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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刘大年25岁。在农村,这个年龄的人如果还没有搞上对象,那就到了打光棍的边缘了。从20岁起,刘大年的老父刘兆兴和母亲李秀玲就为他的婚事四下里张罗了。那时候刘家很穷,虽然刘兆兴有木匠手艺,但不敢外出耍手艺赚钱,村里知道了,不光要罚款,弄不好还要挨批斗,胆小怕事的刘兆兴怎敢把鸡蛋往石头上碰?刘兆兴和儿子刘大年每天到生产队等着队长派活儿。刘兆兴使用锤、锯、刨子是行家里手,可使用锄、大镐、镰刀等农家工具却不是那么得心应手,人们说他不是干庄稼活的料,他在生产队劳动一天,只能挣七分,而一个壮劳力每天挣十分!刘大年虽然年轻,社龄也不短,从15岁就来生产队混工分,但毕竟比不上好庄稼把式,每天只比他老爸多挣一分。那时候刘大年的奶奶还活着,刘大年下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全家六口人,全靠父子俩每天挣的15分过日子,一个工值才三角钱,他们每天的收入只有四角五分钱,无论如何不够全家六口人生活,日子的艰难就可想而知了。这样的日子自然影响了刘大年的婚事。当然,不光是刘大年一个人搞对象难。仅在刘大年所在的第六生产队,总人口不过一百七十人,三十岁至四十岁没有老婆的男人就有十多个,二十岁至三十岁没搞上对象的男人就更多了。并非这个村子里男女比例失调,只是人往高处走,村里的姑娘一个个嫁到外村去了,肥水流了外人田,把小伙子们一个个恨得咬牙切齿,但就是恨得牙咬碎,把拳头摇得出了水,大姑娘们还是不肯留下来。青纱帐长起来的时候,也是刘大年那般小伙子们最刺激最烦恼的季节。只要是跟着妇女们一块儿干活,他们的机会就来了,心思用在大姑娘小媳妇们什么时候找地方方便去,哪个姑娘小媳妇去方便了,保准也有小伙子紧跟着去方便。绿色的高粱绿色的玉米地里,大姑娘小媳妇们刚把裤子褪下,就听到不远处有哗啦哗啦的叶子声,便赶紧排泄完,系上裤腰带往外走,有时会不经意地碰到哪个小伙子也正好系腰带,大姑娘小媳妇们心里有气不敢往外发,因为实在找不出发气的理由,皇帝老子管天管地还管不住人家拉屎放屁呢,兴你这时候来屎来尿,就不兴别人这时候来屎来尿!兴你到高粱地里去撒尿,就不兴别人到高粱地里去拉屎!别说是碰上小伙子系裤腰带,有时候,大姑娘小媳妇尿得正急,一抬头,就看见个小伙子站在几颗高粱以外的地方。这样的事情也常有!骂人家流氓吧,人家有一百条理由反驳你:“我流你什么了?我是看你那个了还是摸你那个了?”倒是抓不住黄鼠狼惹一身骚!大姑娘小媳妇们也就只好哑巴吃黄莲。小伙子们觉得占了大姑娘的便宜聚到一块儿便交流经验,听着女人撒尿的那种声音,哗哗地,上瘾哟。有的说,看到哪个大姑娘的那个了,便有人反驳,你胡说,人家是蹲着的,你怎么看得到。接着便在青纱帐中扯开嗓子齐声吼起来:“腿间的问题不好解决哟!”青纱帐里起了风,呼啦啦地规,吼得他们浑身舒畅。小伙子们这样吼的时候,大姑娘小媳妇们就在不远处听着,听得媳妇们心里头也挺那个的。可大姑娘们还是不愿意为小伙子们做出点牺牲,日落而归的小伙子躺在土坑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想着白天听到的大姑娘小媳妇们撒尿的那种声音,心里火烧火燎的,体内好像有一股岩浆要喷发出来,两只手便不安分起来……刘大年的母亲李秀玲夏天给全家人拆洗被褥,看大儿子被上那些硬硬的斑痕,心里挺不是滋味,吹灯后便唉声叹气。