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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回连监督改造

　　这是1970年8月下旬，秋收大忙季节。
　　连队的夜生活跟火车站一样紧张火热。场院上灯火通明，扬场机不知疲倦地吼叫着，把一道道粗粗的粮流射到夜空。扫麦皮的知青头披麻袋，紧张地挥舞扫把。扛麻袋的被压得哼哼哟哟，一趟一趟往库房里倒。屋里的墙上，晃动着拖拉机灯光，轰轰的马达声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深夜，从很远很远的麦地里，还传来康拜因的轰响。
　　粮食堆积如山。兵团组建后的第一年获得了大丰收（也是最后一个大丰收）。
　　七连又分来了一批天津知青。这些新来的人干活不要命，如同在马厩里憋久了的小马驹，到了草原拼命撒欢儿。人人都争先恐后干，想给别人留个好印象。
　　但我的生活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1970年8月29日
　　昨天，赵干事通知我，让我回连。今天夹着那把扫帚，坐在了老姬头的大车上。沿途望着路边齐胸高的野草，又高兴又伤心。高兴的是总算自由了，伤心的是却成了反革命，如同白白的馒头上盘着条蛆。
　　老姬头对我还客气，允出一半大毡让我坐。
　　到连后，向指导员报了到。他正在场院指挥入库。
　　“指导员，我回来了。”
　　“嗯，什么时候到的？”他倒背双手，微笑着，一副居高临下样子。
　　“刚到。”
　　“嗯，以后你跟三班一块干活。”
　　“我住哪儿？”
　　指导员皱着眉头，沉思着：“连里刚刚新来了一批天津知青，房子很挤。”
　　“不是新盖了一排房吗？”
　　“没安门窗。”
　　“没关系，我就睡那儿吧。”
　　指导员点点头。
　　周围一大帮男男女女都停下了工作，静静地注视我。这些人大都是新来的。我低着头，缓缓离去，双腿仿佛有千斤之重。
　　从库房里取出了自己的行李，又潮又湿，带着浓浓的霉味儿。衣服包里，好一点的衣服全不翼而飞，所幸摔跤衣和拳套还在。问保管，衣服怎么都丢了。他说是雷厦收拾的，丢了找他去。这保管原来很老实，现在对我不冷不热，真是墙倒众人推。
　　在新盖的那栋房里，铺上点苇子，搭个地铺。屋里没门窗，早晚很凉，我把屋里的碎土坯头堆在门口，防止鸡猪到床上拉屎撒尿。
　　从没当过反革命，从没过过反革命生活，现在开始亲身体验了。一定尽量少说话，不卑不亢，保存好自己。
　　得悉，雷厦调到十连，山顶调到九连，金刚还在七连。把我们完全拆散。
　　1970年9月1日
　　烈日当空，万里无云。
　　今天备土脱坯。自己远离大家一个人干。光着膀子，一鍬一鍬整整挖了一上午。吃过午饭后，又整整挖了一下午，中间除了尿尿，一分钟也不敢停，总觉得四周有许多严厉眼睛在盯着我。一鍬土看上不多，挖一天却能堆成蒙古包那么大一堆，挖到最后，往上扔一鍬土，得倾尽全身之力，否则土又沿着斜面滚下来。
　　长时间单调地干，脑子变得很僵，似乎塞满了泥土，什么思想也没有。
　　踩铁鍬，踩得脚心很疼。手上也磨了好几个血泡。
　　晚上疲劳之极，仍坚持着找排长蒋宝富谈了谈。在昏暗的小油灯下，我坦率地告诉他，批判会上说的很多都不符合事实。我一不反党，二不反毛主席，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
　　蒋宝富的小眼睛轮子似地转着，里面闪着几丝兴奋，几丝同情，几丝好奇。他摇晃了几下长脑袋说：“你是不是反革命我不管，反正兵团是那么定的。不过共产党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我们对你也要讲政策。”
　　1970年9月3日
