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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回连监督改造


  这是1970年8月下旬,秋收大忙季节。
  连队的夜生活跟火车站一样紧张火热。场院上灯火通明,扬场机不知疲倦地吼叫着,把一道道粗粗的粮流射到夜空。扫麦皮的知青头披麻袋,紧张地挥舞扫把。扛麻袋的被压得哼哼哟哟,一趟一趟往库房里倒。屋里的墙上,晃动着拖拉机灯光,轰轰的马达声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深夜,从很远很远的麦地里,还传来康拜因的轰响。
  粮食堆积如山。兵团组建后的第一年获得了大丰收(也是最后一个大丰收)。
  七连又分来了一批天津知青。这些新来的人干活不要命,如同在马厩里憋久了的小马驹,到了草原拼命撒欢儿。人人都争先恐后干,想给别人留个好印象。
  但我的生活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1970年8月29日
  昨天,赵干事通知我,让我回连。今天夹着那把扫帚,坐在了老姬头的大车上。沿途望着路边齐胸高的野草,又高兴又伤心。高兴的是总算自由了,伤心的是却成了反革命,如同白白的馒头上盘着条蛆。
  老姬头对我还客气,允出一半大毡让我坐。
  到连后,向指导员报了到。他正在场院指挥入库。
  “指导员,我回来了。”
  “嗯,什么时候到的?”他倒背双手,微笑着,一副居高临下样子。
  “刚到。”
  “嗯,以后你跟三班一块干活。”
  “我住哪儿?”
  指导员皱着眉头,沉思着:“连里刚刚新来了一批天津知青,房子很挤。”
  “不是新盖了一排房吗?”
  “没安门窗。”
  “没关系,我就睡那儿吧。”
  指导员点点头。
  周围一大帮男男女女都停下了工作,静静地注视我。这些人大都是新来的。我低着头,缓缓离去,双腿仿佛有千斤之重。
  从库房里取出了自己的行李,又潮又湿,带着浓浓的霉味儿。衣服包里,好一点的衣服全不翼而飞,所幸摔跤衣和拳套还在。问保管,衣服怎么都丢了。他说是雷厦收拾的,丢了找他去。这保管原来很老实,现在对我不冷不热,真是墙倒众人推。
  在新盖的那栋房里,铺上点苇子,搭个地铺。屋里没门窗,早晚很凉,我把屋里的碎土坯头堆在门口,防止鸡猪到床上拉屎撒尿。
  从没当过反革命,从没过过反革命生活,现在开始亲身体验了。一定尽量少说话,不卑不亢,保存好自己。
  得悉,雷厦调到十连,山顶调到九连,金刚还在七连。把我们完全拆散。
  1970年9月1日
  烈日当空,万里无云。
  今天备土脱坯。自己远离大家一个人干。光着膀子,一鍬一鍬整整挖了一上午。吃过午饭后,又整整挖了一下午,中间除了尿尿,一分钟也不敢停,总觉得四周有许多严厉眼睛在盯着我。一鍬土看上不多,挖一天却能堆成蒙古包那么大一堆,挖到最后,往上扔一鍬土,得倾尽全身之力,否则土又沿着斜面滚下来。
  长时间单调地干,脑子变得很僵,似乎塞满了泥土,什么思想也没有。
  踩铁鍬,踩得脚心很疼。手上也磨了好几个血泡。
  晚上疲劳之极,仍坚持着找排长蒋宝富谈了谈。在昏暗的小油灯下,我坦率地告诉他,批判会上说的很多都不符合事实。我一不反党,二不反毛主席,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
  蒋宝富的小眼睛轮子似地转着,里面闪着几丝兴奋,几丝同情,几丝好奇。他摇晃了几下长脑袋说:“你是不是反革命我不管,反正兵团是那么定的。不过共产党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我们对你也要讲政策。”
  1970年9月3日
  在去坯场的路上,天津知青皮金生向我点点头:“嘿,白了啊。出来真还不如在里头蹲着舒服,哼,整天脱大坯,累得你肝儿疼。”
  我没说话,叹了一口气。
  “嘿,还没见瘦。不亏,真的,我想蹲都不让我蹲。哼,养得白白胖胖多好!”
  我不知他什么意思,感慨道:“你是没蹲过,蹲几天就知道滋味了。”
  皮金生留着笔小胡子,身体很壮,善踢足球。好奇地问:“你不觉得宽大你了吗?”
