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梁晓声-->泯灭-->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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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

　　“脏街”彻底推平了。我家早已从那一带搬走了。也不知在我家搬走后，子卿家，更准确地说，是子卿他母亲被动迁动哪儿去了。每次我回哈尔滨，总不免向熟悉的人打听子卿母子的下落。却没谁能够向我提供什么详细的情况和具体的地址。渐渐地，连对他们母子的残碎的记忆，也似乎从我的情感世界里一天天逸去了……
　　前年我回家乡，一次同学和兵团战友间的聚会，使我意外地见到了阔别了二十余年的子卿。那天我本是不愿去的。几乎是硬被拽去的。某些时候，某些人，总是难免被迫地在某种情况下充当陪客的角色。而所陪往往都是“红色”的或“灰色”的“大款”。“红色”的自然是“国字号”的“老板”们。“灰色”的自然是指近年来的“暴发”者们。歌星影星，女性者，乃一等甲级陪客。男性者不消说只能算是一等乙级或丙级。官员们乃二等陪客。有老子作官场上的后台自己本身又掌握了处以上实权的，当属二等甲级陪客。无后台而身为局级，所掌之权又与“股票”、“房地产”、“外贸”等等搞活“经济”相关的，大约该算是二等乙级吧。因为他们往往因无后台而谨小慎微，顾虑重重，所谓“前怕狼后怕虎”，不那么容易先充当一二次陪客而最终被拖下水。至于什么文化局的教育局的大小官员，往往只配充当二等丙级陪客。我是作家，又多多少少有点儿小名气，当属三等甲级陪客。大概与“黑道”上的江湖人物或什么经纪人啦、女招待了之类的划归在同一范畴。“改革开放”了，一切都在被“搞活”起来，人的头脑当然也被“搞活”多了。所以，我是常常半情愿半不情愿地充当三等甲级陪客的。并不怎么在乎在人眼里的等级低下。何况，卖文为生，回顾历史，从前的从前，便就是属于“下九流”中人的。何况我虽是三等，但毕竟是甲级之类。没有一等甲级或二等甲级在座同为陪客，我常常还是能很快进入角色，找到近乎良好的感觉的。在一等丙级或二等乙级们面前，心理上也并不很觉得自己有多么低下。平起平坐的话往往也是开口就说的。这年头，充当陪客也不能充当得太“保守”不是？
　　但那一天我是真的并不情愿去。真的几乎是被硬拽去的。那一天我头疼。头疼也不是理由，这才是三等陪客往往面临的尴尬和可悲处。因为你一个三等陪客，你摆的什么架子啊！请你去作陪客，那是看得起你。还拿你当个“三等”看待，你不给面子吗？头疼就不能坚强点儿，忍一忍么？你一个“三等”你娇贵的什么劲儿呢！再说还有中小学的老同学们和兵团战友们这一层特殊关系呐！
　　那是在很豪华的地方。自然开的是单间。我去时，做东的“大款”还没到。不能点菜。大家就都耐心地等待。喝茶。喝饮料。互用说些鸟话。同学倒都算是同学。战友倒都算是些战友。但没有同班的同学。都是同校的。也没有同连队的兵团战友，不过是同一个团同一个师的。都是那种想亲也实在亲不大起来，想不亲又唯恐引起对方们不满的不尴不尬的关系。已经坐在那儿了，还不晓得做东的姓甚名谁。更不知道让大家恭候的“大款”究竟是“红色”的还是“灰色”的。只明白了一点——同学中有一个是位业余画家，想办次个人画展，希望“大款”慷慨解囊。充当陪客的角色中，有记者，有位中学校长，有一名文化局文化处的副处长两位什么科长，还有一名从服装模特队被淘汰下来改行作了公关小姐的女郎，倒是没谁足以对我的心理形成什么压迫感。
　　他们都称那姗姗来迟的“大款”什么“华哥”。
　　半个多小时后，侍者小姐通报道：“各位，宴请你们的华先生来了！……”
　　于是大家纷纷直立……
　　于是一位气宇轩昂，仪表堂堂的“华哥”终于出现……
　　“华哥”理所当然地往主座一坐，朝大家作了个似乎随便一作的手势：“坐嘛，坐嘛……”
　　于是大家才纷纷坐下……
　　我觉得“华哥”那似乎随便一作的手势，分明是刻意模仿的。模仿谁呢，寻思了一会儿，暗自得出结论是模仿周总理。周总理出现在我看过的一些纪录影片里和如今拍的电影电视剧中，差不多总是做着那样的手势对客人们说“坐嘛．坐嘛”——手心朝上，左手从胸前朝外划一段弧……
　　在周总理而言，那是一种十分儒雅，十分亲切，甚至也可以说十分优美的手势。
　　那位“华哥”做手势用的也是左手。不过因为是刻意模仿的．使我暗觉有几分可笑。当时我想，即或有钱了，即或是“大款”了。也不必就认为该学伟人的手势嘛。
　　他一身名牌。派头很绅士似的。
