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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上初中


  考初中的第一志愿是101中,第二志愿本校,第三志愿47中,但所填三个志愿都没考上。幸亏有普及初中的政策,我被就近分配到了51中。面积跟华北小学、育才小学没法比,全校就一座四层楼,连个足球场都没有。
  母亲得知后感叹:“你那么想当英雄,却不好好学习,连个初中都考不上!”
  父亲也怨愤道:“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51中,哼,专门收其他学校不要的学生!你懂吗?那是个数不上的学校,小流氓儿成了堆!你哥哥姐姐哪个像你这样!”
  51中没有住校是父母所不能容忍的。他们都希望我过集体生活,一星期回一次家,家里也清静一点。母亲说服了父亲,利用他是北京师范大学头头的权力,把我从51中转到了师大一附中。
  于是跟做梦一样,我从个默默无闻的破学校,一下子上了北京市一流中学。
  师大一附中地处和平门外,历史悠久,很多名人都毕业于此。如赵世炎、刘仁、郑天翔、林砺儒、王光美、于光远、钱学森、李德伦、白桦……当时还有不少高干子弟,包括朱德的孙子、刘少奇的女儿、邓小平的儿子等等。
  学校门面很简朴。一进去是个一米多高的花坛,中间有根旗杆,穿过一排柏树墙是大操场,初中部和办公室在东部平房,北侧的灰楼房是高中部。食堂和礼堂连在一起,位于学校东北角。学生宿舍刚开始在宣武门附近,每天要走两站地,后来搬到了学校对面的大灰楼里。
  到校后,任老师最先接待的我,帮我办了新生要办的所有手续,陪我参观了整个校园。任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共产党员。还很年轻,面貌皎皎,梳着一对小辫子,有两个大大的,非常漂亮的眼睛,脸上还留着小姑娘的天真稚气。她教政治课,说话口齿清楚,有点奶声奶气,徐徐生动,条理清楚,富有逻辑性,举的例子也恰到好处。她对同学们从不发脾气,脸上总挂着真诚的微笑,比育才的许老师强一百倍,一千倍!等于是年轻时的宋老师。她在课堂上给我们朗读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时,自己就噙着泪花。字字句句打动人心,教室里鸦雀无声,飘着一缕圣气。
  我因为是从坏学校转来的,有着某种自卑,不敢再闹,上课格外老实。
  一进中学,最突出的感觉是政治空气特别特别的浓。这是反修单行本《列宁主义万岁》发表的年代。革命是最美丽神圣的字眼。
  政治报告一个又一个。校领导的讲话充满了革命激情。兴无灭资、又红又专、阶级斗争、国际共运、反修防修、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这些令我们中学生的血发热的词汇,不断地回荡在学校礼堂。
  我感到很受鼓舞。学习比不过同学们。师大一附中的入学分数线要平均95分以上。能进来的全是各校的拔尖学生,百里挑一,个个又都非常用功。但比革命,我可以与身边这些同学较较劲儿,别看他们聪明,门门五分。
  到学校不久,就碰上缅甸总理吴努访问。奉上级指示,学校要组织初中同学参加夹道欢迎的任务。我们老早就站在了长安街上,排成四排,等候贵宾车队的到来。任老师反复交待这是政治任务,首长来了一定要保持队形,热烈鼓掌欢迎。毕生头一次有机会执行政治任务,我非常郑重其事。不和周围人说话,面孔严肃,笔直站立。在我们的身后,隔一段就有一名身穿警察蓝的便衣。当车队终于来了时,我拼命呼喊,拼命鼓掌,拼命挥手……看见了神采奕奕的周总理,看见了满头银发的刘主席。这时后排同学只顾伸脑袋看,不再鼓掌。我却牢记着这是政治任务,始终没往前挤,胳膊再累也坚持鼓掌。
  为此任老师对我印象特别好。她不知道我乐意欢迎外宾,乐意执行政治任务,这比在教室里听化学课有意思得多。
  除了体育课,我最爱上的是政治课。我们的政治课本很厚,里面大都是革命先烈的故事。有方志敏被俘,敌人搜不出一点钱;有刘胡兰宁死不投降,自己躺到敌人铡刀下……另外还有一些回忆毛主席、朱总司令高尚品德的文章。任老师讲得生动感人,总穿插着许多活生生的小细节,真实有趣儿,极有感染力。
  在所有课程里,我最讨厌化学,可能对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药品天生反感。一提这个酸,那个酸,什么氢二硫氧四之类的就头疼,考试尽是2分。女老师还偏偏爱提问我,让我站在全班同学面前露丑。我恨这个尖鼻头的化学女老师,她的鼻子像一种鸟的短嘴。