  “宽大个屁!这么处理根本不符合事实。”
  皮金生睁大眼睛:“可人们都说对你最宽大了,原来说要给你判刑的。”
  我据理力争,向他逐条驳斥了自己的所谓罪状。他听后同情道:“慢慢来吧,慢慢地你就会好起来。”说完从口袋里掏出几个沙果硬塞给我。心里热乎乎的,当初我和王连富打完架后,他曾拍着我肩膀,连称:“哥儿们镇了!哥儿们镇下!”
  今天得知王连富死活不回七连,已调到三连赶大车。太好了,否则我非倒大霉。
  1970年9月7日
  穿着露脚趾头的破解放鞋,给刘英红她们班和泥抹猪圈。双手裂满了小口儿,刚开始干时,手指头根本伸不直,稍不注意就钻心疼。
  一看见刘英红温敦敦的面孔,就想起在批斗大会上那刻毒的咒骂,这怎么会是同一个人呢?真令人难以置信。总想找机会看看她的眼睛,寻找里面有没有隐藏起来的同情,可是她的目光总躲着我。
  凭着直觉,能感到韦小立也在附近。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每逢远远听见她吆喝猪的声音,心里就咚咚跳几下,不由得竖起耳朵。虽然低头干活,眼睛又近视,但总能准确判断出那群猪及她的位置。右边、走动、站住……异性间的生物雷达,比最精密的电子仪器还灵。
  挑水时,和她在井房碰上。她一认出我,赶忙离开井房,在外面等着。心里直发酸,闭上眼,咬着牙,飞快地打好水,挑出井房。人一成了反革命,就好像成了剧毒物质,不能挨近。
  回到泥堆,深深地弯下腰和泥。烂泥堆才是咱应该呆的地方。
  1970年9月8日
  今天,上会计屋领自己的工资。
  会计陆彬冷冰冰说:“让指导员开条来。”
  兵团并没说停发我的工资,他凭什么要我开条?明显的刁难。他要有点同情心,绝不会来这个。过去,跟锡林浩特知青没搞好关系,现在只好吃苦果。下班后找到指导员,在我的要求领工资的条子上签了字,陆彬才给了钱。
  1970年9月9日
  今天,找指导员谈了谈,结果被狠狠地训了一顿。
  我十分恳切地说:“指导员,我确实不是反革命……”
  他的脸马上阴下来,不客气地打断我的话:“哼,你干的那些事判个十年八年的完全够格儿。这么处理你够宽大的了,可你对自己的罪行却一点没认识。回连后,四处跟人说你不是反革命,冤枉你了。告诉你,林胡,团里有指示,你不老实,随时可以对你进行批斗。我奉劝你还是老实一点。”
  见指导员这样训我,痛苦万分地嗫喘道:“我是老老实实的啊,每天刷盆洗碗,扫地倒土,加班加点,拼命干活,够老实的了。”
  他大眼珠一转,冷笑着:“什么,天天刷盆洗碗怎么了,为人民服务吗,加班加点怎么了,我还常常加班加点呢,劳动改造就得多干点,要不怎么叫劳动改造?现在对你够可以的了,不要不知好歹。本来,你回连的那天,团里就让开个批斗会,可正赶上秋收,连里工作很忙就算了。你要是再这么四处嚷嚷冤枉了你,就不要怪我们做领导的不客气了。”我低着头,看着自己的双脚。
  外屋,蒋宝富正帮着指导员家砌炉灶。那公家的绘着蒙古花纹的的红柜上摆满了锅碗瓢盆。“哼!你的一举一动我都掌握,别看我和你不在一起。七连广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以后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许胡思乱想,对你的处理是兵团党委定的,你只有低头认罪才是惟一出路!”
