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表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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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难堪的窘况之中爬出来，以导人宽心的口吻说：“那倒不一定吧？全国每年毕业那么多大学生，总不能年复一年都分配在北京啊！地方也可以大有作为嘛！”
　　她说：“他一分回省里，肯定就得再由省里分回到县里。如今，县里考出来的，没后门，没关系，想留在省里也相当之难。再说他又是学中文的。到了地方，最不受待见的，就是中文系的大学生。”
　　我说：“现在提倡大学生到基层，从基层干起。基层也更需要。在县里做出成绩了，还可以被调到省嘛！”她说：“两个月前，他给县里写过信，询问过。县里也不知什么人给他回的信，希望他还是不要回到县里，真回去了也很难安排合适的工作。当秘书，他不是党员。搞宣传，现在搞宣传的人已超编了，还不知该往下裁谁呢！计划生育办公室倒空着一个缺，但要的是女的。接到信后，那一个多月他心情灰到了极点。他曾对我表示，再也不愿碰壁了，听天由命了。他说大不了是从哪儿出来的再回哪儿去，回到他们那个村里去当个‘孩子王’也不错。毕竟他读过大学了。仍然是全村最幸运的人。又说，怕只怕村里的人们误认为他在学校犯了什么错误。要不怎么会读了好几年大学哪儿都不要，又被贬回村里了呢？他说这是有口难辩的事。我听得出，其实他内心里最怕再回到他那个村子。他显然希望自己能预先做好种心理准备，可是又怕这一点最终成为现实……”我张了张嘴，想说句话。
　　她问：“你想说什么？”
　　我反问：“你……有把握到他毕业时帮他留在北京么？”
　　其实我想说的是——能下决心献身于家乡的教育事业，也不失为一种人生选择，也是大有作为的……等等。
　　但是猝然间我意识到，如果我真那么说了，自己挺不是个东西的。那些话在舌尖打了个滚儿，说出口的刹那临时变了。
　　她挺自信地说：“大概没什么问题吧！这也是我能为他做的、唯一最实际的事了！对这一段缘分，从我这方面总得有个善始善终的交待，是不是？”
　　我用一支烟堵住了嘴。我明智地认为，此刻“第三者”最不该表示什么态度。而且我也不知应持何种态度。倘说“是”，好像我支持她“终”。倘说“不”，又仿佛我企图代人强求某种“正果”似的。
　　她却显得乐观起来。
　　她说：“反正一年的时间不长，一眨眼就会过去。这一年内我要加倍地对他好。他毕业再帮他留北京，他会感激我的。每当他回想起大学生活，他便会想起一个女孩儿，曾用温情一再地给他的心灵涂抹暖色，并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我相信，他将庆幸自己的生活里出现过那么一个女孩儿，他将对我终生铭记不忘！”
　　我说：“能这样最好，能这样最好……”
　　我心里替“表弟”觉得挺感伤。
　　“我已经在为他着手进行了！连姐姐都被我调动起来了。姐姐认为我如果能将自己又顺利又得体地解脱出来，就证明我成熟了。许多叔叔阿姨，伯伯婶婶，都答应到时一定竭力帮忙……”
　　我还是说：“能这样最好，能这样最好……”
　　除了那一句话，我也再寻找不到什么更适当的话。她叮咛我：“你以后在他面前，千万要装得什么都不知道。他这人特敏感！更不能把我的底牌暗示给他。那你就会把我正在进行的事搅得一团糟！你明白么？其实我本不该告诉你这一切。可我今天太想对一个人说说了，要不我怕我会憋闷出心病来……”
　　我郑重地说：“如果你希望我发誓，我就发誓。”她说：“那倒不必。”
　　说完笑了……
　　那一天她总算是心情舒畅地离开了我家。起码使母亲和我感觉是那样。
