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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在中国台湾岛上的特立独行，我早就知道我是“前途有限，后患无穷”的，在这种先见之明下，我如何自谋，如何自处，如何在小岛上生根、发叶、开花、结果，如何建立我的人生观、宇宙观、宗教观、国家观、爱情观、敌友观、金钱观、诉讼观、旅行观等等，也就别出心裁。 自来志士仁人，他们的苦恼都在面临一项选择。屈原见太仆郑詹尹，说：“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他把“疑”说了一大段，重点只是两句： 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 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 这就是一个选择的当口。最后，屈原做了选择，他不肯“从俗富贵，不肯“偷生”，走了与世俗相反的路线。三国的祢衡，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也做了选择。他的选择是“宁正言不讳，以危身”的路线。他的路线是对的，至少在曹操、在刘表面前，你不能说他有什么不对。问题是他最后碰到了黄祖，黄祖是没有起码水准的老粗，结果把祢衡杀了。我不太觉得祢衡是有意找死，或是“寿星老吃砒霜——活得不耐烦了”。他只是“宁正言不讳”而已。至于“正言不讳”以后别人杀不杀他，他无所谓。他没有兴趣去教育敌人，或揣摩敌人的水准。当然，这种作风，“上得山多终遇虎”，最后碰到了黄祖型的敌人，他也一死了之，——正是孟子所谓的“患有所不辟也”！“患有所不辟”不是一定要死，而是有牺牲的危险也不躲避，并不因为有牺牲、有危险，就不干了。我在台湾的处境，就是如此，我认为人生最大的目标是找出真理并勇于维护它，在维护过程中，并不因为有牺牲、有危险，就不干了。 这就是我非常有勇气的一个原因，也是我不怕孤立的一个原因。 我虽然为了真理，勇往直前，但也绝非暴虎冯河式的血气之勇，而是谋而后动的、先立于不败之地的。有勇气、不怕孤立，都得有它的支撑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基础。在这方面，我是精明的“个体户”、“单干户”，我讨厌穷酸潦倒，绝不使自己陷入穷酸潦倒。富兰克林说口袋空的人腰挺不直，我能挺直腰杆，跟我薄有财富，可以不求人、不看老板脸色、不怕被封锁有绝对关系。像伏尔泰一样，我是有钱支撑的伟大文人，我早就脱离了“一钱难倒英雄汉”的穷困。每见有些穷光蛋侈谈抱负，我就鄙视他们。这种人，连一己生计都弄不好，又何能独来独往做独立的人？一个人行有余力，才有资格做志士仁人，否则只是满身烟味、满口酒气的吹牛屄家伙而已。 当然，不自谋生计而有好友代劳，亦一佳事。当年马克思能够安心写作，乃得力于资本家恩格斯的资助。现在时代变了，马克思得自兼恩格斯才成，所以忙上加忙，自在意中。这种身兼马恩的生涯，可说是我的不幸和特色，可惜我没有这样身怀巨资又深明大义的朋友。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关系密切，但是后二十多年，却很少见面，反倒经常通信。马克思死后，恩格斯且为他编全集，我如今自编《李敖大全集》，也是自兼恩格斯的一例。恩格斯对马克思，真做到了养生送死，真能从大义上支持朋友。清朝学者崔述在五十三岁时候，收了一位三十二岁的徒弟陈履和，两人一生只相聚过两个月，但陈履和却一直为崔述传布著作，在崔述死后九年，陈履和以六十五岁之年也死了，死前为老师刻书，穷得“宦囊萧然，且有负累”。自己五岁的儿子，连家乡都穷得回不去。全世界的学生，没有比他再伟大的了。我想恩格斯生在中国，也会如此。我李敖如果是恩格斯，也会对马克思如此。可惜眼前无人是马克思，我要找马克思，只能照镜子。 正因为我这马克思可以挺直腰杆，所以我“敢以率直表天真”，敢于痛斥伪善。1979年我复出后，皇冠的平鑫涛请我吃饭，由皇冠的几位同仁作陪，我到了以后，平鑫涛说：“有一位作家很仰慕李先生，我也请她来了，就是三毛。”于是他把三毛介绍给我。三毛跟我说：她去非洲沙漠，是要帮助那些黄沙中的黑人，他们需要她的帮助，她是基督徒，她佩服去非洲的史怀哲，所以，她也去非洲了。我说：“你说你帮助黄沙中的黑人，你为什么不帮助黑暗中的黄人？你自己的同胞更需要你的帮助啊！舍近而求远、去亲而就疏，这可有点不对劲吧？并且，史怀哲不会又帮助黑人，又在加那利群岛留下别墅和‘外汇存底’吧？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三毛听了我的话，有点窘，她答复不出来。她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三毛所谓帮助黄沙中的黑人，其实是一种“秀”，其性质与影歌星等慈善演唱并无不同，他们做“秀”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比如说，你真的信三毛是基督徒吗？她在关庙下跪求签，这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她迷信星相命运之学，这又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所以，三毛的言行，无非白虎星式的克夫、白云乡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和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而已，她是伪善的。三毛以外，还有金庸。金庸为国民党捧场，跑到台湾来。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谈八小时。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他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我说：“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报恩经’、‘未曾有因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等所说的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我的话，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他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三毛和金庸在生计上都没问题，但他们有钱也不敢痛斥伪善，可见对伪君子说来，有钱和敢于痛斥伪善并无等号关系，而李敖能从挺直腰杆进入痛斥伪善层次，也是不容易的。 