壶水碗篮子：“人呢？” “我把她扭到车站派出所，交给警察了！” “你啊！”他搡了她一把，差点把范大妈业余挣钱的饭碗砸碎。 这回范大妈倒没有着急，也许因为她年轻时曾经风流过，甚至成家之后，生儿育女，还暗地里与旧日情人来往。所以她装神弄鬼，惹得死去的毛毛爸死命揍她，都和这段情缘有关。 因此，她拉住要去派出所找人的阿宝：“你相上了她？” 阿宝急于要走，没好气地：“相上又怎么样？” “可她是乡下人！” “乡下人怎么样？”阿宝不完全是赌气，但语调听起来很像：“我偏还不愿意找城里人呢！” “那你可得大把往外撒票子，户口、工作，这两样你要想办成，哪样也得一个大数才行！” “只要有价码，不愁没办法！” 也许她被年轻人的至诚感动了：“要是你真肯掏钱，大妈许能帮你个忙——”她抬头一看车站大钟：“不行了，我得赶紧回去，管着那帮坏人请罪，让他们老老实实——”那种神圣的使命感，唤醒了她灵魂中另一个人皆为敌的范大妈，刹那间，那张人情味的脸，布满黑沉沉的疑云，嘴角，眼角，鼻翅都凛然收紧。阿宝急于找人，才不愿意多看她这窦尔敦式的面孔呢！ 扭身朝车站派出所跑去。 假如不是阿宝赶到，阿芳肯定随着那装满盲流的列车，被遣返到遥远的他乡一去不回了。他冲到停在货场的那列闷罐车上，挨个地从每节车皮，每张面孔去寻找那对难忘的眼睛。 一面查看，一面也吃惊车厢里竟然装得下这么多人。其实，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把人变成货物那样对待，就可以随便堆码了。而且，人通常在得意时才膨胀，落魄时就收敛，到挨打时，自然要缩成一团，减少接触板子的面积，所以很有点像罐头沙丁鱼那样挤得紧紧的。 车头已经拉响汽笛，准备起动，阿宝满头大汗，心都急得跳出来，也找不到他要找的那位不知姓名的姑娘（要是知道的话，也可挨着车皮喊叫）。也许他觉得这一次要失去了她的话，大概这世上再不会有那样一双吸引他的眼睛了。即使在车轮缓缓转动，完全绝望的这一刹那间，他还紧紧盯住每一张从眼前闪过的脸。天哪！阿宝几乎疯狂似地跳起来，拼命地喊了一声：“下来，快跳下来！”他一眼瞥见了在人群里，正好奇地向外张望的阿芳。 阿宝来回寻查的时候，她清楚地看到过的。但她把他忘了，可经阿宝这一声几乎是力竭声嘶的喊叫，马上省悟过来，而且毫不犹豫，动作是那样麻利，迅速地，从人堆里跳下了车。 她当然不是为那包袱跳下来的，也不是为有一副被告面孔的阿宝跳下来的，她是为可能展现在她未来生活里的世界，扑向阿宝的怀里。现在很难考证，那是不是她第一次的即兴表演？她成功地扮演了妹妹的角色，而且使人相信，由于她哥的窝囊老实，差点当盲流给遣送外地。她的眼泪，她又急又恨的神色，再加上阿宝那一时不知该怎么说好，和终于找到的高兴，两者混合起来的狼狈相，歪打正着，被持枪弄棒的工人民兵释放了。 谁知是命运的捉弄，还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实在变化莫测，你想得到的东西，哪怕你尽量回避，也很容易地落到你的头上。乔老爷解放前在剧团混饭吃的时候，那样追求已经没落的明星朱大姐，人家还是嫁了个资本家。等到了新社会，这位蹬三轮的无产阶级，拼命想得到他非常渴望的，譬如党票，譬如职务的时候，被遗弃的朱大姐，使他躲不迭地找上了门。 从那以后，直到退休时为止，一直是门市部主任，而这个门市部，连他也才有一桌人。范大妈不也这样吗？那么多年，偷偷摸摸和情人来往，且不说得到他，私下见一面，很可能要付出被打个半死的代价。如今，丈夫去世，女儿插队，自己“革命”的时候，却害怕这段旧情了。怕他来，他还真来了，轻轻地敲她的窗户。她求他走，她说她造反了，戴上红袖箍，就不兴再动凡心了。可窗外人执意不肯离开，差不多天天来纠缠，范大妈害怕自己沉沦便报告了，那情人差点被打断了腿。结果也不管用，你不想得到的东西，是不容易摆脱的。那位实际是毛毛的生父，仍旧不时来打扰。似乎我们的阿宝，也如同危楼前辈，经历着想得到而得不到，想推而推不掉的两种格局的磨难。 你决不会想到你的影星月历上，那位最时髦、最洋气的女演员，是我们危楼的阿芳。假如我不给你讲这个故事的话，恐怕难以从她时式的打扮，摩登的装束，以及通体的浪漫色彩，而知道她曾经是土地的女儿。拿作家刘绍棠喜欢说的话来形容，那就是头顶高粱花，从柴禾棵子和土坷拉中成长起来的孩子。然而人的适应能力也真强，尤其女性，追赶时代潮流，几乎是一种本性。曾几何时，最初走进危楼那阵，还算是朴实单纯，带有乡土气息的阿芳，当阿宝拿出存折上的二分之一款项，为她解决了户口以后，她就成了一个城里人，连S市那种小字眼和儿化韵，也学得惟妙惟肖。接着，阿宝又用剩余的二分之一款项，给她谋到了一份在国营单位的工作（要是集体单位，可少花几百元，但阿宝还是狠了狠心与存折告别），这样，她穿起可身的涤良军便服，背着绣有“为人民服务”红字的、但必须洗白了的军绿色挎包的时候，不知底细的人，常常把她当作部队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呢！这时，即使拿放大镜，也找不到她一点属于乡土文学范畴的事物了。相反，她倒有资格嘲笑那些怯打扮的同伴，这和有些人自以为写出一点毛姆的冷峻，或者加缪的淡漠；会在作品中贩卖些洋式的玄虚，便藐视一切，性质是相同的，都属于自我感觉未免太良好的假洋鬼子一流人物。 接着便该是危楼居民拭目以待的婚礼了。因为作为邻居的我们，总担心阿宝这种爱情至上主义，会不会得到阿芳相应的回报？