  我耷着头,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自己屋子。
  1970年9月11日
  天津新来的知青刘福来下午见了我面,突然笑嘻嘻地打起招呼,问寒问暖,把我搞得不知所措。最后他收敛起笑容,正正经经问:“有钱没有?借哥儿们几块,我买巴勒登的马靴还差一点。”
  我工资就那么一点点,很多东西都缺,需要买,哪有钱借给他呢?很抱歉地回绝。
  他失望地走了。
  1970年9月13日
  清晨5点,兵团战士们还在酣睡,我已奉蒋排长之命去井房压水。要在上班以前,把坯场上大大小小十几个水坑灌满,以便一上班就能干活儿。
  防风、山萝卜、锦鸡儿等许多草都枯萎了,只有丝石竹像几片稀疏的小雪花悬在枝头,纤细的茎杆上挂着密密麻麻的泪珠。
  秋天的早晨最凄清,真让我害怕。
  劳累困顿了一天后,躺上床就着,睡觉把一切人间的苦痛全吞没了。忘记了自己是反革命,忘记了周围人的冷眼。偶尔还能做一个甜甜的梦。然而早晨一睁开眼,那自由了一晚上的灵魂又被反革命枷锁套上,好别扭啊!休息一夜,已麻木,白天的神经又变得对痛苦异常敏感。人在倒大霉时,早上刚醒来的那片刻最难受。
  晨曦的天空,碧蓝碧蓝,可是却很冷。草上、地上、墙上、水车上……都凝着一层白霜。
  天完全亮了,已经压了1000多下,连里还一片寂静。
  1970年9月14日
  和指导员谈完话后,再也不敢对别人说:“我不是反革命”了。除了每天写日记,和日记说话外,跟谁也不说话。每天总低着头,不看任何人,不理任何人。拼命干活儿,把自己躲在泥巴里。
  最害怕再被拉到全连人面前批斗。
  没有脸盆,总顾不上买。只早晨到井边的马槽里洗一把脸,经过一夜的沉淀,马槽里的水清澈见底,绿汪汪的。当我俯伏在槽边呼哧呼哧往脸上泼水时,感觉这样子和一个电影里的人有点像,但记不清是什么电影。
  1970年9月15日
  已经一个多星期了,两个班脱坯,就我一人和泥,从上班到下班一刻不停地干也供不上。齐淑珍还老挑刺,不是嫌泥和稀了,就是草少了,或者有疙瘩。这位女排长心细如发,泥里如果有一个乒乓球大的泥块,就让我重新和。好不容易和好了一堆泥,他们也不爱惜,总拣好叉的用,不一会儿就光,我把剩下的一大片泥底敛到一块,再重新和。
  刚开始,新来的知青对我还客气,但在排长的影响下,越来越横,好像这才成熟,这才有立场。那个刘福来,因为没借钱给他,对我尤其恶,一会儿让我用二齿捯一捯,一会儿让我用脚踩一踩……纵情享受着随意支使我的乐趣。
  看他那神气劲儿,好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还以为自己多能。
  1970年9月16日
  天天总浸在泥水里,双手裂了五六条口子。皮肤好像得了癣,一片一片地掉皮;脚也裂了两道又长又深的口子。为了把泥和好,需要用脚踩。有时踩泥巴时,泥里的细草恰好扎进脚心上的裂口里,疼痛钻心。
  挥动二齿捯呀,捯呀,无休无止地捯,连直一下腰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不管男女,谁都可以随便指挥我,甚至小白音的话,我都得像圣旨一样执行。这孩子才15岁,还常常尿炕,父亲是本地一赶大车的。
  身旁的刘福来和几个穿得干干净净的姑娘聊天,不时哈哈大笑。我发现这小子流里流气,特爱耍把人。当我口渴趴在马槽上喝水时,他就在旁边快活地吹口哨,跟女的挤眉弄眼(牧民饮马时,习惯吹口哨,据说马可以多喝点)。
  晚上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腿上、胳膊上沾着一块块干泥巴就倒在地铺上。即使有劲也不敢把泥巴去掉,汗毛与干泥块凝固在一起,搓下去极疼。
  1970年9月17日
  关押期间,那个一个劲往牢房里看,跟我打架的大黑个子,原来是七连新来的天津知青张宝峰,外号大傻。被调到团部运输连开汽车后,趾高气扬,跟谁都搞不好关系。一次他穿着花格格衬衣,叼着烟卷,戴着墨镜,在军人服务社跟女售货员吵架,被李主任看见了,狠训了一顿,当即退回七连。
  大傻回连后,一见我就面带笑容,伸出手说:“哥儿们错了,都怨哥儿们有眼不识泰山。”
  我自然不愿打架,顺水推舟地跟他握了握手,寒暄几句。
  蒋宝富知道后,马上找我谈话,了解事情整个经过。
  第二天上午,男生排停了半天工,开会批判张宝峰。