　　一个和他半熟不熟的人，向他一一介绍我等。他的目光，一一从大家脸上扫过，自己脸上却不苟言笑，嘴里虚与周旋地吐着些单字和单词：“好，好，高兴，高兴……”
　　我说他的目光一一从大家脸上扫过，意思是，他对谁都并不多看一会儿，对谁也不例外。就好比在商店里，漫不经心地走到了自己其实一点儿也不感兴趣，更不想买下什么的货品架前，不看一眼白不看，看了也还是个不感兴趣。我相信，经他的目光那么一扫，哪一位当时都会觉得自己似乎不是个人，似乎只是个存在于他眼前，由人介绍给他看，企图引起他一星半点儿兴趣的东西。而分明，似乎哪一个“东西”也未能引起他哪怕一星半点儿的兴趣。
　　介绍到我时，我故意端起茶杯，低下头，佯装正要喝茶的样子。我可不愿道他那么扫一眼。就我当时的心理而言，被那么扫一眼，肯定如同被掉在脖梗上的毛毛虫蜇了一下，会使我别扭好几天。
　　“梁晓声，作家。”
　　我听到介绍者这么说，紧接着介绍我旁边的一位……
　　“慢！……”
　　我听到“华哥”制上他介绍下去。依然是一个单字，但说得很重视似的。完全不是先前那种虚与周旋的语调。
　　介绍者以为他没听清楚，又说：“他是位作家。就是，写小说那种人。”
　　我仍低着头，呷着茶。我打定主意走之前就不抬起头来了。而且打定主意，自己暗数三个数后，放下茶杯起身就走。连句告辞的话也不说。我头疼着呢！三等陪客也是需要维护自尊的。否则连三等陪客的自尊岂不都日益的丧失尽净了吗！
　　“我问他名字！”
　　语调有些急躁了。
　　“梁晓声！梁山泊的梁，拂晓的晓，声音的声……”
　　那介绍者的口吻，听来有些因“失职”而惭愧似的。
　　我暗想——今天何其荣幸之至，居然遇到了一位似乎对作家格外垂青的“大款”。而且还是“灰色”的！我的极有限的社交经验，或者干脆说是陪客经验告诉我，“大款”们对作家们通常是不大待见的。在金钱面前文学不过是印钞票的机器甩下来的边角纸吧？尤其“灰色”的“大款”们，对所谓作家更是嗤之以鼻的。除非他们心血来潮，有了钱还嫌不够，进而还要有名，而作家又心有灵犀，号准了他们的脉，巴结着要替他们著书立传……
　　我将茶杯一放，站起来瞅着介绍者说：“他没听清就没听清嘛！这种场合，不过是大家凑趣儿的事儿。人一走，茶就凉，何必介绍得那么详细？像宣读什么产品说明书似的！……”
　　我的话使对方红了脸，不停地眨巴着眼睛，神色大窘。
　　我故意看也不看“华哥”朝众人一抱拳，用很江湖的口吻说：“诸位行个方便，小弟要先行一步了！”
　　大家面面相觑，就都有几分讪讪的了。
　　我也不理睬那么多，说走，推开椅子，转身便走。
　　不料“华哥”大声道：“梁作家，你给我站住！”
　　那语气听来具有命令的意味儿。
　　难道这位“华哥”，并非一位对作家有什么好感，而是一位和一切作家有什么仇隙的“灰色”人物？谁得罪了您找谁报复去呀，我又没用笔作践过您，跟我这儿叫的什么板啊！
　　我不由得站住了。暗暗打定主意，今儿倒要领教领教这位“华哥”的凌人盛气，不就是我不高兴做陪客了吗？看他能不能把我活吞进肚子里去。或者像吃生猛海鲜似的，三下五除二地把我卸巴了？
　　我身子没动，只朝他扭过头去，盯着他，冷笑地说：“这位华哥，您要把我强行扣压住不成？”
　　他说：“是的。”
　　说完也站了起来。
　　大家可就不但都有几分讪讪的，而且都有几分不安了。
　　这个劝我：“哎哎，怎么也得再坐会儿，再坐会儿，别扫了华哥的兴嘛！”
　　那个劝他：“华哥您别急，别急，他有事，就让他先走嘛！少他一个，大家也坐得宽松些！……”
　　已然到了这种似乎很僵的地步，我当然哪里还肯听劝？
　　我正色道：“少跟我来这一套！只要老子自己高兴走，谁他妈爱扫兴谁扫兴去！”
　　“华哥”也不听劝。
　　他也正色道：“今天谁请客？我！我是主人！是我请你们！你们谁走都成，就他不能走！……”
　　他说时，还隔着餐桌，伸直手臂朝我一指。
　　我说：“我要非走，你能怎样？”
　　“华哥”收回手臂，顺势多此一举地正了正打得很端正的领带结，慢条斯理地说：“那……我也走！今天你走到哪儿，我跟你到哪儿！反正，今天你的时间是属于我了，我的时间嘛，也完全属于你了！……”
　　这不是要无赖吗！
　　他呢，说完却望着我笑。
　　他一笑，大家也就一个个跟着笑。连表情一度颇为紧张的侍者小姐，也满脸堆下了职业性的随机应变的笑容，一边给各自的酒盅斟酒，一边乜斜着我说：“梁作家，华先生这么诚心诚意地留您，你就坐下呗！”
　　座中那位由服装模特改行为公关小姐的女陪客，也港腔港调地说：“梁作家，连侍者小姐都觉得您过分了吧？别要小孩子脾气了，快坐下吧！你是不了解，人家华哥这个人，其实是金属元宵，外冷内热！”
　　我瞪她一眼，心想你他妈倒挺会说话儿的！好像你就很了解那小子似的。可方才你和别人攀谈时，我明明听你自己亲口说的，以前也不认识那小子嘛！
