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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歇的河


作者:李国文


--五十年短篇小说巡礼

  许多作家,包括伟大的鲁迅先生,都是从短篇小说开始创作历程的。他的《狂人日记》,以其内容含量,绝对应该是中篇小说的体裁。其实,数了数,只不过一万一千字左右,按约定俗成的看法,算是很标准的汉语短篇小说的字数。这是一篇实行白话文以来,首次出现的具有现代小说模式的作品,所以,说“五四”新文学,是从他这篇《狂人日记》揭开序幕,当为的论。此次新文学运动,开卷之作为短篇小说,似偶然又非偶然。因为每个时代的文学发展进程,总是与整个社会的人文环境相对应的,由于短篇小说能够像轻骑兵一样,起到斥候的作用。特别在浑化沉滞的文学氛围中,作家们渴望有所蜕变和突破时,往往采用具有短平快特点的短篇小说体裁。《狂人日记》在“五四”新文学潮流中横空出世,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就是短篇小说的领先作用了,如果回顾一下《小二黑结婚》对于解放区文学,《华威先生》对于大后方文学,《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对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的短暂繁荣期的文学,《班主任》对于新时期文学所起到的排头兵的作用,也就不觉得奇怪了。因此,凡文学革新运动,风起青萍之末,总是短篇小说首先崭露头角。随后而来,才是中长篇小说的风起云涌,才是诗歌、报告文学、戏剧、影视的波升潮涨,一部当代文学史就是这样表述的。到了一九八五年前后,先锋文学的成功实验,毫无疑问也是肇始于短篇小说。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文学样式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不能小看的。
  我是一九五七年学习写作,一上手也是短篇小说。朋友们开玩笑,说我赶上了那短暂繁荣时期的末班车。所以,作品才问世,厄运就扑来,似乎应了一句俗话,人家牵牛你拔橛,被逮了一个结实,不过,那一次“反右派运动”,走得快的牵牛者也并不比行动迟缓的拔橛者运气更好一点,同过此劫,无一幸免,统统一勺烩了。好在中国作家的生命力特强,过了二十多年以后,居然还活着,还在写,因此,也就有可能回过头去,看这半个世纪的短篇小说的全过程,可以这样总结:我们走过了一条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得到快乐,也尝辛酸的道路,尽管在这条路上,一帆风顺者少,跌跌撞撞者多,有的甚至付出了沉重代价,但也的确是一直不停地变化着和发展着的进程。以往的缺失和错讹,难免使人遗憾,今天的成就和未来的前景,或许更令人感奋。
  如果将文学比做一棵树的话,新中国成立以后,短篇小说算是很快展开枝叶的品种。我还能记起一九五0年第一次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读到《我们夫妇之间》(萧也牧)的快感,这大概是建国后第一篇产生热烈反响的短篇小说,很快在年轻人中间不胫而走,口碑载道。那时,像我这样一个文学爱好者和初学写作者,读到有别于解放区那种粗疏而明洁,稚拙而清新,充满革命意识,稍逊文学素质,只有昂扬剧烈,而欠柔雅妩媚的作品,与当时出现的和《我们夫妇之间》一批,如《关连长》(朱定)、《洼地上的战役》(路翎)等短篇小说相比,这些作品,更关注人情之炎凉冷热久性之复杂难测,人心之变化多端,人事之繁碎琐细。而且,革命者并不永远吹冲锋号,只有向前向前,他们也有像普通人那样的喜怒哀乐、欲哭笑驾的情绪变化。这种耳目一新之感,对读过三十年代作品,俄苏小说,欧美经典著作,受过后起码文学训练的我们来讲,当然会生出一种能够与以往阅读经验相衔接的和鸡。谁知,没过多少日子,地面上也就出现了最早的霜冻。这种最初的“文学即人学”的开拓尝试,很快被革命家们一篇篇声严色厉的判决,吓得噤口结舌。