  会议中间,老蒋把我叫到会场,让我向大家讲述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一进屋,金刚正在发言:“……不分敌我,向一个反革命分子赔礼道歉,和反革命分子称兄道弟,这是严重的丧失阶级立场……”一看见我,马上沉默,很有点尴尬。
  我站在门口,向大家讲完经过后,连连说:“这事全怨我态度不好,没遵守关押的纪律。”
  老蒋说:“你去场院干活去吧。”
  会场上气氛很紧张,大傻汗流满面,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能猜到离开后,他们怎样批判大傻,怎样把我说得多反动。但不愿深想,只要不当面骂,让他们批判吧。
  1970年9月19日
  李主任领着团秋收工作组住在七连。他很少到男生排来,最爱去女生宿舍了解情况。听女生们闲聊时说,他喜欢掰腕子,常把小姑娘们拧得吱吱乱叫。
  没见过他干活儿,经常提着半自动到草原里打灰鹕、地普。平常我遇见他,头一低就过去,不想跟他说话。
  今天下午,在全连大会上,李主任讲话时点了我的名。他以长辈的口吻说:“你们连有个别同志幼稚得很,一点阶级斗争观念都没有,竟然向林胡赔礼道歉!林胡是个什么东西?现行反革命分子,怎么能这么没有立场呢?张宝峰来了没有?你要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还得了?不要逞什么英雄,林胡那两下子不挺厉害吗?往台上一撅,小鸡腿照样打哆嗦!”
  我在门外听到这话,好像皮鞭抽在脸上,疼极了。
  1970年9月20日
  连里的气氛冷如冰。刚开始的好奇消失,代之的是冷漠敌意。特别是女生,一见我好像见了大强奸犯,躲得远远
  给韦小立的信,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念了,说我很会勾引妇女。日记里反省的那个事,也被兵团战士当成了大逆不道,道德败坏,为我招来极度鄙视。
  被子扯破了,拿到赶车的老常家,想请他老婆用机器补补。他老婆开门见是我,面露惧色:“林胡啊,不是我不想给你补,这两天你老常叔刚为换马的事挨了指导员批评。要是他知道我们帮你补了被子,不定给你常叔扣什么大帽子哩!唉,实在是害怕哟!”她四下看了看,又低声说:“指导员整天瞪着眼,找我们的茬子……”
  我愣住了,不知说什么好。
  她向我干笑一下,忙把门关上。
  这小小钉子碰得我呆若木鸡,拿着被子,茫然伫立。
  休息时,我去马车班看看报纸,只去了两次,班长马慈爱就冷冷地对我说:“你以后不要总到这儿来了,连里规定不许乱串班,丢了东西不好说。”
  到五间房干活,我晚了一步。大车走了,只差几十米。我赶忙跑着追,并大声喊:“等等……”车上坐着10多个兵团战士,没一个人让赶车的停一下。他们好奇地注视着我焦急地奔跑。
  离大车越来越近,眼看就可以扒上车,只听一声鞭响,4匹马大颠了起来,我一下子被甩在了后面,车上的小青年欢呼着,怪叫着。
  过去,谁对我的狗稍微横一点,就好不恼火。进马车班时,王连富冷冰冰的没笑脸,一直耿耿于怀,可是比起现在遇到的又算得了什么?
  那一道道轻蔑的目光好像烧红的烙铁,烙在我脸颊上,烙在那皮肉最薄却聚集着最多自尊细胞的地方。
  我真担心自己受不了。一个人的脸能承受多少烙铁啊!
  1970年9月24日
  今天中午吃肉包子,对于每月只有百分之十白面的内蒙兵团战士来说,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饭刚一打回来,班里那帮天津知青就一窝蜂拥上去,拼命抢着,生怕包子不够吃。我自然不能和他们一起抢,也反感这样干,就走了,等他们都拿了之后,才回来。这时桶里只剩下一堆烂糊糊的包子皮。为了干活有劲儿,只好硬着头皮吃。
  这些天津小痞子,贪心得很,抢了许多包子,吃不了,就只吃肉馅,把皮扔回饭桶里。
  那一堆包子皮残碎不堪,油汪汪的,好像一堆在嘴里咀嚼过又吐出来的秽物,吃得我直恶心。
  没饱,又到食堂要饭。在昏暗的伙房里,杨淑芬睁着圆圆的大眼睛。那瞳仁黑白分明,闪闪发亮。听说我要馒头,赶紧从笼屉里拿了两个递给我。
  心里万分感谢,但没说话。
  1970年9月29日
  今天中午,在男生排山墙处看见金刚独自拉琴。四下无人,我坐在了他身旁。
  他瞥了我一眼,沉默不语,并没要走的意思。
  “金刚,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家?”
