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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千鈞压力


  我被抓走后,连里发生的事情,许多年后才知道。
  姜傻子的那封电报,加深了指导员对我有一个集团的怀疑。
  1970年2月26日晚上,指导员接到团政治处李主任电话,通知第二天要来抓我。指导员连夜派人把我监视起来。当时,我正为韦小立的事痛苦得要命,没注意到门外老有人走动。雷厦早上进我的屋,也被他们发现。
  在把我叫到连部戴铐的时候,全连集合到四班,听李主任传达中央文件。
  他中等身材,健壮结实。大黑脸盘上嵌着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络腮胡子黑黑密密,硬硬扎扎。鼻正口直,小平头,外表给人印象非常好,很有点江湖好汉的感觉。
  此刻,他不慌不忙地抽口烟,眯着眼,缓缓地一字一句地念起来: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1970)3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
  自从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形势大好。但是国内外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乘机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联,阴谋暴乱;……有的破坏插队下放。……为了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必须坚决地稳、准、狠地予以打击。……一、要放手发动群众……二、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三、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四、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动员。杀,判之前要交给群众讨论……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五、要统一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批准,报中央备案……六、要加强各级革委会和军管会军管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
  ……
                      1970年1月31日
  (此件只发到省、军级领导核心,以下各级均由省、军级派人口头传达。本件不再印发,更不许登报、广播、出文件。)
                       中共中央办公厅
                     1970年2月2日发出
                        共印1827份


  念完后,李主任用犀利的目光向大家扫了一眼:“根据团党委决定,你连林胡需要隔离审查。党委号召七连广大群众,积极地对他进行揭发检举。”
  寥寥几句话,在屋子里造成了强烈震动。知青们惊得睁大眼睛,竖起耳朵等着他说下去。
  李主任呷了一口茶,不说了。
  指导员宣布:“现在散会,休息半小时后,各班组织讨论。”
  我的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地上散落着书,炕上扔着破衣服,手提包里的东西都倒了出来。日记、书信、照片、“毛泽东抗美铁血团”的大印、去越南带的国旗等全被抄走。
  为防止人趁火打劫,雷厦把我的东西都卷在行李卷里,放到了连部库房。
  第三天,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说:团党委指示,林胡的问题严重,是我团一打三反的重点专案之一。还宣布了人事变动:刘英红代理班长职务暂停,边工作边检查;金刚调出机务队,与农工一起干活儿;韦小立去食堂喂猪;雷厦继续属勤杂班,放连部马群。
  会场上鸦雀无声,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复员老战士在连里耀武扬威,不可一世;锡林浩特知青昂首阔步,更受重用;北京知青处境空前孤立。
  齐淑珍在大家面前提起有人到连部偷听,气得脸通红,大骂卑鄙可耻。可有谁知道,正是这位18岁的少女自己也老爱踮着脚尖在门外偷听别人说话,密告领导,向党献忠心。她曾老老实实承认,做梦也想入党。在班务会上,她口气很硬地对韦小立说:“大家都发言了,揭发了林胡不少问题。你给他补过棉裤,还跟他单独聊过,也该说说了。”
  韦小立不知说什么好,结巴了半天:“我就跟他说过一次话,对他一点儿也不了解。”
  晚上,韦小立来到刘英红的屋,哭了。刘英红安慰道:“你知道的就说,不知道就不说,反正得实事求是。”
  这天,指导员把刘英红叫到连部。
  “刘英红哇,组织上号召大家揭发林胡,并不是要整谁,而是为了把他的问题搞清楚。你不但应该支持广大群众揭发,自己也应该积极揭发,你是位很优秀的同志,可不要在这件事上摔跟头哇。”
  刘英红很诚恳地对指导员说:“我要知道就揭发,可我确实不了解林胡,原来我们不是一个学校的,到内蒙后,也从来没和他共过事。”
  “你们关系很密切嘛!”