　　“华哥”这时已推开椅子，走到了我面前。
　　他问：“你不认识我？”
　　我注视他，摇头。
　　此前我没在任何地方见过这么一位衣冠楚楚，“包装”一流的“灰色”之“大款”。
　　“世途旦复旦，人情玄又玄啊！”
　　“华哥”咬文嚼字地望着我说了这么两句，还深长地叹了一口气，缓缓地背转身去。
　　仿佛他挺感伤的。七分也许是真的，三分却是作戏。
　　座中就有二人拍手道：
　　“好诗好诗，非情感中人，岂能脱口即出这等忧郁的诗句！”
　　“人家华哥是名副其实的儒商嘛！”
　　“华哥”猛地又来了个向后转，郑重地问：“梁作家，你没把脏街也忘了吧？还有那个小人书铺，当年被脏街上的两个穷孩子叫作他们的‘三味书屋’……”
　　“子……卿？……”
　　我问得一点儿把握也没有，与其说是问他，莫如说是在问我自己。问我自己那部分关于脏街和关于那个当年一心难做大学梦的孩子、少年和青年的破碎的回忆。然而那部分回忆毕竟已是大破碎了。且被积压在以后的种种记忆储存的下边……
　　他，微笑了。
　　“子卿！……”
　　他的微笑明确地告诉我，他正是子卿。
　　我头脑中那些破碎的回忆，渐渐往一起拼凑，渐渐复合为一个依稀的形象。然而那依稀的形象，却怎么也不能与眼前这位“华哥”相重叠。我觉得，当年的子卿，和眼前这位“华哥”，分明是两篇内容截然不同的小说里的人物。硬使他们成为同一个人物未免太荒诞，太离奇了。尽管我已经很肯定地又叫出了他的名字……
　　他一下子拥抱住了我，一只手在我背上不停地轻拍着，连连说：“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了，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也难怪坐在对面都认不出来！……”
　　他的头和我的头交错并在一起。下巴抵在我肩上。他的话说完了．手还在我背上不停地轻拍着，轻拍着……
　　我完全信任了他当时的激动。
　　我内心里也激动起来。
　　曾经有许多许多次，我想象过我们相逢时的情形，以及自己怎样激动的心情状态。但直至那一天，直至当时我才明白，其实人的真实的激动，并不像每个人预想的那么容易在自己内心里发生。与人惯常的笑脸相比，它发生的条件要微妙得多。发生的契机也要被动得多。当我们觉得我们的心激动起来了的时候，那实际上意味着，我们是敏感到对方的心首先向我们传递出了一种激动。我们的心立刻呼应了而已。我终于认出子卿那一瞬间，子卿真诚地紧紧地拥抱住我之前，我内心里并没有涌起任何激动的波纹。我只是感到意外，感到惊诧，感到被现实生活里的太戏剧性的偶然所刺激。这一种情形，我的意思是说，当时我内心里的状态，和我的许多次想象是很不同的……
　　我眼眶湿了。
　　子卿他因为又见到了我而激动万分，我则更是被他的激动而感动。
　　“诸位，诸位，此时不干，更待何时？来来来，共同举杯，为华哥和梁作家老友重逢助兴呀！……”
　　于是众人纷纷举杯……
　　于是我和子卿也各自擎杯在手，互撞一下，他凝视我，我凝视他，都一饮而尽……
　　我见子卿的眼眶也湿了。
　　他和那位副处长换了座位，坐到了我身旁。而那位由服装模特改行作公关小姐的漂亮女郎，也趁机和别人换了座位，坐到了子卿身旁。
　　她刚落座，子卿拍着我的肩对她说：“晓声今天是我最尊贵的客人，我希望你坐在他旁边，席间替我多关照他点儿。”
　　她十分乐意地又换到了我旁边，左一扭头，右一扭头，笑盈盈地故作小女儿状地说：“今天我结识了华哥，又结识了你——华哥从前的朋友……”
　　“华哥”，不，子卿打断她的话，纠正道：“不仅是从前的朋友，也是内心里永恒的朋友。”——并问我：“晓声，可不可以这样讲——你是另一个我，至少是另一半儿我？”
　　我矜持地点点头说：“当然可以。”
　　一个人在某种场合之下，忽然由一个三等陪客的角色（尽管是三等甲级），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喧宾夺主，仿佛备受呵护的人物，不会矜持也矜持了。而且，我当时内心里真是好感动。仿佛又寻找到了从前我和子卿之间的某种关系感觉。那感觉中的很主要也很重要的一种成份便是——有时他呵护着我，有时我呵护着他。我们原本是相互呵护着长大的两个“脏街”上的穷孩子呵！我暗暗惊异子卿的话。我以为，只不过我自己常觉他是另一个我，至少是另一半儿我，替我在这个世界上，在芸芸众生中，在不同的地方，体验着不同的经历，追求着不同的东西，也就是我无法依赖什么分身术去追求的东西，并为这种追求承受打击和挫折一一没想到他也正是这样看待我的！
　　我又说：“子卿，你说出了我早想对你说的话。”
