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梁晓声-->京华闻见录-->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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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七年九月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
　　报到前有半个月假。三年没探家，很想家，想母亲。但我打算分配单位确定了，工作几个月后再探家。我非常希望尽早知道我的工作单位将是何处，非常希望尽早对这个单位产生感情。
　　走出北京站，像三年前走出上海站一样，我有些茫然。“大串联”时期，我作为“红卫兵代表”，曾往返两次到过北京。我是全校一千二百多学生，按每十五人一名代表选出的。我的中学母校在“文革”初期颇为“保守”，选“红卫兵代表”的条件还不是以“造反性”为原则，其实跟选“三好学生”的条件差不多。到京后，据说大学、中学包括小学的“红卫兵”，已近百万之多。我们先是在天坛公园内的临时席棚里冻了一夜，尔后住到了地质博物馆。各地的“红卫兵”见我们胸前别着“代表”的红绸条，大加嘲讽。说“革命串联”，赴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是每一个“红卫兵”，每一个革命学生的权力。你们有何资格以“代表”身份剥夺他人权力？我们无不大惭，纷纷将引以为荣的“代表”标志扯下扔掉了。
　　被检阅后，我孤身前往四川的乐山，去探望父亲。父亲的通讯地址是代号信箱，问许多人全不知，到邮局问，答晓得这地方，但属军工单位，保密，不能告诉我。无奈按信箱地址给父亲拍了一封电报。父亲的回电只有三个字“速返哈”。后来听父亲说，当时他们那里大乱，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他怕我去了，就永远“留”在那儿了。
　　我又回到了北京。又幸福地赶上了一次“检阅”。怎样的形式，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住在东单外交部家属宿舍，一位什么参赞的家里。我与武汉某“长征队”的九名男学生同住。一间十二平米左右的房间，薄薄的一层干草，上面铺着肮脏的被褥，有虱子。“长征队员”们对住的条件很不满意，就用大毛笔饱蘸墨汁往洁白的墙壁上写各种标语口号。我离开那天，四堵墙壁仿佛挂了四张荷兰奶牛皮，黑一块白一块。其实，主人家的“外婆”对我们挺亲热的。我虽然没往墙上涂过一笔，却替别人感到十分内疚……我伫立在站前广场，想到今后将要在北京工作，成为一名首都公民，心中自是不免有些激动。
　　九月的阳光耀得我眯起了眼。柏油马路散发的热气在地表蒸腾，车辆行人街边树木似乎全在微微抖动。
　　车站的大钟敲响了。我扭回头望着它，心中喃喃自语：“北京，北京，今后请多关照啊！……”
　　哈尔滨—北大荒—上海—北京，十年弹指间。我仿佛由十八岁开始，做了一个长长的梦。一觉醒来，二十八岁了。可小时候，我连做梦都不曾想到过，二十八岁后我会成为一个北京人。“大串联”时期北京并没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到处都油漆成红色，使人心里骚乱不安，而且秋季的风沙还那么大。到军事博物馆去参观，西风卷着巨尘在马路上奔嚣。使人联想到骠骑赳赳过长街，蹄下宏沙乱飞扬的“元大都”时期。
　　尽管北京并不使我觉得亲切，但我心中还是充满了幸运感。是幸运感，而不是幸福感。想想看，在我的同代人中，还有几十万仍留在北大荒呢！其中包括十余万北京知识青年。可我这个哈尔滨的小子，竟不知命运中有哪位神祗保佑，摇身一变成了北京人！