  “也就是一般关系。”
  “什么一般关系?你看,林胡在日记里怎么写的?”指导员把一本红皮日记递给刘英红。
  她看见一行潦草难看的字迹:“我觉得刘英红是一个充满正气的光明辐射体,是一团干净柔和的空气,没有刺人的棱角,每逢和她接触一次后,就觉得惭愧,自己太自私,太肮脏,像粪坑里的屎。”
  指导员盯着刘英红:“你要觉悟哇。一般关系,他能说出这种话吗?一般关系,她能让你给韦小立送信吗?”
  刘英红低头不语。
  指导员的大眼睛里闪着严厉的光,嘴角上却挂着甜甜的微笑,像烧饼吊在驴腚上,极不和谐。
  赵干事温和地说:“小刘呀,你本是师、团树立的先进典型,结果却被取消了先进的资格。多可惜呀!你落得这个下场,就吃亏在你脑袋里少了一根弦。”用手指指脑袋:“少了一根阶级斗争的弦。林胡、雷厦他们与你接近是想借助你的威信来达到他们的个人目的。他们拉拢你,是要把你当成他们的挡箭牌。你被人利用了还蒙在鼓里。小刘哇,你可是工人阶级的后代,一定要听党的话。你不是要求入党吗?现在是党考验你的时候了。忠不忠于毛主席就看你能不能和林胡划清界限,揭发他。”
  刘英红不会迎和,不会装假,她直不愣叽地说:“赵干事,我确实不知道林胡的问题,我们聊过天,但从没聊过政治问题。在整党过程中,我也没有和他联系过。”
  指导员脸上的横肉颤了颤:“你的态度一定要端正。”
  “那也不能昧着良心瞎说呀!”
  沈指导员、赵干事面带愠色,默默无声地注视这个温敦敦的北京姑娘。
  不久,陈政委亲自给刘英红打了个电话问:“你看过林胡给韦小立的信吗?”
  “看过。”
  “看出什么问题没有?”
  “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
  话筒里传来严厉的声音:“你这个同志怎么回事?还有没有一点阶级斗争观念?他那封信非常反动,非常恶毒,充满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明目张胆地为走资派喊冤叫屈。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林胡决不单纯是打架问题,还有许多更严重的政治问题。组织上相信你是要革命的,希望你能跟他划清界限。听见没有,领导花了那么多心血培养你,不希望你犯错误。说实话,我们都很为你着急啊!听说你现在还有一些情绪,是不是?不要斤斤计较领导的态度,领导批评你,是为了你好,不想看到你摔跟头。要相信党,相信组织,可不能有什么情绪噢!”
  刘英红含着泪“嗯”了一声。
  为预防万一,刘英红决定把自己的日记全部烧掉。
  那天晚上,她们插上门,放下窗帘。张芳玲站在门旁放哨,韦小立帮助一页一页撕日记,刘英红往火炉子里扔。
  火苗跳跃着,黑蝶似的纸灰随着热空气缓缓飘扬。这厚厚的两大本日记,记载着一个北京知识青年在边疆一年来的战斗生活。在阿勒华蒙古包,她写下了第一次和牧民放羊的情景;在赤日炎炎的东河草场,她描述了一个黝黑的女驭手怎样驯服了惊马;无论在宝昌公共汽车站,西乌旗招待所,还是在茫茫草原,无论干活儿多累,事情多忙,她总要挤出一点几时间写几句,其中有不少是寒冬腊月缩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成。
  可现在,这一篇篇灵魂修炼的结晶,兴无灭资的记录史却无声无息地葬身在火焰里。
  它有什么过错?不能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第一页是用钢笔描黑的几个字:“牢记七.三批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第二页是工工整整抄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密密麻麻十几万字,不是学习心得,就是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的任何一闪念,都坦白在此。连到商店买东西挑一挑都作为只顾自己不顾国家和别人的坏意识而痛心反省,猛烈批判。这样一本贞女修行录般的日记,此刻却不得不往火里扔。
  刘英红知道,只要老沈随便从这个本子里找点事,就可以把她说得里外不是人。
  火苗活泼地跳跃着,二个姑娘表情沉重,黯然无语。为了避免冒烟,被人发现,她们十几页十几页地烧,整整用了一晚上。那插队生活的各种记载,近乎残酷的自我批判,全变成了灰烬。
  临到后来,她们也不害怕了,边烧边轻轻唱。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
  想念毛泽东
  ……


  渐渐伤感起来,三个人泪流满面。
  这个画面不是我虚构,而是真实地发生在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时的茫茫锡林郭勒草原。
  “小韦哇,你来兵团的时间虽然不长表现却很不错。父亲的问题终究是父亲的,儿女没有责任。这次连队嘉奖,支部把你的名字也报上去了。怎么样,不要顾虑,向组织谈谈林胡的问题吧。”赵干事态度温和地说。
  “我只跟他说过一次话,对他的事确实一点也不了解。”
  “你知道林胡为什么给你写信吧,他嘴里嚷嚷什么‘同情’,但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不要他的信是很对的。他这个人政治上反动,生活上道德败坏。他的日记写得下流极了,简直说不出口。幸亏你对他有警觉,要不多危险!”
