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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的父亲摆摆手,仍以那么一种自谦的口吻说:“耻谈忧国,耻谈忧国。不过是毛病,三句话不离本行而已。举凡中国之事,政治论说派有之,经济论说派有之,文化论说派有之,唯善于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某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包括某些专家学者,一向以为政治经济是因,社会心理现象是果,此大谬也。这种因果关系也是二律背反的关系。现在可以这么认为,社会心理已不再仅仅是现象,而是主要的因素之一,决定改革这棵树上,结出什么样的政治之果,和什么样的经济之果。一群人即使在刀耕火种的条件之下,也可以创造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一群猴子不能。从类人猿到人经历了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但由人退回到猴子去,往往和蝉蜕一次壳一样容易……”“我给你们沏茶。我给你们沏茶……” 我起身走到厨房去了。 朋友是很善于察颜观色的,跟至厨房。 我耳语相问:“老先生怎么回事儿?我也没说什么他不爱听的话啊,何以引出他一大番宏论?” 朋友也耳语道:“你千万别见怪。他一向如此,当导师当惯了。对他抬举的人,才侃侃而谈;在他讨厌的人面前,他会一句话也不说,故意使人尴尬。” “别沏茶了。趁孩子们没来,还是聊会儿嘛!我喜欢和你们年轻人聊。民不可能皆圣贤,民亦当耻于皆不肖。不肖者,痞也……” 冉的父亲,仍自说自话。那一种语调,虽很平和,并不言语汹汹,但使人听来,总有一种谆谆教导的意味儿,一种诲人不倦的意味儿,和一种忧患多多的意味儿。 我不敢接言。唯恐一接言,一般性的交谈,变成一场严肃的讨论。我已经很久不和人讨论什么了。克服了这一种亦曾染之的大的毛病,我觉得自身和周围的生活都安泰不少,自己不再那么地嫌恶自己了,也不再那么地嫌恶他人和周围的生活了。仿佛瘾君子戒了烟,寻找到了某种肺清腑爽的感觉,呼散掉了很多自身的浊气。不过我并没因为老先生的借题发挥,而破坏他给我的好印象。有一个时期,我也三句话不离文学来着,逮住一个什么人就跟人家大谈文学,全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所谓秃头不轻蔑和尚。 我刚用托盘端了茶进屋,儿子就回来了,带了四位他们的核心成员。 我看看表说:“你们很准时嘛!” 他们也都看表,之后一齐看我朋友。 朋友说:“都别看我。你们要面试的不是我。”我说:“对,不是他,是这一位。”指着冉的父亲,让他们叫爷爷。 他们没想到要审查资格的是位“爷爷”,面面相觑,似乎不知所措。一个个窘了片刻,依次叫了“爷爷”。冉的父亲连忙站起,让出沙发,礼贤下士地说,“你们请坐沙发,你们请坐沙发。” 朋友也只得从沙发上站起,坐床沿。 孩子们倒不客气,心安理得地占领了两只单人沙发和一只双人沙发。 冉的父亲将椅子摆正在他们对面,如钟肃坐,恭敬地问:“那咱们就开始吧?” 一个孩子首先问:“你为什么对我们的花花感兴趣?” 不待冉的父亲回答,朋友以大人们对孩子们那种习惯了的长辈的口吻说:“你们听明白了——乔爷爷不是对你们养的狗感什么兴趣,而是对你们本身感到了点儿兴趣。至于狗嘛,他要养什么样的狗,我都能替他弄到!德国‘黑背’、日本‘狼青’、加拿大的‘雪橇狗’、澳大利亚的牧羊犬、西藏的藏獒,还犯得着非要和你们养一只赖巴巴的小狗崽吗?”孩子们一阵沉默,又面面相觑。 其中一个,看来是核心的核心,就站起来,对我们三个大人一眼也不看,只看着我的儿子,隐忍地说:“梁爽,那我们走了。” 儿子瞪着我,仿佛受了严重侮辱,抗议地哼了一声。我说:“别走哇别走哇!吃糖吃糖……”连忙从茶几下格取糖盒,抓了糖往他们手里塞。 冉的父亲也立刻声明:“他的话不代表我,不代表我。我是既对你们的小狗感兴趣,也对你们本身感兴趣。是因为你们才对小狗……不,不,是因为小狗才对你们感兴趣,但主要是对小狗感兴趣……” 朋友自觉无聊,躲到另一间屋去了。 我又说:“乔爷爷是很值得你们尊敬的一位爷爷,是社会心理学家呢!” 我儿子说:“爸,你别扯这些,这些对我们不起作用。” 