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车在旅途(聂鑫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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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在旅途

⊙聂鑫森
　　他车在旅途，但他永远是半途而废！当我又一次走进老教授车旗仪的书房时，正是初夏的一个黄昏。五十八岁的车教授苍老地坐在书房的一角，他的身前身后堆着一摞一摞的古书旧书。他的这句话有如来自历史的深处，让人感到一种形而上的庄严和肃穆。夕光星星点点从挂着湘妃竹帘的窗口洇进来，洇到他的脸上，使他的脸极似一件斑驳的青铜器。
　　每次我来看望车教授，他总是用这句话来作不变的序言，对他远在旅途、几年不归的儿子车千里作尖刻而痛惜的评价。
　　我自个儿坐下来，说：先生，千里还是有志气的。他怪怪地笑起来。
　　笑得我毛骨悚然。作为曾是车教授的硕士生，以及他现在的同事，我对他充满了同情和景仰。妻子早丧，把儿子车千里抚养成人，至今犹是一个鳏夫。于寂寞中，做着极为枯寂的学问，在柳宗元的研究上，他是独领风骚的。我的来访，一是想慰藉他儿子远离不归的孤清，二是想得到他于学问上的教诲。每一想起他的名字“车旗仪”，眼前便出现高插旗幡的车队仪仗，那声势，那韵致，使人震慑。但我发现我的到来，却成为他从此述说他儿子的一个契机，而且话语惊人地相似。在这个特定的时间里，他很少谈学问，这一点使我很尴尬。在许多日子后，我习惯了这种谈话，并为此而激动不已。他车在旅途，但他永远是半途而废，分明是一种对人生的警示。在一段日子没听到这句话时，我会渴望听到这句话，因为这句话落到我心上的时刻，所有的神经末梢都会发出一种轰响。甚至，我觉得这句话，是车教授对他自己说的。他的所有关于对儿子的表述，已经剥离开儿子这个本体，我想我的猜测是有道理的。
　　车教授怪怪地笑罢，用手拍拍一叠线装书，夕光中飘袅出淡淡的尘烟，有一种久远的气味在书房里弥漫开来。
　　我问他是否吃过了饭，身体是否舒服，《柳文拾微》这本专著写到哪个章节了？车教授置若罔闻，他干咳了一声，说：从小千里就心浮气躁，没有耐心把一件事做完，他总是半途而废！我三十岁才得子，他妈妈体弱多病，有一个“千里”已经很满足了。三岁时他在院子里和一些小伙伴玩泥巴，是那种胶性很重的泥巴，叫白胶泥。他做一辆坦克，什么都做好了，只等装上履带就成了。他装了几次没装好，就狠狠地把坦克摔碎了。再把泥巴团起来，做一把小手枪，做到扳机那地方，没兴趣了，又把泥巴揉成一团。我站在旁边看着，我对他说：你什么也做不成，你总是半途而废。他瞅着我，梗着脖子说：就要！就要！我走过去，第一次给了他两个耳光。到小学时，给他买了一辆小自行车，是两个轮子的。院子前面有个小坡，他骑着车往坡上冲，快到坡顶时，他慌忙刹了车，推着往上走，再倒转车头，骑上去溜坡下来。再往上冲，再刹车，再推车到坡顶。他一次也没有冲上去过，坡很平缓，就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冲不上去。有一次我问他你怎么冲不上去？他说：我觉得你老在望着我，我就没勇气了。我说：你就当我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他说：可你在。说完，竟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以后，读初中、高中，很平庸。我希望他能考上大学，到底没考上。几代人都是大学生，就他是个高中生！只好进厂当工人，学的是钳工，技术上也拔个尖吧，没有，混日子！车教授连连叹气。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我想去开灯。就这样吧。别开灯。
　　我感觉到车教授的眼里渐渐地盈满了泪水，他不想让我看到那两汪泪水。
　　我说：三年前，千里发誓要壮我中华魂，骑自行车周游全国，一直就没回过家，报纸上时有报道，这也是一个事业。
　　车教授又怪怪地笑了。到二十五岁一事无成，忽然想起了千里走单骑。他是想做个样子给我看，他是有耐性有毅力的。他想回击我对他的失望，是一种示威。他选择的起点是在这个校园里，身上挂着绶带，车头上插着一面红旗，像演戏。拍电视、发表演说。那天，我就坐在书房里，我知道我的儿子在想什么。可惜他妈妈不在了。他出发时，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是《告别我的妈妈》。我的学生对我说：你的儿子了不起。我说：他车在旅途，但他永远是半途而废。