有的伪善的人，并非不可救药，如果碰巧“来电”，也可以偶成正果。以我跟我的台大历史系老师方豪教授为例。方豪是天主教的神父，虽是神父，但却是“政治和尚”，他为国民党办《中央日报》，不小心马屁拍在马脚上，以涉嫌“中央日报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被拉下马：到台湾后，马屁依旧，最后当上政治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我这里说马屁，并没有独责方豪的意思，到台湾来的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不肯拍国民党马屁的，其实只有李敖等几个人而已，其他人都是两眼势利一身媚骨。这岛上知识分子已马屁成风，在这一点上，不是方豪独有的毛病）。至于他当上“中央研究院”院士，固然有学术基础，但也不乏马屁之功。他显然是在“中央研究院”有意减少北大势力的政风下当选的，至于投票前他奔走于学阀李济、沈刚伯之门，自然也就不足论了。据说方豪从小家里穷，他父亲在教堂打杂，就把他给许愿许进了教堂准备做神职人员，所以方豪做神父，并非自愿。因非自愿，所以酒席上一喝醉了酒就大哭大闹，说：“我不要做神父呀！是我爸爸叫我干的！”这一据说，未必属实，但跟方豪自己的人性太多神性太少也有关系。他有一次同我和萧启庆等逛阳明山，在台大招待所里，大谈他和侯榕生的事。说他在北京辅仁大学教书，没穿神父服装，第一天就被女学生侯榕生看中。侯榕生回家告诉母亲，有所计议。不料有一天，方豪穿神父服装上课，侯榕生乃狂奔回家，向母亲大哭说：“妈呀，他是神父呀！”我问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后来在台湾，侯榕生告诉他的，侯榕生在台湾和他重逢，余情不断，还写过一篇《破碎的圣母像》，就是写他的。言下不胜得意。 方豪从十一岁就进修道院，他这一辈子，总受了不少天主教的窝囊气，他在台大，办天主教大专同学会，最后被耶稣会抢去，他气得要死，被退离开了古亭教堂，他在沟子口经营了一座。我去沟子口看他新居，发现颇为豪华，我说你可真有钱，他说：“你不知道教会里多残忍！神父不自己设法，老了病了也没人理，教会是不管我们的！所以一定得有点准备。”我说你在教堂里整天证婚、办丧事，大概存了不少“奉献”的钱，教堂又免税，你们神职人员弄钱可能更有办法。他说他没有钱，因为他在天主教里受排挤。我说你学术地位这么高，在天主教里却不过一神父耳，未免太不公平。他说他是土神父，当然吃不开。我听了，会心而笑。天主教是洋教，想在天主教里走红，必须走国际路线。国际路线走得通，虽然学问“不修边幅”（这是于斌自己说的），也照样尸居高位，于斌、罗光等等皆是也。在这种处境下，方豪当然难免有一股怨气。表达怨气的方法中，口诛他是不敢的，但是笔伐——匿名的笔伐——听说他就伺机干过，他匿名写过攻击于斌的文章被查到，写悔过书了事。有一件事，倒是怪怪的，那就是《新闻天地》登出的一篇匿名的《台湾挤挤挤挤），里面骂到吴相湘，也骂到我，吴相湘阅后大怒，间接质问国民党文化特务卜少夫《新闻天啡负责人》是谁写的？卜少夫说是方豪，吴相湘跑去大骂方豪一顿，然后告诉我，叫我也去骂他。我说：“方先生是我老师，让他骂骂算了。”吴相湘说：“这些洋和尚太可恶！”我说：“你吴老师信了洋和尚的天主教，不看洋和尚面也看玛利亚面吧！” 那时我在《文星》推动现代化，其中项目之一是扒粪运动——扒高等教育的粪。1963年11月1日，我在《文星》第七十三期发表“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首开先河，先攻击台大；1964年5月1日，转向辅大，第七十九期刊出孙智囗透露、孟祥柯（孟绝子）执笔的《从一巴掌看辅仁大学》，高潮迭起。刊出后，我同方豪吃饭，兜他写点辅大的文章，因为我相信他近水楼台，一定有内幕文件。方豪听了，义正辞严地正告我：“我是神父，我怎么可以这么做？”我说：“台湾好挤——啊！”我故意拉长了“挤”字的声音，方豪顿时面色大变。我说：“一、我保证这件事只有你和我知道；二、我和你一起写，文章也有我写的部分；三、不论出了什么事，我自己一个人挡，绝对与你无关。”我又说：“老师想想看：田耕莘他们从大陆到台湾，‘乞丐赶庙公’，把台湾的地方教会都给夺了权，你们怎么忍得了这口气？教会这样黑暗，这种黑暗，又侵蚀到高等教育里，老师怎可以不说话？天下坏事的造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坏人做坏事，一个是好人容忍、坐视，甚至默许坏人做坏事。做好人是不够的，得做奋斗的好人才成。所谓奋斗的好人，就是要挺身出来向坏人作战、向恶势力作战、向腐败和愚昧作战。向老朽和开倒车作战、向头脑不清的混蛋作战。奋斗的好人不会背后袖手叹气，不会关着门埋怨，不会闷着头给坏人欺负或看坏人欺负人，奋斗的好人总该发挥打击力出来。今天我劝老师写点东西，目的也无非在此。”方豪听了我的话，终于心动，他同意写一篇，不过要附加一个条件，就是文章底稿最后要还他，我笑了一下，同意了。文章果然来了，标题是《从三文件看辅仁大学文学院》，我把它加进我写的部分后，以“沈沉”的名字，发表在1964年9月1日的《文星》第八十三期上。这篇文章一出，无异把一颗原子弹丢在天主教头上。田耕宰等立刻开紧急会议，追究教会内部文件怎么泄漏的？并追究作者是谁？与会人士不假思索，一致断定非方豪莫属，于是立刻把方豪找来，由田耕莘亲自审问。方豪死不肯招。田耕率要他在圣母面前跪下发誓，方豪扑身便倒、脱誓而出，仍旧矢口否认。田耕率大骂他发假誓，方豪被逼无法，心生一计，说请到《文星》去查，如能证明是我写的，我就甘服。田耕宰认为有理，就决定派人去查。但《文星》有李敖在，李敖是何等剽悍的人、岂是易与之辈？于是商量一阵，决定派徐熙光神父来“挂铜铃”。徐神父透过一位认识我的朋友先打招呼，然后就单独到我家里来。 写到这里，先要插播方豪。方豪自从在田耕宰那边虎口余生后，落荒而走，气急败坏找到我。我安慰他说：“我不是有过保证给你吗？我保证这件事只有你和我知道，不论出了什么事，我自己一个人挡，绝对与你无关，你还怕什么？”他说：“我当然相信李敖最够朋友，只是这回我给吓坏了，特别来看看你，通知你他们会找你，你有个准备。此外，我还有个要求，希望你帮忙。我想请你在报上登个启事，声明一下这篇文章是你写的，与某神父无关，不知可不可以？”我说：“凡是对你有利的，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要我怎么做就怎么做。登启事可以，你说怎么写，你拟稿，我照发就是。”方豪大喜，立刻拟了稿子，并要求由他亲送《联合报》，我给他登报费，他不肯收，就这样的，“李敖启事”便上了《联合报》。 徐神父出现了，宾主坐定以后，他说：“李先生是干脆的人，我们打开天窗说话：教会方面，断定是方豪干的，方豪品行不端，我们不会错怪了他。