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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李敖读书读得最多，真是中国第一吗？ □最近香港报上说：“李敖很可能是五十岁以下的当代中国人之中，读书最多而又最有文采的人。”前年童轩荪信上说： “去年炎夏，居浩然自波士顿西来，在敝寓住了五天，这五天里上下古今谈了一番，他却特别推崇你老兄，说是‘念书大多，我们不可及’。”……这些话，都非过誉，在读书方面，我读书之多，的确可说中国人无出其右。 ■当代中国人以外的中国人，就是所谓古代中国人，总有比你读书读得多的吧？ □古代中国人读书读得最多的无可考，唐朝诗人杜甫说他“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其实古书字大，万卷书并没有多少。清朝陈梦雷说他“读书五十载”、“涉猎万余卷”，由他编出的《古今图书集成》（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四册）看来，陈梦雷读书之多，该在古人中考第一。陈梦雷是清朝进士，他的渊博，被皇家王爷看中，叫他编了全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是根据中国一万五千多卷经史子集的典籍编成的，前后用掉了四年半的时间（一七○一－一七○六）。全书共有一万卷、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一十七部，初版本有五千零二十大册，一亿四千四百万字，分装五百七十六函。这部大书，“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其在十三经、二十一史者，只字不遗；其在稗史集者，亦只删一二。”它的体大思精，确属空前。陈梦雷可说是苦命的人，三藩之乱时，正赶上他回家探亲，被靖南王耿精忠胁迫造反，不干就杀他爸爸，他没办法，只好合作，不料造反失败，又被他的好朋友李光地出卖——不肯证明他的清白；又被张冠李戴，误会成“行贼伪命”的陈昉，所以罪上加罪，被发配到东北做奴隶。过了十六年后，赶上康熙皇帝东巡，把他召回来，叫他陪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诚亲王读书，在这段优游的岁月里）他“目营手检，无间晨夕”，终于编出了这部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康熙皇帝死后，苦命的陈梦雷又开始苦命了。他所依靠的皇三子诚亲王失势，继位的康熙皇帝的第四子——雍正皇帝，自然对哥哥的亲信们大加整肃，陈梦雷则首当其冲，又被“发遣边外”，送到了东北。这时陈梦雷已七十多岁了，他死在乾隆六年（一七四一），活了八十多岁。由以上杜甫和陈梦雷都读万卷书的标准看，杜甫的读书成绩就不如陈梦雷，因为陈梦雷把他的读书成绩用编了大书做为嘉惠别人的展示，可是杜甫就没有这种效果了。 ■你编《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是不是有上承陈梦雷这种心愿呢？ □还不止此。在十二世纪，一个伟大的中国有心人郑樵，在隐居山林、谢绝人事的专事写作里，曾立下“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雄心大愿，但他五十九岁死去，没有完成。如今，八百年过去了，这种雄心大愿，有赖干新时代的有心人和新时代的出版形态来完成了。新时代的有心人要做“集”旧中国“天下之书为一书”的新尝试。它的形态所决定的方向，必然是划时代的方向。 ■这个方向的指标，就是《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吗？ □就是。它的完成，该归功于远流出版社的王荣文。王荣文是中国出版史上最有创造性大手笔的小兄弟。五年前，他和我合作，出版《中国历史演义全集》，创造出中国出版史上划时代的大轰动。四年以后，他写信给我，说：“香港那边，台湾这边，都整理了无数的国学材料，但几乎还没有一个人为现代读者整理出一套可以读得下去、读得懂、包含各方面文化精华的中国名著全集。”因此他相信：“如果能把中国的东西整理出一个定品”，该是一件最值得做的事。这件事，就是出版《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王荣文把这一件最值得做的事逼我来做，要我来“表现这几十年来海内外研究中国成绩的总和”，我相信他把人找对了。我的确是主持这一工作的最佳人选。记得十九年前，我与徐复观对簿公堂，两人一边打官司一边喝咖啡，谈得非常开心。徐复观心血来潮，说了一段真心话，他说： “你李先生真是怪人，你念古书，念得比我们还多还好，你却主张全盘西化！如果你来宣传中国文化，你宣传的成绩一定比我们都好！”徐复观说得没有错，我真是对中国文化最有理解的人。最大的原因是我真的会看古书，会利用古书、活用古书，古书本是朽腐，除非你能化朽腐为神奇，看古书对现代人没什么用处。