真是到了黄金散尽的时候，她变卦了怎么办？你了解她吗？阿宝，你知道她的底细？她的来历？她的家？她的父母？ 以及她的脾气性格吗？当她的变化越来越快，越来越大的时候，人们不禁为他捏把汗了。问题归结到一点，只有结婚才能证明阿宝这大把钱花得不落空；当然，也只有结婚，才能证明阿芳不辜负这一番情意。可婚礼却迟迟不见动静，不免引起一些议论。危楼的人，实际应算一锅良莠不齐的大杂烩，互相咬起来——常常为一丁点大的事端——竟谁也不肯撒嘴。可是，我的这些邻居，又会为实在不相干的缘由，彼此搂抱在一起，海誓山盟，同仇敌忾。譬如阿宝与阿芳的事情，全楼的人几乎都团结起来，不赞成越来越漂亮的阿芳，而越来越萎靡的阿宝，虽然恨他太多情，一致认为他这种自作自受的苦恼，纯粹是活该的。但同在一个屋顶下生活多年，自然地为他愤愤不平。其实，这本是杞人忧天，即使结婚了，不也照样离婚么？但一时间竟成了危楼谈话的主题。也许文革期间，除了那些捞到什么的，和失去什么的两拨子人有事干，其余的也实在百无聊赖，才会这样没话找话来消遣吧？ 我所以说几乎都观点一致，危楼里还是有人并不这样看问题的，一位是阿芳暂时在她家借宿，认她是姑的范大妈。她总是说：“急什么，还不到年龄！”听起来，这是掌握政策的人的口气，事实上她是怕阿芳出嫁，她失去了一个免费劳动力，影响她的茶汤生意。另外，一种悻悻然的心理，她也不大乐意看到阿宝痛快顺利地达到目的。“没想到这小子真肯下大注！”她多少次埋怨自己的失算：“早知道还不如把毛毛许给他呢！”所以后来在给阿芳办户口的时候，她也只是表面上张罗，并不真的卖力。甚至到快解决时，她暗地里又去捣鬼，想法不让他们成功。但是到底“农转非”了，气得她那晚上不去车站做生意，早早关灯睡了。和她作伴的阿芳也摸不清她犯的什么劲？直听她在床上翻来覆去，因为她卖茶汤已养成夜间工作习惯，怎么也睡不着，而且脑筋清醒得厉害。她思忖，难道这丫头命好，告密居然不起作用，后来她豁然通了。人们造反夺权，像动物园猢狲那样抢来夺去，无非想捞点好处。阿宝那张存折，是最有力的通行证。不论你怎样使坏捣乱，也无能为力。钱，比亲爹的话还管用。想到这里，她骨碌从床上爬起。 “姑，你干吗？” “睡他娘个屁，还是到车站挣钱去！” 她不同意大家的看法，因为她认为自己代表政策，或者是政策的化身。其实当时比阿芳年纪还小的姑娘，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准许登记了。一些妇女闲着没事，索性超过指标在家生孩子玩。可在她管辖的范围里，要有能够作践人的机会，一般是不放弃的：“按政策办嘛！” 其实，她的政策，只要一盒不超过三块钱的糕点，就可以改变的。 另外一位，就是乔老爷的三十年代了。 朱大姐自从成为荒诞派戏剧《秃头歌女》那种形象以后，就不大好意思抛头露脸，终日在危楼蛰居着。尽管她吃核桃仁，抹生发油，尝试偏方，头发也像三类苗一样长势不旺。因此，她需要一个听众，听她讲她的黄金时代。阿芳便成了最合适的人选：第一，她什么都不懂，你怎么讲她都相信；第二，她求知欲极盛，什么都想知道。危楼的人没有一个不曾听过三遍四遍，都尽量躲着她，生怕她拉住你，给你沏茶，端出点心，央求你坐下来听她讲三十年代。她知道我因为写小说当了右派，私下对我说过：“我最爱看张恨水的小说，看一回，流一回泪，害一场眼病，水银灯把我的眼睛烧坏了。想当年，我们在徐家汇联华公司拍片——”说到这里，她去抱热水瓶，我连忙借故离开，否则，只要沏上茶，就得痛苦地当一个小时的听众或观众。 也许人一到了这一把子年纪，都有讲讲自己过去的欲望？ 所以她不赞成阿芳匆匆忙忙结婚，那样的话，阿芳该关心阿宝怎样在学炒菜，怎样在红案、白案上忙着的事情，不会听她讲怎样拍《荒村女侠》、《白衣大盗》、《妈妈，我不嫁人》之类电影，和老板们、小开们怎样追她、捧她的光辉历史。只要范大妈出去公干，朱大姐便从床底下掏出来未被抄走的老电影画报，老相册，老唱片（百代公司给她灌的电影插曲），让阿芳见见世面。 唱片转动着，磨擦的沙沙声压倒了当年朱大姐嗲声嗲气的歌喉。对只懂得语录歌与样板戏的阿芳来说，这支古老的流行歌曲，并不感到多大兴趣，倒是那张沉醉在遥远歌声里的面孔，总吸引着阿芳。她说：“姨——”这位嘴甜的姑娘把朱大姐从三十年代拉了回来：“你一听这歌，你就年轻了，跟这些照片一样！” 朱大姐翻着相册，抚今追昔，多么怀念逝去的青春，和一去不再来的浮华岁月。她对阿芳说：“你干嘛着急嫁人结婚呢？像你这张脸子，要是——” “要是什么？姨——” 她没有对阿芳讲，却把下文告诉了丈夫：“真的，像阿芳这张上镜头的面孔，要退回去多少年，贴上电影公司老板，再认个阔姨太当干妈，你愁她不会红得发紫？” 乔老爷的金鱼眼差点没暴跌出来。连忙登上三楼那间有门无窗，应该叫作阁楼或亭子间的屋子，其实叫作大壁橱，也许更恰当些。阿宝正在吭哧吭哧地刨木料，汗流浃背，根本没顾到保护人站在走廊里打量他。 “阿宝——” 他吓一跳，连忙站立起来，两手垂着：“哦！大叔！” “阿宝，你们的事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办？” 他凄苦地一笑：“等把钱攒得差不多了！”本来他就是一张自觉心虚胆怯的脸，再加上一副哭相，谁看了也不受用。据说，他学炒菜手艺也是有长进的，然而，他要到敞开窗口的小炒部去显身手，人家一看那张脸，再好的炒菜，也吃不出香味来了。 “那你到哪年哪月？你就不怕鸡飞蛋打？” “不会的，大叔！”我们这位阁楼上的罗密欧，很有信心地回答。 “我是怕你两千元扔在水里，万一——” “要阿芳真是那样的话，我也——”这时，阿宝那种殉教徒的哭丧相，把乔老爷给气跑了。 我很钦佩阿宝，以一种中国风格的，特别能吃苦耐劳的韧性，来攒他结婚的费用。一般讲，食堂炊事员的伙食费，是比较低的。但为了省出每一个铜板，他退了伙。自己以贴饼子、大酱，和那年夏天，一毛钱一筐的处理西红柿，来解决肚皮问题。 另外，又想尽一切办法，使最少的钱，产生最大的经济价值。怎样让壁橱成为新房，而又使自己干瘪钱袋能负担得起，着实让阿宝伤透了脑筋，跑细了腿。罗密欧决用不着给朱丽叶去打沙发，但阿宝必须努力。因为文革已革得家家户户都沙发化了，那时的S市，可称为沙发城。好像大家并不真的想着，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只图自己受用。阿宝也算一个，因为他随大流惯了，难能免俗。而穿上了文革时装，梳了两把刷子头的阿芳，更是追赶时代的先锋。 幸好当时正在处理抄家物资，阿宝终于花几块钱买回一对单人沙发，那狼狈破旧的样子，和危楼有点近似，那肮脏灰暗的德行，与阿宝倒相当般配。阿芳一见他拖回来，像拖回两条癞皮狗，心里马上就堵了一大块，那时她脾气好，不像后来她对阿宝不客气，但也微露怨言：“看你——” 阿宝当然明白便宜没好货，便安慰未婚妻说：“别看这沙发不像样子，可簧好，是德国货！” 一听到德国货三个字，已经完全祛除了乡土气的阿芳，马上表现出一副诚惶诚恐的姿态。 命运之神也真会给人开玩笑，给这个拼命节省的未婚夫，带来了一笔横财。假如是五百元该多好！加上已攒下的数百元足够了。但是，他得到不是五百，也不是五千，而是在两只旧沙发里，各找出五万块钱。整整齐齐，像十块砖头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这种慈悲实际上和惩罚也差不多。我想起另外一篇寓言体小说，一个贫穷的意大利男孩，收到一份从异国寄来的礼单，当他兴冲冲到海关领取的时候，没想到却是一位曾来那不勒斯旅游的印度王公，为了满足他的欲望，而送给他的一头活着的，有好几吨重的巨象。现在，阿宝和那意大利孩子一样，傻了！ 问题就出在德国簧上。 这就是迷信的结果了，譬如我们有些作品，其实未必好，但只要洋人鼓了掌，国人就定有跟着喝彩的。有的时候，洋人的意见，权威的评价，和乡镇上照相师的美学观点，水平也差不多的。那破沙发里的德国簧，没过几天，一坐下去，再也不肯恢复原状了。阿宝只好拆开来修理，若不是动手那天晚间，有最新指示发表，本可以免去一场悲剧。在危楼里，想瞒过范大妈那双业余侦缉的眼睛，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不知道她是否像朱大姐爱读张恨水小说那般，在研究福尔摩斯探案？她确实具有这方面的天赋。然而，偏偏那天晚上，她把危楼全体居民，都带到Y大街上去游行了。 阿宝本不能请假，但危楼人也自有公道心肠，都愿他花了那多钱以后，早点结婚，免得发生意外，大家都尽力帮忙。危楼虽小，人才济济，什么处理品，便宜货，假公济私，开个后门之类，还是有办法给阿宝省几个钱。甚至在派出所挂了号的，以打架斗殴闻名的危楼二双——一对孪生兄弟，也愿为阿宝效力。不过他们能量不大，顶多就是：“用得着咱哥俩给谁一点颜色看看的地方，阿宝哥，你尽管吩咐！”所以大家一致赞成阿宝留下看家，顺便改造沙发。范大妈也不敢太违反民意，便率领众人，浩浩荡荡出发了。 幸福，最好是细水长流，要是如山洪暴发，河堤决险似地冲来，这种足以把人溺毙的幸福，还是躲远点为佳。可阿宝太需要钱了，如饥似渴地想得到它，现在，这十块砖头，让他不知所措了。最新指示通常要安排到深夜才播放，至今我也没能悟出这样安排的道理。等到庆祝完回来，已经微明，但推开阿宝那扇从来没关过，今晚偏偏关紧的门，发现他竟然坐在沙发上，两眼直勾勾地，如醉如痴，像是中了邪。在人们印象里，阿宝和医院不沾边的，摸摸脑门，除了一点冷汗，并未发烧。但他说出来的话，倒有点像谵语似的不知所云。“大叔，要是一个人快饿死了，捡到巧克力糖，你说他怎么办？” 据说，乔老爷年轻时学过法律，肯定读过犯罪心理学，应该能判断出这正是作案契机的流露。可他心思全用在泡女演员，客串演话剧上，结果混个不良不莠。他一点不考虑他的话会起到什么作用，以小市民贪便宜的口吻回答，“那还用说，捡起来往嘴里一扔，有什么好客气的！”好像不吃，倒是天大傻瓜似的。 “不犯法？大叔，确确实实是捡的——” “只有小孩，才把捡到的钱，交给警察叔叔。” 第二天，阿宝给已经进他们厂子业余文工团的阿芳打个电话（顺便说一句，她已搬到单身宿舍去住了），让她回来一趟。因为危楼的人，倘非长着防贼的两眼，便生有做贼的双目，那份敏锐，无异X射线，直扫心胸肺腑。他不敢长时间离开屋子，从十万元到手，每分每秒他都在紧张不安的状态中度过。 好半天，阿芳才来接电话，也许电话传声音质不良，她听起来很像朱大姐灌的那张唱片。“这怎么能行呢？我刚刚得到了一个角色！” “什么？”阿宝没弄懂她得到的什么东西，但她声音里透出的惊喜，紧张，兴奋，不安的心情，他猜想，难道她也发了横财？ 人各有志，阿宝和阿芳的区别，某种程度类似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分野，阿宝脚踏实地，重谋生之道，尚利而不尚名；阿芳展开幻想的翅膀，对未来有许多美丽的梦，所以求名重于求利。她在电话中怎么能讲呢！别看现在是连句台词都没有的群众角色，而许多名演员，都从这个台阶起步，登上成功的宝座。 “你赶紧回来，阿芳，无论如何——” 阿芳也听出未婚夫语音中严重的成分，只好赶回危楼。阿宝见她进屋，急忙把门关紧，掏出秘藏的十捆万元人民币，使得好不容易变成城里人的阿芳，又变回去了，那种没见过多少大世面的土包子相，出现在那漂亮的脸上。 “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阿芳反问。 前一个怎么办，显然是缴，还是不缴？而后一个怎么办，听得出来，实际是怎么用的意思。求名者并不反对利，兼而有之，当然更好。阿芳开始和未婚夫盘算，怎样来消化这十万元，真可算一道煞费苦心的难题啊！ 乔老爷下午钓鱼回来，马上觉察危楼气氛不大正常，有几个人正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尤其范大妈，还做出维护道统，义愤填膺的样子，一把拉住老乔：“你快管管他们吧！大白天，也太不像话啦！”然后跺着脚：“丑死了！丑死了！” 乔老爷是什么角色，马上明白怎么回事。一看范大妈那份假正经，淡淡一笑，故意气她：“这有什么？谁不打年轻时过来！”“那也得有时有晌！” “半夜三更敲窗户，好？”乔老爷反唇相讥。 范大妈立刻脸上生霜：“造谣可耻，我就知道你们对新生的红色政权心怀不满！” “你上纲我也不怕，咱们就事论事。” “就是你们这对资产阶级，把年轻人拐带坏了。告诉你，放老实点，我成分好，就能管你！” “我蹬过三轮，怕你！”乔老爷打出王牌。 她也祭起法宝：“你老婆是臭明星，黑帮！”于是，互相揭底，战斗升级，说来也怪，屁大事也能引起全楼大战。有的烧阴火，有的假劝架，有的帮倒忙，有的在起哄架秧子。这种经常爆发的争吵，轻则动嘴，重则动手，实际上是一种穷极无聊的精力发泄，是人们在看腻了样板戏以后的业余文化生活。直到阿芳搀着阿宝出来，人们才愕然吵了半天，竟把吵架的起因给忘了。阿芳向大家解释：“他不舒服，我陪他去诊所！”说着，两人并肩走出已经失去了门面的大门。 乔老爷马上占了优势：“病成这样，亏你们想得出来。” 范大妈是干什么的：“哼，我掐着表来着，好几个钟头，再壮的小伙子也架不住！” 其实，那好几个钟头，是两个年轻人在房间里，正想方设法藏到别人决找不到的地方。范大妈已经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了，按西方习惯，对死人应该宽容，这位与危楼几乎同时终结生命的人，心底里良善的本质，还是时而流露的，能让人见到一个真的范大妈。记得她缠绵病榻数月，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不也让毛毛去把往昔决不让进门的敲窗人请来，等那位头发斑白的钟表修理匠，坐到她的床边，她已经说不出话，只是把手让他握着，然后，慢慢地闭上了眼，离开了人世。这是后话。 就在那次争吵以后，她改变了政策，从反对阿芳结婚，到支持他们早早办事，一来茶汤生意，阿芳早不帮忙了，二来她也觉得应该理解年轻人，甚至坦率地说：“乔老爷说得好，谁年轻时不曾饿狼来过？” 其实乔老爷并未讲过饿狼，是她发展了的。有人说阿宝送她一条过滤嘴烟，才准许不够年龄的阿芳办结婚登记。恐怕未必这样。我就记得有一回，范大妈把她养的两只刚打鸣的小公鸡宰了，浓浓地炖了一砂锅，端到三楼阿宝屋里。 “吃吧，阿宝，连汤带肉全吃下去！”然后，坐在对面瞅着他吃。“孩子，你可要爱惜你的身子！” 我敢发誓，她那温柔慈祥的样子，把我这个旁观者都打动了。 “孩子，那种事情怎么能过分呢？看你，才几天，两眼都眍洼下去啦！”她见他迟迟疑疑，不敢举筷的模样，便说：“公鸡是补阳的，吃吧，这些日子你光吃西红柿，荤腥都不沾。” 阿宝刚刚在烤鸭店，和阿芳吃完归来，已经是七荤八素，顺脖子流油的小伙子，不得不打点起精神对付这两只笋鸡。藏金案事犯以后，阿宝向我承认：“当时，我真害怕已经再装不进东西的胃，一下子全吐出来。大妈那眼睛多尖，她准会纳闷，公鸡到肚里一转，怎么会变成鸭子了？” 原来，阿芳拿定主意，这笔巨款，只要不显山不露水地慢慢贴补，是不会被人发觉的。起初，计划每月贴二十元，算了一下，要四百多年才能用完。干脆五十元吧，也可用到二百年之久。再多就怕要露馅，所以想到只有吃进肚里，花多少钱也不会出纰漏。虽然原则这样定了，但天生怯懦的阿宝，总有点发怵。先是左眼跳，后是右眼跳，也弄不清究竟是跳财还是跳灾，终于闹成个心惊肉跳，无法安宁。因此，他总在犹豫：“要不，还是缴公吧？” 阿芳无奈，叹了口气：“你也真成不了气候！”同意由他自便的时候，阿宝又舍不得那十块砖头了。这大概也是危楼出不了圣贤豪杰，也出不了江洋大盗的原因。小农经济思想和小市民心理杂交的结果，一条沉重的，使你无法起跳或者飞跃的尾巴，牢牢地嵌在了臀部，而且很难摆脱。文革出那么多小爬虫，其道理也就在这里。 事实正是如此，胆小不得将军做。所以，几乎把S市著名饭店吃遍的阿宝，除了从炊事员的职业角度，了解到天外有天，增加许多业务知识外，非但未曾长一点膘，相反，倒像害了一场重病似的，整天一副霜打的样子。尽管到目前为止，花的还是自己好容易攒下的数百元钱，那十块砖头原封未动。但佳肴美味，一点引不起食欲，倒像吞服蓖麻油似的难以下咽。再加上三年灾荒留下来的，只能消化“瓜菜代”的胃，和装不了荤腥的肚子，落下一个习惯性腹泻的病根，害得他经常从三楼急急忙忙冲下来，提着裤子，夹紧屁股，直奔J巷公共厕所而去。 要是仅这点口腹之雷，倒也可以忍耐。