　　人的命运真是充满了机遇啊！一切人的一切成功，都有着某个时期的某种机遇在起重大作用。这乃是人和社会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对每一个人来说，重要的是善于掌握住机遇，因为机遇毕竟不可能属于那些毫无准备的人。比起同代人，我的命运这么好，无论我分配在哪个部门，哪个单位，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否则太对不起我家的祖坟。这就是我站在北京站广场上，头脑中所产生的最强烈的想法。我问许多人文化部在什么地方，都说不知道。也难怪，我问的多半是外地人。在北京站，十个人中至少有六七个是外地人。而且我也根本看不出谁是北京人谁是外地人。我问一个年轻的警察。
　　他回答：“不知道。你要问我公安部在什以地方，还算问对了。文化部……我压根儿就没想到过有人会问我文化部在什么地方。”
　　到底是大学生了，我的头脑比三年前灵活多了。我到车站对面的邮电局去查电话簿子。查到号码，拨通了电话，问我们共和国的最高文化机关在什么地方。
　　接电话的，是传达室的人，反问我是什么人？要到文化部来干什么？口气带有很高的警惕性。
　　我恭而敬之地说明我是报到的大学毕业生。
　　“沙滩。”对方回答了两个字，就把电话放了。
　　我买了一张北京市内交通路线图，不再问任何人，按图换车。一个半小时后，终于站在了文化部大门外。
　　持枪站岗的士兵问我有何公干？我从书包里翻出学校发的介绍信给他看。
　　他看了一下，还给我，说：“这不是文化部，这是《红旗》杂志社。”
　　《红旗》！难怪有士兵持枪保卫。积“文革”之成见，在我心目中，它是“文化司法部”的别称。它是一个时期内代表“党中央”给文化艺术定罪的权威刊物。批《海瑞罢官》，批《燕山夜话》，批《上海的早晨》，批《红日》，它都发表过大块文章。一切文化艺术，一切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物，经它一批，不是成了“反动”的，便是成了“封建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这是一个在“文革”中专门罗织罪名，以进行“焚书坑儒事业”为己任的地方啊！不但给中国的文化艺术和文化艺术界人士定罪，还给外国的也定罪。比如就洋洋万言地批判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艺术体系，批判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在一篇歌颂中国现代芭蕾舞的文章中，还批判过古典芭蕾舞。
　　我心想，我要找的是文化部，怎么来到了这么个地方啊！虽然我不过是普通的十亿中之一蚁，即使“文革”中犯了什么文化罪，也没有被《红旗》“坑”一下的资格。但我对这个地方还是有些诚惶诚恐。
　　我掉头便走。
　　走了两步，忍不住转身说：“可人家告诉我文化部就在这个院里啊！”
　　站岗的士兵说：“不错，就是在这个院里，就在那大楼。这个门，是‘红旗’的门，绕到前面那条街的正门，才是文化部的门。”
　　我请求道：“那你就让我进去吧！”
　　士兵说：“不行！各走各的门。”
　　我说：“好，好，好。”
　　就又绕了十分钟，绕到了正门。看到文化部的牌子，犹如孩子看到了姥姥，心中涌起一番亲情。
　　“姥姥”家大门口也有持枪的士兵站岗。
　　被允许进入院内，急急地就往大楼奔去。
　　没想到在楼口又被一站岗的士兵横臂拦住，朝我要在大门外传达室填写的“来客登记单”。可我在院内急急走着时随手扔掉了。
　　士兵说：“你找回来。”
　　我见那士兵是个没法商量的人，无可奈何，只得返身慢慢地边走边找。院里有两个人站住，好奇地瞅着我，大概以为我丢了钱包或什么贵重的东西。
　　还找到了。怕受到士兵的斥责，认认真真地用手抚平展了，才敢持着重新入楼。
　　终于进入楼内，先前那种孩子见到了姥姥般的亲情，一扫而光。院门楼口，双重警卫，不算“戒备森严”，也可谓“步步设防”了。我怀疑自己来到的不是文化部，而是什么兵种的司令部。
　　上楼时，就一级级走的很稳重，怕毫无精神准备之下，又从哪里冷不防闪出一个士兵，被拦住盘查。
　　还好，也就两重岗而已。
　　走上文化部那一层楼，碰到一位五十余岁的男同志，问他“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在哪一房间。
　　答曰：“还没成立啊！”
　　我着急了，一时怔怔地竟不知说什么好，汗也顿时淌了下来。
　　他见我急成那样，说：“有一个人可能将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我替你去问问。”
