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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初中的第一志愿是101中，第二志愿本校，第三志愿47中，但所填三个志愿都没考上。幸亏有普及初中的政策，我被就近分配到了51中。面积跟华北小学、育才小学没法比，全校就一座四层楼，连个足球场都没有。 母亲得知后感叹：“你那么想当英雄，却不好好学习，连个初中都考不上！” 父亲也怨愤道：“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51中，哼，专门收其他学校不要的学生！你懂吗？那是个数不上的学校，小流氓儿成了堆！你哥哥姐姐哪个像你这样！” 51中没有住校是父母所不能容忍的。他们都希望我过集体生活，一星期回一次家，家里也清静一点。母亲说服了父亲，利用他是北京师范大学头头的权力，把我从51中转到了师大一附中。 于是跟做梦一样，我从个默默无闻的破学校，一下子上了北京市一流中学。 师大一附中地处和平门外，历史悠久，很多名人都毕业于此。如赵世炎、刘仁、郑天翔、林砺儒、王光美、于光远、钱学森、李德伦、白桦……当时还有不少高干子弟，包括朱德的孙子、刘少奇的女儿、邓小平的儿子等等。 学校门面很简朴。一进去是个一米多高的花坛，中间有根旗杆，穿过一排柏树墙是大操场，初中部和办公室在东部平房，北侧的灰楼房是高中部。食堂和礼堂连在一起，位于学校东北角。学生宿舍刚开始在宣武门附近，每天要走两站地，后来搬到了学校对面的大灰楼里。 到校后，任老师最先接待的我，帮我办了新生要办的所有手续，陪我参观了整个校园。任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共产党员。还很年轻，面貌皎皎，梳着一对小辫子，有两个大大的，非常漂亮的眼睛，脸上还留着小姑娘的天真稚气。她教政治课，说话口齿清楚，有点奶声奶气，徐徐生动，条理清楚，富有逻辑性，举的例子也恰到好处。她对同学们从不发脾气，脸上总挂着真诚的微笑，比育才的许老师强一百倍，一千倍！等于是年轻时的宋老师。她在课堂上给我们朗读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时，自己就噙着泪花。字字句句打动人心，教室里鸦雀无声，飘着一缕圣气。 我因为是从坏学校转来的，有着某种自卑，不敢再闹，上课格外老实。 一进中学，最突出的感觉是政治空气特别特别的浓。这是反修单行本《列宁主义万岁》发表的年代。革命是最美丽神圣的字眼。 政治报告一个又一个。校领导的讲话充满了革命激情。兴无灭资、又红又专、阶级斗争、国际共运、反修防修、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这些令我们中学生的血发热的词汇，不断地回荡在学校礼堂。 我感到很受鼓舞。学习比不过同学们。师大一附中的入学分数线要平均95分以上。能进来的全是各校的拔尖学生，百里挑一，个个又都非常用功。但比革命，我可以与身边这些同学较较劲儿，别看他们聪明，门门五分。 到学校不久，就碰上缅甸总理吴努访问。奉上级指示，学校要组织初中同学参加夹道欢迎的任务。我们老早就站在了长安街上，排成四排，等候贵宾车队的到来。任老师反复交待这是政治任务，首长来了一定要保持队形，热烈鼓掌欢迎。毕生头一次有机会执行政治任务，我非常郑重其事。不和周围人说话，面孔严肃，笔直站立。在我们的身后，隔一段就有一名身穿警察蓝的便衣。当车队终于来了时，我拼命呼喊，拼命鼓掌，拼命挥手……看见了神采奕奕的周总理，看见了满头银发的刘主席。这时后排同学只顾伸脑袋看，不再鼓掌。我却牢记着这是政治任务，始终没往前挤，胳膊再累也坚持鼓掌。 为此任老师对我印象特别好。她不知道我乐意欢迎外宾，乐意执行政治任务，这比在教室里听化学课有意思得多。 除了体育课，我最爱上的是政治课。我们的政治课本很厚，里面大都是革命先烈的故事。有方志敏被俘，敌人搜不出一点钱；有刘胡兰宁死不投降，自己躺到敌人铡刀下……另外还有一些回忆毛主席、朱总司令高尚品德的文章。任老师讲得生动感人，总穿插着许多活生生的小细节，真实有趣儿，极有感染力。 在所有课程里，我最讨厌化学，可能对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药品天生反感。一提这个酸，那个酸，什么氢二硫氧四之类的就头疼，考试尽是2分。