　　她走后，母亲对我说：“要不，哪天，把他俩都找来，我出面，替他们做个主，把他们的事儿定下得了！也算我老了老了，又做了件成人之美的事儿……”
　　我不得不以警告的口吻对母亲说：“妈，你可千万不要乱来！”
　　母亲不解地说：“这怎么是乱来呢？两个好孩子，又都是大学生，将来又都能分在北京。不是挺合适的一对儿么？”我耐心地说：“妈，现在又不兴订婚那一套了，你想替他们做个主，就能做得了主么？你趁早打消这种念头吧！”母亲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可也是。要说呢，我更喜欢索瑶。心眼好。有情有义的……可小冰这孩子，从那么穷那么老远的一个地方，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人家孩子可多不易啊！一个好汉三个帮，你也认识不少的人，到他毕业的时候，你就不能也帮帮他？……”
　　我已经被搞得很心烦意乱了。
　　我有些起急地对母亲说：“妈，你已经有四个儿子了，我大哥至今还在医院，你这一辈子还没操够心么？还认下左一个干儿子右一个干儿子去操心！毕业分配的事，是我想帮，就能帮得上的嘛！我有那么大能耐么？绝不许你替我吐这种口风。你要是对人家主动承诺了，到时候你负责！再说人家索瑶已经着手进行了，那已经是不太成问题的问题了，用不着你，也用不着我……”
　　“你看你，你看你！”母亲面呈愠色了，“我不过就这么絮叨絮叨，你倒发起脾气来了！你给我买车票，我明天走，不在你这儿受你呵斥！……”
　　三
　　很久一段日子里，“表弟”没再来过。“表妹”索瑶也没再来过。渐渐的，我将他们都忘掉了。偶尔想起，也不过就是偶尔想起罢了。并且，随后便又都忘了。原来这世界，能被我们真正挂记在心的人，除了自己至爱的人和至亲的人，实在不太多。原来有些人，一旦闯入我们的生活，也便随他们闯入。一旦从我们的生活中隐失甚至消失，我们竟不觉得真的缺少了什么。何况，“表弟”、“表妹”，原本不过是戏言。是一种八竿子也搭不上的莫须有的关系。所以，我有时想起他们，倒是觉着忘也忘得心安理得。无疚无愧。
　　母亲当然常常念叨他们。说又很久没吃饺子了。我说您不怕麻烦您就包吧！母亲必会说，家里连个客人都不来，包也包得没意思。吃也吃得没意思。我说几乎每天都有人来，不全是客人么？母亲说，每天来找你那些人，那也能算得上是客人么？他们来找你，不过就为一件事儿，讨稿子。你接待他们，不过就为发表。你们那是纯粹的“工作关系”。倒好像只有“表弟”和“表妹”，才名正言顺的算是客人。
　　我认为是母亲不甘寥落和寂寞，往往一笑置之。忽然有一天，久违的“表妹”来了。那时已是冬天了。我记得那一天特别冷。我记得她是晚上八点多骑自行车来的。也没围条围巾，脸颊、鼻尖冻得通红，一进屋就往暖气前凑。母亲当然对她亲热得没比。拉着她双手，就想和她一块儿坐在沙发上，摆开阵式长谈久叙。她很抱歉地说她没时间坐了。她说她没戴手套，手指尖儿都冻麻了，得在暖气上焐焐。她说学校还差十几天才能放寒假，不过她父亲病了，她被允许提前十几天探家，她说已经买好了明天的车票。和姐姐一起走。她说她主要是不放心“表弟”，似乎总觉得，在这个寒冷的假期里，若没有她在他身边，他不定会出什么事儿。她说着说着，眼圈红了。我问她，他们之间是否又发生了什么不愉快？她摇头。她说，当然也许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不过是自己对他太过虑了。她说，她走后，就把“表弟”托付给我这位“表兄”了。希望他不来，我也能到学校去看他一二次。她说要不托付这件事儿，她真的是有些放心不下……毕竟，我属性情中人，我受了挺大的感动。
　　我连连保证：“一定的！一定的！……”
　　母亲干脆是在抹眼泪。一边抹眼泪一边说：“姑娘呀，你放心，你放心，学校一放假，我就让你表哥把他接到家里来住！……”
　　她就一下子拥抱住母亲，和母亲贴了贴脸，还吻了母亲一下，说：“大娘你真好！我要给你捎回来一个药枕头。我们那儿也生产药枕头……”