  从此,用政治标准来衡量一篇作品,而且由此论定作者的思想感情好或者坏,阶级立场对还是错,成为一种文学评断的惯例。对作品的批评,最终必发展到对作家的批判。由于政治运动持续不断,诸如批判《清宫秘史》,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五七年的“毒草”,批判《早春二月》,批判《海瑞罢官》,多是从文艺界点燃导火线,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奇特现象。首当其冲,便是许多有才华作家的创作生命被扼杀,有的终身喑哑,有的还要陪上性命,过于严酷的处五措施,造成文学生产力的严重衰退,直到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发表祝词后,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不再允许对文艺横加干涉,这种动辄获咎的日子才算基本结束。
  无论如何,时代总是呼唤着文学的新生,只要有一丝阳光,文学之树就会生根、萌芽、分集,舒技展叶的。尽管冷意未消,延续解放区文学特色的《晌午》(秦兆阳)、《粮秣主任》(丁玲)等作品陆续出现,给文坛吹来一丝清风,这些较有素养的作家,也许接受了共和国最早落马的作家们的教训,谨慎地离政治远一些,以健康的感情色彩,只描写田园牧歌式的农村大地,创造了中国文学中农村题材的主线。荷花淀派的河北作家群,山药蛋派的山西作家群,在五六十年代里,也曾是文学视野里一道亮丽的风景。初学写作的《大青骡子》(刘绍棠),自然也属这种牧童短笛的余音。但发自恋乡之情的这些清新淡雅的笔墨,相对于支撑着土地的脊梁骨、中国农民所负荷的沉重来说,难免温馨有余而深刻不足,每当触及真实便浅尝辄止,不能不说是遗憾。嗣后,余风所及,每况愈下,从粉饰生活,演变到“文革”期间的“高大全”式样板小说。至此,那类闭着眼睛的真实,加之虚火上升的激情,恐怕离鲁迅先生所指斥的欺与瞒的文艺也不远了。
  五十年代,工农兵走进文学领域,也是一时间的文坛新景。其中以刚刚读完速成识字班,就写出的《半夜鸡叫》(高玉宝),是最为脍炙人口的一个例子。当然,急于培养出自己文学队伍的关注之情,可钦可佩;几乎是手把手地描红模子式的帮助,虽用心良苦,但收效甚微,也可嗟可叹。事实证明,造钢铁厂要比造作家容易。即使硬扶上马,再进一程,通常是成活率不高,生存率则更低,多半昙花一现,了了而已。由此也证明,无论过去和现在,工厂化的流水线生产方式,未必适用于精神产品。要求出现杰作,作为期许,当然可以,但指望批量化地生产作家和作品,绝对是一种违背文学规律的行为。历史是不讲情面的,传世之作从来不以人的意志而定,最权威的评断,还是时间老人。任何拔苗助长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徒劳而已。
  这种违背文学规律的做法,自然也就使五十年代初期作品,留下来那个时代的简单化、公式化的印记。五十年代初期,一方面,被蓬勃向前的火热生活所激动,作家的政治热情,创作欲望,当然无可厚非;一方面,政治家需要宣传鼓动,呼唤紧密配合政治的文艺作品出现,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急功近利,往往是作家的致命伤;为求快捷时,萝卜快了不洗泥,也就跳不出概念化的窠臼。但文学作品与政治宣传品,究竞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这些作品当中,《不能走那条路》(李准),是最早的旗帜鲜明鼓吹农业合作化的小说,由于作家的生活基础丰厚人物性格鲜明,成为这一时期作品的佼佼者。如今,虽然作品中文学以外的附着物,早时过境迁,面目全非,但作者笔下的泥土气息,乡民风采,还能够留在人民记忆之中,颇能说明一个深刻其实也很浅显的道理,只有文学之树常青,除此以外,无论当时如何花团锦簇的表象,到头来总会淡却退色乃至消失,这是无可奈何,也足以发人深思的事情。