　　我说：不，车先生，他车在旅途，并没有半途而废！
　　黑暗中车教授的声音变得非常苍老而遥远：只有我知道他，他是我的儿子，他经常回到这座城市里来。隔些日子，他会打一次电话来，问我身体怎么样，说很对不起，不能侍奉晨昏，说他此刻正在某处，相距遥遥。有些电话从声音的清晰度上，我判断他就在这座城市的某个地方，因为长途电话的声音没有这么亮。他很想见我，同时又怕他的回家导致我更大的失望和鄙夷，他不能变成事实上的半途而废，他要营造一种车在旅途的气氛。
　　我的心一惊：您怎么光从声音上就能判断呢？您就没有误判的时候？当然他也常从外省打电话来，声音远而小。我有一张大地图，他每次从外地打电话来，我都会在地图上标出他所说的位置。后来我发现，在下一次电话来时，他的位置竟变化不大，相距不过二三百公里，自行车一天最少走三十公里吧，一个月甚至几个月才走二三百公里，可能吗？是的，你会说他毕竟是在周游全国，但这已经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半途而废，走走停停，不断地回到起点。甚至他会在某些区域，到一个无人的地方，取下绶带和红旗，坐一截便车，或在某个小镇休息一段日子，他会在快到一座城市时，重新武装起来，骑车进入这座城市，找市长签字，到一个广场发表演说，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我收到过他寄来的签名复印件和报道他的报纸，这没有假。但印在报纸上的照片，没有什么疲惫之色，很精神，不像长途驰驱经风历雨过的样子。我的怀疑一点也不会错。我也完全可以这样联想，他每次回到这座城市来的时候，一定先在某个小城镇，悄无声息地寄存好自行车，然后非常谨慎非常隐秘地回到这座城市里来，为的是来看看我。
　　可他毕竟没有走进这个院子。我说。不，他走进过这个院子。我喜欢晚上工作，子夜过后，到院子去打一打太极拳。好些次，我感觉到竹篱边的花木丛里，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而且不是别人，是千里，我轻声说：千里、千里。那一刻，我是真心实意地希望他走出来，那是一种对半途而废的真实的认可。花木一阵细响，人走远了。我的心又有了某种期冀：儿子还是车在旅途。我的处境是多么的矛盾，希望他回又不希望他回。千里呢，一样，想回又不敢回！小保姆忽然走了进来，摁了摁壁上的开关，书房里一刹时通明透亮。我看见车教授的脸上横溢着泪水，他用手帕揩了揩，又说下去：对千里，有一点我很相信，他知道他不是正儿巴经地周游全国，他不会以此去拉赞助，去骗钱。他每次打电话，都让我寄钱到某市的邮局，我总是多寄一点。我知道他取到那钱时，总有一种不安和内疚，他会想起我这个年老的父亲，也会想起我从小到大对他的斥责：你总是半途而废！他的骑车周游全国，不是想欺瞒世人，不是想获得什么名和利，而是要向我证明，他是能做成一件大事的。你说是吗？按常例，我们之间每一次见面如出一辙的谈话到此应该告一段落，我应告辞了。但这个初夏的夜晚，我脑子里灵光一闪，突然有了深谈下去的欲望，比如，这种父子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比如，是一个什么细节导致了千里的总是半途而废？比如，车教授对孩子应负什么责任？但我必须说得委婉，我不能伤害一位可敬的老人的心。
　　我说：先生，在人的孩提时代，好玩好动，兴趣的容易转移，似乎是通病，千里自然也不例外。假如，当年千里做泥巴坦克和手枪时，虽然不成功，但是您并不责怪，而是饶有兴趣地和他一起玩泥巴，鼓励他把坦克的履带和手枪的扳机做好；当然更不会与孩子发生对立，武断地给他两个耳光。那么，千里是不是会在一种父爱的鼓舞中，从做好一件小事入手，逐渐积蓄起自己的人格力量，假如在他骑单车冲刺那个小坡时，你亲自骑一辆单车和他进行比赛，鼓起他的劲头；或者，在他快到坡顶时，站在车后为他推一把，让他冲过去，而不是老板着脸，让他充满着畏惧，是不是对千里的未来会产生一种影响力？车教授惊诧地望着我，然后低下了头。我又说：您的过于严格，是不是造成了千里的仇恨和反抗？使他总想在您面前表现自己的能力，但您的严酷又时时粉碎着他的自信，使他无法跨越您这个障碍，以致他无法去做成一件大事。因为在他长大成人后，您所关注的是他做成一件大事。您的存在和他的存在，成了生物链上的两个环节。您说是吗？即使千里没考上大学，当一个普通工人也很好，这也是一种成功。您为什么一定企望他是一个技术尖子，一个自学成材的工程师？牡丹也是花，苔花也是花，您说呢？可现在一切都迟了，千里再无法回到他自己生活的轨道上来，您把他悬在空中了，他无法落到实地。有时我想，您和我都有点儿私心了。
　　车教授猛地抬起头来，目光如电，他说：你说下去，我想听。