　　她连坐也没坐，始终站在暖气前，和我和母亲加在一起说了十五六分钟的话，就走了。母亲这儿那儿要给她寻找出双手套戴，她没等。她说，她还没收拾东西呐……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追出门想陪送她一段路，却又没带下自己的自行车钥匙（不是故意的）。眼见她骑上自行车，逆着北风，消失在冬天的黑夜里……几天后，在母亲的提醒之下，我正打算出门到大学里去看看“表弟”，他却“光临”了。仍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所穿那身单薄的衣服。严格讲，从上到下，那都不能算御寒的冬装。
　　我说：“我正想到你们学校去看看你呢！”
　　他说：“我也挺想大娘的，来看看老人家。”
　　偏偏母亲不在家，买东西去了。
　　我又说：“你很久没来了。”
　　他说：“很久没来了。”
　　“外边冷吧？”
　　“冷。”
　　“都考完了？”
　　“嗯。”
　　“考得怎么样？”
　　“马马虎虎。不过全及格了。”
　　我自感交谈颇为涩滞。我告诫自己须臾不要忘了“表妹”的叮咛，有意识地避免可能会使他猜测什么的话题。而他，分明的，经久突至，内心里不无猜测。
　　因为他似乎打趣儿地问：“我没变成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吧？”
　　我听出那不是打趣儿的话。我看出他不是打趣儿的样子。我觉得他问得并不轻松。我猜想他一路来时，肯定也这么问过他自己好几遍。
　　我有点儿做作地笑了。
　　我说：“你干吗儿这么认为？”
　　他也笑了。笑得极不自然。有心事。
　　“这段日子里，她再没单独来过？”
　　“索瑶？……没来过。”
　　“一次也没来过？”
　　“噢，她走前的晚上来过一次。只呆了十几分钟。”“干什么来了？”
　　“临回家前告别一下。”
　　“她……聊了些什么？”
　　“没聊什么。才呆十几分钟，能聊什么？”
　　“这人……也不邀上我一块儿来！”
　　我有些替索瑶不平地说：“你什么时候能对她好点儿？”
　　他愕异地看着我。惊讶于我的话所流露出的立场倾向。我急忙弥补地说：“男生么，应当对关心自己的姑娘们好点儿。”
　　他缄口不言了。
　　我起身打开壁橱，取出一件半新的军大衣，放在床上。他立刻就明白了什么，局促起来，竟至于面红耳赤了，他语无伦次地说：“我接受……我诚心诚意地接受还不行么？但是我不要……我坚决不要啊！……”
　　我理解他的话——诚心诚意接受我对他的批评，但坚决不要我想送给他的大衣。
　　我说：“我也没想送给你。借你穿。这是我在兵团时发的，送给你我还舍不得呢！你不至于觉着穿了有损你的形象吧？”他极窘一笑：“行。是要我穿，我就穿。”
　　我试探地问：“没事儿的话，今天干脆就住这儿怎么样？”他说“有点儿事儿。”
　　我不禁“噢”了一声。暗想肯定非比寻常的一件事儿了。“我……我手臂上长了一个……肿物……”
　　“肿物？……”
　　他捋起了袖子。在他的左前臂，肘弯以下一寸处，静脉旁明显地凸起了一个蚕豆大小的瘤子。
　　我轻轻按了按，问：“疼么？”
　　他摇摇头。
　　“发现多久了？”
　　“一个星期。刚发现的时候，才黄豆那么大。”
　　对这方面，我有一些常识。因为阅读各类医书，也是我较主要的消遣的一种。
　　“我在你书架上，看见过一本关于癌的书。我想，我想借回去翻翻。不知道你那本书还在不在？”
　　我又按了按那肿物，与皮肤并不粘连。根部更大些。而且，隐埋得挺深。我轻轻推了推，推不动。显然较固定。我想象，那定是蜗牛状的一个瘤。凸起的是“蜗牛”的“壳”部。寄生在纤维组织或静脉壁上的，是“蜗牛”的“躯体”部分。那绝非粉瘤。
　　亦非脂肪瘤。
　　他问：“究竟是什么？”
　　我说：“当然是个瘤。”
　　他又问：“你看，会是什么性质的？”