　　在去坯场的路上，天津知青皮金生向我点点头：“嘿，白了啊。出来真还不如在里头蹲着舒服，哼，整天脱大坯，累得你肝儿疼。”
　　我没说话，叹了一口气。
　　“嘿，还没见瘦。不亏，真的，我想蹲都不让我蹲。哼，养得白白胖胖多好！”
　　我不知他什么意思，感慨道：“你是没蹲过，蹲几天就知道滋味了。”
　　皮金生留着笔小胡子，身体很壮，善踢足球。好奇地问：“你不觉得宽大你了吗？”
　　“宽大个屁！这么处理根本不符合事实。”
　　皮金生睁大眼睛：“可人们都说对你最宽大了，原来说要给你判刑的。”
　　我据理力争，向他逐条驳斥了自己的所谓罪状。他听后同情道：“慢慢来吧，慢慢地你就会好起来。”说完从口袋里掏出几个沙果硬塞给我。心里热乎乎的，当初我和王连富打完架后，他曾拍着我肩膀，连称：“哥儿们镇了！哥儿们镇下！”
　　今天得知王连富死活不回七连，已调到三连赶大车。太好了，否则我非倒大霉。
　　1970年9月7日
　　穿着露脚趾头的破解放鞋，给刘英红她们班和泥抹猪圈。双手裂满了小口儿，刚开始干时，手指头根本伸不直，稍不注意就钻心疼。
　　一看见刘英红温敦敦的面孔，就想起在批斗大会上那刻毒的咒骂，这怎么会是同一个人呢？真令人难以置信。总想找机会看看她的眼睛，寻找里面有没有隐藏起来的同情，可是她的目光总躲着我。
　　凭着直觉，能感到韦小立也在附近。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每逢远远听见她吆喝猪的声音，心里就咚咚跳几下，不由得竖起耳朵。虽然低头干活，眼睛又近视，但总能准确判断出那群猪及她的位置。右边、走动、站住……异性间的生物雷达，比最精密的电子仪器还灵。
　　挑水时，和她在井房碰上。她一认出我，赶忙离开井房，在外面等着。心里直发酸，闭上眼，咬着牙，飞快地打好水，挑出井房。人一成了反革命，就好像成了剧毒物质，不能挨近。
　　回到泥堆，深深地弯下腰和泥。烂泥堆才是咱应该呆的地方。
　　1970年9月8日
　　今天，上会计屋领自己的工资。
　　会计陆彬冷冰冰说：“让指导员开条来。”
　　兵团并没说停发我的工资，他凭什么要我开条？明显的刁难。他要有点同情心，绝不会来这个。过去，跟锡林浩特知青没搞好关系，现在只好吃苦果。下班后找到指导员，在我的要求领工资的条子上签了字，陆彬才给了钱。
　　1970年9月9日
　　今天，找指导员谈了谈，结果被狠狠地训了一顿。
　　我十分恳切地说：“指导员，我确实不是反革命……”
　　他的脸马上阴下来，不客气地打断我的话：“哼，你干的那些事判个十年八年的完全够格儿。这么处理你够宽大的了，可你对自己的罪行却一点没认识。回连后，四处跟人说你不是反革命，冤枉你了。告诉你，林胡，团里有指示，你不老实，随时可以对你进行批斗。我奉劝你还是老实一点。”
　　见指导员这样训我，痛苦万分地嗫喘道：“我是老老实实的啊，每天刷盆洗碗，扫地倒土，加班加点，拼命干活，够老实的了。”
　　他大眼珠一转，冷笑着：“什么，天天刷盆洗碗怎么了，为人民服务吗，加班加点怎么了，我还常常加班加点呢，劳动改造就得多干点，要不怎么叫劳动改造？现在对你够可以的了，不要不知好歹。本来，你回连的那天，团里就让开个批斗会，可正赶上秋收，连里工作很忙就算了。你要是再这么四处嚷嚷冤枉了你，就不要怪我们做领导的不客气了。”我低着头，看着自己的双脚。
　　外屋，蒋宝富正帮着指导员家砌炉灶。那公家的绘着蒙古花纹的的红柜上摆满了锅碗瓢盆。“哼！你的一举一动我都掌握，别看我和你不在一起。七连广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以后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许胡思乱想，对你的处理是兵团党委定的，你只有低头认罪才是惟一出路！”
　　我耷着头，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自己屋子。