  数学老师吴宏曼至少有70岁。他的头顶光亮如镜,就剩下四周还有几根白毛;方脸大耳,红光满面;眼睛炯炯有神,总瞪得像圆珠子一样;X他念"爱克西",声音特洪亮;走路时挺胸昂头,迈着八字步;他原来是位大学教授,当了右派给罚下来。课讲得极好,清楚明白,饶有风趣。可就因为有一次我在试卷上忘了写名字,他给了我零分,一点不留情面,让我对他有了意见。
  生物老师很年轻,细高个儿,讲课滔滔不绝,背得滚瓜烂熟。因他梳着大分头,还油光光的,对他印象不好。他讲米丘林学派和摩尔根学派时,明显偏向摩尔根学派,贬低米丘林。在我心目中,米丘林代表苏联,摩尔根代表美国,对这位生物老师老贬低米丘林非常气愤,后来还忍不住给他写过一个纸条,希望他能公平对待米丘林,别老偏向资本主义美国。
  我对物理课上的一些问题,总爱钻牛角尖,刨根问底。比如在真空中,大铁疙瘩和小乒乓球下坠速度一样,就让我有些怀疑,鹅毛一样轻的小东西,怎么会跟大铁块下落速度一样呢?还有铁制的轮船能浮在水上,可抹油用的小铁盒为什么就浮不起来?常常跟物理课代表范光义抬杠,辩得脸红脖子粗。
  同学基本上都是平民出身,只有两三个干部子弟。我跟同学关系还是不大好。对平民出身的孩子有一种本能地轻视,觉得他们就知道拼命用功,考大学,缺少革命热情,不关心国家大事。
  尽管嘴唇上有了小胡子,我还天天都带红领巾,夏天穿背心也舍不得摘。因为红领巾有革命的含义,戴着它心里踏实,能满足对革命的饥渴。
  这是1960年秋天。上初中不久,就开始调整粮食定量。每人每月按定量供应。
  校领导在大会上说:由于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我们又遇上了百年未遇的大饥荒,粮食减产,必须执行定量制度。这次调整粮食定量,先由同学们按自己实际情况申报,最后由学校批准。
  我那时虽然只13岁多,已看过大量的革命回忆录。什么《红旗飘飘》、《星火燎原》、《河北革命烈士史料》、《红一方面军长征史料》等等……生在和平环境下,对和平却极厌倦。无限向往革命战争年代,那里充满传奇故事。
  记得电影《保尔·柯察金》里有一个镜头:大街上孤零零走着一辆拉尸体的破马车,车上蒙着条毯子,露着几双死人的脚……这是苏联十月革命后那段饥饿的日子。我一点不觉得有啥可怕,倒满有吸引力,挺浪漫的。
  现在中国也处于困难时期,虽说不上饥寒交迫,可算有了一点点残酷气味儿,啊,太好了!可以重蹈保尔·柯察金的道路革命革命了。
  艰苦岁月才是罗漫蒂克的岁月!越残酷才越有诗意。
  我马上填写了最小定量,好像是28斤。心想现在国家缺少粮食,我少要一点,就可以给国家减轻一点点负担。红军长征时,有人为了把最后一点粮食让给战友吃,不惜饿死自己。我要向他们学习。看过王愿坚的《党费》后,很神往饥饿,它能产生催人泪下故事。
  任老师见我个子大,却申请这么少的定量,很出乎意料,特地问我:你行吗?要实事求是,不要有什么顾虑。
  我说:“行,任老师,没问题。”
  任老师在全班面前表扬了我,说我对党和国家有深厚的感情。
  以后就开始了每月28斤定量的生活。
  在托儿所和小学从来没挨过饿吃。这一辈子只是到了1960年冬天,吃饭严格定量之后,才尝到了饥饿是啥滋味儿。
  早上一个馒头,一碗稀粥;中午四两饭,一勺菜;晚上又一个馒头,一碗稀粥。肉一个月半斤,蛋一个月一斤,油二两。这样过了一两个星期,肚里过去留下的油水耗尽,全身开始觉得难受起来。
  因为是住校,没地方额外补充。每到晚上睡觉时,肚子饿得咕咕响。但我只好默默忍着,没法子,已经向任老师表了决心,不能再缩回去了。13岁正是能吃的时候。我硬着头皮忍受着自己少报粮食定量的后果。脑子里最经常盘旋的念头是吃。
  幸亏每星期六回家可以足吃一顿。那时刚刚开始困难,家里还有点存粮。我每次回家总要吃得撑撑的,以便星期日晚上回学校后好熬。星期一没事,但到星期二就开始饿了。干什么都没力气,一点没心思学习。一上第三堂课时,就开始盼着吃午饭,到第四堂课,饿得眼冒金星,根本听不进老师讲什么,几乎是一秒秒盼着下课。书上写着有些古人学习时,能废寝忘食。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却是人一饿,脑子就发木,装不进东西。记忆力、理解力都似乎给饿没了,即便硬着头皮学也毫无效果。
