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梁晓声-->京华闻见录-->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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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沃克分明也是怀着一种不佳的心情告辞的。
　　我没料到父亲在门外偷听到了我与沃克的那番谈话。沃克走后，父亲进屋来，指着我狠狠地大声训斥：“你小子别烧包！你他妈的从北大荒到了上海去念大学，又从上海分配到北京，每个月六十多元的工资拿着，连奖金算上起码七十元，比我当四级泥水工时的工资少不了几元，老婆也有了，儿子也有了，你还对这不满那不满，你还怂恿一个外国人去骂共产党的干部！我要是共产党，我要有权，也坐地打你一个现行反革命！再把你发配到北大荒去劳改一辈子！看你还烧包不烧包！……”
　　对于父亲的怒斥，我只有低头默默而已。
　　父亲还说：“我告诉你，以后你写文章，只许说共产党好，不许说共产党不好，一句不好都不许说！一篇文章一百多元的稿费，再好的党也不肯花钱雇你骂它的！”
　　我依旧默然而已。
　　有这样一位老父亲，我常感到在家中的言论颇不自由。别说我脑后并无“反骨”，即便生着块所谓“反骨”，有老父亲天天对我“警钟长鸣”，“反骨”也会渐渐变成软骨的。何况我对我们的党，没来由怀什么刻骨仇恨？不过是希望它更伟大更纯洁更光明更正确罢了。
　　但为了向父亲表示，我铭记了他的话，我就将儿子从地板上抱起，亲了一下，说：“爸爸是绝不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今天的共产党已经不是过去的共产党了！爷爷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儿子却从我怀中挣向妻，奶声奶气地说：“妈妈抱，摸咂咂！……”
　　下一个星期六，沃克又来时，果然给儿子带来一个玩具，是一只黄色的，毛绒绒的，会叫的小狗。说是在“友谊商店”买的。
　　妻问：“那里有电冰箱么？”
　　沃克回答：“有啊。有双开门的日立牌电冰箱，你们要买？”我瞪了妻一眼，妻立刻回答：“不，我们已经托别人买了。”沃克说：“要是买不到，我给你们买。”
　　我说：“能买得到。”
　　儿子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纸板箱，把里面的玩具一样样摆在地板上：飞机、火车、大炮、坦克、小狗、小猫……等等，摆了一长溜。
　　儿子不知从哪儿翻出一个小盘大的毛主席像章，还挺新的。
　　沃克用一串钥匙从儿子手中哄过主席像章，一边欣赏一边说：“只听说中国‘文革’中有这么大的毛主席像章，今天头一次见了！”欣赏一会儿，拿着问儿子：“知道这是谁么？”两岁半的儿子回答：“大胖子！”从沃克手中夺过像章，就在地板上滚着玩。
　　我非常生气，从地上捡起像章，举手就欲打儿子。妻赶快将儿子抱走，说：“你打孩子干什么？他出生的时候，毛主席已经逝世五年了，他不知道毛主席是什么人就成过错了？”
　　我举起的手，缓缓地放下了。
　　我暗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崇拜。这就是历史。历史有它自己的法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将来儿子长大了，当然会知道毛泽东是一位什么样的历史人物的。但是会不会崇拜毛主席，那就很难说了。也许他会崇拜一位足球名将、电影明星、哲学家、艺术家、作家、歌星、音乐家，或者一位时装模特，或者一位改革者，或者一位非常非常有钱的什么什么人……
　　让他自己去选择吧！
　　他那一代的精神和思想，应比我们这一代获得更大的自由。
　　而精神和思想，它所代表的全部人类社会的文明，其实只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自由。
　　没有精神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所谓社会文明，不过是写在布满灰尘的桌面上的词句，在擦桌子的时候便被抹布一块儿擦掉了。
　　儿子受到我那一句喝骂，又见我欲打他，吓哭了，哭得十分之委屈。妻便将他抱往邻居家去。
　　沃克见我沉思，问：“你想什么呢？”
　　我说：“我在想崇拜这个问题。”
　　沃克又问：“你至今仍崇拜毛主席？”
　　我沉思良久，说：“崇拜是人类的童年心理，我们这一代人的崇拜季节已经过去了。”
　　于是我们的话题很自然地谈到了毛主席的功过方面。我说：“我依然认为毛主席是中国历史上从古至今十分伟大的人物。也是世界历史上十分伟大的人物。”