  韦小立一声不吭。
  “他刺探过省委内部什么情况没有?”
  “没有。”
  “比如省委班子里有多少人被打倒了,有多少被整死了……他问过没有?”
  “没有。”
  “他提过建立什么组织没有?”
  “没有。”
  “小韦呀,不要怕,问题是谁的就是谁的。是你的跑不了,不是你的,想安也安不上。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出身不能选择,走什么道路自己却能选择嘛。”
  晚上,韦小立蒙在被子里偷偷啜泣。对一个才18岁的女孩来说,这笼罩在头上的恐怖阴影实在难以招架。
  开完会后,雷厦的心头像压了块千斤重的大石块。他茫无头绪,站在雪地上发愣。
  指导员把他叫到连部,不客气地说:“你是林胡最好的朋友,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跟他划清界限,积极揭发检举;一条是与他同流合污,继续顽抗。两条路由你自己选。七连整党中发生的政治事故,你是为首的,除了揭发林胡之外,你还要坦白交待你自己在整党中的所作所为。明白吗?”
  雷厦盯着指导员,“照”了一会儿,什么话也没说。
  抓了人,连里气氛恐怖,知青们都很紧张。过去每天晚上,常有些知青到雷厦的屋里聊天,听他讲些绿林好汉的故事,现在没人敢去;过去到食堂打饭时,他身边总是聚着几个人,彼此说说笑笑,现在他独来独往,没人敢和他一块走。大家都知道他是林胡死党,父亲是国民党的特务,过几天,很可能也被抓起来,尽量躲着他。连里的锡林浩特知青这下子特神气。小地方的人,大本事没有,就善于保护自己。在整我们北京知青的事上,他们起了复员兵所起不了的作用,帮了指导员一个大忙。
  比如他们告诉指导员,金刚也是林胡分子,向人吹过林胡摔跤厉害,有一阵,为了去掉自己身上酸气,摹仿林胡不洗脸,不洗脚,穿破衣服。
  金刚的日子更加困难。紧张得要命,马上找指导员,噙着泪为自己辩解。“我们刚来草原后,就和林胡有矛盾,以后几乎没什么来往。他仗着自己胳膊粗,以头头自居。为条小狗打我,为吹灯的事跟吴山顶闹翻,为条马绊打老高头……我们都对他有看法”。
  吴山顶也被迫交待了私刻公章,伪造介绍信来内蒙的事。
  雷厦除了在宿舍里写材料,外出活动要向指导员请假,批准后才能走。连里还宣布,他在停止工作检查期间,工资全部扣除,只给伙食费。
  他的脸消瘦了,眼里充满血丝,紧锁着双眉,终日缄默不语。
  他曾对指导员说:“别耗着了,你要想抓我,就快点抓吧。”
  指导员干笑道:“你别想得太多,要相信组织,积极揭发林胡。”
  “我和林胡来草原后就闹翻了,互不理睬。这全七连的老知青都知道。到现在,我们的关系也没完全恢复。我和他接触很少,他干什么事也不和我商量,我干什么事也不和他商量。我知道的就说,不知道的也没法说。”
  以后,指导员每次找他,他只是默默地听,懒得为自己辩解。面对指导员的凌厉攻势,他只是淡淡地说:“我考虑考虑。”
  他引颈就戮,闭上眼等着那致命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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