　　子卿他就抓起我的手，紧攥了一下。
　　公关小姐的话没说完，这时又看出其实没谁对她的话感兴趣，很识相，不再接着说下去，只是自言自语着：“今天是我的好日子，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
　　那是位鲜艳的小姐。我的意思是，她的衣服很鲜艳。她那张脸更鲜艳。红是红，黛是黛，蓝是蓝，粉是粉。她的脸化的可谓是浓妆了。两眼周围涂的是淡蓝色的眼影。如果远看，别人肯定会错以为她戴着一副镜片是淡蓝色的眼镜。化那么一次妆大概是很需要花费些时间的。也必定得很讲“认真”二字。如今的某些小姐们，仿佛都在人生大舞台和台上的小世界之间轮番赶场演戏似的。所以你看着她们不由得不产生这样的想法——她们的脸其实是永远不必卸妆的。也就不至于因为她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像在戏剧舞台上似的把脸弄得那么鲜艳夺目而友邦惊诧了。你就会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她脸上的浓妆使我无法判断她的年龄。但估计总不至于超过二十五岁就是了。她例并不轻佻。而且已是在竭力地表现出稳重劲儿。但是我觉得稳重对她反而使人感到别扭，还莫如干脆轻佻。可看她的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似乎又彻底轻佻不了。好像在“傍大款”这条道上刚开始实习。好像一时还找不大到“跟着感觉走，紧拉住款爷的手”那种窍门儿。甚至好像时刻准备虚心地接受“行家”的批评指正似的。总之我倒也不讨厌她。不过觉得她轻佻又轻佻不起来。装稳重又装得不到家，有点儿怪值得同情的。还有点儿傻兮兮的。
　　我坐在这样一位女郎和子卿之间，一边有友情呵护着，一边有色“情”殷勤着，宛如红烟舒其左，紫气罩其右，竟不禁的受宠若惊起来。
　　此时一道道美味佳肴上来了。
　　子卿擎起杯说：“咱们开始吧，今天我格外高兴，愿意陪诸位尽兴。不过有言在先——晓声没酒量，大家不要勉强他！”
　　众人都点头道“一定一定”。
　　公关小姐还将红唇贴近我耳，悄语道：“放心，有我为你保驾。”
　　她说完，我下意识地用手搓了搓耳朵。我觉得她的红唇说话时似乎已贴上我的耳朵了，怕留下鲜红的唇迹，而自己浑然不晓，在别处使发现了的别人对我“刮目相看”。
　　酒过三巡，把我硬拽来的人对我说：“请你来，你今天还不想来。真不来，能与华哥久别重逢吗？为了这一点，你该不该干一杯？”
　　大家都七言人语地替我说应该应该。
　　子卿也说：“人家‘出师有名’，那你就舍命陪君子一次吧！”
　　我说：“好！”
　　于是我与子卿撞了撞杯，举杯向众人一一致意，一饮而尽。
　　满满一杯啤酒饮下，觉得口中甜滋滋的。正纳闷儿，公关小姐暗扯了我一下，我看她一眼，她冲我狡黠地一笑，我才明白：不知何时，她早已将我的酒兑入了大半杯饮料。
　　我很是感激她。对她的印象顿时好起来。
　　“华……先生，能否……透露一下，您现如今，究竟……究竟到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那个中国……中国人中的……哪……哪个档次……”
　　有人一边不停打酒嗝儿，一边向子卿探身发问。那是个贪杯的。自斟自饮的，已经比大家多喝了三四杯。脸也红了，话也不利落了。
　　子卿正剥虾，目光瞧着手中的虾，微笑不语。他并不像某些做东道主的人，对宾客们的一切话题似乎都积极参与，担心自己对谁的话题表示漠然就意味着漠视了谁的存在似的。他仿佛对谁的话题都相当漠然。都缺少积极参与的兴致和情绪。他只偶尔对自己敏感的话题插问一两句，或者根本不问，只不过注意听听。他的兴致和情绪，仿佛不在任何话题方面，只在吃上。我见他吃什么都很津津有味儿，一副大快朵颐的样子。也不迁让，该下手，则挽挽袖子便下手。看得出他尤爱吃虾。侍者小姐已经给他换过两次小碟儿了。第三个小碟儿又堆满了虾壳……
　　公关小姐看了子卿一眼，用筷子指点着那个发问者责怪：“你怎么不该问的也问？这属于隐私你懂不懂？是不华哥？”
　　子卿仍微笑不语。细心地从壳中近乎完整地剥出一个虾的肉体，两根指头拎着虾尾，这面儿沾沾汁料，那面沾沾汁料，拎起来，仰着脸，手指一松，虾掉入口中。他嚼得也很细。嘴里嚼着，手里又剥着另一只。一只虾能在口中嚼上半分钟才咽进肚里。但因是手和口的“流水作业”，并不影响“消费速度”。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
　　我观看着他剥虾时和吃虾时的样子，不由得就回忆起了当年他怎样将臭豆腐抹在掰开的馒头之间夹着吃的情形。用今天的比喻，那可称作“臭豆腐三明治”吧。