  他面孔严肃,两个镜片闪着白光,正视了我一会儿说:“你是我毕生中第一个看错的人,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什么人?”
  “自私、卑鄙、虚伪。”
  我急忙解释。他连听也不听地站起来,冷冷说:“为了一个女人,不惜出卖你最好的朋友。”
  “是雷厦先出卖的我呀!”我大声喊道。
  可是他已扬长而去。
  我怎么出卖朋友了?把那封信提前几天给韦小立,怎么叫出卖呢?雷厦混过去了,我却成了反革命,还这么狠的骂我!情绪沮丧极了,晚饭一点胃口也没有。
  1970年10月1日国庆节
  天空阴暗,飘着稀零零的雪花,窗户和门洞张着大口,呼呼地吹进冷风。我蜷缩在皮得勒下面,尽情享受着小憩的甜蜜滋味。
  这是回连辛苦劳动了一个月后的第一次休息。一动不动躺着真舒服,真美妙!跟摘了背铐一个滋味。就这么躺了整整一天。
  回想这一个月,天天都在拼命,榨尽身上最后一点力气去挖土、和泥。一天10小时的苦力真能把全身每一个关节磨下去一厘米。
  为了不让那些虎视眈眈盯着我的人,挑出毛病,为了争取不明真相的人的同情,咬着牙苦干,受了批判的大傻现在猛跟我划清界限,猛汇报我。晚上到小树林转一圈他汇报,去食堂要了两个馒头他也汇报,积极得可笑。
  也有人真好。如张韦竟敢当着指导员的面,给了我一块从家里寄来的月饼。他当时刚收到家里寄来的吃的,可能是高兴坏了,在场的谁都给了一块。
  还有天津知青小老,食堂吃饺子时,他走在我前面,一手偷偷伸到背后,递给我一瓣蒜。
  白天过去了,除了一头猪,没人来我的屋。自己缩在皮得勒下面躺着,尽情吮吸着一动不动躺着的美妙滋味。
  夜静悄悄的,北京现在一定很热闹。天安门广场上放着焰火,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而眼前却是一片昏暗。粗糙的土墙上干裂了许多细缝:地上散乱着一丛丛苇子;干瘪的水桶上粘着洗不掉的水泥渣。
  1970年10月5日
  昨夜加夜班,是对自己意志、体力、内脏的又一次考验。白天在坯场上挖了9个钟头的土,除了两次小便和吃中午饭,中间没休息一分钟。这挖土在脱坯里是最枯燥,最累人的活儿。从早到晚蹬铁锹,蹬到最后,脚心特别特别疼。
  整整一白天,胳膊扔了上千鍬,脚也蹬了上千鍬,眼睛发直,胳膊、腿也都灌了铅一样的死沉,心里暗暗盼着太阳快快落山,快点下班。
  吃过晚饭,正躺在毡子上小憩,蒋宝富专门来通知我到场院加班:扛麻袋入库。心一下子凉了。挖一天土,力气全用光,再去背麻袋怎么受得了?一千个不想去,一万个不想去。可是没法子,指导员在库房亲自督阵。
  “脱一天大坯,晚上还背麻袋,这不要咱盒儿钱吗?我操他沈大肚子的妈!”大傻骂骂咧咧地来了。
  刘福来愤愤他说:“指导员怎么不让二排来?就会巴结女生!”