不幸的是，据我所知，看古书的人，很少不陷入泥淖的，一百个有九十九个，都变成摇头摆尾的老夫子，思想迂腐而泥古；愈来愈混蛋（年轻时小混蛋，年老后老混蛋），因此我倒了胃民从不鼓励人看古书了。但是，如果有好的选本，再有“读书得间”的训练，古书中毕竟还有一点披沙拣金的好处，可以给我们活用，问题是谁来主持这一化腐朽为神奇的工作呢？王荣文看出来非李敖不可，李敖也看出来非李敖不可，于是，工作便这样敲定了：王荣文找对了人，李敖找对了书，徐复观的一个好梦，居然在十九年后，在我无改全盘西化的大前提下，居然成真了。 ■我们相信你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中提供了“好的选本”，但是，你所说“再有‘读书得间’的训练”，又怎么提供呢？ 古话说“鸳鸯绣取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你可不可以多说一点始未，把“金针”“度”给大家呢？ □“读书得间”是在读书时能够读出书中的“窍”、领会出字里行间的学问来。英文中toread between the lines，就正是此意。读书要有这种本领，读古书更要有这种本领。硬读古书不行的。许多用功的人，终身“白首穷经”，可是因为方法不得当，结果只变成“有脚书橱”。最后事倍功半还算是好的，因为他们经常徒劳无功。很多人读了一辈子书，结果变成老学究，就是一个证明。所谓古书不能不讲求方法的硬读，因为古书中，有许多只是书生理想，并非社会现象，书生在那儿托古改制，你在这边信以为真，你就上当了。又有的古书中，只是道德法律，也非社会事实，古代的社会事实既有距离，现代的你却盲目相信，你又上当了。所以读古书，首先要“辨伪”，辨伪以后，就要区分出来什么书是书生理想、什么书是道德法律、什么书是社会事实。把这些分辨开，再融会贯通、互相印证，才算。‘读书得问”。“读书得间”以后，从而著述，才算“为往圣继绝学”。否则的话，只是堆砌材料、暴殄文字而已。 ■“读书得间”是不是就是要把书读活，把死书读活？这种读活，多读书是否会有帮助？ □不一定。中国的知识分子读书多的却也不少，但是愈读愈混蛋的，却愈来愈多，这都是因为读死书的缘故。很多人的基础，根本是“呆子”，后来念几十年的书，变成了“书呆子”，辛苦半生，如此而已。我从前有位老师叫姚从吾，是辽金元史专家，非常用功，最后死在书桌上。但是他太笨了，他看书，就好像一只狗熊进到玉米园里，折一根玉米夹在腋窝下，左摘右丢，弄了一夜，出园时还只是腋窝下那一根。——他们看过的东西随时扔掉了！所以读书无法使他们头脑变好，反倒变坏。 ■这样说来，这种人似乎选错了行？ □选错了行。 ■可是他们也有著作呢，怎么办？ □《隋唐嘉话》里有这样一段：“梁常侍徐陵之于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今传之江左。陵遂济江而沉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藏拙。’为了避免这种人“堆砌材料、暴殄文字”，他们的著作，实在该适度予以水葬才好！ ■古今中国人中，一般读书情况是怎样的？ □大致可分两派：一派是老学究村夫子派。他们白首穷经，一辈子读了一些古书，可是他们的方法训练太差了，又无法接触到现代新学问，所以用新知治旧学的一套，他们一窍不通。他们虽然一辈子嗜读古书、勤读古书，但可笑的是，他们却读不懂古书，无法分析古书，也无法综合出结论和真相。另一派是疑古派。他们是新一代的学者，不但博览群书，并且会“读书得间”，处处发现古书可疑、古事可疑。他们的典范作品是编辑“古史辨”和“辨伪丛刊”等，对古书的解释，他们的功劳很大，成绩也颇可观。但是疑古派也难免有着两大缺点：第一是疑古过度，往往犯了以书就我的毛病，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却往往不足；第二是不太能用现代新学问（如天文学、原始社会学）做钥匙，侧面印证古书可信的部分，以致犯了全面抹杀古书的毛病。他们常说这本古书是假造的、那个古人无其人等等，其实不然。 ■请举一个例。 □以《周礼》（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三册）为例：《周礼》原称《周官》，是汉朝刘歆改名《周礼》的。传说是周公创立的理想政制，所谓“周公致太平之迹也”。因为它是中国政制书中最细密的一本，所以被视为珍宝。《周礼》将官职分为天官（中央政府）、地官（地方行政）、春官（神职）、夏官（军事）、秋官（司法）、冬官（器物制作）六类。列举每个官职的名称、职制、人数和职务内容。从这些官的背景上看，它显然是后代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理想化了的周朝身上而发挥的。《史记》封禅书中虽然提到过《周礼》，但《周礼》的出现，却在西汉未年，又因为它的制度与诸经不合，所以被人怀疑是刘歆伪造的，是伪造献给王莽，以利于王莽的改制的。