不过，为了证据齐全，我们还是找到《文星》，请李先生开一证明，证明作者是谁。”我说：“不管作者是谁，《文星》没有义务答复你们。”他说：‘当然没说义务不义务，只是来请你们答复。”我说：“请也不行。”他说：“教会方面表示，这篇文章已构成严重的诽谤，很多人主张要告《文星》，一告的话，作者是谁，就可以告出来了。”我说：“是可以告出来了，不过作者的名字叫李敖。”他说：“李先生说笑话，这篇文章不是你写的，是方豪写的。”我说：“是我写的，方豪写不了这么好。”他说：“我们相信是李先生改过的，增补过的，不过起草的一定是方豪，李先生不会知道这么多教会的内幕。”我说：“只要你们告告看，你们就会惊讶我知道教会的内幕，远超过你们的想像！你可以转告田耕莘，我保证在你们告我的第二天，就公布闭同性恋的神父名单——包括你徐神父在内！”徐神父一听脸色大变，赶忙说：“哪里的话，哪里的话，李先生对我们全误会了。田枢机派我来，绝不是通知要告《文星》的，哪里会这样伤和气。……相反的，教会方面还准备送二十万元现金给《文星》资料室，不要收据。教会方面决意要清除神父的败类，所以无论如何要李先生帮忙。”我说：“二十万是大数目，可是你们看错了人。你请回去吧，告诉田耕莘，留着二十万，去买别人吧！李敖不卖，也不帮忙！并且顺便带一句：文章是我写的，可别罚到方豪，别冤枉了好人。方豪如受到教会的惩罚，我可不能沉默！”就这样的，方豪安然过了关。辅仁大学大改组，头目周幼伟下台。周幼伟气得要死，印了一本小册子——“不得已而辩”大骂方豪，被田耕莘立刻下令收回，不许散发。周幼伟离开台湾，不久就气死了。 方豪惊魂甫定，同我秘密聚了一餐，夸奖我真够朋友。真是男子汉，说话算话。我笑着说：“你何必这样怕他们？让他们给你开除教籍（破门律）算了，别做什么神父了，讨个老婆好过年吧！”方豪苦笑着说：“不行啦，我太老了！我若给逐出教会，就身败名裂，一切都要从头做起。我太老了！我没有时间和勇气去挣扎了！”我说：“无论如何，你总算做了一次奋斗的好人，而不是什么也不做的好人。”他说：“我再也不要做奋斗的好人了！我还是做什么也不做的好人吧！跟你一起奋斗，吓死人了！”我大笑。那天我喝了不少酒，有点醉了。方豪的脸型在我眼里有了变化，好像忽短忽长，像一条橡皮筋。酒醒后我想起：物理学上，橡皮筋在拉长时候，实际是受到了压挤，受到了挤挤挤挤，温度就升高了。所谓好人，又何尝不这样呢？好人其实是最胆小的，懦种的，偷懒的，伪君子的，逃避现实的，害怕坏人的，什么也不做的，只会独善其身不会兼善天下的。好人只会消极做好人，不会积极做好事。所以，好人其实是很不发热的。如果把好人当成橡皮筋，把它压挤，把它挤挤挤挤，它的温度便会升高。可见我们这些“善霸”、这些李敖之流，有一个大用处，就是可以使好人做好事，可以诱好人做好事，可以逼好人做好事。由于我们的深藏，他们才可以显露；由于我们的布施，他们才成就了功德。 方豪在这一事件爆发以后，开始扶摇直上，1969年做政大文理学院院长，1974年当“中央研究院”院士，1975年当“名誉主教”加“蒙席”衔，1978年率团去香港参加圣文生慈善年会并在海外讲学。……成为德高望重的好人；我则开始江河日下，被国民党斗倒斗臭，后以叛乱罪判十年。那时方豪正在政大做文理学院院长，我从牢中写信去，请他代卖我的部分藏书，钱给我母亲。他同意了。不料书派人送过去，他又反悔。我大怒，写信大骂他，并威胁出狱后要公布“沈沉之事”。他怕了，写信来说书虽无法代卖，但鉴于我乃孝子，愿每月付我母亲三千元，直到我出狱为止，我同意了。他果然守信寄来，我心中感谢，可是嘴巴不能软，一软他又会耍赖了。如今方豪早已魂归天国，我怀念他，觉得真的方豪有两个，一个是世俗的、神职的、公开的；一个是超凡的、人性的、秘密的。做了他多年的学生，我自信我能探入他超凡、人性而秘密的一面——那连他自己都不敢承认的一面。我不愿让这一面的方豪死后埋没，我若不写，方豪就真死得太渺小了。 方豪的例子，证实了好人需要“善霸”逼他做好事，好人多是伪君子，如果云龙契合，伪君子也会做出好事。我这种态度，才真真是“与人为善”。非但伪君子如此，甚至真小人真坏人也可以适时打造。我生平不怕同三八蛋合作，如果你厉害，使王八蛋无法施展他王八蛋那一面，他可能就变成一次好人，做出一次好事，“法门寺”中的宦官刘瑾，就是一例。 方豪事件的另一余波是，徐熙光神父后来也跟我熟识了。他后来跟一家书店有财务纠纷，但对方有黑道势力，他盼我帮忙讨债。那时我正被警备总部二十四小时派人跟踪软禁，我想黑道最怕警总，我大可借力使力、以毒攻毒，就答应了。讨债之日，对方果然有流氓现身，俨然武士刀出鞘模样，我手一招，跟踪在我背后的警总人员宣凤林等立刻上前，亮出身分，大喝：“你们有话跟李先生好好说，我们是‘保护’李先生的，你们乱来，就抓去管训！”吓得流氓鼠窜而去，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与徐熙光音讯不通二十多年后，章孝慈请我去东吴，消息传出，台中静宜大学也闻风而至，以聘书相招，聘书署名：“校长徐熙光”。我为之一笑，谢绝了他。后来陆啸钊告诉我：徐熙光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做“善霸”，一生恩怨分明，有恩必报、有仇必报，绝不“算了”。我常说有仇不报的人就是忘恩负义的人，因为这种人是非不分明。我一生中，对三个忘恩负义的人，都予以教训，三人都被我“写书伺候”以代“大刑伺候”过。他们是柏杨、林正杰、彭明敏。我有恩于柏杨，他受难时大力救他，我自己后来坐牢的原因之一，就是官方恨我义助柏杨。他出狱后疑神疑鬼，怀疑我与他前妻有染，因此对我不由分说，径行恩将仇报。高信疆透露此事给我，我对柏杨大为光火。我愤愤对信疆说：“柏杨也许可以怀疑我李敖的道德标准，但不可以怀疑我李敖的审美标准。——柏杨的前妻很多人觉得很漂亮，但根本不是我喜欢的那一型。”我又愤愤说：“美女是最后知道自己老去的人；明星是最后知道自己过气的人；王八是最后知道自己老婆偷汉的人；……”信疆一再劝慰我，我余怒未息，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研究》拆穿柏杨。至于林正杰，党外时代我有恩于他，我帮他第一本党外周刊——《前进》打天下，几十万稿费，一文不要，他因此有钱买了房子。后来他为了政治目的，竟勾结起连联考程度都不足的手下国民党情治人员联手造谣，诽谤起“李大哥”来，被我一面写书予以拆穿真相，才是我工作的主力。我不但自己拆穿，还鼓舞并协助“同好”一起拆穿，一面告到法院判刑。十年以后，他为林洋港助选，还请我吃了一顿饭，对过去的冒犯，他自知理亏，面有惭色。至于彭明敏，我在台湾人受欺压时代，曾为他仗义。因他坐牢，他自述那段与我罕为人知的患难交情后，曾经写道：“我受难期间，他（李敖）对我那份厚情和义侠，永铭于心，至今仍时时回念感谢。”但是，二十多年后，在“台湾人出头天”后，他却出书删去了李敖，把“厚情和义侠”的外省人出了局。对如此忘恩负义之人，我写了一本《你不知道的彭明敏》拆穿他。