  下第四节课后,全班同学都撒丫子往饭厅跑,真像一群小鸡冲向食槽。这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每人都玩儿命跑,似乎晚到一分钟要给饿死。当大家围着饭桌,等着打饭同学取饭时,是最美妙最温馨的等待。饭厅里飘荡着馒头味儿是那么的芳香,那么的甜美,吸一口好像吸了一口生命,提神又欣慰。
  “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这是我们男生天天要喊的,为自己下课就往食堂飞跑辩解。
  周末回家的第一件事是狠狠地吃。家里放了一个多星期的剩饼、剩菜、干馒头……全被我一扫而光。可好景不长,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家里粮食也开始紧张。保姆老向父母告状,说我吃得又多,又不给粮票。
  这天,母亲把我叫到她屋问:“你为什么回家这么狠吃,在学校吃不饱吗?”
  我犹豫了片刻,点点头。
  “为什么?”
  “我申请定量是最少的。”
  母亲惊奇地瞪大眼问:“你的定量是多少?”
  “28斤。”
  “同学们都是多少斤?”
  “男生大都32斤,女生28斤。”
  “为什么你不申请32斤?”
  “学校老师号召节约粮食,渡过这段困难时刻。我不好意思申请多的。
  妈妈阴沉着脸:“那你就回家吃我们的粮食啊?这怎么对呢,你每星期回家,拼命吃家里的粮食,然后再到学校装积极,这就革命吗?”
  母亲戳到我的疼处,无言以对。
  “你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你也应该向老师提出来改成32斤定量。”
  我沉默着。怎好意思对任老师说呢?已经在她面前气壮如牛地表示过能行。才饿几天就松包了,又变卦,任老师该认为我是假革命,假积极了。
  沉默了片刻
  “你要不跟学校说,我们替你说。大小伙子哪能吃女生的定量?”
  这是1960年冬天。整天形势大好,形势大好,家家户户却突然开始挨饿,粮票一下子贵重如金。上饭馆吃饭,到粮店买粮食都要交粮票。买点心也要粮票,连豆腐、红薯、土豆都要。人们之间除了金钱关系外,又多了一层粮票关系。每个人外出必须随身带粮票,以备使用。到亲戚朋友家吃顿饭都得交粮票,得斤斤计较,否则就要被人指着脊梁骨骂。
  父亲特地到学校,跟学校书记谈了我的情况,说我年轻,不懂事,申报的28斤口粮,根本不够吃,请求学校给我增加定量。
  学校领导很重视父亲的意见,马上就把我的定量长成了32斤。
  为这事,我非常内疚,觉得等于是欺骗了任老师。记得她一再问我28斤定量是不是太少了,行不行?别勉强。我却口气很坚定地说:“没问题。把任老师感动得多次在同学面前表扬我。
  我对艰苦岁月的美丽幻想被眼前的饥饿粉碎。我节约粮食的举动,虎头蛇尾了一场。心里很为自己在任老师面前吹了牛,白白得到了不少表扬而惴惴不安。可事后,任老师仍然对我很好,一点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进行思想教育时,还是常在全班面前表扬我,说我对革命特真诚。
  我非常惭愧。自己根本没有那么高的精神境界。国家有难,我只是觉得应有所表示。而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新到师大附中,想给老师、同学留个好印象。
  这是饥饿的年代,革命的年代。有多饥饿,就有多革命。
  毛选四卷在这年9月30日正式出版,成为轰动全国的头号新闻。报上说北京市的读者夜里两三点钟就到新华书店门前排队买书。但供不应求,大多数人根本买不到。我们中学生当时最梦寐以求的不是名牌衣服,不是漂亮女友,不是时髦的发式,而是能有一本毛选四卷。困难时期出的书,纸张都很差,又黑又糙,名副其实的马粪纸。可惟有毛选四卷,那纸雪白,放在书店橱窗里的红绸子上陈列,显得异常神圣高贵。
  这年11月,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议。会上,中共代表团与苏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事后全校召开大会,由党支部书记传达有关这次会议的报告。听完后,同学们都无比吭奋。好哇!我们中国由老二变为老大--
  取代了苏联,成为世界革命的灯塔。我们都陶醉在当光荣的少数,国际共运的中流砥柱的自豪感中。
  那一段报告特别多,国际形势报告、国内形势报告、学毛选四卷报告、反修辅导报告……听报告也有好处,能少上两节课,能消磨时间,忘记饿。