　　我便站在走廊等候。
　　一会儿，那男同志引来了一位年近四十的女同志。她问我：“你是来报到的？”
　　我说：“是。”
　　又问：“哪个大学毕业的？”
　　我说：“复旦。”再次翻出介绍信递给她。
　　她看了看，说：“你报到得太早了啊！还有半个多月呢！昨天才让我负责这项工作，我一点都没头绪呢，你十天后再来吧！”
　　我急忙说：“那可不行，这十天我住哪儿啊？”她问：“你家在哪儿啊？”
　　我说：“哈尔滨。”
　　她说：“那你就回哈尔滨嘛，晚来报到几天也没什么的。”
　　回哈尔滨——我衣兜里只剩下十来元钱了，不够买火车票的。
　　我不好意思言明，只说：“反正我是不能回哈尔滨的。要能，我就不在北京下车了。”
　　她听了我的话，以为我有什么特殊的隐衷，又问：“北京没有亲戚？”
　　我摇头道：“没有。”
　　再问：“也没有同学。”
　　我摇头道：“没有。”
　　继续问：“一个熟悉的人也没有？”
　　我说：“有几个当年在北大荒同连队的北京知青。”她似乎替我解了一大愁，说：“这就好啦！住他们家吧。三天后你来找我。不能再提前了。我这已经算照顾你了！……”
　　还说什么呢？不能再说什么了。我表示了十二分的谢意，心情沮丧地离开了文化部。
　　四点多了，我不知该向哪里去？头脑里倏然想到一个人——黄宗江。
　　便决定去找他。
　　那时我还不认识黄宗江老师，但已认识了黄宗英老师。在上海读书三年，我觉得最荣幸的事，便是认识了两个我极尊敬的人：一个是黄宗英老师，一个是茹志鹃老师。每每想到她们，心中便怀着感激。
　　我认识她们，说来也算“机遇”。
　　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召开了一次全市文艺工作者的大会，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多少多少周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出席了一名教师，两名学生。我是其中之一，参加小说组讨论，担任记录员。如果我没记错，茹志鹃老师，好像担任副组长。小说组还有巴金老、师佗、任干……共十几人。
　　巴老那年身体尚健，行走时步子也很稳。给我的印象是不多言词，平易近人，说话很慢，仿佛句句都须经过思考。虽然“文革”中遭受摧残，名誉还未得到公开恢复和平反，但毫不自轻。从那张“思想者”型的脸上，不难看出内心的刚强自尊。会议开了五天，我们常在一张桌上吃饭。我没与他交谈过。因为过于敬重这矮小而又难以压垮的老人。但吃饭时，常替他盛饭，或主动将他夹不到的菜盘往他面前递一下。茹志鹃老师发言不多。身为讨论主持者不得不“请求”别人发言。我看得出她把那“差事”当成一种罪受。读过《百合花》的人，都说茹志鹃老师该是个清秀女性。似乎不应像她本人身材那么高，手那么大，还吸烟。似乎她写《百合花》时，不是个百合花般的女性就不太对劲。而且还有的说她的名字也是那样的文雅。
　　我没见到她之前，想象中这位使我崇敬的女作家，也不是她本人那个样子。但见到她之后，又觉得她就该是那个样子。觉得吸烟对她来说是一种特殊的风度。她那双男人般的大手，就是该写出《百合花》的手。如果她那双手小巧，倒是有点不像女作家茹志鹃的手了。
　　我基本上没发言。都是长者，都是令我崇敬的人。我不愿说，只想听。
　　但是有一天开全会，《朝霞》编辑部的一位代表发言，竟说什么“像《百合花》这样的小说，思想情调毕竟是不健康的，毕竟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学工作者们应自觉地努力地加以克服……”云云。
　　这使我很恼火。《百合花》是我在中学时代就非常喜爱的小说。对一个我喜爱的人，或一篇我喜爱的作品，我容不得别人在大庭广众面前贬低。于是下午继续讨论时，我便措词激烈地发了一次言。那只不过是一种感情式的发言，没有谈出什么有逻辑的理论。当时我也谈不出什么理论。那次发言之前，我与茹志鹃老师虽然一块儿开了几天会，同桌吃了几次饭，但也并未说过话。我对自己所尊敬的人，只愿将尊敬放在心里，不愿溢于言表。
　　我发言时，茹志鹃老师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神态有些惊讶，有些意外，似乎还有几分担心。兴许怕我说得“走了火”，说出什么不妥的话来。