  经过了初步的摸索以后,这棵文学之树,到了一九五五年以后,进入了建国后的第一个高峰期。任何文学的繁荣,都与时代大背景的宽松相对应的。五十年代中叶以后,朝鲜战争结束,国际地位提高,五年计划开始,百花方针确立,作为时代测温仪的敏感作家们,自然耐不住寂寞。其实,作家的良知批表现在社会使命的忧国忧民的一面,也表现在追求艺术的尽善尽美的一面,虽然这很可能成为一支双刃剑,但任何一个不那么急于求成的作家,都宁肯力争两者的统一,而不愿顾此失彼。加之当时流行的苏联文学中的“干预生活”潮流,对善于借鉴的中国作家来说,不无吸引之处。
  于是,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从《三月雪》(萧平)淡淡的哀伤开始,随后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组织部来了个年青》(王蒙)的问世。这篇令文坛、也令国人刮目相看的小说,直到今天。我也相信与当时所谓的“干预生活”无其关连。只是作家在洋溢着浪漫主义的《青春之歌》以后,一次面对现实、直面人生的文学尝试,而且立刻受到读者的强烈关注。因此给作家们一个启示,小说可以这样写,也应当这样写。嗣后,一大批被称之日“毒草”的小说,便是这样地产生出来。
  在这活跃的年份里,各式各样的小说,各式各样的写法,展现在中国文坛。作家的文学触角,在处于自由状态下的临场发挥,往往是由于良知的选择,而不大受外界这种潮流或那种潮流的影响,这也是《小巷深处》(陆文夫)把笔尖伸向一个绝对禁区的原因。事实上,常常是笔驱使作者,而不是作者驱使着笔,所以,《红豆》(宗璞)把一段缱绻的爱情故事,很古典色彩地讲出来,大悖于当时流行的痛快麻利的“革命”感情。
  当然,“干预”这个挺天真的字眼,不能准确地反映一个作家和时代、社会、群体的关系。但并不因此就可以说,作家和他心灵以外的世界,和他作为成员之一的人民群众,不承担任何义务,不尽到某些责任。无论怎样虚空淡远,只要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必得和这块土地结下不解之缘,或深或浅,或隐或显,谁也逃避不掉,除了不食人间烟火。
  所以那些直面人生的作家,必然会在作品里,表明对于生活的看法、判断、观点、态度。作家的良知,促使笔下比较真实地反映生活罢了。文学门类很多,这类作品也缺不得的。否则,文学与时代,与人民,与前进中的生活,还有什么呼应共鸣、息息相关的联系呢?文学的作用,既不能看得太重,也不能看得太轻。我从来不相信一篇小说,好会好到起死回生,坏会坏到如洪水猛兽;我也不相信从事文学创作,只是为了玩玩儿,或者逗笑解闷,消食化痰,搓背擦澡,使人舒服。文学可以多样化,全不动真格的是不灵的。动真格就是作家要评价生活,评价生活中的真善美、假恶丑。一动真格,对不住,就保不准有什么不愉快在等着你。
  短促的繁荣,如流星似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一批作家的名字人文坛消失了,另一批作家的名字,又出现在读者面前。好像这也是一条规律,每当中国作家们在探索的路途上走得太远,招致质疑棒喝,处境危殆的时候,最有安全系数的做法,便是退回到出发点去,田园牧歌,战争礼赞,常常是作家的一块福地。《七根火柴》(王愿坚)以极短的篇幅,感人至深地传达出革命火种传递中的圣洁感情,因而编入教科书中,被千百万学童琅琅诵读。而茅盾先生为之评介推荐的《百合花》(茹志鹃),以行云流水般的散文手笔,使人们重温了炮火洗礼中挚爱的鱼水情深。《央金》(刘克)中所写出的人格尊严与革命觉醒。《新结识的伙伴》(王汶石)中意气风发的女性形象。《达吉和她的父亲》(高缨)以一波三折的笔墨,描绘出来的儿女情长。《“锻炼锻炼”》(赵树理)中那幽默的语言,对于庄稼人的温情调侃。以及《山那边人家》(周立波)的浓郁乡土味、《我的第一个上级》(马烽)里的干部的高大形象、《新生》(林斤澜)中善良农民的素朴心灵,以及《关舍一夕》(汪曾祺)诗化了的夜遇场景,这些作品,比起建国十周年正叫座的“三红一创”的长篇小说盛况,也算一个势头不弱的景象。