女老师还偏偏爱提问我，让我站在全班同学面前露丑。我恨这个尖鼻头的化学女老师，她的鼻子像一种鸟的短嘴。 数学老师吴宏曼至少有70岁。他的头顶光亮如镜，就剩下四周还有几根白毛；方脸大耳，红光满面；眼睛炯炯有神，总瞪得像圆珠子一样；X他念"爱克西"，声音特洪亮；走路时挺胸昂头，迈着八字步；他原来是位大学教授，当了右派给罚下来。课讲得极好，清楚明白，饶有风趣。可就因为有一次我在试卷上忘了写名字，他给了我零分，一点不留情面，让我对他有了意见。 生物老师很年轻，细高个儿，讲课滔滔不绝，背得滚瓜烂熟。因他梳着大分头，还油光光的，对他印象不好。他讲米丘林学派和摩尔根学派时，明显偏向摩尔根学派，贬低米丘林。在我心目中，米丘林代表苏联，摩尔根代表美国，对这位生物老师老贬低米丘林非常气愤，后来还忍不住给他写过一个纸条，希望他能公平对待米丘林，别老偏向资本主义美国。 我对物理课上的一些问题，总爱钻牛角尖，刨根问底。比如在真空中，大铁疙瘩和小乒乓球下坠速度一样，就让我有些怀疑，鹅毛一样轻的小东西，怎么会跟大铁块下落速度一样呢？还有铁制的轮船能浮在水上，可抹油用的小铁盒为什么就浮不起来？常常跟物理课代表范光义抬杠，辩得脸红脖子粗。 同学基本上都是平民出身，只有两三个干部子弟。我跟同学关系还是不大好。对平民出身的孩子有一种本能地轻视，觉得他们就知道拼命用功，考大学，缺少革命热情，不关心国家大事。 尽管嘴唇上有了小胡子，我还天天都带红领巾，夏天穿背心也舍不得摘。因为红领巾有革命的含义，戴着它心里踏实，能满足对革命的饥渴。 这是1960年秋天。上初中不久，就开始调整粮食定量。每人每月按定量供应。 校领导在大会上说：由于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我们又遇上了百年未遇的大饥荒，粮食减产，必须执行定量制度。这次调整粮食定量，先由同学们按自己实际情况申报，最后由学校批准。 我那时虽然只13岁多，已看过大量的革命回忆录。什么《红旗飘飘》、《星火燎原》、《河北革命烈士史料》、《红一方面军长征史料》等等……生在和平环境下，对和平却极厌倦。无限向往革命战争年代，那里充满传奇故事。 记得电影《保尔·柯察金》里有一个镜头：大街上孤零零走着一辆拉尸体的破马车，车上蒙着条毯子，露着几双死人的脚……这是苏联十月革命后那段饥饿的日子。我一点不觉得有啥可怕，倒满有吸引力，挺浪漫的。 现在中国也处于困难时期，虽说不上饥寒交迫，可算有了一点点残酷气味儿，啊，太好了！可以重蹈保尔·柯察金的道路革命革命了。 艰苦岁月才是罗漫蒂克的岁月！越残酷才越有诗意。 我马上填写了最小定量，好像是28斤。心想现在国家缺少粮食，我少要一点，就可以给国家减轻一点点负担。红军长征时，有人为了把最后一点粮食让给战友吃，不惜饿死自己。我要向他们学习。看过王愿坚的《党费》后，很神往饥饿，它能产生催人泪下故事。 任老师见我个子大，却申请这么少的定量，很出乎意料，特地问我：你行吗？要实事求是，不要有什么顾虑。 我说：“行，任老师，没问题。” 任老师在全班面前表扬了我，说我对党和国家有深厚的感情。 以后就开始了每月28斤定量的生活。 在托儿所和小学从来没挨过饿吃。这一辈子只是到了1960年冬天，吃饭严格定量之后，才尝到了饥饿是啥滋味儿。 早上一个馒头，一碗稀粥；中午四两饭，一勺菜；晚上又一个馒头，一碗稀粥。肉一个月半斤，蛋一个月一斤，油二两。这样过了一两个星期，肚里过去留下的油水耗尽，全身开始觉得难受起来。 因为是住校，没地方额外补充。每到晚上睡觉时，肚子饿得咕咕响。但我只好默默忍着，没法子，已经向任老师表了决心，不能再缩回去了。13岁正是能吃的时候。我硬着头皮忍受着自己少报粮食定量的后果。脑子里最经常盘旋的念头是吃。 幸亏每星期六回家可以足吃一顿。那时刚刚开始困难，家里还有点存粮。我每次回家总要吃得撑撑的，以便星期日晚上回学校后好熬。星期一没事，但到星期二就开始饿了。干什么都没力气，一点没心思学习。一上第三堂课时，就开始盼着吃午饭，到第四堂课，饿得眼冒金星，根本听不进老师讲什么，几乎是一秒秒盼着下课。书上写着有些古人学习时，能废寝忘食。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却是人一饿，脑子就发木，装不进东西。记忆力、理解力都似乎给饿没了，即便硬着头皮学也毫无效果。 下第四节课后，全班同学都撒丫子往饭厅跑，真像一群小鸡冲向食槽。