但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检查《周礼》，发现倒颇有一些古代的材料，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后人可以凭空伪造出来的。因此，《周礼》从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很有研究的价值。因为《周礼》是四万五千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制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而立说，宋朝王安石变法，便是一例。《周礼》是中国政制的乌托邦，它提出了不少理想，值得重视。疑古派以刘歆伪造《周礼》而把《周礼》一笔抹杀，我就不相信刘歆可以伪造出用现代新学问可以印证出来的古代现象。 ■疑古派的大胆假设，死无对证，总可自成一说吧？ □不然，死可有对证呢！以《孙子》（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二册）为例，就可证明了。孙武（前六－五世纪） 是春秋时代吴王阖庐的客卿，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军事家，他的著作《孙子》共有十三篇，后来发生了混乱，杜牧说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事实上，《孙子》只有五千九百一十三个字，这就是高诱所说的“兵法五千言”，高诱在曹操之前，可见曹操删书之说，是不对的。因为《孙子》发生了混乱，孙武也就在疑古派眼中，出了问题，他的身世，遭到怀疑。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种：第一种是怀疑根本没有这个人；第二种是怀疑他和战国时代的孙膑为一个人。像钱穆就是靠后一种说法成名的。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里，出土了古代兵书，内有《孙子》，证明了这种怀疑，都是站不住的。出土的古书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前一三四）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千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所以《孙子）确有其人其书，已是铁证，只是古本今本有异文耳！古代流传的《孙子）书——即今本，和古墓出土的《孙子》书——即竹简本，有三分之一是相同的；其他一百多处不同的，也多是虚字和假借字，不算重要；另有一千多字的不同逸文，包括“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程兵”、“孙武传”六篇，可补今本《孙子》的不足。古书死有对证，竟有趣如此！以这一死有对证的另一当事人孙膑为例，更可再对照一下：孙膑（约前三八○－约前三二○）的身世，在《史记》里说得很明白。《史记》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这明明是说孙武有孙武的“兵法”，孙膑有孙膑的“兵法”。但是后来孙膑的“兵法”失传了，由曹操在注《孙子》时，已经只字不提孙膑的情形看，可能在汉朝未年，孙膑的“兵法”就已见不到了。就因为如此，所以后人就附会起来了。认为孙膑即孙武这个人、孙膑“兵法”即《孙子》这部书，一切都二合一起来了。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二号汉墓出土，竹简中赫然有《孙子》，也赫然有孙膑“兵法”。千古疑案，自此分明！（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二册）疑古派这种笑话，在《尉缭子）上，又有了外一章。尉缭（前四世纪）的《尉缭子》，是一部被小看了的著作。但在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二号汉墓出土竹简中，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是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烁，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二册）。以上所说，无非是说老学究村夫子派固然不会读书，疑古派虽然比老学究村夫子派高明，也难免被死有对证一番。——这大概是古人死不瞑目，因而如王安石所说的“死尸能报仇”了。 ■这样说来，古今中国人中，一般读书情况是不怎么高明 □大体上说，实在不敢恭维。当然有些个人是不乏会读古书的，像俞樾，就是最突出的一位。俞樾是清朝进士，咸丰年间因为。“命题割裂”，被革职为民；又因为“故里无家”，就在江苏苏州住下，后来到各他讲学三十年。他“生平专意著述”。每一年下来，都“有写定之书，刊行于世”，中国像他这样勤勉而每年有成绩出来的作者，实在少见。