　　我没“走火”。
　　记得我说：我们无产阶级所谓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我认为实实在在是人类非常富有诗意的情调。我们的生活中如果缺少了这种情调，那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愿我们的生活中多一些这样的情调。我们的文学中多一些这样的情调……
　　迄今为止，我认为自己说过而且说得挺好的话，实在不多。这番话便算是。所以我未忘。
　　我发言后，众人沉默良久。没人支持我，也没人反对我。大家继而发言，都与这话题无关。
　　接着又开了一天半会。茹志鹃老师仍未与我说话。我也仍未与她说话。
　　直至散会，她交给我一页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写着她家的地址，真诚地对我说：“有空儿到我家来玩吧，我这人挺随便，绝不会使你感到拘束的。而且我也喜欢接近年轻人。”
　　我共去过她家两次。
　　第一次是毕业前，带了两位同学，与她交谈了近一个半小时。她对我们很坦率，谈了许多与当时仍很“革命”的文艺理论相左的文艺观。
　　交谈中间，她忽然说：“我把我女儿叫下来和你们认识一下吧，她也喜爱文学。”
　　就是在那一天，我认识了王安忆。当时安忆还在徐州地区文工团，个子起码比现在矮半头，皮肤晒得很黑，披散着并不浓密的头发，穿一条上海人常在家中穿的睡裤，趿拖鞋。茹志鹃老师对安忆说：“他们称我老师，按理说你也该称他们老师，因为他们都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安忆并不称我们“老师”，也没打量我们，似乎是为了遵从母命，才不得不坐在我们对面，手中还拿着一本什么书。茹志鹃老师又说：“你们都是年轻人，今后都有志于文学，你们之间应该有更多共同的话题。”
　　安忆仍不作声。
　　我记不得自己对她提了一个什么问题，她才显然是出于礼貌不得不回答。怎样回答的，也记不得了。只记得她说话极快，标点符号不分明。给我的印象是，她急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可她头脑中的思想又是多层次的，内涵广泛的，是只适于用笔而不适于用话表达的。另一个印象是，她从内心里不大瞧得起我们这三个工农兵学员。
　　她说完，也纯粹是出于礼貌，陪坐了几分钟，便起身上楼去了。
　　茹志鹃老师连忙对我们解释：“安忆的性格就这样，你们别见怪。”
　　我们起身告辞时，茹志鹃老师对我说：“晓声你先留步，我还有话跟你讲。”
　　我便留了下来。
　　她说：“《朝霞》就要取消了，《上海文学》就要恢复了。你毕业后，如果愿意留在上海，我可以替你向学校争取。”我说：“我是北方人，我还是想回哈尔滨。生活在上海人之间，我常常会感到孤独。”
　　她沉吟片刻，说：“我能理解你。那么今后不管你分配到哪里，再来上海，我都欢迎你到我家里来。”
　　这话当时使我很受感动。
　　她又说：“你是一个好青年。你可别以为你替《百合花》说了些辩护之词，我才夸奖你啊！我是凭直感。你长的像上海人，性格却太是北方人的性格了。我喜欢北方人的性格。”
　　今年五月，我在上海为《上海文学》改稿，抽时间去茹志鹃老师家中看望她时，她向安忆的父亲介绍我，第一句话仍是：“晓声是个好青年……”
　　她说这话从来是很认真的。
　　也许她无法知道，这句话对我是多么重要。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好青年，但认为自己还不坏。从复旦到北影，至今已经八年，在名利场上，在影视圈中，没有沾染什么很可恶的坏毛病，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实在是因为经常情不自禁地想到：假如我变成了某一类人，茹志鹃老师将会如何看待我？假如我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将有何面目再见茹志鹃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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