这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每人都玩儿命跑，似乎晚到一分钟要给饿死。当大家围着饭桌，等着打饭同学取饭时，是最美妙最温馨的等待。饭厅里飘荡着馒头味儿是那么的芳香，那么的甜美，吸一口好像吸了一口生命，提神又欣慰。 “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这是我们男生天天要喊的，为自己下课就往食堂飞跑辩解。 周末回家的第一件事是狠狠地吃。家里放了一个多星期的剩饼、剩菜、干馒头……全被我一扫而光。可好景不长，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家里粮食也开始紧张。保姆老向父母告状，说我吃得又多，又不给粮票。 这天，母亲把我叫到她屋问：“你为什么回家这么狠吃，在学校吃不饱吗？” 我犹豫了片刻，点点头。 “为什么？” “我申请定量是最少的。” 母亲惊奇地瞪大眼问：“你的定量是多少？” “28斤。” “同学们都是多少斤？” “男生大都32斤，女生28斤。” “为什么你不申请32斤？” “学校老师号召节约粮食，渡过这段困难时刻。我不好意思申请多的。 妈妈阴沉着脸：“那你就回家吃我们的粮食啊？这怎么对呢，你每星期回家，拼命吃家里的粮食，然后再到学校装积极，这就革命吗？” 母亲戳到我的疼处，无言以对。 “你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你也应该向老师提出来改成32斤定量。” 我沉默着。怎好意思对任老师说呢？已经在她面前气壮如牛地表示过能行。才饿几天就松包了，又变卦，任老师该认为我是假革命，假积极了。 沉默了片刻 “你要不跟学校说，我们替你说。大小伙子哪能吃女生的定量？” 这是1960年冬天。整天形势大好，形势大好，家家户户却突然开始挨饿，粮票一下子贵重如金。上饭馆吃饭，到粮店买粮食都要交粮票。买点心也要粮票，连豆腐、红薯、土豆都要。人们之间除了金钱关系外，又多了一层粮票关系。每个人外出必须随身带粮票，以备使用。到亲戚朋友家吃顿饭都得交粮票，得斤斤计较，否则就要被人指着脊梁骨骂。 父亲特地到学校，跟学校书记谈了我的情况，说我年轻，不懂事，申报的28斤口粮，根本不够吃，请求学校给我增加定量。 学校领导很重视父亲的意见，马上就把我的定量长成了32斤。 为这事，我非常内疚，觉得等于是欺骗了任老师。记得她一再问我28斤定量是不是太少了，行不行？别勉强。我却口气很坚定地说：“没问题。把任老师感动得多次在同学面前表扬我。 我对艰苦岁月的美丽幻想被眼前的饥饿粉碎。我节约粮食的举动，虎头蛇尾了一场。心里很为自己在任老师面前吹了牛，白白得到了不少表扬而惴惴不安。可事后，任老师仍然对我很好，一点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进行思想教育时，还是常在全班面前表扬我，说我对革命特真诚。 我非常惭愧。自己根本没有那么高的精神境界。国家有难，我只是觉得应有所表示。而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新到师大附中，想给老师、同学留个好印象。 这是饥饿的年代，革命的年代。有多饥饿，就有多革命。 毛选四卷在这年9月30日正式出版，成为轰动全国的头号新闻。报上说北京市的读者夜里两三点钟就到新华书店门前排队买书。但供不应求，大多数人根本买不到。我们中学生当时最梦寐以求的不是名牌衣服，不是漂亮女友，不是时髦的发式，而是能有一本毛选四卷。困难时期出的书，纸张都很差，又黑又糙，名副其实的马粪纸。可惟有毛选四卷，那纸雪白，放在书店橱窗里的红绸子上陈列，显得异常神圣高贵。 这年11月，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议。会上，中共代表团与苏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事后全校召开大会，由党支部书记传达有关这次会议的报告。听完后，同学们都无比吭奋。好哇！我们中国由老二变为老大-- 取代了苏联，成为世界革命的灯塔。我们都陶醉在当光荣的少数，国际共运的中流砥柱的自豪感中。 那一段报告特别多，国际形势报告、国内形势报告、学毛选四卷报告、反修辅导报告……听报告也有好处，能少上两节课，能消磨时间，忘记饿。 