问题在于这十块砖头，如同十枚地雷埋在屋里，整日里悬心吊胆的折磨，使阿宝受不了。假如承受这份痛苦，能够为他们的爱情增添一些什么，或许还值得，还划得来。可阿芳说了：“你别愁眉苦脸好不好？也不要胡思乱想。你对我那么好，我不会忘恩负义的。早早晚晚，我这个人总是你的；当然，人给你，可灵魂，永远属于我自己。” 听这话，简直是现代派，而人呢，由于中西餐可她性子点着吃，心情舒畅，营养得法，胃口良好，越发地丰腴润泽，透出青春的魅力。本来，她是演被座山雕欺凌压榨的夹皮沟村民，但人一旦有张好脸子，就像磁铁似的产生吸引力，于是支左的同志，派头头，三结合的干部都一夜之间变成了精通艺术的行家，坐镇排演场，非要导演给她换角色，这样，她就演小常宝了。其实，她未必演得好，直到今天，我也不敢恭维她在影片、电视剧里的演技，有什么办法，照样红得发紫。就像一些时髦作家那样，经权威一吹，光轮顿起，由此开始，涂鸦即成好作品，放屁也是美文章。阿芳就从这一天开始，相信自己有征服别人，开拓道路的能力。因此，她和阿宝商量，把说好的婚期往后拖延。 “我们还年轻着嘛，是不是？” 阿宝苦笑地：“当然——” 她一笑：“你要不放心的话，我今天晚上就住在你这儿，报答你那两千块钱！”说不走，还真不走了，一面脱掉外衣，一面收拾床铺。“阿宝，你是好人，可你不懂得我的心。我看过朱大姐的相册，我听过她灌的唱片，还有她讲过的好日子。我想，我长得比她年轻时强多了，为什么我就不会到达那一步呢？早先，我只要能做个城里人，就觉得登天了。哎，你怎么啦？” 阿宝轻轻掩上门，离开了这间屋子。 他到楼下大双、小双那儿去借宿，这对父母均为高干、沦落到危楼的宝贝，绝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等傻货。把他嘲弄够了，便挤挤眼说：“走，咱们去陪阿芳，省得她冷清。”阿宝跳起来，挡住门口：“你们敢——” 大概人们还很少看到他这种勇敢和尊严的神色，哥儿俩愣住了，如果真那样做的话，他肯定要和你拼命的。“得啦，你别当真，哄哄你的，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咧！不过，你也太窝囊，太孬种，太肉头啦！”两个人一齐把他往门外推，轰他回自己屋子：“难道你是属骡子的废物蛋吗？” “我是人，不是牲口！” 阿宝也被激得冒火了，才爆炸似地迸出这句话。大双、小双愣住了，对生活，对世界已完全绝望，长期来自暴自弃，无异行尸走肉的哥儿俩，想不到还有把自己当作人那样尊重，把自己区别于动物的人。他们望着那消失在危楼大门外的背影，好像发现了远古期残留下的孑遗生物一样，在绝灭感中多少注入了一丝希望。这兄弟俩回到屋里，又接着喝酒。不知怎么搞的，话也不多了，酒也没味了，于是推开桌子，倒在床上。过了好一会，小双叫了声哥哥，总有几分钟之久，大双才回答：“干吗？” 小双毫无反应，大双以为他睡了，便把灯关了。在漆黑的房间里，他听到小双在叹气：“我真想哭一鼻子！” “我也心里憋得慌——” “为咱们死得冤屈的爹妈嚎丧吧！要不，我非去杀人放火不可！” “哭吧，小双，你要哭就哭吧！” 等到小双嗷地一声叫起来，他再也忍不住。尽管拿枕头拼命在蒙住自己，也无法控制地嚎啕大哭。一直哭到范大妈来镇压他俩这对走资派的狗崽子为止，可这时候，阿宝已经在他工作的食堂里，找几张板凳拼起，仰卧在那里了。 他端详着那块从不离身的小镜子，他觉得照片上的她，离得他既很近，又很远；那脸庞似乎很熟悉，可又很陌生；应该说是印象很深的眼睛，猛地看上去是深情的，闪烁出热烈的光彩，但细细注视，眸子里又有点冷漠和不可捉摸的神情，很看不透她的心。 然而，他爱她。他对照片上的阿芳说：“也许是命中注定，说不定最后，巷子里那棵歪脖树，该我挂上去咧！” 第二天，阿芳埋怨他：“你真狠心！” 他诚挚地说：“你别再提钱了，那是我心甘情愿为你做的，我也不非要你跟我好，你要不愿意，我也决不会拦你。” “阿宝，原来你这样想我，不屈心吗？”她确实是伤心地扑在他怀里哭了。这样，阿宝又转过来赔不是，哄她，安慰她。 危楼人有时心术也很不正，每当阿芳进进出出，大家都紧紧盯住她的腰身和腹部，好像她是应该到露马脚，让人看笑话的时候了。但实在看不出一点蛛丝马迹，便又噘嘴说：“如今工具多灵，叫你抓不住把柄！”或者，以揣测的口吻：“还不知到医院去刮掉几个了呢？” 一直到大双小双实在听不下去，忍无可忍地在楼道里发出警告时：“谁要在背后糟蹋人家清白人，看我不撕碎那张×嘴！”一副凶神恶煞口气，谁敢置若罔闻，这才消停下来。终于全楼都知道阿宝和阿芳，不仅是无罪的羔羊，而且纯洁得像天使一样。在那祸水横流，邪恶充斥的年头里，也真让看惯了污秽与脓疮的人们，为之眼目一新。危楼居民的主要弱点，乃是自私贪婪，穷极生疯，由此派生出嫌贫嫉富，趋利忘义的处世原则。危楼一部动乱史，小至鸡争鹅斗，大至头破血流，都和经济拮据联系着的。不过，也不影响他们偶尔产生同情恻隐之心，尤其是无需掏腰包的话，会陪着你掉泪，甚至比本人还激动些呢！当范大妈决定募捐，成全这对还差大立柜的小两口，早早完婚的时候，大家哪怕勒紧一点裤带，也三块五块地凑份子。大双小双当然不会后人，但范大妈有点怀疑那十元票来路不正。她对坏人，后补坏人，不太好的好人，以及好人中与前面三类有什么瓜葛者，表面上总做出警惕与防范的样子。例如她正同她认为的好人说说笑笑，一旦我走近了，她马上脸皮绷紧。可只有我和她，或她进我家门来有什么事，或我妻子给她端一碗富强粉饺子，就松弛下来了。这样来回变脸而不嫌累，我也着实佩服。 