  六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发生剧烈变化,使得作家们来不及招架,真有提笔不知何处落墨之感。仅以农村为例,一会儿深耕密植,一会儿公共食堂,一会儿粮食多得吃不完,一会儿又赶上三年灾荒,害得《李双双》(李准)在改编电影时,为跟上形势,不得不更换其中的故事情节。这虽是一则文坛轶事,但也说明作家彼时的共同惶惑,不仅把握不住自己手中的笔,连个人如何去适应这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激进得过头的社会,都无从谈起。因此,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只有《陶渊明写〈挽歌〉》(陈翔鹤)、《杜子美还家》(黄秋耘)等回归史实、伤时感世的篇章;《卖烟叶》(赵树理)、《赖嫂》(西戌)等写出真实农村、真实农民的作品;《彩霞》(浩然)中那农家女如歌的行板,《长长的流水》(刘真)里同志情谊,些许惆怅的漫想,还值得一读外,余者,倘非调子唱得很高的,如“喝令三山五岳让路”的《红旗歌谣》式的豪言壮语;就是挖空心思,旋生旋灭的,类似活报剧《十三陵狂想曲》式的应景文章。这都出自很负盛名的大家巨匠之手,不能不令人对那狂热年代里造成的才华浪费、时光虚掷的现象,感到悲哀。
  到了十年“文革”期间,文学之树进入了冬眠期,绝大部分作家无一幸免地被批挨斗,关进牛棚,短篇小说虽然能在《朝霞》一类杂志上看到,但受到样板戏和高大全式小说的影响,一副造反面孔,满嘴“文革”腔调,除令人憎恶外,别无可取之处。甚至当年那些作者,如今对自己所写过的“文革”作品,也讳莫如深,努力忘却。十年后期,《机电局长的一天》(蒋子龙),与作者稍后一点的《乔厂长上任记》所塑造出的硬汉形象,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由于比揭开新时期文学帷幕的《班主任》(刘心武)早了一年,于是领一时风气之先的荣耀,便不是机电局长霍大道,而是谢惠敏等女中学生了。《班主任》在当代文学史上,标志着文学这棵大树从沉睡中一觉醒来,重新振作,也体现了短篇小说这一文学样式,不辱它应负的先锋作用和启蒙使命。
  新时期文学开头几年,造成“轰动效应”的文学作品,一时“洛阳纸贵”者,悉皆短篇小说,这是很令人振奋的。自然不能不提到《伤痕》(卢新华)在报纸上发表出来的短篇小说,它的题名竟用来标志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可见中国读者对于作品与时代关系,看得是多么密切相连。但是,若不看到“乍暖还寒时刻”,我们这些人所写的东西,还存在着相当粗糙疏率的毛病,还留有思想禁锢太久的痕迹,错误笑地以为全是自己作品的成功,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十个‘文革”所造成的文化沙漠现象,读者饥不择食的迫切需求,渴望纾解的心灵,以及共同度过的艰难岁月,能够产生相互间心有所通的共鸣,才是作品被广大读者关注的主要原因。当然,作家职业的敏感,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值得提一笔的《邢老汉和他的狗》(张贤亮),在写作时,作者还是一名劳改农场的农工,尚未落实政策,就敢提起笔来感受春天,实在难能可贵了。
  八十年代开始的文学新生期,若用王蒙这期间写的《夜的眼》和《春之声》两篇小说的题名,来形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局面,倒是非常形象的譬喻。新时期文学的早期繁荣,确有穿出隧道尽头,顿现一派光明之感。文学之树至此才表现出枝繁叶茂,茁壮成长,生机无限,无所羁缚的生命力来。井喷之猛,泉涌之旺,五十年来,还不曾有过如此精彩纷呈的盛况。
  我们看到,《陈奂生上城》(高晓声)里那个具有阿Q基因的农民,堂堂皇皇地进城了,再没有卫道士在他头上抡起“中间人物”的根子。《鲁鲁》(宗璞)是新时期较早以动物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也无人振振有词地指责那条小狗,违背三突出的创作规律;甚至作者的《我是谁》,是比较早地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经验的小说,也不至于加以离经叛道的罪名。这一切,固然标志着思想解放的成果,也应赞赏作家们往禁区迈出第一步的勇气。今天的一小步,常常是明天的一大步,到《破戒》(汪曾祺)问世,那个小和尚出现的意义,更是非同小可,他开拓了我们当代小说的写作路数。在文学园地里,只有一朵花,不是春天,文学要想真正繁荣,作者,读者,尤其关心文学和指导文学者,就应该有忍受你并不习惯,并不喜欢,甚至与你志趣旨味毫不相同的作品,有获得一席生存权的宽容精神,这才是促进文学繁荣的惟一道路。