他活了八十六岁，全部著作收入《春在堂全集》（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六册）。俞樾的名著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古书疑义举例》出得最晚，写得也最炉火纯青。这书共七卷，把古书疑义分类写成八十八条，用前无古人的科学方法，使人们知道如何认识古书。刘师培说这书“发古今未有之奇”，可谓定评。这书后来引得刘师培、杨树达、马叙伦、姚维锐等的仿作补作，影响极为深远，俞樾虽然能够“读书得间”，但是，他因为没有现代新学问的光照，全部的努力，仍是支离的“土法炼钢”的成绩而已。这一教训，清楚的告诉了我们，没有现代新学问的光照，读古书也有瓶颈的。此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下来的书的结构与素材，都有严重的问题。 ■结构方面，好像都是挤成一团，头绪很乱、很难读，是不是有工具书就好一点？ 回工具书是任何知识分子所必备的书。像辞典、年表、年鉴、百科全书、手册、索引，以及一些必备的“非书资料”（nonbook material）等。在研究和阅读上，虽然有所谓“个人需要” （individua needs）的不同，但就运用工具书一点上，却没有各行各业的分别。所以工具书在所有书中，应该列为第一优先。选择工具书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容易找到”（easy to find） 你所需要的答案；一个是“容易了解你容易找到的”（easy to find what you find）答案。不合于这两个标准的工具书，都不算是好的工具书。尽管它很有名，可是它却使你头痛。若举一例：《康熙字典》便是，这书实在犯了难我的毛病。（但这种毛病，发生在笨头笨脑的古人身上，犹可说也；发生在现代人身上，就太不可说了。你看看张其昀监修，林尹、高明主编的《中文大辞典》，你会惊讶的发现，这部以抄袭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为骨架的书，竟也发生《康熙字典》式的毛病，你说这些老古董多笨！）辞典以外，工具书中的“年表”一类，纵贯古今中外大事，可提供给人清楚的头脑和时伺的观念。中国旧式的编年一类书，因为采取甲子干支纪日，时序检核，十分麻烦。又以历数屡变，常常需要推算，可谓不科学已极，所以都不能用。我看中国传统留下来的工具书都不合用。总之，从工具书上去读书，是有它的限度的。要“读书得间”，工具书不够。现代新学问反倒是最重要的。我以《仪礼》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四册）为例。儒家提倡礼治，关于礼的典籍，流传了三种“经”和一大堆“记”，三种经是《仪礼》、《周礼》和《礼古经》。其中《礼古经》失传了。《仪礼》和《周札》传说是周公作的，实际是战国人的作品。《仪礼》是宗教仪式、政治仪式的总集，今本包括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服、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十七篇。多半都是士的礼。这些都是古代礼的节目单。古代的贵族们一举一动都有一套规矩，这些规矩又因地位不同而不同，踵事增华，使当事人自己也搞不大清楚。于是就请专家们来帮忙，这种帮忙，叫做“相礼”（辅导别人行礼）；这种专家，就叫儒。相礼相得多了，就累积出节目单来，到时候照本宣科，可以省事，这种节目单的总集，就是《仪礼》。节目单最多的时候，多达五十六篇，后来丢了三十九篇，只剩十七篇，就是流传到今天的《仪礼》。《仪礼》是十三经之一，历来把它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只因它列名于经典之中，而经典早已在历代中国人的意识里，形成了崇高神秘的地位，大家不敢深究，并且限于治学方法，也无法深究。从而对古人的观点与真相，简直无法了解，众说纷纷，其实只是附会或猜谜而已。由于近代方法学的进步，用这些问架，移做整理古书，效果竟有意想不到的神奇。古人的说经也好、解经也罢，种种无法求得的答案，多可用新方法学迎刃而解。 ■这样看来，中国传统下来的书，它的本来面目好像都给做了手脚了，读这些书，还得先来一番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功夫才行？ □对了。中国传统中的一团云雾，先在图书分类上，你就先思过半矣。中国书的分类，最流行的，是四部（经、史、子。集）分类。四部分类从东晋以后通吃，变成了典型的图书分类规范。但是稍一留心，就知道这种分类是相当荒唐的。