那对孪生兄弟拍拍胸脯：“这钱最革命了，都是捡的破烂大字报，到废品收购站卖出来的。”文革十年，许多好书变成纸浆，用这纸浆造出来的纸，变成大字报，再回炉只能变手纸。他们哥俩后来从纸的循环中，走上正道，则是另一篇记事的内容了。 范大妈瞪了他俩一眼，同时，也不客气地扫视了一下乔老爷和朱大姐。因为这位应名的保护人，居然一毛不拔，不但分文未掏，还冷言冷语。乔老爷的赌气，分明是冲她的，前些日子还抠阿宝姐姐的问题，没茬找茬，唯恐中国坏人少了她没事干。屎盆子扣在阿宝头上，转过脸来又朝大伙敛钱帮他，弄不懂她什么病症，有点像她年轻时闹狐仙附体似的，一会人，一会鬼。这不，兴冲冲地捧着一把票子，到三楼找阿宝去了。 不过，话说回来，倘若范大妈只有一张紧绷的面孔，一点好的念想也不给别人留下，恐怕今天谁也不愿提她了。也许好就好在她是夹生饭，还有一半属于人情味的东西，不会被人忘怀。阿宝至今还念叨范大妈塞给他去买大立柜的钱，那一百元包含全楼每家每户的心，他捧着，觉得分量是那样重，到今天也还记得。 范大妈问他们俩：“够了吗？” 阿宝老实，他有十万元，能收下这一百块钱么？连忙说： “我们怎么好意思要呢？”但他想不到阿芳却顺着范大妈的话，回答说：“姑，要说够不够嘛，还差一点，我们自己攒吧！” 范大妈显然也不是很舍得地，从怀里掏出另外五十块钱，放到阿芳手里：“拿去吧！这是我一点意思——” “不，不！”阿宝坚决不收这份钱，因为她和阿芳知道这钱来得多么艰难，是多少个深更半夜在车站卖茶场，三毛两毛攒出来的。 “将来你们发了大财再还我，要还不上，就算大妈当这个姑，给阿芳压箱底的钱！” 善良的人最容易受感动，阿宝心头一热，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他当时恨不能掏出许多钱，成倍地，甚至成十倍地偿还给这些日子过得不那么舒展的邻居。事后，阿芳嘲笑了他的慷慨：“偷来的锣鼓敲不得，你怕人家不知道么？” “那一百五十块钱——” 阿芳是个会成器的女人：“客气什么，用呗！记住，买极其一般的，咱们千万不能露富！” 于是这场阿宝的噩梦，随着大立柜到来而结束了。社会上对我们危楼发生的这桩奇闻，有许多讹传和杜撰之处，其实问题出在那筐被遗忘了的处理西红柿上。人们在挪动屋里家具杂物，以便放置立柜的时候，发现了已经腐烂发酵，快成蕃茄酱的半筐西红柿。危楼人的眼睛，范大妈的侦缉本能，都是高水平的。接着又看到了床底下长了绿毛的点心，和许多枚滚进墙角，地板缝隙里的硬币。 可怕而又难堪的沉默，维持了好几分钟。人们有许多疑问，可不知该怎样问；阿宝当然应该解释，但拿不定主意怎么说。正巧，这个时候，阿芳来到危楼，嘴里还唱着“只盼深山出太阳”呢！ 他叫了一声：“阿芳，你快——”从他本心，恨不能把这让他日夜得不到安宁的巨款，交出去，宁可穷死也心甘。可为了阿芳，这秘密无轮如何不能泄露。他怕失去钱以后，会不会失去她？尽管他做好失去的准备，歪脖树也想过的。但他真心地爱，比罗密欧还罗密欧。所以他需要她一句话，或者一个眼神，一点暗示。但不做脸的肚子，剧烈地疼起来，好像绞肠痧地使他片刻不能停留，必须快到厕所，否则就要拉在裤子里了。这样，他没有得到阿芳肯定的答复，随后，又被愤怒达到了顶点的范大妈，冲进男厕所，扭着他到街革联，更不知她的态度了。 但是，无论人家怎么问，范大妈怎么跳，他还能咬紧牙关撑住劲。等到被抄家队押着回到危楼，在人群中找不到阿芳，他慌神了，悄悄地问了一声：“大叔，她呢？” “一言不发走了，你啊你啊……” 刚才阿宝离开后，乔老爷是问过阿芳来着，究竟怎么一回事？吃处理西红柿的人，会大把扔硬币而满不在乎，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阿芳好说什么？然而她审时度势，判断阿宝那劣根性的懦弱，肯定凶多吉少。于是抢先一步，到阿宝厂里替他自首交代，并且还说阿宝已被坏人绑架，很可能马上来抢钱。她在路上预先把头发弄得乱蓬蓬地，拽断了几枚纽扣，做出一副英勇搏战，冲出重围，来报告的样子。说话也故意上气不接下气，一下子把敌意挑动起来。那些待命的武斗队，正愁找不到寻衅打架的茬口，更何况皇皇十万元巨款，不由分说，杀向危楼去了。 阿宝听说阿芳走了，而且是一言不发，立刻失去了精神支柱，全面土崩瓦解了。他想既然人都失去了，还要钱有什么用？ 莫如爽性交了，省得老是一块心病，吃不好，睡不宁地折磨自己。想到这里，便从沙发里，仍是原来资本家藏钱的地方，掏出全部存款，十万元，一分一厘都不差。这就是说，截止目前为止，还是用自己攒的钱去吃喝，尤其阿宝那不争气的肚子，吃多少，拉多少，等于花钱买了一种习惯性腹泻的毛病，真是又伤心，又憋屈，那几百元打算结婚的钱，是容易节省下来的吗？ 人们全被十万元那索尔·贝娄形容的阳光，给照得头晕目眩。也许阿宝头一回在光天化日之下，看清楚这许许多多的钞票，他的日射症反应比别人更强烈。所以，一听范大妈讲他下落不明的姐姐，一看到她勾来的抄家太岁的面孔，他顿时腾云驾雾起来。尤其逼着他交出更多更多来路不正的钱，推他搡他，把他像揉面似的折腾时，天地都在旋转，很快失去知觉，跌倒在那给他同时带来幸福与痛苦的沙发上。 阿芳想不到自己，从人们看腻了的样板戏中的主角，成了大家听烦了的讲用会上的明星。不过，她还是很受欢迎的，因为她终究有点表演才能；因为她那张漂亮面孔的魅力；更主要的，是这十万元的传奇色彩，吸引着见钱眼开的人，纷纷赶来，即使得不着，听一听，也算过了瘾。于是，阿芳在S市的机关、学校、团体讲了个遍。