  入库的是糜子,死沉死沉,每袋都在190斤以上。一袋、二袋、三袋……越到后越费劲,因为糜子多了,踏板总被埋住。脚直接走在糜子堆里,软绵绵的像趟沙漠。糜子比小麦滑溜,背上一麻袋,踩在上面,能陷到小腿肚子深。一步一步摇摇晃晃往里走。
  别人可以把麻袋倒在门口,我得倒在里面,要背着麻袋走到糜子堆最顶上。虽就几米路,却非常消耗。因外面低,里面高,而且库房里灰尘弥漫,特呛。
  刘福来很机灵,找了个解麻袋绳的轻闲活儿,大傻撅着嘴,慢腾腾地背着麻袋,别人扛第二袋,他一口袋还没倒完。
  一拖车卸完后,大家马上东倒西歪靠墙根坐下,盼着装麻袋的拖拉机晚点来,好多歇一会儿。可是不过20分钟,满载麻袋的拖拉机又突突突地开过来。
  “往里倒!往里倒!都倒在门口,下一车怎么办?”指导员怒冲冲吼着。
  别人背完一袋后,可以歇那么半分钟,我却不能。指导员的目光老盯着我。在快累趴蛋的时候,歇这半分钟太重要了。有这半分钟就可以再坚持一阵子,没这半分钟就虚得重心不稳,腿发软。
  三四十度的糜子堆,往上走一步,五脏六腑都得使劲。挖了整整一天上后,再背190斤的麻袋,再往上爬那软溜溜的糜子堆,再一口气扛八九袋,再干到深夜12点,所做的功比场院上的骡子绝对一点也不少!即使我体力再好,小腿肚子再粗也吃不住呀!
  于到最后,晕头转向,腿一软,跌倒在糜子堆里。
  指导员的声音又响起:“不要倒在门口,怎么说了不听呀!”
  他一点也不知道背190斤的麻袋,爬三四十度糜子堆的滋味。我实在没劲了,爬起来,双腿跪在糜子堆里用力推,用力揪……那圆鼓鼓的麻袋像粘住了,一动不动。下巴顶住麻袋,在松软的糜子里扭呀,拖呀,滚呀……一寸一寸往上蹭。拼老命把这口袋扭到库中间倒了出来。浑身上下全是尘土。鞋帮、脖子、头发全是糜子粒。
  这袋完了,定定神,又是一袋。胯骨压得吱吱响,小腿打着哆嗦。咬牙坚持着,颤颤巍巍地背,一直背到夜里一点。真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能挺了过来。身子软得要倒,此时此刻,相信连七八岁小孩都能一拳把我打个跟头。
  当我披上衣服朝宿舍走去时,黑暗中听见大傻对旁人说:“唉呀,这小逼孩是他妈有劲。”
  说错了,不是我有劲,是大棒有劲儿。指导员说:“不老实随时可以批斗你!”就是辕马屁股后面的棒子。
  10月x日
  锡林浩特知青好不得意,北京知青四分五裂,分崩离析,对他们威胁全无。
  托郭北去西乌旗给我买双皮鞋,他推说时间太紧而拒绝,别人让他带东西,却笑嘻嘻地答应。他还大言不惭地向我要拳套:“你应该改邪归正,不要再动拳脚了,把破拳套就给我吧。”
  我说:“不”。
  楚继业帮助他说话:“你玩儿这个对思想改造不利。贡献出来,让大家练练嘛。”
  “不,我的拳套有纪念意义。”
  10月11日
  10月份工资刚发就丢了,十四块四。
  成天干活儿,累得要命,钱的概念麻木了,领了工资就随便塞在棉衣口袋里,像塞团手纸。可是发现丢了后,又特心痛,悔恨交加。
  丢了钱也没法找。告诉了排长,他说调查一下,但也就是应付应付。当了反革命,连抓小偷的权利也没有。即使知道谁拿的,也没力量要。本来就让人监督改造,得罪了小偷,更要招祸。只好自认倒霉,不再声张。小偷真聪明呀,偷反革命的钱最赚了,领导不管,本人不敢追查,又符合一打三反精神。
  从团部牢房回来,真是一贫如洗,衣物丢了不少。只剩下两个破褂子,一床破棉被。难道反革命的东西就可以随便偷吗?我找指导员请求帮助找,他一本正经说:“你的东西是雷厦保管的,丢了找他去。”
  可是雷厦已调到十连,我怎么找?
  已经给家去了好几封信,都没回音,现在就全靠这一点钱为生。原计划用这月工资买一双翻毛皮鞋,省得挖土脚心疼。还得买枕头,买脸盆,买绒衣绒裤……钱一丢,什么也没法买了。
  10月19日
  天气一天天冷了。早晨,马槽子里的水结了一层薄冰,寒气袭人。
  给新盖的食堂上笆泥。
  我赤着脚在冰冷的泥水中,飞快地挥舞着二齿。刘福来和大傻缩着脖子,又跳又跺脚,双手捂着耳朵,冻成那样,还有心思互相骂着玩儿。
  “你妈逼!”