丸兆兴便问老婆你叹什么气,李秀玲说你倒不发愁,你是没有看到大年被上的那玩意儿,洗都洗不掉。刘兆兴便听懂了老婆话中的意思,生跟着老婆叹起气来,说咱们女儿还小,若女儿大,可以让女儿给大年换一个媳妇来。李秀玲说你这下是废话吗?有道是有病乱投医,儿子到了岁数老是搞不上对象,当爹当娘的是什么法子都会想出来。李秀玲找了她的表弟,她的表穿入个盲人,“文革”之前学过算命,自称“半仙”,这几年破卜引日立四新,连村里头的庙,大街上的牌功都让红卫兵给拆一;”,谁还敢算命?秀玲的表弟有好几年没搞那营生了。为了儿子的婚事,李秀玲求表弟无论如何得给外甥算一卦,看大年哪年哪月婚姻动!姐命难违,问过了表外甥大年的生辰八字,表弟转转盲眼珠子,嘴里念叨着谁也听不懂的话,掐着手指头算了半天,跟他的表姐李秀玲说,别发愁,别着急,人外甥命里有婚姻,只是还没到时候,李秀玲忙问啥时候。到时候,表弟说少则两三年,多则三四年,大外甥肯定会娶上媳妇。李秀玲把这喜讯告诉了刘兆兴;刘兆兴听了也挺高兴,说有福的不用忙,没福的再忙也没用。命里有的肯定会来,命里没有的想来也来不了!
  庄稼人就信这个命。
  还真别说,李秀玲的瞎表弟算得还有点准。刘大年23岁那年,生产队长脑瓜子开了窍,想通了这不让手艺人外出耍手艺挣钱这个规矩有百害而无一利,像刘兆兴这样的手艺人,在生产队劳动一天,也就创造几毛钱的价值,让他外出干木活儿每天向生产队交一元钱,剩下的钱归他自己,个人集体双得利,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生产队长的脑瓜子一开窍,手艺人的日子就好过了,农闲季节,刘兆兴用他。辆老式的飞鸽自行车带上他的木工家什,到十里八村一吆呼:“有打家具的没有!”。便有农家户把他请到家里,讲好价钱,是包工还是每天管三顿饭另外加钱,刘兆兴就在这家里呆下来,给人家打儿子娶媳妇或姑娘出嫁作嫁妆的大衣柜。写字台什么的,或者给准备来年盖房的户打窗户打门框……每天就有二至三元的收入,交生产队的是小头,自个儿剩下的是大头。有一天,刘兆兴到三家子庄的一户人家干活,看到这户人家的院子里堆着好多枕木。原来,三家子靠近铁路,路堤上常有换下来的枕木,用沥青浸得黑乎乎的,有胆大的铁路工人把换下来的枕木偷出来,用来冬天烤火。刘兆兴跟那户人家当家说这么好的木头劈了烤火怪白瞎的,卖给我吧。人家说老刘头你傻吧,这黑乎乎的木头除了烤火还有啥用?刘兆兴说那你就别管了,我给你钱你给我货,谁也不亏谁的。东家想了想,串刘兆兴说你也不用给我钱了,在我家干活的工钱你也别要了,把一个大衣柜、一个写字台打好,这堆枕木就归你刘老头了。东家以为刘老头不会那么傻,用十天的工钱换一堆没有用的枕木,哪知道刘兆兴很痛快地答应了。就这样,几天以后,刘兆兴借了辆排子车,和大儿子刘大年一起,从三家子庄拉回来一车废枕木。李秀玲问刘兆兴这些枕木是从哪儿来的,刘兆兴告诉老婆这些枕木是用十天的工钱换来的,李秀玲便埋怨刘兆兴,说自己的丈夫岁数越大越糊涂,这堆废枕木才值几个钱,十天的括儿白干了,那可是三十块钱呢!刘兆兴兑我都是白了尾巴尖的人,谁让我吃了亏我就认谁当爹!话虽这么说,李秀玲和刘大年还是看不出这堆废枕木会给这个家带来啥好处。