或间如果时光倒流，我是不是还会帮助这三个人，我的答复是还会，因为当年对他们的义助，是基于打击国民党政府的不义，是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是冀望有什么报答。但按人间常理，助与被助之间，施者固然一无所求，受者却当感恩怀德。若受者不但不感恩怀德，反倒恩将仇报，这就未免太逸出人间常理了。古代“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介之推是高人，他不介意。但是介之推若在“禄亦弗及”之外，居然还被他帮过忙的人倒打一耙，这恐怕纵是介之推，也要咽不下这口气，要写一本书拆穿拆穿了。 其实，对忘恩负义的朋友施以教训，对我只是小焉者也。我真正的主力，主要全锁定在敌人头上，在我不胜枚举的著作中，从《孙中山研究》到《蒋介石研究》、从《拆穿蒋介石》到《清算蒋介石》、从《国民党研究》到《民进党研究》、从《蒋经国研究》到《论定蒋经国》、从《共产党李登辉》到《李登辉的真面目》。……这方面的拆穿真相，才是我工作的主力。我不但自己拆穿，还鼓舞并协助“同好”一起拆穿，李世杰之于《调查局研究》、《军法看守所九年》。曾心仪之于《孙立人研究》、《孙案研究》、大风（潘君密）之于《新官场现形记》、沈醉之于《军统内幕》、程思远之于《政海秘辛》、唐德刚之于《李宗仁回忆录》、王小痴之于《三毛三部作》、司马既于刘心皇之于《蒋介石国大现形记》、万亚刚之于《国共斗争的见闻》、宋希濂之于《鹰犬将军》、汪荣祖之于《章太炎研究》、谢聪敏之于《谈景美军法看守所》、谷正文之干《安全局机密文件》。……种种努力，真可谓“无隐之不搜、无微之不续”，蒋家天下碰到我这种死对头，可真生无宁日、也死无宁日了。 口诛笔伐之外，打官司也是我特有的癖好之一。被我告过的人，官职从“总统”到“五院院长”、官衙从台北市到台中、高雄市，全都无所遁形，国民党中常委、国民党立委、国民党大特务、国民党市议员、国民党教授等等，无一不告。我如此惹起官司，事缘三十三年前我被国民党大员胡秋原告到国民党法院，从此便一路“过堂”、“听审”、“惊奇’、“拍案”，高潮迭起，几无宁年。个人也由“被告”而“原告”、由“小民”而“刁民”、由“自卫”而“卫人”，由“卫人”而好管闲事、为弱者打抱不平。于是跟国民党司法黑暗的前卫人士起了冲突，不论是法官污吏、不论是禁子牢头、不论是司法长官法务部长，一干人等，都在我“点名批判’之列。三十三年间，为真理、为正义、为自己、为别人，我打了太多太多的官司，与法官一千人等冲突几十场，出庭几百次，下笔几十万言，好讼之性，自少到老；是非之争，老而弥坚。坚挺之余，特在六十一岁大寿前夕，多场官司缠身之日，编出一本《你不知道的司法黑暗》，聊以为快意恩仇。这本书，共“点名批判”法官等司法人员四百五十人，像放榜一样，真是洋洋大观。我坚决相信：只有“点名批判”、“公布姓名”的办法，才能使法官知所警惕、无所遁形，进而形成外压力，促成司法的改革。否则法官失职，人不知鬼不觉，判决下来，只知道是“地院判决”、“高院判决’、“最高判决”，人们只能归罪法院，而不能揪出法官，这样认店不认和尚，绝非良策。须知法院是空的，法官是实的。只有紧迫盯人，才能找出病原所在。——坏事毕竟是人干出来的，不把人锁定，谴责房子又有个屁用哟！同样的手法，我也用“点名批判”、“公布姓名”法对付台湾有头有脸的各界人物。我写“八十五位混人花名录”，把要以“中华民国”之名重返联合国的八十五个“立法委员”名字一榜及第，统统公布；我写“斥一百六十二位教授”，把支持并推荐民进党尤清当台北县县长的一百六十二个“中央研究院”与台湾大学教授名字一榜及第，统统公布。……这种下笔气势，可谓古今所无。 关于我好讼性格，有一段有趣的记录。1987年5月7日我有日记如下：“今天上午在地院十七庭开控司马文武等八人庭。司马文武说李敖写文章也有骂人的话，推事黄德贤说：‘那是另一回事，别人可以告他，与本案无关啊。’司马文武说：‘可是，没有人敢告他。’”——为什么没有人敢告我？因为告了会进一步惹得满头包。本来只被李敖骂一次的，因为兴讼，反倒挨更多次骂了。跟李敖纠缠，是得不偿失的。至于好讼是胜是败，我倒一直是以“成固欣然、败亦可喜”的心态打官司的，我反正站在正义的一边，法官苟有异数，同我一边，是为“欣然”；法官同流合污，不同我一边，但他们的判决书可以被我遗臭万年，留为历史活证，这也不错，是谓“可喜”。打官司对我是“正义的娱乐”，既是“娱乐”，就要高高兴兴去面对，不能怄气啊！ 有一次，黄。冶告诉我，阎愈政说过一句名言：“李敖是全台湾最快乐的人。因为他独来独往，高兴骂谁就骂谁，就能骂谁、就敢骂谁、就毫不顾忌任何人地骂谁。他没有老板、没有上司、没有朋友，又一笔在手六亲不认，多痛快啊！李敖是全台湾最快乐的人。”我听了，哈哈大笑，我说：“真是如此。斯大林说经过精密作业后把敌人一下子打倒，是人生至乐，我看我在争是非与真理的过程上，也有这种心境。打倒敌人是人生快事之一，你的敌人颠倒是非、歪曲真理，你把他拆穿，把他搞得灰头土脸，小李飞刀，千刀万里追，多开心呀！”有人问我：“你有这么多敌人，并且每天写文章结新怨，每月按几何级数增加敌人，到底有苦恼没有？”我说：“苦恼倒没有，困惑倒有一项，就是不知谁来杀我也。我跟胡茵梦离婚后，有人匿名打电话来，说：‘李敖，你这不要脸的爱情骗子，我要杀你全家！’我说：‘我全家只有我一个人。’他说：‘那就杀你一个人。’我说：‘好呀，你就去排队吧！’” “管子”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我年纪愈大，愈觉得这段话中最后一个字出了毛病。我觉得“终身之计”，实在不是树“人”，而该是树“敌”，该是树立一大票敌人跟在你屁股后面。你要使自己像一颗彗星，扫把后面是尾随的一大片杂碎，那片杂碎无他，彗星之敌也。在以不得罪人为得计的“中国乡愿”人士看来，我这种怪想法，实在不通，实在跟自己过不去，其实不然。事实上，树敌有树敌的快乐，其乐有时在交友之乐之上。并且交友之苦的流弊，也可以完全避免。我这样想：像我这样以明辨是非、追求真理为职志的人，广事交游恐怕是一种祸害。一来我没有太多余力同朋友搅和，二来在许多情况，朋友反倒是明辨是非、追求真理的妨碍。当我坚持是非与真理的时候，往往跟朋友发生冲突，或者破坏了朋友的公共关系、人际关系，这样一来，反倒令人不安。如果不是朋友，就可以没有这种心理负担；如果四面皆敌，我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大干特干，这样多好！就在这种心境下，我慢慢变得以交友为苦，以树敌为乐。 不无遗憾的是，纵使我以树敌为乐，无奈这个岛上连敌人都不够看。我佩服的法国英雄戴高乐做总统时，一天在回家的路上，被一群刺客伏击。刺客们一阵乱枪，朝戴高乐的座车射去，戴高乐头都不低，理都不理他们。结果行刺者一哄而散，逃之夭夭。戴高乐只讲评了一句话：“这些家伙的枪法真差劲！”如此而已。三十多年来，我备受国民党和比国民党还国民党的小人们诬谤，对所有攻击我的人，我的讲评，也是如此。“这些家伙的枪法真差劲！”攻击我的敌人，实在不够料！