  于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里所表现的农村里男女情爱的悲剧,《飘逝的花头巾》(陈建功)呈现代人城市中的校园浪漫史,都可以缠绵悱恻,潇洒风流地从容写将出来,对比把爱情视同罪恶的“文革”样板,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寻访画儿韩》(邓友梅)则以浓浓笔墨,掀开了传统文化复归的一页,与-三十年代建设民族风格的文学的努力,构成了薪火相传的关系。此风一开,逐渐自成乡土文学体系,其中京味小说一派,应者甚众,也是以往所没有的现象。《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冯骥才),自然看重其机敏幽默和俏皮的笔墨。而《本次列车终点》(王安忆)和《啊,香雪》(铁凝),作为这两位有才华的女作家的成名作,是有助于了解一个适宜的大环境,对于作者成长的过程,是多么重要。倘无良好的文学氛围,年轻人由文学爱好者迅速成为作家,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翻开一下《朝霞》杂志,便可知道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并非没有爱好写作的人才,只是到了八十年代,才为他(她)们的成长,提供了足够的条件。于是,这棵文学之树,不断有新鲜力量的进入,“问渠何得清如许,只因源头活水来”,便益发地婆娑多姿,耸立中天,十分地有气势了。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短篇小说加之中篇小说,进入了收获的六年。这时,我到中国作协的《小说选刊》工作,参与过数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有幸介入了这一小说创作的辉煌发展期的全过程。那几年里,新人佳作,纷至沓来,真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感。似乎一昼夜间,中国的小说创作,走过西方世界一个世纪的路程。也无妨如此断言,本世纪的最后十年,和下世纪初的第一个十年,活跃在文坛,富有生产力的作家,必是这批在八十年代中叶到九十年代初期崭露头角,而后成熟起来的作家。
  老中青三代人共同绘制出短篇小说繁花似锦的局面。《小D》(孙芙夫)里的深刻的世相观察,和用词遣字的精到;《溪鳗》(林斤澜)里浪漫的小镇风情,和国画式的点染手法;《清高》(陆文夫)里感慨知识分子进入物质社会的惶惑无奈,和冷峭的幽默风格,都显示着年长一代作家们的老当益壮。《坚硬的稀粥》(王蒙)的机敏文思,调侃词语,与那篇“诗中有画”的《画眉鸟婉丽的鸣声》(叶楠)一样,也说明文学路程并非全是康庄大道,“风乍起,吹绉一池春永”的情况,也在所难免。而《减去十岁》(谌容)所引起人们的会心一笑,《柯先生的白天和夜晚》(张洁)那位洋人的百无聊赖,与他们早期作品里的诗意与激情相比,多了一份冷峻和尖刻,也说明作家不会是一条停滞的河,总是在进展普,在变化着的现实。
  《辉煌的波马》(张承志)里那无言交流的契合之情,令人心醉;《父亲》(梁晓声)里那骨肉连心的亲情,使人想起来自清的名篇《背影》;而《厚土》(李锐)里那土地的厚重感,和《一天》(陈树)里的小市民的烦琐感,都给人留下了最普通的老百姓那生计艰难的印象。那么,《马车》(陈世旭)里教书人的蝇营狗苟,奔逐竞争,与《汉家女》(周大新)的光明磊落、无私胸怀,又表明了世态人情的复杂多样,性格志趣的各种色彩。继五十年代作家群后,知青代作家群,在这个丰产的年代里,起到顶梁柱的作用。
  经过“文革”的青年一代,后来握笔成为有生活,有才华,少拘束,创作力旺盛的知青作家,成为文学舞台的主角,当然是很正常的事情。但这些作家普遍地表现出学养不足,加之忙于写作,而补充不够,因而一鼓作气,再鼓而竭,难以持续,黯然失色,很快成为明日黄花者,也就不少见了。