  连刘大年自个儿都不相信,他和老爹从三家子拉回来的这堆废枕木,硬是给他换来个水灵灵的大姑娘。这是后话。自打家里有了那堆枕木,刘兆兴就和自己的老命较上劲儿了,白天外出给人家打家具,晚上回到家,哪怕是点着油灯,他也要忙活到深更半夜,先把那一条条的枕木锯成二厘米厚的板子,然后用刨子把板子刨平,再把板子用枣核钉和胶连起来,那一条条的枕木便变成了一口口的棺材,刘老头把这种棺材叫“薄斗子”,因为这种棺材不像老时候的那种棺材,棺材帮有两寸厚,打一副棺材得半方的上好木材。“薄斗子”的外面用红色染好,再刷上一层漆,里面用粉子抹了,根本看不出是用枕木打的,如果买方看出渗透木板中的沥青,刘兆兴跟不懂行的人说打棺材的木材是用的上好的油松,碰上懂行的,他就跟人家坦白棺材的材料原是枕木。看上了,就买,看不上,就别买。反正是给死人用,买客也不在乎棺材是用什么打成的了,这种“薄斗子”比用上好的木材的棺材价格便宜好多,都一样装死人,能省俩钱就省俩钱吧!刘老头利用外出干木活的机会,跟雇用他的东家说他家里有“薄斗子”卖,村上死了人,给张罗着点,一传十,十传百的,十里八村的,都知道刘兆兴家里有现成的“薄斗子”卖,如果村里有人得急病死了,没来得及准备棺材,就套上一辆马车,到刘兆兴家里拉走一口“薄斗子”。刘兆兴这种赚死人钱的生意做得出奇的好,枕木用完了,就去三家子庄去买,一年之中竟然卖掉了十几个“薄斗子”,每个“薄斗子”一百二十元。刘兆兴是大大地赚了一笔,家里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两年之前,刘大年的奶奶死了。奶奶原来住的是叔叔的房子,三间草房,好几年没苫修了,但墙挺厚实,冬暖夏凉,在村里算上等的好房。原来刘大年是和奶奶一起住的,奶奶死后,三间草房就归他一个人住了。说起来,刘大年有这个福分,得感谢他那未见过面的爷爷和没有啥印象的叔叔。刘大年的爷爷解放前是给地主看坟的,算是受剥削者,土改时就分了地主的一套房子,解放时刘兆兴和李秀玲已经结婚,顶门立户过日子,和村里的民兵连长共同分得了另一个地方的三间瓦房,一家一间半。后来,刘大年看出对面住的那个民兵连长对李秀玲的威胁很大,把那三间房中的一间半卖给了民兵连长,搬出了那个院子,靠李秀玲娘家人的支持,在离刘大年奶奶、叔叔宅子不远的地方买了一处宅子。刘大年的爷爷是解放那个死的,祖孙俩还没有见过面。刘大年的叔叔是个不务正业的主儿,好赌,赌赢了好酒好菜大吃大喝,赌输了回到家里骂爹骂娘摔盆砸碗。刘大年的奶奶对这个儿子一点办法都没有,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让刘大年的叔叔变卖了。终于有一天,刘大年的叔叔良心发现,把左手的食指放在了门坎上,右手高高举起菜刀,嘴里喊着:“我让你赌!”一刀下去,半截手指就被剁下来了……刘大年的叔叔得了破伤风,没钱医治,没几天,就去找他的老爹了。那一年刘大年5岁,叔叔膝下无儿,人死了总得有了摔瓦罐打幡子的人,5岁的刘大年担当起了这重大的责任,把紫色的瓦罐高高举过头顶然后狠狠地往石头上一摔,那瓦罐就碎成了几片,然后他爹刘兆兴抱着他,他用手举起一根竹竿,竹竿的一头用白纸粘的一条条的随风飘着,随着那些吹吹打打的人群把他的叔叔送到了村西乱土岗子中,在他爷爷的坟堆旁又起了一个新坟堆。小小年纪的刘大年不知道摔了那瓦罐子,举起那白纸粘的条条有什么意义,只是到了十几年之后,他的奶奶在闭目之前告诉他,她死后,这三间草房和这个院子就是他的了,因为他给他的双叔摔了瓦罐子,打了幡,他就是他叔叔的继子,这房子、这院子就得归他,谁也抢不走……