基本上，他们是国民党教化下的一群杂碎，严格地说：他们做为李敖的敌人，是不够格的，如今我六十二岁了，我可以论定：我一生中，实在没碰到够格的敌人，虽然我也花不少时间排除这些杂碎，但在心情上，是游戏性的、逗乐性的、恶作剧性的，基本上，我根本没把他们看在眼里。江述凡跟人家常说：“李敖为人，极守行规，他的行规是基度山式的，一切恩怨，照方吃草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李敖不问亲疏，不论黑道白道。他不相信狗咬人，人不能咬狗，他虽是人，也会咬回来。这就是李敖的可爱处。”——所谓咬回来，就是我游戏性、逗乐性、恶作剧性那一面。述几这段话，是知我者言。魏廷昱告诉江盖世说：“批评李敖的人，没人比得上李敖的人品。李敖比他们至少高十倍！”也是知我者言。 1983年2月，我收到读者张大为的信，他说他看到Tom Wilson的漫画专集，看到漫画一个人拿着乒乓球拍打球，可是球打过去，对面并没有人，这人自忖道：“对别人可能是‘乒乓’，但对我只是‘乒’而已。”张大为说他看了这幅漫画，“第一个印象就是：李敖！”最后署名是：“您的读者‘Pong’张大为敬上”。我在足足一年后回信给他说： 十年前，我被李翰祥国联公司的刘经理诬告“诈赌”，说我跟蒋光超串通做假牌，法院传蒋光超去，蒋光超说大家玩牌是实，何来“诈赌”？并且当天晚上才与李敖相识，两人原系素昧平生，又怎能串通？法官大人发现整李敖就要整到蒋光超，乃不了了之。法官顺便问我会不会做假牌，我说假牌实不会做，但真牌打得极好。——我凭真牌就可以赢别人，谁还要做假牌？ 如今我在这个岛上，凭真牌就可以赢尽死友死敌死百姓，可以“Ping”尽芸芸众生而成one－man show，谁还要做假牌？ 因此，我是第一真人，无须做假，也不屑做假，处处以真面目示人，这是我最值得自豪的。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中说辛弃疾，说：“稼轩是极有性情人，学稼轩者，胸中须先具一段真气奇气，否则虽纸上奔腾，其中俄空焉。”一般人只知道李敖有才，却不知道李敖是“极有性情人”，我打遍天下的一“ping”，其实非我之才，而是我之真。大为老弟，以为然否？ 除了我对“人”的有“Ping”无“Pong”之感外，我对“地”也有“不够看”之感。1984年9月5日，罗小如从美国来，问我今后的方向，我说跟国民党陷在一个岛上，又有个屁方向！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做的一切努力，都会因国民党在世界上无立足之地而连累得也无立足之地，——台湾变小了，你也跟着变小了。我们牢也没少坐、刑也没少受、罪也没少遭，可是声名成绩却不如苏联的人权斗士，也不如韩国的、也不如菲律宾的、也不如大陆的，这都是因为同国民党“与子偕小”的缘故。但是，“与子偕小”还是走运的呢，搞不好还要“与子偕亡”呢！我在《世界论坛报》写专栏时候，段宏俊（现已绝交）打电话来，说有读者抗议，埋怨李敖的文章谈了许多小人物的小事。我告诉他：“你呀，要有见识一点！台湾哪有大事可谈？台湾有的，都是屁事小事，不谈这些，没得可谈了。”其实，我的文章，大小事皆谈，就近取譬、随缘论人、因材施教、雅俗共赏，并无所定型。纵所论者小，也是以小喻大，乍看起来，或是论断一些杂碎小人物，其实文章深处，别有大义存焉。这些大义，都表现在我文章中的新意见上。英国哲学家洛克说得好：新意见常被怀疑且时遭反对者，无他焉，只因其不落俗套耳。所以，我人虽与台湾偕小，我的文章与思想却离台自大，与小岛根本二分。 我一生饱蕴救世心怀，但救世方法上，却往往出之以愤世骂世，这是才气与性格使然。我有严肃的一面，但此面背后，底子却是玩世，这是别人不太清楚的。正因为玩世，以致明明是严肃的主题却往往被我“以玩笑出之”。所以如此，一来是轻快处世，二来是避免得胃溃疡。被杀头的古人金圣叹曾有“不亦快哉”三十三则，我曾仿其例，一再写“不亦快哉”，现在把1989年写的一次抄在下面，以看我严肃中玩世之态： 其一：得天下之蠢才而骂之，不亦快哉！ 其一：国民党过去欺负你，现在把它欺负回来，不亦快哉！ 其一：老蒋生前他下我牢，老蒋死后我鞭他尸，写《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续集》、《蒋介石研究三集》、《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研究五集》五书，并编《拆穿蒋介石》一厚册，不亦快哉！ 其一：鞭尸之外，旁及其妻其子，无一幸免，—‘一大书伺候，不亦快哉！ 其一：平生有恩必报，有仇必报，快意恩仇，不亦快哉！ 其一：仇家不分生死，不辨大小，不论首从，从国民党的老蒋，到民进党的小政客、小瘪三，都聚而歼之，不亦快哉！ 其一：在厕所里读党义，不亦快哉！ 其一：在监牢里读禁书，不亦快哉！ 其一：在浴盆里泡热水，不用手而用脚趾开水龙头，不亦快哉！ 其一：在浴盆里一动也不动，由美女一切代劳，自己像死猪一样，不亦快哉！ 其一：在动物园，抱小老虎、小狮子照相，不亦快哉！ 其一：逗小狗玩，它咬你一口，你按住它，也咬它一口，不亦快哉！ 其一：破白蚁窝，见彼等奔相走告，不亦快哉！ 其一：以DDT喷马蜂窝，见彼等欲振乏力，个个倒毙，不亦快哉！ 其一：以快速放领袖万岁歌，以慢速放蒋经国演讲电影（蒋经国演讲本来就比别人慢五拍），看了笑不可仰，不亦快哉！ 其一：看自己出书、看朋友出狱、看高手出招、看敌人出丑，不亦快哉！ 其一：看丑女出嫁、看美女出家、看大钞出笼、看老贼出殡，不亦快哉！ 其一：看傻瓜入彀、看笨蛋入伍、看阿婆入席、看流氓入伙，不亦快哉！ 其一：看淫书入迷、看债主入土、看丑八怪入选、看通缉犯入境，不亦快哉！ 其一：看新女性大脑每下愈况、脸蛋美下愈况，不亦快哉！ 其一：去拍卖萧孟能家电话，萧孟能说：我付钱一万六千元买下这电话行不行，免得我改电话号码，我说你付十六万都要拆你这电话，非逼你改号码不可。气得他呼呼直喘，不亦快哉！ 其一：萧孟能诬告我，被我反告。他怕坐牢，逃到美国去了。不亦快哉！ 其一：学邱创焕讲台湾语，一边学一边笑，不亦快哉！ 其一：写文章骂台湾人，不亦快哉！ 其一：写文章替高山族仗义执言，不亦快哉！ 其一：送女儿念美国学校，不考三民主义，不亦快哉！ 其一：快行己意，有话直说，高兴骂谁就骂谁，从蒋经国到他妈、从李登辉到杨丽花、从蜗牛族到女娲、从“忘了我是谁”到“教我如何不想他”，都在被骂之列，不亦快哉！ 其一：与牙医为邻，十多年拔牙不给钱，不亦快哉！ 牙医张善惠和林丽苹小两口儿做我邻居二十年，一直相处甚得，我笑说我不同你们吵架，就是要你们永远做“李敖为人很好相处”的证人。不单牙医夫妇如此，我还把许多好朋友“保存”下来，做我的证人。以姓名笔划为序，眼前的夫妻档就有丁颖和亚蔽、王惠群和朱先琳、王荣文和陈芳蓉、汪俊容和阮雅歌、周弘和“女强人”、周渝和林慧华。沈登恩和叶丽卿、林永丰和连凤珠、孟绝子和欧阳杏如、施性忠和庄姬美、高信疆和柯元馨、徐汛和玉芝芝、孙英善和“小林”、黄胜常和高继梅、黄奠华和李元枝、许以祺和梁绪华，陈兆基和应雅玲、陈良榘和叶于玫、陈彦增和郭文华。