　　“可你刚才还说你们这一代人的崇拜季节已经过去了……”沃克表示不解。
　　我一时不知如何才能向他解释清楚。
　　我又陷入了沉思，在沉思之中回顾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理历程和思想历程。
　　我耳畔仿佛有千百万童声在齐唱着这样一首歌：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
　　继承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唱着这首歌长大的。红领巾是我们的骄傲。少先队队礼表达着我们对美好事物的崇高敬意。少先队队鼓使我们的童心激动无比。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幼年、童年乃至青少年时期不知巧克力为何物。五十个人的玩具加在一起也没有儿子的玩具多。一件新衣服会使我们欢欣雀跃。新衣服是爸爸或者妈妈买的，可我们都普遍地认为最应该感激的是毛主席和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衣服。我们的父辈虔诚地在我们的头脑中打上这种“胎记”。全社会唯恐我们忘却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且生存下去的意义只有一个——知恩图报。后来我们长大了。我们就开始唱另外一首歌：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心，要为真理而斗争，
　　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赤胆忠心为人民，
　　不怕千难万险，不怕山高海深，高举革命的大旗，
　　激浪滚滚永向前，永向前！……我们唱着这首歌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我们这一代大多数人的胃，消化过野菜、草籽、树叶。而“人造肉”、豆饼、糠皮在我们看来是好东西。可我们唱那首“青年进行曲”时声音嘹亮，并不气短。
　　我们这一代人当时的悲剧在于我们追求一种“革命思想”的热情，超过我们追求文化知识的热情，而任何“革命思想”如果没有文化知识作为奠基石，与宗教教义相差无几。我们不懂得这一点，社会也不懂得这一点。我们所接受的文化教育，是在“革命思想”的灰锰氧中浸泡过的。而我们所受到的一切“革命思想”教育的全部内涵，其实只用两句词儿就足以概括——热爱吧！感激吧！在中学政治课堂上，我们的头脑中渐渐形成了这样一条结论——领袖即党。
　　于是，我们的热爱之情，感激之情，集于一人一身。明白而又明确。
　　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一代的热爱、敬仰、崇拜、服从便达到了“无限”的“光辉顶点”。这是整整一代人的狂热，整整一代人的迷乱。而整整一代青年的迷乱与狂热，对于社会来说，是飓风，是火，是大潮，是一泻千里的狂澜，是冲决一切的力量！当这一切都过去之后我们累了。当我们感到累了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严峻的思考。当我们思考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真正长大成人。当我们长大成人了，我们才感到失落。当我们失落了，我们才感到愤怒。当我们愤怒了，我们才感到失望。当我们感到失望了，我们才觉醒。当我们觉醒了，我们才认为有权谴责！
　　试问，有谁比这一代人精神上所造成的失落更空洞？有谁比这一代人所感到的失望更巨大？有谁比这一代人的谴责更激烈？
　　然而今天，当中国的历史又翻到崭新一页的时候，我与我的同龄人谈到毛主席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说过这样的话：“毛主席·毕·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历史的评价是那么公正地体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我们不再是历史的奴仆。我们拿历史来作我们的眼睛。我们用我们的思想来作中国这一段历史的终结。它将不仅仅是用文字写在种种历史的或政治的教科书上，它是用我们昨天的和明天的社会行为写在我们的心理历程和思想历程上。
　　我对沃克讲到这样一件事：不久前我到河南某市某工厂去体验生活，见一车床前竖立一木牌，上写“光荣车”三个红字。我以为操作这台车床的青年工人是劳模，一问却不是。原来某某中央领导同志到这个工厂来视察过，同这个工人握过手，说过几句话。
　　因问：“谁让竖这块牌子？”
　　答曰：“厂党委决定的。”
　　又问：“不影响视线么？”