  刘大年的奶奶走的那年,刘兆兴的二儿子刘庆年当了兵。刘庆年和他哥哥刘大年不一样,机灵,懂事早,在学校里学习用功,小学毕业考上了县中,满指望着上高中,上。学,出人头地,再也不过他的祖辈父辈过的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归。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向往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柏油马路高楼大厦。做梦都没想到一夜之间校院里贴满油炸校长、炮轰主任之类的小字报、大字报,他那些同学们摇身一变成了什么‘井冈山”战斗队、“红旗”战斗队的司令、参谋,老师们的办公室和宿舍成了各种战斗队的司令部。“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刘庆年自然不甘落后,加入了“井冈山”战斗队,本想轰轰烈烈地战斗一翻,可没闹哄一个月,“井冈山”战斗队就向“红旗”战斗队交械投降了。刘庆年提着一书包从校图书馆抢来的书和八百张印传单剩下的八开白纸回到了家,在家里呆了半年多,学校来了通知。说是部队要从学校招兵了,刘庆年觉得大学上不了,参军也是一条出人头地的道儿,说不定会检……身体自然没得说,祖宗三代是贫农,在运动中表现积极,很顺利地被选上了。他走了一个月,他的奶奶就死了,部队任务紧,刘庆年也没有回家发送他的奶奶。
  生产队长的脑子开窍,刘庆年由一名学生成了一名军人。奶奶的死给刘大年带来了希望:家里多了收入,少了人口,更主要的,有了叔叔留下的三间草房和一处院子,这些,都对大姑娘们有吸引力!不让手艺人耍手艺赚钱那会儿,刘兆兴只能让刘大年去生产队劳动,没有让儿子跟他学艺的心思,自个儿的手艺都没用,让儿子学那干啥!手艺人可以耍手艺了,刘兆兴就想到了那句。“文化不压身,技术不压身”的话,他的木匠手艺不能失传。于是他让刘大年跟他学木匠手艺。冬闲季节,刘兆兴就把刘大年带出去,一来是让刘大年给他打打下手,让儿子有实践锻炼的机会;二来也有一种广告效应:看我儿子大年,身板棒,会手艺,给惦记着点,看谁家有合适的大姑娘,给牵牵线,到我们刘家,保准受不着委屈。那个冬天他们爷儿俩来到一个叫孟家营的地方,给一户人家打门窗,那家有位姑娘叫巧云,长得挺带人缘,身体挺棒,一天到晚不闲着,忙了屋里忙外头的,没活干时就呆在屋里织毛衣,一看就是过日子的好手,姑娘给刘家父子端茶倒水时,刘兆兴看到儿子大年盯着人家姑娘看,就把儿子的心事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刘兆兴自个儿也挺喜欢这姑娘,心说要是这姑娘成了他的儿媳妇,那可是老刘家祖上积了德。就是不知道人家姑娘找没找婆家,就在刘兆兴为这事发愁的时候,姑娘的父亲从屋里走了出来,冲刘兆兴喊:“刘师傅,歇会儿,到屋里来暖和暖和!”
  那些天刘兆兴干的是包活,那点活儿,不管用几天时间干完,都给你那么多的钱。刘兆兴不想耽误时间,一边应着东家,活儿却未停下来:“这话儿得往前赶,下一家还等着呢!”
  “赚钱也不在这一会儿,到屋里喝碗茶,我问你个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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