　　我说：“你别那么紧张，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脂肪瘤。”他说：“我倒不紧张。但是手臂发麻。”
　　我说：“那是压迫了神经。”
　　他笑了笑，说：“要是没什么大关系，我就不理它了。但……我还是想借你那本书看看。反正现在刊物上也没特别值得一看的小说，还莫如看点儿专科书，能获得些常识。”他那笑，是怪勉强的。
　　那本书当然还在书架上。
　　我说：“那类书我翻完就卖了。其实你不看也罢。”他愣愣地瞅我。
　　我说：“那我去给你找找。”
　　他说：“我和你一块儿找吧？我记得夹在哪一排书之间。”我说：“书架我早又重新整理过。我可不愿被你翻乱了！”
　　说罢，我便抽身离开，去到另一个房间，将那本关于癌的书从书架上抽下，藏了起来。
　　回到他身边，见他的袖子仍未放下来，在瞧着他手臂上那个瘤。像猫研究一只玩具老鼠。
　　我说：“没找到。”
　　他那种研究的目光，转移到了我脸上。
　　我又说：“压迫神经毕竟不好。不能置之不理。我明天要到医院去开点儿药，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和我就个伴儿，一块儿去看看吧！”
　　我故意把话说得轻描淡写而又轻描淡写。其实我明天无须乎到医院去开什么药。
　　“有时间！我明天有时间！我一定和你就伴儿，正好有些话想和你聊聊……”
　　我的建议，分明的，正中他下怀。
　　他说着就站起来要走。我让他再坐会儿，坐到我母亲回来。他却不肯再坐了。一副心态不宁的癹惶样子。我也不勉强他，将大衣披在他身上，和他约好在医院门口会面，凭他去了。
　　他走后，我独自翻起那本关于癌的书来。
　　纤维瘤——良性。
　　纤维肉瘤——恶性。常发生于前胸，前臂。血管和淋巴腺附近。并侵袭血管和淋巴腺，导致全身性转移……我想，我不借给他这一本书，是对的。
　　在医院，咨询台让我们挂皮肤科。皮肤科的医生二分钟就把他打发出来了，说是应该看外科。我便要他到外科去等，又替他挂了一个外科。那时已经十点多了。外科分号台的中年护士，问我怎么了。我说不是我，是我表弟，就叫他过去，挽起袖子让对方看。对方说，这看外科干什么？去看皮肤科。我替他说，已经在皮肤科看过了。是皮肤科拒到外科来的。对方说，明天吧。都十点多了，给你分了号，上午也看不成了。我说上午看不成，还有下午呢！对方挺腻歪我们似的，扯过他胳膊，又看了一眼，百般厌烦地说，有什么了不得的呀！不就是脂肪瘤么？明天再来看死不了人！她是烦那一天上午就诊外科的人太多了。也许会耽误她中午下班。能推走一个是一个。我忍不住火了，说你是专家么？你敢断定就是脂肪瘤么？而“表弟”，却只在一旁一声不吭地听着。显然，到了医院这种地方，又碰上这么一个女人，他简直就不知该怎么对付，只有一声不吭了。那女人听了我的话，冷笑起来，说对对对，我不是专家。二楼有专家门诊。你们干吗不去挂专家号？外科这儿，每天分满一百号为止。正说着，一个人将挂号本和挂号单递给了她。她看也不看，拿起笔就写了一个“１００”，递还给那人后又说，瞧，已经“１００”号了吧！我看出她存心气我。我想我可别生气。生气就太照顾她了。也会使“表弟”不安。我反而笑了，扯了他的手说，多谢这位女士提醒，咱们挂专家门诊去！“表弟”跟随着我走了几步，骂了一句非常之难听的话。登上二楼，只见挂专家门诊的人，多到近百。排的队绕来绕去。顺着楼梯，又绕下了一楼。窗口立的牌子上写着——已预约到三天之后了……我和“表弟”望而却步。
　　我听见他恨恨地嘟哝：“孙子才挂专家门诊！”
　　我只想哈哈大笑，但又怕被视为精神病，更怕他再吐出句容易招惹是非的话，或者竟无端地引起某些人们的众怒，又一把扯了他的手便走。一离开医院，我就掏烟吸。我也觉得心头有股无名之火乱蹿，一阵阵往脑门儿拱。
　　他说：“给我一支。”
　　我说：“不给。你不会吸烟，就永远别沾烟味儿。”他说：“你就当给我一片儿镇定药。在北京，我还没踏入过医院的大门，这次领教了。”