以四部中第一部“经部”为例，“经部”的一部分，近于百科全书式的总集，应分入总类、文学类、历史类，其他部分（像《论语》、《孟子》），应分人“集部”（个人集子）；以第二部分“史部”为例，体裁上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载记等，全无道理与必要，其他诏令应分入法律类，时令应分入天文类，目录应分入总类；以第三部分“子部’为例，老庄申韩等家，其实与《论语》、《孟子》无别，都应分入“集部”，其他谱录中草木虫鱼应分入植物类、动物类，类书应分入总类，小说应分入文学类；以第四部分“集部”为例，“经部”、“子部”分过来的书，多可分入哲学类、法律类、文学类。……总之，四部分类，大体上说，“经”“子”“集”多是一类，“史”是另一类，四部分类实在只是两部分类。分类、分类，分了半天类，最后只分了两类；所谓分类，分了等于没分，这叫什么分类！以《孟子》（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十七册）为例，孟轲自命是孔丘的传人——“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说：“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这是十足以圣人自命了。所以他的结论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严这又是十足以道统自承了。虽然这样，在身分关系上，孟轲却只不过是孔丘孙子子思的学生中的学生而已。但是，到了唐朝，韩愈推崇孟柯是直承道统的人物，到了宋朝，他配享到孔庙；到了元朝，他被封为亚圣；到了明朝，因为明太祖不喜欢他，吃了一点蹩；后来就一直风光，直到今天了。《孟子》一书共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在内容上；理直气壮固多，理不直气壮也不少。中国人推理不合逻辑，受孟轲的影响应该不少。这部有影响的书，在图书分类中，在北宋以前只是子书，宋仁宗后，才升段为经书，真是愈来愈走运了。走运虽然走运，但却成了中国图书分类胡来的一个样板，中国人在思考上一塌糊涂,由此暴露无遗. ■一月二十五日的《中央副刊》上，有一封俞大维口述的《给女作家陈荔荔的一封信》。其中说：“我因年老眼花，幸有长子扬和寄来带有灯光的放大镜，强能看书。我发现读了几十年的书，却往往有许多地方未能看懂。真是可笑又可悲！ 人愈老愈有奇想，年轻时看书看不懂，我认为脑筋有毛病。现在看书看不懂，我认为书有毛病。陈寅恪先生一九一二年第一次由欧洲回国，往见他父亲（散原老人）的老友夏曾佑先生。曾佑先生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了。’寅恪告别出来，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哪能都看完了。寅恪七十岁左右，我又见到他。他说：‘现在我老了，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我很懊悔当时没有问他到底是那几十种书。”对俞大维这些话，你有何看法？ □我觉得夏曾佑的感慨是很有见地的，难怪陈寅恪后来和他同感。他们两位，都是博极古书的人，最后竟有这种高明的觉悟，是很可注意的。苏雪林《文坛话九》中记闻一多，也有类似的情况。苏雪林说：“别人钻故纸堆，愈钻愈着迷，终于陷溺其中不能自拔，便要主张中国文化是世界第一。闻一多早年时代何尝没有这种冬烘臭味？可是，现在的他却是奇怪，竟与从前的自己走着完全相反的道路。三十三年五四前夕，联大一部分学生举行了一个历史晚会，张奚若、吴晗、雷海宗均有演说。闻氏曾说：‘刚才张先生说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是思想革命，正中下怀。中国这些旧东西我钻了十几年了，一个一个字都弄透了，愈弄就愈觉得“要不得”，现在我要和你们“里应外合”地把它打倒。’他又在某一次对友人说： 人家见我终日读书，‘以为我是蠹虫，却不知我是杀蠹的芸香’，‘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夏曾佑、陈寅恪、闻一多的觉悟，都是真正深知“中华文化”后的觉悟。陈寅恪说：“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俞大维“懊悔”当时没问陈寅恪“到底是那几十种书”。我想，我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问世，已代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我的精挑细选，我的确已“把中国的东西整理出一个定品”，我化朽腐为神奇，终于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点披沙拣金的好处，“集”旧中国“天下之书为一书”，这真是源远流长的大功德了！ （一九八四年一月三十日下午） ------------------ 好友：文岭 扫描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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