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老鬼-->血色黄昏-->十二　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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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同情

　　一天晚上，找刘英红帮我补补棉裤。她不在，屋里只有韦小立一个人，睁大眼睛望着我。
　　对这位省委第一书记的女儿，很有些好奇。我坐在炕沿上问：“你是怎么来的？”
　　“我们是姐妹三个自己跑来的。在兵团司令部泡了4个月，兵团也不敢要我们，后来我们给林副主席、周总理写了信，才批准接收。”
　　“为什么到这儿来？”
　　“打仗呗！”
　　“怎么不跟你姐姐在一个连呢？”
　　“都在一个连没意思。”
　　从外表上看，韦小立算不上漂亮。圆脸、小鼻子、脖子很短，明显地让人觉得不顺眼。但也不丑，端正中还有一两分秀气，嘴唇特鲜艳。她的眼睛清澈见底，一看就知道没什么坏心眼儿，完全可以放心。
　　我和韦小立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反正闲呆着没事干，多找人聊天，拉拉关系，可以缓和自己的孤立状态。
　　“你是为了包子跟王连富打架的吧？”她突然问道，眼睛直视前方，并不看我。
　　“不是！根本不是包子的问题。这些复员兵仗着当了几天兵，连里大大小小的官儿都由他们垄断，狂极了，白以为高人一等，随便欺压知识青年。王连富是个出了名的二杆子，谁都骂，谁都不放在眼里。这次打架包子只不过是个导火索。”
　　我的眼睛也直视前方问：“王连富拿着扁担要戳李晓华你知道吧？”
　　她点点头。突然抬起头问：“你为什么来这儿呢？”
　　“打仗啊。”
　　“那你为什么不去越南？”她眼睛依旧不看我，盯着对面墙上的语录。
　　“我去过，但没戏，总理有指示，所有过去的红卫兵都要返回。我们最后又都给送回来。”
　　“那时，我们也打算去越南。”
　　沈指导员穿着崭新的绿军装，挺着大肚子，突然闯进屋找刘英红，他很注意地看了我和韦小立一眼，又出去了。开始沉默。可能是被指导员看见，她有点害怕。
　　“我的棉裤扯了一个大口子，想让刘英红帮我缝缝。”
　　她点点头，默默拿过去。
　　3天以后，我拿回棉裤，一看就知道不是刘英红缝的。补上了两块绿补丁，线缝得有指甲盖那么长，针脚歪七扭八，傻呵呵，一点儿不像是女人干的活儿。
　　特高兴，她没被指导员吓倒，帮我补了棉裤。
　　韦小立是1969年9月份来我连的，平时不爱说话，她父亲1967年就被整死。尸体解剖后，塞了一肚子大字报纸，扔进火葬场。一派说她父亲是自杀，一派说是谋杀，谁也搞不清楚，就把他的胃放在药水里保存，留着请北京的医学权威鉴定。
　　她家也被洗劫一空，赶出省委大院。全家7口人挤在一间普通市民住的小屋里。屋窄人多，孩子们不得不睡在桌子和箱子上。
　　当我在茫无际涯的雪原上，看见韦小立孤零零的身影时，心里涌出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记得那次扫羊粪，我们乘大车到一个很远的羊粪盘扫。在大风中，羊粪未漫天飞舞，她连上风口、下风口都不懂，全身披着一层粪未。
　　文革中，我是反血统论的。但在思想深处又有血统论的思想。我觉得干部子弟好像一棵树上的叶子。连里干部子女很少，和她一见如故。
　　一天，我去食堂打饭，听几个锡林浩特知青正在议论韦小立。
　　“笨得要死，到井边打桶水，半个小时也打不满。”
　　“帮厨时，一棵葱让她给剥下去一多半，可能从来没干过。”
　　“嘿嘿，省长的千金小姐嘛！”
　　我想起了韦小立在风雪中拼力抡大镐的情景，这怎么是娇小姐？
　　“他父亲是不是定成走资派了？”
　　脸上有麻点的连部文书楚继业，很确定他说：“是走资派。兵团介绍信上写得清清楚楚：其父走资派已定，她们系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我忍不住道：“可我听人说，她父亲没历史问题，不是坏人。将来可能会解放。”
　　他们望着我，沉默了。
　　楚继业严肃说：“她父亲可是《人民日报》点了名的。”
　　心想《人民日报》点了名的也有平反的，但没敢说。我并不偏袒干部子弟。有许多干部子弟在声色犬马中腐化堕落或碌碌无为，但就像过去许多官僚地主子弟投身革命一样，干部子弟当中也真有抛弃安逸舒适，一心追求真理，为老百姓谋利益的。有人对干部子弟有偏见，认为没一个好东西，这也太过分。
　　因为和复员兵关系不好，和锡林浩特知青关系也不好，我们几个北京知青很孤立。尤其是我，打完架后，谣言一个又一个。说我持刀威胁贫下中牧；说我训狗咬解放军；说我是打砸抢分子，在北京混不下去了……全是没影儿的事。
　　此外，王连富住在团部医院不出来，到处告状。团里几个头头都找了，逢人就解开衣服，让人看他身上的紫血印，激起了不少人的同情。
　　尽管绝对保密，关于家里的事也有一些风言风语，说什么父亲被捕了，是他在军调处给王光美开的介绍信……
　　新来的天津知青对我都有点害怕，不敢来往过多。
　　为什么自己陷入了这个处境？为什么谗言恶语总围绕我？是我力气不大，拳头不硬吗？不，挺举240，悠双杠90，小腿42厘米，自信白镇六十一团。是我脑子笨吗？也不像。在校时，数学常常是八九十分，智力不算杰出，也够得上中等。
　　关键是自己出身不硬。文艺界的名人在社会上太臭。在兵团，更是被团长、政委所蔑视。这些革命军人最厌恶文化人，最瞧不起文艺界。我自然不招他们喜欢。
　　唉，当个作家的儿子，可把我坑苦了。
　　一个健壮，花大力气练过摔跤打拳的男子汉进入社会后，步子尚且如此艰辛，纤弱稚嫩，孤单单的韦小立更不知有多困难呢！谁不知道，她父亲是S省有名的大走资派，《人民日报》点了名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呢。
　　大家都会记得，1967年首都红卫兵战果展览会上，有一副巨大漫画，上面画了一棵树，树根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三个人头，树上有很多果子，全是各省第一书记的脑袋，其中有一颗就是韦小立的父亲。
　　我很同情她。
　　1969年春节前夕，给刘英红写了一封信，感谢她平时对我的帮助，感谢她常常跟我接近，用她的威信支援了我，多少提高了一点我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最后请她多多关心一下韦小立。父亲有问题，不应歧视孩子。
　　后来这封信被韦小立看见。她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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