　　答曰：“当然影响。”
　　再问：“出了事故怎么办？”
　　那青年工人默然。
　　问：“你并不喜欢在自己车床前竖这块牌子吧？”说：“叫我如何回答你呢？”
　　我对他讲，他应该向领导阐明利害，建议领导去掉这块牌子。
　　他说：“这样的建议怎么能向领导去提呢？”
　　我说：“那我替你去向领导提。”
　　他慌了：“千万别，领导会以为我对你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我说：“你放心好了，我只字不提你。”
　　我便去找这个厂的领导们，希望他们去掉那块木牌。
　　他们大不以为然，都用不乐意接受的目光瞧我。我说：“这不仅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批评。每一个中国人在今天都有权对这一类事情提出批评。第一，那块牌子竖在车床前，一天不擦，就会积满灰尘，有碍观瞻。天天都擦，使工人增加了一件小小的麻烦事。他们嘴上不说，心里并不高兴。崇敬若非出于自愿，定然适得其反。第二，它挡住光线，也挡住工人的视线，违反安全生产条例，也许会成为什么不幸事故的隐患。第三，中央领导同志肯定不知道你们这种做法，知道了也会批评你们。第四，它早早晚晚是要被去掉的。早去掉，主动。晚去掉，被动。晚去掉莫如早去掉的好。第五，它竖立在那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他们面面相觑了一阵，其中一个说：“我们将那块牌子竖在那儿还没多久。竖在那儿的时候，无须解释什么，人人明白。再由我们决定去掉，就总得解释几句吧？不解释不太像话吧？可又叫我们如何向工人们解释呢？”
　　传统是一种无形的力量。照“传统”去做什么事，人们大抵心安理得。但某些“传统”也往往是一种腐朽的力量。正是借助了这种力量，封建帝王的黄绫圣旨演变成为“最高指示”，……
　　我想，他们在车床旁竖起那块木牌时，内心里的虔诚无疑是要比迷信的老太婆拜菩萨少得多的，否则他们绝不会对我说出那么一番左右为难的话。他们不过是习惯地按照“文革”中的一种“传统”行事罢了。没竖起之前是木头，竖起之后就成了“圣物”。若再去掉则有亵渎之嫌。我想了一会儿，便对他们说：“不必为难，小事一桩。我有三全其美之策，保证做得使你们满意。”
　　几日后我离开那工厂时，他们主动问我，那“三全其美”之策落实没有？
　　我回答落实了。
　　他们继而追问何策？
　　我告诉他们，我已给中央办公厅写了一封信，请他们转中央领导，由领导批示，他们照办就得了。
　　他们尽数哑然、怔然、愕然。
　　我笑盈盈道：“由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批示去掉‘光荣’牌，显示了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地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的共产党人风范，此谓一美。你们坚决照办，坚决执行，只须向工人传达此示即可，不必作任何解释，此谓一美。工人们受一次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的现场教育，此又谓一美。故谓‘三全其美’，难道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吗？”沃克听我讲到这里，忍俊不禁，大笑起来。
　　一个月后，我陪沃克到八达岭游玩。正值京郊万山红遍季节，风和日丽，天高云淡，站在万里长城之上，俯瞰四野，极目远眺，心旷神怡，顿生叹人间沧桑，发思古之幽情。我斜倚长城堞口，吸着烟，向沃克讲了“孟姜女”万里寻夫，哭倒长城的故事。
　　“太美了，太悲了，爱得太伟大了！孟姜女的爱情，是应该与长城共存于后世的！”年轻的瑞典文学博士竟大受感动，泪水旋旋欲坠。
　　沃克要为我拍一张照片，忽然有一人鬼鬼祟祟地凑到我们跟前，低声问沃克：“买毛主席像章么？要外汇。”“你卖毛主席像章？”沃克惊讶地反问。
　　那是一个年轻人，身材很高，穿一件驼色毛料西服，皮鞋闪闪发光，几乎一尘不染。发式也很潇洒，架宽边珐琅框眼镜。样子颇有几分书卷气。我早已见他在游览长城的外国人中周旋，以为他是陪同翻译，未格外加以注意。我问：“你是干什么的？”
　　他乜斜了我一眼，说：“你刨根问底的干嘛？我是在和这位外国先生做买卖，又不是和你！”转对沃克说：“先让您见识见识货色！”便解开西服扣子，将衣襟对迈克一敞——在他的西服里子上，在他的毛衣上，缀挂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琳琅满目”。“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人民币一分不要！”对方说着，关上了他的“商品橱窗”。斯文的瑞典文学博士，突然用极其粗野的中国话骂了一句：“滚你妈的蛋！”