　　我犹豫了一下，给了他一支烟，说：“医院就是这么一种地方，等一上午，看三分钟病。要不怎么叫‘看医生’呢？哪位医生三分钟还不够病人看的呢？”
　　他只将烟放在鼻子底下使劲儿嗅了几嗅，又还给了我，说：“不能跟你学坏。索瑶知道我吸烟该生气了！”我故作诧异地望着他。
　　他说：“你这么望着我干吗？”
　　我说：“你感觉对了。男人总得多少体恤着关心自己的女人点儿。”
　　我们约好，两天后再来。我说我需要两天的时间托托关系，走走后门儿。我向他保证两天后再来，会一切顺利的。他表示很信赖我……
　　两天后我们虽未挂专家门诊，但给他诊断的是一位中年的副主任医师。诊断结果是神经纤维瘤。不过诊断后面有一个不能完全肯定的问号。
　　问号使他忐忑不安。
　　我对他说：“别疑神疑鬼的。什么人都不会轻易下结论。最后的结论须经过切片和活检才能得出。”
　　他说：“那就意味着，还存在是纤维肉瘤的可能，对不对？”我一愣，问他：“什么纤维肉瘤？我没听说过。你怎么知道也有这种可能呢？”
　　他说：“我自己买了一本有关的书。”
　　“……”
　　我不禁仔细看了他一会儿。希望能从他脸上看出些他不必说我就懂的东西。
　　他一副坦然的，若无其事的，简直就是无所谓的样子。仿佛早已渗透生命的真谛，到达了生生死死，有何涕哉的境界似的。
　　而我看出那不是真的。
　　看出了掩盖在无所谓下面的一派张惶失措的心态的紊乱。
　　这使我感到我像一个陪刑者。
　　外科手术室预约他两个月后动手术。
　　我对那司空见惯，真正到达无所谓境界的姑娘说，同志啊，请您替患者想一想，肿物（当着他的面，我避免说瘤，因为它太容易使人直接理解成癌）每时每刻都在继续生长，如果真是不良的东西，现在没扩散，两个月后，岂不就扩散了么？我们都应该加强点儿热爱生命的积极意识啊！她说，如果人人都无一例外地要求照顾，她能热爱得过来么？我早有所料，从小窗口塞入一本我新出的小说集。于是手术日期提前了一个月又二十二天。她说是为我们夹了个“契儿”，再一天也不能提前了。而我替“表弟”一再地说谢谢。
　　离开医院，走在路上，我试探地问他愿不愿到我家住几天？他先说不忍干扰我的生活规律。接着又说他喜欢独处和肃静。说全系的同学差不多走光了。宿舍里就剩他自己了，成了主人。想几点钟睡就几点钟睡。想几点钟起就几点钟起。想大声唱就大声唱。想写便写。想读便读。他说他想趁机会狠学一段外语……
　　我没强求他住到我家去。
　　我想，即使有“表妹”临行前的嘱托，扪心自问，我对他做的也算可以了……但是我将他动手术的日子记错了。他比我记住的日子早一天来到了我家，托着左前臂。
　　我问：“怎么，竟是今天么？”
　　他说：“是啊。”
　　我抱歉地说：“真是的，我记成明天了。本来我想陪你的。”他说：“小手术，陪什么啊！”
　　我问他手术动得顺不顺利，他说还算顺利。
　　忽然电话响了。是给他动手术的医生，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很负责任地打来的。在电话里说，“表弟”紧张得要命。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脸都吓白了。刚一打上麻药，就默默地流起泪来了，还说：“医生，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你可千万要告诉我实话啊！我已经三年多没探过家了……”言外之意是，如果不幸是恶性的，他要死在家乡……听对方那话，似乎包含着责备我的成分——既然是表兄弟，陪一陪的时间总该有的嘛……
　　我只能嗯嗯啊啊而已，不敢多说什么，也不便再问什么，唯恐“表弟”听到，又增加一重心理负担。
　　我和母亲没让他走。
　　他也没太坚持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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