  记得当彭真从苏联回来,传达他的访苏报告时,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时不时会心地大笑,肚子饿得咕咕响却能耐得住,不那么馋吃饭。
  每逢中午《人民日报》来时,同学们都争着看。物质的粮食少了,精神的粮食就要多,反修文章就是我们的精神食粮。每看一篇都觉得特解气,不只观点棒,文字也写得棒,感情充沛,排比句用绝了,看后血能热好几度。
  我和同学们都由衷地认为,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的大辩论,我们中国共产党绝对占着理。只一个小事就能看得出:我们敢全文刊登苏共批判我们的文章,而苏共却不敢刊登我们批判他们的文章。
  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这些观念,本能地不符合我们在革命暴力教育下长大的孩子们的口味。我们很小时,就浸泡在打仗电影里,什么《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平原游击队》、《南征北战》……懂得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下午下课后,班里几个关心国家大事的同学如张君满、常大林、范光义等仍不回家,在教室里聊着有关反修的各种小道消息。肚皮虽瘪,灵魂却挺充实。
  唉呀,我们中国胆子多大,敢两个拳头同时出击,反对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哼,咱们的毛主席多有魄力,多勇!
  这种自豪能顶半个馒头,让我们暂时忘记一会儿饥饿。
  那时话剧《以革命的名义》风靡全国。报纸、杂志、广播全都是对它的赞美。"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列宁说的话成了我们的座右铭,口头语。
  学校团组织常常请老工人来学校忆苦思甜,反复强调现在国家虽然处于困难时期,却没饿死一个人……要是旧社会,这么大的灾荒,不定有多少人饿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性的体现。
  确实,在北京城,从来没看见大街上有饿死的人,一个也没看见过,连要饭的也看不见。虽然我们每天饿得头昏眼花。
  商店里空空荡荡,什么吃的也没有,偌大北京连个柿子都买不着;为了拣点副食店地上的大白菜帮儿人们争得不可开交,榆树叶、玉米核儿、萝卜秧子都成了宝贝。北京见不着鸽子,全杀了吃。没人养鸟养猫养鱼,颗颗粮食贵如黄金,谁舍得喂?人们见面就交流着对付饥饿的经验,做饭的技巧,大师傅成了最好的职业。尽管这样,同学们的灵魂却不饥饿。反修和忆苦思甜,就是我们能活过来的精神食粮。
  初中一年级,我没打过一架,主要是师大附中的风气比较文明,不崇尚拳头。还有任老师对我太好,不忍心瞎折腾。我骨子里是不爱学习,酷好行动的坏学生,而要装成好学生,就格外痛苦,就常常露马脚,表里不一,这就引起了一些同学反感,觉得我是假积极,觉得任老师经常表扬我是偏向。尤其我功课那么臭,门门3分,只有体育5分。
  再加上自己性情孤癖,不爱理同学,人缘很差。
  但说我假积极,我很气愤。曾问范光义:“我是假积极吗?”
  范光义嘿嘿干笑了两声:“你不是假积极,你是傻积极。”
  ……
  期末接到了成绩单,我的操行评定竟是"优"!乍一看,都不相信自己眼睛。自上小学以来,我的所有操行评定都是"中",连"良"都没得过,更别说"优"了。要知道,一个班里得"优"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只能得"良"。
  到了师大一附中,怎么也没想到,我这个六年级才入少先队,功课门门3分的人,操行评定会得"优"!真让我惊喜交集。我知道这是敬爱的任老师对我的器重,对我少报定量,自愿挨饿的肯定。美丽的任老师身上有一股神力,多野,多调皮的学生在她面前都变得比平时好,懂得规矩。
  我的功课虽然糟糕透顶,聊以自慰的是党号召突出政治,政治是第一位的,而操行就是政治。哈哈,自己的落后生帽子终于摘掉了!
  对任老师感激得要命,她真好!从没为我在粮食定量问题,言过其实而有所责怪。碰见她是我的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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