　　1970年9月11日
　　天津新来的知青刘福来下午见了我面，突然笑嘻嘻地打起招呼，问寒问暖，把我搞得不知所措。最后他收敛起笑容，正正经经问：“有钱没有？借哥儿们几块，我买巴勒登的马靴还差一点。”
　　我工资就那么一点点，很多东西都缺，需要买，哪有钱借给他呢？很抱歉地回绝。
　　他失望地走了。
　　1970年9月13日
　　清晨5点，兵团战士们还在酣睡，我已奉蒋排长之命去井房压水。要在上班以前，把坯场上大大小小十几个水坑灌满，以便一上班就能干活儿。
　　防风、山萝卜、锦鸡儿等许多草都枯萎了，只有丝石竹像几片稀疏的小雪花悬在枝头，纤细的茎杆上挂着密密麻麻的泪珠。
　　秋天的早晨最凄清，真让我害怕。
　　劳累困顿了一天后，躺上床就着，睡觉把一切人间的苦痛全吞没了。忘记了自己是反革命，忘记了周围人的冷眼。偶尔还能做一个甜甜的梦。然而早晨一睁开眼，那自由了一晚上的灵魂又被反革命枷锁套上，好别扭啊！休息一夜，已麻木，白天的神经又变得对痛苦异常敏感。人在倒大霉时，早上刚醒来的那片刻最难受。
　　晨曦的天空，碧蓝碧蓝，可是却很冷。草上、地上、墙上、水车上……都凝着一层白霜。
　　天完全亮了，已经压了1000多下，连里还一片寂静。
　　1970年9月14日
　　和指导员谈完话后，再也不敢对别人说：“我不是反革命”了。除了每天写日记，和日记说话外，跟谁也不说话。每天总低着头，不看任何人，不理任何人。拼命干活儿，把自己躲在泥巴里。
　　最害怕再被拉到全连人面前批斗。
　　没有脸盆，总顾不上买。只早晨到井边的马槽里洗一把脸，经过一夜的沉淀，马槽里的水清澈见底，绿汪汪的。当我俯伏在槽边呼哧呼哧往脸上泼水时，感觉这样子和一个电影里的人有点像，但记不清是什么电影。
　　1970年9月15日
　　已经一个多星期了，两个班脱坯，就我一人和泥，从上班到下班一刻不停地干也供不上。齐淑珍还老挑刺，不是嫌泥和稀了，就是草少了，或者有疙瘩。这位女排长心细如发，泥里如果有一个乒乓球大的泥块，就让我重新和。好不容易和好了一堆泥，他们也不爱惜，总拣好叉的用，不一会儿就光，我把剩下的一大片泥底敛到一块，再重新和。
　　刚开始，新来的知青对我还客气，但在排长的影响下，越来越横，好像这才成熟，这才有立场。那个刘福来，因为没借钱给他，对我尤其恶，一会儿让我用二齿捯一捯，一会儿让我用脚踩一踩……纵情享受着随意支使我的乐趣。
　　看他那神气劲儿，好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还以为自己多能。
　　1970年9月16日
　　天天总浸在泥水里，双手裂了五六条口子。皮肤好像得了癣，一片一片地掉皮；脚也裂了两道又长又深的口子。为了把泥和好，需要用脚踩。有时踩泥巴时，泥里的细草恰好扎进脚心上的裂口里，疼痛钻心。
　　挥动二齿捯呀，捯呀，无休无止地捯，连直一下腰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不管男女，谁都可以随便指挥我，甚至小白音的话，我都得像圣旨一样执行。这孩子才15岁，还常常尿炕，父亲是本地一赶大车的。
　　身旁的刘福来和几个穿得干干净净的姑娘聊天，不时哈哈大笑。我发现这小子流里流气，特爱耍把人。当我口渴趴在马槽上喝水时，他就在旁边快活地吹口哨，跟女的挤眉弄眼（牧民饮马时，习惯吹口哨，据说马可以多喝点）。
　　晚上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腿上、胳膊上沾着一块块干泥巴就倒在地铺上。即使有劲也不敢把泥巴去掉，汗毛与干泥块凝固在一起，搓下去极疼。
　　1970年9月17日
　　关押期间，那个一个劲往牢房里看，跟我打架的大黑个子，原来是七连新来的天津知青张宝峰，外号大傻。被调到团部运输连开汽车后，趾高气扬，跟谁都搞不好关系。一次他穿着花格格衬衣，叼着烟卷，戴着墨镜，在军人服务社跟女售货员吵架，被李主任看见了，狠训了一顿，当即退回七连。