张坤山和陈秀梅、陆晋德和邱素莲、邓维桢和黄宝云、赖阿胜和邓玉娟、赖宪沧和张玲玲、简志信和黄月桂、刘峰松和翁金珠、刘绍唐和王爱生、刘显叔和陈烈、蔡仲伯和李金环、龙云翔和李琼媛、罗小如和‘小马”、苏秋镇和邓香兰。萧启庆和王国樱等。至于其他熟知旧识，除书中已提到的外，台大老同学有李念萱、翁松燃、景新汉、马宏祥、袁祝泰、龚忠武、胡之伟、陈又亮等。同学以外，王长安、王孟亮、王秋原、王维贞、王维纲、王树权、尹章义、包奕洪。石文杰、石齐平、江述几、池士勋、何伟康、何国庆、李昂、李宁、李安和、李志仁、李成林、李华俊、周才蔚。林秉钦、林清玄、武忠森、金惟纯、马家辉、胡兆扬、胡基峻、施寄青、宣中仪、洪金立、唐德刚、夏光天、梁铭远、连家立、黄玉娇、屠申虹、张明彰、张福淙、张锦郎、郭鑫生、曾心仪、曾祥锋、赵文华、陈中雄、陈宏正、陈平景、陈芳明、陈晓林、庄申庆、汤麟武、潘君密、杨祖珺、应凤凤、戴天昭、魏光中、苏墱基、苏洪月娇等，都可做我的证人。此外，在我眼中，王淑江、王淑英姊妹是天下最好的人，黄怡是最有观察深度的人，陈文茜是最聪明慧黠的人，汪荣祖是最有正义感的文学家，陆善仪是最纯正的“新女性”，周之鸣、郁慕明是我化敌为友的朋友，而胡虚一、林永智、赖智信、罗贤义等他们都是义人。……老辈人物我对沈铭三先生（已故）、胡适先生（已故）等，感其鸿恩；对叶明勋先生、杨西崑先生等，怀其令德。我的新朋友中，谷正文老将军心狠手辣，却豪迈过人，最有特色；亚洲巨星王靖雯（王菲）从香港来台特别看看我，最不寻常。 我为人外宽内深、既坦白又阴鸷、既热情又冰冷、既与人相谐又喜欢恶作剧，我立身光明，待人真诚，虽有权谋，但用来自卫而非害人。我为人很够朋友，也喜欢交朋友，可是我却愈者愈抑制自己，不大交朋友。其中最大的原因有二：一是怕朋友是“匪谍”；二是怕自己的时间过于浪费在朋友身上。关于朋友是“匪谍”方面，我在台中一中，认识一位教英文的朱景昌老师，那时他四十出头，河北饶阳人，英文造诣颇深。他很孤僻，曾公开宣布不交任何朋友，理由就是交到“匪谍”怎么办？此公理由颇为有趣，我戏而识之，每以此自勉。但是四十多年来，不幸还是交到“匪谍”，因而进出警备总部，几无宁日。幸亏胡秋原公开指我为“匪谍”，我自己既是“匪谍”，则复何惧于“匪谍”耶？从此“匪谍”坦荡荡，再也不怕“匪谍”矣！关于怕自己的时间过于浪费在朋友身上方面，这一怕，随着年华老去、来日无多，更形严重。有些人整天游手好闲、喜欢跟你聊天，我最怕交到这种朋友，因为实在没工夫陪他神聊，但这种人往往又极热情、极够朋友，你不分些时间给他，他将大受打击。所以一交上这种朋友，就不能等闲视之。这种朋友会出现在你面前，以怜悯姿态劝你少一点工作，多享受一点人生。当然我是不受劝的，我照样过我的清教徒生活，不烟、不酒、不茶、不咖啡、不下棋、不打牌、不考究饮食、不去风月场所，什么三温暖、什么啤酒屋、什么电影院、什么高尔夫球……统统与我无缘。这种朋友看我如此自找苦吃，也就懒得再劝我，只是间歇性地跟我吃碗牛肉面、或买来便当到我书桌旁同吃、或同我快步散步一段路，就逃掉了。在这种极热情、极够朋友的人以外，有些朋友跟我颇多“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味道。但“君子之交”还是要见面的。不过这种见面，十九都是到我家，而不是我去他家。我最不习惯去别人家作客，“君子之交”的朋友要看我，大都要来我家作客，不过，天知道那是什么容！ 到我家作客的朋友，都知道我有一个奇怪的“待客之道”，就是绝不专心待客，而是要一边做工一边同客人谈话。所谓做工，大都是整理资料：圈呀、剪呀、贴呀、分呀、捆呀、搬呀……两手动个不停，也忙个不停。不过我这样做，丝毫不影响我的注意力、反应和应对。我常常给客人“教育”与“洗脑”，提醒他们我有一心两用甚至多用的本领。我告诉客人，17世纪大学者王船山可以一边向学生讲课，一边跟太太吵架，而证国演助中的庞统庞士元，更是十项全能。《陶庵梦忆》中的黄寓庸也有“耳聆客言，目睹来牍，手书回札，口嘱亻奚奴”一身四用的本领。正因为我有这些一身三用、一身四用的本领，所以我待客时，就先声明我要一边做工一边谈话，一如蒋介石到印度拜访甘地，甘地却一边纺纱一边谈话一样。朋友们知道我这一奇怪的“待客之道”，也就不以为什，有的甚至跟我一起做起工来，像孟绝子、像陈兆基、像陈彦增……一到我家，就从客人降为苦工，不由分说，立被拉夫征用。当然也有向我抗议的，老友骆明道就是一位。骆明道说：“李敖是一个苦人，有福不会享，整天做工。你跟他谈话，他五分之四的时间都不抬头看你，谁吃得消他啊！我才不要去他家呢！”所以，骆二哥只愿同我通电话。但他不知道，通电话时我用下巴夹住听筒，照样做工不误，骆二哥至今还蒙在鼓里呢！ 我不但是个工作狂——裹胁朋友一起工作的工作狂，生活方面，也有狂在。我身怀大志、志不在温饱，衣、食。住、行方面，后两者比较考究：住大房子，原因之一是补偿我多年蹲小牢房的局促；坐宾士车，原因之一是警告想收买我的人老子有钱。对吃，向不考究，并且喜欢奚落老是喜欢做美食、吃美食的家伙。有一次，哥儿们邓育昆请“敖哥”吃饭，他特地以松花江白鱼饷客，下著之后，问我口味，我说：“我实在消受不起这种贵鱼，我觉得它不如吴郭鱼好吃。”育昆闻而大笑。我不好吃，并已饮食极有节制，已有超清教徒水准。我身高一米七三，一生体重没超过六十八公斤，看起来比所有同年龄的人年轻，“善保千金躯”，有如此者。至于衣，我更不考究了。我以买百货公司换季时廉价品为主，所以穿的都不考究，也不太合身，因为志在天下，没有耐心去量来量去。多年前我同颜宁吃晚餐，饭后搂着她的腰在马路上散步，她忽然笑着说：“李先生，你穿的裤子不是你自己的。”我问为什么，她说不合身啊，我闻而大笑。我做“李敖笑傲江湖”节目，电视上永远一袭红夹克，近四百场下来从不改变，大丈夫不靠衣服显，由此可见。不过我的红夹克倒是名牌，因为只有那个牌子的式样看来最保守，不怪形怪状。我本有一件，后来在电视中看到郝柏村也穿了一件，我大为着急，因此把同样的都买来了，现在一共四件，可穿一辈子，死后还可留给我儿子。 我儿子勘勘四岁半，女儿湛湛两岁半，太太王小屯比我小近三十岁。小屯十九岁时候，我在台北仁爱路碰到她，先看到背影，她身高一米七○、下穿短裤、大腿极美。她既有一腿，我就有一手，就这样认识了她。后来她念文化大学植物系、中兴大学中文系，成绩优异。她为人聪明、漂亮、善良，喜欢偷吃零食，还会写诗呢。还有，她又脱俗纯真、不喜奢华，因我反对戒指等俗套，我们结婚时没有戒指，她也同意玩笑性的以“易开罐”上金属环代替。和她认识八年后，在1992年3月8日结婚。我笑她“骗婚”，她笑说：“你那么奸诈，谁骗得了你。”这次结婚，为了向户籍机关陈报，买了市面上卖的“结婚证书”。陈兆基、陈良榘、陆啸钊、陈彦增四老友见证完毕后，我题字其上，字曰： 证人从老， 证书从俗， 正朔从伪， 三三人人出炉。 小屯若生古代，一定是三从型女人，因为她思想忠贞保守。郑南榕的太太叶菊兰、林世煜的太太胡慧玲，都戏呼她“王大牌”，因为她对不熟的人常常一言不发，看来架子很大。她的父母是最质朴的河北省人，节俭持家，不慕荣利，住在南港，都是非常好的人，但我和他们说话却说不多，倒不是“李大牌”，而是丈母娘年纪比我还小，我不知道怎么说。