　　虾之后上了一道鱼。
　　侍者小姐说，是鲤鱼。十几分钟前还在水箱里游来着。至于那种做的名堂该怎么叫，我没在意听。
　　公关小姐为我夹了一片儿鱼尾部分的肉。她说会吃鱼的，不是专吃鱼脊部分的肉，而应专吃鱼尾部分的肉。说鱼在水里游动时，全靠鱼尾一摆一摆的。鱼尾正好比鸡翅或鸽翅，活时细胞是最旺盛的，死后营养当然也是最丰富的。
　　她还要给子卿夹。
　　子卿却止住了她。子卿说他不爱吃鱼。吃腻了。吃到嘴里味同嚼蜡，再高明的厨师以再高明的烹调技术做的鱼，也是引不起他食欲的……
　　我不由得又回忆起了当年我怎样为他母亲和我母亲买了两条鲫鱼的往事。也不知那两条鲫鱼当年在我家的盆里和他家的桶里继续活了多久？更不知道它们死后，我们的母亲们是怎么做了吃的？当年每人每月只有三两油。我们下乡后，我家和他家一样，实际上只剩我们的母亲们一口人了。三两油，不能一次都做鱼用了，大概也只有清炖吧……
　　子卿用臂肘碰了碰我，问我正在想什么？
　　我笑笑，自然说没想什么。
　　他竟认真起来，说你明明在想什么嘛！快从实招来！
　　而当时我的想法是转得很快的。倏忽又从鱼转到了诗。想起了杜甫在《佳人》一诗中的名句——“世情恶衰竭，万事随转烛。”
　　但我说出口的却不是这两句。是另外两句。是李贺《嘲少年》中的两句——“少年安得常少年，海波尚变为桑田。”并且解释，少年时的子卿好比海波，今日之子卿好比桑田，我为海波变桑田感慨万端也喜悦万端……
　　于是大家又都鼓掌，又都说些虚伪得仿佛真诚的凑趣儿的话。
　　我想我也该问子卿些什么了。就问大家为什么都叫他“华哥”。说如果大家一开始都叫他“子卿”，我也不至于当面认不出他，还对他那么不友好。
　　子卿便笑了，指指硬拽我来的人，说：“你替我回答吧！”
　　对方则卖起关子来，不正面回答，却先问我：“看过美国电影《费城的故事》没有？”
　　我想了想，说看过的。
　　“你记得这部影片的男主角是谁吗？”
　　我又想了想，摇头承认自己记不得了。
　　他说：“詹姆斯·史都华吗！获第十三届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此后三次获该项奖的提名。一生拍了近百部影片。1980年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1984年获奥斯卡五十七届特别荣誉奖……”
　　听完他的话，我说我还是不大明白。
　　“还不明白？子卿他像詹姆斯·史都华吗！”
　　我不禁地转脸端详子卿。尽管我实在是回忆不起詹姆斯·史都华的大明星异彩了，但却不得不暗自承认，四十三岁的子卿，比我印象中的少年子卿和青年子卿，是英俊有加，风度有加，气质有加了。与当年相比，眼前的子卿，又增添了一种中年男子的成熟魅力。有钱而相貌平庸甚至其貌不扬其貌丑陋其貌猥琐的男子，我见的多了，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却收入低微囊中羞涩甚至属于“无产阶级”甚至就是穷光蛋一个的男子，我也见的多了。但又是“大款”又英俊又风度翩翩气质不凡的男子，除了某些男歌星和男影星而外，子卿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当然我所指的是二十余年后的子卿……
　　我内心里就又生出酸溜溜的嫉妒来。
　　我言不由衷地说：“那，我是不是今后也该改口叫他‘华哥’了啊？”
　　子卿笑道：“别跟他们学，你还是叫我子卿好。”
　　他又指着那个贪杯的人说：“你方才不是问我有多少钱吗？其实我如今也没多少钱，不过才二百多万而已。”
　　于是大家就都——“哇！”
　　有的说，二百多万还“而已”呀？那别人不是就只有“而已”而已了吗？
　　有的说，全哈尔滨市，有二百多万的人，挨个儿统计能统计出几个来？肯定二十个都不到！
　　自然也就由此抱怨开了哈尔滨经济发展的落后。仿佛大家都没有二百多万，皆因哈尔滨这座城市影响的。
　　接着那位记者讲了个幽默的“段子”，说上帝的信徒问上帝——对您而言，一万年等于多久？
　　上帝回答——等于一秒钟。
　　信徒又问——那么一百万等于多少钱呢？
　　上帝回答——等于一文钱。
　　信徒就乞求道——万能的上帝啊，可怜可怜我这个穷光蛋，赐给我你说的那样的一文钱吧！
　　上帝慈祥地回答——完全可以。一秒钟之后我就赐给你……
　　按说，这个“段子”还是挺具有幽默性的。在座的请人，也都不乏起码的幽默感。
　　可是不知为什么，谁也没笑。分明的，谁都是想笑笑的。却有些笑不起来似的。大家一时都默然无声，气氛就不免有点儿压抑。