　　大傻回连后，一见我就面带笑容，伸出手说：“哥儿们错了，都怨哥儿们有眼不识泰山。”
　　我自然不愿打架，顺水推舟地跟他握了握手，寒暄几句。
　　蒋宝富知道后，马上找我谈话，了解事情整个经过。
　　第二天上午，男生排停了半天工，开会批判张宝峰。
　　会议中间，老蒋把我叫到会场，让我向大家讲述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一进屋，金刚正在发言：“……不分敌我，向一个反革命分子赔礼道歉，和反革命分子称兄道弟，这是严重的丧失阶级立场……”一看见我，马上沉默，很有点尴尬。
　　我站在门口，向大家讲完经过后，连连说：“这事全怨我态度不好，没遵守关押的纪律。”
　　老蒋说：“你去场院干活去吧。”
　　会场上气氛很紧张，大傻汗流满面，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能猜到离开后，他们怎样批判大傻，怎样把我说得多反动。但不愿深想，只要不当面骂，让他们批判吧。
　　1970年9月19日
　　李主任领着团秋收工作组住在七连。他很少到男生排来，最爱去女生宿舍了解情况。听女生们闲聊时说，他喜欢掰腕子，常把小姑娘们拧得吱吱乱叫。
　　没见过他干活儿，经常提着半自动到草原里打灰鹕、地普。平常我遇见他，头一低就过去，不想跟他说话。
　　今天下午，在全连大会上，李主任讲话时点了我的名。他以长辈的口吻说：“你们连有个别同志幼稚得很，一点阶级斗争观念都没有，竟然向林胡赔礼道歉！林胡是个什么东西？现行反革命分子，怎么能这么没有立场呢？张宝峰来了没有？你要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还得了？不要逞什么英雄，林胡那两下子不挺厉害吗？往台上一撅，小鸡腿照样打哆嗦！”
　　我在门外听到这话，好像皮鞭抽在脸上，疼极了。
　　1970年9月20日
　　连里的气氛冷如冰。刚开始的好奇消失，代之的是冷漠敌意。特别是女生，一见我好像见了大强奸犯，躲得远远
　　给韦小立的信，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念了，说我很会勾引妇女。日记里反省的那个事，也被兵团战士当成了大逆不道，道德败坏，为我招来极度鄙视。
　　被子扯破了，拿到赶车的老常家，想请他老婆用机器补补。他老婆开门见是我，面露惧色：“林胡啊，不是我不想给你补，这两天你老常叔刚为换马的事挨了指导员批评。要是他知道我们帮你补了被子，不定给你常叔扣什么大帽子哩！唉，实在是害怕哟！”她四下看了看，又低声说：“指导员整天瞪着眼，找我们的茬子……”
　　我愣住了，不知说什么好。
　　她向我干笑一下，忙把门关上。
　　这小小钉子碰得我呆若木鸡，拿着被子，茫然伫立。
　　休息时，我去马车班看看报纸，只去了两次，班长马慈爱就冷冷地对我说：“你以后不要总到这儿来了，连里规定不许乱串班，丢了东西不好说。”
　　到五间房干活，我晚了一步。大车走了，只差几十米。我赶忙跑着追，并大声喊：“等等……”车上坐着10多个兵团战士，没一个人让赶车的停一下。他们好奇地注视着我焦急地奔跑。
　　离大车越来越近，眼看就可以扒上车，只听一声鞭响，4匹马大颠了起来，我一下子被甩在了后面，车上的小青年欢呼着，怪叫着。
　　过去，谁对我的狗稍微横一点，就好不恼火。进马车班时，王连富冷冰冰的没笑脸，一直耿耿于怀，可是比起现在遇到的又算得了什么？
　　那一道道轻蔑的目光好像烧红的烙铁，烙在我脸颊上，烙在那皮肉最薄却聚集着最多自尊细胞的地方。
　　我真担心自己受不了。一个人的脸能承受多少烙铁啊！
　　1970年9月24日