  无论如何,知青一代作家,在八十年代中,为新时期文学贡献出多少佳作啊!具有民族色彩和文化含量的小说,如《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扎西达娃),如《琥珀色的篝火》(乌热尔图),读来视点独特,别开生面;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作品,如《老棒子酒馆》(郑万隆),如《年关六赋》(阿成),令人浮想连翩,情味盎然。而《满票》(乔典运)、《五月》(田中禾),还包括《长乐》(聂震宁)、《那人那山那狗》(鼓见明)、《一潭清水》(张炜)、《狗日的粮食》(刘恒)等农村题材,也不再重奏五六十年代的牛背上清远的笛声,给人看的是严峻的真实,和在发生巨变的土地面貌。像《命若琴弦》(史铁生)、《绝唱》(赵本夫),还包括《归去来》(韩少功)、《火纸》(贾平凹)、《贤人图》(聂鑫森)等带有文化意味的小说,也为这棵文学大树,推进了对于这个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追寻,增添了文学的深度。至于《游神》(马原),《山上的小屋》(残雪)那种新锐小说文本的实验;《你不可改变我》(刘西鸿),《无主题变奏》(徐星)等新潮小说的时代气息,都给读者带来以前少有的美学思考。鲁迅先生说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是位勇士。任何文学上的尝试,都是值得尊重和受到鼓励的。
  八十年代,像《塔铺》(刘震云)、《鲜血梅花》(余华)、《女人之约》(毕淑敏)这类知青和知青后的作家,都出手不凡地写出成熟的篇章,显示他们雄厚的实力。进入九十年代,像《幼儿园》(丁天)、《雾月十栏》(迟子建)这类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走上文坛,使文学更加充满活力。作家的年轻化,知识化,和对世界文化的了解,促使文坛出现令人欣喜的变化。作家写作的个人化,自我意识的突现,使文学日益多样和丰富起来。虽然商业行为,使一些作家面对市场而转产,但对艺术的追求,仍是大多数作家刻意为之的本情。有的营造个人独特的写作风格,有的进行小说文本的改革试验,有的摆脱传统束缚,私人成为写作的主体,有的虽还信守现实主义,但也不再是旧日模样。
  《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池莉)里城市生活的素描,《日午》(林白)里艺术学徒的行止,《夜色》(莫言)里那想象力的扩张,《鸟类》(徐坤)里的寓言意味,包括《银盾》(徐小斌)、《是谁在深夜说话》(毕飞宇)、《鞋》(刘庆邦)等等,都有很多与众不同,也有与前不同的耐人寻味之处。现在,已经很难用鲁迅先生写《狂人日记》时对于文学的单一要求来对作品进行排比。在短篇小说领域中,出色的作品、优秀的作家越来越多,形式的变化、内容的拓展越来越大,因而,短篇小说的前景,会越来越好,这是毫无疑义的。
  最可贵的一点,年轻一代的作家们,更热衷与世界接轨,更关注世界文学的进展,从中汲取有益的滋养成分,使中国文学更加丰富多样起来,所进行的各式各样的文学实验,绝对是一种好事。汉唐文化的兼容包含,南北朝时各族文学的交流,证明了这是古已有之的做法。但借鉴与生搬硬套,学习与囫囵吞枣,终究是不同的概念。一些作品中所追求的意趣,与读者的距离渐渐拉大,一些作家的小圈子化或贵族化,和这块现实土地所负担的沉重,以及老百姓的感情,变得风马牛而不相及,也许应该有一些清醒的自省。
  回顾五十年文学中的最活跃的模式--短篇注说的历史,其实像一条河似的,虽然总的趋势,是滚滚向前,奔腾不已,但不等于永远一路顺畅地流入大海。九曲十八弯,或许是它的正常状态。某一时期,某一阶段,停滞或者倒退,也不是没有可能,当然,也不必为之忧心忡忡,在一代代的作家手下,这条河终归要后浪推前浪地向前流动。因为这是一条不竭的河,希望的河,对于已经成为历史的这个幸与不幸的过程,站得高些,望得远些,想得开些,那么明天会更好,就不再是一句空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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