　　我也没笑。我也想笑。哪怕仅仅出于礼貌，或证明自己具有起码的幽默感，我觉得我也是该笑笑的。但我也是实在的笑不大起来。我暗骂上帝的回答真是太王八蛋了！
　　公关小姐悄言悄语地说：“这个笑话不好……”
　　子卿似乎敏感到了什么，就举起杯说：“我是无神论者。自从毛主席他老人家仙逝了，我就是无神论者了。所以我不相信上帝的存在。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是自己的上帝，都应该按照自己的时间观念，和金钱观念，去为自己最终获得等于一百万的一文钱或几文钱而奋斗！赞同我这番无神论者的宣言的，陪我干了这一杯！”
　　大家就都说子卿说得好，符合改革精神，于是都举杯，都一饮而尽，脸上也都开始现出了红红的酒晕。
　　我也不例外，我也一饮而尽。顿时身轻头重起来。
　　子卿放下杯，又说：“现在，许多像我这样的，被诸位称为‘大款’或‘款爷’的人，都会说他们的发迹，受惠于什么改革政策。我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但我更想坦率地告诉诸位，我翟子卿有今天，首先是受惠于我的老母亲，其次才是受惠于什么改革政策。没有她老人家十年间为我积蓄下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使我在返城后可以有本儿做小生意，岂有我翟子卿的今天！那我这辈子可能就彻底完了，将会比你们诸位更不如。将会和马路上千千万万每天蹬着破自行车上班下班，每月只开一百多元工资的工人们是一个下场！如果当年再分在一个效益不好的单位，如今黄又黄不了，转产又转不了，开百分之七十六十甚至百分之三四十的工资，那我就连自己的老娘都没法儿赡养了……”
　　子卿说得竟有些愤愤然起来。仿佛他已然落到了没法儿赡养自己老娘的地步似的。
　　那位记者立刻接言道：“那是那是！华哥是一番肺腑之言啊！伟大的巴尔扎克曾说过——‘母爱在女人心中是一件简单、自然、丰硕，永远不衰竭的东西，就像人生命的一大要素’”。
　　于是有人郑重其事地倡议：“为华哥老母亲的健康长寿干杯！”
　　于是又纷纷举杯，纷纷郑重其事地嚷嚷：
　　“母爱万岁！……”
　　“穷人的母亲们万岁！……”
　　子卿竖起了一只手掌，众人才肃静。
　　子卿用筷子轻轻敲击着小碗的边沿儿，吟唱了起来：“母兮生我，母兮鞠我，出入腹我，哺我养我，顾我怜我，育我抚我，哀哀慈母，生我劬劳——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子卿表情宛若圣徒。
　　众人表情亦皆肃然、穆然，有的似乎还有几分凄然。也不知是真的心灵感动了，还是那种场合的惯常表演……
　　我，则回忆起了当年我是怎样千里迢迢地，将子卿母亲为他做的一条厚厚的，比一床被子还重的棉裤捎给他时的情形……
　　他当年曾将脸深深地埋在棉裤上，无声地哭过……
　　我眼前仿佛出现了脏街……
　　出现了一匹瘦骨嶙峋的老马吃力地拉着一辆泔水车，缓缓行进在脏街坑凹不平的颓房矮屋之间……
　　出现了两个少年将裤筒高高挽起，赤着双脚，在大雨天共披一块破油布去上学的背影……
　　还仿佛听到了赶泔水车的老人催促人们倒泔水的木梆声——梆、梆、梆……
　　由远及近地传来着，传来着……
　　再是高潮起伏的宴席，其实也不过是生活里的转场时的过渡情节。而赴宴者，东道主也罢，宾客也罢，陪客也罢，进入角色不人，便都是想摆脱那一情节的了。因为不言而喻的，没谁愿意在臃长的情节里长时间地扮演臃长的角色……
　　剩了一餐桌菜肴，大家却一个个面面相觑，仿佛都搜肠刮肚地制造不出话题了。
　　子卿说：“怎么样？就到这儿吧？”
　　我说：“就到这儿吧。”
　　于是我随子卿首先站起……
　　硬拽我来的人这时嗫嗫嚅嚅地说：“华、华哥，那件事儿，我是指，您那点儿小意思……带，带来没有？若带来了……”
　　他脸上强作出卑恭的笑样，向子卿半缩半伸地展示着一只手。那是介乎于乞讨和自尊之间的，往往也最容易招至对方轻蔑的手势。它比街头乞丐讨小钱时的手势还要猥琐。因为乞丐们讨小钱时一般情况之下都是将自尊丢开不顾的。所以同一种手势在乞丐们作来也就坦然多于羞惭，仿佛在向人无言地声明——爱给不给，不给拉倒。这就照顾到了面对这种手势的人的心理，使他们有较充分的余地在给和不给之间进行选择。决定不给似乎也能决定得心安理得。而当时他的手势传达出的却是另一种潜台词——千万别干脆拒绝啊！千万得给点儿啊！多多少少您总得给点儿，我可是极有自尊的人呢，您不可以伤害我的自尊心，不可以让我白伸一次手的……