　　您每次对我讲千里的故事，意义已不在于对儿子的惋惜，而是对自己的反证，您这辈子在学问上是持之以恒的，您还希望有更大的成就，您用儿子的“半途而废”来鞭策自己。而我呢，不厌其烦地听您讲千里的故事，每听一次就警醒一次：要在学问上走到底，决不“半途而废”。而我们都忘记了故事的主人公，怎么让他回到真实的生活中来，让他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不一定硬要像我们一样追求名山事业，也不一定硬要做一件什么大事让世人瞩目。
　　车教授乞求地望着我，说：你说怎么让他回到实地上来？我不是没想过，我是想不出来。
　　我说：想是想不出来的，您耐心等等，得有一个机缘。
　　看看墙上的挂钟，十点了。
　　我起身告辞。
　　这时，书案上的电话铃响了。我想，应该是千里打来的电话。我很急速地离开了书房。
　　一个月后的一个深夜，刚刚下过一场透雨，到处是凉润润的，细细的虫声渗进绿纱窗。我正在撰写一篇《柳宗元在永州的文学创作》的理论文章，提纲已给车教授看过，他说有新意。妻子和孩子早已进入了梦乡，她们的梦里一定没有雨。
　　窗外，突然传来惊惶的呼喊声：孙老师！孙老师！我问：谁？是我———车千里！怎么？千里回来了？我忙跑出来，问：千里，出什么事了？车千里说：父亲中风了，是他打太极拳的时候，刚下过雨的院子很滑，他旋转身子时，跌倒了，现在人事不知。
　　我忙和车千里朝他家跑去。车教授平躺在沙发上，一身是泥，小保姆正用湿毛巾给他揩着嘴角的白沫。
　　我对车千里说：给你父亲准备住院的衣物、用具，我给校医院打电话，叫他们来车。
　　救护车很快就开来了。
　　我和车千里跟车一起去了医院。车教授被抬进了急救室。
　　我和车千里坐在走廊的绿色长椅上。车千里低着头，脸上充满了歉疚。他什么也不说，只是静成一尊雕塑。
　　我打量着千里，他的旅游鞋上泥痕点点，发出很难闻的气味；牛仔短袖衣上汗渍斑斑，一块一块地白在灯光下。看得出不久前他还在仆仆风尘的旅途。
　　我完全可以猜测出刚才发生的故事。
　　千里又一次回到这座城市，先打电话给他父亲，然后在深夜翻墙进入校园，潜伏在他家竹篱边的花木丛中，细细地凝望从屋子里走到小院里的父亲。车教授一定又一次感觉到儿子近在咫尺，在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情中慌乱地打着几十年如一日的太极拳，在身子回旋时突然滑倒了。车千里并没有立即窜出花木丛，他以为父亲会很快站起来，但是他的父亲一动也不动。车千里飞快地窜出去，呼喊着小保姆，然后，一起把父亲抬到客厅的沙发上。
　　我明白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车千里可以堂皇地回到这个家，结束他车在旅途的生活，而不怕任何人议论他“半途而废”了。
　　车教授是偶然跌倒，还是故意跌倒？不知道。
　　我说：千里，什么也别解释，你得结束你周游全国的壮举，因为你父亲病了。
　　他抬起头来，显得很痛苦，说：孙老师，这辈子我什么也没做成，又是半途而废，父亲一定失望极了。
　　不。车教授不会这样想。世界上有很多事等着我们去做，有大事，但更多的是小事，能把小事做好，同样了不起。
　　那也是的。车千里突然轻轻地哭泣起来。他的哭声很轻很细，但我相信躺在急救室手术台上的车教授一定会听得清清楚楚，他应该明白儿子从虚无缥缈的半空回到了实实在在的土地上，回到他的身边，回到一个普通人的位置，这就不是“半途而废”。他的病会很快恢复的，五十八岁，在现在已不能称为“老”了。
　　夜，很静，很静。我拍拍千里的肩，说：千里，你先回去洗洗澡，换换衣服。赶明早，你父亲醒过来，看见你干干净净的样子，有多高兴。
　　车千里说：嗯。几个月后，车教授出院了。学校领导征求车教授和车千里的意见后，将千里的档案提到了学校，安排在中文系行政办公室，当一名勤杂工。
　　车教授对千里说：好好干吧，当勤杂工并不丢人。千里说：嗯。
　　千里每天在老师上班前就把各个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到开水房挑来一担开水，把一个个热水瓶灌满。他特别记着为父亲沏一杯茉莉花茶，盖上杯盖，稳稳地放在父亲的办公桌上。
　　有一天，千里找到我，说：孙老师，您给我买一套大一的课本，没事时我想当个旁听生。当然不是不安心当勤杂工，我是想读点儿书，读书可以明白道理。
　　我说：这没问题。
　　在干完了所有的活之后，车千里常拿着一本书走进上大课的教室。
　　他的脸上泛着平和的笑意。
　　(《山西文学》199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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