　　今天中午吃肉包子，对于每月只有百分之十白面的内蒙兵团战士来说，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饭刚一打回来，班里那帮天津知青就一窝蜂拥上去，拼命抢着，生怕包子不够吃。我自然不能和他们一起抢，也反感这样干，就走了，等他们都拿了之后，才回来。这时桶里只剩下一堆烂糊糊的包子皮。为了干活有劲儿，只好硬着头皮吃。
　　这些天津小痞子，贪心得很，抢了许多包子，吃不了，就只吃肉馅，把皮扔回饭桶里。
　　那一堆包子皮残碎不堪，油汪汪的，好像一堆在嘴里咀嚼过又吐出来的秽物，吃得我直恶心。
　　没饱，又到食堂要饭。在昏暗的伙房里，杨淑芬睁着圆圆的大眼睛。那瞳仁黑白分明，闪闪发亮。听说我要馒头，赶紧从笼屉里拿了两个递给我。
　　心里万分感谢，但没说话。
　　1970年9月29日
　　今天中午，在男生排山墙处看见金刚独自拉琴。四下无人，我坐在了他身旁。
　　他瞥了我一眼，沉默不语，并没要走的意思。
　　“金刚，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家？”
　　他面孔严肃，两个镜片闪着白光，正视了我一会儿说：“你是我毕生中第一个看错的人，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什么人？”
　　“自私、卑鄙、虚伪。”
　　我急忙解释。他连听也不听地站起来，冷冷说：“为了一个女人，不惜出卖你最好的朋友。”
　　“是雷厦先出卖的我呀！”我大声喊道。
　　可是他已扬长而去。
　　我怎么出卖朋友了？把那封信提前几天给韦小立，怎么叫出卖呢？雷厦混过去了，我却成了反革命，还这么狠的骂我！情绪沮丧极了，晚饭一点胃口也没有。
　　1970年10月1日国庆节
　　天空阴暗，飘着稀零零的雪花，窗户和门洞张着大口，呼呼地吹进冷风。我蜷缩在皮得勒下面，尽情享受着小憩的甜蜜滋味。
　　这是回连辛苦劳动了一个月后的第一次休息。一动不动躺着真舒服，真美妙！跟摘了背铐一个滋味。就这么躺了整整一天。
　　回想这一个月，天天都在拼命，榨尽身上最后一点力气去挖土、和泥。一天10小时的苦力真能把全身每一个关节磨下去一厘米。
　　为了不让那些虎视眈眈盯着我的人，挑出毛病，为了争取不明真相的人的同情，咬着牙苦干，受了批判的大傻现在猛跟我划清界限，猛汇报我。晚上到小树林转一圈他汇报，去食堂要了两个馒头他也汇报，积极得可笑。
　　也有人真好。如张韦竟敢当着指导员的面，给了我一块从家里寄来的月饼。他当时刚收到家里寄来的吃的，可能是高兴坏了，在场的谁都给了一块。
　　还有天津知青小老，食堂吃饺子时，他走在我前面，一手偷偷伸到背后，递给我一瓣蒜。
　　白天过去了，除了一头猪，没人来我的屋。自己缩在皮得勒下面躺着，尽情吮吸着一动不动躺着的美妙滋味。
　　夜静悄悄的，北京现在一定很热闹。天安门广场上放着焰火，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而眼前却是一片昏暗。粗糙的土墙上干裂了许多细缝：地上散乱着一丛丛苇子；干瘪的水桶上粘着洗不掉的水泥渣。
　　1970年10月5日
　　昨夜加夜班，是对自己意志、体力、内脏的又一次考验。白天在坯场上挖了9个钟头的土，除了两次小便和吃中午饭，中间没休息一分钟。这挖土在脱坯里是最枯燥，最累人的活儿。从早到晚蹬铁锹，蹬到最后，脚心特别特别疼。
　　整整一白天，胳膊扔了上千鍬，脚也蹬了上千鍬，眼睛发直，胳膊、腿也都灌了铅一样的死沉，心里暗暗盼着太阳快快落山，快点下班。
　　吃过晚饭，正躺在毡子上小憩，蒋宝富专门来通知我到场院加班：扛麻袋入库。心一下子凉了。挖一天土，力气全用光，再去背麻袋怎么受得了？一千个不想去，一万个不想去。可是没法子，指导员在库房亲自督阵。
　　“脱一天大坯，晚上还背麻袋，这不要咱盒儿钱吗？我操他沈大肚子的妈！”大傻骂骂咧咧地来了。