　　我对他顿时地大动恻隐之心。我本想说句能够影响子卿给予的话，他，不仅他，还有那位文化局文化处的副处长，那位记者，那位公关小姐，总之差不多他们全体，都在向我投注着求援的目光。席散了，我居然还没搞清楚需要资助办画展的究竟是哪一位。因为席间根本就没谁谈过什么画不画的。也许正是他。也许并不是他。是他在为朋友“两肋插刀”，发扬见困难就上的精神……
　　当时我忽然明白了，人们希望某“大款”掏腰包的时候，为什么总是要安排在某豪华的地方“撮一顿”——大概因为只有在半醉不醉的情况下，行乞的人才有勇气当众最后一次开口最后一次伸手吧？成败完全在此一举，他们的企图如果还是受挫了，肯定相当于一次心理方面的非死亡性车祸，不好好儿地将养几个月，是不会再又鼓起一股勇气的吧？……
　　我虽然对他们暗抱几分恻隐之心，却并没有对子卿说什么也许会具有影响力的话。我近乎残忍地将脸转向了一旁，目光望着别处。如果子卿仍是二十余年前的子卿，我肯定会充满爱心大发慈悲的。可我毕竟与子卿分离了二十余年了。那一天毕竟是我们二十余年后见到的第一面。我尚根本不了解子卿已经变成了怎样的一个人。我对自己的话究竟能否影响子卿已毫无把握，毫无信心。我可不愿使自己也无形中作了他们的窘状的搭配品……
　　“哦，那事儿呀，我差点儿忘了……”——子卿说时，将一只手伸入西服衣襟内，掏出一个信封来。子卿拿着那信封，轻轻往另一只手的手心上拍着。
　　他们的目光都盯着他手中的信封。
　　子卿一笑，又说：“今天要是你们请我，我也许还忘不了。又是我请你们，所以呢，差点儿就忘了。幸亏你提醒啊……”
　　子卿说罢，就将信封朝向他半缩半伸地展示着一只手的人抛过去……
　　他没接住。他身旁的一位替他接住了。
　　于是他们互相瞧着，都吞了一颗定心丸似的，都暗舒了一口气似的，都互相庆幸地笑了……
　　子卿一转身，将手臂从背后搭在我肩上，命令似的说：“到我家去。跟我走。我母亲见了你不知会多高兴呢！”
　　他已经不再像当年一样，对我提到他母亲时说是“我娘”了……
　　我暗想，大变革的时代，它改变一个人真如儿戏似的。所以才有人企盼更大的变革，有人拒绝更大的变革，有人拥护它，有人反对它吧？……
　　离开餐厅，我去了一次厕所。
　　在我身后跟进两个人，我听他们说：
　　“真他妈的小气，才给三千！”
　　“唉，三千也是人家白给的啊！比起来，他不是强于那些一毛不拔的嘛！”
　　“依我，这三千元扔他脸上去！三千够他妈干什么的？”
　　“老兄，这口气可治不得的啊！……”
　　我听出了是那位记者和那位文化局文化处的副处长。怕他们尴尬，我解完手，低着头往外便走。
　　但他们还是发现了是我，当然也就尴尬起来了。
　　其中一个讪讪地说了句废话：“你也解手哇？”
　　我同样回答了句废话：“对，我也解手。”
　　子卿站在饭店门外的台阶上等我，很斯文地吸着烟。
　　从前不吸烟的他，并且还曾对我发誓永远不沾烟酒的他，现在竟是烟也吸了，酒也饮。而且还是个烟必“万宝路”、“红塔山”，酒必“茅台”、“威士忌”的人了……
　　我对他说我头还在疼，希望能改天再去他家看望他母亲。
　　他倒挺体恤我的，一点儿也不勉强了，同意地说那就改天吧。
　　他给了我一张名片。印制很精美。散发着淡淡的香味儿。是质地极软极薄，被叫作“撕不烂”的那一种。上边没有单位，没有职务，更没有头衔。只有他的名字“翟子卿”三个字。而且落款是手书体的。我一看便知，那是他自己的笔画隽逸的手书体。他的字迹更帅了。和他这个人相互衬托……
　　我欣赏片刻，不禁又上上下下欣赏它的主人。如同对着一面别人看不到的镜子欣赏我自己。并想象着他就是我自己。另一个我自己。英俊的风度翩翩的气质不凡的我自己，而非相貌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我自己。是“大款”而非作家的我自己。想象着在什么条件之下，我和他，也就是另一个我自己美妙地复合在一起多好……
　　子卿问：“你干吗这么打量我？”
　　我说：“直到现在我仍有点儿怀疑你不是你！”
　　子卿又问：“那我是谁呢？”
　　我笑了，说：“是啊，你是谁呢？”
　　子卿也笑了。他又把名片从我手中要过去，在背面另写了一处住址和一个电话号码。他说他现在是狡兔三窟。印在正面那地方，并不常去住。是应付一般人的虚址。那儿的电话也是永远没人接的。他很有苦衷地解释，没法子，贫贱亲戚离，富贵他人合，什么人都免不了接触，不得不对自己实行掩护政策。说我们关系非同一般，当然要给我留下能找得到他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实在地讲，对于我，他确实已是一个陌生人了。不知为什么，我隐隐感到，他身上的“皮尔·卡丹”，他脚上的“耐克”，他胸前的“金利来”，以及领带上的纯金领带夹和指上的钻戒，更加上他那二百多万，像某些具有杀伤放射性的物质，仿佛使我不能像以前那样亲昵地接近他了。我对发生变化的任何东西总是格外敏感。哪怕是自己的手，如果忽然一天我觉得它变了，变得不像我的手了，变得使我感到别扭了，尽管不至于产生要求外科医生替我动一次手术切除它的荒唐念头，却会经常提醒我自己，尽量不再用我那一只手抚摩我的脸，或我身体的裸露部位。但是我看出子卿的邀请是真诚的。起码在很大程度上是真诚的。至少在我的心理可以接受的程序上是真诚的。于是我答应他第二天到他家去。我相信他的话——他老母亲挺想我的，常念叨我。而我也挺想那老人家的……