于是一个孩子瞅定七十来岁的社会心理学家,严肃之至地说:“你实际上还没回答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哪!”七十来岁的社会心理学家想了想,并没多大把握地回答:“我……我同情那小狗的身世……” “你认为狗也有身世吗?” “是啊,有的有的。一切有生命的,就都有身世。比如一棵草本的花儿,它春天结骨朵儿了,夏天开放了,秋天凋零了,冬天死了,我们一般就不会替它伤感,因为就它来讲,身世挺好的了。可是,如果它夏天才结骨朵儿,还没等开放,秋天就到了,接着冬天就把它冻死了,我们就会替它伤感是不是?有了你们的爱护,花花的身世就改变了,变好了。如果我们能使什么的身世变好了,无论那是什么,只要不是坏的丑的恶的,都值得我们一做是不是?……” 孩子们频频点头,看来他们对他的回答挺满意。好像他们的问题的标准答案,正是那样的。然而我看出他们在装理解。他们挺满意的,也许只不过是七十来岁的社会心理学家的态度。他那一种虔诚的态度,分明的使他们产生了大的错觉,起码在那一时刻产生了大的错觉——似乎他们是大人,而他是孩子。我猜他们对他们的那个问题,是根本没有统一的答案的。 “小明的爸爸妈妈有三个孩子,老大叫大毛,老二叫二毛,老三叫什么?” 一个最稚气的孩子提出了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使我一愣,这问题太唐突,好生的没道理。不过就是有没有资格和他们共同饲养一只小狗么,岂可对一位爷爷辈儿的老人的智力正儿八经地进行面试? 我看冉的父亲——老社会心理学家也不禁地一愣。孩子们互相交换着会意的眼神儿。 冉的父亲犹犹豫豫地说:“老三叫三毛?” 孩子们都笑了。 “那……叫……叫小毛?” 孩子们都得意洋洋地摇头。 我说:“叫阿毛吧?” 我儿子说:“爸你别帮着乱猜行不行?到底考你呢还是考他呢?”又对冉的父亲说:“乱猜是猜不到的,要善于动脑筋思考。” 于是冉的父亲就努力动脑筋思考起来。 我递给了他一支烟,转身去到另一房间问朋友,满心希望朋友比我和冉的父亲智商高点儿。 朋友气恼地嘟哝:“这些个孩子!这算干什么?这叫什么问题?” 我说:“是啊是啊,纯粹小孩子蒙小孩子的问题?你快告诉我,我好去提示,省得他被难住。” “我怎么知道!” 朋友耸耸肩,继续看他的书,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我沮丧地回到“考场”,见冉的父亲一口接一口吸烟,已然显得很不自在。 提出这问题的孩子说:“那我再讲一遍,你认真听。”看看我,又对我说:“你也认真听。你们一块儿动动脑筋,启发启发他。”于是那孩子又讲了一遍。 冉的父亲仍回答不了。我也是。 我儿子忍不住说:“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上来?老三叫小明呗!问题中已经告诉得明明白白了嘛!” 接着他们又出了一个问题——海水为什么是咸的?冉的父亲还是被难住了。 我也不知道海水为什么是咸的。 一个孩子就讲了个故事——说有个人,做了些好吃的,香味儿引来了鬼。鬼想用一盘磨换人那些好吃的。鬼说磨一转,就出盐。人觉得合适,跟鬼换了。人把磨藏在山洞里,自己需要盐的时候,便偷偷到山洞去,不愿自己的同类也得到盐。鬼很瞧不起人的自私自利,一天夜里,把磨扔到海里去了。于是海水就是咸的了,于是那个自私自利的人企图靠一盘磨发大财的希望破灭了……朋友不知何时也过来了,听了这个故事就大鼓其掌,一边鼓掌一边说:“噢,海水是这么变咸的呀!” 我和冉的父亲,相应地也都说了些自己知识很贫乏,今天知识有所增长之类的话。 那天孩子们对冉的父亲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资格审查,最后他们的核心的核心问他们怎么样?他们都说“还行”。冉的父亲如释重负地笑了,孩子们也便笑了。我看他们在那一个多小时内也不怎么轻松。当他们都说“还行”时,也是如释重负的。我和我的朋友,跟着审查的被审查的,一块儿感到如释重负。 孩子们终于将“饲养证”交给了冉的父亲。嘱咐他别丢了,不许转让,不得擅自涂改等等。他们还强调指出:之所以必须履行审查程序,乃是因为,据他们了解——人善,养的狗也善;人恶,养的狗便恶。人智商高,养的狗也聪明;人弱智,养的狗便傻头傻脑。他们不愿他们的花花,将来长成一条既恶又傻头傻脑的大狗……我的儿子送他的小伙伴们走后,冉的父亲说:“这就好,这就好。中国还有这样的孩子,实在是中国的一大幸事。”