　　刘福来愤愤他说：“指导员怎么不让二排来？就会巴结女生！”
　　入库的是糜子，死沉死沉，每袋都在190斤以上。一袋、二袋、三袋……越到后越费劲，因为糜子多了，踏板总被埋住。脚直接走在糜子堆里，软绵绵的像趟沙漠。糜子比小麦滑溜，背上一麻袋，踩在上面，能陷到小腿肚子深。一步一步摇摇晃晃往里走。
　　别人可以把麻袋倒在门口，我得倒在里面，要背着麻袋走到糜子堆最顶上。虽就几米路，却非常消耗。因外面低，里面高，而且库房里灰尘弥漫，特呛。
　　刘福来很机灵，找了个解麻袋绳的轻闲活儿，大傻撅着嘴，慢腾腾地背着麻袋，别人扛第二袋，他一口袋还没倒完。
　　一拖车卸完后，大家马上东倒西歪靠墙根坐下，盼着装麻袋的拖拉机晚点来，好多歇一会儿。可是不过20分钟，满载麻袋的拖拉机又突突突地开过来。
　　“往里倒！往里倒！都倒在门口，下一车怎么办？”指导员怒冲冲吼着。
　　别人背完一袋后，可以歇那么半分钟，我却不能。指导员的目光老盯着我。在快累趴蛋的时候，歇这半分钟太重要了。有这半分钟就可以再坚持一阵子，没这半分钟就虚得重心不稳，腿发软。
　　三四十度的糜子堆，往上走一步，五脏六腑都得使劲。挖了整整一天上后，再背190斤的麻袋，再往上爬那软溜溜的糜子堆，再一口气扛八九袋，再干到深夜12点，所做的功比场院上的骡子绝对一点也不少！即使我体力再好，小腿肚子再粗也吃不住呀！
　　于到最后，晕头转向，腿一软，跌倒在糜子堆里。
　　指导员的声音又响起：“不要倒在门口，怎么说了不听呀！”
　　他一点也不知道背190斤的麻袋，爬三四十度糜子堆的滋味。我实在没劲了，爬起来，双腿跪在糜子堆里用力推，用力揪……那圆鼓鼓的麻袋像粘住了，一动不动。下巴顶住麻袋，在松软的糜子里扭呀，拖呀，滚呀……一寸一寸往上蹭。拼老命把这口袋扭到库中间倒了出来。浑身上下全是尘土。鞋帮、脖子、头发全是糜子粒。
　　这袋完了，定定神，又是一袋。胯骨压得吱吱响，小腿打着哆嗦。咬牙坚持着，颤颤巍巍地背，一直背到夜里一点。真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能挺了过来。身子软得要倒，此时此刻，相信连七八岁小孩都能一拳把我打个跟头。
　　当我披上衣服朝宿舍走去时，黑暗中听见大傻对旁人说：“唉呀，这小逼孩是他妈有劲。”
　　说错了，不是我有劲，是大棒有劲儿。指导员说：“不老实随时可以批斗你！”就是辕马屁股后面的棒子。
　　10月x日
　　锡林浩特知青好不得意，北京知青四分五裂，分崩离析，对他们威胁全无。
　　托郭北去西乌旗给我买双皮鞋，他推说时间太紧而拒绝，别人让他带东西，却笑嘻嘻地答应。他还大言不惭地向我要拳套：“你应该改邪归正，不要再动拳脚了，把破拳套就给我吧。”
　　我说：“不”。
　　楚继业帮助他说话：“你玩儿这个对思想改造不利。贡献出来，让大家练练嘛。”
　　“不，我的拳套有纪念意义。”
　　10月11日
　　10月份工资刚发就丢了，十四块四。
　　成天干活儿，累得要命，钱的概念麻木了，领了工资就随便塞在棉衣口袋里，像塞团手纸。可是发现丢了后，又特心痛，悔恨交加。
　　丢了钱也没法找。告诉了排长，他说调查一下，但也就是应付应付。当了反革命，连抓小偷的权利也没有。即使知道谁拿的，也没力量要。本来就让人监督改造，得罪了小偷，更要招祸。只好自认倒霉，不再声张。小偷真聪明呀，偷反革命的钱最赚了，领导不管，本人不敢追查，又符合一打三反精神。
　　从团部牢房回来，真是一贫如洗，衣物丢了不少。只剩下两个破褂子，一床破棉被。难道反革命的东西就可以随便偷吗？我找指导员请求帮助找，他一本正经说：“你的东西是雷厦保管的，丢了找他去。”
　　可是雷厦已调到十连，我怎么找？
　　已经给家去了好几封信，都没回音，现在就全靠这一点钱为生。原计划用这月工资买一双翻毛皮鞋，省得挖土脚心疼。还得买枕头，买脸盆，买绒衣绒裤……钱一丢，什么也没法买了。
　　10月19日