不但她无需讲稿，广大群众也都背答如流，她会怎样斗私批修，在灵魂中爆发革命的？怎样帮助未婚夫提高觉悟，不做金钱奴隶，走革命道路的？怎样冲出重围报告，使得十万元财产，终于回到人民手中的？……这时朱大姐的头发也稍稍长了一点，成了阿芳的最忠实听众，每讲必听，关键时带头鼓掌，而且以她早年拍电影的经验，指导阿芳的表演。每次在上场讲演之前，给她手背上抹辣椒面。“要有眼泪，苦戏最打动人心了！你就说阿宝怎么不听你劝，揍你，揪你头发——” “他连指头也不敢碰我，姨！” “×！”朱大姐点得再明白不过，“这不是做戏么？” 阿芳讲得越生动，我们危楼罗密欧的形象越糟糕，在人们眼睛里，他不但是吝啬鬼，守财奴，还是一个暴疟狂。邻居倒不这样看，第一，他终于明白钱不是万能的，不那么孜孜以求了，倒比过去显得人情味一些；第二，花了数百元吃馆子的结果，他烹调技术长进了。楼里谁家有大事小情，少不了由他掌勺。 甚至阿芳天花乱坠讲累以后，不也到阿宝这儿美餐一顿嘛！ “你别讲我把你揍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不行吗？”阿宝求她，“我都没脸进厂，一上街人家就指指戳戳！” “我白让你当未婚夫啦！这点谎都不肯替我圆——” 阿宝什么都可以迁就忍受，一提当未婚夫这说法，马上脸部表情变了：“怎么？照这么说，还有不给当的时候了！” “你呀你呀！我说过多少遍，早早晚晚，人是你的，我得看时机，到了时候准办，你放心！” 果然，她这一套活学活用的典型经验，像朱大姐那张百代公司唱片，听得耳朵起茧子的时候，她决定——在S市人民的心目里——作出自我牺牲，为了帮助他，改造他，要和阿宝结婚了。如同近来很流行一阵的题材，为了感化挽救失足青年，一定先要嫁给他一样。阿芳这样宣布以后，又在全市制造出一次冲击波。好多记者来到危楼采访，一些慕名的、学习的人，也络绎不绝于J巷之中，没想到快要倒塌的危楼，居然回光返照地红了起来。 最灰溜溜的莫过于范大妈了，她终于明白，天赋神权也好，优越感也好，左的面孔上那股凌人之势也好，只不过是她的影子罢了。当光线不再照射她的时候，这影子就消逝了，连自己也跌落在黑暗中。从此开始，她就一蹶不振，随着文革结束，随着危楼拆迁，她撇下她临别一握的钟表匠，和插队归来成为“民主墙斗士”的毛毛；也撇下我们这些坏人，准坏人，和不够好的好人，撒手仙逝了。最初那阵，我们这些人真有点贱骨头，害怕没有了她，无所适从，会过不惯。及至搬进新居，终于悟过来，失去她未必不是好事。不过，旧邻相会，谈起她来，也觉得她脸皮不绷紧的时候，还是有值得我们追忆的、可怀念的地方。 而阿芳转败为胜，占了上风以后，名气一天大似一天。讲用会的风头，只是发迹的开端，紧接着便在电视剧里露脸，不久，被电影厂借去拍片，这就更红了。虽然，她还不满足，还在努力追求更大的名气；但我们危楼居民，包括J巷居民，Y大街居民，都引以为自豪地说：“阿芳原来是我们这儿的！”可拆迁离开危楼，她也许由于天南地北地拍外景；也许执意求名到如饥似渴的程度，如同当年阿宝拼命攒钱，以致变得人情味都淡薄了一样，阿芳和我们老邻居疏远了。 至于他们小两口迁进新居后的生活如何？保护人也说不出什么来。也许我的职业习惯，喜欢搜集素材，当然要问出个结果。乔老爷抹煞着金鱼眼：“不是记者报道了吗？挺好！” 那篇专访我也看过的，说她艺术上取得那样成就，对自己的爱人，一个朴朴实实的普通工人，仍然一往情深。在海滨拍片的空闲时间里，总去捡五彩斑斓的卵石，以此象征坚贞不变的爱情和纯净的心……像阿宝这样工人与艺术家组成的不平衡家庭并不少，譬如歌唱家，譬如舞蹈家，但她们的工人丈夫，要比阿宝幸运多了。他们不会有多余和孤独的感觉，不会有依附和从属的感觉，更不会有傀儡兼奴仆的感觉。可怜的阿宝这样苦恼，正因为他没有得到，阿芳拒绝给的，那永远属于她自己的灵魂！ 阿宝知道自己卑微，对于爱情，他倒真有点罗密欧，要么全部，要不全不。在推又推不掉，得又得不着的两难境地里，他竟然不止一次地重访J巷，去探望那棵歪脖树…… 不平等的爱情，该有的什么痛苦，阿宝就承受什么折磨。 他确实不明白她还想出多大名？她也真有些憔悴了，那双眼睛虽然疲倦，似乎刚卸妆那样残留着隐隐的黑圈，却永远聚精会神地，在电影广告、画报、影视类杂志和报纸上，寻找自己的照片和名字。如同阿宝怀揣着十万元巨款那阵，求名的阿芳像他查点钞票一样，在认真地统计她照片与名字的出现率。那碗还是导演开车送她回来时，端上来的夜宵，都已经凉了，还顾不上吃。 “阿芳，你太累了！” “求求你，别管我！”她把头埋在统计数字里，好像屋里根本没有他这个人似的。 “你要嫌我碍事——” “又来了，又来了……”她焦躁地跳起来，推他出屋，把门从里面反扣上了。 当然，这也不是头一回，阿宝倒在门厅的沙发上，抱着脑袋，从歪脖树一直想到那碗夜宵。生活的发展变化，是多么难以预料啊！在炊事班只会烧火的阿宝，能做出这一碗比头发丝还细的龙须面，而在歪脖树下当作盲流驱赶的阿芳，却对这碗堪称工艺品的夜点，不屑一瞥。一直到第二天早晨，门开了，那碗面仍一筷子未动，放在桌子上。 “你没吃？”阿宝努力忘却一切一切的不快。 阿芳想起昨夜来：“让我怎么吃得下去，就端一碗，亏你做得出，叫人下不了台！” “往日导演就送你到楼下，没想到他进屋。” 她立刻火了：“他进屋怎么啦？我还要留他在这儿过夜呢！ 你知道要评选最佳女演员么？” 这句话着实伤透了他的心，抬起脚，离开了这间屋子，他什么话也没讲，那怯懦的背影在门外很快消失了。