在合法婚姻以外，跟王尚勤有一私生女儿，是美国人，名叫Hedy Lee，小名小文，与我太太同岁，我有“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一书，就是写给她的。1964年她在美国出生的时候，陈鼓应跟人说：“李敖这个女儿在美国出生，就是美国人了，李敖的目的，是二十多年后，可以以‘美国人的爸爸’身分去美国。”这话传到我耳里，我开玩笑说：“李敖这么有远见吗？有本领把计划定到二十年后吗？二十年太长了吧？变化太多了吧？我靠小文去美国，还不如靠老蒋回大陆也！”如今，“岁月如矢，革命未成”，二三十年一晃就过去了，靠老蒋回大陆固是笑谈，靠小文去美国却逼人成真呢！如今许多家长大做“小留学生”之梦，他们的“大头”，其实还不如李敖的“小头”远见呢！又何止他们，连我李敖自己，恐怕也都我“大头”不如我“小头”有远见呢！鼓应老友，真深知我“小头”者，在这一点上，他真是先知呢！不过，我靠女儿去美国，又何必呢？我三姊早就在不告知我前提下，替我申请成功移民名额，美国在台协会一再催我不要失掉机会，我理都不理。——我要以中国人身分死在台湾，此志不移了。在小文成长过程里，我正坐牢，她被我妈妈溺爱、又加上在美国学校学到不少坏习惯，最喜奢华，所以不无“世纪末”的问题，近年在我金钱攻势下，“折节读书”得到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我妈妈生在1909年，今已“米寿”之年，眼看九十了。她本来跟我住，现住加拿大我弟弟家。我在1991年1月4日写信给在昆明的大姊，有这样的话： 老太自昆明返台北，大有白居易“新丰折臂翁”诗中“从兹始免征云南”之慨！本来是“应做云南望乡鬼”的，如今重走台北敦化南路红砖之上，意气风发，不似八十老妇。两个月前，我的四个朋友，都在一月之间，死了八十老娘，我笑谓老太：“别人的妈跟你同岁，都死了，你有何感想？”老太笑答曰：“我身体好得很呢！我跟你一起死！” 老太太的风趣，由此可见。 在《李敖回忆录》这最后一章，我故意写得很随性，信笔所之，像个老去人儿在话家常，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别有倚卖之趣。既然行云流水般地写这部回忆录，我想随性谈谈我“性之所至”的事。我小学四年级十岁以后，因为看到北新书局《健康的性生活》一书，就发现了手淫之乐。这个习惯，跟随我五十多年，直到今天。“手淫”两字对我说来，其实不符实际，因为我不用手久矣。我精选美女图片，虚拟实境，顾而乐之；穷极视想之欲，意而淫之。因为美女图片愈选愈是极品、愈是上选，所以去实际上的女人愈远，实际上的女人其实极少符合我那十分挑剔的审美标准，因为她们缺点太多。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对的，因为马路上颜如玉的毕竟太少了。而符合高标准的，多在书中。这也就是我愈老愈难被实际女人迷住的原因。——平面的美女，我可见得太多了；实际上的，反倒不够看了。我偏好“意淫”如此，人或以幻相讥，但我看来，幻其实也未尝不真，是真的另一面。相对的，真之为物，也并不与幻相对，它其实也未尝不幻，是幻的另一面。1982年1月25日，我出狱前十六天，独坐牢徒四壁的囚室中，首写《真与幻》一诗，表达此义： 人说幻是幻， 我说幻是真。 若幻原是假， 真应与幻分。 但真不分幻， 幻是真之根。 真里失其幻， 岂能现肉身？ 肉身士。不现， 何来两相亲？ 真若不是幻， 也不成其真。 真幻原一体， 絮果即兰因。 这诗的立论是很明显的，我认为真幻一体，但是幻是更根本的。这种根本，并不是笛卡儿“我思想，所以我存在”那种，而是真是存在的，但只有根之以幻才成；而幻的存在，也要附之以真才成。这种关系，有点玄妙，但在第一流的爱情里，我们便可看到它的相成。没有幻的爱情，其实是一种假的真，“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当你追求的纯是真的一面，你将发现真只是缺憾、现实与索然，并且变化不居。逃离这种情境的方法只有“意淫”、“精神恋爱”。“限时分手”，此外别无他途。 古人说太上忘情，最下不及于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但是我辈中人，钟情之事，却每入魔障、误入歧途。魔障与歧途之尤者，就是把爱情搅成痛苦之事，这是最要不得的。其实，男欢女爱是人类最大的快乐，这种快乐，是纯快乐，不该掺进别的，尤其不该掺进痛苦。在爱情上痛苦是一种眼光狭小的表示，一种心胸狭小的表示，一种发生了技术错误的表示。真正的第一流的人，是不为爱情痛苦的。有的人恐惧爱情带给他的痛苦，因而逃避爱情，“且喜无情成解脱”。其实“无情”并不能真的“解脱，即使有所“解脱”，也不算本领，只能算是头埋沙中的鸵鸟。真正此中高手，不是“无情”，而是非常“有情”、“多情”的。只是高手在处理爱情态度上，非常洒脱，得固欣然，失亦可喜；来既欢迎，去也欢送，甚至洒脱得送玫瑰花以为欢送，这种与女人推移、而不滞于尤物的洒脱，才是唯一正确的态度。洒脱的一个重要关键是：高手处理爱情，并不以做到极致为极致。如果情况只适合“少食多餐”、“蜻蜒点水”、“似有若无”。“虎头蛇尾”、“迷离惚恍”、“可望而不可即”……也就戛然而止。这种戛然而止的态度，也是一种极高明的爱情境界。1974年，我在牢中有一首诗——“只爱一点点”，最能表达出高手的基本态度：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 我的爱情浅。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 我的爱情短。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眉来又眼去， 我只偷看你一眼。 在这首诗中，我用类似“登徒子”的玩世态度，洒脱地处理了爱情的乱丝。我相信，爱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应该只占一个比例而已，它不是全部，也不该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扯到它。一旦扯到，除了快乐，没有别的，也不该有别的。只在快乐上有远近深浅，绝不在痛苦上有死去活来，这才是最该有的“智者之爱”。我认为，人生中糟糕的一件事，是把爱情的比例占得太多；更糟糕的是，其中又把哭哭啼啼难过痛苦的爱情占了极大的百分比，这是绝对病态的。但是，眼之所见、耳之所闻、小说之所写、电视之所播……泛滥所及，人人所受的“爱情教育”与“爱情宣传”，却全是比例极大、方向极错的误导，这岂不好笑？五十年来，我自己“性之所至”，虽经历过不少“拜伦式的不快乐”，但我终能脱困而出，变成了大情圣。1984年1月5日，我有《把她放在遥远》一诗，颇能道出我的高明： 爱是一种方法， 方法就是暂停。 