　　天气一天天冷了。早晨，马槽子里的水结了一层薄冰，寒气袭人。
　　给新盖的食堂上笆泥。
　　我赤着脚在冰冷的泥水中，飞快地挥舞着二齿。刘福来和大傻缩着脖子，又跳又跺脚，双手捂着耳朵，冻成那样，还有心思互相骂着玩儿。
　　“你妈逼！”
　　“你妈逼！”
　　……
　　一来一往，不知厌倦地重复着这3个字。
　　和完泥又开始扔。食堂比一般房子高，往上扔泥是最累的活儿。他们三四人轮流扔一堆泥，我一人扔一堆，没人替换。扔呀扔呀，一下一下用力扔。好像扔光了这堆泥就有了出路。头发上、背上、胳膊上、脸上全是泥浆。
　　一大堆一大堆的泥被扔到了房顶。
　　仿佛听见老姬头对另一个农工说：“林胡这小子有精神病吧，咋那么疯干。”
　　周围景物在泥点子里越来越模糊。
　　中午吃小米饭，刘福来挺热情地给我盛了一碗菜。但觉得有点少，看看别人碗里，是我的二三倍。一下子就火了。我把菜倒进桶里，又重新盛了一大碗。伙食费没一分没少交，活儿一点儿不少干，为什么这样？
　　刘福来满不在乎地笑着。对这天津的小毛孩越来越反感。
　　下午继续往房上扔泥。
　　晚饭，每人就3个馒头，实在不够。我吃完了又到食堂去要，如果馒头不给，来点小米饭也行。不料，新上任的炊事班长张芳玲绷着脸说：“你们排长说了，不让食堂给你。让你在班里吃。”
　　尴的我没话说。
　　晚上去场院加班，差一个馒头就是不行，饿得难受。不明白蒋宝富为什么不让炊事班给我吃的？他不是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吗？
　　10月20日
　　寒流来了。全连停工学习。我无权学习，回到自己屋里。为御寒，捡了一张大生牛皮挡住窗户，又捡了一个烂皮裤，扯开堵严余下的窟窿。门用一个沾满白灰的破马槽挡住。屋里很暗，总算不漏风了。
　　我龟缩在皮得勒下面，望着屋顶，那椽子和柳笆好像一个巨大的筐倒扣在头上，开始胡思乱想。
　　不让学习也好，躺着休息。过去我虽不善言谈，不善交际，但有朋友，有拐棍，日子还过得去。可现在却众叛亲离，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对之倾诉憋在心中委屈的人。我把想说的话一封一封写在信上，寄给母亲，却没有回音。
　　莫不是人一当了反革命，连亲娘都不认了？
　　说话一定要注意，千万小心，汇报我成了班里小知青的一项任务。真是到处都是眼睛。窗户上有、墙上有、角落里有、厕所里有、草原上有……
　　在这样的环境下，玩儿命干活儿是我惟一保存自己的救命稻草。每天干活回来，累得往铺上一躺，根本没力气洗，连上厕所都懒。5个手指头全伸不直，满是裂口。
　　傍晚，一头黑猪哼叽叽闯进屋，乱拱乱啃，几乎要啃到我脸了，用半块土坯狠狠砸去。它嚎叫着蹿出门。反革命把人的性格也扭曲，成天卑躬屈膝，只有对猪，才能表现出一点男人的勇猛。
　　从早到晚俯首贴耳，俯首贴耳……耻辱啊！
　　10月23日
　　学大寨变冬闲为冬忙。连里不顾气候寒冷，决定突击挖一条水渠。别人规定一天挖3米，我被规定5米。下午干完后，老蒋走过来，验收质量。
　　“完啦？”
　　我点点头。
　　“这斜面不平，用铁鍬拍拍。”
　　我边拍边说：“这也不是造飞机，差不多就行了。一流水，多平也要冲坏。”
　　刘福来一下子蹿过来，气冲冲他说：“嘛，学大寨差不多行吗？”
　　我像被蛇咬了一口，打了个寒战。
　　“排长，他散布反动言论，斗小逼孩的！”
　　老蒋皱皱眉头，生气地挥挥手。
　　“嘛，指导员不是发话了吗，不老实就斗逼孩的！”
　　我不敢言声，一说话就得和他干起来。赵干事的影子还在，他那一堆黑黑的小铐子记忆犹新。
　　老蒋劝解着把他推走：“晚上再说，晚上再说。”
　　走了老远，还听见刘福来的声音：“这小逼孩的一点儿也不老实，别看他不言不语的，可狂了。”
　　下了班，不敢回自己屋，先到了连部。指导员不在，只有文书楚继业。