  “你妈逼!”
  ……
  一来一往,不知厌倦地重复着这3个字。
  和完泥又开始扔。食堂比一般房子高,往上扔泥是最累的活儿。他们三四人轮流扔一堆泥,我一人扔一堆,没人替换。扔呀扔呀,一下一下用力扔。好像扔光了这堆泥就有了出路。头发上、背上、胳膊上、脸上全是泥浆。
  一大堆一大堆的泥被扔到了房顶。
  仿佛听见老姬头对另一个农工说:“林胡这小子有精神病吧,咋那么疯干。”
  周围景物在泥点子里越来越模糊。
  中午吃小米饭,刘福来挺热情地给我盛了一碗菜。但觉得有点少,看看别人碗里,是我的二三倍。一下子就火了。我把菜倒进桶里,又重新盛了一大碗。伙食费没一分没少交,活儿一点儿不少干,为什么这样?
  刘福来满不在乎地笑着。对这天津的小毛孩越来越反感。
  下午继续往房上扔泥。
  晚饭,每人就3个馒头,实在不够。我吃完了又到食堂去要,如果馒头不给,来点小米饭也行。不料,新上任的炊事班长张芳玲绷着脸说:“你们排长说了,不让食堂给你。让你在班里吃。”
  尴的我没话说。
  晚上去场院加班,差一个馒头就是不行,饿得难受。不明白蒋宝富为什么不让炊事班给我吃的?他不是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吗?
  10月20日
  寒流来了。全连停工学习。我无权学习,回到自己屋里。为御寒,捡了一张大生牛皮挡住窗户,又捡了一个烂皮裤,扯开堵严余下的窟窿。门用一个沾满白灰的破马槽挡住。屋里很暗,总算不漏风了。
  我龟缩在皮得勒下面,望着屋顶,那椽子和柳笆好像一个巨大的筐倒扣在头上,开始胡思乱想。
  不让学习也好,躺着休息。过去我虽不善言谈,不善交际,但有朋友,有拐棍,日子还过得去。可现在却众叛亲离,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对之倾诉憋在心中委屈的人。我把想说的话一封一封写在信上,寄给母亲,却没有回音。
  莫不是人一当了反革命,连亲娘都不认了?
  说话一定要注意,千万小心,汇报我成了班里小知青的一项任务。真是到处都是眼睛。窗户上有、墙上有、角落里有、厕所里有、草原上有……
  在这样的环境下,玩儿命干活儿是我惟一保存自己的救命稻草。每天干活回来,累得往铺上一躺,根本没力气洗,连上厕所都懒。5个手指头全伸不直,满是裂口。
  傍晚,一头黑猪哼叽叽闯进屋,乱拱乱啃,几乎要啃到我脸了,用半块土坯狠狠砸去。它嚎叫着蹿出门。反革命把人的性格也扭曲,成天卑躬屈膝,只有对猪,才能表现出一点男人的勇猛。
  从早到晚俯首贴耳,俯首贴耳……耻辱啊!
  10月23日
  学大寨变冬闲为冬忙。连里不顾气候寒冷,决定突击挖一条水渠。别人规定一天挖3米,我被规定5米。下午干完后,老蒋走过来,验收质量。
  “完啦?”
  我点点头。
  “这斜面不平,用铁鍬拍拍。”
  我边拍边说:“这也不是造飞机,差不多就行了。一流水,多平也要冲坏。”
  刘福来一下子蹿过来,气冲冲他说:“嘛,学大寨差不多行吗?”
  我像被蛇咬了一口,打了个寒战。
  “排长,他散布反动言论,斗小逼孩的!”
  老蒋皱皱眉头,生气地挥挥手。
  “嘛,指导员不是发话了吗,不老实就斗逼孩的!”
  我不敢言声,一说话就得和他干起来。赵干事的影子还在,他那一堆黑黑的小铐子记忆犹新。
  老蒋劝解着把他推走:“晚上再说,晚上再说。”
  走了老远,还听见刘福来的声音:“这小逼孩的一点儿也不老实,别看他不言不语的,可狂了。”
  下了班,不敢回自己屋,先到了连部。指导员不在,只有文书楚继业。
  我向他讲了这情况,请他主持公道。
  他严肃地说:“你先回班里去。等我们把情况了解清楚了,再处理。”
  我问:“回去,他们要斗我怎么办?”