把她放在遥远， 享受一片空灵。 爱是一种技巧， 技巧就是不浓。 把她放在遥远， 制造一片朦胧。 爱是一种余味， 余味就是忘情。 把她放在遥远， 绝不魂牵梦萦。 爱是一种无为， 无为就是永恒。 永恒不见落叶， 只见两片浮萍。 乍看起来，这种乍有还无式的玩世式爱情是不够认真的。其实，如果真正认得爱情之真，就会彻悟；原来真正的情之至者，就在波澜起落，了无凿痕，含情而来，带笑而去，人生至此，方足以语爱情。如今，我已老去，罗曼蒂克的生涯，对我应已远离。如果时光倒流、青春可再，我想在“性之所至”方面，我会表现得更好一点。一生曾有过五次青楼情孽的纪录，但肌肤之亲以外，长入我梦的往往只是跟我有几面之交的女孩子，《民生报》的徐开尘就是一例。我喜欢造型清秀不俗别具风华的女人，极少喜欢像电脑造出来的美女，凯瑟琳丹妮芙的前夫——导演罗杰华汀说他碰到拉蔻儿薇芝会阳痿，其言老到，足以风世矣。 今年2月14晚，在邓维桢家吃饭。许信良问我：“你到底如何在台湾定位你自己？”我答道：“一个正确的人活在一个错误的地方。”陈文茜在旁闻而大笑，其实她不该大笑，而该苦笑。我的人生未尝不是一场悲剧，可是我尽量把它演成喜剧，并且愈演愈变成独幕剧与独白戏。我的悲剧是总想用一己之力，追回那浪漫的、仗义的、狂飚的、快行己意的古典美德与古典世界，但我似乎不知道，这种美德世界，如果能追回的话，还得有赖于环境与同志的配合，而20世纪的今天台湾，却显然奇缺这种环境与这种同志。环境对于我，活像爬座雪山，愈爬温度愈冷；同志对于我，活像三轮追汽车，愈追距离愈长。虽然如此，我自己却奋然前进，继续升高与加速，我不在乎做悲剧的角色，但又何必一悲到底？因此我努力把它演成喜剧。 因为我自己要做有力量的好人——“善霸”，所以被我“整”的对象，不分中外、不分老少、不论省籍、不论生死，凡是被锁定的，就难逃吾网恢恢。我最拿手的本领是口诛笔伐，不论动口动手，都出之以一针见血的犀利表达，造化之妙，臻于极境。但造化之中，却充满机智与喜感，例如我骂国民党，用的是这样表达： 国民党把“经济问题，政治解决”（如包庇财阀是也）；“政治问题，法律解决”（如以法律绳异己是也）；“法律问题，经济解决”（如法官收红包是也）。国民党总是不能格守本位。这样用短短二十四个字，写尽国民党的形态，何等机智，何等喜感！ 又如： 国民党对大陆力所未逮而淫之，正是“意淫大陆”；对台湾力所有途而淫之，正是“手淫台湾”。一切政治上的波谲云诡，一经此八字分析，立刻全无剩义、真相大白矣！ 这样用短短八个字，写尽国民党的心态，又何等机智，何等喜感！从二十四个字写形态，到八个字写心态，一经落笔，立刻单刀直入，一目了然。这种本领，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除了骂国民党以外，骂蒋家我更拿手。蒋孝武死后，报上说他生前如何与私生兄弟章孝严联络云云，我感而提笔，“特撰挽联”，全联是： 先死后死、祖孙一脉、端赖介石开阴道； 婚生私生、兄弟串连、全靠经国动鸡巴。 从中文技巧看，任何中国人都写不出来，这种本领，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我十四岁来台湾，转眼四十八年，拜蒋家王朝列管之赐，始终未能出境；近年蒋家王朝人亡政息，我也忽焉老矣，也懒得出境了，大概此生将老死于斯。当年傅斯年为台湾人题字，有道是“归骨于田横之岛”，我住台湾四十八年，并未见到田横式豪杰，台湾也自非田横之岛。但是，傅斯年的溢美，对我本人仿佛倒是写真。只是今日田横，也合该只做“个体户”、“单干户”，自己去田去横，没人要跟你玩命。所以，今日田横可以五百年内雄踞文坛，但是，要五百义人与你同生共死，则是生错了时代，也弄错了地方。 我在台湾，本是时代与地方的交错，既然阴错阳差的浮海而至，也就随缘入化的凌云而活。对大陆，我并没有乡愁；对台湾，我也不曾寄旅。台湾只是我的工作所在，它是我的战场，但却不是我的敌人。台湾还不够格是我的敌人，它太小了。虽然我也以东方朔“恐朱儒”的玩世与愤世，跟这个岛周旋，跟这个岛上的恶政与小人周旋。但是，基本上与心境上，我只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而已，我真正的心，在遥远的所在，那种遥远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正因为有那种时空上的遥远，我素来讨厌中国人轻易乡愁的情绪，我早就说乡愁观念的基本成因，一个是农业社会的安土重迁；一个是古代交通的不发达、通讯的不方便。这些因素，在我们现代化以后，都不存在了或减少了，所以乡愁二字也就愈来愈没意义。古人的诗里有“却恐他乡胜故乡”、“此心安处即为乡”的境界；有“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何处不青山”的境界，可见古人也不无提升起来的水准。台湾是我成长之地，我对台湾当然有一种浓厚的感情，但在地缘上和政情上，我却深知我是“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我不喜欢台湾。但是，大陆对我说来，也是“江湖寥落尔安归”的局面，我喜欢多少大陆，也是可疑的。 十五年前我就写道：“不上台湾出了个李敖，而是中国出了个李敖。李敖是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虽然我像拿破仑一样的在厄尔巴岛上、在圣赫勒拿岛上，但我总归是大陆型的人。也许多年以后，我会归骨于昆仑之西。……”十二年前，我引申此意，又写道：“我是归骨于昆仑之西，而不是东，我的真正大陆故乡其实在昆仑之东。但昆仑之西是大陆的根、大陆的动脉，虽然那个根、那个动脉，已经一片浩瀚。荒凉与死寂。我最佩服唐三藏西天取经，他偷渡出关，直奔昆仑之西，面对一片浩瀚、荒凉与死寂，在这种气氛里孤军奋斗，真是中国第一豪杰。” 生错了时代、弄错了地方，使我这西天取经的人物，沦落成东海布道，并区布得天怒人怨。但是，我还是中国第一豪杰，我一点也不怀忧丧志。 王安石的一首题作《梦》的诗，我最喜欢：“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译成白话是：“人生如梦，有什么好追求的呢？什么都不追求，我心如止水。可是，就在一个梦到另一个梦里，我为人间，留下数不清的功德。）台湾对我说来，是一个诗人康明斯嗜痴下的小写字母，不论怎么放大，限于格局，也是小写；但在因寄所托之中，亦聊以放浪形骸，留下数不清的功德。这本《李敖回忆录》，“诙达多端”、“朔皆敖弄”，纵平阳之虎，犹欺犬也。台湾何幸，有李敖俯仰于斯，且得其冷眼，以匹夫灵气疝气，钟山川且泽及女子小人。噫！微斯人，岛与谁归？ 1997年3月31日，去国泰医院给名医黄清水开疝气的清早，在台湾写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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