……… 正当我们议论着只有均等的力量，才能保持相对平衡，好像爱情也不例外的时候，如今已是好样的危楼二双（一个在搞书法篆刻，一个和我同行，在写小说，不过他崇奉现代派），破门而入，后面跟随着的，正是我们刚谈到的罗密欧，垂头丧气，满面晦色。 哥俩把一段麻绳，扔到乔老爷跟前：“大叔，你看他想干什么名堂？” 朱大姐是有过这段生活体验的，赶忙拉他过来，埋怨地说：“阿宝，你怎么能想不开呢？女人总有收心的时候，你看我和你大叔，不也过得很好么？” “我没有上吊——”他辩解着：“我这不是好好的嘛！” “胡说，我们哥俩正在工地干活，见他在歪脖树那儿转悠，然后挂上了这绳套，正要把头伸进去——” 乔老爷跳起来，这位老话剧演员一把拽住阿宝脖领：“活见鬼，连罗密欧都敢同人家决斗，可你这个天生的窝囊废！” 他挣脱开，以难得见到的倔犟，回答屋里人质询的眼光： “不错，我是打算那样结果来着。可我没有朝绳套里钻，我想开了，我不干了！”他还强词夺理：“怎么？不兴我不自杀？” 写现代派小说的小双揭穿他：“要不是我们跑得快，你就伸腿瞪眼了！” “我已经拿定主意不死了，一见你俩，更死不得了！”说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厂里打算让我领着一帮知青开饭店呢！ 我要撂手一走，他们不又得回家待业。你俩找份工作多难哪！ 想来想去，人总不能为一个人在世上活着……” “阿芳怎么啦？”乔老爷听他话里有话。 “也没怎么着。大叔，这回倒好，我一通百通！” “屁，那个导演得收拾收拾他。”大双拿出当年破罐破摔，横行无忌的样子，“阿宝哥，我得给他放放血，让他明白怎么做人！他要再缠阿芳，我让他这辈子坐着轮椅拍戏！” “你疯了，不怕犯法，好容易上了班，还当上先进工作者！” 乔老爷警告着。然后，他盯住阿宝的脸，似乎要看出什么蹊跷。 包括朱大姐，包括我，也都想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反正打他个鼻青脸肿，不算过分。有一回，我亲眼见他用车送阿芳回来，在大门口，居然敢动手动脚……”小双像写小说似的讲起来。阿宝用双手捂住脸。要不是汽车喇叭响，要不是阿芳一阵风似地进屋，我不知道这可怜的丈夫该怎么办？ “哟，你们都在这儿，快说说这个阿宝吧！”阿芳抽出一支烟，点燃了，烦躁地吸着：“像话吗？要去自杀，败坏我的名声！ 你说你多无聊，多没意思，也太酸了，太嫉妒了，不看看人家是什么样的名人，别人想巴结还不屑理呢！对你亲热，说明看得起你，流露一点感觉，正好表明你在他心目中的位置。阿宝，阿宝，你也不想想，我能跟他们来真格的吗？” “哦！天……”阿宝紧抱住头，生怕它爆裂似地那样用力。 朱大姐到底拍过片子的，深有感触地说：“阿芳，可也是——”可一看乔老爷那双愤怒的金鱼眼，把下面的话，咽回肚里去了。 “阿宝，干嘛那么狭隘？我在争取最佳女演员，明白吗？你想不付出点代价，不豁出一丁点，能行吗？……” 索尔·贝娄把金钱比作太阳，那么名声的追求，大概就是对于飞蛾的火光了。 这时，危楼二双砉拉一下站起来，那拳头捏得关节嘎嘎地响，只问了一声：“那导演在车里等着吧？”便大步朝门外走去。 阿宝跳起来，拖住他们哥俩，对阿芳说：“你走吧！” “什么意思？” “我让你走——” “分手吗？” “说不定这样对你、对我都好，我好不容易悟过来的。” 阿芳先愣了一下，很短，只有几秒钟。然后，瞅瞅阿宝，瞅瞅大家，转身走了出去。 那哥俩几乎不约而同地：“你这个窝囊废！”一使劲，把他搡在地板上。只见他一摊泥似的软在那里，泪水簌簌地跌落下来。 “让他哭吧！”乔老爷把大家都请到别屋，“哭够了就好了！”………… 大概没过两天，阿宝找我来了，好像乔老爷的话还挺灵，大概他哭够了，没事了，忙他的知青饭店了。原来饭店快要开张，至今连个名字还没有着落。 “您是作家，给想一个漂亮的！” 我突然想到陆文夫前不久发表的关于苏州吃喝的小说；阿宝炒的菜，还多少有点南方味。“干脆，你们就叫‘美食家’大饭店吧！怎么样？” “好！开张那天，您一定来捧场！” 真奇怪，当他为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总那样萎靡；现在，为几十个待业青年忙着的时候，连讲话的腔调也不大一样了，不但响亮，而且干脆，跟你握手，也敢使劲了。 再没有比开张志喜那天更热闹了，简直谁也想不到，来祝贺的客人当中，有一位来自大洋彼岸的美籍华人，一家什么公司的女董事长。你猜是谁？阿宝多少年不知下落的姐姐，回来看望她弟弟，还要把他带到美国去呢！ 好消息总是不胫而走的，在锣鼓齐鸣，鞭炮喧天，“美食家”大饭店的招牌揭幕的时候，我们危楼的朱丽叶，也急急忙忙，带着抑制不住的亢奋来了。 那还用介绍吗？她紧紧搂抱住那位女董事长。我突然发现，尽管她快成最佳女演员，但那副阔别了的，在J巷歪脖树下，没见过多大世面的土包子相，又在她脸上出现了。 阿宝至今也没有离开“美食家”大饭店，因为这里是他懂得人活着，到已应该干什么的起点。也许铺面还不够大，卫生条件较差，服务态度还不够好。可是他说：“姐姐，会一步步好起来的，你信不信？” “根据什么？” “因为我爱它！” ——诸位读者，假如你们有兴趣，请光临“美食家”大饭店品尝指教！ 地址：Y大街十字路口；电话订菜：785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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