　　“不买拉倒，你怎么骂人？！”对方慌乱地扣着衣兜。我说：“你真是生财有道啊！快滚，要不对你可没好处！”“我滚，我滚，何必呢？买卖不成仁义在嘛……”那人嘟哝着转身怏怏地溜掉了。
　　我和沃克互相望着，游兴一扫而光。
　　沃克低声说：“我想回去了。”
　　我说：“那我们走吧。”
　　我们默默走下长城，乘沃克的小汽车离开了长城。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在自己的外国朋友面前，心中已不复是感到羞耻，更加感到悲哀。
　　人类有一种不良的心理，我们叫它作“报复”。历史有一种无情的规律，被历史学家们解释为“逆转”，被哲学家们解释为“走向反面”，被迷信者们解释为“轮回”。
　　迷信的瓦解是神祗的悲剧。权威的沦丧是伟人的不幸。“一句顶一万句”实现不了共产主义。对金钱的贪婪却也必定迷乱一个民族的心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的反思，但物质文明并非就是与精神文明天生连体的双胞胎。所以我最反感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种报纸上，宣扬“时间就是金钱”这种观念。
　　时间是历史，是生命，是无尽的永远接续的成功与失败的记录，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
　　时间意味着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存在。而后者存在的真正意义绝不是用金钱覆盖地球。
　　时间不等于金钱。“时间就是金钱”却等于说“金钱就是一切”。
　　于是我想到了北京流传的一句话——“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
　　“侃”者——“侃大山”之谓也。
　　虽然夸大其词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却道出了现实的某一“剪影”。
　　富则兴许富得很快，但却未必会使中国人变得更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现代人。
　　一路望着车窗外飞闪的树木，我的头脑中闪生着许多思想的碎片。
　　与沃克分手时，他说：“当着你的面骂中国人，我总感到对你是一种严重的伤害。”
　　我说：“别介意。”
　　他笑了。
　　我却笑不起来。
　　他告诉我，他要到重庆去一次。
　　我问他公事私事？多长时间？
　　他说一切待他回来后向我“汇报”……半个月后，沃克又出现在我家里。
　　我用枣粥、炸年糕款待他。
　　我不主动问他到重庆干什么去了，虽然我那么想知道。
　　不探问别人的私事——我尊重这种西方的礼貌。
　　不知为什么，我断定他到重庆去是为了某件私事。
　　他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快乐，似乎更年轻了，也似乎更潇洒了。
　　吃过晚饭，我吸烟，他喝茶。他不吸烟，正如我对再好的茶也不感兴趣。
　　他跟我谈最近的几场足球赛。
　　我在电视里看足球赛时，无论如何激动不起来。我坦率地告诉他，能够使我激动起来的只有两件事——看书和打斗片。再谈一次恋爱都白搭。
　　他表示大为怀疑地问：“你也看打斗片？”
　　我说：“太爱看了！不知为什么，我走在马路上的时候，经常产生一些极其古怪的念头，比如一掌击断一根水泥电线杆，运用气功使一辆疾驶的大卡车骤然停住什么的……”他就开心地笑。笑罢，瞧着我的脸，忽然问：“你为什么不问我？”
　　我佯装莫名其妙，反问：“问你什么？”
　　他说：“问我到重庆干什么去了啊。”
　　我说：“你说过回来后向我‘汇报’的。”
　　他说：“我不‘汇报’，你便不问？”
　　我说：“是的。”
　　他说：“我现在希望你问我。”
　　我说：“如果是这样，那么我问——你到重庆干什么去了？”
　　他说：“为了爱情。”
　　“爱情？……”这我可万万没想到。
　　“我爱上了一个重庆姑娘。”他庄严地说。
　　我这才看出，洋溢在他脸上的，不仅是快乐，而且是由衷的幸福。
　　他问：“你还记得我们当年离别时，在上海朱家角小饭馆的谈话么？”
　　我回答：“记得。”
　　是的，我记得。他曾说他如再到中国来，希望寻找到一个配作他妻子的中国姑娘。而且希望我帮他寻找。我认为爱情靠的是机遇，靠的是命运。
　　所以我从未履行自己当年承接的义务。沃克毕竟是个外国人，将一个优秀的中国姑娘介绍给一个外国人作老婆，总有点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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