  脸上有几颗麻子的文书开导说:“这是一个改造思想的好机会吗,思想改造是痛苦的,不触及灵魂不行,只有触及了灵魂,才能改造好。”
  我默默无语,心想锡林浩特知青与北京的再有矛盾,也不应这么把我往火坑里推。
  “你回班里去吧,我有事要走。”他催促着。
  没办法,只好离开连部,提心吊胆了一晚上。谢天谢地,没有把我叫去斗。
  10月25日
  今天早上,看见李晓华正在系马肚带。那马很不老实,她使劲一勒,马就回头咬她一口,后蹄还不住地乱蹬,急得她满脸通红。我赶忙走过去,她一见我要帮她,好像厄运临头,离老远就大声说:“我自己来,自己来,没事。”
  以为是客气话,没停下脚步。她却瞪着我,严厉地说:“不用,不用!”口气极硬。
  难道反革命连帮人卖卖力气的权利都没有?我呆呆站着,望着她那双美丽眼睛,默默想:“李晓华呀,当初我和王连富打架,也是为了替你出口气,现在你却这个样子对我!”
  真惨,自己怎么陷入了这种境地?回连那么些天了,就没见到一张朝我真诚微笑的脸(大傻向我道歉无非是怕我揍他。张韦是收到家里寄来的东西,高兴得忘了我的身份)。我盼着有人向我微笑一下,如果十块钱能买来一个真诚的微笑,我情愿每月花十块去买。钱有什么用?一个月见不到一张向你友好微笑的脸才最难忍受。
  现在,很希望能得到人们的同情,哪怕是怜悯。过去对同情这东西不了解,不太介意。有人鄙弃同情怜悯,以为接受了是耻辱。现在我明白了,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连垃圾都能吃。拒绝别人同情不是他处境还好,就是他得的同情太多,来得还容易。
  去年现在,正绞尽脑汁,写血书,想法让指导员批准给自己枪。一年后的现在,却变成了这个样子!


  以上是我刚回连这一段的日记(经过了整理)。
  这一阶段,自己干活不是一般地干,而是狂热地干,拼命地干,天天都在累趴蛋的边缘。为什么呢?事实上并没有坐牢杀头之危。
  或许是那惊心动魄的批斗会真把我斗伤了,斗成了惊弓之鸟,一听见批斗会就紧张,在它的恐怖魔影下,我不敢偷懒,一味猛干!
  所谓批斗会就是用暴力把一个人的身躯。四肢、五官、表情弄丑,在成千上万人面前展览,一个大活人被当成动物园里的野兽供男女老幼观赏……还有什么羞辱人的方式比这更甚呢?秦始皇的暴行数不胜数,却没听说过大秦王朝搞批斗会。
  对有点知识,有点自尊心的青年人来说,在那黑压压的人群面前弯腰撅腚,跟往指甲盖里戳钉子一样可怕!
  当初,为了打饭路上和韦小立相遇那几秒,花费了多少心思打扮,用热水洗,用毛巾搓,非把脸擦红为止,还打许多香皂,让脸上有股香味。临出门前要对小镜子照半天……可是一场批斗会就把这苦心经营的形象全毁灭。我被迫歪着脖子,扭着双臂,弯腰屈膝,痛苦得龇牙咧嘴,站在自己所膜拜的女神面前!
  想起来,心里就打怵。数月不见,小伙子总要打扮得漂漂亮亮与心爱的姑娘会面。而我关了6个月后,是在一个凶恶的批斗会上与韦小立重了逢。早晨连脸都没洗,蓬头散发的。
  实在是怵批斗会,害怕再让她看见自己被撅挨斗的丑态……拼命干活,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让人挑不出一点毛病,让谁都找不到借口把我弄到批斗会上。
  但是,这口气并没有服。给党中央的申诉信草稿早已写好,那把扫帚就放在自己的褥子底下。
  当我面目肮脏,衣衫褴褛地蹲在没门窗的屋里,把头伸进瘪水桶,像野狗一样喝冷水时,不相信这辈子就永远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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