　　第二天，我按照他留给我的地址，找到了他家。他和他老母亲，住着四室一厅。面积大约百平方米左右。即使在北京，除了某些老资格的司局级干部，某些走红的歌星影星，某些成功的经商者，或某些收入很值得怀疑的人，两口之家能住上四室一厅，那绝对是寻常人望洋兴叹的事。而在普遍住房情况拥挤的哈尔滨，占有如此宽绰的居住条件，仅凭这一点，也就够贵族化的了。室内的装修自然是很考究的。家具不消说也皆是高档的。何况，他还另有两处住房。我内心里又暗生一缕嫉妒。我想，我本是不应该嫉妒他的。在这个世界上我嫉妒谁都可以，就是不应该嫉妒子卿。我怎么可以嫉妒和我一起在“脏街”上长大，从小情同手足，一块儿从小学考入重点中学，又和我一块儿下乡，白天一块儿干活，晚上被褥紧挨着被褥睡了五六年的子卿呢？难道我竟不希望他和他的老母亲生活得比我好吗？然而我拿自己毫无办法。尽管我明明知道嫉妒是一种丑恶的心理。尽管我们受的全部文明教育和传统家教，激烈地反对我对小时候的朋友产生嫉妒，但我还是真真实实地嫉妒着。似乎只有嫉妒才使我清楚——我是我，子卿是子卿。他并不是什么另一个我。或者另一半儿我。他只是他自己。当他在他家里脱下“皮尔·卡丹”和“耐克”的时候，我是不能穿上就走，像穿上自己的衣服自己的鞋一样，像从自己的家里走出去似的。我也不可以当他摘下他的名贵手表和钻戒时，自己拿起来就戴上，像戴自己的一样。而小的时候，我们互相却是可以的。看来只有破烂的东西才具有共有性吧？而值钱的东西则具有属权性。正是这种属权性，使人不能亲和如旧吧？更不消说他那二百余万我是无权支配的了。我想起了一首流行歌儿里唱的一句话——“只要你过的比我好，我就真为你祝福”。难道事实上人们都很难承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的心理压力？这一种心理压力仿佛意味着别人过得比你好就是对你的冒犯和侵犯似的。而嫉妒他妈的又总是从对自己身边的人，往往是和自己关系最亲密的人开始的。有谁嫉妒过日本天皇继承人或英国王储呢？可是许许多多的人都曾嫉妒过自己的同学、战友、同事、朋友、邻居、甚至亲兄乃弟。在子卿家里，我当时对子卿的嫉妒是那么的强烈，以至于使我想立刻从他家里逃掉……
　　幸而他老母亲对我很亲热。老人家拉住我手不放松。说起来没完没了。絮絮叨叨的都是我和子卿小时候的事。或我们那条“脏街”上的故人往事。老人家尤其充满感情地讲到我当年替子卿给她买了一条鱼的事。我纠正她说那并不是一条活鲤鱼。只不过是一条活鲫鱼罢了。而老人坚持说那当然是一条活鲤鱼。肯定是一条活鲤鱼。我也就乐得顺水推舟，承认是自己记性太差，是自己记错了。我望着老人那张血色充盈的脸，觉得她所絮叨的，和我因此所回忆起的，都只不过是一些破碎的，东一片儿西一片儿莫须有的梦片儿。或者用老母亲们的说法，可听作是一些旧梦的破“补衬”。我觉得．毕竟的，我和老人家之间，仍能共织某种亲和与某种温馨。而子卿分明的对我和他母亲的回忆都一样不感兴趣。他吸着烟，坐在我和他母亲对面，似听非听地望着我和他老母亲矜持地微笑……
　　我说：“大娘，看到您终于享福了，我真替您老高兴啊！”
　　老人家说：“享什么福啊！”
　　我说：“瞧您现在住的，穿的，还不享福啊？”
　　当时正是七月中旬，哈尔滨最热的日子。老人家身上穿的，是在哈尔滨刚时兴起来的，从韩国进口的一种绸料做的褂子和裤子。褂子是白底儿碎蓝花儿的。裤子是黑底儿碎紫花儿的。哈尔滨人管那叫“凉快纱”或“高丽绸”。老人家手里还扇着折扇，指上也戴着闪闪发光的戒指。如果拍电影拍电视剧的要找一位扮演旧社会富家老太太的群众角色，老人家当时的自我感觉和样子是最适合不过的了。我不禁又回想起当年，我的母亲和子卿的母亲，是没有摸过一把折扇的。实在酷热难当的日子里，她们就用捡的纸板儿做一柄勉强可以叫作扇子的东西扇。连我们两家用的蝇拍也是纸板儿做的。尽管当年买一个蝇拍不过才一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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