　　我向他讲了这情况，请他主持公道。
　　他严肃地说：“你先回班里去。等我们把情况了解清楚了，再处理。”
　　我问：“回去，他们要斗我怎么办？”
　　脸上有几颗麻子的文书开导说：“这是一个改造思想的好机会吗，思想改造是痛苦的，不触及灵魂不行，只有触及了灵魂，才能改造好。”
　　我默默无语，心想锡林浩特知青与北京的再有矛盾，也不应这么把我往火坑里推。
　　“你回班里去吧，我有事要走。”他催促着。
　　没办法，只好离开连部，提心吊胆了一晚上。谢天谢地，没有把我叫去斗。
　　10月25日
　　今天早上，看见李晓华正在系马肚带。那马很不老实，她使劲一勒，马就回头咬她一口，后蹄还不住地乱蹬，急得她满脸通红。我赶忙走过去，她一见我要帮她，好像厄运临头，离老远就大声说：“我自己来，自己来，没事。”
　　以为是客气话，没停下脚步。她却瞪着我，严厉地说：“不用，不用！”口气极硬。
　　难道反革命连帮人卖卖力气的权利都没有？我呆呆站着，望着她那双美丽眼睛，默默想：“李晓华呀，当初我和王连富打架，也是为了替你出口气，现在你却这个样子对我！”
　　真惨，自己怎么陷入了这种境地？回连那么些天了，就没见到一张朝我真诚微笑的脸（大傻向我道歉无非是怕我揍他。张韦是收到家里寄来的东西，高兴得忘了我的身份）。我盼着有人向我微笑一下，如果十块钱能买来一个真诚的微笑，我情愿每月花十块去买。钱有什么用？一个月见不到一张向你友好微笑的脸才最难忍受。
　　现在，很希望能得到人们的同情，哪怕是怜悯。过去对同情这东西不了解，不太介意。有人鄙弃同情怜悯，以为接受了是耻辱。现在我明白了，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连垃圾都能吃。拒绝别人同情不是他处境还好，就是他得的同情太多，来得还容易。
　　去年现在，正绞尽脑汁，写血书，想法让指导员批准给自己枪。一年后的现在，却变成了这个样子！

　　以上是我刚回连这一段的日记（经过了整理）。
　　这一阶段，自己干活不是一般地干，而是狂热地干，拼命地干，天天都在累趴蛋的边缘。为什么呢？事实上并没有坐牢杀头之危。
　　或许是那惊心动魄的批斗会真把我斗伤了，斗成了惊弓之鸟，一听见批斗会就紧张，在它的恐怖魔影下，我不敢偷懒，一味猛干！
　　所谓批斗会就是用暴力把一个人的身躯。四肢、五官、表情弄丑，在成千上万人面前展览，一个大活人被当成动物园里的野兽供男女老幼观赏……还有什么羞辱人的方式比这更甚呢？秦始皇的暴行数不胜数，却没听说过大秦王朝搞批斗会。
　　对有点知识，有点自尊心的青年人来说，在那黑压压的人群面前弯腰撅腚，跟往指甲盖里戳钉子一样可怕！
　　当初，为了打饭路上和韦小立相遇那几秒，花费了多少心思打扮，用热水洗，用毛巾搓，非把脸擦红为止，还打许多香皂，让脸上有股香味。临出门前要对小镜子照半天……可是一场批斗会就把这苦心经营的形象全毁灭。我被迫歪着脖子，扭着双臂，弯腰屈膝，痛苦得龇牙咧嘴，站在自己所膜拜的女神面前！
　　想起来，心里就打怵。数月不见，小伙子总要打扮得漂漂亮亮与心爱的姑娘会面。而我关了6个月后，是在一个凶恶的批斗会上与韦小立重了逢。早晨连脸都没洗，蓬头散发的。
　　实在是怵批斗会，害怕再让她看见自己被撅挨斗的丑态……拼命干活，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让人挑不出一点毛病，让谁都找不到借口把我弄到批斗会上。
　　但是，这口气并没有服。给党中央的申诉信草稿早已写好，那把扫帚就放在自己的褥子底下。
　　当我面目肮脏，衣衫褴褛地蹲在没门窗的屋里，把头伸进瘪水桶，像野狗一样喝冷水时，不相信这辈子就永远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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