朋友附和道:“对,对。乔老师看问题,就是思维辽阔,具有远见卓识。” 我对中国的将来,和中国现在的孩子们,既不曾怎样的乐观过,也不曾杞人忧天地悲观过。没什么意见值得发表,只有对冉的父亲满怀敬仰地笑着而已。 从那一天起,早晨,中午或晚上,我每日至少能见到冉的父亲一次。他用网兜拎着带盖儿的小盆来喂狗。很快的,他不但和孩子们都熟悉了,并且获得了他们的信赖。他们见了他,开始礼貌而亲切地叫他“乔爷爷”,视他为他们养狗小组的核心成员之一了。花花自然也对他熟悉起来,信赖起来。在那小狗的意识里,也许不但认为又多了一个保护人,而且认为是一位妈妈寻找到了它吧?毕竟,一位老人对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般的小狗的怜悯、爱心和责任感,比之孩子们是更周到的。似乎多了些什么内容;似乎他非常需要拥有那样一只小狗,哪怕是部分地拥有;似乎它最应是“花花”;似乎如果不是,便缺少了某种意义。 我散步的时候,经常看到花花驻立街口。我知道它在等待他。它一望见他,便欢跃地奔跑过去迎接。我也常看到这样的情形——他在进行抡臂运动,花花则蹲踞他跟前,凝视他。他抡左臂,它的头便歪向左边;他抡右臂,它的头便歪向右边。那是挺幽默的情形。 后来我发现花花干净了,漂亮了。白毛雪白,黑毛乌黑。黑白分明,精精神神的花花,似乎是一只出身高贵、备受宠幸的狗了。 儿子告诉我——乔爷爷将花花带回家,已经给它洗过好几次澡了。 不久儿子又告诉我——乔爷爷说,过几天他要请些人来给花花打预防针…… 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我正在家中写作,忽闻儿子的足音异常急促地噔噔噔奔上楼。儿子一进门就喊:“爸呀爸呀,你快出去帮我们救救花花吧!” 儿子眼中充满了惊慌。儿子那双眼睛,使我联想到民工们要杀花花那一天可怜的小狗的眼睛。 我问:“怎么了?谁又伤害你们的花花?” 话刚说完,听到一声狗的惨叫。 我以为是那些民工们恶念复生,觉得他们太可恨了。“妈的!” 我冲到阳台上,一掌推开窗子——却不是民工们,而是另外一些大人,个个手中操着木棒、铁棍、铁锹。花花蹿到了自行车栅里,缩在几辆自行车后。 孩子们远远地站着,望着。对那些器械在手,一个个凶神恶煞般的大人们,他们完全丧失了当初对民工们发起斗争的勇气。我想他们是都吓傻了。 “就是那个老家伙找来的人!他骗了我们!他说他们是来给花花打预防针的,可他们不是!他们是来要花花命的!爸呀爸呀,求求你,救救我们的花花!……” 儿子哇地一声哭了。 我喊:“混蛋!不许打那只小狗!……” 他们都仰起脸来。 为首一个说:“谁骂的?” 另一个指着我说:“那小子!” “你才混蛋!”他弯腰捡起半块砖头——“叫你小子骂!”——砖头击碎玻璃,飞入我家阳台。玻璃片儿落满阳台地上…… 我没料到他会这样,我一时呆住。儿子吓得不哭了,抱头逃进屋里。 一些人家推开的阳台窗子,纷纷关上了。 外面只有些个孩子们,些个吓傻了的孩子们,远远地站成一堆,瞪大着一双双惊恐的眼睛望着……民工们从他们的小土屋里拥了出来。 “嗨!你们干吗?你们凭什么?这不是一只野狗!更不是一只疯狗!……” 民工们似乎要两肋插刀了。 “凭什么?市内不许养狗!谁见了,都有权打死!” “那……那你们也不能当着孩子们的面儿……” “你们少他妈的管闲事!些个臭民工,一边稍息去!”“臭民工是你们爸!” “是我们儿子!” “操你们妈!” “这些小子找揍!” 双方都是年轻人,骂的结果是大打出手。 我看见一方中一个握铁棍的,汹汹扑向自行车棚,朝缩在几辆车后的花花恶狠狠捅去……一声小狗的哀嚎,很长很长……我知道花花完了…… 我回头看儿子,儿子在跺脚,在用头撞墙……我从墙上摘下了一柄铝合金的长剑。买了挂在那儿,我就没碰过它。它用来刺死一个人是不成问题的。我全身血脉膨胀,我想奔出去杀死一个人。不仅为了花花,而且为了我家的阳台窗,为了无声地哭着跺着脚用头撞墙的儿子,和他的同学、他的小伙伴们……我想在我和某一个人之间,今天必须死一个……我冲到外面时,一切都已结束——一辆小卡车刚开走。那个手握铁棍的人,仍站在车上用铁棍捣着,好像朝鲜族人用木杵捣黏米一样…… 我知道他们在捣的是什么……孩子们渐渐围向自行车棚,围向他们的花花的死处。那儿有一摊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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