记得当彭真从苏联回来，传达他的访苏报告时，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时不时会心地大笑，肚子饿得咕咕响却能耐得住，不那么馋吃饭。 每逢中午《人民日报》来时，同学们都争着看。物质的粮食少了，精神的粮食就要多，反修文章就是我们的精神食粮。每看一篇都觉得特解气，不只观点棒，文字也写得棒，感情充沛，排比句用绝了，看后血能热好几度。 我和同学们都由衷地认为，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的大辩论，我们中国共产党绝对占着理。只一个小事就能看得出：我们敢全文刊登苏共批判我们的文章，而苏共却不敢刊登我们批判他们的文章。 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这些观念，本能地不符合我们在革命暴力教育下长大的孩子们的口味。我们很小时，就浸泡在打仗电影里，什么《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平原游击队》、《南征北战》……懂得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下午下课后，班里几个关心国家大事的同学如张君满、常大林、范光义等仍不回家，在教室里聊着有关反修的各种小道消息。肚皮虽瘪，灵魂却挺充实。 唉呀，我们中国胆子多大，敢两个拳头同时出击，反对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哼，咱们的毛主席多有魄力，多勇！ 这种自豪能顶半个馒头，让我们暂时忘记一会儿饥饿。 那时话剧《以革命的名义》风靡全国。报纸、杂志、广播全都是对它的赞美。"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列宁说的话成了我们的座右铭，口头语。 学校团组织常常请老工人来学校忆苦思甜，反复强调现在国家虽然处于困难时期，却没饿死一个人……要是旧社会，这么大的灾荒，不定有多少人饿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性的体现。 确实，在北京城，从来没看见大街上有饿死的人，一个也没看见过，连要饭的也看不见。虽然我们每天饿得头昏眼花。 商店里空空荡荡，什么吃的也没有，偌大北京连个柿子都买不着；为了拣点副食店地上的大白菜帮儿人们争得不可开交，榆树叶、玉米核儿、萝卜秧子都成了宝贝。北京见不着鸽子，全杀了吃。没人养鸟养猫养鱼，颗颗粮食贵如黄金，谁舍得喂？人们见面就交流着对付饥饿的经验，做饭的技巧，大师傅成了最好的职业。尽管这样，同学们的灵魂却不饥饿。反修和忆苦思甜，就是我们能活过来的精神食粮。 初中一年级，我没打过一架，主要是师大附中的风气比较文明，不崇尚拳头。还有任老师对我太好，不忍心瞎折腾。我骨子里是不爱学习，酷好行动的坏学生，而要装成好学生，就格外痛苦，就常常露马脚，表里不一，这就引起了一些同学反感，觉得我是假积极，觉得任老师经常表扬我是偏向。尤其我功课那么臭，门门3分，只有体育5分。 再加上自己性情孤癖，不爱理同学，人缘很差。 但说我假积极，我很气愤。曾问范光义：“我是假积极吗？” 范光义嘿嘿干笑了两声：“你不是假积极，你是傻积极。” …… 期末接到了成绩单，我的操行评定竟是"优"！乍一看，都不相信自己眼睛。自上小学以来，我的所有操行评定都是"中"，连"良"都没得过，更别说"优"了。要知道，一个班里得"优"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只能得"良"。 到了师大一附中，怎么也没想到，我这个六年级才入少先队，功课门门3分的人，操行评定会得"优"！真让我惊喜交集。我知道这是敬爱的任老师对我的器重，对我少报定量，自愿挨饿的肯定。美丽的任老师身上有一股神力，多野，多调皮的学生在她面前都变得比平时好，懂得规矩。 我的功课虽然糟糕透顶，聊以自慰的是党号召突出政治，政治是第一位的，而操行就是政治。哈哈，自己的落后生帽子终于摘掉了！ 对任老师感激得要命，她真好！从没为我在粮食定量问题，言过其实而有所责怪。碰见她是我的福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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